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權力意志》讀后感500字
尼采的“權力意志論”認為,事物的根本在于事物自身求增長的力。這種力是事物的本質,是事物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所在。這就把人引領到無限制的挑戰、爭勝的世界面前。從現實來說,他的這種權力意志的力鼓勵人們積極創造,勇于競爭,做強者,不要做弱者。中國人長期以來受儒家中庸思想的熏陶。做事只求無錯,不出亂子,無過也沒有不及,保持在一個穩定的范圍之內。傾向保守,反對進取。這樣的思維定式不利于創新、進取,更不利于適應目前的國際競爭形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重視尼采的進取精神正好可以給我們補充這方面的弱勢。
另一方面,我們從其消極影響看來。尼采狹隘的個體生存論使他看不到人的意志的存在和發展對物質生活條件的依賴性,看不到人的意志的社會性一面,使他對人的意志缺乏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實際上,人的意志既是感性具體的,也是歷史社會的,它必須在生產實踐和社會交往中形成,不然就不會有人的意志及其能動性、創造性的產生。
欲望、道德、權力意志是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的三個考量點和制衡點。關于道德,他談論了道德的產生,道德的價值起源,道德的偏見,以及道德的估價等,圍繞這些展開的論述,令我們看到尼采宣揚的是一種主人道德,它鼓勵宣揚少數貴族階級所具有的我姑且稱為的“奮發有為”的上等人所具有的道德。
第二篇:《權力論》讀后感
《權力論》讀書筆記
班級:管理11-1
姓名:劉鵬鵬
學號:20110500348
5讀伯特蘭·羅素名作《權力論》有感
很開心在張老師的推薦下,我去購買了《權力論》這本書,并且花了1天半左右的時間將它完整的閱讀了一遍。雖然我的理解力有限,僅僅只能領會羅素先生對權力研究的一小部分而已,但也足夠我受教了。在認真閱讀《權力論》的同時,我時不時也想起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并且試圖運用《權力論》中“對權力的節制”的觀點對其進行解讀,經過接近兩天的時間分析,我似乎在它們之間尋找到了一些聯系,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因此我將自己的讀書體會分兩部分進行闡述,一部分是對于《權力論》這本書的一個整體理解和個人感受,另一部分則是我結合《權力論》一些觀點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的一個個人理解。具體闡述如下:
從《權力論》的開篇起,羅素就明確指出——人,作為物質與精神的完美載體,擁有眾多的欲望,但在這之中,唯獨“權力欲”是最主要的欲望之一。權力欲是人們追逐權力的根源,是產生社會變化的主要動因。針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經濟利益才是人不斷發展的基本動機的觀點,羅素有著自己的見解——“當適度的享受有了保證的時候,個人與社會所追求的是權力而不是財富;他們可以把追求財富作為追求權力的手段,他們也可以放棄財富的增加來確保權力的發展”。在羅素看來,擁有權力以及對權力的渴望與追逐,是人與動物最根本的區別之一。權力欲是人除了生理需求以外的高級需求之一。人的權力欲表現有兩種,在領袖身上是明顯的,表現為支配他人等等;而在追隨者身上則是隱含的,表現為心甘情愿的受領袖支配,追隨領袖,并且深刻的感到領袖取得的勝利就是自己的勝利。羅素認為,從宏觀角度看,權力的來源方式和大小程度,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有不同的表現。例如,軍事專制國家、神權國家以及財閥統治國家,其權力實施和表現的方式各不相同;而教權、王權、民權等諸種權力形式,其來源方式也不盡相同。但從微觀角度看,權力服從的根源基本相同。權力分配不均的現象自人類社會產生起便一直存在,而追隨者和領袖們則構成了每個社會中最基本的權力關系。那么何為權力服從之根源?對這個問題,羅素指出——“一切服從的現象,根源都在于恐懼,不論我們所服從的領袖是人還是神。使人服從領袖而成為追隨者的動力在于其內心深處的恐懼,服從可以獲得安全;而促使人發號施令成為領袖的動力在于因其地位、技能或虔誠信仰而產生的超凡自信心”。基于對權力來源方式的研究,羅素進一步分析了現實社會中教權、王權、暴力、革命權力、經濟權力以及支配輿論的權力等多種不同權力形態,詳細論述和區分了組織制度下產生的組織權力和因“天賦”或“智慧”等而產生的個人權力。在此基礎上,羅素又通過不斷考察各種社會歷史和現實問題,分別論述了傳統的權力、革命的權力以及暴力的權力之間的不同之處。
此外,羅素更深刻地認識到,權力具有不斷擴張的特性。他明確提出在社會生活中,個人、組織與政府對權力的“理性化追求”,防止權力欲望的無限膨脹。他所探尋的并不僅限于所謂“權力制約權力”、“法律約束權力”與“多元社會團體規制權力”等這些政治學層面的一般路徑,而是以更加寬廣的視野,提出了一種全面的權力規制方案。他認為,權力規制需要具備4 個方面的條件———政治條件、經濟條件、宣傳條件以及心理與教育條件。這四個條件需要協同作用,共同制約權力的無限膨脹,以維護民主。所謂政治條件,就是要在政治上建立多數人統治并保護少數人的機制,通過實現中央與地方分權、公共部門內部分權制 衡以及促進各種社團的繁榮,來約束公共權力;所謂經濟條件,就是指實行民主
性的社會主義,通過土地和資本的國有化,實現對經濟管理權力的監督;宣傳條件則是指,社會應該倡導言論自由,弘揚寬容精神,在科學、文化、藝術領域不強求一致;而心理和教育條件則是指,要教育人民避免激動狂熱情緒,消除恐懼、憎恨心理和破壞性,要具有理智生活中的科學氣質。羅素還對權力行使者加以道德性規勸。他告誡人們要始終把權力當做手段而不是目的,要讓權力結出善果,首先需要有某種善良的目的。這種目的必須在實現后能有助于滿足別人的愿望,而且實現目的所用的手段不可使附帶的弊端超過目的實現后所得到的良果。在討論完這三種權力形式的區別之后,羅素話鋒一轉,進入了下一個更為深奧的話題:權力是如何在社會歷史的發展演進中不斷形成和實現的。他為此專門安排了一個過渡性的話題,這就是:這些不同形式的權力是從哪里來的?對這一問題所作的回答是:對僧侶和國王表示尊敬的傳統是傳統權力的來源;而恐怖和個人的野心———這些則是赤裸權力的主要來源;新信仰取代舊信仰這是革命權力的來源。
在這之后羅素還討論了權力與道德的準則,認為這二者之間并無明顯的關系;不僅如此,他還批判了權力哲學,毫不客氣地指出:權力欲是正常人性的一部分,但權力哲學在某種明確的意義上卻是瘋狂的。隨后他分析了權力的倫理學——“有權力的人,最終目標應該是促進社會的合作,不是一個團體反對另一個團體的合作,而是整個人類的合作”,“最終統治人類的不是暴力,而是人的智慧,他們求助于人類的共同欲望——追求幸福”。
雖然這些想法始終是積極美好的,但羅素同時也是一個現實的人,他認為僅有這些美好的憧憬與呼聲顯然是不夠的,他在著作的結尾討論了權力的和緩,指出:“民主政治、公有經濟、宣傳自由、公民理智是權力和緩所必不可少的四個條件。”換句話說,要使權力之獸始終在理想道路上行進,那么必須使用由這四種材料擰成的韁繩。這也就是如何馴服權力的最終解答。
關于近期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會議決定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我運用《權力論》對權力的節制的一些觀點對其進行了了的一個簡單的理解與解讀。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一次進一步壓縮政府權力的,釋放市場功能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它將在未來的二三十年內決定了中國的未來。在整個公告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及“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體現本次全會決定的關鍵性語句,它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期許和愿望,同時,它在一定程度上與羅素所表達的“民主政治、公有經濟、宣傳自由、公民理智”的觀點不謀而合。因此,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在不久的將來成功實現自己的復興之夢。
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里,我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也日漸豐富。但是,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極為嚴峻的問題,尤其是近幾年來,產能過剩、通貨膨脹、尋租腐敗、地方債務危機等問題層出不窮,極大的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究其這些問題的根源任然是“權力問題”,是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與政府這只“閑不住的手”的“權力問題”。為此,中國政界與學界引發了長達十年的大討論———究竟我國經濟應該選用以政府為主導,還是以市場為主導?直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它解答這一困惑,并堅定地指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
全會的決定體現了“市場能辦的交給市場,社會能做的交給社會”這一精神,在壓縮政府權力、釋放市場與社會活力方面作出了重大突破:一.限制地方政府不得隨意投資;二.嚴格控制預算,使政府支出受限,尤其是“七大支出”;三.精減政府機構,減少審批特權;四.財權與事權對等,減少作案空間;五.強化監督,建立行政體系外的司法系統——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這些措施實施,能夠使我們的政府系統減少貪污腐敗的作案空間,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效率和質量,能夠使我國目前靠投資拉動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為以消費為主的穩定性經濟增長模式,能夠使我們的人民真正享受到經濟快速增長的帶來的利好,實現“國進民進”的宏偉目標。
針對此次全會決定會帶來的主要利好,我將以“農民”、“城市居民”和“企業家”三類人群進行重點敘述。對于農民,第一步,通過使農民的宅基地和農地可以流轉,農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土地進行轉賣、租賃以及貸款等來增加農民收入; 第二步,通過進行城鎮化,改善農民居住環境,解決農民醫療、教育、養老等問題。對于城市居民,開放“單獨二胎化”,滿足廣大市民能有二胎的訴求,同時解決“人口老年化”帶來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開征房產稅,限制投資性購房行為,減小房地產泡沫,進一步控制一二線房價猛增的趨勢;建設小產權房,滿足廣大中低收入的購房愿望,同時間接調控普通商品房的房價;對于企業家,首先,限定民營企業不能進入石油、天然氣、電信、電網等行業,其他行業都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甚至包括很多國民關心的金融領域,對此,國家更是決定在31個省市自治區特批31家民營銀行;其次,首次提出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民營資本及外資進入國有企業,同時允許國有資本進入民營企業和外企,充分發揮民營企業法人治理高效靈活的特點及國有企業資金技術雄厚的優勢,同時減少經濟的行政干預;最后,僅限定外企不能進入糧食、媒體和稀有金屬等行業,降低外國資本準入門檻,吸引外資在中國的投資和開發,極大的促進中國經濟的繁榮。
誠然,十八屆三中全會給了全體中國人民描繪了一幅美好愿景,但是,在決定具體的執行過程中,它依然會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樣遇到極大的阻礙。具體的阻礙,我個人理解主要會是“意識形態”與“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比較,可能現在我們在“意識形態”上遇到的阻礙會小很多,主要因為在本次三中全會,政府、各級工作單位與學者為此做了充分的準備,進行了數以千計的實地調研和意愿采集,并且組織多次工作會議進行討論,與此同時,整個社會對當前社會的種種問題的不滿,對改革的集體訴求越來越濃、越來越一致。因此,本次會議決定一經公布,便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和響應,在人民群眾中達成了廣泛的共識。然而,相比較以前的任何時候,改革所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卻是空前的。由于長期階級的固化,而形成了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當改革觸及他們的利益時,他們必然奮起反抗。而且在他們之中還有不少有權有勢之人,他們對改革的抵制會極大的影響《決定》的實施,有時甚至會顛覆我們的共同意愿。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任然任重而道遠,它需要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來進行,它需要我們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參與和努力才能實現。
第三篇:甜與權力讀后感
讀《甜與權利》有感
201024144113 吳綺莉 10歷史文遺班
糖,從1650年起在許多國家從一種奢侈品、稀有品變成一種日用品和必需品。作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平凡又十分常見的調味料,裝飾著現代社會的每一張餐桌。平時我們也許不會把糖跟權利聯系起來,兩個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西敏司卻在《甜與權力》一書中,為我們娓娓道來“糖”身后奇妙而非同尋常的歷史。首先我先剖析一下這本書的結構:作者在第一章試圖引入食物和“吃”作為人類學研究對象,使之成為研究現代生活之人類學的一部分,通過討論甜不是指甜的東西,來闡述甜是一種味覺,霍布斯稱之為一種“品質”。而糖、蔗糖是激發甜的感覺的物質。然而人們對甜的喜好程度卻往往大相徑庭,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所以不能說喜歡甜是人類的普遍特征,從而又引出更深層次的問題:一個特定的民族是怎樣變得頑固地堅持對“甜”的大量的、習慣性的攝入。第二章則通過考察西方各國對糖的消費,生產情況,把問題集中放在向英國提供糖、糖蜜和朗姆酒的殖民地的種植園生產體系,以及那些使產品得以生產出來的主要勞動榨取形式。同時也展現出了像糖這樣的殖民地產品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增長過程中的特殊重要性。第三章通過討論糖的消費把生產與消費聯系在一起,依據人們的行為和所思來對消費加以解釋,滲透到社會行為中的糖,通過被賦予新的用途并承載了新的意義,從一種稀奇和奢侈的東西轉變成一種平常的必需品。作者西敏司認為這樣的意義源于
使用本身,由此又引申出了好幾個跟權力有關的問題并進行討論。第四章與第五章分別深入的探討了權力的問題以及強調了田野工作對研究食物和飲食的人類學的重要性。
作者西敏司聚焦于工業化早期的英格蘭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種植園,把糖的命運講述得格外深刻。使我們看到了糖從一件奢侈品化身為工業化生產的商品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它密切地與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奴隸化生產,乃至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經濟關系聯系在了一起。與此同時,也看到了糖是如何經過一個自上而下的復雜文化過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
人是一個靠食物維持生命的有機體,而我們的身體也因為進食才有了新的能量,這些能量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會很快的轉化為支撐我們行動和思考的力量。但這只是食物對于人而言的生物學意義上的一個方面,食物除了滿足個人需求之外,另外還有一種社會功能。恰如西敏司所指出的,盡管在食物與親屬關系或者食物在社會群體之間關系上,我們現代的生活已經和原始部族的生活大相庭徑。但是,在食物對于我們對于我們的生活以及構建社會關系的影響力上依舊和原始部族有著同樣的形式和重要性。在《甜與權力》一書中,作者涉及到很多種類的糖,不過著重關注的是蔗糖。決定這一觀點的是最近數個世紀以來蔗糖消費的歷史。
蔗糖在近代的消費歷史是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歷程密切相關的,本書雖然一直在圍繞著”糖”這個話題進行討論,但作者關注和揭示的焦點是“權力”這樣一個復合概念。
糖作為一種重要的世界性商品,它的生產與消費是與世界市場的誕生和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生產基本范式的建立密切相關的。本書中作者研究糖在世界的消費歷史的時候,采用的是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從生物和文化的視角來展開探討——這是和以往的糖史和相關的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研究不同之處。
通過對這些家用、日常的物品進行探究,幫助人們澄清世界是怎樣變成現在的樣子,以及在變化中如何保持某些層面的內在一致性。其實,西敏司所謂的“權力”,其內涵是很廣泛的,除了以上的政治、經濟上的權力外,作者認為,食物本身也具有某種權力。當糖的消費日益蔓延開來,蔗糖消費的增長改變了人們日常的飲食習慣,某種形式的油脂和糖成為以大量淀粉質食物為主食的一餐飯的主要組成部分。在缺乏肉類的時候,糖成為了替代品,并且決定了吃什么樣的淀粉類食物。糖作為輔食卻具有了決定主食的權力特點。同時,作者還指出,糖的消費與女權也有著一定的聯系,發生在窮人家庭里面的食物的不合理分配就是這樣一個文化模式。昂貴的蛋白質食品是給成年男子食用的,而蔗糖大部分是由婦女和兒童消費,這并不是說女性比男性更喜歡甜食,而是一種權力的控制,食物營養的不平衡分配本身就是一種權力上的不平等,從這一點上,蔗糖似乎成為了權力傾軋的工具。
作為一部人類學經典作品,《甜與權力》西敏司娓娓道來的是“糖”身后奇妙而非同尋常的歷史。讀完這本書,給我印象很深的除了對蔗糖與權力之間的聯系的理解,更讀懂了人類學與歷史是不可分割的以
及田野工作對研究一種歷史現象或者是地方特色是非常重要的。作者認為如果沒有歷史,人類學的解釋力就會被嚴重削弱,要形成一門關于當下的學科,必須研究那些缺少所謂“初民社會”相關特征的社會,即使是面對平凡的研究對象。人類學家在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要珍視當地人所說的,所期望的和所做的,研究對象如果僅僅針對某些弱勢群體,則稱不上是客觀的、科學的研究了。這本書按照自己的方式,為我們開辟了一條了解人類學的道路,十分值得我們一看。
第四篇:權力與相互依賴讀后感
《權力與相互依賴》讀后感
羅伯特·基歐漢(Robert.O.Keohane)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系大師,代表作有《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沖突》(1984),并與約瑟夫·奈合著《權力與相互依賴》(第三版,2001)。他是當代詮釋和發展世界政治理論的經典大師。在其學術生涯中,基歐漢一直身處國際關系理論論戰的核心。《權力與相互依賴》由美國著名學者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合著,是一部頗有理論建樹的力作。1977年,該書第一版出版,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學派挑戰(新)現實主義理論霸主地位的開始,構成新自由制度主義興起的理論基石;1989年,該書重版并增加了對批評的回應;2001年該書第三版出版,兩位學者將全球化、國際機制與相互依賴概念相整合,指點國際局勢,激揚文字,對21世紀初的世界政治進行嚴肅的理論分析,成為代表新自由制度主義發展的巔峰之作。
自1977年以來,該書一直是國際關系研究引用頻率最高的著作之一,被美國學者視為“不可替代之作”。20世紀60、70年代,國際關系出現大分化、大組合,一度有美國霸權衰落之說。對此,美國學術界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和政策建議,而《權力與相互依賴》的復合相互依賴模式公認是最有解釋力的理論之一。本書是兩位著名學者的雙劍合璧之作,既有理論上的深度建構,也有實踐上的指導價值。盡管作者強調自己的研究重心是國際體系不斷變化的性質及其
理解(并稱之為政策前提),其目的在于確立理論框架,提出理論解釋新模式,但從本書的結構來看,提供美國外交對策乃是應有之義。“征戰沙場。劍強于筆;長遠觀之,卻是筆指導劍”恰是本書的點睛之筆。
1997年《權力與相互依賴》的出版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學派挑戰新現實主義理論的霸主地位的開始。自出版以來,該書被美國學者視為“不可替代之作”。由此可見本書在國際關系理論方面的權威和重要性。
本書認為隨著全球化的趨勢不斷加深,相互依賴已被用來作為一種制約他國的權力資源,事實權力并沒有從相互依賴中分離出來,而是有力詮釋了相互依賴。隨著相互依賴的逐漸深化,民族國家利用相互依賴而帶來的各種條件和機遇,維持和增強國家的權勢,提高國際地位。
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賴的時代,這是因為舊的世界格局正在崩潰,世界變得相互依賴,傳統的議程無法界定我們所面臨的威脅,在我們這個新的時代,隨著跨國社會運動等非領土行為體的出現,傳統的領土作用在減弱,他認為恰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言的作為經濟單位額國家有可能消失。傳統主義不能理解,將其稱之為全球主義謊言,他不關注于這些反駁,在他看來,這如同關注一個針尖上能有多少個天使跳舞的中世紀經院式爭論一樣。
羅伯特·基歐漢他并不認為當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時,國際沖突就無影
無蹤,相反,國際沖突會以新的形式出現,甚至會呈現上升態勢。也不能將相互依賴完全局限于均衡的彼此依賴,最可能影響的行為體應對過程的是依賴的非對稱性。
權力一直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概念,而理解權力在相互依賴中的作用必須區分敏感性和脆弱性二者之間的關系。所謂敏感性是指某政策框架內作出反映的程度。就依賴的代價而言,敏感性指的是試圖改變局面而作出的變化之前受外部強加脆弱性是行為體因外部事件強加代價而遭遇損失的程度。羅伯特·基歐漢認為脆弱性相互依賴包含戰略意義,而敏感性相互依賴恰恰缺少這一點。這并不意味著敏感性在政治上是不重要的。而試圖操縱相互依賴的戰略有可能導致戰略反擊。僅僅依靠經濟手段對抗嚴重的軍事威脅有可能是無效的。在此意義上,與經濟力量相比,軍事力量是處于支配地位。相互依賴影響世界政治和國家行為,而政府行為也影響著像話依賴的模式,政府通過制造或接受某些活動的程序、原則或制度來調節跨國關系,國家間的關系,將這些控制性安排為國際機制。國家機制可由國家之間的協議或條約組成,如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回憶上的安排,國際機制也可以是暗含的,如二戰后的美加關系。當然如果不存在一致同意的規范和程序或規則,無機制情況就會出現。
所謂國際體系的結構即同類單位的能力分配狀況。其中國際政治體系中最重要的單位是國家,有關能力被視為其權力來源。而國家機制是國際體系權力機構與該機構的政治、經濟談判的中介因素,即對其有著正式或非正式的影響。
國際機制的變遷往往非常重要,因為國際機制的變遷,新的機制影響著世界的很多方面,就像非歧視貿易原則的確立一樣,改變了世界貿易的舊貌。但是從某種意義而言,某些國家面貌也改變了國際機制。
在關于現實主義與復合的相互依賴方面,羅伯特·基歐漢推導出一個具備如下經濟特征的世界,國家間存在著現實或潛在的沖突,國家隨時都有可能動用武力,每個國家都力圖保護自己的疆土和利益免受現實威脅。只有強大的國家才有可能存在下去。其中復合相互依賴有三個基本特征,一是各社會之間是多渠道聯系的,二是國家間關系的議程包括很多沒有明確或固定等級之分問題,三是當復合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是,一國政府不再本地區內或在某些問題上對他國政府動用武力。復合相互依賴三個主要特征導致不同的政治過程,而這些政治過程將權力資源轉化為控制結果的權力。在現實主義的世界里,軍事安全將是國家的首要目標。甚至影響到那些不直接涉及軍事實力或領土防衛的問題。
羅伯特·基歐漢認為在復雜的環境下,國際組織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國際組織可以確定某些重要問題,從而幫助政府決定事務的輕重緩急次序或機構間委員會及其他政府內部安排的性質。如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環境回憶的召開,促使美國重要部門集中關注防止世界糧食短缺問題。也幫助促成世界政治中的潛在聯盟。對于穩定世界秩序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相互依賴的持續加強,全球化趨勢進程的不可阻斷,國際社會的整體性得到加強,全球意識得到張揚,霸權意識和行為越來越不得人心,甚至威脅世界和平。雖然強權即公理的時代已經過去,國際社會也無法容忍赤裸裸的強權和武力征服。但權力無疑是政治領域的通行證,無論是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特別是隱藏在國際秩序和國際制度背后的權力框架,這種制度性強權或結構性暴力,它更具合法性,也更難以更改。權力還是權力,只是給自己加了個精美的外殼。因而權力概念非常重要,它不僅僅是理解摩根索權力政治理論的鑰匙,也是理解世界政治的鑰匙。
第五篇:500字讀后感
在這個假期里,我讀《冰心兒童文學之冰心散文卷一》讀完后,我深有感觸。
在書里有一篇文章的最后寫得幾句話讓我喜歡,它是:母親呵!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的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我在無遮無攔的天空下的蔭蔽?這句話中作者把自己比作紅蓮,把母親比作蓮葉,讓我們感受到了作者對母親深深的愛。我沉思了,我給予媽媽的愛遠不止媽媽給與我的愛,每次在磅礴大雨中,幾乎要絕望的時候,頭頂上突然有一把雨傘,那是媽媽;再冷的時候,身上卻多了一件外衣,那也是媽媽;摔跤的時候,是誰又將我輕輕扶起,又是媽媽。在我們無助是,第一個出現在我沒身旁的都是媽媽,媽媽永遠是最愛我們的人,母愛是多么的偉大呀。
大文學家舒乙曾說過:“任何一個讀過冰心文章的人,哪怕讀過幾篇;任何一個和她談過話的人,哪怕只談過幾分鐘,都會被她的心深深感動。是啊!我也被她感動了,他的情懷讓我感動了,這本書告訴了我們無數的道理,它雖不像金銀珠寶那么珍貴無比,也不像鉆石翡翠那么絢麗奪目,但是它卻向世界文物那么值得收藏,里面的一個個道理,都讓我受益匪淺,但是,這些道理都像寶石一般的深藏地下,只有用心挖掘才能收獲它,讓我們讀的每一篇文章都用心體會吧!
這就是我的讀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