第一篇：安樂死案例及討論

“漢中案件”可謂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第一案。案件大致如此：

1984年10月，患者夏素文，59歲，被醫院診斷為“肝硬化腹水”。1986年6月，病情加重，被送入漢中市傳染病院肝炎科住院診療。經該院肝炎科主任、主治醫師蒲連生診斷為：１、肝硬化腹水；２、肝性腦病（肝腎綜合癥狀）；３、滲出性潰瘍并褥瘡２－３度。入院后的第三天，病人煩燥不安，于1996年6月28日清晨開始昏睡，８時醫院查房，夏素文的兒子王明成向該院院長雷某詢問病情，雷某答：“病人送得太遲，已經不行了”。王聽后，要求為其母實施安樂死，免受痛苦，雷回絕。９時，王明成及其妹王曉玲來到蒲連生辦公室，要求為其母實施安樂死，蒲先回絕，在王明成兄妹表示愿意承但責任后，蒲開了100毫克復方冬眠靈的處方，注明家屬要求“安樂死”，王明成在處方上簽了“兒子，王明成，6月28日9點40分”的字樣。護士長將處方退回醫生辦公室，拒絕執行。蒲又指令實習生為夏執行處方，實習醫生不從，但在蒲的斥責下，無奈違心地為夏注射，實際只向病人的體內注射了75毫克。蒲又交代接班醫生李某，“夏素文若在12點尚未咽氣,你再打一針”。后李某又開了100毫克復方冬眠靈的處方，讓護士注射。夏素文于29日凌晨5時死于病房。（摘自《醫德的困惑與選擇：醫學倫理學案例分析》（東南大學出版社，1989年））

1980年，蔡根法在醫學與哲學雜志發表國內首篇介紹安樂死的文章后，僅有少量反對文章，隨后多是對安樂死的肯定性的證明。

1986年6月28日，在王明成和妹妹一再請求對母親實施安樂死的要求下，蒲連升醫生為病人夏素文實施了安樂死。后來，王明成的大姐把蒲醫生告上法庭。漢中市公安局遂立案偵查，隨后將蒲連升、醫生李某、王明成和其妹收審。同年9月，漢中市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將蒲連升和王明成批準逮捕。當時此案在國內法學界和新聞界引起強烈反響，并引發了一場關于安樂死的大討論。

1986年12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北京醫學哲學研究會、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聯合邀請了30多位醫學界和哲學界人士座談關于安樂死的問題。

1987 年1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午間半小時》節目中播出安樂死討論會的錄音節目后，節目組收到了鄧穎超同志的來信，信中說：“今天你們勇敢地播出了關于?安樂死?的問題并希望展開討論，我很贊成，我認為?安樂死?這個問題是唯物主義的觀點。

1987年8月，在我國上海召開了“全國第一屆安樂死學術討論會”，百余名哲學、倫理學、法律、醫學和社會學界的學者對安樂死進行了深刻激烈的討論。

1988年在七屆人大會議上，中國婦產醫學嚴仁英權威、兒科專業的泰斗胡亞美首次提交安樂死立法議案，并在議案中寫下這么短短幾句話：“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但與其讓一些絕癥病人痛苦地受折磨，還不如讓他們合法地安寧地結束他們的生命。”

1990年3月，漢中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漢中案件”進行了公開審理，并報至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法院“不作犯罪處理”的批復下，漢中法院于1992年3月做出終審判決：王明成及蒲連升無罪。

1994年10月，在上海召開了第三次全國安樂死學術討論會，就安樂死的醫學、社會、倫理、法律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陳蕃等人發出《關于建立“自愿安樂死協會”倡議書》，并擬就了《中國自愿安樂死協會章程（草案）》，受到社會的關注。

2001年10月8日，上海市閔行區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對該市首起“安樂死”的實施人梁萬山判處有期徒刑5年。92歲的梁母因腦溢血深度昏迷癱瘓，形同植物人。67歲的兒子梁萬山不忍其母受痛苦，為救母病錢耗盡。一向孝順的他終于用觸電的方式結束母命，以后投案自首。此案的審判結果更表明我國司法界視主動安樂死為故意殺人罪。

2003年，在“十屆人大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忠誠受中國另一位醫學重量級人物胡亞美的委托，向大會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試行安樂死并建立相關法規的建議。

2003年6月，國內媒體大量報道王明成要求安樂死新聞，再度引起人們對安樂死的關注。

2003年7月，針對有政協委員在廣東省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提出，對無可救治的晚期癌癥患者應可以實行“安樂死”，廣東省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指出，立法實行“安樂死”違反《憲法》。

十多年來，安樂死的各類事件不斷發生，核心問題是安樂死能不能被倫理證明，立法是

否有適宜的條件。安樂死立法必須非常完善

陜西漢中人王明成，十幾年前曾為母親請求醫生施行“安樂死”而成為我國安樂死事件第一人。但當他自己也因患胃癌晚期，疼痛難忍而請求醫生實行“安樂死”，卻被醫院拒絕了。于是，王明成放棄治療出院回家。最近，當王明成在病痛中去世后，安樂死的沉重話題再次回到人們面前。不少人認為有關部門應該為“安樂死”立法，以解決患者的痛苦和醫院、家屬的兩難處境。

筆者認為，“安樂死”是當今社會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但是為“安樂死”立法必須慎之又慎，切不可操之過急。實際上，早在1935年，全世界第一個提倡自愿“安樂死”的團體就在英國成立，“安樂死”也從此開始了它在人類倫理、醫學、法律等領域的蝸牛般爬行。各種調查統計數據都顯示，大多數人對于“安樂死”持理解和支持的態度。

然而到目前為止，只有荷蘭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而荷蘭人敢于“吃螃蟹”的行為，卻遭到了眾多國家政府的強烈反對。這是為什么呢？

首先，因為“安樂死”面臨著巨大的醫學難題。什么樣的病人才是無法治愈的，什么樣的痛苦才是病人難以承受的？對此，有時候根本無從斷定。臨床醫學是在不斷探索、實踐中逐步發展的，有些病癥看上去已無救治的可能，而實際上又有“起死回生”的希望；有些病癥目前無法治愈，但是幾年、十幾年之后就有可能被治愈了；有些意志力薄弱的患者，可能會因一時之痛而自愿放棄治療；有些病人家屬，可能是因為不愿意受拖累才請求醫生對病人實施“安樂死”……在具體的臨床實踐中，如何應付、甄別種種復雜的情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因為“安樂死”不僅是一個倫理問題、醫學問題，更是一個法律問題。如何才能避免不法之徒借實施“安樂死”之名，行謀殺病人之實？“安樂死”一旦開禁，會不會導致“安樂死”的濫用？這是最令人擔憂的。為避免這些問題出現，荷蘭法律為醫生實施“安樂死”作了相當嚴格而詳細的規定：一是病人必須在意識清醒的狀態下自愿接受安樂死，并且要病人多次提出相關請求；二是根據目前通行的醫學經驗，病人所患疾病必須是無法治愈的，而且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認為是難以忍受的；三是主治醫生必須與另一名醫生進行磋商以獲取獨立的意見；四是醫生必須在“安樂死”實施后向當地政府報告等。

然而，即使有了這些嚴格而詳細的規定，恐怕也很難完全杜絕“安樂死”不被人所利用。因此，實施“安樂死”，立法必須非常完善與嚴密！

第二篇：《公共政策學》案例討論——安樂死

公共政策學

小組成員：

小組案例討論

——安樂死

*** *** *** 楊于謙 等11人

“安樂死”案例分析

安樂死，一個令舉世爭議的重大醫療立法提案。首先遇到來自醫療界的阻礙。傳統觀念中，醫生救人，延長人的壽命是天職。醫生無論以什么手段結束病人的生命，無論是什么情況或者是什么人，都是醫療界無法接受的。英國醫學專家約翰·懷厄特尖銳指出：“人為死亡不在醫學范疇。”他說：“大多數醫生和健康專家們認為，一旦在臨床實踐中引入人為死亡，醫學的本旨就被改變了。它將變成主觀判定誰的生命更有價值。”醫學就變成了一種社會工程學，縮短那些“沒有價值的生命”。更大的阻力來自于患者家屬的主觀情緒，這種情緒往往是超越了理智的。他們熱切的希望自己的親人能夠活著哪怕多一分鐘，但是他們并沒有考慮過是怎么樣的一分鐘，很多患者所承受的痛苦是煉獄式的折磨。他們求生不能，欲死不得，這種痛苦，即使是親人和朋友也無法體會。

合法安樂死的第一人

2003年11月10日荷蘭一院(即上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 “安樂死”法案，這使得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把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法案規定，身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考慮成熟后，可自愿提出結束生命的書面請求，主治醫生則應向患者詳細陳述實際病情和后果預測，并由另一名醫生參與診斷和確診，可實施“安樂死”。法案還規定，實施“安樂死”的手段必須是醫學方法。

2003年11月30日，在阿姆斯特丹，這是一極平常的日子，但對托萊爾來說，這又不是平常的一天，因為她的母親選擇在當天與所

政策議程，所以不能稱之為政策問題。

2.影響政策問題構建的因素

答：影響政策問題構建的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公民個人的作用、利益集團的作用、政治領袖的作用、政府體制的作用、大眾傳媒的作用、專家學者的作用和問題自身的作用。在這個案例中，影響安樂死成為政策問題的因素有以下幾點：

（1）公民自身，也就是患者個人對安樂死的態度意見（2）利益集團，如患者親友等對安樂死的支持與否（3）國家領導對安樂死問題的注意程度及政府體制問題（4）社會公眾對安樂死問題的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輿論反映（5）安樂死自身問題，以及有關安樂死方面的專家學者的影響作用

3.關于安樂死問題的小組觀點

小組共11人，其中同意的為8人，不同意的為3人，同意的人的原因：

（1）人生來是自由的，應該有選擇死亡的權利；

（2）允許患者選擇安樂死是對他個人權利的尊重，也是對其生命權的一種保護；

（3）安樂死可以減輕重癥患者的痛苦，緩解患者家屬的負擔。許多重癥患者在后期是非常痛苦的，而努力的維持只會讓患者更加的痛苦和煎熬，因此應該考慮患者的意見。而且，這還要花費大量的治療費用，給患者家屬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是他們承受著精神和經濟上

死委員會”評審才能做決定。

（4）安樂死必須由獲得國家專門授權的醫院和醫生才能實施。

（5）實施安樂死的方法必須合乎倫理并被認為是妥當的。

（6）實施安樂死必須有全國人大通過立法程序，制定專門的法律作為執行依據，并保護實施的醫生不受法律的制裁。

（7）實施過程應該有人監督，防止醫生假借安樂死實施犯罪。（8）明確規定違背安樂死操作程序的處罰措施。

第三篇：安樂死 案例

廣州男子買農藥助患病母親安樂死被以故意殺人罪逮捕

檢方認為鄧某構成故意殺人罪已批捕

70多歲的李阿婆因中風患病二十多年，今年5月16日，被兒子鄧某送食農藥后死亡。鄧某交代，自己是應母親要求為其實施安樂死。因涉嫌故意殺人，番禺區檢察院于2011年5月31日批準逮捕鄧某。報案稱母親為自然死亡

鄧某現年41歲，小學文化，四川人，來廣州務工，租住在番禺區石基鎮石普村。今年5月16日14時許，鄧某向石基派出所報案，稱其母親李某某在出租屋內自然死亡。但公安人員到場后，經初步檢驗發現其母并非自然死亡，而是有機磷中毒死亡，于是鄧某被帶回公安機關接受審查。

經調查，這是一起兒子在母親的請求下幫買農藥助母親安樂死的故意殺人案。李某某已經70多歲了，因中風行動不便。“母親對我說，這幾天她睡不著，很辛苦，讓我給她買瓶農藥，開始我不愿意，我說吃農藥會死，但她一直抓著我的手不放開，一定要我去買農藥。我沒有辦法，只好去買。” 親手把農藥遞給母親喝

“我母親讓我把農藥拿給她，并要求我打開瓶蓋給她喝。母親對我說，這幾天她睡不著，很辛苦，讓我給她買瓶農藥。開始我不愿意，我說吃農藥會死，但她一直抓著我的手不放開，一定要我去買農藥。我沒有辦法，只好去買。”

我遞給她，她接過農藥喝了兩三口，過了兩三分鐘她就閉上眼睛，頭側向一邊，嘴邊冒出一點白色泡泡，我用紙幫她擦掉。一會兒，我用手推她，她就沒反應了。”鄧某說，這時，他趕緊給他老婆打了電話，告訴她“媽死了”，讓她馬上回來。接著，鄧某又用被子把母親的身體蓋上，把農藥瓶的蓋子蓋好，扔到門口的垃圾桶里。親鄰都反映鄧某是孝子

番禺區檢察院昨日通報，被害人李某某因中風導致行動不便已有20多年，因不堪忍受疾病折磨，遂于5月16日9時許請求其兒子鄧某給喝農藥結束生命。在李某某的強烈要求下，鄧某將買來的農藥給李某某喂服，李某某服食農藥幾分鐘后死亡。案發后，犯罪嫌疑人的親朋鄰友普遍反映鄧某平時對母親甚是孝順，細心服侍患病母親10多年，且鄧某是在母親的不斷請求下購買、喂服母親農藥以幫助母親自殺、脫離疾病的折磨。

檢察機關認為，這并不能成為免責的理由。鄧某幫母親購買、喂服農藥致母親死亡的行為符合刑法上規定的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檢察院遂對鄧某以故意殺人罪作出批準逮捕的決定。

親朋鄰友：鄧某母親患中風行動不便已有20多年，鄧某平時對母親甚是孝順，細心服侍患病母親10多年。母親不堪病痛折磨不斷請求鄧某幫買農藥。

法檢察機關：任何人未經法律許可，均不得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鄧某幫助母親購買、喂服農藥，致其母親死亡的行為符合刑法上規定的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

律師：大部分安樂死采用的是消極方式，如不給病人用藥、對病情不理不睬等。這種消

極手段很難認定，而鄧某的行為屬于積極的行為方式，法律肯定會追究。

辛苦撫養13年終絕望 女白領溺斃雙胞胎腦癱兒后自盡

桌上一瓶黃酒，韓群鳳拿起來猛灌幾口，然后她拿出安眠藥，喂兩個兒子吃下，還讓孩子每人也喝了一口黃酒。

這是兩個孩子第一次喝酒，也是最后一次。

一小時之后，韓群鳳先抱起一個兒子放在浴缸里，按著他的頭沉到水面之下，兒子猛掙扎，韓群鳳不知按了多少下，水面沒了動靜，她就把孩子撈起來，給他換上一件漂亮的新睡衣，之后再抱起另一個兒子，沉入水中……

韓群鳳還記得，13年前，她剛懷上這對雙胞胎時全家人的喜悅；她也記得，初次聽聞兒子因早產而腦癱時，自己內心的驚悸。過去的13年間，她傾盡所有，無微不至地照料兩個孩子，13年后，她卻親手將他們殺死……原本，韓群鳳跟著吞下了大量毒藥，決意一死，但是天意弄人，她最終經醫院搶救生還。面對丈夫，她已經流干了眼淚；面對法律，將是觸犯死刑的審判。

近日，檢察機關對被告人韓群鳳涉嫌故意殺人一案提起公訴。據悉，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將于近期公開審理這個特殊的殺人犯。

陰陽相隔

兩個兒子渾身冰涼，韓群鳳尚有體溫

2010年11月21日上午8時，黃生(化名)起床后覺得有些不正常，都這個鐘點了，老婆和兩個兒子還沒有起床。他走到母子睡覺的房間，敲門沒有人應答，一股撲鼻的農藥味讓黃生心驚。

他用力撞開房門，最先看到的是地上一堆嘔吐物。趕忙走到床前，發現母子3人蓋著被子躺在床上，呼叫推搡都沒有反應。黃生連忙打急救電話和報警。此時，兩個兒子渾身冰涼，老婆韓群鳳尚有體溫。

醫生趕到后，將韓群鳳送上急救車，卻告訴黃生，他的兩個兒子已經死亡。突如其來的悲劇讓黃生不知所措，同時也后悔不已。

案發前晚8時，黃生給兩個患腦癱的兒子洗澡，隨后和朋友去打麻將。回家前他還收到老婆發來的短信，說孩子們沒事了，自己陪他們睡，回來后不要打攪。半夜回到家中，黃生曾疑惑家里怎么有股奇怪的味道，但沒有多想，不料等他醒來后，一家人已經是陰陽相隔。經警方調查認定，兩個13歲的孩子被人溺斃，母親韓群鳳自殺未遂。當天晚間，韓群鳳被醫院搶救生還，哭著講述了殺子過程。

傾盡所有

女經理辭職照顧腦癱兒，最后絕望萌生去意

現年37歲的韓群鳳，東莞市某鎮人，此前是一家銀行的大堂經理，其丈夫黃生也有一份體面的工作，這本該是一個生活富足的幸福之家。

1996年，兩人自由戀愛結婚，兩年后生下一對雙胞胎。因為早產，兩個孩子經過一個月的搶救才脫離危險。最初，孩子長相清秀，惹人喜愛，后來才發現走路、說話異常。2000年，夫妻倆帶孩子到省兒童醫院徹底檢查，結果讓兩人差點崩潰。醫生說，兩個孩子因早產缺氧，腦部發育不正常而導致腦癱，生活將不能自理。而且，如果醫治不及時或照顧不周，很容易導致肌肉萎縮，甚至夭折。

痛苦之余，夫妻倆立刻花巨資給孩子治療。后來聽說，東莞市石碣鎮有一個按摩師能通過物理治療對病兒進行照顧，夫妻倆便早出晚歸，帶孩子去按摩治療。多年來，每月的開銷都要上萬元，夫妻兩人省吃儉用，對兩個孩子悉心照顧。后來為了更好地照料孩子，夫妻倆在石碣鎮租了一個狹小的房子，專門聘了兩個保姆進行照料。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夫妻倆為孩子傾盡了所有，然而，兩個孩子的生活始終不能自理，他們的智商如兩三歲的幼兒，有時每隔十幾分鐘就要大聲哭叫，以致后來沒有保姆愿意照料。2009年，韓群鳳決定辭去工作，自己來照料兒子。為此，家里發生過爭吵，原本銀行的待遇和工資都比較高，辭職以后，家中所有的開銷都落在丈夫黃生一個人肩上。雖然兩個孩子得到了很好的照顧，但是一家人的日子越來越艱難。韓群鳳的朋友圈越來越窄，脾氣越來越暴躁，有時候也忍不住會打罵孩子。

韓群鳳說，最后連房租也無法擔負，就把兩個兒子從石碣鎮接回家中，基本上是她一個人在家照顧，每天看著兒子連走路都要扶著，連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她就越看越傷心，并開始感到絕望，老想如果有一天自己有什么不測，這兩個兒子該怎么辦，到時又會連累到丈夫和家里人。在案發前兩天，她突然有了將兩個兒子殺死、然后自己服藥自殺的念頭。

同歸于盡

被搶救過來的韓群鳳說，現在生不如死 韓群鳳開始實施周詳的計劃。

她得知鄰居阿巧經常睡不著覺，在吃安眠藥，就謊稱自己也失眠，向鄰居要安眠藥，由于醫生不肯多開，鄰居只給了她十幾顆安眠藥。

韓群鳳又去買毒藥。至案發當晚，韓群鳳已經做好了所有準備。安眠藥、老鼠藥、農藥、遺囑、新睡衣、還有黃酒……平日里一杯啤酒就暈的韓群鳳，為了壯膽，自己先喝了好多黃酒，然后實施計劃。為了避免丈夫回家后發現不妥，她把毒藥倒進杯子里、扔掉了原先的瓶子和包裝，還刻意給丈夫發短信說“不要打擾睡覺”。

韓群鳳說，她不想兩個孩子走得痛苦，因此才想用孩子睡著后溺亡的辦法，讓孩子解脫的過程盡量安詳一些。因此，毒藥都是留給自己的，只是沒想到，自己吞下了所有的毒藥，恍惚間嘔吐過一次，居然沒死“真的不想殺他們的，13年來一直都沒有放棄過治療，這次只是想給兩個兒子及家人一個解脫，所以才會狠心殺死他們，沒想到我又被搶救過來了，現在生不如死。”

罪涉殺人

許多鄰居為她求情，法院表示慎重對待

韓群鳳殺子案發后，消息不脛而走，許多鄰居得知后紛紛為她求情。有鄰居認為，韓群鳳的兩個孩子肌肉萎縮、生活不能自理，難免會過早夭折，韓群鳳的為孩子實施的算是安樂死。法律人士認為，所謂安樂死，通常是指為免除患有不治之癥、瀕臨死亡患者的痛苦，受患者囑托而使其無痛苦地死亡。安樂死分為不作為的安樂死與作為的安樂死。不作為的安樂死(消極的安樂死)，是指經瀕臨死亡的患者承諾，不采取治療措施(包括撤除人工的生命維持裝置)任其死亡的安樂死。這種行為故意殺人罪不成立。而實施積極的安樂死的行為，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

法律人士認為，腦癱兒不是瀕臨死亡的人，他們的生命權和正常人一樣，任何人都無權剝奪。即使被害人同意，這種殺人行為也是對他人生命的侵害，法律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私自處死他人。韓群鳳一案屬于人倫悲劇，這位悲情的母親無微不至地照顧患兒13年，最后出于絕望，才走上絕路。這種情節，法院在量刑時應當充分考慮。記者昨日就此案致電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有關負責人表示，韓群鳳一案近日由檢察院提起公訴，法院已經予以重視，決定審慎對待。目前該案正處于審查立案階段，不出意外，將于近期公開開庭審理。

男子無錢給妻子治病自覺有愧 兜揣遺書喝農藥自殺

昨天，在省城(合肥)含山路一家小飯店廁所內，一名男子被發現口吐白沫躺在那里，口中散發出農藥味，人已無知覺。從他身上的遺書來看，他是因無錢給愛妻治病，產生了輕生念頭。

男子被120緊急送往醫院。民警調查發現，男子并不是在飯店吃飯的客人。“當時我們以為他喝醉了，但聞到一股農藥味時，感覺有些不對勁。我再推推，竟然一動不動。”看到如此嚇人的一幕，在飯店打工的小陳慌忙報警。據小陳介紹，該男子三十多歲，穿紅色衣服，不像是去吃飯的，應該是路過或者借用廁所的，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

在第一人民醫院，經過醫護人員全力搶救，輕生男子暫時保住一命。據了解，搶救過程中，在男子褲兜里發現一封遺書，里面寫著：“愛妻身患重病，自己無錢醫治，甚至連去北京看病的路費都湊不起……”字里行間透露出無奈和悲傷，男子自認為有愧于妻子，生活失去了意義。但除了一封遺書之外，民警沒有發現其他身份信息。

目前，男子已被送往重癥監護室觀察，尚未脫離生命危險。警方正在對此事進行調查。

花甲翁照顧癱瘓妻子15年 不堪重負將其殺死

6月11日上午，由株洲縣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一起特殊殺人案在縣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在法院司法警察的扶持下，老翁謝某顫巍巍地挪動腳步，走向被告席。全場聚焦于老翁,無神的雙眼爬滿傷悲苦痛，一激動又有點濕潤了。

老人謝某現年67歲，株洲縣王石萬鄉農民，2008年12月17日中午，趁著女兒外出買藥用斧頭砍死了相濡以沫數十年的老伴。然而娘家人沒有責怪他，反而不斷為老人向司法機關求情，要求從輕處理，原來兇殺案別有隱情。其實謝某與妻子夫妻恩愛，但妻子癱瘓在床已有15年，謝某省吃儉用所有精力花在老伴身上。

2008年8月，積勞成疾的謝某得了一場病，引發中風后半身不遂。兩個癱瘓的老人，給兒女們的負擔太重太重，于是謝某產生了殺死老伴再自殺的念頭。2008年12月17日中午，趁著照看他倆的女兒外出買藥，謝某撐著虛弱的身體，扶著墻壁拿到自己家中的斧頭朝老伴用力猛劈，直到劈了十六斧之多，才將其殺死。之后便拿繩子在房間上吊自殺，被及時趕回家中的女兒解救??

法庭上，謝某斷斷續續吃力地用顫抖的聲音承認了自己殺死妻子的事。法院審理后經合議庭合議，當庭宣判，謝某因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

兒子在病榻前勒死生父 姐姐稱他是孝順兒子

“是父親求我勒死他”法庭上，兒子供述殺死癱瘓父親經過——“是父親求我勒死他”兒子勒死因車禍臥病在床的父親，昨日，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審理這起案件。法庭上，兒子陳述他日夜照料因車禍受傷的父親，還花光了打工的積蓄。“病痛難忍，父親求我勒死他！”兒子在法庭上的一席話，讓人更震驚。

案情回顧——病榻前兒子勒死生父

2010年1月22日，被害人徐世擴因車禍受傷后一直癱瘓在床，由其子徐永貴等家屬照顧，2010年5月14日6時許，被告人徐永貴在貴陽市旭東巷63號1樓5號其租住房內用繩子將徐世擴勒死在床上。

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徐永貴故意殺人，致其父徐世擴死亡，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之規定，應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庭審直擊——父親“求”我勒死他

昨日下午14：30，身材不高的被告徐永貴在法警的押解下走上法庭，面對公訴機關的指控不持異議。

在法庭調查階段，當檢察官問及他為什么要勒死生父時，徐永貴情緒一下失控，痛哭流涕，聲稱父親出車禍后，一直病痛纏身，當天父親多次求他用麻繩勒死自己，幫他解除痛苦，在父親一再苦苦哀求下，他才犯下大錯。

法庭上的旁聽者對于徐永貴的說法一陣嘩然，如果按照徐永貴的說法，這起案件是一起人倫悲劇，但是部分旁聽者也開始質疑，是否是嫌棄父親是負擔，下了殺手？

法官就當日案發的情形對徐永貴進行了詢問。

法官：當天案發的情形是怎么樣的？當時你在做什么，你父親情況怎樣？

徐：當天我父親躺在床上一直喊痛，水米不進，我多次拿飯到床邊喊父親吃，他都不吃，拿水給他也不喝。后來到晚上12點左右，父親一陣陣呻吟，喊腿痛，說特別想死，讓我幫他解脫，我當時堅決不答應，還哭著說，你好好養著，我會去打工掙錢幫你治好的，但是父親不聽，一直求我。

法官：你什么時候答應你父親的要求的？

徐：我一直沒有答應，后來父親又哭又罵，說我不孝順，他痛得受不了，求我給他一個解脫，從12點說起，一直說到第二天早上6點鐘，我在掙扎下終于同意了，就用繩子套住父親的脖子，使勁用力拉，就這樣父親死了。

法官：之后你做過些什么？

徐：父親斷氣之后，我很害怕，一下子清醒過來，知道殺人犯法了，就想偽裝現場，就假裝父親是自殺的，我還打了120急救，還打了110報警，我還想父親活過來，總之當時心情很復雜，我現在真的特別后悔做這件事。

法官：你為什么不想到救治你的父親，而去答應他的要求？你是否覺得父親這樣是個累贅呢？

徐：他出車禍之后，家里能賣的都賣了，我在北京打工的錢也全部用來給他治病了，但是還是不見好，實在沒錢了，就將他接回在貴陽的出租屋照顧。他是我父親，我怎么會覺得他是累贅，如果真是這樣我又何必花光打工的錢給他治病，我真的是沒有辦法了。

聽著徐永貴帶著哭腔的陳述，旁聽席上一片靜默。隨后，公訴機關在法庭上出示了案件的所有證人證言。

正當合議庭準備休庭時，被告徐永貴的姐姐和姐夫在法庭上當庭下跪，表示徐永貴是個孝順兒子，他這樣做只是不想父親再受痛苦，希望法院從輕判決。

庭外之音——姐姐說他是個孝順兒子

在法庭休庭階段，記者找到徐永貴的姐姐采訪。據其介紹，徐永貴平時是個孝順的兒子，在外地打工還經常寄錢給父親，父親出車禍了，他都沒有再出去打工，而是留在身邊照顧。

針對本案，記者采訪了貴陽市中創聯律師事務所舒樂山律師。舒律師介紹說，這起案件是一個悲劇，從法律的角度上講，被告徐永貴確實犯了故意殺人罪，但是從倫理上講，他是為了幫傷痛的父親解脫，只是這樣的方式太過于慘烈，本案中的徐永貴從主觀惡性上說較低，其實他也是一個受害者，缺乏法律意識，法官在量刑上肯定會加以考慮。

舒律師談道，國際上如荷蘭、日本、瑞士等國提出過的“安樂死”，在中國法律上還屬于空白。“安樂死”這一說法涉及的面較為廣泛，包括我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現行的法律法規以及醫學方面等等，還存在很多爭論和質疑。

調查民間贊同安樂死比率很高

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中，安樂死立法問題再度引起了委員們的普遍關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功民在大會發言中表示，有關部門曾對北京、上海、河北、廣東等地進行調查，民間測評贊成安樂死的比率很高，上海對200名老人問卷中，贊成安樂死占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認為安樂死是符合人道主義的，80%的人認為目前國內可以實施安樂死。

據了解，鄧穎超同志生前曾在某科學院計算中心周某某(一位身患癌癥、生存無望、疼痛難忍的患者)堅決要求安樂死的材料上寫道：“該同志進行一次常人所不能進行的對死的革命，她是一位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她也說過這樣的話：“當我生命瀕臨結束，千萬不要用搶救的方式以人工和藥物來延長。”不久前辭世兩院院士王選在遺囑上也這樣寫道：“一旦病情不治，我堅決要求安樂死??，我不愿浪費國家和醫生們的財力物力，并且死后不再麻煩人。”

贊成安樂死符合臨終病人利益

趙功名表示，倫理原則是支持安樂死的。該作法尊重了臨終病人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相反，違反病人自主原則，是不符合病人利益，另外，實行安樂死，把有限的資源過多地用于臨終病人身上而使他人得不到應用的治療，是不公正的。安樂死有利于病人的最佳利益。他建議，國家可在某個地區、省、市等局部性地點制定有關規范性規定和條例，加強個例研究，作為試點積累經驗，然后才逐步向全國推廣。

廣州市女法官協會會長毛宇峨表示，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她是主張安樂死的。安樂死的問題，既是道德問題，又是一個法律問題。從道德倫理方面來講，中國人兒女講盡孝，朋友講關愛。市民的普遍看法，總覺得活著比死了好，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敢接受安樂死。就目前身體健康的人群而言，他們是估計不到要求安樂死的人們群的承受能力，對于他們而言，更是很難預測得到的這種瀕臨死亡之前的痛苦。就目前的社會氛圍而言，社會對安樂死問題關注是不夠的。

反對安樂死立法為時過早

全國政協委員、省人民醫院心外科吳若彬主任介紹，目前，醫學專家們都在呼吁出臺《器官移植法》和《腦死亡法》，目的是為了讓腦死亡者捐出活體器官救活他人。腦死亡病人從醫學的角度上講，這樣的病人即使有呼吸心跳等生命特征，但是已沒有任何的生存意義，實施腦死亡，可大大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也可以減少醫療負擔。而安樂死的病人則不同，雖然醫學水平已回天無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腦的功能完好，用安樂死的方法，就相當于人為地讓這些病人死去，在缺少法律和社會倫理支持的今天，醫生為滿足病人的作法無異于“殺人”。因此，他認為，在《器官移植法》和《腦死法》出臺之后，再來談安樂死的立法更有意義。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李力認為，目前，腦死亡都還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如果要提到立法的層面，這些前題必須搞清楚。從我國的現狀來看，安樂死立法是不現實的。

●2001年4月，西安市9名尿毒癥病人聯名寫信給當地媒體，要求安樂死。消息見報后，又有40名尿毒癥患者公開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1986年到2003年17年中，陜西第三印染廠的一名普通職工王明成兩度因為安樂死問題成為全國媒體關注的新聞人物。1986年，王明成的母親夏素文病危，王明成不愿母親忍受臨終前的病痛，要求大夫對母親實行了安樂死。1987年，陜西漢中市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將王明成和大夫蒲連升刑事拘留，這是我國的第一例安樂死案件。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批示，安樂死的定性問題有待立法解決，就本案的具體情節，對蒲、王行為不做犯罪處理。2003年六月，王明成被診斷為胃癌晚期。王明成正式提出安樂死的請求，但被西安交大第二醫院以我國尚未立法為由拒絕了。

第四篇：安樂死的案例

安樂死的案例

關于安樂死的經典案例

安樂死，一個令舉世爭議的重大醫療立法提案。首先遇到來自醫療界的阻礙。傳統觀念中，醫生救人，延長人的壽命是天職。醫生無論以什么手段結束病人的生命，無論是什么情況或者是什么人，都是醫療界無法接受的。英國醫學專家約翰·懷厄特尖銳指出：“人為死亡不在醫學范疇。”他說：“大多數醫生和健康專家們認為，一旦在臨床實踐中引入人為死亡，醫學的本旨就被改變了。它將變成主觀判定誰的生命更有價值。”醫學就變成了一種社會工程學，縮短那些“沒有價值的生命”。

更大的阻力來自于患者家屬的主觀情緒，這種情緒往往是超越了理智的。他們熱切的希望自己的親人能夠活著哪怕多一分鐘，但是他們并沒有考慮過是怎么樣的一分鐘，很多患者所承受的痛苦是煉獄式的折磨。他們求生不能，欲死不得，這種痛苦，即使是親人和朋友也無法體會。合法安樂死的第一人

2003年11月10日荷蘭一院(即上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 “安樂死”法案，這使得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把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法案規定，身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考慮成熟后，可自愿提出結束生命的書面請求，主治醫生則應向患者詳細陳述實際病情和后果預測，并由另一名醫生參與診斷和確診，可實施“安樂死”。法案還規定，實施“安樂死”的手段必須是醫學方法。

2003年11月３０日，在阿姆斯特丹，這是一極平常的日子，但對托萊爾來說，這又不是平常的一天，因為她的母親選擇在當天與所有的親朋好友訣別。這也是荷蘭議會順利通過安樂死合法的第二天。上午１０時，托萊爾和她的二個姐妹、孩子們及其他朋友，等待牧師走進了家門，祈禱后，兩名醫生隨后也進來了。房間布滿鮮花。老母親躺在床上，吃力地試圖做出某種表情，對來人一一含笑。她今年７１歲，她是一位非常開明的退休教師，幾年前得了不治之癥。幾個月前，她就提請醫生給她實施安樂死，以減輕自己的痛苦，并且已經獲得了兩位主治醫生的同意。開始，托萊爾堅決不同意，但看到母親一直在經受地獄般的折磨，拗不過老母親的強求，在與姐妹們商量之后決定同意。老太太吃力地點了點頭，托萊爾流著眼淚，下令關燈，同時點起蠟燭，播放了媽媽愛聽的音樂。有人輕輕地，輕輕地抽泣，醫生則用他顫抖的手給老太太注射了致命的藥物，一會兒，老太太走了，但她是含笑走的?? 合法安樂死之前的案例

1950年4月14日，東京地方法院的一個安樂死案件判決中指出，為了解除患者軀體上的劇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為，屬于刑法中的 緊急避險行為，不應受到懲罰。1962年12月22日在名古屋高等法院對一例安樂死案件的判決中，指出了在日本合法的安樂死需要具有6個要件。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在法律上有條件地承認安樂死的國家。但日本迄今為止尚無有關安樂死的成文法。1973年荷蘭一位名叫Geertruida Postma的醫生對其患者實施了安樂死，醫生被法院認定謀殺，但宣判監禁一周緩行1年，這實際上是判她無罪。就此判決，法官作了特別的情況說明：必須在規定的條件下實施安樂死。

1995年6月16日澳洲北部領土議會通過了“臨終患者權利法案”，是世界上迄今為止的第一部安樂死立法。1996年9月22日，在澳洲北部城市達爾文，醫生菲利普·尼切克幫助66歲的建筑工人鮑勃·鄧特平靜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里程：在注射了一支致命的戊巴比妥納藥液后，這位受前列腺癌折磨整整5年之久的患者終于在妻子和醫生的注視下，安祥地合上了雙眼，成為世界上第一名依據安樂死法離開人世的患者。但是，澳大利亞聯邦議會推翻了北方領土的安樂死法案。被動“安樂死”案例 15年幾度徘徊在生死邊緣

如果一個人成為植物人，依靠進食管來維持生命，那么，誰有權力來決定她的生與死。這個故事發生在美國一名女性植物人特麗·夏沃身上。

1969年以后，在美國至少有35個有關安樂死的法案遞交22州立法機構審議。美國的法律并無有關安樂死的條款。根據美國憲法修正案，“留予各州由其公民決定”。1994年11月在美國俄勒岡州的一次全民公決中，通過了一項議案。這項議案使得安樂死在有限制的條件下不是非法的。

1990年，年輕的特麗因心臟病，導致腦損傷，被醫生確診為“永久性植物人”，并認定無任何康復可能。15年來，特麗一直靠人工進食管維持生命。1998年，特麗的丈夫邁克爾作為她的監護人向佛羅里達州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拔去特麗身上的進食管，對其實行安樂死。特麗的父母強烈反對邁克爾的做法。由于特麗在病發前并未留下任何書面文件表達過安樂死的意愿。雙方為此在7年的時間里多次對簿公堂，2001年4月和2003年10月，特麗的進食管曾經兩次拔下又被插上。無法表達個人意愿的特麗幾度徘徊在生死邊緣。2005年3月18日，根據美國佛羅里達州第六巡回法院，同意對特麗實行“安樂死”的裁定，醫生拔掉了維系她生命的進食管。然而，在19、20號兩天，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先后通過一項特別議案，駁回佛州法院的裁定，要求重新為特麗插入進食管。美國總統布什也專門為此事提前結束休假，表示會站在支持特麗繼續生存的一方。剛到人間就進“天堂”

2004年8月，荷蘭醫生

協會—“荷蘭皇家醫學院”力促衛生部召開獨立審查會議，通過對“沒有獨立意志”的晚期病人實施“安樂死”的《格羅寧根草案》，其中包括兒童、嚴重的智力殘障者，以及那些遭遇事故而永遠不會從昏迷中清醒過來的植物人。草案明確嚴格地規定：那些已經確診為“先天殘疾不能治愈”或是遭受“不可治愈病苦”或“嚴重殘疾的”新生兒可以實施“安樂死”。需要主治醫生組與另一些無關的專業醫生共同確診決定，并要征得患兒父母同意等等。極早早產兒，一生下來就腦出血、抽風、脊柱裂的嬰兒都可能成為“安樂死”的對象。在中國安樂死是非法的

不惜一切代價地避免死亡似乎成了現代醫學的目的之一。然而，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不管投入多少資源來設法推延死亡和減少產生痛苦及殘疾的風險，仍然有無數患有不治之癥的患者實際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著極其痛苦而難以忍受的延長死亡過程的醫學干預。全世界每年大約有五千萬人走向死亡，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有數十萬的絕癥患者痛苦萬分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維持生命。一家腫瘤醫院曾對800例身患癌癥的垂危患者進行調查統計，其中因為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安樂死者占到30％以上。在我國的醫學實踐中，一方面存在著用昂貴的代價來維持腦死亡患者“生命”的現象（常常可見諸于報端），另一方面，在對無法忍受痛苦的絕癥患者的醫療處理過程中，安樂死以隱秘或公開方式已經進行。中國首例安樂死案件

1986年，陜西第三印染廠職工王明成為身患肝癌晚期絕癥的母親夏素文申請“安樂死”，主治醫生蒲連升同意為他母親注射了100毫克的復方冬眠靈。王明成和主治醫生蒲連升被陜西漢中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并刑事拘留。兩年后被法院宣布無罪釋放，檢察機關不同意這個判決，提出了抗訴，一年之后，漢中市法院終審判決，蒲連升無罪。

據后來蒲連升接受中央臺采訪時的回憶：當時病人垂危，打不打冬眠靈都要死，整個醫院的三層樓都聽見，頭一晚上因劇痛喊了一夜，值班醫生李大夫給她打了10毫克安定。她呻吟不止，試圖用頭碰床頭。她兒子和女兒跪在地上求我說，叫我媽早點兒走吧。我就開了處方，復方冬眠靈100毫克，處方上的話是我寫的，家屬要求“安樂死”，下面是家屬的簽字，兒子王明成，女兒王曉琳。注射的人是省衛校的實習學生，叫蔡建林。要我打進去就沒有證明人了，到底注射的是什么藥？注射量是多少？這個針打進去就是沒有痛苦，“安樂死”就是沒有痛苦地幸福地死去。3個

月之后，我就被捕了，告密的是患者的大女兒。我當時的信念非常堅定，我跟患者一無冤二無仇，沒有接受她的賄賂，我何罪之有啊？我為什么要去殺她啊？一個人捫心自問的時候，我想任何一件事情，不付出點兒犧牲是不可能的，不能每件事情都被別人理解，除了死亡而外，所有的人間的痛苦，可能我都受過了。有的醫生悄悄地進行“安樂死”，不過是沒有寫在處方上，沒有寫在檔案里面。我要奉勸和我一樣的大夫，在我們國家沒有立法以前，最好不要干這種事情。呼吁盡快立法，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17年后，案件另一名當事人王明成，由于得了胃癌，加上哮喘等各種病魔近兩年的折磨，原來120斤的他只剩下了60多斤，西安交大第二醫院確診他已經到了胃癌晚期，并無法治愈。2003年2月4日，痛苦不堪的他正式向醫院提出了安樂死的請求。但是醫院的答復是國家沒有立法，不能夠實施。王明成卻無法像母親那樣安靜地走過2003年8月3日凌晨，王明成在病痛的掙扎中停止了呼吸。

第五篇：關于安樂死的案例分析

關于安樂死的案例分析

泰戈爾在詩中寫道：“使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在詩人看來，生命的結束就如其開始，是一種至美的境界。求生是人類的本能，誰也不愿意輕易放棄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一個生命只剩下痛苦，茍延殘喘是否就等于尊重生命？有朝一日，艱難的生，還是安寧的死，是否將只是一個決定？

【案例】痛苦的生還是安樂的死

據當代商報報道，長沙市某單位的一名退休職工因為喉癌晚期，痛苦不堪，他希望能為自己進行安樂死，但是其家人和醫院都拒絕了他的這個請求。生似乎已經感覺不到任何快樂：疼痛與日俱增；家中的所有積蓄已然耗盡。20日，患者張建波在53歲生日時，選擇了以自殺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病痛。

生前為死者做陪護的章先生告訴記者：“由于患病多年，張建波曾經提到過想安樂死。”為此，章先生和醫院都十分關心張建波，章先生更是寸步不離。但是，癌細胞已經擴散，疼痛加劇，張建波越來越感覺希望渺茫。疼痛和絕望讓他再次痛不欲生。20日中午，張建波以讓章先生為自己打飯為借口將其支開，獨自爬到5樓的房頂跳了下去。

張建波的主治醫生說：“死之前，其喉嚨部位長出了直徑大約有40厘米的腫塊，并且開始潰爛，病情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他被病魔折磨得非常痛苦。”

而院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生對記者說——“安樂死？不。我們不能接受病人這樣的請求：因為這是違法的。”

“在巨大而不可避免的痛苦面前，張建波的非正常死亡，是個人的無奈選擇，也是法律真空地帶的尷尬選擇。”在采訪中一位律師如此說道。“而一部法律法規的出臺，其中更牽涉到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乃至全人類的道德倫理。當張建波的個人命運和這些聯系在一起，就對我們形成了更大的挑戰。”

關于以上案例，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安樂死對于個人或者家庭社會以及科研室有一定的好處的。

第一：個人。想放棄生命的人，多數都是因為身體有不可彌補的殘疾或是疾病。他(她)們終日都受著身體和精神上的極大的雙重折磨。在這種折磨下，他(她)們只有選擇自殺來擺脫自己永無休止的痛苦。但自殺的過程又是痛苦的，如；上吊、割手腕、吃毒藥、觸電、絕食等，也令人很恐懼。但是他(她)們又不得不去選擇這種唯一能夠解脫苦難的方式。而實施“安樂死”以后，只需要注射一支安定劑，就會讓人們在沉睡中不知不覺的離開，這樣就會減輕自殺者的痛苦和恐懼，也體現了“善始善終”的古言。達到了真正人道主義的宗旨。

第二：家庭。1.病者的家庭、親人也都是很痛苦的。因為日夜陪伴著病者，目睹病者忍受著身體上和心靈上的痛苦。病者因痛苦難耐，性格脾氣變得暴躁常常會傷害到家人。而家人也因受到長時間的欺辱身心不堪重負，脾氣性格也會變得難耐，最終要發泄出來。這樣惡性循環久而久之，家庭關系就會崩潰，甚至走向不可想象的極端。2.還有些家庭，因承受不了巨額的治療費用而陷入了深度的矛盾中。對于疑難病來說多數都是人財兩空，最后留給家人的是負債累累的下半生的生活。3.又有些病者家人因實在不忍心再看到自己的親人再受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惜犯法來終止親人的痛苦。這些事情對病者和病者的親人都是不公平的。而實施“安樂死”后，這些傷害、壓力就不會那么沉重了。

第三：社會。實施“安樂死”后，不僅解決了個人的痛苦，也解決了家庭、親人的痛苦跟負擔，而且也減輕了社會的負擔。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說；生九個、十個孩子的父母要比生一兩個孩子的父母的負擔跟辛勞要重得多。一個身背五十斤重量的人趕路要比一個身背十斤重量的人趕路要緩慢得多。

第四：科研。在人們以往的觀念里已形成了死后留全尸或是火化的觀念。這既不科學又沒有意義和價值，反而是一種浪費。1997年鄧小平同志逝世后把自己的角膜捐獻給了他人，遺體捐獻給了國家用于醫療研究。“安樂死”的實施后不僅會對國家的科研有著很大的幫助，而且使病者死得更有意義和價值。

然而在關注有益面的同時，從中也折射出了關于人的生命以及自由的道德的缺失。這里，就存在很多憂慮。

憂慮一、一些不孝子女為脫擺對老人的贍養義務而鉆安樂死的空子，造成新的社會悲劇。

憂慮

二、安樂死的合法化是否會導致人們認知上的誤解。一些病人之所以實施安樂死，是因為他們將死，生命已不再有意義，而且自認為是社會和家庭的累贅。如果帶著這樣的認知實施安樂死，對我們的社會倫理懷道德將帶來不可估量的沖擊。

憂慮

三、當出現病人因為經濟原因不愿再繼續接受救治，繼而請求以安樂死結束生命時會怎么樣呢？這無疑于因為貧困而要自殺，這是人道還是非人道？

憂慮

四、伯爾尼大學醫院的精神病專家托馬斯〃舒爾弗認為，那些患有絕癥的病人一時頭腦發熱可能會做出想要自殺的決定，但這一決定其實是不理智的。如果病人出于一時激動而結束自己的生命而非深思熟慮，那么這種死亡對他們就是不人道的，甚至是在助紂為虐。

憂慮

五、安樂死合法化提案的發起人之一的北京兒童醫院兒科專家胡亞美曾指出說：從我國的國情來看，安樂死可以節約我國有限的醫療資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療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們也擔心，一樣一來將造成在醫療資源的分配上弱勢群體更弱，而強勢群體更強的局面，造成更的社會不公。

關于安樂死，是結尾，也才是開始……不可否認，安樂死是人類社會文明史上的又一個進步。但安樂死并不僅僅是一個醫學名詞，它是哲學問題、是倫理問題、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具體到立法，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立法尚不能建立時，如何讓人道主義關懷減輕病人及其家屬痛苦，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此外，加速進行城市和廣大農村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建全，使更多的人能享受到醫保帶來的安全感，對進一步提高我國國民的生活與生命質量，減少因疾病帶來不必要的輕生有重要意義。

在結束這個話題時，安樂死所面臨的種種醫療與人道矛盾的社會現實的討論，也讓我們的思緒想得更多更遠：這些先天性殘疾兒、癡呆兒、植物人……生死之間，什么樣的結局對他們來說才是真正“無痛”的社會人道！問題的鎖，也許，將在社會的不斷進步中找到鑰匙。

江蘇大學京江學院 J會計（財務管理）0801

3081143012

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