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行政管理專業人才協同培養的理論思考和實踐論文

摘要：行政管理專業的人才培養普遍存在教育教學與學生就業去向之間的割裂問題，學生往往缺乏學科信仰和專業認同，教育者亦未有努力堅持學科內核的自覺意識。在整體論思維指導之下，有助于凸顯行政管理的“公共性”根本屬性，并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建構行政管理人才協同培養的理論思考與實踐探索框架，梳理其人才培養的協同關系和運作機理。

關鍵詞：行政管理；人才協同培養；整體論；公共性

1行政管理專業人才培養普遍存在的問題

自從20世紀80年代行政管理專業恢復以來，其人才培養呈現快速發展態勢的同時也普遍存在諸多問題，例如，人才培養目標的泛化和邊緣化；學生就業去向與人才培養定位的初衷偏離較大；理論與實踐脫節，課程設置過分偏重非專業優勢的其他學科知識；專業認同意識低，對專業理解難以深入；學生的公共服務意識和責任感欠缺；專業的核心競爭力不彰，學生就業整體處于進入壁壘很低而退出壁壘較高的尷尬境地等等[1-2]。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學生的學科信仰、專業認同、學習興趣和職業規劃，也使這種飄忽的、碎片化的、名實不副的專業形象不斷傳播擴散于社會之中，從而又反過來影響學生的市場認可度、就業去向和職業發展，也阻礙了一個學科存在于這個社會系統中所被賦予的獨特使命和責任的實現，甚至影響到學者們參與社會變革的話語權的發揮。

2以上問題存在的原因初探

究其原因，以上問題之所以出現，一方面是行政管理學生在國家公務員的入口考試中沒有優惠通道，大多數高校即在廣義行政管理的理解之下向企業方向拓展，在培養定位、專業方向和課程設置上不得不做出妥協來增補部分企業類課程，為學生的不確定的就業未來提供職業技能準備，最后導致專業使命和定位不明不顯，學生認為所學與職業發展去向存在很大偏離。一些高校“采用‘公共行政+企業行政’的復合式專業人才培養模式，使學生在掌握行政管理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同時，具備公共部門行政管理和企業行政管理的相關技能，實現人才專業技能的交叉復合”[3]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表達。從表面來看，這種人才培養定位無可厚非，也具有其合理性，畢竟學生進入企業工作的比例并不低。然而，這種來自不同學科的課程簡單組合成的知識體系是否真正融入了行政學的核心知識和價值，是否實現了行政學的學科使命和價值，是否體現了教師對行政學的獨特性和合理性的自覺意識和認同感就不得而知了。從期望為學生提供實用的企業崗位技能的初衷和教學計劃上的課程名稱來看，在操作層面上基本是在還原論思維下的簡單化相加，除了開設以行政學作為主體包括管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基礎原理性課程以外，更愿意由企業管理教師來講授更為純粹的企業管理領域知識以彌補行管專業本身難以為學生創造比較理想對口的就業環境的缺憾。這種權宜做法可以理解，但是，很多學生四年學習之后仍然對行政管理的概念模糊，沒能理解這些分散的課程在行管知識體系中的價值，這樣的課程設計最后的結果就是一方面對學生參加公務員考試的助益寥寥，另一方面又不足以滿足企業的專業化崗位需求，兩個發展路徑沒能從理念上統攝起來，也沒有通過課程真正坐實其能力需求，這樣的人才培養回避了行政學在服務型政府建設、社會治理過程中理應承擔的智力支持角色和重任，也難以體現在社會治理中現代企業對行政管理人才的真正需求，也無怪乎行管學生永遠地心痛表達———理論與實踐脫節，在無法將學習的知識技能與就業對接的根本性壓力之下，學生的學科立場、專業認同和專業精神無暇顧及也就不難理解。

3行政管理專業人才協同培養的理論思考與實踐探索

整體論（holism）的提出者哲學家斯馬茨（J.C.Smuts)在1926年的《整體論與進化》中提出“即使累積了某部分，也絕不能達到整體。這是因為，整體遠比部分之和大”[4]，他認為，雖然整體是由部分構成，但不是簡單相加，是各個部分按照一定結構和互動方式組成了整體，一旦具備了整體性，各部分的性質也會隨之改變。整體論是建立在對還原論的機械主義研究方法的批評之上，還原論主張認識整體必須分解為部分，一直可以分解到等級結構中的最低層次，它忽略了具有復雜結構的系統的組成部分之間的互動作用以及整體的不可還原性。20世紀70年代，在復雜科學理論的影響下，人們開始反思還原論的局限性，從整體論出發尋找科學認識的新路徑。這種認識論和方法論對社會發展各個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復雜事物提供了更科學的認知和研究路徑。公共行政學科以其包羅萬象的行政體系和活動為研究對象，具有復雜事物的典型特質，我們需要在整體論思維指導之下，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梳理其人才培養的協同關系和運作機理，基于此，筆者提出了行政管理人才協同培養的理論思考與實踐探索框架，如圖1所示。一是理論上的思考，整體論思維要求行政管理必須凸顯“公共性”而非“效率”的共通屬性，這種公共性既體現于行政體系中，也體現于由非營利組織等構成的公民社會中，更存在注重公共關系和可持續發展的私營企業之中。

1）要準確而完整地理解學科發展趨向與人才培養理念的協同關系。行政管理（國外通稱為公共行政，下面根據語境可以混用，不加以區分）并非意味著政府機構，但要抓住其“公共性”的核心本質。公共行政經過百年發展之后，隨著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整，日漸鼓勵社會自身的治理，政府職能不斷轉變，越來越通過權力下放、公私協力和社會力量提供公共服務，這對公共管理人才的素質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毀譽參半再次警示我們，行政管理關涉的是在把握“公共性”的本質屬性基礎之上公共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開放互動場域中共同促進公共利益實現的行為。它大大地拓展了其活動主體及其場域，也更新了它們的活動方式和能力。

2）要處理好行政管理的知識內核與多學科基礎的協同關系。行政學的多學科特質在現實中被簡單化為各個學科組成的一個松散的聯合體，“困擾中國行政學的核心問題，不是清晰而明確的學科邊界所造成的約束或限制，而是學科邊界意識淡漠和不確定所導致的學術立場不清、學科身份不明的問題。”[5]公共行政不是哪個單一學科可以支撐的學科，從前面的學科發展趨向來看，公共行政的核心本質是公共性，應抓住其知識內核，然后將關聯學科統攝起來，或形成多個分支學科或交叉學科，來解決依靠行政學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這些學科之間不是一個松散組合起來的自選菜單，而是應突出行政學的知識內核和精神價值，否則學生無法獲得足夠的專業認同和自信。

3）要處理好行政管理理論學習與實踐應用的協同關系。“探討這一學科的理論前沿,重點在于找到理想型的抽象理論與現實中可操作理論之間的結合點,唯理論,又避免象牙塔中的抽象”。[6]可見，公共行政從其誕生之日開始，其理論研究與實踐是相互融合、一體兩面的。對于這樣一門應用性學科而言，行政管理理論學習并非在于純粹的理論構建，而是在于解釋與指導實踐，而且其理論學習的過程本身也應盡量在模擬現實情境下進行探討和深化，這決定了其專業學習務必注重實踐訓練平臺的搭建。

4）要處理好人才特質與就業需求之間的協同關系。行政管理專業學生的特質并非在于事務管理，而在于公共管理，而這種具備公共管理的知識、技能和價值的人既可以在政府機構的正統領域里發揮作用，也可以在蓬勃發展的社會組織中施展拳腳，在企業大舞臺中也有存在的空間。它們在這三個領地里以不同的方式維護公共利益價值觀：政府以公共政策為工具以強制性權力的方式來實現，企業從公共關系角度以履行社會責任的方式來實現，公益性社會組織以非營利性和非強制性權力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務以體現其公共性。因此，行政管理學生進入企業中，并非是在沒有道路進入到企業的被迫選擇，而是主動地尋找能發揮其所長并被企業所需要，因為完善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成為企業競爭的一項戰略目標；企業越來越必須關注和處理公眾態度和政治氣候；企業越來越以各種方式參與公共服務供給，總之，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邊界日漸模糊，企業生存與發展的環境中多重因素正在促進其公共性的生長。

二是實踐上的探索，整體論要求我們要在統一人才協同培養理念共識基礎上，優化人才協同培養的環節與資源，拓寬人才協同培養的主體與平臺。

1）建立人才協同培養的理念與共識，提升專業認同感。在提煉專業精神內核的基礎上堅持“開放協同”的教育思想。對人才培養定位、專業方向、學生特質、行管精神、教學理念、能力素質模型、課程檢核要求、協同培養平臺和職業生涯進路進行思考、梳理，力求在人才培養的利益相關者中達成共識，尤其要加強“高校-政府-家庭-社會”四維一體的人才培養協同架構的溝通對話，從而提升高校對社會需求的適應性和人才質量的競爭力。

2）優化人才協同培養的環節與資源，提升教學教育質量。精細人才培養的環節的資源整合優化以及質量控制。建設專兼結合、多元化背景的師資隊伍，增加具有大企業工作背景的以及國外留學背景的教師比例，進一步調整師資知識和學緣結構；繼續修訂教學計劃，規范實踐模塊。合理調整學科基礎課、學科主干課和方向課的學分比例，尤其是實踐學分，進行行政職業訓練；加強教學改革，強化基礎課和主干課教學質量，大力推行案例教學和實踐教學，理論學習與實踐相結合；加強專業實習和畢業實習管理和基地建設，鼓勵學生通過實習實踐進行課題研究，建立仿真實習基地和實踐教學平臺，給學生提供豐富多元的實踐機會；成立科研機構，以教師科研帶動學生參與，增加學生學術訓練機會。

3）拓寬人才協同培養的主體與平臺，創建人才培養新機制。建立校-政協同機制，探索公共管理人才培養新平臺。高校與地方政府探索社區后備人才培養計劃培訓班和鎮村戰略后備人才培訓班，補給基層公共管理人才的缺乏。珠海在此方面推進力度較大，它們雖然面向全校招募，但與行政管理人才培養目標與方向最為契合，在本系教師的積極參與下，能為本系學生提供與理論最為對路的實踐訓練平臺；建立校-校協同機制，共享優質教育資源。拓展與港澳臺以及國外大學形式多樣的交流、合作、協同教育創新模式，促進提供教師訪學或互訪的機會以及學生交流的平臺；建立校-社協同機制，拓展多元專業實習的平臺。此處的“社”包括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根據學生的主要畢業意愿和去向，拓展與中大型企業的行政和社會責任部門建立聯系，獲得它們對行政管理專業人才需求的能力素質的具體要求，并建立實習基地；還要與本地的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建立實習基地關系，共同探討人才培養品質要求和合作方式；建立校-家協同機制，共同關心學生職業發展。通過數據庫等現代信息技術，與學生家庭建立更為緊密的關系，了解學生家庭背景、個性與職業規劃，及時交流學生學業進展，共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合理確定職業期待和進行職業規劃。

參考文獻：

[1]彭忠益,許源源.對行政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的思考[J].現代大學教育,2001(2):51-52.[2]邱成嶺,安俊美.公共管理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存在的問題及改革路徑分析———新情境下學生就業前景分析視角[J].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綜合版,2011(6):109.[3]于秀琴,藺雪春,朱婧.行政管理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研究[J].中國成人教育,2011(8):140.[4]鐘啟泉“.整體教育”思潮的基本觀點[J].全球教育展望,2001(9):11-18.[5]芮國強.論行政學學科研究與跨學科研究的統一與協同[J].社會科學研究,2013(5):48-49.[6]藍志勇,陳國權.當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論述評[J].公共管理學報,2007(3):2.

第二篇：培養綜合高職理財專業人才論文

摘要：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總量迅速增長、人民財富日益增加。然而面對著民間巨額理財需求，我國的金融機構卻存在著大量理財人員的缺口和人員素質的不足。針對目前高職院校的培養目標和理財專業人員的培養特點，本文主要從課程體系、技能訓練、教學方法等幾方面對理財專業人員的培養進行了論證與探索。

關鍵詞：理財專業人員；三層雙軌制；證券投資；綜合素質

前言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光輝路程，既有風雨也有成果，最為世人所矚目的就是中國取得的巨大的經濟成功。在這30年中，中國GDP年均增長達到9。5%，成為GDP增幅的世界第一，這個速度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的3倍。中產階級和豪富階層在中國迅速形成，并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理財觀念從激進投資和財富快速積累階段逐步向穩健保守投資、財務安全和綜合理財方向發展，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個人金融業務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各種理財產品、理財服務層出不窮，人們的理財觀念有所轉變，理財需求日益旺盛，理財市場作為一個新興的市場開始發展起來[1]。然而與全民理財大趨勢所不協調的是，我國專業理財人員的大量缺失和專業素質的不完善。作為為客戶提供全面理財規劃的專業人士，理財人員應該是一位知識豐富、工作高效、耐心和藹、待人誠懇、可以向客戶提供全面與建設性意見的咨詢專家。從這一角度而言，高職院校培養的理財專業人員，應該是順應中國經濟發展趨勢，了解中國國情與中國金融市場特點，具備實踐與理論雙軌、道德素養與職業操守兼備的綜合素質型人才。

這里所說的“綜合素質型”主要包含四點要求：一是道德素質，包括對理財事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良好的職業道德、團結合作的觀念和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二是身心素質，包括健康的體魄、較強的心理承受力、成功的信心、良好的競爭意識與應變能力等；三是業務素質，包括廣博的知識面、較強的溝通能力和客戶服務能力等；四是技能素質，包括資金管理技能、財務分析技能、風險防范技能、產品組合技能、理財建議與規劃技能等[2]。

從以上素質能力培養出發，高職理財專業人員的培養應是一個全面立體的教學過程。

一、課程體系重在突出四大職業模塊。

首先，高職院校的理財專業學生的主要學習地點仍然是校園，主要學習技能的手段也是課堂教學。因此，理論教學要符合綜合素質型人才培養模式的要求，就必須設計合理、計劃全面、有的放矢。

所以，培養綜合素質型人才的目標出發，必須構建新的理論課程體系。根據職業崗位能力的分析，要突出以人為本，德育為先，把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來抓；強化基本知識、基本方法、基本技能教育；突出專業認知能力、思考能力、職業判斷能力、決策能力、創新能力的培養；明確綜合職業能力、專業拓展能力、社會適應能力，以及由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等多種素質相融合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創新培養思路；將就業教育貫穿于整個專業教育的全過程，特別體現職業認知、職業準備、就業和創業引導的新理念。

據此理念，新構建的理論課程體系，由四大職業模塊所構成：職業素質能力模塊（即職業思想道德）、職業基礎知識與能力模塊、職業知識與能力模塊、職業拓展知識與能力模塊。

（一）職業思想道德模塊。

主要是加強學生的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市場經濟理論教育、理財規劃職業道德教育、社會實踐教育、就業擇業創業教育、可持續發展教育、創新教育，以及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教育等。

（二）職業基礎知識與能力模塊。

主要是學習與本專業密切相關的、使在校學生獲得在投資

理財領域內從事第一個工作、從事幾種工作所需要的必要知識、必要技能，為在校學生今后工作提供充分專業準備的、形成現實動手能力的知識和技能，如基礎會計知識和技能、經濟學知識和技能、運籌學知識和技能、財政學知識和技能、經濟法知識和技能、商務談判知識和技能、現代金融學知識和技能、國際金融知識和技能、公共關系學知識和技能，以及為本專業提供基本支撐的大學英語、專業英語、高等數學、財經應用文、計算機基礎、數據庫、計算機安裝維護等應用性知識和技能。

（三）職業知識與能力模塊。

主要學習本專業的職業知識和技能，如公司理財知識和技能、個人理財知識和技能、投資學知識和技能、證券投資知識和技能、期貨投資知識和技能、理財實務知識和技能、財務會計知識和技能、以及統計與調查預測等應用性知識和技能。

（四）職業拓展知識與能力模塊。

主要學習能使在校學生具備在其未來職業生涯各階段都可以繼續學習所需要的能力、知識和態度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如理財咨詢實務、實用合同范例、市場營銷實務、公共關系實務、管理心理學、普通話、口語藝術、社交禮儀等[2]。公務員之家

通過理論課程的四大模塊設計、可以使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以理論教學為中心，建立起一個合理完善的人才培養構架。這就如同建造房屋時，要先搭好腳手架才能平地起高樓，此處的模塊理論課程設計就如同腳手架，理財專業學生由此接受培養，猶如高樓一般逐步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綜合素養。

二、技能訓練重在構建“三層雙軌制”專業技能培養模式

高職院校最大的特點是動手能力強、實踐經驗多，為了使學生在求學期間盡可能與社會同步、與專業掛鉤，校內的技能訓練可以采取“三層雙軌制”專業技能培養模式。

“三層雙軌制”，是一種貫穿人才培養全過程的、以綜合素質為基礎、突出職業能力培養的專業技能培養新模式。“三層”是指按課程間內容的依存關系分為專業基礎技能、專業技能、職業綜合技能三個階段；“雙軌”是指理財能力訓練和投資能力訓練同步進行。

第一層：專業基礎技能培養。

理財能力訓練：基于《理財學》課程；訓練內容主要是理財的基本原理、公司理財和個人理財基礎知識。

投資能力訓練：基于《投資學》課程；訓練內容：投資學概述。

第二層：專業技能培養。

理財能力訓練：基于《理財實務》課程；訓練內容為課程單元訓練等。

投資能力訓練：基于《證券投資》、《期貨投資》等課程；訓練內容主要為證券投資工具、證券交易流程、證券行情解讀，期貨交易的基本知識、基本原理等。

第三層：職業綜合技能培養。

理財能力訓練：基于“理財規劃師資格證書”的培訓課；訓練內容主要是根據風險計量判斷風險大小、掌握個人所得稅的計算方法和個人所得稅籌劃策略、個人養老規劃、個人財產分配與傳承、財務計算器的應用等。

投資能力訓練訓練：基于校內《投資理財綜合模擬實訓》和校外生產實習；實訓內容為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證券投資工具、證券交易流程、證券行情解讀證券交易的各種技巧、證券市場運行、期貨交易的操作程序及各種管理條例等。

通過三層雙軌制的教學，使學生的專業知識、動手能力、分析能力、綜合能力明顯得到系統地提高。

三、教學方法創新，將課堂教學變為場地教學。

課堂教學是最為傳統的教育模式，最大的優勢就是老師和學生可以面對面，學生不僅能夠聽到老師在講什么，還能夠感受到老師肢體、語氣、表情等等帶來的信息，而且有了問題可以當場提出得到即時的回答，做到了零距離的溝通。然而課堂教學也有它不容忽視的弱點：首先，也是最大的弱點就是不能因人施教，要老師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點有針對性的教學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經濟的。其次，學習內容收到了限制。一些訓練特點非常強的課程受到的限制尤其大。公務員之家

作為實踐操作性極強的投資理財學課程，如果一味地在課程教學上下功夫，一來限制了學生的學習環境，二來影響了教學效果。所以，根據教學課程的要求，有些科目可以采取場地教學的方式，比如設置證券大廳，定制電子顯示屏，將股票市場的大盤波動即時顯示出來，讓學生身臨其境地去感受理財工具的變化和魅力，更有助于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熱情。場地教學既克服了課堂教學的缺點，又增強了課堂教學的優點。也對學生在就業過程中的角色進入，起到了很好的潤滑作用。

四、畢業論文強調專業論文學分制。

作為具備專業技能素質的理財人員，對于專業的財經用語表述應該是相當熟練的。然而兩年專業課程的學習，對于大多數學生來說，要全面了解和掌握理財訊息和理財用語還是有些難度的。為了盡快讓學生掌握這項技能，以及增強理財專業觀念。鼓勵學生撰寫各類財經論文，通過論文的撰寫，一是增強

了學生關于社會經濟的關注度，二是加強了學生的專業學習能力，三是為學生的就業申請增添籌碼。對于在公開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學校予以承認相應學分，并作為理財專業的重要教學成果。

五、畢業實習要求證書與經驗并重。

高等職業教育不僅需要學生在學完全部課程后能夠獲得畢業證書，同時還要求專業學習過程應與國家技能考證、國家職業資格考證要求接軌，實行多證書考核管理制度，以彰顯職業教育辦學特色，體現綜合技能素質。理財專業學生應獲取的證書有全國計算機等級一級證書、英語三級證書（或英語A、B級應用能力證書）、證券從業資格證書、期貨從業資格證書和助理理財規劃師資格證書等。

同時，作為理財專業的學生又要注重實際經驗的累積，要在畢業實習期間通過專業實踐，將所學置于所用，用工作檢驗理論。投資理財專業所面臨的行業局面與其他傳統行業相比，更具有變化性和挑戰性，對于學生的要求也是越來越高。所以實踐經驗是對于培養真正的理財專家來說，是必經之路，也是攀巖捷徑。

綜合素質型理財人員的培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項長時期全方位多角度的教學培養方案。其重點是理論著眼全面、實踐落在實處。高職教學應服務于國家全局，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浪潮，為中國的金融市場培養更多的實用人才。

參考文獻：

【1】巴曙松，《金融市場動蕩與理財專業人士的培養》，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2009年4月

【2】廖旗平，《客戶導向經營模式下高職理財專業人才培養探討》，職業教育研究，2008年2期

第三篇：行政管理專業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論文

摘要:大學生實踐能力的養成直接影響其就業競爭力，高校針對行政管理專業的大學生培養采取了系列措施，仍存在學生主體性缺失、認識不到位、實踐課時欠缺、教師實踐教學能力弱、實踐基地數量不足等問題。為此，需通過提高師生及合作單位的認識水平、重新定位人才培養目標、優化實踐教學內容、完善實踐能力培養機制等舉措，進一步促進學生能力提高，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關鍵詞:行政管理專業;實踐能力;困境;出路

2012年教育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校實踐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見》(教思政［2012］1號)，從高校實踐育人工作的重要性、組織領導、統籌等方面提出了具體要求，再次推動了各高校不同專業依據自身培養目標進一步完善實踐教學計劃，并不斷壓縮理論課時、增加實踐課時，積極創新實踐教學形式，以期為提升大學生的實踐能力提供良好保障。同時，一些學者從不同視角對大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展開了積極探討，內容主要集中于大學生實踐能力的內涵與特征、現狀、國外培養模式、提升途徑及實踐能力的測評等。筆者擬在實地調查基礎上，針對行政管理專業學生的實踐能力生成及提升，提出針對性的改革思路。

一、行政管理專業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困境

實踐能力是指主體有目的、自覺地改造客體的能力［1］。大學生的實踐能力則指其在社會實踐活動中解決各種實際問題時所表現出來的基本專業素養和實際動手操作能力［2］。一般來說，實踐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其就業競爭力。同等學歷下，實踐能力強的學生更容易找到就業機會，實踐能力不足者往往就業困難。近年來，安徽財經大學行政管理專業所在院系根據學生的素質發展及就業需要采取了多項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該專業2001年正式招生，共培養了近900名畢業生，畢業生就業率在校內公共管理類專業中一直處于前列。但從對部分畢業生和在校生的問卷調查及訪談情況來看，學生的實踐能力及該專業的培養方式都與用人單位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調查發放問卷300份，畢業生與在校生各150份，回收問卷287份，回收率為95．7%;有效問卷277份，有效率為92．3%。(一)學生對現有實踐活動內容及效果的滿意度較低為強化高校實踐育人的工作職責，管理人員針對行政管理專業在實踐層面采取了許多措施。如實施“素質拓展周”，建立社會實踐基地，鼓勵學生團體開展相應活動等。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對實踐活動內容的滿意度不高，被調查者中56．7%的學生認為以上措施“基本合理”，31%的學生認為“不合理”，7．2%的學生選擇“不清楚”，僅有5．1%的學生認為“很合理”。可見，實踐教學內容有待進一步優化。而對實踐活動效果的評價，只有14．6%的學生認為對自身能力的提升“有很大影響”，41．7%的學生認為“有影響”，21．3%的學生認為“有影響，但是很小”，22．4%的學生認為“沒有影響”，說明實踐教學效果亟待提高。(二)對專業課程設置及教師實踐教學能力的滿意度較低調查中，在對“現有專業課程的設置能否提高自己實踐能力”的評價上，總體趨勢比較一致，主要集中在“一般”“較大”“較小”［3］。選擇“一般”的比例最大，達到了48．3%，有56．2%的學生認為專業課程中實驗和實踐課時較少。對于教師的專業操作與實踐指導水平，54．7%的學生認為采用“啟發式”和“參與式”教學方法不夠，62．4%的學生認為任課教師在引導學生從創新思維層面解決問題上有待改進，72．3%的學生認為授課老師的科研活動與實踐教學的結合不夠緊密。(三)部分學生對社會實踐的認識存在誤區調查中，針對“您參加社會實踐的目的是什么”(多選題)的回答，學生的選擇為:65．2%的學生是為了“鍛煉自己的實踐能力”，43．2%的學生是為了“拿到實踐學分”，還有17．4%的學生僅僅為了“結交朋友”，雖然選擇“沒必要參加”的比例只有5．1%，但也反映出部分學生對社會實踐的態度，其對社會實踐關乎自身成長重要性的認識明顯不足。

二、影響行政管理專業學生實踐能力提升的因素

針對行政管理專業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雖然所在學院管理者、授課教師都做了努力，但所培養學生與用人單位的期望還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學校、社會和學生都負有一定的責任。只有從三方面進行整體分析，才能探索影響學生實踐能力形成、發展與提升的主要原因，推動學生實踐能力培養機制不斷發展。(一)管理者與教育者對學生實踐能力培養的認識不足受傳統教育理念影響，學校有關部門、學院及教師對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學校在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方面仍是規定性地完成上級要求，很少依據學生的實際需要來設計、組織和開展實踐教學。以2015級行政管理專業培養方案為例，該方案要求學生應取得的最低學分為160學分，其中必修課86學分，選修課54學分(包括通識選修、特色平臺、專業拓展、個性化學習的平臺)，實踐環節20學分。雖在必修課和拓展課中安排了17學分的實驗課時，但總的實驗與實踐學分僅占23%，且實踐環節的20學分中還包括了軍事訓練、畢業論文等綜合性實踐環節。因此，真正用于專業實習與社會實踐的時間很有限。另外，學校雖然要求學生必須有2學分的創新實踐經歷，可人才培養計劃中并未明確創新實踐環節的具體要求，社會實踐活動也并不能覆蓋到每個學生。(二)專業課程實踐課時欠缺及教師實踐教學能力不足專業課程的學習是人才培養目標實現的途徑［4］，也是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必要載體。長期以來，受高等教育的學術性理念取向及社會資源匱乏等因素影響，行政管理專業的課程實踐性不是很明顯，總體安排上仍延續傳統體系，存在理論課程多、實踐課程少，重學科課程、輕綜合課程，重認同性課程、輕創造性課程等缺陷，導致培養學生行政實踐能力和技術方法的課程及課時嚴重不足。此外，教師實踐教學經驗欠缺、指導學生實踐的能力偏低也不可忽視。因為教師扎實的專業能力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在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中起著關鍵作用。調查發現，行政管理專業授課教師中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現象較突出。64．8%的學生對教師理論聯系實際的情況評價為“一般”，還有7．3%的學生認為老師“從不理論聯系實際”。這可歸因于兩個方面:一是部分教師畢業后直接走上工作崗位，沒有經歷過正規、系統的社會實踐訓練［3］，缺乏指導學生實踐活動的經驗與能力。二是作為地方性財經類高校，專業建設資源有限，實際配置中又往往向會計、金融等優勢學科或專業傾斜，致使行政管理專業建設資源不足，缺乏吸引優秀師資及教學資源的良好平臺。(三)社會實踐基地建設不足大學生社會實踐基地建設是教育部“十二五”期間“本科教學工程”的一項重要內容，旨在促進高校和企事業單位聯合培養人才，提高學生實踐能力。該工程啟動以來，學校行政管理專業的社會實踐基地建設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現有的8個基地遠不能滿足學生社會實踐的需要。實踐基地數量不多的原因:一是學院及專業對社會實踐基地的建設力度不夠，社會資源沒有被充分利用起來;二是社會支持力度不夠，一些單位認為建立大學生實踐基地費時耗力，沒有經濟效益;三是學校及合作單位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和保障機制，參加實踐的學生不能真正深入到實踐單位的日常工作中，實踐效果較差。47．6%的學生認為社會實踐中的收獲“很一般”，16．5%的學生認為“沒有什么收獲”，只有4．7%的學生認為“收獲很大”，其余學生則沒有做答。(四)部分學生實踐能力養成的主體性缺失實踐能力的養成是一個內化的過程，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必須通過學生自身來體現，這就要求其在實踐能力的培養中發揮主體性。調查發現，部分學生雖在老師的教育引導下認識到實踐能力的培養對自身未來發展的積極作用，但對社會實踐總是“三分鐘熱度”，缺乏吃苦耐勞精神，不愿從基層做起。譬如，抱怨“學院組織的社會實踐很多是下基層、下鄉調研，鍛煉不到什么”。另外，還有一些學生對實踐能力培養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大學期間的主要任務是拿獎學金、考各種證書，所謂社會實踐就是參加各種社團或到校外參觀、調研，很浪費時間”。

三、行政管理專業學生實踐能力培養體系的重構路徑

為提高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效果，行政管理專業院系管理者應結合專業實際情況，采取相應舉措，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就業競爭力。

(一)努力提高師生及合作單位的認識

思想轉變是行動的先導。鑒于部分教師、學生及合作單位對實踐能力培養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要采取以下積極措施。第一，教師要改變過去那種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輕能力的傳統教育理念。要從“學歷本位”向“能力本位”轉變，有意識地培養學生在知識運用、社會適應、人際交往等方面的素質與能力，幫助其“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生活、學會生存”［5］76。第二，學生作為實踐能力養成的受益主體，應培養其端正態度，轉變觀念，不能把參加社會實踐視為學校和老師“要我參加”的一項任務，敷衍了事。學生不僅要積極參與、合理規劃，還應該在每一次活動結束后及時進行總結，通過“實踐、實踐、再實踐”，針對性地鍛煉自我。第三，與社會實踐單位進行溝通和交流，爭取社會支持。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開展離不開校外企事業單位的支持，要通過充分交流，使這些單位認識到接受部分學生到單位實習，是一件互利雙贏的好事。

(二)重新定位培養目標，優化實踐教學內容

專業培養目標是由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決定的，并隨學生所在學校的類型、層次而變化。地方高校的行政管理專業要圍繞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結合自身辦學條件、辦學能力及專業特色，不斷修正培養目標。在重新定位培養目標的同時，該專業需要進一步優化實踐教學內容。教學要從學生實際需要出發，不斷完善由教學、校園實踐、社會實踐所組成的開放式實踐教學體系。實踐教學由實驗、實習、實訓三個層次構成。實驗要充分利用學校優勢學科的資源;實習要注重學生理論知識向實踐應用的轉化;實訓則要求專業核心課程結合教學內容，實施和推廣情境模擬教學。此外，要進一步優化教學內容。例如，該專業以前曾“設置了公共行政和企業行政兩個方向模塊，既滿足了部分同學考研、考公務員的需要，也為其他同學進入企業工作提供了知識準備”［4］。

(三)完善學生實踐能力培養機制

大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是一項復雜的工程，要使其成為既有良好的專業素養、人文素養，又具有較強實踐能力的優秀人才，長效培養機制不可或缺。為此，行政管理專業需要建立完善的學生實踐能力培養機制，培養機制應由領導機制、保障機制、評價機制、激勵機制組成。領導機制層面應由專業負責人、本科生導師、輔導員組成領導小組，制定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的各項制度，并對每個班級學生的實踐活動進行統籌規劃，確保活動能有效地開展。保障機制層面要結合專業實際，針對學生各項實踐活動的具體要求制定方案，在經費上給予相應保障。如對“三下鄉”“挑戰杯”等創新實踐活動所需費用，應以專項經費的名義給予支持。評價機制層面應建立科學的評價機制，對學生的實踐活動從活動內容、活動效果、實習單位評價、指導教師評價、實踐總結等方面進行考評，并作為學生綜合測評、評獎評優的參考指標［6］。激勵機制層面要通過項目運作方式激勵學生自主實踐，即學生自由組團，自行申報，也可以根據團隊的興趣愛好，專業特長，有目標地組建社會實踐團隊［6］，通過公開評選的方式，選取好的項目由專人予以指導，同時提供經費支持。另外，為激發教師的積極性，對那些指導工作比較突出的教師，應在評獎評優、教學科研方面給予一定的政策傾斜。

作者:張志勝 單位:安徽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張天勇．大學生實踐能力的探索［J］．企業導報，2011(1):248－251．

［2］張莉梅．管理類大學生實踐能力培養研究［D］．青島:青島大學，2014．

［3］侯玲玲．地方高校經管類本科生專業實踐能力提升途徑研究［D］．南昌:江西農業大學，2014．

［4］張志勝．財經院校行政管理專業課程體系的優化設置［J］．濰坊教育學院學報，2012(6):3－6．

［5］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中文科．教育:財富蘊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

［6］汪淑娟．大學生社會實踐實效性研究［D］．吉首:吉首大學，2013．

第四篇：論旅游管理專業人才的培養論文

一、準確定位培養目標

現在許多學校提出了“定單式培養”模式，這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教學模式與教育方法，我們可以根據不同企業不同職位的不同需求來進行定向培養，為各類企業輸送更多合格的旅游管理人員。在具體的操作中，我們要以動態的眼光來處理。第一，深入市場進行調研，根據市場需要來確定培養目標。第二，對歷年的旅游管理畢業生進行跟蹤調研，收集相關的反饋信息。只有通過調研和反饋，才能真正將教學與市場結合起來，不是以所謂的教學質量來作為衡量標準，而是真正以市場需求、以企業用人標準來衡量，這樣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才能更好地適應社會需求，提高旅游管理專業人才的綜合素養與能力。

二、合理設置教學課程

旅游管理專業具有很強的實踐性與應用性，而目前的課程設置還存在一些弊端，突出表現在過于強調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脫節，教材上的理論相對滯后。課程體系的設置缺乏操作性，只是片面地從理論層次來強調人才的培養，而忽視了具體的操作性與實踐性。所有學校的旅游專業都有一套教材，課程體系設置不合理，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要將理論學習與教學實踐結合起來，要注重本地區旅游資源的挖掘與校本課程資源的研發，這樣才能辦出特色，辦出個性，才能打造特色專業、特色學校，才能培養更多的合格人才。我校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教學理論，科學合理地設置課程教學體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引進來。學校可以吸收旅游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與一線的旅游管理人員來研發教學課程。他們長期工作于旅游管理第一線，擁有更多的實踐經驗，對本專業的市場需求與就業方向有著更為清晰的認識，他們是最有發言權的群體。我們要注重吸取他們的建議，讓他們一起參與制定課程體系。作為旅游管理專業的教師，我們除了要用好教材，還要加強與外界的聯系，尤其要利用互聯網的優勢，引入先進的教學模式，挖掘更為豐富的學習資源，吸取其他院校、其他教師的成功經驗，更好地“為我所用”。

2.走出去。我們要勇于走出校園，走出地區，這樣，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向外界展現本校本專業的辦學特色，提高學校與專業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可以讓廣大教師與管理人員真正走出固有思維的限制，走向更為寬廣的學習的平臺與交流平臺，接觸到更多與旅游管理相關的信息與內容，這樣可以大幅度提高專業教師的專業素養，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使教學資源更為豐富，課程體系更為合理。

三、加強教師隊伍建設

教師是教學理念、教學模式的執行者與實施者，教師的素養如何，直接關系到課堂教學的成敗，關系到旅游管理專業人才的培養。只有擁有一支強有力的師資隊伍，才能真正搞活旅游管理教學，才能真正培養出更多適應社會需求的高素質的旅游管理專業人才。因此我們要不斷加強自身學習，提高教師的專業素養與能力。

1.聘請專業人員開辦專題講座。聘請資深教授、知名旅游企業家等來我校開辦相關講座，讓廣大教師擁有更多與外界接觸的機會，有更多的機會進行交流，學習外界先進的辦學理念與教育模式。

2.利用網絡優勢組織教師研修。現代社會是一個科技迅猛發展的時代，互聯網技術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學習與思維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們可以依托互聯網強大的資源與互動優勢來進行交流與研修，開闊教師的教學視野，增長見識，讓教師在更為寬廣的平臺上來提高自身修養。

3.教師進行分期分批專業培訓。學校要鼓勵與加大教師繼續進修力度，夯實教師的理論基礎與專業技能，讓教師進入其他知名院校的旅游管理學院進行專業培訓，必要時可以組織教師到世界各國名校進修。

四、加強案例互動教學

枯燥單調的理論學習無法激起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與強烈的學習欲望，只會打擊學生學習的信心，而使教學陷入機械灌輸的誤區，這樣更加不利于學生興趣的激發、智力的開發，不利于學生專業素養與能力的提高。采用案例互動教學，可以將抽象枯燥的理論知識寓于真實生動的例子中，這樣既可以化解理論教學的枯燥性，增強教學的形象性與直觀性，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在學生與學生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展開互動教學，有利于學生對理論知識的掌握，有利于學生自覺地將這些理論知識運用于實際工作中，更利于學生綜合素養的提高。因此，在具體的教學中，我們要注重案例的收集，將其與教學內容緊密結合，加強學生的理解，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五、構建教學實踐平臺

高校所培養的學生直接面對社會，這就要求我們要真正實現學用結合，讓學生擁有更多實踐的機會，這樣才能讓學生真正將課堂所學與實踐行為結合起來，才能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在實踐中運用，在實踐中提高認知，提升能力，這樣才能為學生今后走上工作崗位奠定堅實的基礎。為此，作為學校的管理者，我們要與各地企業加強聯系，與旅游院校、旅游企事業單位、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共同構建旅游教育的合作平臺，讓學生走出教室，走出校園，走進社會，走進企業，在實踐中鍛煉，在實習安排、人才培養供需平衡調整、師資培養、教育質量反饋評估、畢業生就業、校企合作等多方面真正發揮作用，這樣更能促進旅游管理人才專業技能與素養的提高。

第五篇：（論文）村民自治的實踐與理論思考

村民自治的實踐與理論思考

近年來，我省QQ、WW、UU等一批縣認真開展村民自治，積極推動農村基層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力，時間雖然不長，但民主選舉村委會，實行村民自治已逐漸顯露出明顯的成效。然而，村民自治要全面推開，還需要進一步統一認識，解除疑慮，加強領導，抓住重點。只有這樣才能使村民自治和基層的民主法治建設達到預期的效果。

一、村民自治的實踐已開始顯露出明顯的效果

1.增強了村民的自治意識。村民自治后，實行村務財務兩公開，廣大農民參與村務管理的民主權力得到切實保障。農民真切地感受到有了管理自身事務的自主權，懂得了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從而極大地增強了廣大農民的主人翁責任感，增強了村民的自治意識。

2.優化了村級組織結構。村委會班子結構在民主選舉中得到優化。實行村民自治的村，村委會干部平均年齡比原來的下降了3—5歲，文化技術素質亦有顯著提高。由此，村委會的組織能力、領導能力、群眾的信任度都有了較大變化。

3.改善和加強了干群關系。通過村務、財務兩公開，增加了工作透明度，使過去因不公開、不透明造成的猜疑和矛盾得以化解和避免。基層同志反映，實行“兩公開”，清了集體的“家底”，亮了干部的“箱底”明了群眾的“心底”，給群眾一個明白，還干部一個清白。正如有的村干部說的，村務公開就是面子上墻、思想上墻、品德上墻；真與假，好與壞，集體的事，各家的事，群眾一目了然。這樣消除了疑慮，密切了干群關系。

4.強化了村干部的群眾觀念。村干部由原來的“兩眼向上”變為“兩眼向下”，群眾觀念強了。原來村干部是由上面指名任命的，有少數村干部辦事情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結果脫離群眾，頤指氣使，村民很反感。現在村干部由村民選舉，其“官帽”被群眾拿在手上，他必須做到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一致，強化了群眾觀念，使村干部有了深厚的群眾基礎。

5.增強了村干部的責任感。實行民主選舉村委會后，村干部工作的積極性和責任感大大加強。原來村干部工作搞好搞壞對自身影響不大，現在村干部是在向全體村民許諾后被選上的，如果工作做得不好，群眾就不答應；嚴重不稱職的，村民可隨時罷免；如果工作一般化，換屆時就會落選。因此，實行民主選舉后，村干部切身體會到來自群眾的信任和壓力，主動想方設法做好村里的各項工作，積極為群眾多辦實事、好事。

6.加強了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村民自治首先是重大問題民主決策，廣大村民能夠參與村里事務決策前的討論，這有利于集中群眾的智能，減少決策失誤，同時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便于各項決策順利實施。

7.促進了干部隊伍的廉政勤政建設。兩公開將基層干部置于群眾的監督之下，權力受到約束。原村干部權力很大，大事小事少數人說了算。現在權力受到群眾和村委會、村民代表會議以及各種議事會（小組）的約束，村干部的廉政勤政意識和自我約束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多吃多占、優親厚友等不公平現象大量減少。WW縣自實行“兩公開”以來，全縣各村僅招待費一項支出就比此前下降42%。

8.減輕了農民負擔，保證了各項任務的完成。實行兩公開后，村民對自己應交哪些錢，該交多少，做到了心中有數，對合同外的亂收費可以拒交。有些村出現了群眾主動上交應交的村提留和鄉統籌現象。同時，由民主選舉的村干部有較好的群眾基礎，群眾信任，工作時能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有力地推動了各項工作的開展。而集體經濟的發展又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WW縣有86個村組，干部工資全部從集體經濟中支付，集體經濟累計減輕農民負擔113萬元。

9.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村級經濟發展。村委會自治組織的選舉，真正體現農民自己的意志，選出了群眾滿意的當家人。干部和群眾相互信任，齊心協力，干群積極性大提高。村委會班子積極為發展村級經濟出謀劃策，村民興辦集體經濟積極性高漲，有力地促進了村級經濟的發展壯大。廣德縣1988年全縣村級集體經濟產值僅為3642

萬元，1990年起該縣開始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到1997年底，全縣村級集體經濟產值已達22.8億元，10年翻了6番。

二、實行村民自治要進一步統一認識，解除疑慮

我們要從時代要求、歷史使命和國際背景等方面去認識實行村民自治的必然性。

（一）民主選舉村委會主任是時代的要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在經濟上逐步擺脫貧困。農村經濟改革使農民有了土地使用權、產品進入市場的交換權，即有了經濟上的民主權。但政治上還缺少必要的民主，農村在政治上缺少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村民主選舉、民主議事、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制度。村干部多數由上級點名任命，有些干部由于自身素質不高，在工作中缺乏民主作風，村務、財務不公開，處理問題不公正，造成農村干群關系緊張，上訪不斷，農村社會不穩定。由于政治上缺少民主權，農民經濟上的權利也得不到切實的保障，因此農民迫切需要政治上的民主，在村級管理上享有充分自主權。

關于實行村民自治早在198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就有明確的規定：“城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設立的居民委員會或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這使村民委員會的設立有了憲法依據。村是鄉鎮基層政權下的基本組成單位，是廣大農民實行直接民主的基礎層次。村民民主選舉村委會是廣大農民行使民主管理村務權的起點。1987年11月14日，《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頒布實施，村委會組織運作從此有章可循，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提出，擴大基層民主，保證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力，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會主義民主最廣泛的實踐。全國人大九屆一次會議也強調，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努力為人民群眾依法參與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創造條件。最近，李鵬委員長在吉林進行立法調研時再次強調指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是保證億萬農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利的一部重要法律。要通過對這部法律的進一步修改和貫徹落實，保證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權利，選出大家信賴的干部，切實加強民主管理和監督，使村民滿意。

（二）民主選舉符合歷史的要求和我們前進的目標

基層直接民主表現在選民通過行使選舉權表達自己的意志，進而參與管理活動上。民主選舉是現代民主的重要標志，是社會政治進步的反映。

關于民主選舉，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在經典論著中有過許多精辟的論述，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談到巴黎公社建立新的制度時論述到：“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幺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壓迫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普選權已被應用于它的真正的目的：由各公社選舉它們的行政的和創制法律的公職人員。”馬克思在此明確指出了普選制的目的，就是“就當為公社里的人民服務”。列寧認為：“一切職務經過選舉。沒有公開性而來談民主是很可笑的，并且這種公開性還要不只限于對本組織的成員公開。”（列寧：《怎幺辦？》）在以后的論著中，列寧又多次談到民主問題，他在《立憲民主黨和土地問題》中進一步闡述到：“民主是大多數人的統治。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才可以說是民主的選舉。只有根據普選法，由全體居民選出的委員會才是民主的委員會。”而斯大林則形象地把民主選舉比喻為“人民手中的鞭子”，他說：“我們新的選舉制度，將對一切機關和團體起督促作用，促使它們改善自己的工作。蘇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不記名的選舉制度，將成為人民手中的鞭子，用來鞭策工作做的不好的政權機關。”（斯大林：《和美國“斯克里浦斯—霍華德報系”報業聯合公司總經理羅易·霍華德先生的談話》）

毛澤東同志早在延安時期就強調了民主監督的極端重要性。他在回答黃炎培先生如何“跳出周期率”的疑問時，明確地指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

從革命導師的這些深刻而生動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真正的民主選舉或者說最大多數公民的、普遍的、直接的、公開的民主從來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所要追求的目標之一。

（三）國際背景

在當今以和平和發展為主題的國際大環境中，我們不僅要在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上與世界先進水平接軌，而且要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以利于我們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這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至關重要的。鄧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

變。”現在一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無不實行公開的選舉，有些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比較成熟的、完備的公開選舉制度。這些制度都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的，它的那些規律性的、共性的東西反映了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發展的共同規律，是人類社會共有的文明成果。鑒于我國國情，我們不能完全照搬資本主義國家的那一套，必須從我國實際出發，我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80%，農村穩大頭穩。我國民主選舉首先從農村開始試行，既體現了多數人的公開參與，又穩定了國家的基礎。民主選舉村民委員會正是將現代民主原則精神與我國實際相結合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基層民主形式。

實行民主選舉村民委員會的做法，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是歷史發展的要求，它符合我們黨的一貫要求和主張，是還權于民。實踐證明，廣大基層直接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權利，有利于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激發他們當家作主的熱情，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實行村民自治民主選舉必須解除幾種思想疑慮。

1.民主選舉后原村干部落選了怎幺辦？

有的村干部干了幾十年，做了大量的工作，正如有人說的，他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這些人落選怎幺辦？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有的村委會干部努力學習，不斷調整提高自己，適應了市場經濟新形勢的需要，村民們愿意選他們繼續擔任村干部；有的因年齡偏大或文化偏低，擔任村領導以來長期思路不清，不能帶領群眾奔小康，群眾有意見。后者在選舉時落選是正常的；還有少數村干部不是時刻想著為人民辦事，而是以權謀私，這些人在民主選舉中必然落選，對廣大村民來說這是好事。現在選干部，正如小平同志說的，要看群眾贊成不贊成，擁護不擁護，群眾不滿意的人在臺上只能妨礙改革和經濟發展，因此大可不必為此顧慮。

2.新選的村委會主任不是黨員怎幺辦？

非黨員擔任村委會主任，我們的工作會不會失控？回答當然是否定的。村民委員會的民主選舉首先是在當地鄉鎮黨委政府指導下依法進行的，選出的干部是黨員的，合法；選出的干部不是黨員的，也合法。我們既不會失去黨的領導，也不會失控。其次，村委會的民主選

舉是有領導、有計劃進行的，不是盲目的。當選者是約法三章有承諾的：一是對選民的承諾，二是對國家的承諾（如要依法完成國家上繳任務和集體的提留等），三是受法律的約束。同時，有村黨支部的監督保證作用，還有廣大群眾的監督，因此，選出部分非黨村委會領導不會出什幺亂子。

3.群眾搞宗族，鬧派性怎幺辦？

據全國人大法工委提供的數據，截止到1997年底，全國共有90.2萬個村民委員會，378萬名村委會干部。實踐證明，這些村民委員會和村干部絕大多數是群眾所信賴的，鬧派性的只是極少數。即使在派性、宗族勢力嚴重的地方，村民也會選有思路、有能力、不謀私利的人為村委會干部。群眾會通過實踐懂得鬧派性、搞宗族是會侵害自身利益、阻礙經濟發展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民主選舉的實踐中，廣大群眾是有覺悟，顧大局的。

4.選舉會不會影響生產？

各地的實踐已對此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農村進行民主選舉時，可根據耕作的規律，利用農閑、早晚、陰雨等空余時間。只要思想跟得上，宣傳發動工作做得充分細致，方法得當，選出新的村委會班子，不需要很多時間，不會因為選舉而耽誤農時，影響生產。

5.有的農民擔心搞形式主義，不關心選舉，不愿參加選舉怎幺辦？

許多開展了村民委員會選舉的地方反映，農民對選舉自己的領導人十分關心，因為這是選他們自己的當家人。如QQ縣邵集鄉今年3月初8個村開展民主選舉村委會主任工作，村民代表到會率達99%。有的外出人員還專門趕回來參加投票，有的年老體弱行動不便就委托親屬代為投票，有些殘疾人在別人攙扶下到會場選舉。實踐證明，廣大村民都非常關心支持村委會的民主選舉工作，只要我們不定框框調調，切實相信和依靠群眾，群眾就能行使好自己的權力。

三、實行村民自治要抓住重點

1.認真貫徹執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其核心是自治，關鍵是選舉。村民自治是在廣大農村實行基層直接民主的一項重要制度，是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方面。根據法律的規定，村民自治的含義是村民群眾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開展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村民自治是實行農村直接民主的核心，民主選舉是實行村民自治的關鍵。現代民主參與權體現于個體意志的自由表達上，主要是言論的自由和民主選舉權的行使。就村民自治來說，廣大村民通過選舉才能表達自己的意志，選出自己滿意的村干部管理村里的事務。因此，以村民自治為核心，廣大村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關鍵在于選舉權的行使。直接選舉是基層直接民主的表現形式，是村民參與村級管理的主要途徑。根據村委會組織法，作為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村民委員會，只有經過村民直接選舉才能合法產生，所以，村民自治是與直接選舉緊密相關的，直接選舉產生自治組織，自治組織代表民意行使村民自治權。

2.要抓好各項制度建設。村民自治是由一系列體現民主原則的法律和制度加以規范的，這包括國家的法律，也包括各種具體的民主程序、規章等。憲法和村委會組織法從宏觀上和原則上在全國范圍內確定了村民委員會自治的制度。我國地域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在執行村委會組織法時，必須因地制宜，結合各地實際情況，依法制定村民民主管理的各項制度，這些制度應該成為村民自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村民自治的各項制度主要是村民會議制度、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各類議事小組議事制度、選舉制度、政務財務公開制度、民主監督制度，等等。這些制度的制定一定要比較符合實際，具有可操作性，同時要符合法律要求。

3.要堅持兩公開一監督。任何失去監督的權力都會導致腐敗。而辦事公開是接受群眾監督的有效措施，也是對群眾的信任。村委會只有定期向村民公開村級財務、政務辦理情況，并做到公正合理，村民才會放心高興。

四、加強領導，順利推進民主選舉村委會的工程

在擁有9億農民的中國農村實行村民自治，民主選舉村委會，這是一項空前的民主法制大實踐。面對中國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影響，這種廣泛的基層直接民主形式的實行無疑是一項艱巨而龐大的系統工程，我們必須加強領導，不斷探索，開拓前進。

1.對民主選舉村民委員會必須加強指導、支持、幫助，使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要制定出翔實的計劃，必要時派出工作隊員幫助搞好選舉，明確方法、條件、步驟，做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

2.要認真宣傳推廣典型經驗。民主選舉村委會和實行村民自治試點工作在各地開展已有多年，有了不少成功經驗和典型。那些真正實行村民選舉的地方，其基層干部就能盡職盡責，經濟發展就較快，出現黨群關系融洽，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的新氣象，如岳西縣蓮云鄉騰云村早在10年前就進行了民主選舉村委會的“競選組閣制”試點，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民選村委會上任伊始，就建立了一個專門監督村委會的機構，后又成立了財務清理小組，接著又帶領群眾大搞雜交稻制種，這些措施受到群眾普遍歡迎，因此，民選的村委會上任后第一個秋天就向全村交了一份不負眾望的答卷：雜交稻制種共創經濟效益30.3萬元，比前3年平均產量翻一番，經濟收入增加16.5萬元，是常年的兩倍。

類似這種成功的試點各地還很多，要把這些成功的經驗加以總結提高，用以指導民主選舉村委會工作。

3.一定要相信群眾。人民群眾完全有能力行使好自己的權力。各地生動的民主選舉村委會的實踐表明，人民群眾對參與管理自身事務有強烈的愿望，群眾中蘊藏著無限的能量和智能，一旦有了自主權，他們必將十分珍惜并認真行使這個權力。

4.關鍵要做好基層干部的思想工作。當前一些地方村民自治進展緩慢，主要是一些干部有模糊認識，不積極，怕丟權，怕搞亂。只要解決了這些認識問題，工作細致了，領導下決心，我國廣大農村一定能早日實現江澤民總書記在黨的十五大上提出的目標：“城鄉基層政權機關和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都要健全民主選舉制度，實行政務和財務公開，讓群眾參與討論和決定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對干部實行民主監督。”

我們認為，民主選舉村民委員會是我國擴大基層民主的重要途徑，是廣大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管理權力的起點，它孕育著光明和希望。只有公開的、民主的選舉，才能徹底鏟除封建主義、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這是保證我國基層長治久安的根本措施。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農村的最大變化，就是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可以說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啟了我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鄉土村社會向城鎮社會的轉型。以此為契機和標志，我們可把它看成是中國鄉土社會的重要轉型與制度變遷[1]。本文提出思考的問題是：在鄉土農村的轉型與變遷中，村民自治制度是如何確立的？設置村民自治制度有什么意義？它在運作中發生了什么變異與偏離？我們該如何把這一制度推行和落實下去？

一、村民自治制度的設置、運作與偏離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了原有人民公社制度，這種轉制與取代，不僅為農業的高速增長提供了有力的激勵，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經濟收入，促進了農業生產，而且，改變了人民公社時期形成的農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這種改變為農村的民主與政治發展提供了有效的契機。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國家很自然地要從經濟改革的成功中推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即調動農民自身的積極性對于辦任何事情都十分重要，國家保持在政治上的“無為”有助于農村問題的解決，此種傾向和認識與國家推行民主化建設的趨勢相結合，這就為村民自治的產生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另外，聯產承包責任制取得成功后，與此不相協調的突出現象卻是，農村社會治安狀況和公共建設事業大幅度滑坡，以“政社合一”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逐步空殼化，如何在政治上重組農民成為非常棘手和緊迫的問題。為了解決地方基層組織日益嚴重的癱瘓狀態，從1982年起，國家開始著手重構農村基層的治理模式，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作用，實行政社分開、村民自治，并且在新憲法中正式認可村民委員會作為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合法地位。特別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和修改后，村民自治終于得以用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中國農村的村民自治開始進入了制度設置的運作階段。

所謂村民自治是指在農村社區的居民自己組織起來，實行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為核心內容的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一種政治參與形式，它是實行直接民主的一種基本形式。[2]1988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說：“有了村民委員會，農民群眾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實行直接民主，要辦什么，不辦什么，先辦什么，后辦什么，都由群眾自己依法決定，這是最廣泛的民主實踐。農民群眾把一個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漸就會管一個鄉的事情，把一個鄉的事情管好了，逐漸就會管一個縣的事情，逐步鍛煉，提高議政能力，逐步向上延伸，逐步擴大民主范圍。”有人因此把對民主政治的期待與向往寄托在村民自治之上，把村民自治的核心價值，歸結為“為中國的民主化提供了示范性作用”，并對中國民主政治的前景持樂觀態度。

從理論上說，實行村民自治意義確實非常重要，其重要性表現在：它可以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識和主人翁責任感，能夠形成人民管理國家所必要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心理環境，加快基層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民主化進程，同時它還可以為廣大農民提供一個參與管理農村社區事務，切身體驗和感受民主的機會，促使農民的民主意識和政治能力得到不斷培養和鍛煉，通過從下至上的民主量的積累，為最終參與管理國家大事奠定基礎。因而，村民自治順應了中國農民的意愿，滿足了村民的要求，增強了村民的民主意識和自治能力，最大限度地激發了廣大農民投身改革和建設的積極性，符合中國加強民主法治的努力和趨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有人把村民自治看成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成敗的試金石，[3]其作用和意義很大。

然而，從現有的調查情況看，村民自治的重要性也許更多地還是停留在理論重要的層面上，而沒有完全在具體的運作中產生令人滿意的預期效果[4]，或者說村民自治在有些地方還帶有一定的虛擬色彩，在具體的運作實際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在實踐中，村民自治暴露的問題是：

第一、制度虛設。

在有些農村，農民的自治組織流于形式，名存實亡，農民不能真正選舉自己信賴的人，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按上級命令強行指派村委干部，或利用地方權勢霸政的不正常現象。

第二、功能退化。

雖然憲法和法律都明確規定了村委會的具體任務或功能，但在相當多的農村，這些功能并未得到真正的展開與落實。這主要的原因是：

（1）村委會成員來源的本地化和身份的民間化，難以擺脫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的影響而做到獨立公正，比如在現實生活中，村委會在維護村民利益的要求時往往與鄉鎮黨委在維護國家行政權威的要求時發生沖突，甚至還可能尖銳對立。[5，這樣，村委會很難同時完成兩個相互矛盾的行為要求，特別是村委會的成員絕大多數并不是國家干部而是本村本土的村民，鄉里鄉親的村民利益往往成為他們自覺遏止或抵制鄉鎮行政強大力量的因素，由此造成村委會應該完成的功能與實際可以完成的功能差距，造成村委會陷入無所適從，左右為難的困境之中。

個案說明：以計劃生育為例，為了防止一些村民違反計劃生育躲生超生現象的發生，在大多數縣都有這樣的規定，要求育齡婦女，必須到鎮里去參加孕檢和絕扎，若發現有漏檢、絕扎者，除了給予漏檢者本人罰款以外，還要加罰所在的村干部。一些年齡偏大的中年婦女因思想觀念保守，不好意思去參加孕檢，部分外出打工的青年婦女則因工作忙，也沒有多余的時間趕回村里參加孕檢，在此過程中，村干部登門宣傳解釋上級的有關政策，請家屬予以配合督促，這種努力往往得不到村民的理解，他遭來的往往是各種抱怨聲、叫罵聲，村干部身陷其中，左右為難，苦不堪言。

（2）維系集體行動和集體利益的集體經濟力量在減少，這些都動搖著村委會的權威基礎和物質基礎，導致其對本社區的調控能力弱化；

（3）擁有的權力不對稱。改革開放以來，高度集中的權力逐漸出現分散和分化，國家權力在鄉鎮的斷開，使基層權力調控體系不再象以前那樣有力和有效，在實施調控時要受到其它權力的制約。具體來說，鄉鎮一級較村一級來說擁有更多的政治資源、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4]這些權力資源，對村一級來說，顯然是非常薄弱和不對稱的，按照村委會的說法，村一級與上一級相比，基本上處于無權無位，辦事多，權力小，得罪人，說話不算數的位置上。據有關調查表明，村委會在開展工作、行使其職能時，更多地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協調與鄉政府的關系上，他們認為，如果不聽命和服從鄉政府，很多工作比如要款、減費、提官就無法真正展開，成效不大。目前不少村委會的全部精力和作用實際主要做兩件事，一是完成上級安排的工作，主要是稅收和計劃生育；二是調解當地發生的民事糾紛。

第三、方法陳舊。

改革前，農村基層組織通過意識形態的力量，運用高強度的政治和行政手段對社會實行管理，這種手段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比較有效的。改革后，基層調控雖然也輔之于經濟、法律等手段，但方法非常陳舊和不管用，主要還是沿用政治和行政手段，在農村主要表現在計劃生育、村鎮規劃、糧食征購等尖銳問題的處理上，基層干部動輒“開車子、撮谷子、牽豬子、拆房子”，隨意抓人、打人、罰款現象司空見慣，引發干群關系緊張。

二、村民自治在實踐運作中存在的主要癥結村民自治在實踐運作中被念歪了經，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管理體制變革帶來的影響。在1978年以前，生產隊全面控制著農村社區幾乎所有的資源，權力相對管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后，經濟主體從生產隊轉向家庭，家庭取代了原生產隊的生產組織

功能，而原生產隊又為村委會所代替，村委會不可能像生產隊那樣組織生產，控制農民的行為，這種轉變無形中削弱了基層組織的資源累積和供給。在有些地方，如果村委會不增加對資源的實際控制量，不加強自身的調控能量和權威，不注意克服從政治強制手段轉向以經濟實力為后盾的管理，農民沒有真正感受到村民自治帶來的實惠和好處，都有可能使村民對自治的希望落空。

第二，自治制度配套規范的欠缺。村民自治作為一個基本的制度安排，在制度的設置和可操作性上顯得過于粗略和原則化，在行為模式與制裁手段的規范上顯得空泛。如現行法律制度對村民的地位、權利、義務，村民會議的召開、權限，村民對村務管理的參與途徑和方式等等，缺乏明確具體的規定，在村民自治的實際運作過程中，鄉鎮管理與村民自治之間，村黨支部與村主任之間的關系和權限不明，往往造成鄉鎮一級或村黨支部事實上取代村民自治組織行使村級事務的決策權、管理權，由于缺乏可操作的具體法律條款，導致村級組織制度空隙過大，以至于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都可以利用這個制度空隙，來達到自己的目的。[6]

其次，制度要得到村民發自內心的遵從，其合理性是根本前提。然而，一些地方的自治制度，規范的合理性程度還較低，如有的農村對村民候選人都作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要5人或10人、20人以上聯名方能提出，有些地方甚至規定候選人要用鄉鎮黨委、鄉政府與村民協商的方式提出，有的地方選舉直接由鄉政府暗中操作，走過場。從有些村制訂的村規民約或村民自治章程來看，要么空泛口號化，要么與國家法律相沖突，直接降低了權威性和可操作性，很難真正發揮應有作用。再次，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機制，其結果是制度虛設而不能正常運行。

第三，經濟落后的阻礙。村民自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直接實踐形式，民主的實現離不開物質條件的有力保障，即民主的發展永遠不可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及所有制的、社會的、文化的發展。沒有經濟的發展，老百姓飯都吃不飽，又有誰關心和稀罕所謂的民主呢？這是最為簡單和樸素的道理。在我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普遍面臨著嚴峻的生存權挑戰，農民在實用理性的支配下關注的往往是溫飽問題，而不是看不見摸不到的民主，在他們看來“吃飽飯”遠比要求民主緊要得多，所以一些人對村民自治相當冷漠，持無所謂態度，其參與的積極性不高，在他們看來，誰當官，選舉誰都是一回事。另外，一些村委會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年代，無太大的作為，只索取不付出，對社區資源的支配力日漸減弱，自身的經濟增值功能日漸弱化，其活動經費只能從村提留中獲得。如果經濟不發達，村委會的提留又很低，而且提留的大部分要用于支付村干部的報酬，最終用于自治活動的經費就少得可憐，自治的意義就無法顯露。可見，在經費缺乏和經濟落后的情況下，很難培養起與村民自治相適應的民主法制觀念。

第四，觀念意識上的阻礙。中國有極為漫長的君主專制集權的歷史，而無民主法制的傳統與經驗，農民習慣于被動接受“自上而下”的管理，習慣于對“清官式”的政治渴求，并把自己的命運寄托于清官統治上，時至今日，農民對民主體驗的缺乏以及傳統文化影響下民主觀念的缺憾始終是村民自治的無形障礙。觀念作為相對穩定的心理結構和內心信念，指導并決定著人們的行為選擇，在村民自治的實踐過程中，民主觀念的缺失使自治的主體──村民往往對自治感到冷漠，無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或者想當然地任意地理解民主與自治。另外，作為自治的指導者，基層政府的一些官員也存留著那種“官管民”，官貴民賤的思想，習慣于用行政指令的方式干預自治范圍內的事務，把村委會當“跑腿”，這些都在無形中也弱化了村民自治的性質。

第五，家族傳統文化及家族勢力的負面影響。在1978年以前，國家對家族傳統文化進行強制性政治改造，宗族活動被嚴厲禁止，其活動場所祠堂、寺廟被燒毀或沒收，家族進行有組織活動的物質基礎被摧毀，家族文化被壓制。而進入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家族傳統文化得以復蘇，在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一股與村委會相抗衡的勢力，在社區權力分配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族組織和宗族勢力的復興造成國家正式權威的弱壓和村民自治的艱難。因此，在村干部選舉過程中，人數眾多的家族勢力往往決定著選舉的結果，這樣選舉產生的村干部絕大多數成為家族利益的代言人，在村委會行使自治職能的過程中，自然傾向于維護本家族的利益，從而喪失了村民自治應有的公正性，有可能將村民自治變異為“族民自治”。

第六，村干部在農村社區中的特殊身份對村民自治的不利影響。首先，村委會干部是國家政權在農村的代理者，他在執行國家的征收計劃任務時，往往會與農民利益發生沖突，照顧到農民利益，國家利益就得不到保障，而照顧到國家利益，在換屆選舉中又往往由于農民的非理性選人標準而落選。在家庭勢力強大的地區、村干部往往成為家庭利益、社區公共利益的雙重代表，這種角色的雙重性使得村干部在利益整合過程中往往處于兩難境地，無法準確定位角色；其次，村干部并非國家正式工作人員，待遇較低，迫使他們不得不把主要的時間與精力放在生產上，因此參與自治的熱情在客觀上受到一定限制，再次，農村的社會結構是建構在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的基礎上，村干部生活在一個熟人社區中，它與村民有較多的面對面的多重互助關系，村干部往往不愿得罪村民而使其它關系受損或斷裂，這就容易造成村干部的不作為，同時村干部處于親屬網絡中，受情理觀念的影響，在自治過程中也容易產生不公平的傾向與行為。

第七，在村民自治過程中，濃厚的行政化傾向弱化了村民自治的自身發展。嚴格說來，村民自治是村民直接管理自己，自主處理各項社區事務的一種社會管理方式，然而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在實踐中往往被“念歪了經”，不得不跟著上級跑、鄉里轉，體現出強烈的行政化色彩，使得他們無瑕顧及自治方面的建設工作，在工作中主要考慮的是先向政府負責而不是向群眾負責，實際上自治組織成為一種政權性組織或者是鄉的附屬行政機構，政府對村委會的指導關系演變成實實在在的領導關系，這些都弱化了村民自治的性質，與國家推行村民自治的本意不符。在調查中，有些群眾就認為“村委會和原來的生產大隊沒什么區別，只不過是換了塊牌子而已”，“村委會就是政府”，這類看法就是村民自治行政化傾向的反映。

三、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實與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在實踐中發生的偏離必將給社會帶來嚴重危害，如何消解這種偏離，把村民自治制度落實和貫徹下去，是值得認真研究的。

從理論上講，任何制度都有可能存在著不成熟、不完善的缺陷，如制度過于抽象或原則，不宜操作，制度過于理想化，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實施或者不具備實施的條件等等都有可能導致制度流于形式，無法落實。其次，任何制度的安排與落實本身就需要一個磨擦與磨合過程，需要人們有一個時間和過程對它慢慢習慣與適應，如果人們感覺該制度是無用的、無效的，不能給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和好處，那么該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變異、扭曲，必然會阻礙該制度的正常推行。

有了好的制度關鍵在于落實，這是人人都會說的“正確的廢話”，那么村民自治制度到底該如何糾偏，如何落實？如何才能消解村民自治制度在實踐中發生的偏離？

按照諾斯的理論，各種制度都會有報酬遞增的性質，制度的報酬遞增將影響和規范著制度變遷的路徑，而制度變遷的路徑反過來又會形成一些在該制度下受益的群體或階層，這些受益群體或階層的形成有可能成為該制度的強大支持群體，從而使該制度不斷獲得強化，進而形成一個互相支持的制度結構或矩陣。同時，這些受益群體通過致力于學習各種有關該制度的知識，不斷地降低該制度運行的成本，提高該制度的運行效率，確保了制度的日益完善。在這一過程中，制度的規模報酬的總量和受益群體規模的大小是極其關鍵的，一個規模報酬總量大、受益群體規模也大的制度選擇，其所能獲得的支持將是十分巨大的。也就是說，它能不斷地獲得自我強化的機會與資源支持。遵循這一理論，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實必須保證村民自治制度的報酬遞增機制能夠形成，必須保證村民自治能實實在在給農民帶來利益和好處，達到預期的效果。而要做到這些，關鍵要取決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嚴格執行，取決于農民或村民能否掌握和習慣運用這種制度，取決于

村民對這一制度的民主實踐能力。[7]

（一）、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從理論上講，村民自治制度應是一個較好的制度安排，然而，這一制度要真正發揮其功效，實現更多的受益群體和產生規模報酬效應，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制度落實與完善，具體而言，要在如下四個方面進行完善。

1、民主選舉。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民主選舉往往非常到位、真實。如有的村認真組織，設立投票站，所有村委會委員都要經過選舉，參選人員要報名演講、進行答辯；在一些村，村民借助法律規定的民主選舉制度將上級內定的候選人淘汰出局，選出自己真正信任、滿意的干部。然而，在多數農村，民主選舉的情況并不樂觀。比如，有的村當選的非內定候選人會被鄉政府審查掉，而落選的內定候選人會被直接增補為村委會干部，有的村預選被取消，甚至就不搞民主選舉；有的村，基層政府對民主選舉干預過大，村民選舉意愿難以實現，有的村民主選舉搞形式、走過場，更為擔憂的是農民對選舉的漠視與不在意，在他們看來“選不選都一個樣，反正個個都是貪的”。值得分析的是，在選舉過程中，農民往往是一個游散的個體，他們不知道誰是自己的利益代表，他們擔憂他們想選的人不一定能選上，因而他們的投票意向是模糊的、隨意的，是一種被動式參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四處游說積極拉票賄選，大多數村民都會不當一回事地給他一個“順水人情”，把選票投給拉票者，這與其說這是黑金政治，毋寧說是“無政治的政治”，與其說是農民民主意識差的反映，毋寧說是農民厭惡虛假民主的結果。要解決民主選舉存在的諸多問題，關鍵是要對選舉制度進行規范與完善，比如要規范村民選舉委員會的產生方式、人數；要對選舉前、選舉時、選舉后的各項有關選舉工作進行組織和監督；要避免鄉鎮政府或上一級部門對選舉所進行的監督演變成組織領導甚至一手操辦；要保障整個選舉過程的公開性和透明度等等。

2、民主決策。村民參與決策的渠道主要通過參加村民民主會議來體現。但在實踐中，有的村，村民會議難于召開，即便召開，一般也是走過場，人數較少；在一些宗族勢力強大的地區，村民代表會議往往被家族所占據，村民并不能真正民主表達，更談不上民主決策。決策主體的不廣泛和決策內容的不公正是亟待解決的難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在制度上進一步制定或完善符合本村實際的代表會議制度，使村民能夠真正表達自己的意愿；要將議事范圍進一步具體化、明確化，要保障村民會議所作出的決策得到落實。

3、民主管理。民主管理主要體現在村規民約、村務公開上。村規民約是以法律和政策為指導，結合本村實際情況而制定的行為規范和自治規章，由村民會議討論制定，報鄉、民族鄉、鎮人民政府備案，由村委會監督執行。目前大多數農村都制定了村規民約或類似村規民約的章程，但其合理性程度不高，與法律法規頗多沖突[8]。這些都要在實際中不斷地加以完善與修正，其辦法可以由村委會召集具有較高法律及文化知識的村民來起草，召開村民會議或戶代表會議來討論，進行修改后提交村民會議通過，基層政府對備案的村規民約進行審查，發現有違法條文，建議并指導村委會及時進行修改，將村規民約公之于眾，進行宣傳、解釋等等。

村務公開主要是財務公開，增強財務管理的透明度，在有的農村地區，村務公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有的村推行規范化管理，實行一戶一張明白卡，一組一名監督員，一村一個公開欄，一鄉一支專業監管隊，一縣一個監控室，真正做到了“給群眾一個說法，還干部一個清白”。然而在實踐中有的村根本無會計或會計素質低，長期不建帳，帳目不健全，根本不能實行村務公開；有的村雖然有帳，但公開卻流于形式，或公開的內容籠統抽象或只公開一些皮毛或公開內容長期不換。要解決上述問題，首先，村委會要嚴格財務收支制度，做到有賬可查；其次，村委會將公開的程序、形式、時間制度化；再次，上級有關部門對制度執行情況要進行不定期的抽查、檢查落實，村民對不清楚明白之處有權查詢，對執行欠佳者進行批評、責令改正或建議村委會召開村民會議將其罷免。

4、民主監督。作為村民自治制度的內部保障機制，民主監督是最為脆弱的部分。在實踐中，黨支部總是通過與村委會交叉任職來實現對農村的領導，二者往往是兩套牌子一套人馬，因此，靠村黨支部對村委會進行監督形同虛設，有的村，村民會議難于召開，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沒有被廣泛建立，因此靠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來監督，制約村委會的權力往往落空；有的村由于懼怕村干部的打擊報復，農民“告狀”或上訪的風險成本增高，所以民主監督的渠道不暢通，監督軟化，致使村委會權力難以受到制約。從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一個社會集團的力量大小并不取決于它的人數多少而取決于它的組織程度，而組織程度的高低與集團成員的經濟狀況有關，因而，實現真正有效的監督制約，也許關鍵的是要從制度上賦予維護農民利益的組織

----如農會以合法地位，從而增強農民的組織程度，這才是解決監督軟化的根本。

（二）、培養和強化村民的民主意識

說實話，中國農民的民主意識確實非常落后。其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受制于封建專制傳統歷史的沉積，經濟落后和民主法制不健全、不完善等因素；其次，中國農民缺乏獨立的個體意識，依賴心理強，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依靠國家、依靠政府、依靠上級的心理，甚至寄望于封建“清官”的政治心理非常濃厚，群體意識過于濃厚，往往淹沒和掩蓋了個人作為社會主體所應具有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其結果就是法律賦予農民的民主權利在實踐上被一些傳統的組織所取代。針對這種狀況，在現實生活中，有一種怪論就認為，中國農民缺乏民主的觀念和自治的精神，他們既沒有自主參與的動力，也沒有民主參與的知識、技術和經驗，因此，實行民主自治不會有好結果，支配這種思想觀念的是所謂的“精英”理論，這種理論往往認為人是分層次的，而農民的層次最低。“那些先進的現代制度要獲得成功，取得預期效果，必須依賴運用它們的人的現代人格、現代品質。無論哪個國家，只有它的人民從心理、態度和行為上，都能與各種現代式的經濟發展同步前進，相互配合，這個國家的現代化才真正得以實現。”[9]

這種觀念在18～19世紀的西方以及二戰以后亞洲社會都曾有很大“市場”，咋聽上去，這種論調有一定道理，但認真想來，也很荒謬。誠如一位西方哲人批評的“這種觀點簡直可以與古老傳說中一愚人的觀點相匹對，這個愚人竟然說，在他學會游泳之前，他決不下水。如果人們在奴役狀態中變的聰穎和善良之前，只能坐等自由，那么他們可能就不得不永遠等將下去了”。固然，村民自治制度必須要有一定現代意識和民主素質的人來駕御，離開了現代人，民主是難以得到正常的實施。但是，民主從來不是什么奢侈品、泊來物，不是空中樓閣，更不是天生的，民主是人基于自身關懷的一種本能選擇和理性需要。對普通大眾來說，民主自治的精神能夠加以培養，民主是爭來的，只有通過有意義的公民參與才能真正發揚民主。如果要讓農民學會民主的知識和經驗，就必須讓他們參與民主管理實踐，讓他們親身體會和實踐民主的好處。

從心理認知的角度講，一項制度得以成功，實質就是個人或社會把這一制度作為一種思想習慣或生活方式，或者說一項好的制度就是習慣適應的產物，諾斯說過“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或在形式上人為設計的構造人類行為之間互動的約束”，當游戲被重復地玩下去，參與者形成了一定的經驗規則、規范和傳統，并且他們可以把這種游戲規則傳遞給下一代參與者時，制度就獲得了推行的保證和效果。顯然，村民自治制度能否推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他們有沒有民主或有多大的民主，關鍵的問題在于農民是否具有村民自治的民主意識，是否習慣和適應了這種民主制度，以及是否把這種制度作為一種游戲規則完成下去。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實踐恰恰是從被認為最不可能實行民主的地方或者說民主素質最低的地方啟動的，因而，強化農民本身已經非常落后的民主意識和民主觀念就顯得非常重要和棘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在一定意義上講，導致了小農經濟的回歸，盡管這不是簡單的歷史回復，但至少保留了小農經濟的表面形式。正如馬克思所說：“各個小農彼此間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于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自己的一個階級……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10]因而，從目前農村村民自治的運作情況看，無論農民的民主參與目標、民主參與形式，民主參與程序與程度都與預期理想的直接民主有距離，我國農民的民主意識和民主觀念都很不健全，他們的參與目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為了解決經濟利益，缺乏現代民主“政治人”所應具備的權利主體意識以及由此決定的權利實現的主動性，他們的參與形式不是通過現代意義上的組織團體，而多數是停留于歷史上的個體性參與，或是通過傳統意義上的家族等組織，這些也是我們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

那么，農民民主意識的增強，決定性的因素是什么？農民怎樣才能掌握民主的技能和民主的知識，并真正體驗民主給他們帶來的實惠和好處？

培育農民的權利意識，有很多種藥方，但相對關鍵的是要從如下三方面入手：

1、大力發展商品經濟，這是提高村民權利意識和民主觀念的基礎前提。

從目前看，雖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某種意義上帶來了小農經濟的回歸，但它更重要的是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塑造了獨立的利益主體，農民在市場經濟的引導下，學會一點一滴地計較權利，這些都將為村民自治的權利實現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2、加強民主法制建設，這是實現村民自治的外在民主環境。雖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并不是經濟發展了，其民主就自然實現。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識，在某種程度上講是改變農民“從身份到契約”，從小百姓到國家主人，從農民到公民的過程。我們一方面要完善法律，制定有關村民權利實現的立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更要培育農民的法律意識，進行必要的民主啟蒙與民主訓練，讓農民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權利，并學會認真對待權利。

3完善組織體制，這是實現村民權利的載體。組織載體對民主意識的形成很重要，為什么鄉鄰間的互助習慣不能擴張到全村，不能延伸到更廣的區域？為什么中國的農民只有家庭意識，而沒有社會意識，為什么農民只會管理家庭，而不愿管理公共事務？基本的原因在于小農經濟規模的狹小及其貧困化，在于小農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但是，也許更重要的還在于他們沒有建立自己的組織。如馬克思所說，一個不能代表自己，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階級利益的千百萬個體小農，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而且他們的代表一定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站在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由于缺乏組織的習慣，無從了解組織的方法和基本原則，無法利用組織來解決村落或村際的公共事務，這就導致了中國的民眾只能指望父母官“為民作主”，或指望菩薩替他們作主。

追根溯源，農民之苦，源于農民之弱，農民之弱，則源于10億農民是散沙，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大的群體，居然是世界上組織力量最弱的群體，其原因就在于農民是難以捏合起來的散沙，以至于一個小小的村官都可以騎在農民頭上拉屎撒尿，更惶論非法權力對農民的侵害了。自80年代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原子化的農民實際面對的是整個國家官僚體制，農民家庭一個個單獨地站在國家權力機構面前，農民社會化組織水平低的直接后果就是農民的自我保護能力弱，往往很難抵擋外界對自己合法權益的侵犯。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最好的辦法就是這一階層的社會成員能組織起來，以組織的形式和組織的力量同其他社會階層發生各種聯系。其組織形式越完善，組織力量越強大，其利益保護就越有效。

在我國的臺灣和其他國外，政府按照合作組織原理通過農會將農民組織起來，然后透過這種組織將政府的農業發展計劃自上而下地推進貫徹，而不必與農民單個接觸，從而節省了大量的人力與財力。另一方面，通過農民組織，收集農民的意見和建議，鄉村生活也變得日益民主。通過農民組織的這種“漏斗”作用，政府與農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建立起來。從目前情況看，應盡快在農村建立起農民自有、自治、自享的組織，這種組織既可以承擔原來屬于政府職權范圍內的涉及農村經營與合作方面的權力，也可

以作為農民的利益集團參與涉及到農民利益的決策制定過程，從而使農民的利益得到進一步的保障。

組織建設實質是一種文化建設。通過組織建設，不僅能給原先分散、孤立、貧弱的農民帶來切實的利益，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把千百萬原先習慣于單家獨戶自主生活的農民，通過組織的方式學習到集體行動所必需的原則、制度和方法，并從中鍛煉自我管理的能力，農民在組織中學會了開會、協商、選舉、執行和監督，學會表達自己的意見，傾聽他人的意見，并按多數人的意見制定全體成員所必須遵守的規章制度的習慣，學會使自己服從公共決議，并處罰違反決議的行為。誠如梁漱溟先生所說是學會“遵守紀律和商量著辦事”，而“商量著辦事”和“遵守共同制定的規章制度”，既是一切組織賴以正常運作的基本條件，更是孕育“民主”的最基本要義。因而，村民自治組織的創建，通過引入組織機構使農民在實踐中可以逐步學會民主管理自身公共事務的意識和能力，當然，這一切的到來，都需要教育和時間。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應該從各方面積極為自治組織的正常發育提供幫助，應該通過典型示范和幫助，創辦學校培養人才，來縮短鄉民的學習和習慣過程，因此自治組織從某種意義上講，它不僅僅是群眾性的自我管理，而且更是一場文化改造運動。

從目前情況看，組織建設必須從三個方面著手。其一，完善組織形式。村民自治的組織形式主要包括村民會議、村民委員會等，其二，完備組織功能。主要是加強村民會議的功能，特別是要加強選舉和監督自治組織主要領導人的功能，對于村民委員會而言，關鍵是要從基層政府的扶持下走向獨立。只有這樣，村民委員會的領導人才能真正對村民會議負責，對村民負責，村民權利的實現才能有可靠的保證。其三，加強組織工作。自治組織工作連續化是權利實現的必要條件，也是培養村民主動性的重要體制性力量，為此必須有目的、有計劃地開展自治組織工作，不斷培養村民的權利意識。

[1]這種轉型與變遷表現在：首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對土地使用制度的一次改革和創新，在土地的使用、經營方式上實行了農民與土地的直接結合，農民能夠自由地使用、支配土地，農民真正感覺到自己成為了土地的主人；其次，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村勞動力得以解放，它賦予了廣大農民對其勞動行使自主的支配權，農民有機會進行產業間、區域間的流動，有助于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其三，農民不像過去那樣完全聽命于人民公社的管理、命令，他們可以開拓更多的生存空間，為農村社會流動、分化提供了前提條件，農民們在身份、地位、角色等

方面趨于多樣化；第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否定了人民公社作為農村社會組織的合法基礎，國家開始轉變其對農村的管理職能，即從全面行政管理轉變為依法管理和服務，從直接控制轉向間接控制，從政治控制轉向法律控制；第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我國社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效應，推動了中國社會從農村到城市的全方位改革。

[2]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相比，具有直接性、簡捷性，覆蓋面廣，主體相對廣泛，能夠更加真實地體現主體意志，決策更為科學，如根據《村委會組織法》的規定，除少數依法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之外，“年滿十八周歲的村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村委會人選的提名和確定，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本村十八歲以上的村民組成的村委會有權依照法定程序罷免和撤換那些不稱職、嚴重違法亂紀的成員，涉及全體村民共同利益的大事，都由村民認真討論、決定，全體村民通過村民會議直接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可見村民自治充分體現了主體的廣泛性和群眾性。

[3]參見洋龍《論村民自治》載《社會主義研究》96年第4期，相關的認識還有，美國的卡特中心項目主任羅伯特·帕斯特說：“我在世界上許多國家觀摩過選舉，但從來沒有看到過哪個國家的政府官員如此認真地做這項工作。，形容村委會選舉是國家邁向更民主的政府的重要一步。美國總統克林頓1998年5月訪問西安時，也在演講中將中國農村的村民自治稱為“自由的微風“。

[4]如有學者提出：農村的自主制度是國家給予的，實質上，國家不是縮小了在農村的控馭范圍，而是改變了對村落的控馭方式，減少了對鄉村社會事務的過多和過于直接的介入。國家不想管的事可以不管，想管的時候可以隨時管起來。“還有人認為“村民自治并不象人們想象的那樣反映了村委會合法性是完全基于民主的。選舉原本是反映民意的一種有力工具，但在實際的操作中，卻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一種儀式。““可能是精英送給社會的一種＇禮物＇，而不是各種社會勢力根據自己的愿望而創造出來的一種制度。“

[5]例如，鄉鎮一級推行文明、現代化的努力如殯葬改革、計劃生育等就與村民落后的思想狀況之間存在矛盾，鄉鎮一級提取經濟資源的努力如各種提留、攤派等就與村民要求減輕負擔的要求發生沖突，鄉鎮力圖減弱傳統勢力的影響就與村民發展家族或宗族的影響產生碰撞等等，都是不同甚至相反的目標指向，[4]比如，從政治資源上講，鄉鎮一級可以決定甚至操縱村級組織負責人的人員和人選，可以“截留”中央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可以調動強有力的黨組織系統為其政治目標服務；從經濟資源上講，鄉鎮可以決定村干部在經濟上的補助，可以統籌村干部的退休金及人身保險金，可以通過財稅系統征集經濟資源，以及通過集資罰款的辦法決定村民經濟收入的分配；從組織上講，鄉鎮還可以動用公安、司法、行政各方面的力量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服務。

[6]如按《村組法》規定，村委會得“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但按《村組法》第九條和第十一條的規定“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民會議有權撤換和補選村民委員會的成員”。顯然這種通過選免進行制裁的手段是一種嚴厲的制裁手段，如村委會不依據村民的意愿行事，村民就可以對之嚴厲制裁，因而，從理論上說，此規范可以保證村委會唯村民意志是從，村委會協助鄉鎮開展工作的要求由于沒有沒有任何制裁手段予以保證，村委會的協助行政功能就存在著落空的危險。

[7]因為，如果這一制度的有關知識和技能很難為村民掌握，如果村民由于文化素質低，無法有效地真正運用這種制度，那么，即使有了好的村民自治，農民也無法真正利用村民自治這種民主形式來取得最大化的個人福利，從而村民參與民主制度的熱情和動機就會很弱，農村基層民主制度的報酬遞增機制就不可能產生效應

[8]如有的村規定：“違反國家法規法令的，受到國家法律、法令追究后，也要依照村規進行處罰”；有的村的《村規民約》罰款金額從0.5元－3666元不等；甚至有的村規民約的制定或由村委會直接制定，或由地方政府統一制定發放各地農村。

[9]英格爾斯《人的現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