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喬治·奧威爾作品有感：真相為什么重要？

真相為什么重要？

——讀喬治·奧威爾作品有感

蛐哥兒 過敏時代

對奧威爾的閱讀并沒有始于他最著名的兩本政治小說——《1984》與《動物莊園》。因此在我試圖談論這兩本書時，更傾向于選擇一條迂回曲折的路徑，即從與這兩本書相關的其他幾部著作談起。這當中最主要的就是奧威爾的紀實作品，如《倫敦巴黎流浪記》、《通向威根碼頭之路》、《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以及基于他早年在緬甸擔任警察經歷所寫作的小說《緬甸歲月》。這幾部作品與其說體現了奧威爾本人的思想發展路徑，不如說是對他點點滴滴真實感受的記錄——對英國礦工生活的體驗，作為流浪者被收容的經歷與反思，西班牙內戰中對政治形勢的觀察，緬甸歲月里對殖民者心態的剖析……《1984》與《動物莊園》正是對上述經驗材料的升華，將一切具體的名稱、地點、事件掩去，以隱喻的手法編織成看似荒誕不經的故事，也將作者對政治的零星感受、反思凝練為一種系統性的思考，借小說的形式剖白心跡。

另一部想提及的小說是阿道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這部小說與《1984》、扎米亞京的《我們》被認為是20世反烏托邦文學的三大經典著作，這幾本書用不同方式回答了人性是如何被消滅的。記得曾看到評論，相較于《1984》中描繪的“老大哥在盯著你”的壓抑氛圍，《美麗新世界》中人類感官欲望得到無限滿足的“娛樂至死”的未來才是更有可能成真的威脅。五年前我是很認同這一判斷的，當下卻又陷入迷惑，《美麗新世界》的恐怖感建立在一系列具有科幻色彩的設定之下，讀者仍可抱有希望，這只是一部科幻小說，而讀完《1984》后所感到的恐怖與幻滅感并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

于是回到正題，關于《1984》與《動物莊園》的讀后感，之所以放在一起談論，是因為我感到這兩本書本身有著密切關聯。《動物莊園》恰如《1984》的前傳，以隱喻的方式說明了老大哥是如何上臺的。《1984》則從歷史的“宏觀敘事”轉入個人的微觀心理層面，如果延續《動物莊園》的風格，它講述的就是莊園里的一頭具有自省與反抗精神的豬是如何被改造的故事。兩部小說的交集或許能夠反映奧威爾對政治問題的一些思考。

首先是人類社會的等級構成。奧威爾借反叛領袖“果爾德施坦因”之名這樣寫道：“有史以來，大概自新石器時代結束以來，世上就有三種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們的相對人數和他們的相對態度因時代而異，但是社會的基本結構不變。即使在發生了大動蕩和似乎無法挽回的變化以后，總又恢復原來的格局，好像陀螺儀總會恢復平衡一樣，不管你把它朝哪個方向推著轉。”在《1984》的故事中，核心黨員是上等人，外圍黨員是中等人，無產者則是下等人，他們各自的行動正如小冊子里寫的那樣“上等人的目標是要保持他們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標是要同上等人交換地位；下等人的特點始終是，他們在勞苦之余無暇旁顧，偶爾才顧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們如果有目標的話，無非是取消一切差別，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動物莊園》與此相呼應，以歷史的眼光生動再現了這一等級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在動物們發動革命之初，它們宣稱并確實相信“所有的動物一律平等”,而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推進，動物間的不平等逐漸顯現，起初仍需以“合理的”借口作為掩飾，譬如豬作為革命的領導者，需要耗費更多腦力，因而莊園生產的牛奶、收獲的蘋果理應歸它們享有。其他動物雖隱隱嗅出了不平等的味道，但在人類邪惡勢力隨時可能反撲的背景下，這樣做似乎也是合理的，符合所有人利益。然而當拿破侖豬成功培育并展示了自己的武裝力量——一窩從出生起就由它單獨馴養的小狗時，動物之間的不平等連掩飾也變得不必要，事實上形成了以拿破侖豬為“上等人”,其他豬以及作為武裝力量的狗為“中等人”,其余從事生產的動物為“下等人”的等級秩序。后面發生的事就如《1984》里所寫的那樣了。

其次是敵我矛盾的虛幻本質。《1984》里主人公所在的大洋國一直處在戰爭狀態中，只是敵人一會是歐亞國，一會又變成了東亞國，而僅憑偶爾落下的炸彈，人們甚至不能確定戰爭是否真的在進行？三個超級大國的領導者們彼此心知肚明，“他們不僅不能征服對方，而且征服了也沒有什么好處……戰爭是由一國統治集團對自己的老百姓進行的，戰爭的目的不是征服別國領土或保衛本國領土，戰爭的目的是保持社會結構不受破壞。”同樣的一幕在《動物莊園》中上演——起義成功后的動物莊園最初同周邊人類控制下的兩座莊園勢同水火，獲得獨立的動物們希望“輸出革命”,人類莊園主也伺機奪回莊園，二者之間甚至爆發了一場真正你死我活的戰爭，并以動物的勝利告終。此后雙方心照不宣地接受了這種僵持局面，拿破侖豬甚至通過代理人與人類莊園開展貿易，在小說的最后一幕，人類莊園主們成了拿破侖豬的座上賓，人與豬把酒言歡，奧威爾寫道：“而今，不必再問豬的面孔上發生了什么變化。外面的眾生靈從豬看到人，又從人看到豬，再從豬看到人，但他們已經分不出誰是豬、誰是人了。”

第三點是權力對真相的控制。在《動物莊園》中，從動物們對“牛棚戰役”的記憶，到革命最初發表的“七戒”,再到對當下事件的解釋——兢兢業業的老馬究竟是被送去了醫院，還是被賣給了屠夫，都由豬說了算。《1984》更是發展出一套復雜的官僚系統用以“制造真相”.主人公溫斯頓就職的“真理部”專門負責生產“真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對過去公開出版物上“有誤”的信息進行修改，所謂“有誤”是指那些過去做出的錯誤判斷、未能達成的目標、存在過但已被抹去的人……奧威爾通過描述主人公對三件待辦事務的處理生動說明了“真理部”的職能——不斷地刷新“真相”以確保黨的永遠正確。奧威爾的這一處寫作引發了我對“何以為真”的思考。

作為一名歷史系的學生，我首先想到的是歷史的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實際發生過的歷史，第二層是通過文獻、文物、遺跡等有據可考的歷史，第三層是我們知道的歷史知識。這三個層次像一個套著一個，范圍不斷縮小的圓，真實性最強的無疑是實際發生過的歷史，但它們就如曇花一現，隨著親歷者的逝去，這種真幾乎是不可得的。我們所能得到的真，是由歷史上的各種記錄間接得來的，這些記錄當然只是一家之言，因此還要不斷地參照各種說法，對史料進行比對、批判，無限趨近于歷史的真相。只要時間無法倒流，絕對的真大概就無法抵達，但對它的追求可以是一個不斷趨近的過程，是一種主觀上以真相本身為目的，不受個人好惡、認識局限所左右的自覺。而這一切努力將直接決定第三個圓，也就是我們的歷史知識的成色。

在奧威爾的小說中，權力對真相的控制首先體現在“真理部”對歷史記錄的篡改，當大洋國的交戰對象忽然之間從歐亞國變成東亞國時，“五年來的政治文籍現在有一大部分要完全作廢了。各種各樣的報告、記錄、報紙、書籍、小冊子、電影、錄音帶、照片——這一切都得以閃電速度加以改正。雖然沒有發出明確指示，不過大家都知道，紀錄司的首長要在一個星期之內做到任何地方都沒有留下曾經提到過與歐亞國打過仗，同東亞國結過盟的材料。”這自然要花費一番人仰馬翻的功夫，但在掌控歷史這件事上，沒有比這更便捷的法子了。至于掌控歷史的意義，書中一句黨的口號表露無遺：“誰能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

奧威爾并沒有止步于此，在他的小說中，真正恐怖的是權力不僅可以修改歷史記錄，也能修改人的感知、記憶、乃至情感。這就動搖了前文所說的第一個層次的歷史的真實性——究竟發生了什么？即便是親歷事件的人，他們所感知的真相也是被權力所塑造的，在明明發生了A事件的情況下，官方說這件事并沒有發生，人們既要堅定對官方的絕對信任，也要相信自己并沒有發瘋，但這兩件事本來就是矛盾的，只能有一件為真，于是奧威爾提出了他的解決辦法——雙重思想。奧威爾寫道：“雙重思想意味著在一個人的思想中同時保持并且接受兩種相互矛盾的認識的能力。黨內知識分子知道自己的記憶應該朝什么方向加以改變，因此他也知道他是在篡改現實。但是由于運用了雙重思想，他也使自己相信現實并沒有遭到侵犯。這個過程必須是自覺的，否則就不能有足夠的精確性；但也必須是不自覺的，否則就會有弄虛作假的感覺，因此也有犯罪的感覺。……甚至在使用雙重思想這個字眼的時候也必須運用雙重思想，因為你使用這個字眼就是承認你在篡改現實，再來一下雙重思想，你就擦掉了這個認識，如是反復，永無休止，謊言總是搶先真理一步。”

如果說修改歷史記錄，至少還為人們保留了可以通過自己的閱讀、批判得出歷史知識的空間，那么雙重思想則是徹底摧毀了人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在前一種情況下，人可以說是受到了欺騙、蒙蔽，但他作為一個健全精神主體的基本能力尚未受到損害，而在后一種情況下，()人仿佛活在一種自我催眠的狀態，連“A”與“非A”不能同時為真這樣的基本邏輯都遭到破壞，其他的高級思維能力就更談不上了。《1984》通過主人公溫斯頓被捕后的遭遇詳細說明了這一摧毀過程是如何發生的。首先遭到“清洗”的是他的記憶，對于親身參與其中的事件，溫斯頓保存并堅持自己對事件的記憶，但這一切都被審訊他的官員奧勃良否定了，他指出過去存在于紀錄里，而黨控制了全部紀錄，溫斯頓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支持他的記憶，他所自以為是的現實其實是一種病態的表現，真正的現實只存在于人的大腦中，而個體的大腦容易犯錯，因此只能存在于黨的頭腦中，黨認為是真理的就是真理，只有通過黨的眼睛才能看到現實，于是溫斯頓堅持的記憶反成了一種虛假的現實，必須徹底放棄才能“恢復神志”.若記憶尚帶有一定主觀性，通過說服的方式，或者各種迷惑手段很容易就能使其產生動搖，那么對個體更深層次的“清洗”就是在常識以及直接的感觀經驗層面擊垮他的自信。溫斯頓原本在日記中寫道：“所謂自由即可以說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然而在電擊酷刑的折磨下，他很快就放棄了這一看法，或者說他放棄了任何看法，二加二等于幾根本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停止施加在他身上的肉體痛苦——“在痛苦面前，沒有英雄，沒有英雄。”溫斯頓也不是英雄，起初他還能堅持自己的判斷，但隨著痛苦強度的增加，他開始不斷退縮。奧勃良說那是五，他就說是五，但這并不管用，因為奧勃良看出來這是他為了解除痛苦而撒的謊，遠沒有達到雙重思想的要求，于是隨著痛苦強度的提高，溫斯頓經歷了從嘴上的屈服，到意志上的屈服，再到內心一片混亂、不辨真假，只剩一種無關緊要的感覺，他的痛苦終于結束了，而一切所謂的自然規律自此也都成了“胡說八道”.最后被消滅的是情感——那些真實的愛與恨，那些溫斯頓以為沒有任何人可以窺探、動搖的他對茱莉亞的愛。如果說前面經受的折磨，盡管迫使他放棄確定的記憶與判斷，但至少主人公知道這是自己遭受折磨，被迫做出的妥協，他還能堅定地表達對這一切始作俑者的老大哥的憎恨。然而在那個恐怖的101房間，當每個人都被迫面對自己的“本能恐懼”時——對溫斯頓來說是老鼠，他再一次被擊垮了。負責改造他的官員奧勃良這樣說道：“痛苦本身，并不夠。有的時候一個人能夠咬緊牙關不怕痛，即使到了要痛死的程度。但是對每一個人來說，都各有不能忍受的事情——連想也不能想的事情。這并不牽涉勇敢和怯懦的問題。要是你從高處跌下來時抓住一根繩子，這并不是怯懦。要是你從水底浮上水面來，盡量吸一口氣，這也并不是怯懦。這不過是一種無法不服從的本能。老鼠也是如此。對你來說，老鼠無法忍受。這是你所無法抗拒的一種壓力形式，哪怕你想抗拒也不行。”于是當溫斯頓戴上面罩，看到鐵籠子里的老鼠近在咫尺，甚至連它們的胡須與黃牙都清晰可見時，他終于為求自保高聲喊出了那句：“去咬茱莉亞！別咬我！”

溫斯頓與茱莉亞們原先以為“他們不能鉆到你體內去”,不，他們能。

至此奧威爾生動演示了一場“精神處決”是如何進行的，或者說人性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消滅的，這是極權政治對個體可能施加的最恐怖影響。它讓一個在日記中寫下“向未來、向過去，向一個思想自由、人們各不相同但并不孤獨生活的時代——向一個真理存在，做過的事不能被抹掉的時代致敬！”的人，變得渺小、畏縮，而他的死也從一名反抗者振聾發聵的殉難，變成了一個順民悄無聲息的失蹤。

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感到絕望的結局，但隨即我又開始思考，奧威爾是否留下了希望的線索？他在書中清楚地寫道，如果有希望，希望一定在無產者身上，只要有辦法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他們只需要起來掙扎一下，就像一匹馬顫動一下身子把蒼蠅趕跑，但他們不到覺悟的時候，就永遠不會造反，而他們不造反，就不會覺悟。教育是這當中的重要環節，它能使人們不迷信、不盲從、懂得分辨真假，能使無產者真正意識到自己力量。另一方面，奧威爾還寫道，不僅是一個人的愛，而是動物的本能，簡單的不加區別的欲望——男女對彼此的欲望，母親下意識地保護子女的本能，這就是能夠把黨搞垮掉的力量。然而即便這些條件都具備了，革命取得了成功，但如果一個黨的結束，是以另一個黨取而代之作為新的開始，就像《動物莊園》里取代莊園主的豬那樣，歷史難道不是陷入一個無休止循環的怪圈嗎？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呢？

這又回到了我想寫這篇文章的初衷，即真相為什么是重要的。社會不論以何種方式組織起來，其真實的功能是讓內部成員更好地活下去——有些人的確要比另一些人活得更好些，這當中有體格、智商、相貌等自然因素的影響，也有財富、特權等人為因素的作用，這樣一種階層分化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就從未消失，在既有的思想資源中，能找到數量眾多的批判，也能找到言之鑿鑿的辯護。然而不管在思想領域的斗爭如何，迄今為止這都是人類社會的現實——統治階層的名稱在不斷更換，但這樣一種等級制的社會結構始終不變。那么變革還有意義嗎？最一流的革命理論家當然宣稱不僅要推翻當時的統治者，更要摧毀這不公正的社會結構本身，但也可以認為所有的革命理論家都是以此作為目標去追求，只不過瞄準太陽的奮力一躍最終卻落在了月亮上，而落在月亮上的結果就是循環往復的新上等人、半新不舊的中等人，和一如昨日的下等人。

于是，朝代更迭看起來便毫無意義，尤其對下等人而言，從來都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但就像自然界中的林火對維持森林的自我更新是不可或缺的一樣，一場摧枯拉朽式的革命以最大的代價，同時也是最高的效率消滅了舊社會的壅蔽，新的社會要從破壞中恢復生產、培育人口、分配權力，于是便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模樣，開啟了新的一輪歷史循環。撇開受益人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等這些“無關緊要”的細節不看，革命似乎在本質上只是一個解決舊社會壅蔽的方案，那么反過來看，如果一個社會能夠保持自我診斷與自我更新的能力，革命還有其存在的基礎嗎？畢竟人們期待的從來不是下一個統治者，而是一個能解決問題的統治者。

這便是追尋真相的意義所在，一個人要保持清醒的自我覺察能力，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對自己誠實，社會也是如此，如果沒有求真務實的風氣，那么連真正的問題是什么都不能覺察，遑論解決？前文已有說明，絕對、客觀的“真”幾乎不可能抵達，如果有人宣稱他掌握了絕對的真理，那勢必要予以極大懷疑，甚至警惕這是否是阻礙人們追尋真相的障眼法。“真”并不是一個確定、唯一的結果，而是一種持續不斷、無限趨近的過程。如果這一過程被單方面壟斷，那勢必會在某個點就停下了，缺少繼續向前的動力。某種程度而言，競爭而非壟斷才是真相“生產”的有益方式，一切參與其中的個人或團體——官方聲明、媒體報道、學術研究、還有自媒體興起后的無數個人，都在真相的生產中做出各自貢獻，通過多方材料的相互比照、辯論、補充，真相才能不斷地得到揭示，這才是問題得以解決的前提。相反，權力對真相生產過程的滲透乃至壟斷，不僅自行廢除了有益的身體組織的功能，其生產出來的也往往不是真相，而是權力的自我繁殖——正如癌細胞通過關閉細胞內線粒體的調控功能，躲過了細胞凋亡機制而無限繁殖一樣，當生物體意識到危險時為時已晚。

喬治·奧威爾當過緬甸警察，也做過礦工、流浪漢，甚至還在西班牙內戰中上了前線，他的一生就是不斷追尋真相的最好詮釋。這給予了他的作品以真實的力量，使他對英帝國、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運動等等每一個對象的拷問都那么擲地有聲。在杰弗里·邁耶斯所寫的奧威爾傳中，副標題用了“冷峻的良心”（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作為對他的評價，我十分認同。驅使他走在這條路上的并非烈火烹油、花團錦簇的熱鬧，而是身處這熱鬧之中的良心不安，這股不安使得他身為大英帝國公民，卻勇于揭露殖民者的腐化墮落；身為接受過伊頓公學教育的體面人士，卻混跡于窮巷陋室，成日與礦工、流浪漢為伍；身在鐵幕的一邊，卻持續地凝視另一邊的苦難。他的凝視從來就不是什么濕答答的傷感，而是某種意義上的冷眼旁觀，以一顆赤誠的心。

這大概是追求真相所真正需要的。

第二篇：喬治·奧威爾的名言

1、在謊言遍地的時代，講真話簡直就是革命行動！

2、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

3、動物們看看豬，看看人，看看人，看看豬，再看看豬，看看人，但是已不可能分清哪是豬，哪是人了。

4、在你勞累過度時，一個治療自悲自憐的好辦法是想想巴黎的餐館里，有成千上萬人也是工作這么久，而且會堅持下去，不是幾周，而是幾年。

5、我們語言的邋遢使得我們容易思想糊涂。任何色彩的正統和保守似乎都需要一種沒有生氣和模仿性的語言。

6、世界上存在著真理和非真理，如果你堅守的是真理，即使要跟整個世界對抗，你也不會是瘋的。

7、這世間的任何事物，只要你真心不希望得到它，你就一定會得到它。

8、他們說時間能治愈一切創傷，他們說你總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這些年來的笑容和淚痕，卻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樣！鳥兒歌唱，無產者歌唱，但黨卻不歌唱。

9、人們對靠雙手勞動的人視而不見，他們從事的工作越重要，他們就越被忽視。

10、只要你下定決心，就過你想要的生活，不管有錢還是沒錢。你可以繼續看你的書，保持你的想法，只用對自己說：“我是自由人，你就會過得挺好。”

11、一個社會越遠離真相，它就越害怕揭示真相的人。

12、寡頭政體的關鍵不是父子相傳，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種世界觀，一種生活方式的延續。一個統治集團只要能夠指定它的接班人就是一個統治集團。黨所操心的不是維系血統相傳而是維系黨的本身的永存。由誰掌握權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級結構保持不變。

13、他們的不滿不會有什么結果。因為他們沒有一般抽象思想，他們只能小處著眼，對具體的事情感到不滿。大處的弊端，他們往往放過去而沒有注意到。

14、絕大多數人從生活中都得到了相當多的樂趣，但總的說來，生活就是受苦，只有年齡很小或者很蠢的人才會想象不是這樣。

15、我注意到，許多人在獨處的時候從來不笑，我想如果一個人獨處時不笑，他的內心生活一定比較貧乏。

16、知道全部真實情況而卻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謊話，同時持兩種互相抵消的觀點，明知它們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邏輯來反邏輯，一邊表示擁護道德一邊又否定道德，忘掉一切必須忘掉的東西而又在需要的時候想起它來，然后又馬上忘掉它。這可謂絕妙透頂了。

第三篇：讀奧威爾《一九八四》有感

讀奧威爾《一九八四》有感

用了近一周的時間，讀完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得到一個最真實的感受：震撼心靈。它絕非是對現實的倉促應付和浮光掠影，而是真正做到了洞察人類命運的深度。作為最具20世紀特色的文學經典之一，其影響極其深遠，60年后的今天，即便世易時移，它仍然常讀常新，不斷喚起新青年的共鳴。

1984年，奧威爾知道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把自己對極權主義的憂慮，通過虛擬時空的方式安放到了1984年。《一九八四》的故事發生在1984年的“大洋國”。“大洋國”統治階級“內黨”的領袖是“老大哥”，他從不露面然而大幅照片卻戶內戶外到處張貼，炯炯有神的眼睛，緊盯著臣民。主人公溫斯頓僅僅屬于“外黨”，跟所有同志一樣身穿清一名的藍布工人套頭衫褲。他服務的機關是“真理部”。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還有三大部：“和平部”、“仁愛部”、“富裕部”。四大機構各占據一座300米高的金字塔式建筑。建筑外邊大書特書黨的三大原則：“戰爭就是和平”、“咱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在“海洋國”，每個人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被監事和支配，沒有任何隱私可言。溫斯頓卻躲到角落里偷偷地記日記，他忍不住胡思亂想，在胡思亂想中探索真理。這時，他結識了女友裘麗亞。在黨的眼里，戀愛是罪行，兩人的幽會都是偷偷摸摸的。在一次幽會中，溫斯頓與女友雙雙被捕。在監獄里，溫斯頓遭受了慘無人道的酷刑，最后被送到一間砌滿曲磁磚的牢房里，四周的燈點得雪亮，他被打得體無完膚，被逼承認沒有過的罪行。奧威爾的悲觀勝過此前任何一位思想家，他筆下的溫斯頓最后無法戰勝“一零一號刑室”的恐怖，終于屈服了。他出賣女友贖出自己，恢復了健康，卻成為政府里循規蹈矩的廢物。他“戰敗了自己，死心塌地地說“二加二等于五”，死心塌地地崇拜“老大哥”。奧威爾通過溫斯頓的死，表達了他對極權主義、對人類人性的絕望。

這部政治諷喻小說一直被認為是反極權主義的扛鼎之作。極權主義被奧威爾完完全全地搬上手術臺并由他主刀解剖出它的各種要素給我們看：專政機構的強大壓力讓人們失去了掌握自身命運的權利，連性在未來也將要有配給證供給（此舉是為了使人們對”老大哥“更加忠誠），而非由人民自己決定。最為滑稽的是，人民連”大洋國“正和哪個國家打仗都不知道，一會兒是歐亞國，一會兒是東亞國。當“老大哥“想要改變人民的思想時，他只需讓“真理部”的職員（溫斯頓就是其中之一）“改變過去”就可以了。顯然奧威爾將批判的鋒芒指向肆無忌憚地篡改聯共黨史，二戰時在德國和英國之間搖擺不定的斯大林。這位斯拉夫血統的“老大哥”和他建立的制度一直是被口誅筆伐為極權主義的對象。

《一九八四》是奧威爾的傳世之作，堪稱世界文壇上最著名的反烏托邦、反極權的政治諷喻小說。他在小說中他創造的“老大哥”、“雙重思想”、“新話”等詞匯都已收入權威的英語詞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奧威爾式”（Orwellian）、“奧威爾主義”（Orwellism）這樣的通用詞匯，不斷出現在報道國際新聞的記者筆下，足見其作品在英語國家影響之深遠。

喬治·奧威爾，1903年生于英國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聞目睹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尖銳的沖突。與絕大多數英國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傾向悲慘的印度人民一邊。少年時代，奧威爾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頓中學。后來被派到緬甸任警察，他卻站在了苦役犯的一邊。30年代，他參加西班牙內戰，因屬托派而遭排擠，回國后卻又被劃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國。二戰中，他在英國廣播公司從打反法西斯宣傳工作。1950年，死于纏綿數年的肺病，年僅47歲。和絕大多數英國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的孩子一樣，奧威爾所受的教育中有很強的等級觀念。、但是奧威爾還是加入到窮苦人群當中，并且和一個又一個饑腸轆轆、百無聊賴、毫無尊嚴的赤貧光棍在生存掙扎的戰壕中成了彼此信賴依靠的搭檔。他觀察他們、描繪他們、分析他們，偶爾還會禁不住以贊嘆的語氣講述他們度過絕境的油滑的小伎倆。“在一個強者主宰的世界上，弱者必須打破規則，否則就完蛋??弱者有權為自己建立一套不同的規則。”

極權主義要做的就是“控制思想”。思想控制從刪減語言開始，語言是思想的載體，獨特語言是思想自由的象征。然而，思想不是靜止的，它如血液。所以他們要做的是不斷的創作“新話”，一種可以篡改過去、抹殺記憶的工作。奧威爾的語言是簡潔的，熨帖的比喻只不過風平浪靜的海上偶爾泛起的浪花，是裘莉亞見縫插針的放縱，最終還是要順從整部作品的思想風格。奧威爾的敘述如同風雨過后只保存有主干的樹木，明確、干凈，然而有一股攫取你閱讀欲望的力。推進、不停的推進。

溫斯頓，這個竭力在極權主義的機器上竭力保持大腦運轉自由的人，最終還是去了自己懷疑、排斥的地方。他的清醒就是他的悲劇，然而他被同化之時也就是死亡之日。如果一開始就有反黨思想，那么，這里沒有回頭之日之說。死亡在一開始就注定了。可以這樣說，溫斯頓的一生就是凡有自我意識的人所要經歷的一生，在極權主義之下。沒有任何的救贖，沒有任何的寬恕。征服，然后死亡。極權主義的影子無處不在。嗅覺靈敏的人在勝利者敘述的歷史中可以聞得到，感覺敏銳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觸摸得到。

奧威爾短暫的一生，顛沛流離，疾病纏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視為危險的異端。個人理想主義的脆弱和充滿謊言的政治，使奧威爾開始明白他應當用什么樣的文字表達什么樣的東西。逃回英國后，奧威爾開始和企圖掩蓋暴行的輿論作戰。后世人們心目中那個被稱為“一代人冷峻的良心”的奧威爾，正是從這本書開始明確表達了對極權主義和無恥政治的深惡痛絕。他天性中的真誠和燃燒不滅的執著使他無法忍受陳詞濫調和習俗偏見。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一九八四》影響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筆調勾畫出人類陰暗的未來，令讀者心涼肉跳。他將悲喜劇融為一體，使作品具有極大的張力。在于，并非僅僅用小說來影射個別的人與事，而是直接揭露語言的墮落。在奧威爾眼里，語言是掩蓋真實的幕布，粉飾現實的工具，蠱惑民心的藝術。他堅信在一個語言墮落的時代，作家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擔苦難的意義上做一個永遠的抗議者。

馬克思主義有著這樣的自由觀：“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成為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既然自由也是一種能力，那么要實現自由就必須保障這種能力，而不是像形形色色宣稱無產者已得到“自由”的老大哥所做的相反。自由不能排斥任何人，任何人都有追求自由狀態，以及增強借以保障自由的能力的權力，無論他是美是丑，是窮是富。在我的理解中，這或許是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共產主義的設想的基礎。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以聯系的方式存在，只有這樣他才能從這種聯系中獲取僅憑他個人的勞動實踐無法獲取的能力，也就可以真正保衛他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興建學校、圖書館和文化沙龍，無產者就可以學到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他們就不會成為沒有精神追求的物質人；興建城市中的社區衛生院和農村中的流動衛生所，無產者就可以在還未病入膏肓時得到及時的醫療救助，他們就不會因疾病而失去勞動能力既而陷入受控制的境地；興建不那么豪華的勞動者公寓，無產者就可以得到屬于他們的棲身之地，他們就不必擠在簡陋的小屋里挨日子——這是實現自由的基礎。自由不是供學院文人抒發自己遠大志向的辭藻。只有當無產者得到了自由，他們才能展望一個解放的明天。而他們的解放，就是人類的解放。

“解放”是馬克思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共識。他不應是少數人的專利，而應為廣大的無產者所擁有。我們需要體味出《一九八四》中奧威爾對無產者受壓迫命運的表達以及溫斯頓在讀完《寡頭政治集體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后產生的“未來屬于無產者”的信念。這或許就是《一九八四》不朽批判光輝所照亮的地方。

第四篇：喬治·奧威爾《動物莊園》有感

喬治·奧威爾《動物莊園》有感

《動物莊園》中極權的建立

楊添琦

喬治·奧威爾的兩部享譽世界的作品《動物莊園》和《1984》中都是對集權主義的描寫的與反思。《1984》側重在表現集權主義建成后的社會，而《動物莊園》里則用寓言的方式十分詳細的講述了一個集權主義是怎樣建成的。

一、“革命”前的意識建立

動物莊園里的動物造反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奧威爾用來反映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大多數革命的過程。首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角色（莊園里的老公豬）講述他的理想，然后把這個理想托付給下一代人。這個理想如同那個時代的部分社會主義領袖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一樣，帶有非常重的“烏托邦”的色彩。

首先假定“人”本不應該有苦難，如果發生苦難一定是別人造成的，只要消滅他們，就能達到“人人平等，衣食無憂”的理想社會。如同簡單的把馬克思主義的中的“剝削”簡單認作苦難，然后簡化矛盾為當前的階級矛盾，只要推翻了階級，就能免去苦難。這種宣傳一定要有明確的敵我關系，美好的目標，這樣才能拉攏到人民來為之奮斗。實際上無論是哪種革命，在我看來，都含有這樣宣傳的意識，因為這樣才往往更吸引人，成套的理論研修是非常困難的，簡單化，明確化，才能讓人民聽得懂，才能有良好的發動效果。

二、革命果實的竊取

在推翻了統治階級后，兩名公豬，拿破侖和雪球作為理論的修習和發展者，理應當繼續發展他們的“動物主義”，向著麥哲的理想邁進，但是這個過程中領導者之一拿破侖發生了變質，暗中飼養絕對忠心的“敢死隊”，找準時機一舉將雪球驅逐出莊園，接著展開了大清洗，肅清了反對人士，這是集權的第一步。

對照現實來看，歷史上的革命完成后，往往會進行一次大清洗，因為在革命隊伍建立的時候，這個隊伍一定是復雜的，有著不同心思的人。懷著真正理想的人要肅清隊伍中的投機分子，而投機分子要避免自己被肅清，同時要翻過來肅清其他人，以此攬握權力。所以在我看來，這種肅清是必須的。在《動物莊園》中，這兩股勢力被形象的“拿破侖”和“雪球”所代表。雪球在革命成功后沒有懷疑領導團隊的純正性（或者說這種純正與不純正很難判斷，人類歷史中就是如此），拿破侖搶占先機驅逐了雪球。至此，拿破侖將革命果實搶奪到自己手中，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不斷強化。

或者說，這樣似乎成了一種對社會主義的誤解，凡是這樣的肅清，革命果實一定會被篡奪或者變質，必將走向極權。但是這種革命團隊的清洗行動很難辨別，這種權力之間的斗爭。就好比我認識的一個左翼對蘇聯的大清洗有著另外的一種說法。

大清洗主要涉及的是軍界和政界，問題有三：蘇聯當時的快速工業化和大量來自軍官和農民的沖突，然后資產階級的舊軍人也依舊存在，官僚階級固化，所以斯大林選擇了一次狂風驟雨的黨內清洗。而清洗中4W離開隊伍的紅軍，有1W5回到了紅軍，在他們看來，這次“清洗”是在用一種暴風般的殘忍手段，但結果確確實實留下了黨內的無產階級紅軍士官。

三、集權到極權

如果是看完了《1984》，回顧拿破侖不斷集權的過程，就會發現這兩者是如何的相似，甚至會不覺想起《1984》里的那句著名的話：“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歷史；誰掌握了歷史，誰就掌握的未來。”拿破侖將雪球一步步抹黑，最后完全塑造成人民的敵人，并且這個“敵人”并沒有消失，而是就在人民之間安插了“間諜”、“眼線”，無時無刻不準備著顛覆現有的生活。借由烏鴉等人不斷宣傳自身，歌頌自我，造成個人崇拜的狂熱，“七誡”不斷歪曲，直至面目全非。人的記憶并不可靠，相差幾十年事實就有了很大的模糊，在人類社會中，這些模糊的產生可能需要幾代人的時間，《動物莊園》中加速了這一進程，到最早參與革命的動物年老之后，“七誡”完全成了維護的拿破侖統治的工具。

這過程中實際上也是有真正的“明白人”，那頭驢子。至始至終他記住了七誡的內容，但是他始終扮演的角色是一個“旁觀者”，默默經歷著一切，滿足于自我的茍活。

其他

這本書到大陸出版經歷了曲折（想想肯定的）。然鵝在后來進入大陸后，卻剛剛在文革**之后，當經受了奴役到解放再到“十年**”最后在廢墟上思考的中華人民拿到這本書，心里一定是百味雜陳。

這本書也一度被美國用作“對社會主義寶具”，在冷戰時期進行了符合他們需要的宣傳。實際上奧威爾并無心諷刺社會主義，抑或偏好資本主義，他所痛恨的，無非是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包裹在“社會主義”外表下的集權主義。而那個時代的歐洲的社會主義崛起也大多是走向了這樣的路子。

《動物農場》有感

韓婧穎

“人們喜歡的是從權力中得到的利益，使用權力的人永遠不會成為公仆。”這是看完《動物農場》后最有感觸的一句話。

造反的人總是平等的，革命只有在一窮二白的時代才能掀起巨浪，動物莊園剛剛革命勝利之時，工作有條不紊，生活忙碌幸福，（對比想一下新中國建立之時淳樸善良的人們），到了后期卻落在了專制的拿破侖手中。（或許他比雪球更明白槍桿子里出政權的道理）

到了一個時代的后期，我們會發現，權力總是掌握在精英階層手中，為了鞏固統治，開始抹殺歷史，捏造假想敵，對反動派進行殘酷鎮壓。

我們可以來建立一個極權政體形成的模型。首先是它需要科學的思想體系和一大群進行革命造反的群眾（將老少校動物主義理論系統化體系化和在理論指引下深信推翻人類就能幸福生活的動物們）；第二是軍事武裝力量（拿破侖帶走的九只狗成了專制機器）；第三是一個忠實的追隨者（極權者不可能事事躬行，它需要一個傳遞自己命令的聲響器）；最后是教育，愚民是不可能造反的，一群連ABCD都認不清的動物更不會想著去顛覆政權。

第五篇：讀《看見》有感：真相背后

讀《看見》有感：真相背后

線站處 張豐華

“真實自有萬鈞之力！”這是《看見》這本書中最觸動我的一句話。整部書沒有花俏的語言，每篇故事都只是娓娓道來，讀起來不感到枯燥，有著行云流水一般的感覺。有時讀到書中作者與同事的調侃，我也會會心一笑，有時會隨著作者的文筆陷入短暫的思考。我不是個善于思考的人，這部書卻給了我思考的話題，同時也給我打開了一扇窗，從這扇窗里，我看到了不一樣的中國。在這個國度里有繁榮，也有衰敗；有光明，也有陰暗；有無以言表之美，也有不能承受之痛。這大概與作者的記者身份有關吧，畢竟常年的實事調查都是在觸及中國社會最底層的痛，而記者在調查之中也親眼見證了這些傷痛，這無疑會改變作者看待社會的角度，也正因為如此，她的眼界才比普通人更加高遠。

《看見》這部書可以算是央視記者柴靜對她記者經歷的一次總結，也是對往日生活的一次紀念。其中所涉及到的各種話題對于普羅大眾來說屬于冷門，也正因它們冷門，才更加觸動人心。做記者久了，體驗了各種不同的生活，親歷了各種不同的傷痛，才能有厚重而深刻的感悟。這部書恰逢中國正在經歷轉型之痛，以往擠壓的社會矛盾因為媒體而幾乎在一瞬間爆發了出來，這些矛盾有的是社會觀念引起的，有的是經濟發展導致的，也有的是突發意外造成的。所有的悲劇都在直指人心，所有的傷痛都需要社會勇敢面對。有的問題糾纏不清，像一團拆不開的毛線，卻直指時弊；有的問題顯而易見，像黑暗中閃動的燭火，卻無人在意。

讀完這部書之后，我卻一時間想不出準確的語言來點評它，只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句話：“不浮華，很真實，困苦之中滲出快樂的滋味，每一章都有豐富而全面的思考。”回過頭來再看這句評語的時候，我有些責怪自己的膚淺了，讀完一本書最大的成就不是讀完了它，而是吃透了它。而這句評語刻意地避開了書中那些沉甸甸的現實，還有那些連我也感到悲痛的真相。

書中有很多思考其實普通人也會想到，但這些思考與書中的采訪聯系起來卻顯得更加深刻。只因為平常人的生活不可能經歷如此多的波折，才對人生少了許多深刻的思考。例如，作者作為記者深入非典重癥區采訪之后，她說：“人們聲稱的最美好的歲月其實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憶起來的時候才那么幸福。”而當調查農村土地改革問題的時候，她說：“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東西脅迫，包括民意。我們要站在更高的地方來看我們自己。”而當討論到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時，對合格的公民的闡述可謂精辟。書中說道：“能獨立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卻不傲慢。對政治表示服從，卻不卑躬屈膝。能積極參與國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惡知道憤怒，我認為他才算一個真正的公民。”“今天你的權利受到損害，你不說話，明天你就會失去更多。”我想，若要普及法治，健全民主制度，最終需要的就是教育國民成為一個真正的公民，而不是讓他們置身事外。而對于山西工業轉型難題的報道也很全面而透徹，書中指出了過去數十年山西經濟發展的通病，并反駁了經濟增長優先的論調。她說：“我們總說國家要體面，如果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灰頭土臉，我不相信這個國家會體面。”當采訪到矛盾突出的拆遷與土改問題時，作者感概：“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經濟問題。”

上述的這些問題由于媒體的報道或者由于自己并不在意，普通人很少去認真思考。面對新聞信息的爆炸性增長，普通人應該如何應對？是應該被媒體引導，去相信媒體需要我們相信的各種“事實”,還是擁有主見，理性思考，不致于產生新的偏見？記者的目標是真實呈現，真實意味著公正與尊重，點評應該交給觀眾。那么觀眾的目標就應該是在各種真實之中找到真實背后的真相。我不禁要問，真相背后是什么？是疼痛？是掙扎？是希望？是無奈？真相是殘酷的，也是可貴的。但真相又有許多種呈現的形式，而每一種形式都包含著偏見，卻并不虛假。然而，僅憑一己之力探求全部的真相又談何容易，作者說：“真相常流失于涕淚交加中，真相往往在于毫末之間。”我們只能希望不斷接近真相，不斷接近人性。因為對人的認識有多深，呈現才有多深。

雖然我不是記者，但我依然能感受到記者肩上背負的使命，就是不斷探求真相背后的隱情，正如科學家不斷探索宇宙，哲學家不斷探索真理，藝術家不斷探索美一樣，那都是一次次坎坷而漫長的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