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與父輩》讀后感

父母是孩子永遠的老師

——《我與父輩》讀后感

張冬燁

不知道有多久沒有讀過紙質的圖書了，長時間快節奏的工作與生活，讓我在精神食糧的獲取上也開始依賴“快餐”:網絡圖書、QQ空間、微信朋友圈……近日，孩子的語文老師布置了一項作業：家長與孩子共讀閻連科的《我與父輩》，并寫出讀后感。當兒子拿回這個通知時，我甚感困惑。

其實我和作者是同鄉，作者描寫的嵩縣這個地方，離我并不遙遠。我的家鄉在洛陽，是離作者家鄉最近的大城市，也是書中描繪“父親和周圍的農民們去一趟就像生命中的遠足一樣”的地方。兒子也去洛陽玩過幾次，但在讀這本書之前，他無法想像，距離這個繁華都市百里開外，曾有過那樣貧困的生活。我問兒子，假如我們家也在田湖，過著那樣的生活會怎樣？他竟有些興奮地回答：“那好啊！我天天生活在大山里，你跟爸爸忙于生計，就沒時間管我了。我可以肆無忌憚地玩游戲了。”我有些愕然，也覺得好笑：“難道沒人管你，你就可以無所顧忌地玩游戲嗎？就是有手機，也不一定有信號啊。”這回輪到兒子愣住了，做出了沉思狀。

對本書的作者閻連科，我也并不陌生。九年前，他還是原第二炮兵部隊的作家，我是中央電視臺軍事節目的記者。有一天我去采訪閻連科，當時，他因為腰椎間盤突出和嚴重的頸椎強直正在接受治療，已經無法端坐了，只能半倚著斜靠在床上跟我們交談。采訪的很多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而他的一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能坐著寫東西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現在這樣子每天只能寫兩千字。”

當年閻連科在國內已是知名作家，卻仍筆耕不輟，并為每天只能寫兩千字而惋惜，真的令我震撼。但是，我對他的這席話并沒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就如同這次我不理解語文老師的做法一樣。

然而，當這本書捧在手里時，我便深深被吸引了。作者文風質樸，把對父輩的懷念、對故鄉的情感娓娓道來，仿佛一氣呵成，卻又發人深思。它一下子把我帶入到20世紀那個到處是貧窮的年代，也讓我認識了生活在窮鄉僻壤里的父親、大伯和四叔，了解了他們平淡而艱辛的一生。文章中多次講到了父輩對子女那深深的愛和情感寄托：“他們自做了父親那一日、那一時的開始，就刻骨銘心地懂得，他們最大、最莊嚴的職責，就是要給兒子準備蓋幾間房子，要給女兒準備一套陪嫁，要目睹著兒女們婚配成家，有志立業。這就是父親的事業，是父親活著的主要人生目的之一，也是他覺得必須盡力活在人世的一種實在。”

這是作者對中國式父輩的精辟歸納與總結。不僅千千萬萬的農民如此，城市里又何嘗不是呢？因為有等待子女上大學、工作、娶妻生子這些希冀和夢想支撐著，父母窮盡了一生，為子女付出了一切。

然而，又有多少孩子能理解父母的這份情感與堅守呢？

看到兒子也開始讀這本書，而且說老師要求與家長溝通，于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周末，我榨了兩杯新鮮果汁，拉兒子盤坐在舒適的沙發上，跟他聊起今天的幸福生活，聊起《我與父輩》，聊起我們當年的日子。盡管我家住在令閻連科全村人都艷羨的大城市，但家境并不富裕，那時家里唯一的電器只有燈泡。記得當時我一直夢想家里能有臺電視機，而媽媽正計劃買洗衣機。看著她滿面愁容地算來數去，剛上小學五年級的我哀求說：“買電視吧，我來當咱家的洗衣機！”媽媽先是一愣，繼而濕潤了眼眶。第二天放學，當我和妹妹看到家中添置的黑白電視機時，不禁歡呼雀躍。后來，媽媽并沒舍得讓我當洗衣機，她依然常常為我們洗衣服到深夜。而電視機帶來的收獲和樂趣，讓我和妹妹至今難以忘懷。

孩子的父親家在農村，上初中時，因為交不起五塊錢的學費輟學了。開學的前幾天，他每天趴在窗臺上，默默地看著同學們背著書包走進學校。后來，是老師拿出當月工資給他交上學費，他才有機會重返校園，聆聽那久違的上課鈴聲。為了不辜負老師的期望，他發奮讀書，終于考上了軍校，成長為共和國的一名軍官。

以前，跟兒子說這些時，他總是一臉不屑，然而今天，他不僅認真地聽了下去，還跟我探討：閻連科從小就喜歡看書，是不是從那時起，就樹立了自己當作家的夢想呢？

兒子的話也引起了我的思考。這些時日，我正因為跟青春期的兒子無法溝通而煩惱著，手邊還放了一本剛剛網購的《如何說，孩子才肯學》。我常常訓斥兒子：為什么現在家庭條件這么優越，各種學習工具應有盡有，你卻更愿意把大把的時間留給游戲。不知道成為作家的閻連科是否有過青春期的叛逆，但我知道他的父親，是斷然沒有聽說過“判逆”這個詞匯的。他的一生，都在用無聲的話語和行動，教會孩子怎么做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父親的勤勞和忍耐，給他的子女們樹立著人生的榜樣；母親的節儉、賢能和終日不停歇的忙碌，讓我們兄弟姐妹過早地感受到了一種人生的艱辛和生命的世俗而美好。這成了我一生的巨大財富，也是我寫作時用之不竭的情感的庫房。”

我把這段話摘抄了下來。因為它讓我讀懂了作為父母，身教更勝于言傳。只有在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中，給子女做好榜樣，才能成為孩子的良師益友，指引他人生前進的方向。正如在閻連科身上，傳承了父輩的品質：感恩、進取，為夢想奮斗不息。我想，這或許就是他取書名為《我與父輩》而不是《我的父輩》的緣由吧？

此時，我才懂得了幾年前采訪閻連科時他為一天只能寫兩千字而苦惱的那番話，也才理解了老師布置這次特殊作業的良苦用心。

感謝老師，讓我在匆匆地過日子中，又找回了讀書的樂趣：隨主人公穿越中原大地，為他們的命運跌宕起伏而喜怒哀樂；

感謝老師，讓我改變了以往強勢的說教式教育，學會了用一種新的方式跟兒子溝通與交流；

感謝老師，讓我在忙碌的工作之余，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精神的傳承。

我不知道若干年后，兒子會不會也拉著他兒子盤坐在沙發上，因為孩子貪玩不愛學習的事情跟他說起這本書。但我會保存好《我與父輩》，繼續給孫子講述里面的故事，不管愛聽不愛聽，我都會告訴他：苦難是人生最大的精神財富，父母是孩子永遠的老師。

無跡方知流光短，有夢不覺人生寒。父輩的夢想在我們，我們的夢想在未來。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精神的傳承，周而復始，我們才一代勝過一代，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才會一步步變為現實。

這便是我讀了《我與父輩》之后最大的感受。

第二篇：我與父輩讀書筆記

《我與父輩》，閻連科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說：“在我所有作品中，這是一顆鉆石”。我還沒有看過他的《日光流年》《受活》《最后一名知青》等，但我肯定，《我與父輩》已是我心中永恒的經典。其中某些情節，像發生在金庸武俠世界里的故事那樣被我記牢；其中心酸心痛之處，亦感同身受、沉重真切。《我與父輩》沒有驚天動地的英雄事跡，沒有詭異離奇的驚悚懸疑，有的是親切的泥土芬芳和那濃得化不開的親情和哀思；不需要也不可以一口氣讀完，睡前一章或一節地讀，讓自己的思緒穿越到那個年代那片土地，在夢里體會那崢嶸歲月里的荒蕪與苦楚，盡享作者珍貴的經歷與感受，用真誠與摯情拂去靈臺上的塵埃，平和浮躁的心，審察自身的原罪，讓靈與欲回歸本原的家園。毋庸置疑，較之當今泛濫成災的快餐式讀物，《我與父輩》無疑是一壇陳年佳釀，值得用心品嘗，它是那樣的濃郁醇厚，回味悠長。

作者自傳式地從自己的童年開始寫起，把讀者帶回到上世紀那個充滿貧困與饑荒的年代，帶到那片作者憂思難忘的鄉土——河南嵩縣的偏僻村莊，講述了生活在那時那地的父親、大伯、四叔艱辛坎坷、勤勉隱忍、平淡不平凡的人生。

在書中，作者傾注了大量筆墨講述了父輩對子女濃情呵護與天性般的付出，講述了自己如何在長輩的庇護下成長。“很小時候…便總如尾巴樣隨在父親身后。父親勞作的時候，我喜歡立在他的身邊，一邊看他舉鎬弄鍬的樣子，一邊去踩踏留在父親身后或者他身邊的影子。”我也記起了，直到我開始記事的年齡，父親還要我像騎馬一樣騎在他的肩頸上，頂著我走親戚或趕集。

然，子女的出世帶給父母喜悅的同時，也帶來解不下的包袱和負不清的責任。“…他們自做了父親那一日、一時的開始，就刻骨銘心地懂得，他們最大、最莊嚴的職責，就是要給兒子蓋幾間房子，要給女兒準備一套陪嫁，要目睹著兒女們婚配成家，有志立業。這幾乎是所有農民父親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為了蓋房，父親和母親“到二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雜木椽子從有著野狼出沒的山溝扛到路邊…”

在我讀到“父親為了這些，付出了他的健康，也付出了他許多的生壽”的剎那間，我的靈臺前所未有的通透清明，我突然解開了我自己的父親的父親“餓死”之迷——一個?困惑了我二十多年的迷——幼時常聽村里老人講，祖父勇猛壯實，是個好把式，在我父親七歲的那一年，無病無痛餓死了。我一直疑惑，一個大活人怎么可能餓死呢？

可憐天下父母心！類似作者文中所述，“蓋起房子的那一年春節，家里沒有一粒小麥，沒有半把面粉，是借了人家一碗污麥面粉讓我們兄弟姐妹四個每人吃了半碗餃子，而父親和她（作者母親），則一個餃子都沒吃。”為了兒女，活干得最多最累、吃得最少最儉，鐵打的身子難免出問題。每念及此，一個從心底發出的聲音激蕩著我的胸腔：父愛如山，母愛如海。

我們應該感謝所有曾經幫助、關愛過我們的人們，而我們最需要感謝的是我們的父母。常言鴉有反哺之義，羊有跪乳之恩，可普天之下有多少兒女讀懂了父母的苦與樂，即便有朝一日自己升格為父母，也多會把滿腔心血潑灑在自己的兒女身上。作者誠懇地坦白了因失孝而懺悔的心，讀者可以感知他那無法解脫的歉疚與揪心的疼痛：

“總是要把父母對我們的疼愛無休止地拉長…去享受父母給我們的心懷和疼愛…”

“因為這種疼愛河流樣源遠流長，我們便以為那疼愛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因為取之不竭，用之不盡，所以我們也并不把那愛放到心上去。”

“直到有一天，長輩老了，父母病倒了，我們才明白父母和長輩，都早已為了生活和兒女、日子和碎瑣，精疲力竭，元氣耗盡…”

“對父母和長輩生命的疏忽，如同我們常年在暗暗吮吸著父母和長輩的血液而當作可有可無的水。”

“現在，他們年邁了…只能是賦閑的無奈和一日日的衰老時，甚或從他們迎面走來的日子里，只能是疾病和死亡時，我們該明白…不光要為自己的事業、貪念努力和鉆營，我們還應該把我們欲望中的努力拿出那么一丁點兒給他們，把我們十個指頭中的二十八節指骨分出一節來，讓他們使用和撫摸。應該讓他們清楚地感覺到，他們這一生，是確確實實生過兒女、養過兒女、有著兒女的。”

……

讀到“戰爭”一節，因為作者參軍，在中越戰爭爆發的一個多月里，作者一家和親戚老少三十余口人，“都住在我家，睡在又寒又硬的地上，吃大鍋燒就的粗茶淡飯，一塊兒收聽廣播里有關前線的消息，輪流著每天到郵局查問有沒有我的來信，偷偷地去廟里，在各種神像的前面燒香許愿，為我祈求平安。而我的父親…徹夜不眠，夜夜起床，獨自到后院的空地上，盯著夜寒通宵散步…”。我自己竟然突兀地記起并理解了，因我任性妄為而摔斷腿時，母親每日為我熬制骨頭湯，次次端到我床前給我時憂傷的眼神；因我只因想看沙漠和駱駝而執意報考遠離家鄉的蘭州大學時，母親連續多日食欲不振、眼睛紅腫。如今想來，父母臉上密密麻麻深似刀刻的皺紋，與我有太多的關系。如果重新來過，我這個兒子絕不再頑皮任性，可我的父母還能重新回到他們的青春時代嗎！

父母健在的讀者，為被提前警醒而深感慶幸，將暗自反省、用心珍惜親人；已經失去的，只能沉湎于悔恨共鳴中，或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以自慰。

《我與父輩》是時下急需的憶苦飯。“終于就在某一瞬間里，明白了父輩們在他們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勞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溫暖，原來都是為了活著和活著中的柴米與油鹽、生老與病死。”

“父親領著我們，破冰過河去山溝里拉做地基的石頭，因為車子裝得太滿，返回時車子陷在伊河當中…從車上卸著一二百斤重的石頭，一塊塊用肩膀扛到岸邊…父親從水中出來的時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滿頭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幾乎所有衣服的每個部位，卻掛著水和冰凌…父親因為哮喘，呼吸困難，臉被憋成了青色…”

……

讀到四叔因僅有的一件“的確良”白襯衫洗晾未干，遲遲不能趕去參加工友家的婚禮、去喝那場他準備了許久的喜宴酒時，我想起我自己的父親為了購買農藥，曾經從村東借到村西、從村頭借到村尾，借不到那關乎莊稼存活的五元錢，我體會到了同樣的無奈與心酸，似乎開

始有一點理解了父輩們，真的為了生存而掙扎。父輩們在惡劣的生存條件下流血流汗，總是為兒女爭取著更好的生存、生活條件，他們共同推動著社會方方面面的發展。

對于時下流行的“有錢不夠花”“幸福不快樂”之怪象，《我與父輩》恰是洗滌心靈、驅逐魔障的妙方。雖然遠離父輩遭遇的艱辛，我們仍可追尋他們的足跡，做好該做的，做好能做的，時以英國首相丘吉爾名言自省：我們通過索取來謀生，我們通過奉獻來充實人生。

我想，《我與父輩》會悄無聲息地提高許多人對農民、農村的認識，會涵蓄地提醒人們有從其它角度看待問題的必要。或許都市社會里存在著對農村、農民、農民工這樣或那樣的偏見，我向來以“農民的兒子”這一身份為自豪。從鄉村走出來的人，難免有些許自卑，但也會帶著天生的自尊、善良和驕傲，他們身藏曲奇的故事、刻骨的經歷和強烈而真摯的情感，歷史和現實帶給他們的苦難與挫折并不能摧毀他們的堅韌和仁厚。“偏僻鄉村的農民，極盡平凡和卑微，可又是一個堪用超凡去形容的尊貴的生命和尊貴的人。”而《我與父輩》中大伯、父親、四叔是萬萬千千父輩們的真實代表。

“大伯正是那片林地中的那棵古而壯的樹，因為他如牛如馬地勞作，因為他如頭羊、頭雁樣領著子女們為活著，并力求在活著中讓子女們盡力吃得飽一些、穿得不那么破爛裸露些，并且在他們長大成人時，都能夠有理由談婚論嫁，有條件娶妻生子，我大伯在他不識字并且在他不善言談的人生中，深深地明白兩個字的含意和深邃，那就是——尊嚴。”

大伯“站在他用一家人的血汗蓋將起來的三間瓦屋的門口上，對他的六男二女的子女們說：‘房子蓋起來，債也欠下了。人在這個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欠，唯獨不能欠的是人家的債。從明天起，我們一家人都重去拉石頭、賣石頭，盡快把人家的債務給還上。’”

大伯家的老五鐵成參軍，卻“非正常地”死在軍營，大伯一家知道消息時，已隔月余，鮮活的人兒已成冰冷的骨灰盒。大伯家，因為人死不能復活，因為部隊干部說了一些安慰話，因為不愿毀了別人的前程，就隨它去了，“我們家遭災了，就別讓別人跟著這災遭難遭殃了”。“我感到了大伯無邊的善良和寬厚，感到大伯內心的苦痛仿佛一眼望不到底的井，可他所說所為的，卻寬闊如無邊的田野和大地。”

“知青下鄉”，被“知青文學”描繪成“下獄”，“把一切苦難，多直接、簡單地歸為某塊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是一代人和一個民族的災難”。“可在知青下鄉之前，包括其間，那些土地上的人們，他們的生活、生存，他們數千年的命運”，又該如何評議？《我與父輩》以寬和的心態、委婉的方式告訴我們，大多數人所了解的真相的背后可能隱藏著另一個真相。

從開篇到尾頁，《我與父輩》字里行間流淌著濃濃的苦澀、苦難、心痛、心酸、懺悔、哀思、溫情，是一本父母看了想給兒女、兒女看了想給父母的書，它用誠摯的情感、質樸的文字撥動著讀者內心深處那根或已塵封的情弦，令心湖久久不能平靜。

第三篇：我與父輩讀書筆記

《我與父輩》，閻連科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說：“在我所有作品中，這是一顆鉆石”。我還沒有看過他的《日光流年》《受活》《最后一名知青》等，但我肯定，《我與父輩》已是我心中永恒的經典。其中某些情節，像發生在金庸武俠世界里的故事那樣被我記牢；其中心酸心痛之處，亦感同身受、沉重真切。《我與父輩》沒有驚天動地的英雄事跡，沒有詭異離奇的驚悚懸疑，有的是親切的泥土芬芳和那濃得化不開的親情和哀思；不需要也不可以一口氣讀完，睡前一章或一節地讀，讓自己的思緒穿越到那個年代那片土地，在夢里體會那崢嶸歲月里的荒蕪與苦楚，盡享作者珍貴的經歷與感受，用真誠與摯情拂去靈臺上的塵埃，平和浮躁的心，審察自身的原罪，讓靈與欲回歸本原的家園。毋庸置疑，較之當今泛濫成災的快餐式讀物，《我與父輩》無疑是一壇陳年佳釀，值得用心品嘗，它是那樣的濃郁醇厚，回味悠長。

作者自傳式地從自己的童年開始寫起，把讀者帶回到上世紀那個充滿貧困與饑荒的年代，帶到那片作者憂思難忘的鄉土——河南嵩縣的偏僻村莊，講述了生活在那時那地的父親、大伯、四叔艱辛坎坷、勤勉隱忍、平淡不平凡的人生。

在書中，作者傾注了大量筆墨講述了父輩對子女濃情呵護與天性般的付出，講述了自己如何在長輩的庇護下成長。“很小時候…便總如尾巴樣隨在父親身后。父親勞作的時候，我喜歡立在他的身邊，一邊看他舉鎬弄鍬的樣子，一邊去踩踏留在父親身后或者他身邊的影子。”我也記起了，直到我開始記事的年齡，父親還要我像騎馬一樣騎在他的肩頸上，頂著我走親戚或趕集。

然，子女的出世帶給父母喜悅的同時，也帶來解不下的包袱和負不清的責任。“…他們自做了父親那一日、一時的開始，就刻骨銘心地懂得，他們最大、最莊嚴的職責，就是要給兒子蓋幾間房子，要給女兒準備一套陪嫁，要目睹著兒女們婚配成家，有志立業。這幾乎是所有農民父親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為了蓋房，父親和母親“到二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雜木椽子從有著野狼出沒的山溝扛到路邊…”

在我讀到“父親為了這些，付出了他的健康，也付出了他許多的生壽”的剎那間，我的靈臺前所未有的通透清明，我突然解開了我自己的父親的父親“餓死”之迷——一個?困惑了我二十多年的迷——幼時常聽村里老人講，祖父勇猛壯實，是個好把式，在我父親七歲的那一年，無病無痛餓死了。我一直疑惑，一個大活人怎么可能餓死呢？

可憐天下父母心！類似作者文中所述，“蓋起房子的那一年春節，家里沒有一粒小麥，沒有半把面粉，是借了人家一碗污麥面粉讓我們兄弟姐妹四個每人吃了半碗餃子，而父親和她（作者母親），則一個餃子都沒吃。”為了兒女，活干得最多最累、吃得最少最儉，鐵打的身子難免出問題。每念及此，一個從心底發出的聲音激蕩著我的胸腔：父愛如山，母愛如海。

我們應該感謝所有曾經幫助、關愛過我們的人們，而我們最需要感謝的是我們的父母。常言鴉有反哺之義，羊有跪乳之恩，可普天之下有多少兒女讀懂了父母的苦與樂，即便有朝一日自己升格為父母，也多會把滿腔心血潑灑在自己的兒女身上。作者誠懇地坦白了因失孝而懺悔的心，讀者可以感知他那無法解脫的歉疚與揪心的疼痛：

“總是要把父母對我們的疼愛無休止地拉長…去享受父母給我們的心懷和疼愛…”

“因為這種疼愛河流樣源遠流長，我們便以為那疼愛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因為取之不竭，用之不盡，所以我們也并不把那愛放到心上去。”

“直到有一天，長輩老了，父母病倒了，我們才明白父母和長輩，都早已為了生活和兒女、日子和碎瑣，精疲力竭，元氣耗盡…”

“對父母和長輩生命的疏忽，如同我們常年在暗暗吮吸著父母和長輩的血液而當作可有可無的水。”

“現在，他們年邁了…只能是賦閑的無奈和一日日的衰老時，甚或從他們迎面走來的日子里，只能是疾病和死亡時，我們該明白…不光要為自己的事業、貪念努力和鉆營，我們還應該把我們欲望中的努力拿出那么一丁點兒給他們，把我們十個指頭中的二十八節指骨分出一節來，讓他們使用和撫摸。應該讓他們清楚地感覺到，他們這一生，是確確實實生過兒女、養過兒女、有著兒女的。”

……

讀到“戰爭”一節，因為作者參軍，在中越戰爭爆發的一個多月里，作者一家和親戚老少三十余口人，“都住在我家，睡在又寒又硬的地上，吃大鍋燒就的粗茶淡飯，一塊兒收聽廣播里有關前線的消息，輪流著每天到郵局查問有沒有我的來信，偷偷地去廟里，在各種神像的前面燒香許愿，為我祈求平安。而我的父親…徹夜不眠，夜夜起床，獨自到后院的空地上，盯著夜寒通宵散步…”。我自己竟然突兀地記起并理解了，因我任性妄為而摔斷腿時，母親每日為我熬制骨頭湯，次次端到我床前給我時憂傷的眼神；因我只因想看沙漠和駱駝而執意報考遠離家鄉的蘭州大學時，母親連續多日食欲不振、眼睛紅腫。如今想來，父母臉上密密麻麻深似刀刻的皺紋，與我有太多的關系。如果重新來過，我這個兒子絕不再頑皮任性，可我的父母還能重新回到他們的青春時代嗎！

父母健在的讀者，為被提前警醒而深感慶幸，將暗自反省、用心珍惜親人；已經失去的，只能沉湎于悔恨共鳴中，或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以自慰。

《我與父輩》是時下急需的憶苦飯。“終于就在某一瞬間里，明白了父輩們在他們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勞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溫暖，原來都是為了活著和活著中的柴米與油鹽、生老與病死。”

“父親領著我們，破冰過河去山溝里拉做地基的石頭，因為車子裝得太滿，返回時車子陷在伊河當中…從車上卸著一二百斤重的石頭，一塊塊用肩膀扛到岸邊…父親從水中出來的時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滿頭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幾乎所有衣服的每個部位，卻掛著水和冰凌…父親因為哮喘，呼吸困難，臉被憋成了青色…”

……

讀到四叔因僅有的一件“的確良”白襯衫洗晾未干，遲遲不能趕去參加工友家的婚禮、去喝那場他準備了許久的喜宴酒時，我想起我自己的父親為了購買農藥，曾經從村東借到村西、從村頭借到村尾，借不到那關乎莊稼存活的五元錢，我體會到了同樣的無奈與心酸，似乎開

第四篇：《我的父輩在長征中》讀后感

《我的父輩在長征中》讀后感

《我的父輩在長征中》由老紅軍之子王太和策劃、收集資料、組稿，歷經一年的時間完成。全書圍繞紅軍長征指戰員參與的戰斗、戰役形成長征故事，以獨特的后輩回憶視角，運用客觀、生動和樸實的語言，記錄了紅軍指戰員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長征的感人故事，承載著可歌可泣的長征精神。

書中可以看到楊得志率部勇闖大渡河，謝覺哉老人僅僅喝了一碗辣椒水而笑談雪山草地，賀炳炎長征路上斷臂血灑沙場，王宏坤率部與敵激戰渡過嘉陵江等讓讀者熱血沸騰的故事。生動描繪了紅軍戰士都是民族的英雄、民族的靈魂、民族的精神。

讀者還可以讀到一個又一個生動故事：紅軍將士無論面對難以自拔的沼澤，還是茫茫無際的草地；無論面對皚皚白雪，還是飛機大炮；無論面對酷暑嚴寒，還是饑餓干渴……都抱著祖國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與窮兇極惡的敵人展開殊死搏斗，將生的希望讓給別人，死的威脅留給自己。

《我的父輩在長征中》能使廣大讀者了解到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輝煌歷史、光榮傳統和紅軍指戰員在長征途中表現出來的對革命理想和事業無比的忠誠、堅定的信念，表現出來的不怕犧牲、敢于勝利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從而體會到中國革命勝利的來之不易，使讀者更積極地投身到強軍興軍的偉大事業中，更堅定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長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過生離死別的悲壯故事，讓老紅軍們刻骨銘心的，是一段段血與火、生與死的真實經歷，是從生死考驗中錘煉出的頑強意志，是激勵著廣大紅軍指戰員艱苦征戰的強大動力，是中國共產黨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全面展示。

長征精神是中國的，都不約而同地把他們的焦點對準了紅軍的精神，那種英勇頑強、一往無前的精神。正如索爾茲伯里所說：“長征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于世。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長征精神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其可貴就在于，它能夠在漫長的時間積淀中轉化為對現實的啟示，體現了黨之魂、軍之魂和民族之魂。

長征精神之所以歷久彌新，就在于它不是靜止的。它承接著井岡山精神，又不斷形成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更為它注入了新的時代血液，增加了新的豐富內涵。

偉大的長征精神，概括起來就是胸懷目標、矢志不移的堅定信念，無所畏懼、勇往直前的英雄氣概，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的創新膽略，顧全大局、緊密團結的革命風格，心系群眾、患難與共的高尚情懷。

今天，當年的戰爭硝煙已經散去，但和平發展的天空并非晴空萬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新的長征與當年紅軍長征一樣將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將面臨著嚴峻的困難和考驗。正因如此，新世紀新階段更需要我們高擎起長征精神的火炬，讓曾經推動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光榮傳統在新的長征中煥發出時代光芒，照耀著我們像當年的長征紅軍那樣去不斷開創出新的局面。

我們要學習長征精神，應用到工作中，為人民服務，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和平。

第五篇：我的父輩范文

“我的父輩·英烈篇”——趙博生

2011-06-03 14:51 來源：新民晚報 作者：趙振霞

新民網編輯：王玲

趙博生

26路軍駐寧都時總指揮部舊址

趙振霞（中）與董振堂之子董用威（右）和夫人，在華北軍區烈

士陵園趙博生雕像前

1931年，父親以26路軍參謀長的身份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他不再是個孤身奮斗的“志士”了

趙振霞

【新民晚報·推薦】父親犧牲時年僅36歲，而我自出生后就沒有見過他。然而，不少老紅軍和江西寧都老鄉至今還記得他，稱贊他的英勇無畏。雖然他離開我已經78年了，但是，我對他的思念，一刻也沒有停息。

父親犧牲我才2歲

我出生在1931年2月22日，是趙博生的獨女。1933年1月8日，時任紅五軍團副總指揮兼13軍軍長的父親，在江西寧都黃獅渡戰役中英勇犧牲了，此時的我，還不足2歲。更悲慘的是，自我生下來后，就沒有見過親生父親！

父親犧牲的消息是怎樣傳到老家的，我已經一無所知了，而我對幼年時期還留有些許印象的，只剩下兩件事：一是夜里，母親蔡云霞總在黑暗中不停地哭泣，二是家里經常燒紙，后來才知道這是在父親的忌日或清明節，家人在祭奠我父親。沒過幾年，母親也在憂傷和貧困中去世了，我由爺爺、奶奶帶大。

父親原名趙思溥，1897年9月出生于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20歲成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第6期畢業生，隨后在北洋軍閥的皖系、直系、奉系軍隊中任職。1924年他轉入馮玉祥的西北軍，歷任團副、參謀處長、旅長等職。正是在這里，父親遇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劉伯堅同志。

1926年，共產黨員劉伯堅在西北軍擔任總政治部副部長。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大部分中共黨員被迫離開這支部隊，但少數共產黨員仍留下來秘密開展工作。劉伯堅創作了《革命精神歌》在部隊中教唱：

先鋒！先鋒！

熱血沸騰，先烈為平等犧牲，作人類解放救星。

側耳遠聽，宇宙充滿饑餓聲，警醒先鋒，個人自由全犧牲。

我死國生，我死猶榮，身雖死精神長生，成功成仁，實現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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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發生的中原大戰結束后，馮玉祥的殘部被蔣介石收編為第26路軍，父親擔任參謀長。1931年1月，蔣介石命令第26路軍從山東開赴江西，參加對紅軍中央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

一年做了兩件大事

1931年，受命調防到江西的父親做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當年10月，還戴著國民政府第26路軍參謀長頭銜的父親，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派往江西“剿共”前線到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走的是一條作為一名盼望著國家變好、富強的正直軍人的必由之路。

對紅軍中央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失敗后，1931年7月，父親率部參加第三次“圍剿”，進駐寧都，但兩個月后，第三次“圍剿”便告失敗。第26路軍收到駐守寧都的命令，而其他國民黨軍先后撤出，這使第26路軍處于中央根據地軍民的包圍之中，也讓并非蔣介石嫡系的第26路軍內部矛盾趨于尖銳。而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給第26路軍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九一八事變后，全國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蔣高潮，大多來自北方地區的第26路軍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國，不料遭到蔣介石的拒絕。

部隊開進江西后的一天下午，父親在辦公桌上發現一封寫有“趙博生親啟”的信件。信是軍中處于秘密活動中的中共特別支部寫給他的，信中講述了九一八事變后的中國局勢、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全國高漲的革命形勢及第26路軍的處境。一口氣將信讀完，父親陷入了沉思。但他未動聲色，直到一個星期后，才叫來了在軍內總指揮部任譯電主任的羅亞平。在這之前，父親曾試探過羅亞平，覺得他應該是軍中秘密的共產黨員。這封信的出現，讓他更確定，它是羅亞平利用工作之便放在他辦公桌上的。

與羅亞平的談話，讓父親終于找到了光明。第26路軍73旅旅部參謀、中共特別支部書記劉振亞上報中央后，1931年10月，經中共中央批準，父親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現在最大的滿足是自己不再是個孤身奮斗的?志士?了，終于可以實現我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了。” 父親當時說道。

父親入黨后，率部準備起義便提到了議事日程。

促使父親等人領導的“寧都起義”在1931年12月14日爆發，直接原因是蔣介石已準備清除第26路軍中的共產黨員，情況十分危急。

12月初，隱蔽在第26路軍中的共產黨員及起義計劃被發現，國民黨南昌行營命令立即逮捕共產黨員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等人。12月9日，蔣介石專門送去清除手令。在此緊要關頭，劉振亞等人立即與父親商定，并與紅軍取得聯系，決定趁第26路軍總指揮孫連仲和第27師師長高樹勛不在部隊的時機，果斷起義。

在父親的爭取下，第73旅旅長董振堂、第74旅旅長季振同、第74旅1團團長黃中岳支持起義。14日，父親和3位將領派第74旅和第73旅直屬隊控制了要害部門，父親宴請全軍團以上軍官，趁機逮捕了所有反對起義的軍官，并把代總指揮、第25師師長李松昆的師部包圍繳械，為起義掃除了障礙。除駐扎在城北的1個團因路遠未能參加外，第26路軍全軍1個軍直、2個師直、6個旅直、11個整團，共1.7萬余人，攜2萬多件武器全部加入了紅軍。

起義后，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五軍團，季振同任紅五軍團總指揮，肖勁光任政治委員，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紅五軍團下轄3個軍：董振堂任軍團副總指揮兼第13軍軍長，何長工為政委；父親任軍團參謀長兼第14軍軍長，黃火青為政委；黃中岳任15軍軍長，左權為政委。在發表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宣言》后，第二天起義部隊就開進了中央蘇區。

距敵百米指揮作戰

1932年12月14日是寧都起義一周年紀念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召開紀念大會，為表彰我父親和董振堂在寧都起義和反“圍剿”作戰中作出的貢獻，中央政府給他們頒發了紅旗勛章。沒想到，父親接過勛章還不到一個月，就血灑疆場，壯烈犧牲了。

1933年初，國民黨軍集中４個師的兵力分兩路向江西資溪、金溪、南城蘇區進犯。孫毅將軍是這樣追憶我父親的最后時光的：

“1933年初，趙博生奉命率領紅五軍團的３個團扼守長員廟一帶山脈，任務是鉗制敵人，配合主力在黃獅渡一線與敵人決戰。接受任務以后，趙博生帶領干部戰士親臨前線察看地形，縝密地研究與部署戰斗。”“在堅守陣地的戰斗中，敵人集中火力向我兩翼陣地輪番發起沖鋒。我守軍戰士子彈打光了，趙博生就指揮戰士們用石塊猛擊敵人，用寫有?百戰百勝?字樣的斗笠裝上鵝卵石回擊敵人。在最危急的時刻，趙博生親自帶領由軍官組成的最后突擊隊，向敵人發起猛烈的反沖鋒。趙博生距離敵人只有百米左右，他一邊指揮，一邊回擊敵人，不幸右額中彈，當即倒地。”“敵人被打退了，陣地守住了，主力部隊在紅五軍團的配合下，取得了全部殲滅敵人6個團的重大勝利。但是紅五軍團杰出的指揮員趙博生，因彈片深嵌腦部，搶救無效，光榮犧牲了，年僅36歲。”

1月8日父親犧牲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當即致電紅五軍團吊唁父親。1月1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下令，將寧都縣改名為博生縣，將父親安葬在他生前領導起義的地方，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后來，又在紅都瑞金葉坪的廣場建造了博生堡，朱德總司令親筆題寫“博生堡”三個大字。1962年，葉劍英元帥作詩一首，緬懷昔日戰友：“寧都霹靂響天晴，赤旗高擎趙博生，虎穴堅持神圣業，幾人鮮血染紅星。”

寧都老鄉難忘英雄

自出生后，我一直在鹽山縣東慈莊老家生活，度過了20年艱難的歲月。1952年春天，毛澤東主席托人詢問縣領導：趙博生是否還有后人？得知爺爺和我都在，毛主席邀請我爺爺到北京去了一趟，并讓河北省領導負責，讓我到當時的河北省省會保定讀書。于是，一字不識的我來到了河北干部子弟學校。

我跟著爺爺到過北京中南海，見過周恩來總理。我還用剛學會的一些字給毛主席寫過一封信，告訴他我已經上學了。后來聽老師說，毛主席給我回信了，囑咐我繼承烈士的遺志，好好學習。

1953年秋天，我得了肺結核。這在當時是很嚴重的病。經過手術，我被切除了一側乳房和3根肋骨。后來，我再也沒有踏進校門。

我跟父親離得最近的一次，是在1975年。那年清明前后，我跟我的四叔以及一個表叔前往江西寧都祭拜我的父親，記得當時是受寧都縣領導的邀請，我父親的墓地重新修繕后就要落成了。到達后第一站就是父親的犧牲處，我一到那兒便嚎啕大哭，從未謀面的父女倆終于“見面”了，想到父母早逝，40多年里我連父親的面都沒見過，我的眼淚再也止不住了。在落成儀式現場，我見到了不少老紅軍及老鄉，他們都見過我父親，親切地跟我說他當時是多么英勇，寧都好多人都知道他。儀式結束后，我從墓地捧了一把土帶回家，算是讓父親魂歸故里。

父親離開我已經78年了，我對他的思念，一刻也沒有停息。

（王亦君 整理）生平簡介

趙博生（1897-1933）河北省黃驊縣人，中共黨員。1917年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24年冬轉入馮玉祥的西北軍，參加過北伐戰爭。其間受共產黨人劉伯堅等影響，傾向革命。1931年任國民黨軍第26路軍參謀長。

九一八事變后，他堅決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同時，與在第26路軍中的中共特別支部取得聯系。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批準其入黨。12月14日，他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部在寧都起義。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他先后任紅五軍團13軍軍長、軍團參謀長、軍團副總指揮，率部參加贛州、漳州和南雄水口等戰役。1933年初，國民黨軍集中兵力向江西資溪、金溪、南城蘇區進犯，趙博生率紅五軍團3個團據守長員廟一帶山脈，出色地完成了鉗制任務。1月8日，趙博生在江西寧都黃獅渡戰役中壯烈犧牲。

作者簡歷

趙振霞 趙博生烈士之女，1931年2月出生。1952年，經毛主席關心，從河北滄縣東慈莊老家到保定讀書，一年多后因病輟學，1956年與遼沈戰役的退役老兵孟兆榮結婚，育有一子兩女。

趙博生 紅色特種兵的兩個先驅之一

2011-10-07 22:22:07 來源: 作者: 評論:0條

一年做了兩件大事

1931年，受命調防到江西的父親做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當年10月，還戴著國民政府第26路軍參謀長頭銜的父親，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派往江西“剿共”前線到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走的是一條作為一名盼望著國家變好、富強的正直軍人的必由之路。

對紅軍中央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失敗后，1931年7月，父親率部參加第三次“圍剿”，進駐寧都，但兩個月后，第三次“圍剿”便告失敗。第26路軍收到駐守寧都的命令，而其他國民黨軍先后撤出，這使第26路軍處于中央根據地軍民的包圍之中，也讓并非蔣介石嫡系的第26路軍內部矛盾趨于尖銳。而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給第26路軍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九一八事變后，全國人民掀起了抗日反蔣高潮，大多來自北方地區的第26路軍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國，不料遭到蔣介石的拒絕。

部隊開進江西后的一天下午，父親在辦公桌上發現一封寫有“趙博生親啟”的信件。信是軍中處于秘密活動中的中共特別支部寫給他的，信中講述了九一八事變后的中國局勢、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全國高漲的革命形勢及第26路軍的處境。一口氣將信讀完，父親陷入了沉思。但他未動聲色，直到一個星期后，才叫來了在軍內總指揮部任譯電主任的羅亞平。在這之前，父親曾試探過羅亞平，覺得他應該是軍中秘密的共產黨員。這封信的出現，讓他更確定，它是羅亞平利用工作之便放在他辦公桌上的。

與羅亞平的談話，讓父親終于找到了光明。第26路軍73旅旅部參謀、中共特別支部書記劉振亞上報中央后，1931年10月，經中共中央批準，父親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現在最大的滿足是自己不再是個孤身奮斗的“志士”了，終于可以實現我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了。” 父親當時說道。

父親入黨后，率部準備起義便提到了議事日程。

促使父親等人領導的“寧都起義”在1931年12月14日爆發，直接原因是蔣介石已準備清除第26路軍中的共產黨員，情況十分危急。

12月初，隱蔽在第26路軍中的共產黨員及起義計劃被發現，國民黨南昌行營命令立即逮捕共產黨員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等人。12月9日，蔣介石專門送去清除手令。在此緊要關頭，劉振亞等人立即與父親商定，并與紅軍取得聯系，決定趁第26路軍總指揮孫連仲和第27師師長高樹勛不在部隊的時機，果斷起義。

在父親的爭取下，第73旅旅長董振堂、第74旅旅長季振同、第74旅1團團長黃中岳支持起義。14日，父親和3位將領派第74旅和第73旅直屬隊控制了要害部門，父親宴請全軍團以上軍官，趁機逮捕了所有反對起義的軍官，并把代總指揮、第25師師長李松昆的師部包圍繳械，為起義掃除了障礙。除駐扎在城北的1個團因路遠未能參加外，第26路軍全軍1個軍直、2個師直、6個旅直、11個整團，共1.7萬余人，攜2萬多件武器全部加入了紅軍。

起義后，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五軍團，季振同任紅五軍團總指揮，肖勁光任政治委員，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紅五軍團下轄3個軍：董振堂任軍團副總指揮兼第13軍軍長，何長工為政委；父親任軍團參謀長兼第14軍軍長，黃火青為政委；黃中岳任15軍軍長，左權為政委。在發表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宣言》后，第二天起義部隊就開進了中央蘇區。

距敵百米指揮作戰

1932年12月14日是寧都起義一周年紀念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召開紀念大會，為表彰我父親和董振堂在寧都起義和反“圍剿”作戰中作出的貢獻，中央政府給他們頒發了紅旗勛章。沒想到，父親接過勛章還不到一個月，就血灑疆場，壯烈犧牲了。

1933年初，國民黨軍集中4個師的兵力分兩路向江西資溪、金溪、南城蘇區進犯。孫毅將軍是這樣追憶我父親的最后時光的：

“1933年初，趙博生奉命率領紅五軍團的3個團扼守長員廟一帶山脈，任務是鉗制敵人，配合主力在黃獅渡一線與敵人決戰。接受任務以后，趙博生帶領干部戰士親臨前線察看地形，縝密地研究與部署戰斗。”“在堅守陣地的戰斗中，敵人集中火力向我兩翼陣地輪番發起沖鋒。我守軍戰士子彈打光了，趙博生就指揮戰士們用石塊猛擊敵人，用寫有“百戰百勝”字樣的斗笠裝上鵝卵石回擊敵人。在最危急的時刻，趙博生親自帶領由軍官組成的最后突擊隊，向敵人發起猛烈的反沖鋒。趙博生距離敵人只有百米左右，他一邊指揮，一邊回擊敵人，不幸右額中彈，當即倒地。”“敵人被打退了，陣地守住了，主力部隊在紅五軍團的配合下，取得了全部殲滅敵人6個團的重大勝利。但是紅五軍團杰出的指揮員趙博生，因彈片深嵌腦部，搶救無效，光榮犧牲了，年僅36歲。”

1月8日父親犧牲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當即致電紅五軍團吊唁父親。1月1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下令，將寧都縣改名為博生縣，將父親安葬在他生前領導起義的地方，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后來，又在紅都瑞金葉坪的廣場建造了博生堡，朱德總司令親筆題寫“博生堡”三個大字。1962年，葉劍英元帥作詩一首，緬懷昔日戰友：“寧都霹靂響天晴，赤旗高擎趙博生，虎穴堅持神圣業，幾人鮮血染紅星。”

寧都老鄉難忘英雄

自出生后，我一直在鹽山縣東慈莊老家生活，度過了20年艱難的歲月。1952年春天，毛澤東主席托人詢問縣領導：趙博生是否還有后人？得知爺爺和我都在，毛主席邀請我爺爺到北京去了一趟，并讓河北省領導負責，讓我到當時的河北省省會保定讀書。于是，一字不識的我來到了河北干部子弟學校。

我跟著爺爺到過北京中南海，見過周恩來總理。我還用剛學會的一些字給毛主席寫過一封信，告訴他我已經上學了。后來聽老師說，毛主席給我回信了，囑咐我繼承烈士的遺志，好好學習。

1953年秋天，我得了肺結核。這在當時是很嚴重的病。經過手術，我被切除了一側乳房和3根肋骨。后來，我再也沒有踏進校門。

我跟父親離得最近的一次，是在1975年。那年清明前后，我跟我的四叔以及一個表叔前往江西寧都祭拜我的父親，記得當時是受寧都縣領導的邀請，我父親的墓地重新修繕后就要落成了。到達后第一站就是父親的犧牲處，我一到那兒便嚎啕大哭，從未謀面的父女倆終于“見面”了，想到父母早逝，40多年里我連父親的面都沒見過，我的眼淚再也止不住了。在落成儀式現場，我見到了不少老紅軍及老鄉，他們都見過我父親，親切地跟我說他當時是多么英勇，寧都好多人都知道他。儀式結束后，我從墓地捧了一把土帶回家，算是讓父親魂歸故里。

父親離開我已經78年了，我對他的思念，一刻也沒有停息。（王亦君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