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后作文時代》讀后感1000字

《后作文時代》讀后感1000字

周秋芳

作文就是學習寫文章，而文章在我國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地位特殊。歷史上從隋以來的各個王朝均以寫“八股文”作為科舉考試的基本手段，用以選拔官吏，遂賦予文章寫作的教學以特殊價值而受到非同一般的關注。特別是崇尚表達形式為主的諸多條條框框，其歷史陰影，一直影響著中國作文教學。

國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版）》的正式頒布，更將傳統作文教學作了具有時代意義的變革，提出了第一學段為“寫話”，第二、三學段稱“習作”，從根本上放低了作文教學的目標，并且強調寫作教學“應貼近學生實際，讓學生易于動筆、樂于表達”“說真話、實話、心里話，不說假話、空話、套話”“改進作文命題方式，提倡學生自主選題”等。

對如此重大的改革，從另一視角看，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后作文時代”。不受僵化章法的束縛和唯美形式的追求，注重實話實說、真情真表，應當是“后作文時代”的一個轉型節點。真真切切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使寫作皈依于生命表現的原點，作文就得以內容為王。也就是應當表達真實的思想內容，不搞胡編亂造（想象作文不是胡編亂造）或矯揉造作、無病呻吟。強調小學生習作以真實表達思想內容入手，“讓學生易于動筆、樂于表達”。因為兒童習作與成人公開發表的作品不是一回事。成人公開發表的作品，必須嚴格遵循公共理性，體現主流價值觀，為社會提供積極向上的正能量，否則會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兒童習作只是一項練習作業，并不公開發表，即使認知有些偏頗，表達有些不妥，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寫出來”會比“捂起來”好。

作文本來就是“文無定法”的。孔子提倡“辭達而已”，韓愈則主張作文應“氣咸言宜”，東坡更強調“隨物賦形”，清朝的梁章鉅說得更透徹：“少年作文，以英發暢滿為貴，不宜即求高簡古淡”。

所以我們應當指向的便是讓學生表達真實的生活與思想。有了真實的生活與思想，就可以放膽寫來“我手寫我口”。人人都有思想，人人都會說話，把想說的話寫下來，應該不會太困難。但如果話說得有章法，有技巧就很難了。小學生怕作文，其實怕的就是這。當然如何表達得更好（形式），也要學習、研究，但這只能是在有了堅實的內容之后。若過分拘泥于章法和技巧，而失卻了真實的生活與思想，寫作便只能是矯揉造作的無病呻吟，從根本上背離了寫作的原點與本質。

培養兒童敢于自由表達，真情表達是是我們的基礎。“寫真”作文還須“求善”與“尚美”，這是“后作文時代”的歷史使命。

小學習作教學的真諦“求善”就是求好，這就首先必須是正確的。兒童的思想情感的表達，當然不一定正確，這不要緊。但必須向正確的方向引導，因為這是他們健康成長的需要。“尚美”則是在生命表達和交流中，在“寫真”“求善”的同時，不斷提高審美的能力。當然這種對真、善、美的追求不是靠抽象說教、道德灌輸來實現的，而是從兒童寫作實際出發的循循善誘，在逐步“培養學生觀察、思考、表達和創造的能力”

就像周一貫先生所說：“后作文時代”的一條完整的“作文教學鏈”，應當有作文后的教學關注和關懷，真正實現作文教學的人格化，把作文與生命成長聯系起來。在這方面，《語文課程標準》所強調的“寫作教學應抓住取材、構思、起草、加工等環節”，“為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良好個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礎”。這應該也是“后作文時代”須特別重視“作文后”的教學之緣由所在。

在關注落實作文教學寫真話、訴真情的基礎上，作為一線語文教師我們要特別重視如何面對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以求更全面地落實作文育人的時代責任。

第二篇：后開發區時代

“后開發區時代”的縣域經濟發展

近一段時間以來，兩項工作成為各級地方政府的主要著力點。

一是開發區的治理整頓；二是縣域經濟的加快發展。以清理各類開發園區為重點的土地市場秩序治理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一部分，它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維護農民利益、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更主要的是抑制投資的過快增長，及時消除經濟發展中的不穩定、不健康因素，防止經濟大起大落，促進國民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而自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發展縣域經濟以來，縣域經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和關注，加快發展縣域經濟也成為欠發達地區實現趕超的一個主要突破口。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加快發展縣域經濟更多地出于各地方政府現階段強烈的發展需求和發展沖動。

局部和整體之間有時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在大力清理整頓開發區、嚴格土地使用制度的宏觀調控大背景下，縣級政府如何找準、抓好下一步發展的突破口？如何處理好內在發展沖動與國家宏觀調控之間的關系？諸多現實問題日益引起各級決策者的關注。本刊記者近日趕赴安徽桐城、肥東等地，對開發區的治理整頓情況及其所帶來的各種影響進行了解和分析，試圖破解“后開發區時代”縣域經濟發展難題。

“后開發區時代”悄然開啟

開發區群雄并起、良莠混雜的戰國時代即將結束，以規范、有序發展為主要特征的“后開發區時代”悄然開啟。這是此次開發區治理整頓的直接效果。

自1984年國務院批準設立第一個經濟技術開發區以來，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和體制創新的試驗田，開發區依托政策和體制方面的優勢，在我國得到了迅猛發展。但在為地方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和帶動作用的同時，開發區的過多過濫也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帶來的諸多現實問題也引起了政府高層的高度重視。

據國務院研究室宏觀經濟司的一份統計數據表明，在此次治理之前，我國已有各類開發區超過6000家，但經國務院批準的只有232家，省級批準的也不過1019家。也就是說，將近7成的開發區不在國家規劃范圍之內。

這些“黑戶”開發區的名稱五花八門，違規操作十分普遍。安慶市經濟技術開發區主任丁一軒介紹說，許多地方的領導為了追求政績，盲目圈地搞開發園區，有的市、縣甚至“鎮鎮建區，鄉鄉辦園”。開發園區的名稱也是五花八門，有的叫“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旅游度假區”或“商貿開發區”的，也有叫“工業園”、“創業園”、“軟件園”或“環保產業園”的，還有稱“大學城”、“影視城”的。在一些地方盲目建設開發園區過程中存在嚴重的違規用地行為，主要有非法占用、未批先用、少批多用、繞過審批權限規定“零批整用”、隨意更改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違規改變土地用途以及越權出臺土地優惠政策、違規協議出讓經營性土地等。比如，1998年我國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對農業用地轉為非農建設用地嚴格控制，市、縣級土地管理部門只負責在獲得國家或省土地管理部門批準的土地上進行項目用地的分配，為避開這一規定的制約，一些開發園區就化整為零、縮小土地面積分次上報，繞過國務院和省級土地管理部門的嚴格審批，最終達到其圈地建園區的目的；《土地管理法》要求先有項目，再批用地，一些開發區就采用虛報工業項目的形式獲得用地額度，然后隨意改變土地用途，上馬容易吸收投資的非生產性項目。

除了違規操作以外，某些地方政府的動機也與國家設立開發區的初衷漸行漸遠。國土資源部土地勘測規劃設計院學者唐健對開發區現象進行大量調研后認為：目前，各級地方政府在開辦各類園區方面具有較高的積極性，更多地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種種考慮。首先，現有的任期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過分看重GDP、引資額等“數字”指標，全民招商、層層下達招商任務仍在一些地方普遍實行。應該說，對于政績的過分追求，構成了一些地方政府興辦開發園區的動機。其次，我國現行的財稅體制是分稅制框架下的中央和地方分成。在這種體制下，地方政府能夠通過建設園區來吸引投資，增加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在理論上，政府在開發區建設中可以實現兩個方面的收益，一是土地出讓金；二是通過企業入園增加稅收而獲得的土地增值收益。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過度招商競爭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土地往往不能按照正常的市場價格出售給投資者，地方政府開辦各類園區實現的多是后一種形成的收益。此外，在有些地方，當地政府還盡可能地擴大開發區面積，大面積囤積土地，希望通過商業房土產開發，獲得較高的收益，來彌補工業用地虧空。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各類開發園區遍地開花、無限擴大的狀況，而全國區域分工和整體布局、區域產業特色、土地產出、單位土地投資強度等園區開發必須考慮的諸多因素，在建設開發區的過程中卻往往被忽略了。

有鑒于此，為抑制這一輪節節攀升的開發區熱，自去年以來，國務院辦公廳接連下發文件，隨后又組成五部委聯合調查組，嚴查全國用地，對現有的各類開發園區進行了疾風驟雨般的清理整頓。

目前，此次以清理開發區為重點的土地市場秩序整頓工作已漸入佳境。兵分十組、分三批進行的國務院五部委治理整頓土地市場工作，剛剛完成階段性驗收，歷數一年來的艱辛工作，治理部門可謂“成績斐然”。

據國土資源部發布的消息，截至2004年6月，除內蒙古自治區外，全國共清理出各類開發區6741個，規劃用地面積3.75萬平方公里，超過了全國現有城鎮建設用地3.15萬平方公里的總面積。全國已撤消各類開發區4735個，占開發區總數的70.2%；核減開發區規劃用地面積2.41萬平方公里，占原有規劃面積的64.3%；目前已退出開發區土地2617平方公里，復耕1324平方公里。

通過一年多的治理整頓行動，一些地區盲目設立開發區、亂占濫用土地的狀況得到了緩解。而且，除了數量上的大幅撤減，還一改過去“處理事，較少處理人”的做法，加大了對土地違法案件的查處力度。來自國土資源部的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發現土地違法案件42297件，已立案32575件，涉及土地面積21689.5公頃，其中耕地13341.7公頃。陽光總在風雨后。經過暴風雨的洗禮，開發區的發展正逐漸走上規范、有序的軌道。相對于前一段時間開發區的過多過濫、違規操作的普遍存在，經過此次治理整頓之后，開發區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從某種意義上講，相對于我國改革開放初期設立開發區的初衷，由于外部環境、發展階段等因素的變化，“后開發區時代”已經來臨。

縣域經濟發展受到的影響有多大

此次開發區的治理整頓得到各地的高度重視，各地方政府也都能按照有關政策要求，對一些違規開發區該撤的撤，該整合的整合。記者從安徽省有關部門了解到，去年下半年國務院通知下發后，安徽堅決貫徹執行，除了轉發文件，還針對設立開發區過多和不規范的問題，采取了果斷措施，撤消了不規范的各類開發區和工業園區222個，占總數的三分之二。同時還按照土地集中統一管理的原則，取消開發區管委會享有的土地管理職權，修改后的《安徽省省級開發區條例》也已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

但在采訪中，記者也明顯感覺到，各地在堅決執行國家政策的同時，一些領導干部在思想認識上的疑慮并沒有完全消除。有人認為治理整頓限制了中西部的發展，清理整頓開發區是“東部生病，中西部吃藥”；也有一些地方領導則在分析違法占地低補償標準原因時，將之歸結為地方沒有財力，甚至將大量違規問題的出現歸結為上級規劃調整不及時。

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是，相對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中西部的開發區建設普遍起步較晚。如安徽，今年是我國創辦國家級開發區重大決策實施20周年，但對安徽來說，創辦國家級開發區的歷程只有13年，安徽省的第一家國家級開發區———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比我國第一個國家級開發區———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遲了近7年時間。同樣，其他各類開發區的建設也都比沿海地區慢了好幾年，甚至十幾年。借用市場營銷學上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來比喻，東部沿海地區的開發區好似技術已經成熟、競爭力很強的產品，而中西部地區的開發區卻只似初級的仿制品，技術含量低且競爭力偏弱。經過此次“一刀切”式的清理整頓，中西部地區的開發區將遭受更為嚴重的打擊，從而對當地的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制約。特別是對于正需大力發展的縣域經濟來說，有人更以“遭受當頭一棒”來形容。

開發區的治理整頓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否真的如此嚴重？

在安徽前不久排出的經濟“十強縣”中，肥東縣位列第九位。這一結果令很多人感到非常吃驚，因為在熟悉安徽縣域經濟發展的人的印象中，肥東縣的經濟發展并不十分突出，在全省所有的縣市區中最多屬于中等水平。是什么原因使肥東縣的經濟發展在近幾年發生飛躍？

“開發區的發展和建設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肥東縣副縣長凌明向記者介紹說。

這其中，合肥龍崗綜合經濟開發區的作用最為明顯。據凌縣長介紹，合肥龍崗綜合經濟開發區于1992年1月經合肥市政府批準成立，2001年經安徽省政府批準晉升為省級開發區。建區以來，龍崗開發區經過10多年的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日趨完善，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也進一步顯現。2003年龍崗開發區共引進項目23個，完成國內生產總值16億元，完成稅收7824萬元，分別占全縣的36.7%和26.5%，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為進一步擴大開放，加快縣域經濟發展，2002年9月，經合肥市政府批準，肥東縣規劃建設了

肥東新城經濟開發園區。2003年，該開發區共引進項目35個，其中工業生產性項目32個，上市公司2家，實際到位資金3.05億元。通過短短一年多時間的發展，肥東新城經濟開發區也已發展成為縣域經濟的一個重要增長點。

在這次開發區的治理整頓中，肥東縣只保留了這兩個開發區，撤消了撮鎮和龍塘兩個鄉鎮工業園區，圈而未用的2300多畝土地得到了恢復耕種。

“開發區的治理整頓從長遠和根本上來說，有利于縣域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但從當前來說，也對當地的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利的影響。”凌明副縣長對此次清理整頓的影響進行了相當理性的評價。

他進一步分析說，這種不利的影響最明顯、最直接的有兩個：一是對招商引資的影響。由于土地凍結，招商來的項目不能安置，因此原定的一些招商活動只能推遲甚至取消。今年上半年，肥東縣新引進項目123個，同比下降30%；總投資13億元，同比下降55%。二是對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的影響。由于土地凍結，例如像總投資10億元的安徽國際護理學院等對縣域經濟具有很強帶動性的大項目，由于建設用地不能及時報批，造成項目不能開工，從而使一些既定的主要經濟指標難以完成，也影響了肥東的經濟發展速度。

相比于肥東，桐城市此次對開發區的清理動作更大。據該市國土資源局局長汪建中介紹，桐城原有各類開發園區13個，在治理整頓中，根據不同情況，分別予以撤消、整合處理。對5個鄉鎮自行命名的規模小、發展方向不明確、無機構、實際為城鎮功能分區的開發區，予以摘牌，不得再冠以開發區的名稱。1個經桐城市政府批準，但規劃不切實際，缺少產業支撐的開發區，予以調整。重點支持和發展省級民營經濟開發區和部分中心鎮的工業園區。汪建中局長分析說，撤消部分鄉鎮自行設立的開發區并不會對桐城的經濟發展造成多大影響，因為這些開發區大都是無機構、無人員、無土地的“三無”園區，是各鄉鎮為了招商引資的便利而空掛的一個牌子，撤消與否都不會有什么作用。這次整頓突出的影響關鍵是在于土地的凍結上。比如在省級的桐城民營經濟開發區二期土地審批上就遭遇“卡殼”。該開發區第一期規劃土地面積已基本開發完畢，正準備規劃第二期，相關材料也都報到有關部門。隨著此次整頓中的土地凍結，二期用地沒被批準，這樣對于該開發區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很大的制約。還有一個突出的影響與該市的市情有關。桐城市的民營中小企業發展較快，數量也很多，民營企業上繳的稅收更是占了75%，但在地方經濟發展中具有支撐牽動作用的大企業、大項目幾乎沒有。由于中小企業受到規模和投資額的限制，不能進入省級的民營經濟開發區，而鄉鎮的一些工業園區又被撤消，使得民營中小企業沒有了投資的平臺和載體，許多投資項目也被迫停止。對于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的桐城市來說，這一影響同樣不容忽視。破解縣域經濟發展之惑

清理開發區、整頓土地市場秩序是出于國家宏觀調控的需要，是現階段為了整體經濟的健康發展而采取的必要措施。由于發展水平不同、發展階段有差異，國家的宏觀調控對各地的經濟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將不可避免。但這并非是限制各地的發展或是停止發展。對于中西部地區的縣域經濟發展來說，目前既是“黃金發展期”，又是“矛盾凸現期”。在這種機遇與矛盾并存的外部環境之下，關鍵是各縣級政府要把握住加快發展的主動權，趨利避

害，盡量降低宏觀調控帶來的影響，從而使縣域經濟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從現實來看，處理好以下幾種關系至關重要。

一是開發區的治理整頓與提升水平之間的關系。經過整頓，大部分違規的開發園區都被清理，但基本上每個縣市仍保留一到兩個建設較好的開發區。對這些保留下來的開發區應倍加珍惜，進一步提升其核心競爭力，提高產業集聚度和土地的產出率，使之為當地的經濟發展起到更大的促進作用。

肥東縣在這方面先行了一步。據該縣副縣長凌明介紹，肥東縣以此次清理整頓為契機，進一步規范了保留下來的開發區的發展。其一，科學規劃。治理整頓期間，該縣從有關單位協調部分業務骨干，認真做好龍崗、新城兩個開發區總體規劃和縣城總體規劃、縣城城鎮體系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銜接，做到三規合一。同時，為了節約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新城經濟開發區的規劃面積由原來的14平方公里壓縮到7平方公里。其二，準確定位。治理整頓期間，肥東對兩個開發區的發展方向進行了進一步的明確。龍崗開發區按照綜合經濟區的定位，重點引進一批有自主知識產權、有核心競爭力、產業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知名企業入園投資，進一步鞏固“對外開放的窗口、市場經濟運作的示范、縣域經濟的增長極”的地位。新城開發區則按照“制造加工業的配套區、縣域工業的聚集區、新興的物流商貿區、建設發展中的新城區”的功能定位，加快發展。其三，創新體制。對開發區管委會的職能進行必要的調整和充實，按有關政策規定，該下放的行政審批權下放，該上收的上收，進一步健全開發區內財政、土地、建設、稅務、工商等工作機構，建立縣直部門定期到開發區現場辦公制度，為進區企業提供一條龍、全方位服務，著力營造“親商、安商、富商”的優良環境，構建開發區發展的體制優勢。

二是開發區與工業園區之間的關系。近年來，國務院有關文件反復強調，分散的鄉鎮企業應向工業小區集中，這也促使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多種積極措施，促進新增投資或新辦的鄉鎮企業集中到鄉鎮辦的工業園區。這需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村村點火、處處冒煙”的鄉鎮企業極度分散的格局。但在這次整頓中，大部分的鄉鎮工業園區均被清理，鄉鎮企業的集聚存在一定的困難。桐城市對此的感受頗深。桐城市的民營中小企業發展較快，塑料制品、羽絨制品、化工建材等行業的塊狀經濟也在一些鄉鎮初步形成。在目前的環境下，鄉鎮塊狀經濟的進一步壯大同樣受到一定的限制。

針對這種矛盾，該市發計委主任潘來兵提出“不要面子要里子”之說。即對于這種鄉鎮塊狀經濟必須要進一步培育，因為它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希望所在。如果有好的民營企業投資項目，當地政府應進行妥善安置，但不一定要掛開發區的牌子，可以納入鄉鎮發展的整體規劃來考慮，作為鄉鎮的一個功能區來發展，來聚集民營中小企業。這樣既可以進一步培育和壯大當地的塊狀經濟，也能帶動城鎮化的發展。

三是工業發展與項目選擇之間的關系。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桐城、肥東兩地的領導都不謀而合地表示，加快發展縣域經濟的突破口仍是進一步加速工業化的發展和深化。工業化是一個國家和地區走向現代化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要振興縣域經濟，把工業放在突出的位置，以工業化為核心，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這確實是一條捷徑，畢竟“無工不富”已成共識。但需要注意的是，發展工業，必須要有工業項目，必須要有投資，必須要有發展的空間，在當前宏觀調控的大背景下，在土地使用和銀行信貸受到嚴格控制的情況下，如何正確識別和

選擇質量好、技術含量高、產品成長性好、帶動力和競爭力強的工業項目，則是當地決策者需要精心研修的一個課題。

誠如肥東縣副縣長凌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說，以清理開發區為重點的土地市場秩序整頓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不是對發展的限制，而是對發展的調整，其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作為中西部地區的縣市來說，當前面臨的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仍是發展不夠、發展不快的問題。經過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調整和協調，可以引導縣域經濟進一步提高發展的質量，步入規范發展的軌道，有利于其可持續和長遠發展。這對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縣域經濟發展來說，或許是一個最大的機遇。

第三篇：后考研時代

后考研時代

每年臨近下半學期期末的時候，我們都可以在圖書館、自習室看到大批拼命學習的人，其勁頭絲毫不亞于那些頂著夏日備戰高考的高三學生們。沒錯，他們就是考研大軍。同樣，他們所面臨的錄取壓力也是空前的。據統計，2010年，全國有將近140萬人加入考研大軍，平均錄取率大概為60%。而一些名牌學校的強勢專業更是可以達到10%甚至更低。尤其很多人高考時并未考入理想學校，因而希望通過研究生考試考入名牌大學，這無形之中為自己增加了難度。

經歷完研究生考試，他們是否又知道，在他們等待成績的時候又將發生什么？而“落榜生”又將面臨怎樣的命運呢？后考研時代，一個新的名詞在等著他們。

和高考一樣，考研也有志愿調劑。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中，由于招生計劃的限制，有些考生雖然達到分數線，但并不能被安排復試或復試后并不能被錄取，對這些考生，招生單位將負責把其全部材料及時轉至第二志愿單位，這個過程即稱為考研調劑。

調劑復試有幾條準則，也有一些基本要求和標準，由于過于冗長，這里不再贅述。但總體來說，都是對具體專業的規定與要求。

對于考生來講，如何盡最大努力爭取到被調劑的機會呢？首先，知道自己的成績達線后，要經常和所報考招生單位的研招辦聯系，盡早知道能否被錄取的信息；若不能被錄取就及早與開設類似專業的高校聯系，看哪個單位能接收你；若有中意的接收單位，應及時向該單位表明愿意調劑的意向，請該單位研招辦及時發函與你的報考材料所在單位取得聯系，索取你的報考材料。在材料轉寄期間，考生應經常和兩招生單位聯系，了解材料的寄發、接收情況。在接收調劑生的過程中，研招辦主要負責接收考生的調劑申請并轉到相關學院，由學院進行考核，發出復試通知，復試合格的考生再由學院報給研招辦。如果考生知道學院或專業的空缺信息和聯系方式，也可以直接與學院聯系。

此外，近年來，國家教育部確定的復試分數線，對報考邊遠八省、區以及部分特殊學科專業的考生要求有所降低。如果達到了邊遠八省、區的復試分數線，考生本人可以及時通過電話或郵政快件與本專業招生的當地招生單位聯系，看他們是否接收，若同意接收，就立即與原報考單位聯系，按規定手續將報考材料轉到接收你的招生單位的研招辦，然后，按接收單位研招辦要求的時間去參加復試。

還有就是，如果院校在某些專業方面出現較大的空缺，院校會通過一些媒體公布相關信息，并查閱考生的調劑需求。有些院校如果常年某幾個專業生源不足，也可能會和其他院校形成固定的調劑關系，這主要是基于專業設置相近、考試難度相近等原因，但也不拒絕個人考生的調劑申請。

考研大軍，這個特殊的群體，在緊湊的考研進程中一定產生了許多有趣的感悟，摘錄一些，與大家共勉。

1.考研中的每一天幾乎都是前一天的重復，并無太多不同，只是心情不斷起伏。

2.提高效率比延長學習時間更重要，要逼迫自己能夠專注于學習之中。

3.學習計劃的制訂要切實可行，一旦確定執行要嚴格，否則拖拉到最后而不能完成就失去了計劃的意義，也會大大影響復習的效率和效果。

4.混一個圈子不僅在學校的時候很重要，走入社會之后更要混更多的圈子。

5.在封閉自己之余，偶爾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是一種最好的放松。

6.對于文科類考研而言，李鐸老師介紹的自圓其說是很關鍵的秘訣，因為沒有什么道理是絕對的，只要有自己順理成章的邏輯即可。

7.健身會讓自己精力更加充沛，對于男生而言，舉啞鈴是最好的健身方式。

8.在網上進入一個圈子交幾個朋友，會讓孤單的考研生活不寂寞，有種歸屬感。

9.考研生活沒辦法過得太精細，不拘小節的粗線條生活，可以讓自己更開心。

10.考研人的寂寞永遠大于熱鬧，所有的孤單都是為了明天，辛苦的并非你一個

第四篇：后“千億”時代

后“千億”時代

無論是恒大進入一二線城市，還是繼續馳騁在三四線，恒大有自己的絕招，中央集權管理和標準化運營模式。

在這一模式運行下，從2006年銷售不到20億，到2012年接近千億，飛躍50倍，恒大只用了7年，許家印曾說：“2005年到2012年恒大的發展速度，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個”。

然而，在后千億時代，面對不同的戰場，恒大的產品復制能力和開發模式也將重新受到挑戰。

集權化管理

以許家印的性格，若要進入一線城市，必然會要求迅速打開局面，做幾個有影響力的樓盤，樹立恒大在一線城市的江湖地位。而中央集權管理使得恒大如一個高效的螞蟻軍團，指哪打哪，這將在進軍一二線城市的路上，繼續發揮優勢。

易居（中國）控股有限公司執行總裁丁祖昱認為，這一集中力量的優勢，使得恒大果斷干脆，從去年底到今年初恒大在土地市場的斬獲來看就是如此。

許家印曾將恒大的高速發展歸功于“中央集權的管理”：緊密型、集團化管理模式和標準化運營。恒大集團總部上千人不做具體業務，就是對各分公司進行垂直化管理。這套模式既保證了總部權威，在大肆擴張時代，增強了抗風險能力和“復制”效率。確保每一個尚未成熟的地區不走彎路、降低風險，確保降低成本，確保精品戰略能夠在每一個地區、每一個項目上堅定不移地實施。

業內廣為流傳的是，如果恒大突然決定在一個新城市上馬一個全新項目，許家印保證可以在短短兩小時內組建一支工種齊全的隊伍立即操作，而不會出現大的失誤和漏洞；更有甚者，許家印一聲令下，半個小時之內就能傳到南在海口，北在長春的最基層。

這源于許家印的自身風格。許家印追求威權，擅長管理，其為下屬稱道的是獎罰分明，重獎重罰，強調對成本、流程控制，在具體項目運作上追求高效率。

坊間傳言，早在國有鋼鐵企業當車間主任的時代，他在一個300多人的大車間里是絕對權威，人贈外號“小皇帝”。曾與許打過交道的河南省鄭州市一位退休官員說，許家印“在給別人打工時，他的風頭、威信甚至超過老板”。

某種程度上，許家印的作風就是恒大的作風。“恒大周期操作能力極強，在一線城市拿地做項目，肯定也善于抓住窗口期進行操作。”廣州一名熟悉恒大的業內人士說，在2008到2013年的5年中，市場經歷了兩次大波動，由于沒踩好節奏，被套牢的開發商比比皆是，但恒大卻將節奏掌握得非常好。

正如有業內人士調侃的：“恒大像是穿越回來的老千一樣，逢低拿地，逢高入市，踩點兒準地令人發指”。

標準化運營

恒大一直聲稱是“中國最薄利多銷房企”，定位于“民生地產”。“1997年恒大開發的第一個項目是金碧花園，因為低價入市，一開盤就是幾千人，當天銷售過億元。”上述廣州業內人士對此印象深刻，恒大“開盤必特價，特價必升值”的做法在贏來銷售額的同時，也讓廣州業內一度對恒大的心情頗為復雜。

恒大后來歸納這一開山之作為“八個當年”：“當年征地、當年報建、當年動工、當年竣工、當年售罄、當年轟動、當年入住、當年受益”。從以往數據來看，恒大從拿地到預售僅需6至8個月，快于同業水平，存貨周轉率和總資產周轉率均位居行業前列。

這一快速舉動和低成本控制，來自恒大標準化運營。許家印打造出房地產開發建設從上到下各個環節一整套標準化運營模式，包括高達6000多條的規章制度和產業流程。小到員工的伙食、接送、住宿等，恒大都會建立一個個硬性標準去衡量。

恒大早已形成了標準化運營模式，包括管理模式、項目選擇、規劃設計、材料使用、招標、工程管理以及營銷7重標準化模式。

“簡單舉例說，恒大通過采購招標等標準化流程，極大壓縮成本，同樣單價七八千元的精裝修產品，恒大項目品質優于周邊項目，還能賺到錢，對其他房企來說不可想象。”上述廣州業內人士說。

“恒大是業內標準化做得最好的公司，沒有之一。”？蘭德咨詢總裁宋延慶認為，這一模式不但在恒大的大爆發中顯示出巨大威力，還成功解決了全國擴張中的風險控制和質量問題。

“對比下數據，就可以看出恒大的管理半徑有多長。”宋延慶說，目前恒大地產進入147個城市，項目數達到291個，平均一個城市兩個項目。融創進入不到10個城市，龍湖不過進入21個城市，萬科目前大約進入60城市，近400個項目，保利則進入49城市，共228個項目，“恒大全國一盤棋靠的就是這個”。

在北京，自住型商品房價格比同區域售價低30%，對于普通房企來說利潤極薄，然而恒大卻敢在這樣薄利的項目中，花大價錢拼搶，其對于自身強大標準化運作能力下的成本控制優勢，堪稱自信。

恒大集團董事局副主席、總裁兼執行董事夏海鈞在2013年業績發布會上稱，恒大在北京拿地價格是合理的，預計利率30%，凈利率在10%-15%左右，“恒大在總的成本控制上有優勢，能夠做到比其他房企便宜10%-20%。”

蘭德咨詢總裁宋延慶認為，每個房企的思路不同，如融創和方興等是向溢價要利潤，恒大是向規模要利潤，和保利及萬科在一線追求高溢價高利潤不同，恒大在一二線不追求高溢價，快進快出，只跑現金流，其周轉率在32%左右，快跑也沒有問題。

“雖然晚了點，但恒大還是可能創造奇跡的。”丁祖昱說，恒大一直是個奇跡，一搞足球就變成亞洲第一，一賣礦泉水短短幾個月冰泉就達到幾十個億，在一二線的應變能力不能小覷。

產品適銷之困

近幾年來，恒大已建立起了綠洲、華府、金碧天下等幾條產品線，并在二三線城市復制著它們。分析人士稱，這種復制開發模式正是支撐恒大業績快速增長的根本。

但恒大也存在產品同質化情況，此前長春、沈陽、石家莊等城市的恒大?綠洲，不管會所、售樓處，還是戶型、外立面，基本使用同一套標準圖。

幾乎復制式的居住產品，很難滿足購房者對于空間個性化需求。

“產品能否適銷對路是恒大最大的挑戰，其他都沒有問題。我們給出的建議是，恒大在加大進入一二線城市時，應對標準化體系進行升級。”宋延慶說，恒大仍在運用幾年前就形成的產品標準化體系。

“比如戶型可能還是幾年前的，但同樣是90平米戶型，在一二線城市情況就完全不同。”宋延慶建議說，應該加速升級換代，過去戶型兩年一個優化，現在一年就應該做一次優化。

土豪打法的隱憂

過去恒大集中在二線城市遠郊或三四線城市拿地，由于周期操作能力強，地價和其它成本都控制得非常低，然后依靠超有吸引力的“高業態+低售價”，配合大規模的營銷，實現快速的現金流周轉。

所謂“高業態+低售價”的手法，上述熟悉恒大的人士解釋說，比如同一個區域，本來高層賣1萬，洋房賣1.5萬，別墅賣2萬。恒大來了，別墅賣1.5萬，洋房賣1萬，高層賣7000，“什么產品規劃、生活配套、物業服務、建筑品質，在價格下，對很多客戶就變得不重要了。”

但作為企業快速擴張期的特殊打法，恒大之前這種模式注定難以持續。在土地成本昂貴和市場規范的一線城市，將對恒大資金周轉和開發模式等系統性轉變提出苛刻要求。

在丁祖昱看來，一二線城市拿地消耗資金多，這對恒大是新的挑戰。正如恒大在夏家胡同地塊爭奪戰中落敗一樣，今后要在一線城市做有影響力的項目，就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高價地競拍，此時無論是輿論壓力還是資金承受能力，都需要恒大重新調試。

素以大社區、大配套“造城”模式著稱的恒大，不得不面對一線城市地塊整體相對較小的現實，要求恒大提高高端產品的營造能力和品牌認知度，提高中小項目和多點布局的操盤能力。

恒大的爆炸式營銷模式在一二線城市未必行得通。所謂“恒大模式”，有人形容就是底氣十足的砸錢模式。從亞冠奪冠到占據中國全部媒體的版面，再到恒大冰泉的問世、連續在電視臺的“狂轟濫炸”，恒大的品牌營銷能力，揮金如土的做事風格，當之無愧于“土豪”的稱號。

恒大在花錢上一向高舉高打。上述熟悉恒大的廣州業內人士坦言，恒大的廣告非常有特色，一直是整版整版地做，給人的感覺是敢花錢。

“但這在北京就不行了，在北京沒哪個開發商敢過分造勢的，都要低調。而且實際上，北京等一二線城市的客戶也十分挑剔，可選擇空間大，不那么容易被唬住。”北京一名業內人士和記者私下聊天時說。

復制的帝國？

說起恒大，人們會用狼性或者大手筆來形容，其對市場的周期操作能力也讓人嘆為觀止。

在宋延慶看來，恒大各方面發展完全沒有問題，地產業務的結構調整和多元化拓展，也會成為突破成長瓶頸的一大法寶。

如今，在強大的品牌效應推動下，恒大多元化的步伐不斷加快，聯合哈佛成立醫院、入股華夏銀行等，恒大逐漸成為一家涉足房地產、體育、文化、快消品、金融的綜合型房企。

但如果這一切只是量的堆積，似乎沒有太大的意義。至今提起恒大的產品，很少有人交口稱贊或說出深刻感受。

盡管2013年恒大是千億俱樂部成員之一，盡管恒大確立了恒大名都、恒大綠洲、恒大雅苑、恒大城、恒大華府、恒大金碧天下等系列產品，覆蓋中端、中高端、高端及旅游地產，但更多人認為恒大只是在復制，而產品、管理和文化卻升級緩慢。

就如許家印本人，贏和尊重，許家印似乎只贏得了前者。

從1996年，許家印在廣州注冊恒大地產，在行業低谷迎風而上之時，直到千億恒大誕生，在大本營廣州，恒大并不是龍頭，許家印也不是粵系地產領袖，與黃文仔這些大佬在輩分上還有所差距。

在更加注重產品品質的一線城市，人們津津樂道的是，星河灣掌門人黃文仔事必躬親、追求極致完美，因此星河灣一城一池；宋衛平理想主義色彩濃重，雖屢次誤判大勢，但也有了綠城品質名聞天下；龍湖吳亞軍內斂低調，才有了龍湖園林和物業的看家本領。

即使在今日，被冠以“兇猛”的兩大房企――融創和泰禾，也都追求做高端精品。

在獨立地產評論人黃太陽看來，無論是當年恒大在行業高速發展風口，還是市場波動中的周期性操作，以及如今的多元化發展，都顯示出了許家印順應時勢的能力。

在進軍一二線城市的路上，恒大或許只有掙脫這種“復制式”的桎梏，才能真正實現轉型大步向前，獲得業界的深度認可。

第五篇：后機場時代,何去何從？

珍惜和盡量利用好城市既有的老機場資源，保留老機場的民用航空運輸功能應該是未來的理智選擇。

后機場時代，何去何從？

朱文川（發表于《決策》雜志2014第2期）

【案例】

如今的合肥駱崗機場一片沉寂，廢棄不用又尚待開發的空曠地面成了天然的停車場。

由于緊鄰市區，加上站坪和候機樓狹小以及濱湖大建設等諸多客觀因素的制約，服務36年的駱崗機場于2013年5月永久關閉，等級為4E的合肥新橋機場正式啟用。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城市建設面積不斷擴張，過去原本位于郊區的機場現已逐漸為城市所包圍。

為了徹底解決機場與城市發展之間日益嚴重的矛盾，很多城市逐漸放棄了擴建機場計劃，選擇搬遷離城市太近的老機場，擇址新建。

比如，始建于20世紀30年代的廣州白云機場，是國內三大航空樞紐機場之一，其旅客吞吐量和起降架次曾連續8年位居全國第一。但由于舊白云機場位于市中心，狹小、擁擠，經過數次擴建但仍遠遠無法滿足需求，于2004年搬遷到新白云機場。

另外，作為中國西南地區門戶樞紐機場的昆明巫家壩機場，由于離市區僅僅6.6公里，周圍已被城市包圍，不具備原地擴建的條件，不得不投入380億巨資建設了昆明長水國際機場。

后機場時代來臨，一個問題值得思考，這些老舊機場究竟需要怎樣的涅槃，才能得以重新規劃利用？

【分析】

老機場的命運

目前，從國內的實際情況來看，老機場的改造利用有以下幾種模式。

有的是繼續作為民航機場使用。1999年9月，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建成通航后，距市中心僅13公里的上海虹橋機場繼續使用，形成了國內唯一的“一市兩場”，以浦東機場為主建設國際復合型門戶樞紐，加快構建樞紐航線網絡和航班波；而虹橋機場則以境內點對點運營為主，在國內航線樞紐結構中發揮作用，同時承擔城市和地區通用航空（如公務機等）運營機場的功能。

第二類是作為軍用機場使用。例如，1997年，南京祿口國際機場建成啟用后，南京大校場機場繼續作為軍用機場保留下來，并于1998年進行了擴建。同年，鄭州新鄭國際機場建成通航，距離市區中心6公里的老機場由軍民合用轉換為軍用機場繼續使用。

還有的城市選擇徹底廢棄，老機場作為他用。這種模式占了國內老機場使用模式的絕大多數，搬遷后的老機場騰退出大片優質城市建設用地，又正好是一些城市規劃未涉及或較少涉及的地區。通過周密的規劃設計，可以進行大型城市公共中心的建設。

這其中又可以分為提前規劃，搬遷后規劃和廢棄多年后再利用等模式。提前規劃的以昆明巫家壩機場為代表，在機場搬遷一年前就啟動了老機場規劃設計工作，經過方案比選和咨詢論證后，發布了《昆明巫家壩新中心控制性詳細規劃》，未來將把巫家壩片區打造成為獨具特色、魅力和活力的昆明城市新中心。

也有不少城市在機場搬遷后再進行規劃設計，比如廣州在白云機場搬遷三年后，才出臺《白云新城核心區控制性詳細規劃》，老機場以白云新城的全新姿態回歸，以絕對優質的地理位臵，成為了廣州北部片區的商業服務中心，并積極發展各類商業、服務業。白云新城商圈的崛起填補了白云區商業的空白，也為廣州的商業發展開創了新局面。由老機場航站樓改建的5號停機坪項目是國內最具民航特色的購物中心。

另外，還有不少機場在廢棄多年后，再進行開發利用，例如

1999年3月海口美蘭機場啟用后，大英山機場就遭廢棄達7年之

久，機場搬遷后留下的3000畝閑臵土地，一度成為養牛場地。2006年，海口市通過了《海口大英山新城市中心區控制性詳細規劃》。大英山機場將被打造為商務行政辦公、商業零售、文化娛樂、旅游服務加配套居住的“四加一”現代化綜合型城市中心區，經過多年的開發，大英山新城市中心區榮獲2012“中國最佳城市規劃新區”大獎。

從數量上看，采取第一種模式的只有上海虹橋機場一個，作為軍用機場繼續使用的也非常稀少，絕大多數城市采取了“廢除一個，新建一個”的遷建模式，利用老機場的土地，由政府出面將機場規劃之后，分段分塊拍賣給開發商進行建設。

【縱深】

替代性誤區

由于一些大中型城市的機場建設和發展，與其所在城市的規劃缺乏有效銜接，導致機場擴建嚴重缺少建設用地，特別是在凈空保護、噪聲影響和電磁環境保護等方面產生難以解決的矛盾，不僅影響了航空運輸業務的發展，也限制了機場周邊地區的建設和經濟發展。

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民航業平均增速為17.6%，創造了民航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超過中國GDP的年均增速10%，未來仍將持續高速增長的態勢，預計在10年內，我國千萬人次級別的機場數量將超過美國。

然而，在大中城市掀起機場改擴建潮的同時，機場規劃建設研究沒有跟上，對國際通行的“一市兩場”“一市多場”沒有進行認真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資源和建設資金浪費。

回顧國內老機場開發與利用的類型可以發現，目前國內大多數城市的老機場在發展空間達到飽和時，民航局方的指導意見是“適度超前，量力而行”，即在規劃布局、建設規模方面要適度超前，在建設標準方面量力而行。

民航局方認為當前中國機場的建設并非超前，而是大大滯后，在這樣的判斷下，按照局方“超前發展也是一種量力而行”的意見，實際操作中，相關城市往往選擇新建一個大型或超大型機場去取代老機場，而不是增建一個規模適度的新機場來共同滿足城市航空運輸需求。

據媒體報道，舉世矚目的北京新機場或超千億，新機場定位為“復合型、超大型國際機場”，與澳大利亞悉尼第二機場歷時30多年的研究討論相比，我們不禁要問投資邏輯不清晰的巨額投資，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和風險控制呢？

【路徑】

并存共用

與國內習慣廢棄老機場相比，國外往往都對老機場保留使用，形成了“一市兩場”或“一市多場”現象。

以英國倫敦為例，航空運輸業快速發展，多年來建設并投入使用了6個機場。新機場不斷投入使用，可是老機場也沒被拋棄。其中，擁有1 條跑道和1 個航站樓的倫敦盧頓機場，早在1930年代就已經建成，目前仍在接待著世界各地的旅客，其中78%來自定期航班，22%來自包機服務，2013年旅客吞吐量排名英國第7，歷經了80年時光仍然煥發著勃勃生機。

“一市多場”機場體系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城市已較為普遍。在歐洲，米蘭、柏林擁有三個機場，巴黎擁有戴高樂機場、奧利機場，羅馬、斯德哥爾摩、奧斯陸也擁有二個機場。在美國，紐約有6個機場，洛杉磯有5個機場，波士頓、邁阿密都有4個機場，華盛頓和舊金山各擁有3個飛機場，芝加哥為“一市兩場”的城市。在亞洲，有8個“一市兩場”的城市，分別是上海、首爾、臺北、吉隆坡、雅加達、東京、大阪、札幌。

是否保留老機場航空運輸的最典型案例，要屬泰國曼谷機場的存廢之爭。2006年9月，耗資約38億美元的素萬那普機場啟用

后，原廊曼國際機場的所有航班均移至新機場起降，老機場停止使用。可是由于素萬那普機場運行中出現的行李丟失、旅客等候時間過長等問題，泰國不得不于四個月后恢復了老機場的使用。時任泰國總理素拉育說，泰國政府是在仔細討論了新機場“素萬那普機場”目前面臨的問題后作出上述決定的。他指出，曼谷同時使用兩個機場可以更好地為旅客服務，也可以適應日益增長的航空業需求。

可以看出多機場體系已經成為國際大都市的通用模式，老機場保留使用能夠充分利用老機場設施設備資源，有效避免單一超大型機場規模不經濟現象，減少空域流量控制、縮短飛機實際地面滑行時間，多機場體系在投資效益、旅客出行便利性和城市安全性等方面具有優越性。

可以預計的是，在未來較長時期內，我國民航事業仍將持續快速增長，機場建設將迎來一個大發展時期，民航局“十二五”機場建設規劃中，明確了將建設82個新機場和擴建101個現有機場。

在機場建設過程中，以滿足合理需求為原則，在保證為未來發展留足空間的情況下，切忌過度超前、貪大求洋。我們要珍惜和盡量利用好城市既有的老機場資源，保留老機場的民用航空運輸功能應該是未來的理智選擇。

據報道，即將建設新機場的成都、廈門二城市，已經明確表示將借鑒“一市兩場”的“上海模式”，在新機場投入使用后，老機場將保持適量的航空運輸業務，這對進一步探索我國大城市多機場體系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