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民黨高官敗走臺灣》讀書有感

《國民黨高官敗走臺灣》讀書有感

從歷史上看，有一個重復出現的現象：當一個封建王朝到了后期，皇家權威開始逐步被地方諸侯超越，諸侯開始僭越皇權，最終開啟諸侯爭霸模式，如其中一方諸侯中實力占據絕對優勢，則雖不免征戰但短時間城頭變幻大王旗，一個新的封建王朝重新建立，如秦帝國之后的漢室江山、隋王朝之后的李唐王朝、宋元明清的過渡；如果各諸侯實力相當，則互相討伐、互不相讓，形成數百年的亂世，如周王朝之后的春秋戰國、漢帝國之后的三國兩晉南北朝、唐帝國之后的五代十國等。

這種歷史的輪回都源于國人骨子里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的爭霸思想，都道是亂世出英雄，那得看看自己是不是梟雄的料，事實上亂世中普通人九死一生，“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才是真實寫照。

主流史書又都是由勝利者編寫的，勝利者從有利于自身統治的角度出發對真實史料不乏有刪減修改，所以看到的史書不完全是事實。現在是互聯網的時代，各種非主流言論還多一些，看到的非主流的資料也就多一些，客觀性肯定比以前史書強一些。

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段時期就是屬于第二種情況，皇帝退位后，諸侯爭霸，北洋系、東北奉系、中原皖系、西北馮系/馬系、桂系、粵系、國民革命系、共產黨，各種派系輪番爭奪廟堂之上至高無上的權利，又加上外強在華利益、日本大舉入侵的國際背景，中華大地諸侯紛爭四起、普通百姓流離失所、餓殍滿地，是典型的大一統王朝覆滅之后的亂世之秋。

國民黨是這個時期眾多派系中、實力較為出眾的一股勢力，發跡于亂世，憑借自己的三民主義理想吸引了眾多熱血青年，又憑借江浙財團和國外列強的支持建立了中央政府，形式上統一了中華大地，做了中華民族一段時間的大家長，在抗日戰爭中居功至偉，但是在內戰中兵敗如山，敗走臺灣，偏安一隅，最終在諸侯爭霸模式中敗下陣來。個中緣由不是僅僅一句“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能概括得了的。

放到這個時代大背景下，再來看這本《國民黨高官敗逃臺灣真相》。這部書分為一、二、三部，主要講述國民黨內諸多大佬的大概生平，每本書400頁左右，8~10個左右人物，算下來平均每人40~50頁左右的篇幅，對于這些每人都能單列出來寫一部鴻篇巨著的風云人物來說只能是撿重點、提綱式的講述。

第一部主要講述蔣介石、宋美齡、蔣經國、白崇禧、何應欽、陳誠、顧維鈞、閻錫山；

第二部主要講述陳果夫、顧祝同、胡宗南、張群、劉峙、薛岳、湯恩伯、錢大鈞、孫立人、吳國楨；

第三部主要講述于右任、朱家驊、馬鴻逵、吳鐵城、王云

五、周志柔、余漢謀、王世杰、張厲生、王叔銘。

看看上述這些人物，用現在的話講都是正國級、副國級、軍委四總部、至少也是省部級里邊的佼佼者，大多是普通人起步，生逢亂世，憑借個人能力+機遇+貴人相助，成就和平年代普通人一輩子無法企及的高度，成為左右中華全局的關鍵性人物，文治武功，為政一方，聲色犬馬、貪腐成性。

還有一些人物被人熟知但是書中沒有提及，如汪精衛、李宗仁、張治中、陳炯明、李漢民等，或許作者在編纂第四部，或許另有成稿，不得而知。

作者楊帆，查不到太多的介紹，只有書中簡單的介紹“山東濟南人、長期關注中國歷史和現代政治、軍事史，對此有獨到的研究，《杜月笙大傳》《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最后歲月》《三大戰役》等”.對他感興趣是看到每本書后有將近百余本的參考用書，作者好像看起來博覽群書、很牛B的樣子。

后續準備用幾個單獨篇幅來對書中各位人物總結提煉一下。

第二篇：臺灣歷屆領導人和國民黨領導人

臺灣政治常識

國民黨領導人：

1905年同盟會成立，1912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迄今為止，共有9人擔任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和領導人。

第1任：孫中山（國民黨總理）

第2任：蔣介石

第3任：張靜江

第4任：胡漢民

第5任：蔣介石（國民黨總裁）

第6任：蔣經國

第7任：李登輝

第8任：連戰

第9任：馬英九

第10任：吳伯雄

第11任：馬英九

臺灣領導人：

第1-5任領導人—蔣介石

蔣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字中正。1907年入保定全國陸軍速成學堂。1908年留學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后追隨孫中山。1924年回國后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后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1928年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抗日戰爭期間，任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1949年解放戰爭敗退臺灣后，歷任第1-5屆臺灣地區領導人。

繼5任領導人—嚴家淦

1975年4月，繼蔣介石之后出任領導人，旋即領銜推舉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暨中常會主席，拱手將最高權力轉移至蔣經國手中，時稱“蔣嚴體制”時期。在嚴家淦擔任領導人的3年中，除了扮演“憲法”上的第一領導人角色外，對于重大決策決定，都與蔣經國密切協商，共謀解決之道，使政治體系的運作，并不因權位的名實不符而生齟齬之感。他小心謹慎，本分地充當好“過渡領導人”的角色。

第6、7任領導人—蔣經國

1972年，出任臺灣地區“行政院院長”，1975年，繼蔣介石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1978年經由臺灣地區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當選為臺灣地區第六任領導人，1984年連續當選為臺灣地區第七任領導人。1988年因糖尿病引發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于臺北榮民總醫院。其職務在臺灣“司法院長”林洋港監誓下，由“副領導人”李登輝依臺灣地區“憲法”宣誓繼任。

第8、9任領導人—李登輝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當天繼任臺灣地區領導人，旋即出任國民黨代理主席，國民黨“十三大”上正式當選黨主席。1990年5月任第八任臺灣地區領導人，嗣兼任臺灣地區“國家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臺灣地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

第10、11任領導人—陳水扁

1951年生于臺灣省臺南縣官田鄉，畢業于臺灣大學法律系。主要經歷：1976-1989年，任華夏海商法事務所負責律師，1981-1985年任臺北市議會議員，1987-1989年及1991-1996年民進黨中執委，1987-1989年及1996年至今民進黨中常委，1989-1994年“立法委員”，1993年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召集委員，1994--1998年臺北市“市長”，2000年5月20日就任臺灣地區領導人。2004年競選連任臺灣地區領導人。

第12任（現任）領導人—馬英九

1950年7月13日出生于香港，祖籍湖南省衡山縣。1952年隨家人移居臺灣。1967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72年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后赴美留學，獲美國紐約大學法學碩士、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82年，馬英九任蔣經國英語翻譯。在1984年后的十五年中，他先后出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至1988年）及多種行政職務。1998年12月當選臺北市市長，2002年12月連任（至2006年12月卸任）。2008年3月22日，在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獲勝。

第三篇：臺灣國民黨現狀及2018年選舉分析展望

2016年大選國民黨大敗后，實力大損，氣勢低迷，面臨嚴峻的內憂外患。此后，國民黨舉行黨主席補選，前立法機構副負責人洪秀柱以56.16%得票率當選，成為國民黨史上第一位女性黨主席，肩負起帶領國民黨東山再起的重擔。洪秀柱團隊著手對國民黨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黨務、組織人事、政黨理念等多方面推行新人新政，展現一些新的風貌。

選后國民黨舉步維艱、百廢待興

一是面臨嚴重的政治資源匱乏危機。國民黨敗選后，行政權力資源盡失，民意代表和地方執政凋敝，大批黨籍政務人士失去職務、出路難尋，無法再依靠豐富的行政資源吸納、安排人才，難以推動有利于爭取自身支持者的政策措施。民意代表席次和地方執政縣市不足，直接導致國民黨難以制衡民進黨執政，很難爭取新當局的政策和資源支持，大部分行政資源更多流向綠營的執政縣市和民意代表所在選區。

二是面臨嚴峻的人才斷檔、后繼乏人危機。近年來，國民黨一直面臨政治人才老化、老世代把持權力要津、中青世代難以出頭、青年人才培養不力等問題。特別經過2016年大選一役，黨內主要接班人紛紛折損，朱立倫、吳敦義、郝龍斌等頭面人物選舉及輔選過程中表現不佳，政治光環大幅減弱。被視為馬英九接班梯隊的這一撥人才被輕松擊倒，嚴重折損。同時，由于長期奉行老人政治，黨內青年軍發展緩慢，青年人才普遍匱乏，人才斷檔情況十分突出。

三是面臨團結整合難題。島內輿論分析，盡管洪秀柱以超過半數得票率當選，但多被視為過渡性質，且洪秀柱的政治主張在黨內尚有爭議，個人聲望尚不及黨內大佬，很難像馬英九當選黨主席時眾望所歸，這使洪秀柱成為“弱勢黨魁”，難以一呼百應，可能備受各方力量掣肘，團結整合全黨難度加大。另一方面，當前黨內人心渙散，士氣低迷，信心不足，各方勢力為爭奪稀缺的政治資源更是暗中較勁、互不相讓，加重爭斗，在沒有強勢黨主席帶領的情況下，國民黨的凝聚力進一步下降。

四是政治路線松動成為重大危機。選后，黨內再次出現所謂深藍與本土兩大陣營、兩股勢力之爭。尤其是2016年敗選后，不少黨內“本土派”認為失利的主因就是國民黨沒有及時適應、迎合臺灣民意“本土化”趨勢，導致黨的理念、路線對臺灣多數民眾缺少吸引力，紛紛要求國民黨轉型，甚至提出應該改名為“臺灣國民黨”，而不是“中國國民黨”。加之洪秀柱提出“一中同表”等主張，多被視為深藍路線，引發黨內部分“本土派”不滿。島內輿論指出，選后黨內路線之爭有愈演愈烈趨勢，將深刻影響國民黨發展前景。

洪秀柱推動改革壯士斷腕、力展決心

洪秀柱率先著手黨務改革，展現破除黨內頑疾、披荊斬棘的決心，致力重塑“百年老店”新形象，強化組織隊伍戰斗力，振奮全黨東山再起的士氣。

其一，深化黨中央與國民黨立法機構黨團溝通合作。馬英九任期內，國民黨中央與國民黨立法機構黨團雖有諸多溝通管道，但不時受到黨籍民意代表質疑，根源就在于黨中央與民意代表的利益協調不暢、溝通不足。尤其是在失去執政權后，國民黨立法機構黨團將成為國民黨抗擊民進黨施壓、推行本黨政策、維護本黨利益的最重要陣地。為此，洪秀柱上任后十分注重黨中央與國民黨立法機構黨團的協調。洪秀柱任命林德福為黨的副秘書長以及安排前民意代表蔡正元接任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這一要職，意在強化黨中央和國民黨立法機構黨團的溝通。5月10日，被視為黨務核心職位的國民黨秘書長一職由莫天虎擔任，自此洪秀柱對黨務核心架構基本完成改組。

其二，穩步推進更新換血、世代交替。國民黨大選敗選原因之一就在于黨內人事僵化，新生世代難以進入重要權力決策圈，導致國民黨與年輕世代脫軌，難以反應新生代訴求，黨內希望加快人事更新的呼聲甚高。為此，洪秀柱在4月5日第一波重要人事任命中，文傳會副主委由臺北市議員王鴻薇擔任，行管會副主委由“567聯盟召集人”李福軒擔任，青年部主任由前基隆市市長張通榮之子張淵翔擔任，婦女部主任由年輕的新北市議員陳儀君擔任，充分體現了世代交替的用人思路。

其三，著力加強中南部地區及基層經營。中南部基本“綠化”，國民黨幾近失守，為此，洪秀柱在國民黨副秘書長人選方面一次性擴增至7人，廣泛吸收了中南部地方要角，包括前高雄市民意代表林國正、前屏東市市長葉壽山、臺東縣議會議長饒慶鈴、前臺中市民意代表楊瓊瓔、嘉義市議會議長蕭淑麗、前屏東縣黨部主委張雅屏及現任立法機構黨團書記長林德福，除了林德福和饒慶鈴分別來自新北市和臺東市，其他5人均長期耕耘中南部，地方根基深厚。

其四，堅持“九二共識”為基調的大陸政策。針對黨內出現的“本土化”“臺灣化”改革聲音，洪秀柱正式擔任國民黨主席后明確對大陸政策定調。4月，洪秀柱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常會明確表示，國民黨將堅持“九二共識”、兩岸和平的立場，在兩岸關系顯現危機、民共兩黨處于僵局的時候，國民黨要發揮穩定兩岸關系的作用。在發生黨籍民意代表誤簽“兩國論聲明”、臺日沖之鳥礁漁業爭議、肯尼亞臺灣籍詐騙嫌疑犯遣返祖國大陸以及臺灣受邀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等事件時，國民黨中央更清晰地發出堅持“九二共識”的聲音，提出國民黨將提升兩岸事務工作的位階和功能，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動兩岸關系。

其五，努力改進戰斗面貌和抗爭策略。國民黨在與民進黨的政治斗爭中長期表現出作風偏軟、團隊松散、火力不旺的弱點，也經常發生不善于把握民意，與民意脫節的情況。為此，國民黨著手改革在野后的斗爭方式，突出黨、“院”兩座戰斗堡壘的火力，在戰斗策略方面突出立足民意、把握風向、借勢而為。比如國民黨在應對“美豬進口”等問題上，黨中央和立法機構黨團齊心一致，配合有序，發揮了在野黨監督執政的作用。這反應出國民黨中央在積極調適自身角色定位和作用，將主要發揮政策導向、溝通聯絡和后方支援功能，而不再事無巨細、越俎代庖，以便理順各方權力關系。同時，國民黨在野后更加注重民生需求，注意把握民意脈搏。

2018選舉展望

2018年即將到來，四年一次的臺灣“九合一選舉”，在這一年的年底又將到來。這場臺灣地區的“期中選舉”，是一場檢視蔡英文當局執政兩年來的期中考成績單，另一方面也是檢視一蹶不振的國民黨可否東山再起的關鍵。

首先，從近期親綠媒體《美麗島電子報》公布的12月份民調中觀察到，蔡英文執政的信任度只剩32%，不信任度達50.7%；不滿意度高達60.2%，滿意度僅27.1%，創十九個月以來的新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民調經交叉比對后，被視為全臺最綠的高雄屏東地區，蔡英文的滿意度也只有27.4%；再以“年齡”層劃分的話，青年世代“20至29歲”滿意度也僅僅21.8%，是各個年齡層里第二低。

為何蔡英文當局民調如坐過山車般瞬間暴跌，主要有幾個原因，一是近一年多來推動《不當黨產處置條例》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以促進轉型正義和清剿國民黨之實行政治惡斗之實；二是推動《勞動基準法》強行修法背棄勞工；三是推動農田水利會改制改為官派之公務機關，以上幾項政策出臺和執行，都只是行改革之實棄廣大民意為依歸。當然，蔡英文當局最讓人有感的倒退莫過于兩岸關系上，在拒絕“九二共識”之前提下兩岸關系不斷的向后退，并在近期用不正當之打壓新黨青年軍，彷佛要告訴全臺灣民眾天大地大，臺灣我民進黨最大，最后的結果當然也是使民眾感到反感而已。

其次，正當蔡英文當局執政低迷之際時，國民黨在野的一年半載里，黨主席從洪秀柱換到了吳敦義，層層的黨代表、中央委員到中常委選舉也全面改選，新的人馬重新出發是否能帶領國民黨走出低潮，不只臺灣民眾在看就連大陸同胞也在看。國民黨作為當今臺灣政壇第一大在野黨，2018年“九合一選舉”又將是一次反攻的關鍵時刻，因為在近兩次的選舉中國民黨已經從“中央”到“地方”一路輸光光，這次已經沒有再輸的本錢，今年國民黨第一大亮點莫過于各縣市黨部主委的直選，這是國民黨百年來的第一次創舉，其中最受矚目的是去年要臺北市議員王世堅吞“曲棍球”的前臺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黨部主委，為高雄市的選戰操刀。同時在近期，國民黨召開的第20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中的主軸，主要圍繞“革新黨務，青年參與”“精誠團結，擴大支持”和“強力監督，重返執政”三個主題，同時邀請了執政的縣市長和“立法委員”參會，由此可知國民黨已經全面知道痛點在何處要如何下手開始做，但會改進到什么層級，如何在各縣市長縣市議員中推出合適最佳的人選，真正轉化成選票讓選民投下去給國民黨才是關鍵。

2018年“九合一選舉”剩不到一年的時間，蔡英文四年一任的期中考會考得如何，國民黨如何記取教訓浴血重生，兩岸同胞都在看，距今2018年的選舉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選舉貴在選賢與能，最后還是希望臺灣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臺灣民眾能真正選出賢與能之人為民眾謀福祉，而非政治上之跳梁小丑。當然，“藍天可否再現”也得國民黨多多加油努力了。

第四篇：揭密解放前美國士兵群奸國民黨高官女眷案

揭密解放前美國士兵群奸國民黨高官女眷案

武漢市鄱陽街上有一座六層的景明大樓，是武漢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外資建筑設計機構——英資景明洋行為自己設計建造的6層大樓，建于1917年。

抗戰勝利以后，景明大樓成了一座“公寓”，住在里面的英國人、美國人、猶太人都有，而以美國人居多。美國空軍有個臨時招待所就設在這里。

那一年，是1948年，那一日，是8月7日。就在1946年末發生的沈崇案喧囂尚未平息之時，在景明大樓的五層，一場以“祝壽舞會”為名的群奸大案悄無聲息地進行著。

冷寂的夜色，流淌著的，是受害婦女的血淚；沸揚的社會，折射出的，是整個民族的悲劇。

窩藏禍心

讓我們把目光定格于悲劇發生前的半個月，這起悲劇的編劇——時任美孚公司漢口分公司副總經理的利富（英文名J.M.Lilleg）就是景明大樓住戶中的一員，他即將回國，作為朋友的美軍空軍軍官喬治·林肯自然要為其送行，兩人商量了一下，準備搞一場別開生面的“舞會”，作為離別中國的“美好回憶”。

在這之前，漢口國民黨政府已經宣布禁止舉辦舞會，只允許歌廳活動。在當時能夠組織好一場舞會而不招來麻煩，組織者的關系、手段、膽量和經驗缺一不可。為保證舞會的“質量”，利富和喬治找到此種能手，也是此次大案的導演——西南賓·克羅納木。

利富和喬治找到西南賓后，明確提出了舞會的要求，由西南賓出面請樂隊并要他邀請中國婦女參加舞會，這些中國婦女有兩個任務：一是伴舞，二是伴宿，而且不許中國男人參加，為此利富和喬治提供了豐厚的報酬。

西南賓當時由于之前的一次舞會組織不善，欠了別人的錢，正好借利富提供的這次機會撈一筆外快，改善一下財務狀況，于是很爽快的就答應了利富和喬治的要求。

組織“舞會”

去哪里“邀請”中國婦女來供利富等人淫樂呢？用一個方法：騙！西南賓當時先找到了自己的中國情人譚碧珍、菲律賓籍樂師克勞茲以及克勞茲的妻子、菲律賓籍華裔章月明商量，決定由西南賓、克勞茲二人組織樂隊，由譚碧珍和章月明出面邀請中國婦女。

于是，譚碧珍和章月明二人打著為某中國富豪賀壽的旗號組織舞會，向其他中國女性發出邀請。章月明找到江漢歌廳茶房頭佬楊玉麟，通過楊玉麟的關系，找江漢歌廳歌女莎莉等，并通過她們四出找人。后來章月明又找到江漢歌廳茶房劉寶山，要他找人伴舞。通過這條關系找到失業舞女曹秀英，用豐厚的酬勞讓她動員中國婦女去參加舞會。曹秀英見有利可圖，當然十分熱心。她不僅邀約了同屋的張太太、楊太太等10余人，連曹秀英的女兒也參加了。

譚碧珍也動用自己的關系邀請了當地許多高官家屬及名媛貴婦，包括當時武漢市參議會的議長市議長張彌川的二太太和某行政首長的如夫人，以及住在巴公房子的高太太、宋太太、張太太等。這些受邀前往的中國婦女壓根不知道還有“伴宿”這回事，只是單純趕時髦去舞場找找樂子。

獸性畢露

8月7日當天正好是星期六，利富和喬治等人先派車將受邀參與的中國婦女接至景明大樓。當時景明大樓五層的舞會現場，美軍人員和在漢口旅游的外僑已有20多人在場，其中以美軍最多，其余則是在漢口經商的美國人和英國人。

美國人有美孚公司漢口分公司副總經理利富，職員陸惠人、佛蘭克、史塔司博，傳教師何佛魯，基督教青年會干事狄爾頓，以及美國僑民李琪、卡爾頓、格魯、卡來爾等；英國人有傳教士袁光明，江漢關水上視察赫達生，漢口協和醫院救護員湯普生等。

晚上七點左右，舞會準時開始，一時間觥籌交錯，言笑晏晏，氣氛十分活躍。時過不久，隨著樂曲的急促，酒氣的繚繞，煙霧的彌漫，這些外國人紛紛顯露出丑態。

他們有的強吻舞伴，有的動手亂摸。此時電燈突然熄滅，有的洋人便趁機亂扯舞伴的衣褲，將其抱入房內，婦女們嚇得紛紛尋路而逃，但她們發現作為正常出路的電梯已經上鎖，便返身另尋出路，這樣一來簡直是羊入虎口。因此，只有部分婦女僥幸從后樓太平梯逃脫，而未及逃出的婦女竟遭洋人們的蹂躪。

漫長的黑夜掩藏著多少罪惡，震驚全國的景明大樓事件就此上演。媒體的神速反應

當晚十二點左右，好不容易逃出來的歌女巧巧找到未逃出來的歌女莎莉的母親一起趕到漢口市警察局反映情況。漢口市保安警察總隊分隊長方向接到情況后，轉報鄱陽街管段的漢口市警察六分局，分局巡官馬步云帶了警察前去偵察。

等到馬步云等到達景明大樓時遭遇外國人阻攔不準上樓，又是幾番請示聯系偵查人員才準上到五樓。這時已是八日凌晨三時許了，現場上僅剩下利富和喬治林肯二人強作鎮定始終不吐實情，堅決不承認剛才這里辦過舞會，反而在問是誰在“誣陷”他們。

調查沒有取得任何直接證據，馬步云等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警局，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報上去給領導看。該分局局長陳爾昂一看頓時急了，這種涉外事情如此敏感，更何況涉及到美國軍人，怎么能如此輕易就去調查呢？陳爾昂當即下令召集范硯秋、莎莉、熊杰訴述了受害經過，將約邀舞女的楊玉麒、章月明等人傳訊并關押，具文(附口供五份)呈報漢口市警察局長任建鵬。

涉及到“友邦”問題，任建鵬決定低調處理此事，指示刑事科、外事科派兩名女警察密詢真相。結果，待“偵察報告”遞上來時，將“受害”、“輪奸”等字樣刪去，這一切，都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

但《中國晚報》的反應極為迅速，8月8日下午，漢口《中國晚報》以《景明大樓“狂舞”案》為標題搶先揭露了景明樓事件。就像多米若骨牌一樣，有關景明樓事件的報道幾天之內向全國各大報刊蔓延。

敷衍了事

在媒體的強勢報道之下，景明樓事件已經廣為人知，捂都捂不住了。各大報紙不斷公布案情的進展。

在警方取證過程中，再確認犯罪者身份時，相關的外籍人員多加阻撓，但是真正的主犯，美國人利富和菲籍樂師西南賓，早已在“事件”揭露后的8月10日逃往香港。

利富逃走后，在報刊和公眾輿論的指責下，內政部警察總署曾代電漢口市警察局，堂而皇之地說:“美僑利富未遵照規定辦理離境手續即行飛滬，其對外僑管理顯屬疏忽，應即查明議處。”任建鵬在回復時，借口說:“本局在各輪渡碼頭未設立外僑登記站，致使該外僑利富于八月十日晨未向本局申請登記，乘隙潛逃過江，由武昌搭機飛滬。”一唱一和之間，主謀就悄然地逍遙法外，再想去追捕，難上加難。

而涉及到的美軍人員就更復雜了，中華民國之前與美國簽訂的《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條例》中有規定：“對美國人員在中國境內所犯之刑事案件，歸美軍事法庭及軍事當局裁判。”國防部也曾規定：“在華的美軍顧問團官員如觸犯刑法，也可以免于起訴”。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主任委員袁雍關于此事也曾告誡記者:“消息到此不必再去追究了，因為再追究下去便只有將美國空軍指出來了。”

而受害者也都不愿意合作，畢竟被強暴一事事關清譽，雖然相互指證曾經受辱，卻誰也不敢承認自己被奸污，只是忍恥含悲地哭泣，這使得刑偵工作難以展開。

再加上當時戰局吃緊，國民政府還有賴于美國這位“友邦的”支持，不能“因小失大”，所以政府方面對此案的調查一直采取消極的態度。

最終的審判

事發三個多月后，漢口地方法院受理并審查此案，由檢察官曹能元于12月28日提起公訴，西南賓、章月明、楊玉麒、劉寶山、高玉君、章繼賓和劉忠泉七人被列為被告，控訴他們共同圖利，引誘良家婦女與他人奸淫。就這樣，轟動全國的景明大樓美僑與軍人的集體強奸案，拖了近八個月，于1949年4月1日下午二時開庭宣判。奇怪的是，法官檢察官端坐堂上，被告席上空無一人。這里既無主犯，從犯也“交保外出”。漢口地方法院檢察官以“妨害風化案件”罪名提起公訴后，法庭判決如下：

章月明、楊玉麒、劉寶山、曹秀英、章繼賓等共同意圖營利，引誘良家婦女與他人奸淫，章月明、楊玉麟各處有期徒刑三年，褫奪公權三年；劉寶山、曹秀英、章繼賓，各處有期徒刑一年，褫奪公權一年。被告賽拉芬、劉忠泉迭經拘緝未到，緝獲歸案后另予嚴辦。

至此，景明大樓一案就這樣步入尾聲。但是，當“判決”一宣布，頓時激起廣大人民群眾的極大憤慨，主犯逍遙法外，從犯也只是坐幾年牢就行，這如何平息民憤？

時值人民解放軍大舉揮戈南下，武漢即將解放，國民黨官員作鳥獸散，人心惶惶，除了少數報紙如《新湖北日報》、《大剛報》、《正風報》、《正義報》作了尾聲報道。作尾聲報道外，這樁特大案件也就草草結束了。

景明大樓一案雖然遠沒有沈崇案那么大的影響，但是也應當為歷史所銘記。

第五篇：國民黨的轉變 臺灣政黨政治之發展經驗

國民黨的轉變: 臺灣政黨政治之發展經驗

一, 導論

臺灣政治近年來發生急劇變遷。人們都注意到臺灣政治的民主化轉變。而臺灣民主化的一重要表現是國民黨面臨并接受了反對黨民進黨的競爭。很少有學者預測到這一巨變, 因為人們很難想象具有列寧主義背景的國民黨會發生轉變。本文正是要研究國民黨在臺灣如何從一個極權的政黨轉變為競爭型的政黨。

對此問題, 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見解。白魯恂(Lucian Pye)認為臺灣可能是現代化理論的最好明證, 因為它證實了經濟發展必然帶來多元化和政治民主。1 自民進黨發展壯大以后, 有學者將臺灣的政治轉型歸功于反對黨的出現。也有學者將臺灣的政治轉型歸功于蔣經國, 中產階級的興起, 或國際壓力等因素。

上述解釋各有利弊。筆者認為任何單一的解釋都不能說明臺灣的政治轉型。筆者在承認上述解釋的貢獻的同時, 試圖強調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治轉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筆者認為如果沒有國民黨的主動引導, 適應挑戰和妥協, 政治轉型將十分困難或充滿暴力。國民黨的轉變經驗不僅對理解第三世界的政黨政治之發展, 而且對充實政黨政治之理論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將比較國民黨在三個時期的表現: 硬威權統治時期(1950-70), 軟威權統治時期(1971-85), 競爭民主時期(1986--)。2 本文著重探討兩個方面: 國民黨對反對黨的政策, 及國民黨內派別斗爭和黨內民主化。在探討國民黨的發展之前, 讓我們先介紹一些有關政黨政治的理論。

二, 相關理論

關于政黨政治與政治發展的理論相當豐富。薩托里(Giovani Sartori)為我們提供了政黨政治體系的分類。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則專門對一黨制的發展提出理論。麥克弗森(C.B.Macpherson)提出一黨制下黨內民主的假設。薩氏將政黨制度劃分為兩大類: 非競爭型與競爭型。非競爭型包括極權的, 威權的和實用主義的一黨制。競爭型包括一黨獨大制, 兩黨制和多黨制。他認為由非競爭型過渡到競爭型政黨制度是十分困難的。一黨制難于自我轉變, 也難于和平地轉變為競爭型政黨制度。3

亨廷頓認為, 革命的一黨制會隨著政權的穩固而轉變為成熟的一黨制。成熟的一黨制有以下特點: 1/ 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降低;2/ 政治領導趨向官僚化和制度化;3/ 知識分子批評政治, 而不參與政治。他也認為一黨制難于自我轉變。4

在大陸和臺灣都有人認為黨內民主會帶來國家政治的民主化。但是關于黨內民主的理論較少。有學者認為黨內民主可以減輕一黨制的負面影響。5 麥克弗森認為, 列寧主義式的黨國體制本身是非民主的, 但是一黨制在三條件下可成為民主制: 1/ 充分的黨內民主;2/ 任何人都可作黨員;3/ 黨內參與的要求不至于過高。如果具備了這三個條件, 即使是一黨的政治體制也可以稱之為民主制。6 上述政黨政治理論有助于我們理解臺灣的政黨政治發展;而以下各節將顯示,臺灣的政黨政治發展經驗也將豐富政黨政治理論。三, 硬威權統治時期(1950-70)

國民黨的組織體制與其成立時的淵源有緊密聯系。在1920年代國民黨建黨之初, 蘇聯顧問在黨的革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之后, 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保持聯系。國民黨在組織體系上成為一列寧主義式的政黨。這一體系是一等級制, 其基礎是地方組織, 然后有區, 縣, 省組織, 最后是全國總部。地方黨代會選出中央領導機構, 但實權則在中央委員會的常委會。常委會以黨的總裁或主席為首。蔣介石自1938年始任國民黨的總裁直至其于1975年逝世時為止。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是自身組織的渙散。所以國民黨到臺灣伊始便進行了改造。1949年5月, 蔣任命10名親信組成臨時小組, 研究黨的改造措施。蔣所規定的改造原則為: 國民黨為一革命民主政黨。實行民主集中制。

3.國民黨對全社會實行政治領導。

4.黨員須信仰三民主義, 服從黨的紀律, 執行黨的政策。

5.黨員應包括農民, 工人, 青年和知識分子等各階層人士。7

改造后的國民黨有三萬個基層組織。黨組織深入到臺灣的村落, 政府單位, 學校, 企業和軍隊。農會, 工會, 商會和反共青年團都由國民黨控制。在軍隊中還實行了政委制。1952年10月10日, 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結束黨的改造, 并選出蔣介石推薦的中常委。中常委中無一人是臺灣本省人。蔣本人身兼總裁, 總統和三軍總司令。經過改造, 國民黨享有了對臺灣社會的全面控制。國民黨公開實行一黨政策。1949年生效的臨時條款實際上剝奪了反對黨的生存權。隨國民黨到臺灣的中國青年黨和民主社會黨成為國民黨的傀儡。新的政黨不得成立。1950年代末, 一些知識分子和國民黨內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士出版了 自由中國評論, 鼓吹臺灣的民主憲政。1960年, 其核心成員雷震企圖成立中國民主黨, 遭到國民黨的鎮壓。雷震本人被判刑十年。8 其后, 島上有組織的政治反對運動銷聲匿跡達10多年。黨外無黨, 黨內無派。大陸時期的派別有的未跟隨蔣去臺灣, 有的被蔣介石在黨的改造過程中統統消滅, 如CC系。蔣介石除了排除異己之外, 還刻意提拔其子蔣經國出任各種要職, 以加強控制國民黨, 青年團和軍隊。國民黨的高壓政治使這一時期的臺灣顯得格外沉靜。

盡管這是一個政治極權的時期, 但是國民黨具有的其他一些特征決定了它日后的發展。首先, 國民黨擁護私有制。其次, 國民黨至少口頭上不擁護階級專政。再次, 此時的國民黨實行了地方自治。最后, 權力集中及正確的政策帶來高速經濟增長, 為以后的民主化奠定社會經濟基礎。

四, 軟威權統治時期(1971-85)

1960和1970年代, 臺灣經濟快速增長。臺灣中產階級隨著經濟發展而興起。地方選舉造就一批臺灣本省人的政治家。面對參與的壓力, 國民黨在蔣經國的領導下兼用鎮壓與政治收買和自由化的手法。

反對國民黨的聲音首先出現于1971年的保釣運動。這一最初反對美日勾結出賣我國領土的運動發展為批評國民黨對外軟弱對內專制的運動。國民黨對此采取了容忍的政策。在七十年代的后半期, 美麗島雜志成為反對派的中心。反對派成立了黨外選舉后援團。1979年12月10日, 美麗島雜志在高雄組織示威游行, 引起騷亂。國民黨逮捕美麗島雜志的主要領導人, 并處以較重的刑罰。但是, 另外一方面, 國民黨開始實行政治自由化政策, 擴大民主選舉。9

在1980年的選舉中, 國民黨與黨外在幕后達成協議, 國民黨將尊重反對派, 而反對派答應不公開宣揚敏感問題(臺獨)。10 黨外的候選人在競選中要求更大的個人自由, 結社自由和主要行政職位的直接選舉。黨外運動為反對派的組織化作出一系列的努力。在1985年的地方選舉中, 國民黨與黨外又有默契。但是國民黨仍不允許反對黨的正式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 國民黨內發生重要變化。派別活動仍不允許。蔣經國的用人標準之一是所用之人缺乏派別背景。李登輝被蔣經國提拔為副總統就是因為李在臺藉精英中是唯一沒有派別色彩的。國民黨內的重要變化在于該黨的本土化。蔣經國對于國民黨的本土化起了重要作用。就國民黨中央常會的名單來看, 10屆4中全會產生的中常委中, 臺籍的中常委有謝東閔, 徐慶鐘和林挺生三人, 11屆1 中全會增加蔡鴻文一人, 11屆4中全會增加林洋港, 邱創煥, 林金生, 李登輝, 洪壽南等人, 成為9人, 占27位中常委的三分之一。11 越來越多的本土人和年輕人被提升到領導崗位。自1970年始, 越來越多的臺籍黨員主持地方黨部, 到1977年, 縣市黨部主任委員中近一半為臺籍人士。蔣經國的親信李煥在主管國民黨組織部期間提拔了大批年輕, 有學識和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才。這批人中因有許多海外歸國的學人, 因此被稱為洋務派。此派可以陳履安, 關中, 鄭心雄為代表。1987年, 李被任命為國民黨秘書長, 預示著國民黨內開明勢力的壯大。12

五, 競爭民主時期(1985年以后)

七十年代以來的政治自由化終于帶來了1986年的民主突破。與其傳統的鎮壓與收買的手法相反, 國民黨開始主導臺灣的民主化進程。

1986年3月, 蔣經國在國民黨12屆3中全會上宣布, 臺灣實行憲政民主的時機到了。他任命12位中常委, 審查主要政治問題并草擬改革方案。為了使黨外合法化,蔣總統亦指導國民黨與黨外領導人展開對話。

為了搶在國民黨的前面, 135位黨外領導人于1986年9月28 日單方面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這一作法與憲法臨時條款相抵觸。司法部對民主進步黨提出指控, 政治危機一觸即發。但此時蔣經國宣布, 戒嚴和黨禁即將解除;只要政黨不違反中華民國憲法, 不擁護共產主義和不搞臺獨, 就可以成立。民進黨遂于11月召開代表大會并通過黨章。13

1986年12月, 民主進步黨與國民黨作為兩大主要政黨同時參加全國大選。民進黨贏得立法院12個席位和國大的11個席位。國民黨分別贏得59和68席。1986年的選舉顯示, 以國民黨為主導的競爭型政黨制度開始在臺灣成形。

1989年底的大選是解除戒嚴后的第一次選舉。民進黨取得合法的政黨地位。許多海外的臺獨分子返回臺灣試圖參加競選。民進黨公開舉出臺獨的旗幟作為競選口號。民進黨的競選策略是使選民相信要使臺灣民主化, 就要支持民進黨。民進黨強調要建立建基于民主自由之上的政治秩序, 要建立真正的民主, 保障公民的權利。此外, 民進黨把工作重點放在基層, 試圖以“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贏得選戰的勝利。國民黨的選舉策略則著重于宣傳國民黨對臺灣經濟奇跡的貢獻。選舉結果, 在立法院方面, 國民黨得72席, 民進黨得21席, 其他黨派和獨立人士得8席;在省議會方面, 國民黨得54席, 民進黨得16席, 其他7席;在縣市長選舉方面, 國民黨贏得14個, 民進黨贏得6個, 其他1個。國民黨雖然仍贏得多數, 但卻是40年來得票率最低的一次。民進黨則獲得明顯進步。尤其是在立法院方面, 民進黨比1986 年多得9席, 達21席。這對民進黨來說是一重大突破, 因為在立法院提出議案需要20席的基數。國民黨承認選舉結果, 并試圖總結經驗教訓。此次選舉顯示, 競爭型政黨制度在臺灣得到確立。

1992年底的選舉繼承了臺灣近年來政治發展的大趨勢。它再次顯示臺灣競爭型政黨制度趨于成熟。國民黨的優勢地位受到民進黨進一步的嚴重威脅。民進黨的選舉策略趨于務實。臺灣民主制度已成為明顯的事實。

與此同時, 國民黨內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蔣經國于1988年逝世后, 強人政治結束。黨內民主呼聲高漲, 派別斗爭表面化。起初, 派別斗爭表現為新老代際與保守與革新派之爭。黨內老人疑懼民主改革, 害怕國民黨失去其統治地位。其代言人是蔣介石的遺孀宋美玲。保守派試圖剝奪李登輝的政治繼承權。改革派則積極推動民主改革, 并以此主張爭取在黨內的更大權力。在國民黨13全上, 以李登輝為首的新生代與革新派獲得明顯成果。李登輝獲選為國民黨主席。保守派的得票率低落。許多革新派人士進入中委會。中委會平均年齡為58到60歲。其中44%具有博士或碩士學位。14 大會的另一特點是黨內民主得到加強。首先, 在出席大會的代表的選擇上, 國民黨做了民主的努力。中央試圖盡量反映地方黨組的愿望。國民黨組工會要求代表的選擇過程要比以往更民主和更具有代表性, 并要求大多數代表要由選舉產生。組工會還鼓勵黨員主動競選。其次, 傳統上, 國民黨主席獨自提名中委會候選人;而在此次大會上黨主席提名180人, 普通黨員也可提名180人。參加會議者享有較大的發言權。

贏得對保守派的勝利后, 革新派分化為松散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主流派以李登輝和宋楚瑜為首。非主流派包括各種不滿李登輝的人物, 主要成員有蔣緯國, 郝柏村, 李煥, 林洋港等。主流派將主要任務定位于穩固自己的權力;非主流派則堅持黨內民主的口號, 企圖以此分享主流派的權力。兩派在1990年2 月的臨時中央全會上圍繞著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的選舉方式而發生激烈沖突。主流派主張舉手表決。非主流派堅持票選。非主流派指責秘書長宋楚瑜操縱選舉。最后雖以舉手表決的方式以99對77票通過候選人名單, 非主流派顯示出強大實力。15

國民黨的分化還表現在各種基金會的成立上。國民黨內有實力的政治家紛紛成立基金會, 以支持自己的政治事業。主要的基金會有與李登輝關系緊密的國策中心;以前任省議會議長高育仁為首的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及魏鏞創立的前瞻基金會。而各種基金會中最具有派別色彩和政治功能的則為1990年11月10日成立的民主基金會。該基金會網羅了一批具有新保守主義思想的政治家, 知識分子和企業家。基金會主席為國民黨前副秘書長和組工會主任關中。他因承擔國民黨在1989年選舉中受挫的責任而被主流派排擠出政治中心。在基金會1381位發起人中, 有53人是議員,270人擁有博士學位, 261人擁有碩士學位。此外, 該基金會還與工商界有廣泛聯系。16

為了整合黨內, 李登輝不得不對非主流派做出一定的讓步。因此, 郝柏村被任命為行政院長。然而, 兩派的較力并沒有結束。府院之爭萌生。1993年初, 國民黨內又因大選后內閣是否進行總辭而發生政爭。雖然李登輝提名的新閣揆連戰獲得黨內接受, 李本人卻受到泛非主流的挑戰。立法院內的新國民黨連線決組政團, 角逐國民黨主席的職位。國民黨內的分化使民進黨的勢力愈行見大。六, 國民黨的作用

國民黨經過三個時期的發展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已不再是一個能嚴密控制社會和本黨黨員的極權政黨, 而成為一個黨外有黨和黨內有派的競爭型民主政黨。如何解釋國民黨的轉變呢? 社經因素和內外壓力確實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從國民黨在臺灣的發展史中可以看出, 國民黨本身對于黨的轉變和政治民主化作出了努力。事實上, 國民黨的許多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措施經常搶在反對黨的前面, 而使之無用武之地。國民黨13全以后的多次民意調查顯示, 臺灣多數民眾并不是嫌民主化進程過慢, 而是嫌過快。當然, 之所以近期發生轉變過快的情形是因為國民黨在經濟發展的早期未能做因時適宜的政治轉變。

國民黨官方認為, 臺灣的民主化是國民黨一貫堅持憲政民主建設的結果。雖然事實不盡如此, 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三民主義)確實便利了臺灣的民主化。民主價值已為國民黨所接受。例如, 蔣經國在1984年就承認臺灣應當多元化, 民應當享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蔣逝世后, 臺灣雖然呈現亂象, 國民黨卻未重新實行戒嚴。內已形成共識, 認為暴力示威和社會緊張只不過是民主誕生時的陣痛。國民黨已把自己識為一普通的政黨, 并樂于與其他黨競爭。

作為國民黨的主席, 蔣經國先生對于國民黨的轉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蔣經國平易近人。他經常到臺灣基層去視察。他青年時代在蘇聯共產制度下所受的痛苦經歷對他的思想也有影響。這些因素使他的頭腦比較開放。因此, 當臺灣經濟已經發達, 黨內外民主呼聲開始高漲之時, 他便能順應時事, 主導民主化改革。他認為國民黨應當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其個人威望和權力使之能夠阻止保守派對民主化的阻撓。他提拔的一批受過西方教育和務實的革新派對于國民黨的轉變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 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馬英九便受到蔣經國的重用。李登輝也是由蔣經國一手提拔起來的。臺灣民主化進程的持續不斷也與李登輝主席的堅定的民主信念分不開, 盡管他的政治手法經常被黨內的反對派批評為不民主。

就民主程序而言, 國民黨逐漸實行了制度化。國民黨就公職候選人, 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和一些領導職位的選拔和任命作出一系列的規定。提名已不僅是自上而下的了, 而是要基于初選的結果。17 在這方面, 黨內民主派起了很大作用。國民黨的決策已越來越依賴議會黨團的支持。新國民黨連線的存在是對黨主席的有效制約。

除了國民黨黨內民主的程序化之外, 臺灣整體民主政治制度亦逐步實現了程序

化。這一點突出地反映在選舉制度的建立和建全上。自50年代初便開始實行的地方自治使一大批臺灣本地人進入政治舞臺。反對派的勢力也循著選舉的途徑被納入合法的政治軌道。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因積累了幾十年的選舉經驗而能順利地進行相互競爭。

當然, 國民黨樂于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可以繼續其統治。有長期統治經驗的國民黨無論在組織上還是在人員和物力上都占有絕對優勢。國民黨也因其對臺灣經濟發展的貢獻而享有很高的聲望。相反, 民進黨當時沒有執政的希望, 因為它內部的派別斗爭嚴重地削弱了它的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 國民黨樂于向世界昭示它是一個民主政黨, 而又不會喪失其執政地位。這也正是國民黨敢于開放政黨政治的原因。

七, 理論反思

臺灣政黨政治的發展經驗突顯出有關政黨政治理論的缺陷。薩托利的分類便利了我們對國民黨從非競爭型向競爭型政黨過渡的認識。按照他的分類,臺灣現在的政黨體制當為一黨獨大制。這種體制從根本上來說已是一種競爭型的民主政黨政治體制。只是執政黨仍擁有反對黨所尚未具有的巨大實力。但是反對黨享有合法的政治權利和地位, 及通過選舉擊敗執政黨并取而代之的可能。但是, 與薩托利的論斷相反, 臺灣政黨體制在由非競爭型向競爭型的轉變過程中并沒有經歷政治崩潰;除了表面的亂象以外, 整體的轉變過程是和平的;并且, 這一轉變是由執政黨國民黨主導的。這說明一黨制在一定情況下是能夠進行自我轉變的。筆者并進而認為, 在由執政黨主導的政治轉型與轉型的和平和成功之間, 存在著很強的關聯。也就是說, 如果執政黨能夠進行自我轉變的話, 整體的政治轉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將會是和平和成功的。臺灣的這一經驗為第三世界的政治發展樹立了榜樣, 為那里的政黨政治的和平轉變帶來新的希望。

臺灣經驗也與亨廷頓關于一黨制的分析略有出入。在臺灣, 雖然意識形態的作用下降了, 但我們也注意到實用和民主的意識形態獲得民眾和精英的普遍接受。其次, 在成熟的一黨制下統治者并不一定象亨氏所說的那樣頑固。臺灣的統治階層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而變得開明起來并容忍反對派的存在。執政黨的開明與否端賴其內部的組成份子是否受過西方的教育和是否接受民主思潮。再次, 臺灣的知識分子不是只論政不參政。他們中的許多人加入黨, 并盡力在黨內改革國民黨。另有一些人加入了反對派, 為民主作出直接貢獻。

臺灣經驗證實了麥克弗森關于黨內民主的重要性的論述。沒有黨內改革派的興起和國民黨的民主化, 臺灣的政治轉型會難于實現, 或者轉型過程不會如此順利。其中的道理在于, 一個威權主義的執政黨很容易將黨內的專斷搬到國家上去。黨內民主做得好, 基層黨員的意見可以得到充分表達, 人才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從而可以提高黨的競爭力。在這方面, 國民黨有所改進, 但不可以說黨內民主已得到充分實現。另外, 我們也可以從臺灣的政治發展中看到, 黨內民主化是整體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國家政治的民主化并不一定要通過黨內民主才能實現。黨內民主與總體的政治民主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一方面, 國民黨內的改革派促進了臺灣的民主化;另一方面, 臺灣的民主化也反過來進一步促成國民黨的黨內民主和新派別的產生。民主化使選舉機關和當選的政治家的地位上升。當選的黨員在黨內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和對派別的排斥是建基于其作為執政黨所占有的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的。而一旦這一統治地位受到政治民主化的動搖, 黨內的凝聚力就下降, 派別活動就會發生。因此有學者預測, 臺灣將實現日本式的民主, 即在一民主體制下, 執政黨內的不同派別輪流坐樁。18 在臺灣, 國民黨的民主化與國家政治的民主化交織在一起, 形成了臺灣的整體民主化。

八, 結語

總之, 國民黨在臺灣已把自己從一個威權主義的黨轉變為一個競爭型的民主政黨。其勇于自我轉變的意愿是臺灣民主化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筆者并不是說臺灣的民主是國民黨賜予的。其他因素也決定著民主化進程。特別是臺灣高速度的經濟發展為民主化創造出良好的環境。進而, 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不是直線性的, 而是也有曲折。臺灣的政治體制仍然處于轉變之中。國民黨的黨內民主也尚未得到充分實現。但是總的來說臺灣已邁上了民主的不歸路。臺灣經驗給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政黨政治發展帶來了希望。盡管臺灣現在已跨入“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之列, 已不再屬于第三世界, 但其由貧窮發展為富裕, 由獨裁發展為民主之經驗, 則多少可為第三世界所學習。臺灣經驗顯示, 民主化不一定導致執政黨喪失政權。相反, 主動引導民主化進程則可能為執政黨贏得威望, 盡管這種引導是一種相當復雜艱巨的政治工程。我們希望第三世界的執政黨在條件允許的時機主動致力于民主化, 以便第三世界的政治制度平穩地過渡到民主制度。注 釋 Lucian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1985, p.233.參見 Edwin A.Winck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 CHINA QUARTERLY 99, September 1984.筆者借用了他的硬, 軟權威主義的概念。但是, 關于三個時期的劃分則為筆者所為。Giova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83.Samuel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in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Basic Books, Inc., 1970.5 Frank Belloni and Dennis Beller, ed.,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Inc., 1978, p.9.C.B.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21.Hung-mao Tien,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O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67.Simon Long, TIAWAN: CHINA'S LAST FRONTIE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1, p.65.李筱峰, 臺灣民主運動40年, 臺北: 自立晚報出版社, 1987。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e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XLI, No.4, July 1989, p.472.沈衛思, “遷臺以來的黨內派系分合”, 見楊旭聲, 透視黨內派系, 風云論壇出版, 1985, 頁82。Cal Clark, TAIWAN'S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ONTENDING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p.132.Clark, 同上, p.133.Yu-shan Wu, “Marke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Taiwan Experience,” ASIAN SURVEY, Vol.XXIX, No.4, April 1989.林思, “臺北元宵夜的最大燈謎”, 九十年代, 1990年3月, 頁48。劉方, “李登輝面臨的三個難題”, 鏡報月刊, 1990年12月, 頁68。參見 Cheng, 同上, 頁496-497。Peter R.Moody, Jr.POLITICAL CHANGE ON TAIWAN: A STUDY OF RULING PARTY ADAPTABILITY.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