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權利與權利平衡: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的基石的探討論文

論文關鍵詞:高校權力 學生權利平衡

論文摘要:隨著依法治校原則的確立，如何使高校明確權責，實現學生管理法治化，切實維護學生的正當權利，已經成為社會吝界普遍關注的問題。由于對法治含義的模糊認識，造成在高校學生管理工作中，出現了片面強調學生權利而忽視高校管理權力的現象一。對高校權力進行正確的解讀，對學生權利與權力的關系進行合理的構建，是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的途徑。

隨著依法治國和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深人，傳統高校運作模式顯然已經不能符合科教興國的需要。近年來，高校傳統管理中，由于高校權力過大而侵害高校學生正當權利，學生與校方訴訟案屢見報端。如何使高校明確權責，實現學生管理法治化，切實維護學生的正當權利，已經成為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問題，也是今后高校自身改革、自我完善的重點。但是由于對法治含義的模糊認識，造成片面強調學生權利而忽視學校管理權力的現象。一時間文章中鋪天蓋地的都是強調學生權利，甚至也仿照法學中的提法提出了學生權利本位的主張。(以下簡稱學生權利論者)其實這一切都是對于權力概念的誤解。而且這種提法也無助于漠視學生權利問題的解決。除了空談尊重學生權利和提高學生權利意識以外，再無他法。

一、對高校權力的正確解讀

權力在政治社會是一種最經常的存在，是最為重要的法現象之一，足以與權利的地位相并列。從權力設置的目的來看，社會通過賦予國家機關一定的權力，是為了社會管理的需要，是因為要求國家履行社會需要的職責。設置權力，是因為社會需要國家行使其管理職能，擔負起保障社會主體的利益、自由和平等的權利，維護社會正常秩序。這是國家權力存在的合理性的基礎。高校作為以實施社會公共教育為目的的公團體，在職務上享有的自主管理權是法律、法規明確賦予高校的公權力。從高校自主管理權產生的過程和性質來看，高校的自主管理權不是一項民事權利，而是政府下放給學校獨立行使的行政權，它是一種必須根據公認的合理性原則行使的公權力。高等學校對學生的管理權是指:為維護高等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和生活秩序，保障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權益，促進學生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依法享有的對本校學生的行為進行引導和約束的權力。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反映生活現實，在理論上承認高校權力應有的地位，片面強調學生權利其實是對高校權力的一種誤解。學生權利論者的文章通常認為我國傳統高校管理主要用義務性規范設計學生管理制度，這使得對學生的管理實際上是以學生的義務為本位，而不以學生的權利為本位。在這種傳統教育理念的配下，學校權力會不由自主地任意擴張，從而與法治國和“教育法制化”的理念在有關學生權的保護方面發生沖突，因此高校教育必須堅持以學生權利為本位。然而以此為邏輯基點，采用權利義務分析框架，卻基本上將權力排除出了研究視野之外。所以，我們常看到這樣一種反常現象:一方面，學生權利論者有感于現實生活中高校權力的強大而顯得憂心忡忡，心懷戒懼，竭力要限制、壓制甚至貶低高校權力;另一方面在理論上卻義不正視、不重視、不研究高校權力。理論與實際嚴重脫節。

學生權利論者對待高校權力的不切實際的態度，造成了他們對高校權力很大的誤解，以至基本上將高校權力看成了一種“惡”，這種認識導致他們從理論上否定了太多的權力，而這些權力對于任何一個高校運轉來說又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無數的事實表明，在正常社會狀況下，權力同權利一樣，其性質也是“善”的，只是在權力的擴張打破了權利一權力平衡、擠壓并侵害了權利之后，它在特定的方面和相對應的程度上才具有了“惡’，的性質。學生權利論者雖然也承認有合法、正當的權力，但他們把合法、正當的權力的范圍劃得很小，以至于若真按他們的標準來衡量，當今高校都在行使的很大一部分權力，都只能被歸類于不正當和不合法的權力的范圍。事實上，從教與學的關系區分.學生對學校是一種從屬的活動關系，即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學生要服從學校的教育教學安排，要遵守學校的管理制度，不能隨心所欲，任意行事，不能權利沒有邊界。這就需要學校的管理，服從學校的管理安排。很可惜，學生權利論者在理論上完全否定了這些權力的合法性、正當性。在現實管理中，常有學生違規違紀甚至違法被學校開除學籍而以受教育權被剝奪，將學校訴諸法庭，對此也常有輿論、媒體附和，以至于學校對學生不敢管理，對違規違紀行為不敢處理。實踐上等待人們的決不可能是法治高校，而只能是混亂和教學無法進行的狀態。

二、權利與權力平衡的理論依據

在法治國家或法治社會，權利有權利應有的法律地位，權力有權力應有的法律地位，它們應當各得其所，各守分際。只要各得其所，各守分際，權利和權力就都是合理、正當的。人們反對權力本位，并不是權力的性質“惡”，而是因為權力被放到了一種遠離常軌的極端的位置，從而造成了對權利的過度壓制或損害。在過去的高校學生管理過程中，在高校學生管理過程中，往往不把教育管理過程看作是師生雙邊活動的整體，而是過分突出管理者的主導作用。高校學生被作為教育管理的消極客體來定位，即他們在高等教育法律關系中是受教育管理者控制支配的相對一方。忽視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教育管理過程變得死板、僵硬和被動，這種教育管理模式不利于培養大學生良好思想品德和行為規范。所以才有學者提出重視學生權利的主張。但是，權利的性質本來是“善”的，但若讓它離開其本來應處的位置向極端處擴張，它也就難免形成對權力和正常法治秩序的危害，從而成為一種“惡”。所以權利和權力應當以其所體現的法定社會整體利益為中心維持大體上的平衡，就像一架天平及其兩端一樣。我們反對權力本位，主要是因為在這種“本位”下權力過度膨脹、在法權量中所占比重過大，打破了權利與權力間的平衡。我們也完全有理由根據同樣的道理否定權利本位。

當今社會，高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發生了變化，由以往單一的行政法律關系演變為行政法律關系與民事法律關系并存態勢。作為公務法人的學校(主要指公立學校)與學生之間存在的公法關系是管理與被管理關系，這是學生與學校之間因特殊的義務而形成的權力服從關系。從維護教學秩序的管理和被管理角度看，這是一種內部行政關系，高校基于內部行政關系行使管理權，如制定校規、對學生做出要求，對違紀學生做出不涉及學籍的處分等都是內部行政行為。從高校對學生學籍的處置、頒發學業證書的角度看，這又是一種外部行政關系。高校管理權是行政管理權，依據高校管理權所作的行為，有的是內部行政行為，有的是外部行政行為，學校管理的內部行為，是一種法定的權力，是基于國家賦予學校自主辦學的自治權力;學校涉外行政行為，則是基于國家授權而行使的公權力。高校依握法定的授權有權力制定管理學生行為的校規，并依據校規管理學生行為。只要這些校規與國家法律不相沖突或不違反國家的法律規定，學生就應當服從.因為在此情況下.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票早管理與被管理關系。

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發展，學生權利意識不斷高漲，人們不再將學生視為消極、被動的受教育者和被管理者，他們還是參與者和管理者。學校制定規章制度甚至學校的重大決策，必須尊重學生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應當尊重學生表達意見的權利，一些重大決定必須給予學生聽證和申訴權利。不強調學生的上述權利，就無法體現學生在依法治校中的主體地位。當然，我承認，與高校權力相比，學生權利通常處在弱者的地位，對學生權利的保護力度應當超過對高校權力的保障力度，才能實現學生權利與高校權力事實上的平衡，但完全沒有權利一權力平衡觀念，一般地在總體上肯定權利全面壓倒權力，則肯定是不妥當的。對學生在校行為進行必要的管理規范，對違紀違規學生進行適當的懲戒或施加相應的紀律性約束，這是維護學校正常教育秩序的重要保障。我國學者倡導的學生權利說，從形式上看是在權利與義務關系的范圍內針對義務本位提出來的，而實質上卻是在權利與權力關系的范圍內針對權力本位展開的。權利一權力關系從總體上說，是權利與權力的矛盾對立和協調實現關系。只有兩者達到平衡，才能使學校維持良好的秩序。

三、學生管理如何實現權利與權力平衡

(一)依正當程序行使權力。從高校學生管理實踐來看，由于受我國“重實體，輕程序”傳統的影響，程序意識相對落后，正當程序的觀念和制度不發達。人們往往忽視大學生程序性權利的存在及其意義，結果使得面對強大的高校自主管理權，大學生擁有的實體性權利也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因為，約束高校日益擴大的自主管理權只是保障大學生權利不受侵犯的一個方面，保障大學生的申訴權也只是“事后救濟”，而要體現大學生的主體地位，保障大學生實體性權利的實現，還必須保障大學生程序性權利，讓大學生在參與高校管理的過程中表達訴求。閻在學生管理制度中，要加快推進學生管理的法治化進程，將學生管理全面納人法治化管理的軌道，就要使程序性權利的過程性和事中性驅使高校管理權實際運作的理性化，克服了高校管理權行使的無序性和隨意性，從制度上保證了大學生實體性權利的公正實現。高校內部在作出影響相對人權利的行政行為時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如事先告知相對人，舉辦聽證，進行專門調查認定事實并按程序擬定處罰決定，給予學生申訴答辯的時間和機會。決定作出以后，要征求學生本人的意見，若學生不服，可在限期內提出申訴，請求復查;若學生仍不服，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門申訴或直接向法院起訴。

(二)權力與權利相協調。對人類社會而言，權力是柄雙刃劍，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又隱含著危害性。為了防止危害的發生，必須有權利的制約。權力受權利制約的緣由，還在于權力從終極意義上來自權利的自由讓渡。權力是由社會中各個人舍棄其自身權利的部分或全部，以社會契約的形式讓渡給國家或社會，目的在于使國家或社會能以其獲得的權力，反過來維護每個人的自身權利。權力的來源表明，權力的合法性必須經過權利的交付和同意.交付和同意的形式是法_故權力的運作規則是注無明文規定不得行使;而權利的行使規則為法不禁止即自由。由此推斷，高校對學生管理的權力來源于大學生權利的讓渡。因此，高校工作者一定要遵循權力的運作原則，審慎行使手中的權力，不得侵犯大學生的權利。

高校學生管理中權力與權利沖突的主要表現是高校管理權與學生權利存在的矛盾與沖突。現實生活中，各種權力與利益都存在矛盾性，并處在沖突中。法律作為一個有機的制衡調節器，其功能就在于協調相互的矛盾。管理者權力的行使以不侵犯學生的專有私人權利為限，以保證學生的個性發展為前提。學生的權利的享受也不能妨礙學校合“法’，性的管理權限的使用，高校學生管理制度的制定要在相互妥協中尋找最佳切人點和調和點。要協調好權力與權利的關系。學校在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保障教育教學秩序的同時，要依法治校、依法管理，尊重和保障學生的合法權益，使其成為有機的統一整體。學生是學校有機體的組成部分，享有廣泛的學校管理參與權、受益權和知情權，但這并不意味著權利是沒有制約的，高校管理法治化就是以權利制約權力，保障更廣大學生的權益。高校管理法治化建設調整的對象是管理者的行為方式與理念，規定的是學生的權利和義務，維護的是體現法治化的管理制度，實現的動力是管理者服務理念和行為方式的轉變與學生的權利意識觀念的形成與發展。

(三)權力與權利界限明確。高校學生管理工作中一種學校是以民事主體的身份出現的，另一種是為社會公益之目的而為公法授權之行為，如依據《教育法》對學生學籍進行管理以及依據《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行使相應的行政管理權。在學生管理中，應注意區分學校與學生之間法律關系的性質，在不同的法律關系中采取不同的管理手段和方法，防止錯位，侵犯學生的合法權益。作為特殊行政主體的高校.其學生管理權必須遵循法律保留原則，即對*法關于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等專屬立法事項，必須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規定，學校不得代為或自行規定。在不侵犯高校自主自治權的前提下，高校對作出剝奪和限制學生受教育權這一*法性權利的處理或處分時，應以法律明確規定其事由、范圍與效力，學校不得以其他任何行政命令或校內規范性文件為依據實施。校內規范性文件的相關規定必須與上位法的規定相一致，不得抵觸。尤其是不得對受教育權等*法性權利作出任何限制和剝奪的規定，不得對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權利和義務進行任意的重新配置。

新的《全國普通高校學生管理規定》增加了學生權利與義務一章，明確了學校、學生雙方的責權。同時，新規定對學生違紀處分等敏感問題和社會關注程度較高的問題進行了闡述和規定，為高等學校提供了高校學生管理工作的制度依托和保障。根據下位法服從上位法的原則，學校要在國家規定的框架之下制訂自己的規章制度，對學生的管理也要依照國家法律進行，遵守有關規定。學校必須及時清理、規范校紀校規中與國家法律法規相抵觸的東西.以保證其與國家法律、法規和規章的一致性。

第二篇：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論文

[摘 要]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化，高校學生管理應在社會轉型的宏觀背景下進行相應的轉型與變革。高校應當在自主權范圍內，主動探索適合本校環境、符合法治精神的學生管理法治化進程。通過對我國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的理論審視和現狀分析，對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從理論和實踐的層面進行梳理和探索。

[關鍵詞]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與之相應的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高等教育領域內社會關系發生了變化和重組，中國高等教育管理和辦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這種宏觀背景下，高校學生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發生重大變化，但高校學生管理模式卻日顯單

一、僵化，面臨著諸多嚴峻的問題和挑戰。與此相應，高校學生管理應當適應發展的需要，轉變傳統的管理觀念，突破制度框架，以依法治校、以人為本的理念加以改革和引導，進一步實現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

一、對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的理論審視

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是重大的社會現實問題和教育問題，研究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問題，必須全面、準確地對其進行理論審視，這是厘清當前高校學生管理法律關系的必要前提。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管理基本上是集中統一的管理體制，即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辦學和管理的體制，政府對高校一直采取以行政命令為主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在這種情況下，隨著政府與高校關系的調整、高校辦學自主權的增大，高校與學生雙方主體的地位以及法律關系的內容也在逐步發生變化。

1．高校學生管理的職能定位

作為高等教育管理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高校學生管理屬于公共管理，然而長期以來，為完成管理任務,實現管理目標，高校學生管理工作通常采用簡單的行政命令和行政管理方式。

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現代高校的根本任務是培養高素質的創新人才，這就要求學生管理工作必須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觀念，由管理向服務轉變，由命令向指導變革；在堅持制度管理的同時,要多與學生進行情感交流并施以人格影響力，要以培養大學生健康成才為主線開展管理工作，要本著管理就是服務，變強迫命令為指導的思想開展工作；要把為學生服務和對學生教育結合起來，將教育融入服務之中。

同時，按照“行政是公共事物的管理”的定義理解，高校學生管理屬于教育行政范疇。教育行政的發展趨勢是二者趨于融合，以服務行政為主，這是政府教育行政向公共管理發展的典型表現。[1]教育行政向公共管理領域的擴展不僅使教育行政的客體得以擴大，而且管理過程也從過去傾向于靜態轉向動靜結合，即不僅關注政策法規的制定，還關注其執行和評估，并從多學科角度探討公共管理問題。就此而言，教育管理的發展趨勢同樣賦予了高校學生管理以公共管理的意義。

2．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內涵

學生管理服務職能體現的是對學生權利的尊重，對學生多樣性發展的關注，對民主社會公民教育的重視，對學生選擇權、參與權的重視。從深層意義上而言，學生管理的服務職能揭示的是教育的自由、民主價值乃至市場經濟、法治社會的基本價值觀，研究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需要通過探尋法治來揭示其內涵。

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是指遵循法治原則，實現學生管理理念從義務本位向權利本位轉變，學生管理目標從效率穩定向效益創新轉變，學生管理依據從“管理法”向“控權法”轉變。學生管理職能從管理向服務轉變的過程，是法治思想與實踐在高等教育領域的體現。在此過程中，通過高校的法治精神、規則和行為方式，體現高校制度文明。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的重要意義在于，高校法治是高校自治的根本促進和保障，是高校更好地服務社會、生產知識和培養具有法治素養的公民的體現。

二、我國高校學生管理法治現狀分析

長期以來，高校與學生的關系是被服從與服從的關系，校園規則是義務本位的“管理法”，學生處于承擔義務的從屬地位。近年來，盡管諸多高校對學生管理規則進行全面修訂，正在積極向依法治校努力，但是總體而言，與法治社會要求的學生管理還有一定距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學生管理義務本位觀

高校所履行的國家教育權力源自公民為實現受教育權而做出的權利讓渡，高校學生管理義務設定應當以保障學生受教育權為前提，同時為了防止高校代表的國家教育權的侵犯，需要對學生管理的主體、權限、依據、程序做出規定，否則依據“法無規定即禁止”原理，學生管理行為屬違法行為。基于維護學生管理的便利性，不少高校通常在制定規章制度時，過多設置義務性條款，較少思考和挖掘義務性條款所對應的權利性條款，這種義務本位的規則體系將會嚴重影響規則的約束力與執行力。在法治進程中，面對學生權利提出的新挑戰，高校學生管理必須確立權利本位觀，真正保障學生權利，從而賦予學生管理以新的價值內涵。

2．學生管理行為合法性、合理性危機

學生管理行為合法性指學生管理應當依法行政，應當符合**、法律的要求，不與之相抵觸。學生管理行為合理性是指學生管理應當符合理性的要求，客觀公正、平等、善意、誠信、負責地做出學生管理行為。學生管理行為合法性合理性是“良法之治”的內在要求，體現學生管理實質正義和形式正義的統一。學生管理內容主要涉及學籍、生活管理、社團管理三方面[2]，學校管理部門的職權、職責需要學校章程對內部管理體制和內設機構做出明確規定，這是學生管理主體合法、權限合法的前提，否則學生管理職能部門就有可能越權或濫用權力。高校內部管理機構的職權，往往由經學校批準的內設機構職責范圍所規定，并不嚴格規定在學校的章程中，當學生管理行為主體合法性、權限合法性缺失的時候，權力濫用的本質無法保障學生管理行為的合理性。

3．學生管理秩序失范

學生管理秩序失范存在多方面原因。首先是規則不健全，規則存在合法性、合理性危機。目前，學生管理規則表現的權利義務失衡、空泛性、時滯性特點，使學生對規則的認知形成了“罰” 的觀念。學生管理秩序失范使校規嚴肅性、權威性受到影響，這極不利于法律秩序形成。其次，學生管理法制不統一，執行不嚴格。為增加教育管理工作的針對性、有效性、規范性，必須認真貫徹各項規范性法律文件，它對于深化教育管理功效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高校學生管理主體在貫徹制定文件的時候，容易忽視或淡化法律文件本身的內在功能，更不會去研究它的制定宗旨和精神。因此，要確保高校學生管理法治秩序形成的基礎，就應當促進權利義務平衡，使規則現實、明確、可行并能得以普遍適用。

4．學生自治組織行政化

學生自治組織的宗旨是代表學生利益，但事實上它在與學生管理部門溝通方面尚不能真正代表學生利益，僅發揮著上傳下達的作用。高校法治強調學生自治組織是學校和學生的調節器、平衡器，是糾紛調處、建設性解決校園沖突的中轉站。學生管理規則的合法性、合理性要求，通過學生自治組織引入學生參與機制，使校園規則能夠反映學生的權利訴求。在所發生的高校糾紛中，無論是在權利爭議發生之前，還是在權利爭議發生之后，無一表現了學生自治組織在維護學生權益方面的努力。另外，從宏觀環境講，高校學生自治組織也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導的社會自治組織。隨著高校法治的深入，校方制定校規，做出涉及學生權益重大決定時，學生自治組織的作用將不斷加大，責任加深，對其成員民主能力的要求也將愈高。因此，在高校學生管理引入正當程序的過程中，高校學生自治組織必須回到為高校學生服務的宗旨上來，協助高校學生管理職能部門促進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的進程。

第三篇：納稅人權利論文

摘要近年，保護納稅人權利日益成為各國政府共同關注的問題。通過完善法律制度保護納稅人權利，已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國際趨勢。納稅人權利作為稅法的基礎和核心問題。稅收執法是國家行政機關重要的執法活動之一,且稅收執法如何會緊密關系到納稅人權利的維護情況。因而協調好稅收執法與納稅人權利保護顯得極為重要，且極為迫切。《稅收征收管理法》雖對相關事項作出了一些規定，但無論在立法內容或是可操作性等方面都還未能起到十分有效的保障作用。全面認識、正確對待這個問題，既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依法治稅的題中之義。

關鍵詞： 納稅人權利 稅收執法 稅收征管制度 協調性

一、納稅人權利事項

1、納稅人權利內容

納稅人權利就是指納稅人在依法履行納稅義務時,法律對其依法可以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以及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的許可與保障,包括納稅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應當獲得的救助與補償。我國納稅人在稅收征納過程中的法定權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管法》可以歸納為以下內容：

(1)有知情權；有申請減稅、免稅、退稅的權利；有陳述、申辨權 ；有受尊重權；有選擇納稅申報方式權；有申請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權；有控告、檢舉權。

(2)有保密權。納稅人有權要求稅務機關對其的情況保密。稅務機關應當依法為其保密。

(3)其他權利。如：超過應納稅額繳納的稅款，納稅人自結算繳納稅款之日起，三年發現的可以要求退還多繳的稅款，并加算銀行同期存款利息。

2.目前維護納稅人權利方面存在的問題

我們必須清醒看到，由于稅務部門在與納稅人的關系上，始終處于主動、支配的地位，在稅收實踐中歷史上又一般習慣于側重強調納稅人的應盡義務和稅務部門的權力，以利于開展具體工作。這樣，在依法治稅、維護納稅人權利方面，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矛盾和問題。

在稅收宣傳方面，稅務部門和稅收行政科研機關存在著注重宣傳“納稅人應盡義務”與輕宣傳納稅人權利，以及強化和擴大稅務機關執法權力的呼聲較高與完善對納稅人權利保障的呼聲相對較弱的傾向。結果是納稅人對自己有什么權利

卻不甚明了，更談不上如何運用法律武器進行有效的維護。

在稅收法制的體系建設方面，完備性與協調性明顯不夠。盡管稅收理論研究領域近年來一再呼吁加快立法步伐，但至今國內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等三部稅收法律。而其他大多是一些層次較低的法規和規章。這種有部分單行法，而無基本法，且單行法又不夠完備的局面，造成了稅法體系內部的比重失衡，必然影響到稅法體系整體功能的發揮，既給執法司法工作帶來困難，也造成了不同性質納稅人之間稅負的不公，不利于納稅人正當權益的維護，還可能為一些人規避法律營造空間。

二、稅收執法 稅收執法是通過稅務機關行使不同的管理職權來實現的。國家通過制定、頒布一系列法律法規，形成有機聯系的稅收法律體系。具體包括稅務登記、征收管理、稅務稽查等一系列各不相同的管理行為，稅收執法權的行使過程就是稅收執法的過程。

稅收執法具有如下一些特征：稅收執法具有法律的強制力；稅收執法具有裁量性，稅收執法必須依據法律嚴格進行，但是并不意味著稅務機關只能機械地執行法律。事實上稅法規定不能面面俱到，總是留下一定的空間讓稅務機關自由裁量，比如稅收處罰的幅度；稅收執法是有責行政行為，稅務機關必須對其行政執法行為所產生的后果承擔應有責任，對于違法行政對相對人造成的損害要負賠償責任。

然而稅收執法的有效性及規范性，從眾多相關案例中不免讓人有些擔憂。稅收執法不到位，納稅人權利怎能得到實質享有，因而協調兩者便是一重大課題。

三、稅收執法與納稅人權利保護的協調性

協調性原指身體作用肌群之時機正確、動作方向及速度恰當，平衡穩定且有韻律性謂。在稅收征管中運用協調性一詞，意指多方的密切配合，以使納稅人權利得到切實維護，稅收繳納能夠順利進行。

我認為確保稅收執法與納稅人權利保護的協調性，大的方面著手就是完善《稅收征收管理法》，具體的措施就是提高納稅人權利意識及加強稅收執法人員意識。廣大納稅人也要自覺增強法制觀念，認真學習稅收法律知識，做到學法、懂法、守法，知曉如何運用法律來準確地履行納稅義務，并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只有這樣，依法治稅工作才能開創一個全新的局面，稅收環境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

（一）對于《稅收征收管理法》，應進一步完善納稅人權利立法，這需要眾多專業人士參與；同時科學規范稅收執在稅收立法上，尤其要凸現民主立法的原則，民主立法是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是行政立法的重要原則。在稅收行政法規起草中，既要注意征求各級稅務機關的意見，又要廣泛聽取納稅人和人民群眾的意見，只有這樣才能使制定出的法規、規章，更符合實際征納情況，充分體現出人民的意志。同時，要根據發展了的情況，適時修改相關法律，法行為，是加強稅收執法、規范依法行政的需要，更是提高稅收征管質量的有效途徑。

（二）加強稅收執法人員意識，這一任務任重道遠，我覺得可從以下方面著眼。

一、強化稅收知識 采取個人自學、集中輔導、脫產培訓、業務測試等形式，開展法制業務學習，以提高執法人員依法辦稅水平，為規范執法奠定基礎。

二、堅持集體審理制度 重大稅務案件集體審理，是防范稅務行政復議和訴訟風險、加快依法治稅進程的有效途徑。稅務機關定期開展大要案件的審理工作，每一個審理案件都要做到件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程序合法、處理到位。

三、開展稅收執法檢查及考核評議 稅務機關要根據執法檢查工作要求，有針對性地開展稅收執法檢查工作。要組織專門人員開展稅收執法檢查工作，客觀、公正地反映被查單位存在的問題及相關情況。出現不當行為及問題，對責任人進行責任追究，并落實整改責任。全面應用稅收執法管理信息系統，建立完善的稅收執法責任制監控平臺，可以進一步規范稅收執法行為，提高稅收執法水平。

（三）來進一步完善中介體系，為納稅人提供高質量的中介服務

隨著我國加入ＷＴＯ以及稅制結構和稅收征管方式的轉變，納稅人對稅務咨詢、稅務代理的需求日益提高，國家應進一步完善和規范稅務中介服務機構，將中介人員資格認定、稅務代理機構設置、稅務代理的業務范圍和服務收費以及稅務代理機構與稅務機關的關系等以法的形式明確下來，使中介服務取得穩定的合法地位。

(四)應增大稅務工作的透明度，體現社會監督作用

為使全社會都能及時了解相關情況，稅收政策、程序、服務、處罰等內容應通過新聞媒體或其他方式定期公開，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公開辦稅、全程透明，體現出社會監督的作用。

依法治稅是依法治國精神在稅收領域中的具體體現，法律法規上要予以指導。同時納稅人及征稅人員應依法規范自我行為，從而達到真正意義上保障納稅人的權利，稅款征收順利開展。

第四篇：法治化下高校學生管理研究論文

隨著中國法治化進程的推進，以創新為靈魂的教育模式和教育體制改革也逐漸席卷中國高校。法治化視野下的高校學生管理面臨著一系列矛盾——新舊教育理念的碰撞、價值觀念的沖突以及學生權利與學校權利的平衡。在層出不窮的學生訴高校案件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的同時，重新審視高校學生管理工作的法律問題勢在必行。

一、學生訴高校案件總結分析

“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畢業證、學生證行政訴訟案”打破了長期以來的高校無訟狀態，開啟了高校行政訴訟的先河，推動了學界關于高校能否成為行政訴訟主體資格的討論。隨著教育部2012年頒布的《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實施綱要》的實施和201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教育行政爭議案件被選為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公布的第九批指導性案例，學生訴高校部分爭議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得到進一步明確。筆者在北大法寶裁判文書分享平臺查找了截止到2015年已經審結的59個學生訴高校行政訴訟案例，對學生訴高校之行政訴訟的趨勢進行初步分析。2016年至今共有16件學生訴高校案件二審已審結，是否提起再審猶未可知，因此并未列入本文分析之列。2015年前審結的59個學生訴高校案例中，從案件數量來看，2011年前共有19起，2011年至2015年4年間該數量增加到40起；從案件結果來看，高校勝訴33起，占全部訴訟案件的55.9%；從案件發生原因來看，因學生違法違紀引起學校處分的有16起，占全部訴訟案件的27.1%，而其余的43起案件均與學校未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有關。學生勝訴的16起案件中，基本都與學校作出處分決定、不予授予學位決定中的程序瑕疵有關。

二、高校學生管理中出現的法律問題及成因

在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不斷深入的大趨勢下，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基本態勢良好：高校學生管理規章制度體系不斷完善，建立了以2004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2015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為中心的法律法規體系，為高校管理法治化提供了制度基礎；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的關鍵在于規章制度的執行，當前許多高校已制定本校學生管理的規章制度，內容涉及學籍管理、獎助學金評定、違紀處分和校園安全管理，這些規章制度的實施取得了一定效果；高校教師、學生群體的法治素養是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體現，越來越多師生的規則意識和權利意識增強，學生的自主維權意識也有提高。但在實踐中不斷增加的學生訴高校案例，暴露出不少高校學生管理中的法律問題。

（一）學校與學生的法律關系沒有理順

高校學生管理的法律關系，實質上是高校管理過程中對高校與學生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調和平衡問題。鑒于高校自身兼具行政主體、自治主體和民事主體的三重性，在管理學生過程中，可以與學生形成行政管理法律關系、自治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在實踐中，高校與學生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出現了不對等：處于管理者地位的高校對學生的管理，是典型的行政管理公權力的彰顯，雙方地位不對等；建立在學術自由基礎上以學生學籍管理為中心的自治管理權，學生往往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向學校申請，實際上是依申請的公權力行為；高校基于財產關系與學生就餐飲服務和宿舍管理形成的民事管理權，實踐中高校仍在使用行政管理方式對宿舍進行管理，高校在與學生的民事法律關系方面占據主控地位。地位的不平等導致權利義務的不對等，以至于在實踐中屢屢出現權利被濫用的情況，“劉燕文案”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二）學校管理缺乏法治精神

目前我國高校的學生管理基本上實現了有法可依，基本的法律制度體系已經建立，但其科學性有待提高，具體表現在：法規亟待健全完善，有些規章制度明顯落后于現實發展；應急性、臨時性的“意見、辦法、通知”與法規并存，朝令夕改現象存在；部分法規政出多門，口徑不同，標準不一，矛盾難以避免，學生管理工作、日常管理服務的規范化建設不夠。規章制度的實施方面，學生處分、校園安全等方面在執行中出現偏差。部分高校在學生管理過程中，行政化傾向嚴重，對學生管理法治化的重視程度不夠，濫用管理權，漠視學生擁有的法律權利，對學生違反學校規章制度處理過程不符合法律程序，由此引發學生和學校之間的法律糾紛日益增多。

（三）學生權益缺乏完善的救濟途徑

2003年的“鄭文滔訴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勒令退學案”引發了學者對高校學生處分權與學生權利救濟的思考。根據2015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同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2016年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高校有權對違法、違規、違紀的學生給予批評教育或紀律處分，該權利具有強制性，行政色彩濃厚，且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實踐中，多數高校都未建立救濟制度，缺乏專門處理學生申訴的機構和人員，學生不了解如何通過行使異議權和申訴權來維護自身權益，高校漠視學生訴求的情況很多。上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基本屬于宣言型立法，條文籠統、抽象，多為原則性規范，有關高校學生管理處分權的法律條文只各有一條，只是對高校處分學生行為進行概括性空白授權，至于高校行使學生管理處分權的條件、方式和程序規則未具體規定。[1]53-72無處分權主體行使處分權、程序瑕疵、處理結果有失公正、處分不符合公正目的成為處分權行使過程中常見的問題。學生的救濟分為校內救濟和校外救濟，其中校內救濟又分為事先救濟和事后救濟。事前救濟是指高校對學生作出處分之前應聽取學生或其代理人的陳述和申辯。事后救濟體現為2016年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的校內申訴制度。校外救濟分為校外申訴和行政訴訟。目前各高校的校內申訴機制，在實際操作中，對維護學生權利很難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學生在處分作出時應享有的陳述申辯權、知情權、申訴權得不到學校的尊重和保護，權利救濟渠道不順暢；校外救濟方式渠道不暢，行政復議存在理論困境，而行政訴訟大多數也只能在與學歷、學位相關的糾紛中實現救濟。

三、高校學生法治化管理的必要性

高校學生管理權是高等學校依法享有作用于學生并體現于高校內部行政事務、學籍事務和民事事務上的管理權。它是一個由高校對學生的行政管理權、自治管理權和民事管理權三種不同性質的權利組成的一個集合性概念。[3]41行政管理權本質上是國家行政權力在高校內部的延伸，表現為高校可以對學生的違法違規行為進行處分；自治管理權是高校在學術自由的前提下以學生學籍為中心而展開的事務管理權；民事管理權是取得法人資格的高校在民事活動中享有的民事權利和承擔的民事義務，體現為基于財產而享有的各項民事管理權。

（一）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

繼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依法治國作為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治國方針后，2014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了部署，對高校而言，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將高校管理工作納入法治化軌道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此外，《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在第20章“推進依法治教”中明確提出：要完善教育法律體系，按照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要求，加快教育法制建設進程，形成比較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法律體系；要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依法維護學校、學生、教師、校長和舉辦者的權益；要大力推進依法治校，建立完善符合法律規定的學校章程和制度，依法履行教育教學和管理職責，保障學生的受教育權，對學生實施的獎勵與處分要符合公平公正原則。[4]

（二）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是高校體制改革的需要

隨著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2015年我國高校在校人數已經達到了4018萬，高校辦學規模不斷擴大。與此同時，隨著學生權利意識和維權觀念的覺醒，單純的思想政治教育無法解決部分學生由于法制觀念淡漠引起的違法行為，單純的法律處分和處罰無法調和學生與學校就違法違紀行為引發的學生訴訟學校行為，現有高校法律的空白對學生離校出走、自殺等行為帶來的家長和學校之間的責任未能進行劃分。從法治角度審視高校學生管理，高校應在法定權限內依照法定程序對學生進行依法管理。高校學生管理的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是民主法治社會發展對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是高校學生管理體制法治化的必然選擇。

（三）有助于促進學生權益維護和學生全面發展

通過完善高校學生管理，使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能有效避免高校借助行政權力侵害學生權益的現象；通過審查高校內部規定是否違反法治精神，能從源頭上減少高校與學生之間的糾紛。推進高校法治化管理對高校落實以德樹人根本任務、建立科學的學生管理秩序以及培養學生公民素質、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構建了一種新型的學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改變了學校將學生作為教育的被動接受者、一味強調服從的習慣，將學生從束縛和管制中解放出來，有利于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5]20-2

3四、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的實現路徑

（一）高校管理權運行合法化

合法性是高校學生管理權行使的基本要求，學校從事學生管理工作要做到目的正當、依據合法、過程適當、程序完整。目的正當與否決定了高校學生管理的社會認同程度，學校對違法違紀學生給予處分處罰就是基于對學校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維護的目的，因此學校在行使該行政權力時，注意不能借公共秩序管理之名免除學校責任、加重學生責任或排除學生主要權利。由于現行法律未明確規定高校對學生實施行政管理權和自治管理權的具體情形、范圍和種類，因此高校容易濫用自由裁量權。2016年新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規定，學校對學生的處分，應做到程序正當、證據充分、依據明確、處分恰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僅是司法運用的基本原則，也應是高校對學生進行法治化管理遵循的基本原則。公正的程序不能必然產生公正的結果，但不公正的程序結果必然是不公正的。高校學生管理中普遍存在著“重實體、輕程序”的現象，或在制定學校管理制度時忽略了程序要件的部分，或在實施管理時放松了對程序部分的執行。實踐中程序的正當性主要體現在高校在行使處分權時是否能保障學生的知情權、參與權、陳述權、申訴權等權益。程序的正當性一定程度上能夠增強學生對處罰結果道德上的可接受性。（二）學生民主參與法治化

聯合國《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展望與行動世界宣言》指出：“國家和公安等院校的決策者應將學生視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的和負責的參與者。這應包括學生參與有關高等教育的討論，參與評估，參與課程和教學方法的改革，并在現行體制范圍內，參與制定政策和院校的管理工作。”[6]183在高校學生管理中，學生民主參與的范圍可根據管理工作的性質分為決策參與和過程參與。決策參與即參與高校決策的制定，是指高校在涉及學生重大權益的規則制定時，如學生違紀處分處理辦法、獎學金評定辦法、學生申訴及聽政規則，應征求并適當采納學生意見；過程參與，即參與具體事務的管理活動，是指通過書面、口頭或網絡投票、電子郵件等多種方式參與學校管理活動，如獎助學金評定、助學貸款申請審批、后勤服務及管理、教學質量的監督等。[7]581目前學生民主參與學校管理的情況與理想狀態還有差距，在探索學生民主參與法治化的路徑時，可以從完善制度、創新形式、提高學生參與能力方面予以完善，具體如下：第一，完善民主參與制度。2016年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明確要求高校要建立和完善高校學生民主參與的組織形式，但對如何參與并未規定，因此需通過完善該規定或制定實施細則，對學生民主參與的內容、范圍、形式、程序予以具體化，進而推動高校學生的民主參與。目前許多高校普遍缺少學生民主參與的專門制度，大多在各部門規章制度或學生組織章程中零散規定，因此迫切需要制定專門制度以明確學生民主參與人數、事項、內容、方式等，并完善參與機制和保障機制，保證學生真正實現民主參與。第二，創新參與形式。制度的生命在于實施，高校學生民主參與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具體的參與方式和參與程序。目前高校學生民主參與的形式主要有學生代表大會、決策聽證會、征求意見會、列席校務管理以及通過學生社團參與等形式。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和網絡的普及，微信、微博、校園論壇進入大學生的生活，網絡交流的便捷性、虛擬性、匿名性等特點，使得更多的學生樂于用這種方式來參與學校事務。此外，高校還可以參考域外高校設置的理事會制度，為學生參與管理拓寬新的渠道。第三，培養大學生參與能力。正確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的塑造和培養，不僅可以糾正將民主參與作為謀取個人利益的錯誤觀念，而且能有效提高學生民主參與的積極性。正確參與意識的培養，可通過課堂教育、主題班會、教育實踐活動進行，通過對學生進行政策和規章制度的宣傳，能培養學生民主參與的責任感。學校可通過學生會、學生社團、班級等組織多種活動引導大學生自覺開展民主參與，培養和提高學生民主參與能力。

（三）學生與高校間爭議解決完備化

完善學生與高校之間的爭議解決途徑，有利于引導學生通過合理途徑化解爭議、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促進和諧校園的建設。通過建立完善的學生權益救濟制度，由專門的機構和部門處理學生的合理訴求，充分賦予學生正當的程序權利，能夠使學生利益訴求順暢表達，將學生的權利義務落到實處。高校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建立完善的學生權益救濟機制：第一，制定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有法可依。目前涉及到學生權利義務的立法有2004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198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1996年頒布的《高等學校收費管理暫行辦法》、1990年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校園秩序管理若干規定》等，總體上看實體法保護不夠完善，程序法的規定極其單薄，沒有形成完整統一的高校管理法律體系。2016年教育部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賦予了高校高度的自主管理權，因此高校可按照法律法規的要求建立健全自己的學生管理規章制度。結合各高校具體情況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完善本校的管理制度，不僅可以使學生管理制度化、正規化，保障學生管理工作合法有序地運行，又可以有效減少高校與學生間的管理糾紛。完整的學生管理制度至少應包括：涵蓋校內救濟程序的大學章程、擁有完善學生申訴和具體的救濟方式的高校規章、執行力度較強的權利審查與監督機制。此外，對于高校的法律地位、受教育權保障的適用原則、高校學生管理的可訴性都應予涉及。第二，實施高效法治體系，執法必嚴。相對于訴訟制度，申訴制度具有成本低廉、高效快捷的特點，合理建構并完善申訴制度，既有利于高校學生管理權的運行，又有利于保障學生合法權益的實現。2016年新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60條至第64條對學生申訴處理機關、一般程序和期限作出了規定，但無論是制度設計還是實際運行中都存在諸多問題。現行立法規定以高校利益為出發點，并未對學生權益予以平衡，對學校濫用權力缺乏責任約束，申訴程序不夠科學嚴謹，對申訴制度與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的銜接缺失。因此，在完善申訴制度時，應對申訴受理范圍進一步明確，合理設計申訴程序，對申訴制度與行政復議、行政訴訟銜接予以考慮，同時應強化高校申訴處理委員會的中立性。聽證是在作出對當事人不利的處分前，應當聽取其陳述和申辯，以保證公開、公正、公平作出處分。2016年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55條、第56條為高校學生管理引入聽證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聽證制度的引入，既有助于高校學生管理法治化的實現，又能促進學生權益的保障。任何制度都有適用范圍，聽證也不例外。對學生的所有管理行為都進行聽證不符合實際情況，因此可將涉及學生權益的重大決策和管理規則、給予個別學生的重大紀律處分、個別學生受教育權的剝奪、學籍處理決定列入聽證范圍。聽證程序可借鑒行政訴訟法中相關規定，至少應包括告知聽證、提出聽證、通知聽證和舉行聽證四個環節。聽證制度的設計應注意結合程序的高效便捷和學校的管理效益。第三，引入司法監督，完善外部訴訟機制。司法介入高校管理行為，使高校學生管理行為接受司法審查與監督，是實現高校自治、維護學生權利的重要保障。我國現行法律規定高校兼具行政主體與民事主體的雙重角色，卻對各自的權力范圍界定不清，這為高校權利濫用與混用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高校學生管理中，引入司法審查制度，既有利于規范學校的管理行為，又對高校學生的合法權益予以保障。一方面，大學的自治權應接受司法監督才能防止其濫用；另一方面，為了防止高校濫用行政權力、不正當行使民事權利，引入司法監督十分必要。有必要將司法機關介入高校管理行為的基本原則、介入方式、介入限度、審查密度予以規定。

第五篇：自然辯證法論文：動物權利

動物權利

摘 要：一些學者認為動物跟我們人類一樣，可以感知痛苦，并擁有情感。所以它們應該擁有獲得尊重對待的平等權利。所以，人類對動物的任何利用方式都是錯誤的，要求人類完全廢除對動物的利用。本人認為，這種激進的完全廢除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動物權利違背了絕大多數人類的利益,所以動物沒有權利。本文通過實例，論述動物并不具有權利這一現實，同時正確看待動物在自然界中的重要地位，我們應該看到動物保護有利于促進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一面。關鍵詞：動物權利、道德、權利

一、動物權利的概念

為了提高人類的知識水平，在合理地尊重動物的安樂和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的前提下，大多數人都承認動物實驗的必要性，但是，一個不同的聲音和一個逐漸增大的少數派極端分子團體則要求完全放棄為人類目的的，包括實驗目的的動物使用，這些人贊成所謂的動物權利這樣一種哲學觀念。從這一思維方式出發，他們認為動物具有與人類一樣的法律和道德權利。

二、動物權利的觀點

湯哲學家姆·雷根認為動物天生擁有權利，老鼠和雞都擁有子午，就像人擁有道德自我一樣，他們有資格獲得道德尊重，就像人有資格獲得道德尊重一樣。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侵犯它們權利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包括吃肉和把動物用于醫學研究等。

相反，卡爾·科亨教授則認為，動物并沒有權利，但這并不代表我們沒有善待或者以仁慈的方式對待它們的義務，但是這種義務并不是來自它們的權利，而是來自這樣兩個事實，即它們能夠感受痛苦，而我們負有避免導致不必要的痛苦或死亡的一般義務。這種義務來源于人作為道德代理人所具有的尊嚴。

本人贊同動物并不具有權利這一觀點。之所以人們認為動物會擁有權利這一觀點，一般因為他們混淆了動物道德狀況和人的道德狀況，然后把僅僅能夠正確運用于人的那些概念和原則運用于動物。羅納德·羅林認為：活著就擁有這利益，生命權，除非是自衛否則無權殺害。賽龐提斯認為：擁有利益，有感覺，就有權利。如果人作為實驗對象就必須征得同意，那么動物也是個體，也必須征得他們的同意。但是我們能從動物有利益、有感覺這一事實合理地推導出動物有權利，動物和人類一樣擁有道德自主性嗎？

下面，本人將通過幾方面來論述為什么動物不具有權利這一說法。第一，如果動物具有權利，那么它們應該具有哪些權利呢？生命的兩大基本需求是生存和繁衍，在這里人和動物是一致的，那么參考人權的內容：生命權、婚戀自由權、財產權、人身自由權等等，那么轉換到動物身上就可以是生存權、個體自由權、免受折磨權等等，一些學者則認為動物還應該擁有免受饑渴的自由、免受疾病，傷害，疼痛的自由、免受痛苦和恐懼的自由、表達天性的自由等等。

那么我們在思考下面一些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一些醫學上的治療方法是通過在動物身上進行實驗才獲得的，而治療的方法可以造福人類，那么你愿意去為了動物的權利而去剝奪人類的醫療權利嗎？第二個問題是：如果說動物擁有權利，那么一只老鼠的死亡可以等同于一個人的死亡嗎？第三個問題是：吃肉在道德上是不是等同于謀殺？第四個問題是：一個著火的房間里有一個人類小孩和一只狗，這是你恰巧經過，你會選擇救那個？第五個問題是：豢養寵物和占有奴役在道德上是不是有相同的意義？顯然，認為動物具有權利的觀點在這里并不能站得住腳。因為我們人類必然是自私的，所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們人類會在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才會考慮其他事物的利益。所以對于第一個問題，我們肯定會選擇造福人類自身，因為它可以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對于第二個問題，就從人類本身而言，一個人的死亡必然不能等同于一只老鼠死亡那么簡單，一只老鼠死了就是死了，它不會像一個人死了那樣會有安葬和追悼。而第三個問題，吃肉在道德上如果等同于謀殺的話，我們絕大部分人類都是謀殺的兇手，這不是很荒謬嗎？第四個問題，毫無疑問你肯定會選擇救人類。第五個問題，我們對于寵物投入的情感要比其他家禽什么的要多的多，那對于家禽的豢養算是占有奴役的話，我們對于寵物是否算是愛的占有和奴役？如果動物有權利，那前面所有答案相反，這絕對不會被人們所接受，甚至可以說是反人類的思想了。所以說動物是不可能具有權利的。

第二，從道德的角度來說，動物也不具有權利，只不過我們卻對它們負有許多的義務，負有做出仁慈行為的義務。所謂道德，也是我們人類自己的主觀意識的呈現，道德的標準也是由我們人類自己定的，道德只存在于我們人類世界中，當我們的認知不斷成熟時，道德的評判標準也隨之改變。

嘗試這樣一個思想實驗：在廣闊的非洲大草原上，一直年幼的瞪羚羊，在母親不小心離開的瞬間被一直獵豹抓住，咬斷了它的喉嚨，拖入了的遠處的叢林中。你會作何感想？如果我們有能力保護的話，我們會去阻止嗎？在試想，這時把瞪羚羊換做成一個人類小孩，我們又會怎么做？我們要如何去解釋這兩者之間的道德差別？毫無疑問，我們會對受威脅的人擁有更大的同情心，同時我們還承認（有意識或者潛意識的），小瞪羚羊的道德地位和嬰兒的道德地位有著深刻的差別。在道德世界中，權利是很重要的，但必須予以認真對待，但是瞪羚羊、獵豹和其他的動物都不生活在人類道德的世界中，對它們而言，不存在道德上的對錯之分。我們再來設想一下這樣一個場景：某天你在開車去上班的途中，路中突然沖出來了一只小狗，剎車已然來不及，撞上它已不可避免，當你聽到車底發出的撞擊聲，你咬緊牙齒，你很難過，但你的內心在對自己說，如果小狗被撞死的話，希望它沒有遭受太大的痛苦，你可能仍然會駕車前行。這時候，假設那不是一只小狗，而是一個剛剛學步的小孩，因為父母不注意，走到了路中，你在恐懼中急轉彎，小孩被嚴重的撞傷，害怕、恐懼向你襲來，一般情況下你肯定會停下來，做你能做的事，趕緊抱起它去醫院，聯系家人，請求他們的諒解，做出賠償，以后你還會去醫院探望他，給他帶禮物等等。那么為什么兩種情況下你的反應會如此之大呢？因為這些都源于你對兩者的不同道德地位的直覺理解，源于你認識到，小孩擁有全世界范圍內你都不能去侵犯的權利，而另一個（盡管有感覺，或許還招人喜歡）卻不擁有這權利。

人類有采取仁慈行為的權利，但是利用動物以促進人的福祉研究，并沒有侵犯它們的權利，因為動物沒有權利，權利不適用于它們。

第三，權利與義務是相統一的，人類擁有著很多的權利，但同時也承擔著很多的義務。那么如果動物具有權利，與之所匹配的義務是什么呢？我們人類確實對動物負有很多的義務，但是這種義務是從動物擁有權利這一前提產生出來的嗎？否認動物權利的實在性并不意味著否認我們對動物的義務。并不是所有的義務都來源于別人的權利。權利和義務之間的關系不是堆成的。即時權利這一概念不可能適用于動物，但我們對它們也負有做出仁慈行為的義務。所以說動物不可能成為權利的擁有者，因為權利這一概念在本質上屬于人，它根植于人的道德世界，且僅在人的世界里才發揮效力和適用性。

第四，對于動物本身而言，認知能力、交流和推理能力都不是問題所在，情緒的能力、偏好和記憶的差別也不是問題所在，即時它們有這些能力，它們也不可能以道德的方式去行動或成為道德共同體的成員。人類群落和動物群落生活的相似性并不能成為物種之間道德平等的基礎。一個能遵循真正的道德判斷的存在必須要能夠理解行為的原理，也必須有能力理解道德論證中的倫理前提的普遍性。

動物權利論所犯的根本錯誤是，把一個某種環境中非常有意義的概念（道德權利概念）運用到了另一個在其中這一概念毫無意義的環境中。

三、總結

事實證明，動物并不生活在人類的道德世界中，權利根植于人的道德世界中，僅在人的世界才能發揮作用，所以動物并不具備權利。我們不應該混淆動物道德狀況和人的道德狀況，然后把僅僅能夠正確運用于人的那些概念和原則運用于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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