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辛亥革命歷史小論文
廣義上的辛亥革命指以孫中山為首革命黨人為推翻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進行一系列的努力。狹義上的辛亥革命指1911年武昌起義。
辛亥革命歷史小論文
1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然而在取得巨大革命成果之后,在當時復雜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下,辛亥革命果實最終被竊取,中國反帝反封建任務并沒有完成,也為本次轟轟烈烈的革命蒙上了失敗的陰影。
一、辛亥革命爆發的歷史條件
1、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國掀起了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場革命的發生,是當時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
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擴大。他們迫使中國簽訂《辛丑條約》之后,加強了對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擴展在華經濟實力。外國在華投資規模急速擴張,包括擴大設廠規模和給清政府大量**貸款,而鐵路、礦山的權利更成為帝國主義掠奪的重要目標。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了。
2、清末“新政”及其破產。革命醞釀之際,正是清政府處于內外交困之時。為了擺脫困境,清政府于1904年4月宣布實行“新政”。此后,陸續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于1908年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制定了一個學習日本實現君主立激化了社會矛盾,加重了危機。
3、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階級基礎和骨干力量。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首先發動的。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企業數量的增多和規模的擴大,民族資產階級及與他相聯系的社會力量也有了明顯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為了沖破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桎梏,發展資本主義,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經濟利益的維護者。這正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形成的階級基礎。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骨干使一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知識分子群的出現與戊戌維新運動及20世紀初清政府新學堂、派留學生的措施有關。
二、辛亥革命的爆發及失敗
一九一一年清政府“鐵路國有”的政策點燃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索。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駐軍武昌的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一月之內,有十三個省宣布脫離清政府的統治,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終于覆滅。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十,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三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一九一二年三月,臨時參議院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黨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革命的果實終究被軍閥勢力所竊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響
1、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影響
辛亥革命被認為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高峰。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統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舉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幟,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辛亥革命期間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政府,是民主共和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國形成了“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的民主觀念。盡管后來民主共和的規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制帝的復辟,如袁世凱洪憲帝制,張勛的復辟帝制,但都是曇花一現,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民主主義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辛亥革命也為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做了思想的準備。
辛亥革命給人們帶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自古以來,皇帝被看作是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絕對權威,如今連皇帝都可以被打到,那么還有什么陳腐的東西不可以被懷疑,不可以被拋棄的呢?辛亥革命激發了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覺悟,打開了思想進步的閘門。
2、辛亥革命在經濟上的影響
在經濟上,辛亥革命開創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次騰飛,把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引向了近代化的發展道路。興中會成立之初,孫中山就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指出“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以申民志,而扶國宗”。進一步“民生主義”關于土地問題的解決。之后南京政府成立后,孫中山頒布了一系列獎勵工商業發展的規章制度,頒布了若干提倡和保護工商業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政策,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刺激了人們發展民族工商業工業的熱情,鼓勵人民興辦實業,從事農墾;獎勵華僑回國投資;要求各省成立實業公司,鼓勵民間成立實業團體。在革命政府的獎勵、推動下,一個興辦近代工業的熱潮在全國范圍內興起,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來臨。為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3、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的影響
在思想文化,辛亥革命也開創了一代新風,掃除舊時代的“風俗之害”。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新思想,開始吹拂古老的中國大地,砸碎了“忠君盡道”的封建專制文化的枷索,人們開始用新的道德觀念和新的價值觀念思考問題認識社會,封建道德日益為人們所遺棄。如:以公元紀年,改用公歷;下級官吏見上級官吏不再性跪拜之禮;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稱取代“老爺”等稱呼;男子剪辮,女子放足之風迅速席卷全國等等。這些變化不僅改變了社會風氣,也為后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共產黨的崛起奠定了思想根基。辛亥革命它播撒了民主主義的種子,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不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封建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于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沖擊,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偏激思想,對文化的發展有些不良影響。
不過,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并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并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分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脫離了廣大的人民群眾,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辛亥革命不是一次徹底的革命,后期軍閥割據,相互混戰,沒有使中國社會成為一個和平的社會。
經過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從此流傳廣遠,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人們對革命的繼續追求也綿延不絕。
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不可抹煞的歷史功績。它的失敗使人們認識到,軟弱的中華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卻始終鼓舞著中國人民在探索救亡圖存之路上繼續前進。
辛亥革命歷史小論文
2對于辛亥革命的成敗問題,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失敗的,也有人認為是成功的,我贊成第二種觀點。
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思想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使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變革。它在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史冊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是一場成功的革命。
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國主義侵略進一步加深,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初步成長的基礎上發生的。它以偉大的愛國者和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民主派領導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被中國共產黨稱為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此之前的中國人的歷次起義都是以一個朝代取代另一個朝代而結束,而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并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盡管后來民主共和制度遭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程度的復辟,同時在此期間頒布的《臨時約法》,也因袁世凱稱帝而中止,但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體。誠然在民國初年民主共和制沒有真正貫徹實施,但它徹底擊碎了帝制的政治價值觀,動搖了儒家思想在中國的正統地位,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使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確立,致使 “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成為了時代的最強音。三民主義、社會主義也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的信仰。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吳玉章曾說過:“從前皇帝自稱為天子,如果有人說皇帝是強盜,可以打倒,別人一定把他看作瘋子。孫中山就曾經是一個被人家看作是瘋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后,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擁護別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作瘋子。”周**同志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我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后革命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否,不言而喻了吧。
有人認為: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所竊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沒有完成,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沒有改變,所以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首先我認為評價重大歷史事件的成敗不能把眼光停留在一時的得失上,而應該站在整個歷史發展的高度去評價。我認為國民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繼續。自從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那天起,孫中山領導民主黨派和中國人民從未停止斗爭,曾先后發動了護法戰爭,第二次革命,雖未能如愿,但從中吸取了教訓,總結了寶貴的經驗。孫中山等民主黨派深深地認識到要取得一場革命的勝利,一方面,需要充分發動群眾的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建立自己的隊伍。因此,后來孫中山先生創建了黃埔軍校,組建了隊伍,進行了國共第一次合作,國共聯手發動了北伐戰爭,取得了北伐戰爭勝利,推翻了北洋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這一切不正好應證了孫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囑嗎?
從辛亥革命的發生到國民革命的勝利,期間出現了多次失利,這正好表明了革命并非一帆風順,具有艱巨性和曲折性。縱觀古今中外歷史,這樣的歷史事件屢見不鮮。例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從1640年爆發至1688年“光榮革命”的勝利,才完成革命的任務,經過了近半個世紀,期間,出現了克倫威爾的獨裁統治和查理二世的復辟,難道說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失敗了嗎?
其次,我也承認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完成,也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但我不同意辛亥革命是失敗。我認為要真正徹底完成這樣一個偉大而艱巨的任務并非經過一場革命就可以達到目的的,它需要經過若干代人的努力。何況封建制度在中國建立了兩千余年,根深蒂固呢。如果據此定論亥革命失敗的。那么,1861年俄國農奴制的改革,日本的明治維新,是失敗的。因為它們都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余,你同意嗎?如果據此定論辛亥是失敗的,那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是失敗的,因為半殖民地任務沒有完成,如香港、澳門沒收回;封建殘余依然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盡管中國共產黨聲稱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但在實際運作上,所謂“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人”還從來沒有得以在中國完全實行。也沒有真正完全實現民主化,只能說民主意識不斷地增強了。
綜上所述,辛亥革命并非某些人認為是失敗,相反是成功的。
辛亥革命歷史小論文
3中國歷史悠久,發生的事情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的數不清。其中最亮最亮的一顆就是辛亥革命。
在民國前幾年,知識分子們和革命的參與者對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較高的評價。孫中山在1921年給俄羅斯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信中提到“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
1920年代以后的國共兩黨,則對于辛亥革命有了較高的評價。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史的起點,是中國能發展成民主及現代的國家最重要的關鍵。
而共產黨雖然認為辛亥革命由于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軟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主張,沒有建立共和體制,更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會革命,來達到平均地權的主張,而是在列強的壓力下,與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妥協,把勝利果實拱手相讓。但同時又認可辛亥革命是個具有階段性成就的革命,為后來進一步革命奠定基礎。
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臺。
辛亥革命又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然后,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后,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
最后,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起了推動作用在亞洲的歷史上也是一次偉大的轉折。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辛亥革命在亞洲打響了民主的第一槍。
當我們在美麗的公園里嘻戲、玩耍的時候,多曾想起過那發生在幾千年前的事情,又多曾想起過那為了建設新中國而犧牲的那些勇士們。雖然歷史的硝煙已經散盡,但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先烈們的革命事跡。是他們為革命獻身,才有了我們今天的和平年代。
第二篇:辛亥革命歷史遺跡觀后感心得
參觀辛亥革命紀念館心得
今年是辛亥革命成功100周年,到明年就是整整一世紀了。在這個物質生活蓋度發達的社會里,還有多少人會在閑暇時刻去瞻仰那座紅樓,去體會當時兵荒馬亂的紛爭與血色,英雄的豪氣呢?100年前的歷史硝煙戰火在我參觀紀念館的此刻浮現在我腦海中。站在紀念館的門口的時候,我的心情也微微舒展,檢票口的人群排起長龍,人群中的話不多,好像在襯托這座遺跡的肅穆。“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當我看到紅樓主樓上那“鄂軍都督府”幾個浮雕的文字的時候,我的腦海里出現的首先就是這句話。
在組長的帶領下,我們先后前往軍政府會堂、黎元洪起居室和會客室、孫中山駐鄂會客室、黃興召開軍事會議的會議室和宋教仁起草《中會民國鄂州臨時約法草案》的軍政府秘書處等當時的辦公室導游告訴我們,這些辦公室之間彼此相通,體現了當時革命時的崇尚自由與開放公正的精神,而充滿這些房間的革命的熱血的精神,也深深感染著我們每一個人。而后我們進入偏樓參觀,這里陳列了與辛亥革命有關的數千件文物與歷史照片。大家無聲地聽著導游的講解,若有所思地細細觀察者每一件陳列品,時而駐足,時而低聲交流。那些保存下來的信箋與手卷,那些志士烈士的畫像,更是觸發了我們更深層次的思考,思考著我們對于這個民族的意義與作用,也思考著這個民族的辛酸歷程帶給我們的啟迪與警示,提醒著我們作為新一輩的青年人時刻保持對于國際時局與國內態勢的清醒。
辛亥革命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次偉大革命,開始了比較完全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這場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傳播了民主革命思想,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辛亥革命夭折了,但革命火種沒有熄滅。8年后,五四運動爆發;10年后,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革命進入嶄新的階段;38年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辟了歷史新紀元。
時間讓辛亥革命成為了不朽的歷史,多少的忠魂埋骨中華這塊火熱的大地上。江水浩蕩,青山崢立,承前啟后,揚帆激行,在前輩偉大革命精神鼓舞與指引下,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將為民族的繁榮復興而更加努力拼搏,奮斗不懈。
歷史歲月中褪去,卻留下痕跡,供人緬懷。偉大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是我們年青一代的榜樣,每念“心懷救國之志,棄醫從文,革舊中國之命,倡民主共和之風。雖勢單力孤,豺狼之士耽之,然越挫越奮,始終如一,至死之時仍為國之大計奔波于四海”,便頓時熱血沸騰,激動不已。讓我們肩負的振興民族的重任,懷著先生的偉大愿望,穿越風雨開創中華復興的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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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辛亥革命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辛亥革命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作者:風雨如
文章提要:
一、理論宣傳的重要性
二、群眾斗爭的自發性
三、革命爆發的必然性
四、新舊軍隊的動搖性
五、改良主義的危害性
六、地主階級的狡猾性
七、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日。紀念辛亥革命,我們應當汲取哪些經驗和教訓呢?最近,我讀了幾本有關辛亥革命的書,心有所得,寫出以下幾點粗淺的分析和認識。
一、理論宣傳的重要性
在世界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之前,革命者都自覺不自覺地開展了理論宣傳、輿論準備工作,沒有一個例外。辛亥革命亦是如此。
1903年,在日本的留學生陳天華寫了兩本通俗小冊子,《猛回頭》和《警世鐘》。這兩本小冊子在國內散播很廣,影響很大。他說:列強“把我們十八省都畫在那各國的勢力范圍內,絲毫也不準我們自由。中國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隸一般,中國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馬一樣。”“列位,你道現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嗎?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還不信,請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號令?……我們倘不把這個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雖說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抗,難道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抗么?”
也是在1903年,鄒容出版了《革命軍》。他寫道:“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于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吾今大聲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與此同時,章太炎在《蘇報》上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著名文章。康有為說,“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所以他斷定革命一定會造成混亂,不會有好結果。為駁斥這種論點,章太炎的文章說:“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
由于《蘇報》發表了《革命軍》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抨擊皇帝和清政府,要求建立資產階級“中華共和國”,報道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清政府便照會上海租界當局,以“勸動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將章太炎、鄒容逮捕。1904年5月,他們分別被判處監禁3年和2年。1905年,鄒容被折磨致死。1906年,章太炎刑滿出獄。這就是著名的《蘇報》案,也是清朝的最后一樁文字獄。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中國同盟會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其機關刊物是《民報》,《民報》發刊詞為孫中山所撰,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民報》駁斥改良派的君主立憲,開明專制,反對土地國有等主張,一時成為革命斗爭的號角。
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所做的多年的艱苦的理論宣傳、輿論準備工作,就不會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這是一條非常寶貴的歷史經驗。
二、群眾斗爭的自發性
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對內殘酷壓迫,對外屈膝投降,不僅引起了革命的人的不滿,也引起了廣大群眾主要是農民的強烈不滿。農民斗爭此伏彼起,連綿不斷。但是,這些斗爭都是自發的,也是無組織、無紀律、無綱領的。這是歷史和階級的局限,對此,我們沒有理由求全責備。但是,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正是這些農民的反抗斗爭,為辛亥革命鋪平了道路。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一書中寫道:
在各地群眾的自發斗爭中,有兩種斗爭居于突出地位:一是饑餓的群眾起來搶米抗漕;另一種是群眾起來反抗清朝官方的所謂“新政”。這些斗爭的鋒芒都是針對著清朝統治者。有些地方的群眾在進行這些斗爭的同時,也打擊洋人的勢力。客觀形勢的發展使群眾以低級的、自發的形式把反封建的斗爭和反帝的斗爭結合了起來。(第752頁)
當時在各地辦的“新政”,包括辦學堂、辦警察、修鐵路,以至查戶口、釘門牌等等。所有這些“新政”都引起了群眾的懷疑和反抗,因為群眾所看到的是橫征暴斂的加強,他們根據經驗也絕不相信這個只知賣國的政府會做出對人民有利的好事來。(第755頁)
資產階級革命派不能從這種斗爭中看出群眾的力量。孫中山在1907年發動欽州防城的起義時,對于當地農民反抗糖捐的自發斗爭置之不顧,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事實上,這種到處蜂起的、自發的群眾斗爭,主要是農民群眾的斗爭,使清朝統治的基礎發生嚴重的動搖,使清朝統治者惶惶不可終日。客觀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派正是依靠這種力量才能夠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一舉而推翻清朝統治。他們不能自覺地組織和動員這種力量,又是他們雖然推翻清朝統治但并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的根本原因。(第758頁)
廣大的貧苦農民群眾和城市貧民群眾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角色。他們的革命力量雖然沒有能充分發揮出來,但如果不存在這種力量,各省的“光復”不會這樣迅速地實現。同時,因為這種力量并沒有能充分發揮出來,所以各省在宣布共和勝利聲中,革命的果實都落到善于隨機應變的舊勢力的手中。(第856-857頁)
辛亥革命18年后,37歲的郭沫若在日本完成《反正前后》一書。書中在回憶當時成都的情形之后,對上述問題做了比較清醒的分析:
但是,朋友,你們且莫忙單作為滑稽的現象,而以一笑付之。我有意把這些滑稽的現象寫出來,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會乃至同志軍的軍事行動的本質。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輩所代表的立憲論者,也不是董修武輩所代表的革命黨人,而是貨真價實的“人民大眾”!這種人民大眾的威力,我們不要把它輕視了。就是他們,在竹竿頭上綁的菜刀,手里拿著的吊刀子,不已成為推倒了趙爾豐的原動力,殺死了端方的原動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動力嗎?
要記著,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這后于一九○五年的俄羅斯第一次的革命僅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第二次革命也僅僅六年。革命的性質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結果卻完全兩樣!我想,假使中國有好的領導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眾從那時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國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國主義者對抗,而成為世界革命的前驅嗎?
以上史實告訴我們:第一,任何一次社會大變革的前夜,都會出現自發性的群眾斗爭。雖然這種斗爭是盲目的,甚至是野蠻的,但是它又是合理的、正義的。因為這種反抗壓迫的斗爭,歸根到底是被統治階級逼出來的,這與《水滸傳》里的英雄好漢們被逼上梁山是同一個道理。第二,當統治階級處于末路的時候,它的任何“新政”都是對付群眾斗爭的騙局,都是為了茍延殘喘,也都瞞不過群眾的眼睛。第三,資產階級革命家,由于他們的階級和世界觀的局限,不能正確認識、對待和引導群眾的自發斗爭,使自己處于孤立狀態,使革命歸于失敗,這是一個非常沉痛的歷史教訓。
三、革命爆發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為什么在武昌爆發呢?武昌起義者為什么在一夜之間就奪取了政權呢?我們回顧一下歷史: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是由失去了領導的革命士兵們打響的,僅僅經過一夜的戰斗,到了10月11日早晨,武昌的政權就掌握在革命士兵們的手中了。當時,同盟會的領袖們或在國外,或在上海、香港等地。發動這次起義的文學社和共進會的一些帶頭人都不在現場。孫中山曾說,他在辛亥革命前經歷過“十次革命之失敗”,也就是十次武裝起義的失敗(實際上不止十次)。他刻意組織、領導的以推翻清王朝為目的的起義一次也沒有成功,而不是由他組織、領導的武昌起義卻在一夜之間成功了。從這些現象上看,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確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任何偶然性的事物之中都包含著必然性。恩格斯說:“被斷定為必然的東西,是由純粹的偶然性構成的,而所謂偶然的東西是一種有必然性隱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0頁。)所以,我們不能把武昌起義看作一種純粹的偶然現象。
武昌起義的成功,是武昌的革命士兵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他們確實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這個成功絕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它是多年間全國各地無數次的由無數革命黨人和農民群眾拋頭顱、灑熱血的自覺斗爭或自發斗爭失敗之后結出的勝利果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說,武昌起義前的種種斗爭都是星星之火的話;那么,到了1911年,星星之火就形成了不可阻擋的燎原之勢。——這是歷史的必然。
當全國都布滿了干柴的時候,干柴在什么地點、什么時候燃燒是一種偶然;但是,只要有干柴的地方,遲早要燃燒,這是一種必然。當火山進入蘇醒期的時候,火山在什么時候噴發是一種偶然;但是,只要火山矗立著,它遲早要噴發,這是一種必然。事實上,當蕩滌留在舊世界上的污泥濁水的怒潮已經隆隆可聞的時候,它從哪一條洪堤上傾瀉下來,已經不再重要了。
四、新舊軍隊的動搖性
在辛亥革命中,發生了多起新舊軍隊的反戈事件。特別是新軍的士兵們,紛紛倒向革命,調轉槍口,指向反對陣營。
參加武昌起義的士兵,就是清王朝軍事改革的產物——新軍。武昌起義12天后,湖南、陜西兩省省會發生新軍起義。在一個月內,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貴州、浙江、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上海,稍晚一點還有四川等地的新軍起義。此外,清王朝的海軍也倒戈到了革命方面。
而一向被視為可靠的舊軍(巡防營),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陜西的舊軍,幾乎全數參加了起義。長沙城外的新軍武裝進城,守城的巡防營士兵不發一槍阻攔。貴州省城陸軍小學堂的學生舉行起義,巡撫衙門的衛隊拒絕向起義者開槍。
這說明,當一個王朝風雨飄搖的時候,當它再也不能“照舊”統治下去的時候,作為國家機器的軍隊也不是鐵板一塊。具有諷刺性的是,清王朝苦心經營出來的新軍,竟然成為埋葬它自己的一把鐵鍬。
五、改良主義的危害性
1905年同盟會成立,在日本出版機關刊物《民報》,比較有系統地宣傳革命的主張。康梁的保皇黨則隨著清朝朝廷宣布“預備仿行立憲”而起勁地鼓吹君主立憲。這樣,在1906年到1907年間,一方面以《民報》為主,一方面以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為主,展開了一場革命還是改良的大辯論。投入這場論戰的還有其他十幾種報刊。這場論戰的中心問題,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國家。
耐人尋味的是,在國內,主張改良的報刊能夠公開出版發行,而革命派只能秘密傳布他們的出版物。由此可見,改良派的屁股是坐在哪一邊的。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寫道: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集中力量推翻清朝統治,也正是打擊站在它背后的外國帝國主義。同盟會的成員們都對中國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的事實感到憤慨,熱烈地企望革命能使得中國獲得獨立。有些同盟會員明確指出,清朝政府已經成為帝國主義的工具。稱清朝為“洋人的朝廷”的陳天華是同盟會發起人之一。又例如在《民報》上撰文的汪東認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禍,舍革命其末由”(第710頁)
為了擔心會遭到清政府的禁止,梁啟超在宣言書中特別聲明:“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于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于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這種跪在專制統治者面前乞求立憲的丑態,足以說明梁啟超同樣是迫切企待從清朝的立憲中找尋政治出路。(第719頁)
立憲派使自己站到了維護清朝統治的立場上,這理所當然地引起了革命派的猛烈的攻擊。清朝政府已經極端腐朽,并且已經成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已經成為中國前進中必須掃除的障礙。資產階級革命派根據無可辯駁的事實,聲討清朝統治者的罪狀,也就充分暴露了立憲派的立場的反動性。(第723頁)
立憲派提出來這些說法,沒有把革命派嚇倒。革命派用樸素的邏輯,根據駁不倒的事實回答了這些說法。“內亂”難道是革命造成而不是清朝的統治造成的嗎?難道不正是腐朽而惡劣的清政府造成了到處民不聊生,民變蜂起的情勢嗎?(第727頁)
從孫中山、黃興到秋瑾、徐錫麟,這些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家,都把革命看做是和武裝斗爭不可分的。他們蔑視清朝的所謂立憲,也絕不相信那種認為“政治革命”可以用勸告、請求的方法來進行的說法。他們繼承了中國農民革命的優良傳統。但是究竟怎樣才能有效地組織和進行武裝斗爭,這問題是他們所沒有解決的。(第746頁)
從以上史實中,我們可以看出,革命派與改良派的論戰,實際上還包含著這樣一個問題:社會的主要矛盾究竟是民族矛盾呢,還是階級矛盾?在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理論水平,自然還沒有達到從本質上區分社會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高度,他們也不明白“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但是,他們從斗爭的實踐中已經樸素地意識到:既然清王朝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就必須把解決清王朝的問題放在首位。
吳玉章在他所著《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一書中,在回憶革命派與改良派在1906年的一場斗爭之后,寫道:
但是,康梁等人并不甘心于失敗。當清朝政府假意宣布預備立憲的時候,他們欣喜若狂,積極組織立憲政黨,準備回國去做清朝的立憲功臣。于是,革命派與立憲派(改良派)的斗爭便由以理論為主而轉為以行動為主了。(第87-88頁)
事實正像他所說的,當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爆發之后,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斗爭就從筆墨之爭變為兵戎相見了。例如:湖北的湯化龍排擠年輕革命軍人,陰謀竊取軍政府的權力;貴州憲政會引進滇軍唐繼堯部,摧毀由自治學社掌握的軍政府;山西諮議局長梁善濟于附從革命后,又在清軍攻太原時充當內應;張謇以章太炎倡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為口實,誘使革命黨人解散同盟會;在建都問題上,改良派群起責難孫中山,迎合袁世凱建都北京的愿望,實際上對袁世凱的竊國行為起了助紂為虐的作用。下面,我從三個方面對資產階級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危害作用加以分析。
第一,資產階級改良派在革命中的迷惑性。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同改良派的筆戰中取得了優勢,使改良派威風掃地。但是,那都是在知識分子中進行的,廣大底層民眾知之甚少。辛亥革命的狂飆給改良派以一種機遇,使他們處于一種很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他們沒有當權,很容易把自己說成是贊成革命的;一方面他們又具有豐富的斗爭經驗,很容易拉攏一般年青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取得他們的信任。他們就是利用這些條件迷惑民眾,從而在革命中或先發制人,充當革命的領導者;或后發制人,從革命派的手中攫取革命果實;甚或充當殺戮革命派的劊子手。
第二,資產階級改良派在革命中的依附性。
資產階級改良派在革命中時刻沒有忘記爭奪領導權。他們這樣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他們是憑據自己力量做的嗎?不是的。改良派身后站著封建地主階級,他們不過是封建地主階級用來篡奪革命政權的工具。資產階級改良派本身并沒有多大的力量,它在同資產階級革命派決裂時,就只能依靠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這些最反動的勢力,充當他們的鷹犬。
值得一提的是:在領導權問題上,從辛亥革命的開始到結束,從革命的中心到各個省份,反而是革命派頗為被動和狼狽。他們既得不到上層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買辦階級的支持,又不愿意到下層發動農民階級,身旁還有改良派的掣肘……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回味的。
第三,資產階級改良派在革命中的搖擺性。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的《前言》中,作者對清末譴責小說作家的政治思想做了這樣的分析:
在他們看來,現實生活是充滿了黑暗和丑惡的,但他們不知道,那丑惡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們戀戀不能舍去的東西;而唯一能夠從根鏟除一切黑暗和丑惡的,是來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們對人民力量,卻比對于任何黑暗和丑惡更為害怕。
這里所說的,是清末譴責小說作家的思想局限。同時,它也是自古以來一切搖擺于光明與黑暗之間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局限,更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思想局限。資產階級改良派在革命中時而熱情,時而消沉;時而激烈,時而絕望;時而首鼠兩端,時而見風使舵……不就是搖擺性的體現嗎?但是,所謂搖擺,只是暫時的,他們歸根到底是必須選擇的——或者光明,或者黑暗;或者人民,或者人民的反面。
列寧說:“一般說來,改良主義就在于,人們只限于提倡一種不必消除舊有統治階級的主要基礎的變更,即是同保存這些基礎相容的變更。”(《列寧選集》第2卷,第479頁。)這是改良主義的本質。正是這個本質,決定了改良主義者,包括辛亥革命中的改良主義者的歷史命運。
總之,資產階級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是極為不光彩的。他們的種種劣行,給革命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辛亥革命的失敗,當然不能完全歸咎于改良派,但是,形象地說,他們在革命中確乎起到了一種“絆馬腿兒”、“別象眼”、“防火墻”、“落井下石”的危害作用。
六、地主階級的狡猾性
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地主階級,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在辛亥革命的過程中,他們把這種政治經驗發揮得淋漓盡致。
辛亥革命的鋒芒直指封建專制制度,這引起了地主階級、官僚買辦階級的極度恐慌,因為那個制度就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所以,他們必須站出來捍衛這個制度,同資產階級革命派進行斗爭。在這場斗爭中,他們充分暴露了狡猾性、欺詐性、殘暴性等等惡劣的階級本性。當革命浪潮猛烈襲來的時候,他們就后退一步,保存實力,讓資產階級改良派暫時站到一線,充當他們的盾牌。當資產階級改良派筋疲力盡地排擠了革命派,企圖或已經掌握政權的時候,他們就以逸待勞地一腳把改良派踢開。當改良派也抵擋不住革命浪潮,就要失守陣地的時候,他們就拔出劍來,赤裸裸地殺向革命派……總之,在這場你死我活的階級大搏斗中,封建地主階級始終玩陰謀,耍手段,從而使自己占據著有利的陣地,在戰斗中得心應手。
代表地主階級、買辦階級同資產階級革命派作戰的領軍人物是封建軍閥袁世凱。袁世凱的家族是幾代的大地主,他在河南就有四萬畝左右的土地。他對待資產階級革命派采取了又打又拉的策略。可以收買的,他就收買,汪精衛等若干老同盟會的人不就是被他收買的嗎?收買不了的,他就使用暗殺手段,宋教仁不就是死在他的手下嗎?連孫中山這樣身經百戰的政治家,都曾一度踏入袁世凱的陷阱。
資產階級改良派已經夠老道的了,他的身后還站著老謀深算的封建地主階級,而封建地主階級的身后又站著張牙舞爪的帝國主義列強。所以,資產階級革命派實際上是在同三種政治勢力進行斗爭。加之資產階級自身的軟弱性,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被篡奪以及袁世凱上臺后所表演的種種丑劇,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七、資產階級的軟弱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 封建 君主專制制度(帝制),在這個意義上,辛亥革命是成功了。但是,它并沒有結束中國的封建統治,“皇帝”的名稱變為“總統”,形式變了,內容并沒有變,在這個意義上,辛亥革命是失敗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在中國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夢想破滅了。毛澤東指出:
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并沒有完成。(《青年運動的方向》)
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辛亥革命失敗的直接原因是封建力量的強大,革命果實被封建軍閥篡奪,失敗的外部原因是帝國主義對中國政治的控制,對軍閥袁世凱的支持,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軟弱性。資產階級革命派提不出一個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表現妥協和寄予幻想;它沒有形成堅強統一的政黨,組織松散,派系復雜;它沒有發動廣大農民參加革命,主要是依靠少數人的孤軍奮戰……
魯迅 先生在他的幾篇小說中,以藝術的形式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阿Q正傳》中所描寫的趙太爺、假洋鬼子等不準阿Q革命,不正撩開了資產階級革命派身上的致命傷嗎?《藥》是寫辛亥革命之前,通過華老栓給兒子買人血饅頭的故事,展示了底層群眾同革命和革命烈士之間的巨大隔膜。《**》是寫辛亥革命之后,通過仇視革命的趙七爺和不習慣于革命的九斤老太等人物形象,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有時,我竟這樣想:研究辛亥革命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可以不讀那些高頭講章,但是,不可不讀先生的這些文章。
辛亥革命的失敗說明,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行不通。辛亥革命的失敗標志著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結束。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反帝反封建徹底勝利的重任,歷史地落到了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基本結論。
文章寫到這里,我想起了辛亥革命前后那些熱血如歌的烈士們:林覺民、秋瑾、徐錫麟、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還有像陳天華、姚洪業、任鴻年那樣的悲壯青年。此刻,他們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動,我的眼睛濕潤了……烈士們的鮮血不能白流啊!烈士們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革命事業,不能付諸東流啊!
——謹以此文獻給辛亥革命烈士的在天之靈!
作者附識:
我不是專門研究歷史的。寫這篇文章前,雖然做了一些資料準備工作,但是在寫作過程中才發現自己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尤其在引用史料、使用術語時,常有一種戰戰兢兢的感覺。但是,我還是寫了下去。——為了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為了鞏固對烈士們的記憶,為了回顧歷史,為了今天。文章是在較短時間中寫成的,加之上述原因,一定會有不正確或不準確的地方,懇切希望網友們提出寶貴的批評意見。
第四篇:學習革命歷史
敬愛的黨組織:
古樸的街道,綿延曲折;古樸的建筑,靜靜矗立。歷史的韻味,彌漫在空氣中,蕩漾在心頭。腳步踏在青石板的道路上,堅實的聲音,敲打在歷史的塵封上,仿佛歷史的閘門緩緩打開,那些塵封的故事就沿著這條道路娓娓道來。
青磚灰瓦的建筑,承載的不僅是一代一代的百姓生活,還是一圈一圈的歷史年輪。也許住在這棟房子里的早已不是當年見證這段歷史的人,也或許是不知道已經是第幾代子孫了,可是唯一不變的是這位自從矗立在這里就見證歷史變遷的建筑還在這里,它們眼見著中華民族的屈辱悲慘,它們眼見著中華兒女的不屈抗爭,它們眼見著炎黃子孫的奮發圖強,它們眼見著這座城市、這個國家的日新月異,今天它們又眼見著我們重又走進這條街道,重又體味歷史的回憶,它們用自己無言的方式向我們講述它們眼見的百年歷史,向我們傾訴民族的偉大頑強。
看著依然古樸的建筑,走在仍舊堅實街道上,突然領會到,其實我們的中國共產黨不就想這些古樸的建筑一樣,自從1921年建黨以來,就面臨著深重的民族危機,就見證了我們民族的屈辱和悲慘,就把領導我們的民族同胞為爭取民族的獨立作為自己的歷史重任,從此走上了堅實的抗爭道路。
這條道路的曲折和蜿蜒也超出了每個共產黨人的想象,遇到的艱難困苦也使我們的黨經歷了屢屢的挫折,然而這些所有的困難都沒有擊退我們黨前進的腳步,都沒有壓垮我們黨堅強的脊梁,并最終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屬于中華民族自己的抗爭道路,雪洗了百年的民族恥辱,建立了新中國,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現在,看著眼前的這些古樸的建筑,雖然歷經滄桑,可是卻仍不失勃勃生機,外體還殘損著斑駁的歷史痕跡,可是內部卻是心事宜居的格局,就像我們的黨雖然歷經歷史的風雨的洗禮,卻仍舊保持著時代的先進性,仍然不忘時時刻刻的增強自己的內部建設,時刻走在時代的前列,時時引領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向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穩步前進。
匯報人:xiexiebang
第五篇:洪湖革命歷史
洪湖早期黨組織的建立 1925年5月,婁敏修由黨組織派遣,來到新堤以教書為職業,動員本地知識青年組織了“青年互助社”,后又組織了以工農子弟為主的“青年篤行會”,經常向他們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還在附近的江峰小學組織“青年讀書會”。同年10月,新堤共產黨小組在西堤街鄭道巷“恒大花行”鄭崇實家中正式成立。1925年7月,在新堤黨組織建立和發展的同時,黨派劉嘯梅同志來到汊河口發展黨的組織,8月,在汊河口石楊灣建立了洪湖地區第一個黨支部。
戴家場暴動 1927年9月2日,為了貫徹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精神,熊傳藻、趙文允等返回新堤和峰口,恢復黨組織。3日,中共鄂中南區特委在新堤成立。同時,中共沔陽縣委在白廟“來議寺”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決定全縣劃為四個暴動區。10日,在鄧赤中、劉鏡珊、劉紹南、趙文允、彭國材等指揮下,舉行了戴家場暴動,殲滅了涂老五團防武裝,打響了鄂中地區秋收起義的第一槍。隨后,洪湖沿岸的農民、漁民紛紛揭竿而起,先后舉行了大小近80余次武裝暴動,鎮壓了一批罪大惡極的地主湖霸。
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成立 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鄂西特委抓住有利時機,迅速將監沔游擊隊和江石游擊隊合編為鄂西游擊大隊。8日,各地游擊隊會師洪湖三屋墩,正式組成洪湖游擊總隊。1929年12月間,鄂西特委在石首袁家鋪召開了中共鄂西特區第二次代表大會。會后,特委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將洪湖游擊總隊升編為“中國紅軍獨立第一師”。12月20日,該師在峰口成立。黨中央為加強湘鄂西紅軍的領導力量,先后派許光達、王一鳴、孫德清、鄺繼勛等人來到洪湖。1930年2月5日,紅獨一師的第一、二兩縱隊在監利汪家橋勝利會師后,鄂西特委及時召開軍事會議,傳達中央指示,宣布紅獨一師升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軍長孫德清,政治委員周逸群,副軍長段德昌,參謀長許光達。全軍約六、七千人。
湘鄂西省蘇維埃政府和中共湘鄂西省委員會成立 隨著洪湖蘇區革命斗爭的大發展,紅四軍和紅六軍于1930年7月4日勝利會師,兩軍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紅二軍團”,賀龍任總指揮,周逸群(后為鄧中夏)任總政委。紅二軍團的成立,標志著湘鄂西蘇區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1931年3月25日,中共湘鄂西特委、蘇維埃機關和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夏曦等轉移至瞿家灣。27日,中共湘鄂西分局在瞿家灣成立,夏曦任書記。6月中旬,在瞿家灣相繼成立了中共湘鄂西省臨時委員會、湘鄂西省蘇維埃政府和湘鄂西省革命軍事委員會。7月,湘鄂西省共青團、總工會、貧農團、婦女會、兒童團、反帝大同盟、濟難會等群眾性的革命團體,先后在瞿家灣成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機關報《紅旗日報》和《布爾什維克周刊》、省蘇維埃機關報《工農日報》、省委宣傳部主辦的《洪湖日報》、軍委主辦的《紅星報》、省共青團主辦的《列寧青年》等,相繼在瞿家灣出版發行。12月11日,在瞿家灣正式成立了湘鄂西省蘇維埃政府。1932年1月
22日至29日,在瞿家灣召開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中共湘鄂西省委員會。
“新升隆”輪遇難 1938年10月23日,《新華日報》社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留守人員,乘“新升隆”輪船撤往重慶,途中停靠燕子窩,遭日機轟炸,25人殉難。25日,周恩來由武漢抵燕子窩,處理遇難人員后事;26日凌晨,到江邊祭奠殉難烈士。
一二八師抗日 在抗擊日軍侵略洪湖的斗爭中,國民革命軍獨立一二八師在師長王勁哉的率領下,于1940年至1943年轉戰在江漢平原一帶,譜寫了許多悲壯感人的抗日戰歌。王勁哉是一位捍衛民族尊嚴的愛國抗日將領。1943年2月,日軍侵華總司令部集中8萬兵力,分七路圍攻一二八師。一二八師進行了27天的頑強抵抗,但未能頂住日軍的進攻,王勁哉被俘,全師覆沒。
新堤和平解放 1948年初,劉鄧大軍南下,開辟了洪湖解放區。國民黨沔陽縣政府倉皇從沔城遷到新堤,一小撮反動派企圖負隅頑抗。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覆滅。新堤已是四面楚歌。為了避免損失,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我襄南地委城區部同新堤地下黨緊密配合,積極開展統戰、策反工作,新堤市區各界要求和平解放的呼聲日高。新任縣長劉鯤生審時度勢,萌發了棄暗投明的念頭,于是委派當時的沔陽二中(即今洪湖一中)校長吳全權等3人,攜帶其親筆信前往解放區聯系和平解放新堤事宜。5月18日上午,劉鯤生召開會議,宣布和平起義。19日,解放軍進入新堤,新堤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