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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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公安行政行為刑事偵查行為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法律行為。兩者既有緊密聯系，又有顯著區別。公安行政行為，是指公安機關在公安行政管理活動中，依照公安行政管理法規所賦予的職權所實施的一切能產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為，也就是公安行政法律行為。刑事偵查行為，是指具有法定刑事偵查權的國家偵查行為，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為查明犯罪事實，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依照《刑事》和《刑事訴訟法》等刑事法規的規定所實施的一切偵緝調查行為，也就是刑事法律行為。這兩種行為本應是涇渭分明，清楚明白的，但是，近幾年來，在公安行政訴訟中，公安機關和人民法院之間就某一被訴行為是公安行政行為還是刑事偵查行為的爭論時有發生。其中突出的是公安機關認為人民法院將公安機關的刑事偵查行為作為公安具體行政行為立為行政案件進行審理，人民法院也有其立案審查的根據和理由。因此，對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進行理論上的探討，已是公安執法和法院行政司法實踐的迫切需要。筆者就這一命題抒一己之見，拋磚而引玉。

一、區別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公安機關在同一案件或同一事件中，同時使用公安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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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和刑事偵查兩種手段，使某一公安執法行為是公安行政行為還是刑事偵查行為，產生了分辯的難度，使區分成為必要。

眾所周知，公安機關是國家武裝性質的公安行政力量，擔負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共財產，預防、制止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的重任，具有公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偵查的雙重職能。在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的過程中，公安機關貫徹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采用公安行政管理與刑事打擊雙管齊下的方法，收到了良好效果。在同一案件和同一事件中，公安機關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和執法需要，充分運用法律武器，同時實施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對違法犯罪人員采取分性質、分責任、分層次依法處理，或者在案情變化后根據后來的情況變更處理，既堅持嚴格執法，又做到實事求是。上述情況主要出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同一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案件上有多名共同犯案人的，如集體哄搶財物、聚眾賭博、聚眾斗毆、聚眾尋釁滋事、聚眾擾亂工作秩序等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案件，對其中多數人員給予治安處罰和勞動教養等行政處理，對為首者和積極參與者如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采取刑事偵查措施。

2、對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在獲取充分證據，查明犯罪事實的基礎上，根據各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責任大小、情節為依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繼續完成刑事偵查工作，對犯罪情節輕微和不構成犯罪、依法勞動教養或給予公安行政處罰。

3、在群體性事件的處置中，為防止事態擴大和繼續危害社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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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公安機關偵查的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民檢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免予刑事處罰決定，其行為應當給予勞動教養的，公安機關可以決定勞動教養。

5、對吸毒成癮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禁毒的決定》和國務院《強制戒毒辦法》的規定，先采取行政性的強制戒毒措施，待其毒隱戒除后，再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6、對某一犯罪嫌疑人，尚不具備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條件，從偵查工作的全局需要出發，確又必須對其人身進行控制，而該犯罪嫌疑人又犯有應當行政拘留或勞動教養的其他違法行為，公安機關采取讓其“先進籠子”的策略，先決定對其行政拘留或勞動教養，以保證刑事偵查工作的順利進行。

7、某一違法行為或犯罪行為，開始由于事實尚未查明，公安機關根據開始對案件事實的不確定了解，立為公安行政案件或刑事案件，并采取了相應的行政或刑事處理手段，隨著調查工作的深入，案件的事實趨于明朗，發現原來的行政處理或刑事處理是錯誤的，因而變原來的行政處理為刑事處理，或者變原來的刑事處理為行政處理。

除了上述幾種情形外，也有的公安機關執法不嚴，違法地將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混用，損害了執法的嚴肅性。主要表現在：

1、在某些刑事案件中，有的公安機關為解決刑事拘留期限短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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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時間不夠用的矛盾，“使用”行政拘留時間，以同一事實先將犯罪人行政拘留十五天，待行政拘留期滿后撤銷行政拘留，再決定刑事拘留。

2、對同案犯在逃，證據不足，短期內無法抓獲同案犯，補充所需證據，查明犯罪事實，羈押期限屆滿的犯罪嫌疑人，借用勞動教養對人身限制的條件，先批送勞動教養，待抓獲同案犯，補充所需證據，查明犯罪事實后，撤銷對其勞動教養，再追究其刑事責任。

3、對“賭、毒、黃”案件，其標準已構成刑事案件，應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但有的公安機關受利益驅動和案外因素的影響，降格處理，給予公安行政處理。

4、混用法律文書在扣押物品、訊（詢）問違法犯罪人員和證人、傳喚違反治安管理人和犯罪嫌疑人等行政、刑事執法行為中時有發生。

（二）為解決公安行政訴訟中公安機關與人民法院之間被訴訟行為是公安行政行為還是刑事偵查行為的爭議，需要有一個合法的、科學的、便于掌握的區別的準則。

對于那些純粹的、不在同一案件或同一事件中同時使用的、與案件性質完全一致的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公安機關和人民法院之間是沒有爭議的。關鍵是上列各種情形的公安執法行為被訴公，由于公安機關在執法形式上確實同時實施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執法行為，雙方往往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各執己見，難以統一。究其原因，在于客觀上確有區別難度，主觀上的認識差異，也有部門保護主義作崇。有時人民法院的判定是正確的，將被訴行為定為行政案件進行審理，但作出被訴行為的公安機關為規避行政訴訟和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牽強地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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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許多理由和根據，硬說該公安具體行政行為是刑事偵查行為，影響了行政審判活動的正常進行。有的甚至動搖了人民法院原先對該被訴行為性質正確判定的認識，致使人民法院將該案作為“難案”擱置，或者錯誤地裁定駁回原告起訴，撤銷案件，剝奪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客觀上在社會上產生“官官相護”的負面效應，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失去“民告官”的信心，對社會主義法制造成損害。有時人民法院錯誤地將公安機關的刑事偵查行為作為公安具體行政行為立案審理，在公安機關提出充足的根據和理由證明該被訴行為是刑事偵查行為的情況下，有的人民法院依然堅持己見，不予采納。其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認為《行政訴訟法》第二章第十一條關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圍規定中的第八項規定“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行為，包括了公安機關的一切執法行為，據此將把刑事偵查行為作為公安具體行政行為立案審查的法律依據。這種對法律規定作擴大理解的作法顯然是不合法的。二是有的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員提出“法院決定論”，認為被訴行為是公安具體行政行為還是刑事偵查行為，完全由法院說了算，即法院說是公安具體行政行為就是公安具體行政行為，法院說是刑事偵查行為就是刑事偵查行為。意即是說，即使人民法院將被訴行為的性質搞錯了，也應以法院的決定為準不能改變。否則，人民法院的權威就會受到影響，這種離開事實與法律，以權定性的辦法應絕對不可取的。在上述兩種認識的指導下，有的人民法院堅持將公安機關的刑事偵查行為作為公安具體行政行為立案審理，有的判決公安機關敗訴，造成的有犯罪嫌疑人被釋放，被扣押的贓款贓物被返還，有的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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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提出賠償申請，影響了公安機關對刑事案件的偵查工作，使有的犯罪分子逃脫了刑事追究，造成不良社會影響。

（三）區別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重點意義

1、有利于促進公安機關嚴格執法，規范執法行為，提高執法水平。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特別是劃清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法規的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的界限，是保證公安機關正確執法的先決條件。在劃清違反行政管理法規的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的前提下，對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法規的違法行為實施公安行政行為，對犯罪行為實施刑事偵查行為，就會防止對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法規的違法行為實施刑事偵查行為，對犯罪行為實施公安行政行為的錯誤執法行為的發生。

2、有利于公安機關通過行政訴訟活動，維護其依法行使公安行政管理職權和刑事偵查職權。有效地防止人民法院將刑事偵查行為作為公安行政行為立為行政案件進行審理的情況發生，給刑事偵查工作創造寬松有利的條件，加強同刑事犯罪行為的斗爭。

3、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審理公安行政案件提高人民法院的審判權威，增強公安機關接受司法監督的自覺性。可以使人民法院嚴格把好受案范圍關，避免出現將刑事偵查行為作為公安具體行政行為或將公安具體行政行為作為刑事偵查行為立案審理的問題。

4、有利于教育引導當事人依法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應當通過行政訴訟解決當事人與公安機關之間的行政爭議的，通過行政訴訟來解決。對公安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不服申訴的，通過刑事申訴程序解決。減少當事人因選擇行政訴訟或刑事申訴程序錯誤，加之人民法院的錯誤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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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審理而走大彎路，耗費不必要的人力和財力，損害自己的合法權益。

二、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一）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聯系

1、行為主體的同一性。這是公安機關集公安行政管理與刑事偵查雙重職能于一身的特殊性所決定的。公安機關既是行政執法機關，又是刑事執法機關，既可依法作出公安行政行為，又可依法作出刑事偵查行為。公安機關依法作出兩種不同性質的執法行為，并不因為是同一主體而混淆行為的不同性質，恰好相反會更加使公安機關嚴格依法辦事，依照法律與事實，準確作出不同的執法行為。

2、行為目的的一致性。公安機關無論實施的是公安具體行政行為，還是刑事偵查行為，都是為實現一個目的，充分發揮自己的職能作用，完成公安機關法定的基本任務，即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有財產，預防和制止違法犯罪活動。

3、行為法律原則的相同性。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作用，都要遵循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則，絕不允許違背這些基本的法律原則，如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責罰相一致的原則，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原則，教育與懲戒相結合的原則，等等。這些原則對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的作用起規范、指導作用。

4、行為特征的職務性。行為的職務性，是指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它們是公安機關及其所屬的人民警察在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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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行公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偵查職務時所作出的行為，這兩種行為均具有法定性、組織性、程式性的特點，公安機關及其所屬的人民警察的一切與職務無關的行為，均不能構成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

5、行為均以警察強制力為后盾。公安機關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工具，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織部分。警察強制力是國家為維護安全和社會治安秩序的需要，通過法律賦予公安機關的一種特殊權力，這種強制力使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都具有強制性，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一經作出，必須無條件執行，拒不執行的，公安機關即行強制執行，執行中可以依法采取強制措施，使用武器、警械。

（二）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1、兩種行為的性質不同。公安行政行為是行政執法行為，有的是基于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法規的違法行為而作出，有的是為防范各種危害治安的因素不致發生危害而作出，重在管理刑事偵查行為是刑事執法行為，基于對觸犯法律的犯罪行為而作出，重在打擊。刑事偵查行為與有些公安行政行為雖然都具有制裁性，但其程度不同，公安行政行為是一種較輕的法律制裁，追究違法者的行政責任，而刑事偵查行為則是一種最嚴厲的法律制裁，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

2、兩種行為作出的法律依據不同。公安行政行為的依據是公安行政法律規范，包括公安行政法律、公安行政法規、地方性公安法規、公安部規章、省級和省會市、國務院批準的較大市的地方人民政府規章，民族自治條例、及上級公安機關、人民政府的規范性文件。可見，公安行政行為的法律依據具有多層次性和廣泛性。刑事偵查行為的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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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刑事法律規范，主要有《刑法》、《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有關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司法解釋、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刑事案件立案標準等有關刑事偵查工作的規定。刑事偵查行為的法律依據則具有高層性和集中性的特點。

3、兩種行為的結案結果和決定機關不同。公安行政行為只在公安機關內部操作，最終由公安機關決定結案。結案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對違法行為人給予行政拘留、沒收財物、罰款、責令停產停業整頓、吊銷（扣）執照（許可證）等公安行政處罰；一種是對人身采取更嚴厲的強制措施，如對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對吸毒成癮者強制戒毒、對不夠刑事處罰的人員勞動教養等。刑事偵查只是刑事訴訟的一個環節，刑事案件一般要經過公安、檢察、法院三道工序，最后以法院的判決結案：①公安機關經過偵查，對沒有犯罪事實的，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犯罪已過追訴日限期限的，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犯罪嫌疑人死亡的，以及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幾種情形的案件，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和公安部《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六十八條的規定，由公安機關決定撤銷案件結案。②檢察機關對經過兩次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對具有《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檢察機關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

4、兩種行為所適用的程序不同。公安行政行為適用的是公安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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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執法程序，由各種公安行政執法程序所組成，如治安管理處罰程序、道路交通管理處罰程序、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消防管理處罰程序、出入境管理處罰程序、邊防管理處罰程序、勞動教養案件辦理程序、公安證照辦理程序等，適應公安機關內部行政管理職能的分工，各個程序相對應的公安行政管理實體法不同。公安行政執法程序的這種多樣化、分散化特點，是公安行政管理事項的多樣性、分散性決定的。刑事偵查行為適用的是刑事訴訟程序，是刑事訴訟法和公安部為貫徹實施刑事訴訟法制定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規定的，體現高度集中、統一的特點。公安行政執法程序的另一特點是執法行為所需的環節少，簡單、快捷，時間要求短，適應對治安問題快速、高效處理，與此相比較，刑事偵查程序則要復雜、繁慢得多，時間也相對較長，適應對犯罪案件質量的更高、更嚴的要求。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所使用的法律文書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使用的是公安行政法律文書，后者使用的是刑事法律文書，這些文書在名稱、格式、所載內容上均截然不同。

5、在同一案件、同一事件中需要同時實施兩種行為的，它們的地位，作用不同。在些種情況下，刑事偵查行為一般處于中心、主導、支配地位，公安行政行為則處于從屬、次要地位，起支持、配合、服務于刑事偵查工作的作用，公安行政行為在此往往根據刑事偵查工作的需要而作出，作為一種偵查策略而使用。在有多名違法犯罪人員的同一案件中，有的人的行為構成犯罪，有的人的行為只構成違法，公安機關對犯罪行為實施刑事偵查行為，對違法行為實施公安行政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兩種行為則是各自獨立的，沒有主次輕重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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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確區別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的方法。

區別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除弄清上述兩種行為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外，還應結合具體實踐，運用科學的方法，綜合分析研究，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具體方法就是把握一個原則，堅持“三看”。

一個原則，就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事實，就是公安機關作出某一執法行為所指向的違法事實或犯罪事實。認定該事實是違法事實還是犯罪事實，是有具體的衡量標準的。治安案件有公安部頒行的《治安案件立案標準》，刑事案件也有公安部頒行的刑事案件立案標準，還有最高人民法院對各類犯罪構成犯罪有關數額、情節標準，這是我們區別違法行為和犯罪行為的基本依據。是違法和犯罪區分開了，適用法律就有了基礎。法律，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根據違法犯罪事實，應該適用什么法律，是適用公安行政管理法規，還是適用刑事法律。二是公安機關已經對某一違法或犯罪事實適用了法律這種適用法律行為是否正確。公安機關針對違法行為適用了公安行政管理法規，實施了公安行政行為，或者針對犯罪行為適用了刑事法律，實施了刑事偵查行為，這里，事實和法律就會把這兩種行為嚴格區別開來。

一看案件的實質。實質，就是案件究竟是刑事案件，還是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案件。不要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本人認為，公安機關就刑事案件所實施的一切行為都是刑事偵查行為，其中，對就與刑事案件事實無關的其他事實實施的行政行為，是公安具體行政行為；在違反公安行政管理的案件中實施的刑事偵查行為，不能視為具體行政行為。

二看案件的全過程。某些案件，在辦案調查中，有一個逐步查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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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實，對案件性質不斷認識的過程。因此，開始立為刑事案件的，可能最后以行政處理結案，開始立為違反公安行政管理案件的，可能最后以轉為刑事偵查，追究刑事責任結案。以最后的結案結果確定執法行為的性質，應該是比較科學合理的。即使公安機關結案處理之前作出了與最后確定的性質不相一致的行為，這樣的行為應該為主行為所吸收，不把某一執法行為從整個案件中剝離出來，孤立地看它的錯誤的、不當的公安執法行為，支持兩種性質的執法行為混用。筆者則以為，只要我們的行為有事實依據，有法律依據，都是合法的，法律賦予了公安機關雙重職能，且都是為了實現同一目的，完成相同任務，并用公安行政行為和刑事偵查行為，是充分、靈活運用法律的表現，而這種死板的執法觀念則是需要擯棄的。

三看法律文書，法律文書是公安執法行為書面表現，是確定某一公安行為是公安行政行為還是刑事偵查行為最有說服力的根據。一般法律文書均載明了法律文書的名稱，案件的事實、案件性質、適用法律、處理意見等內容，準確地指明了該執法行為的法律屬性。

如勞動教養決定書、治安處罰裁決書、強制戒毒決定書、違反治安管理財物扣押單、道路交通管理處罰裁決書等，一目了然地表明了這些行為是公安行政行為，而《拘傳證》、《拘留證》、《逮捕證》、《取保候審決定書》、《監視居住決定書》、《沒收保證金決定書》、《提請逮捕意見書》、《起訴意見書》等，也最清楚不過地表現這些行為是刑事偵查行為。總之，通過法律文書來區別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不失為一種簡單易行的辦法。當公安機關與人民法院就被訴行為的性質發生爭議時，法律咨詢s.yingle.com

贏了網s.yingle.com 公安機關應將全案的法律文書提供給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也應當堅持以法律文書為依據，在事實與法律的基礎上，作出正確的判斷。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

行政法相對于民法和刑法的適用，行政法的適用具有許多特殊性。對于很多人而言，行政法似乎有點陌生。行政法的適用主體包括法院和行政執法機關，且大量的是行政執法機關。行政法相關法律困惑，可咨詢贏了網在線律師。

來源：（公安行政行為與刑事偵查行為的區別http://s.yingle.com/w/xz/189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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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公安刑事偵查行為可訴性探討

公安刑事偵查行為（以下簡稱偵查行為）的內涵是指公安機關在刑事案件立案后，依照法律規定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采取的強制措施。根據法律規定，公安偵查行為的種類有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物證、書證，鑒定，通緝，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等等。同時，因扣押派生出來的查封、凍結、追繳行為，因拘傳派生出來的傳喚

行為，因監視居住派生出來的暫扣證件行為等，也屬法律規定的偵查行為。此外還應包括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經常采取的竊聽、通訊監聽、郵檢等不由刑事訴訟法規范的秘密偵查措施。偵查機關不僅擁有如此多的偵查權，且在行使這些權力時擁有相當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權。而相對來說，我國對偵查行為的監督和控制就顯得很薄弱。筆者認為只有對偵查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才能更有效的保障公安機關依法辦案、保護被偵查人的合法權益。下面筆者就偵查權的性質、將偵查行為列入人民法院司法審查范圍的必要性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偵查行為具有行政屬性不具有司法屬性對于偵查權的性質，我國傳統上是將其與檢察權、審判權并稱為“司法權力”，與此相對應，我國《刑法》第94條將負責偵查的人員確立為“司法工作人員”。近年來，由于一系列現實問題的出現，促使學界對這一傳統觀點的合理性提出質疑，筆者也認為將偵查權歸結為司法屬性不恰當，將其歸結為行政屬性更適宜。所謂司法，是由特定主體通過適用和宣布法律對具體的爭訟進行裁決的國家行為。一般來說司法具有以下四個特點：第一，具有被動性。眾所周知，司法活動實行的是“不告不理”原則，它是由適格主體依法啟動程序，司法機關不能主動進行。而對犯罪的偵查，是公安機關對于懷疑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犯罪事實依職權積極主動地進行的調查或采取的強制措施。第二，具有中立性。司法活動簡而言之就是司法主體居中裁判，而偵查活動中偵查人員直接與犯罪嫌疑人周旋、較量，不具有中立者的地位。第三，具有獨立性。在司法過程中，司法權的主體居于獨立的地位他們只忠實于事實，忠實于法律，不受制于系統內外任何來源的權力。偵查機關則不具有這種特性，他們在追究事實真相的過程中是組織嚴密的集體，必須遵從一體化的上命下從的模式。第四，具有終結性。是指相對于行政而言，法治國家中一切因適用法律而引起的糾紛以司法為最終解決途徑。偵查機關顯然不具有這種終結性的權力，偵查活動在整個案件處理過程中屬于前期準備階段，對于公民的法律責任并不能裁決。而偵查行為是以查明犯罪事實、查獲犯罪嫌疑人、揭露犯罪、證實犯罪為目的的行為，其從主體、目的、結構、手段上都具有行政特征。（1）從主體上說，我國實施偵查行為的公安機關（擁有刑事偵查權的不止是公安機關，本文僅就公安機關而言）屬于行政機關，這是毫無疑問的，并不因為其承擔偵查任務而染上司法的色彩。（2）偵查的目的，簡單地說就是揭露犯罪、證實犯罪，這一目的必然決定的在偵查中適宜作用行政權。偵查的本義就是警察利用國家權力詰問事實真相，查明犯罪嫌疑人，為刑罰權的正確運用打好基礎，偵查過程實際上體現了行政權的運用。（3）從結構上說，偵查行為不存在司法所要求的雙方主體，即不存民主相對抗，利益相矛盾的雙方以及從中立者的地位對糾紛事實作出處理的裁判者，卻與其他種類的行政行為的結構沒有區別：偵查的主體是警察，偵查的意圖是查清犯罪事實，偵查的客觀表現是實施了某些行為或采取了某些措施，偵查產生的法律效果是使被偵查人的權利、義務受到影響。（4）從手段上說，偵查強調效率而體現行政的風格。效率原則是貫穿于行政過程始終的，可以說，行政不講效率，也就失去了其作用。司法雖然也講效率，但更多的卻是遵循嚴格而健全的程序，包括提起訴訟、審理、判決和執行等，并對各個環節規定了具體的保障制度，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時間的投入。如果在偵查中賦予太多的司法因素，如將聽證規定為必經程序、甚至規定可以裁判等，那必然會影響速度，還會導致國家機關職權的混亂。因此在偵查過程中為了查清犯罪事實，為整個刑事程序打好基礎，必須采取體現效率的行政模式，才能適應與紛繁復雜的刑事犯罪作斗爭的需要。縱上所述，偵查行為具有行政性，不具有司法屬性，也就是說其具備了人民法院對其進行司法審查的前提條件。對公安偵查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必要性對偵查行為的監督在我國主要表現為檢察機關的監督、來自公安系統內部的監督以及律師參與偵查活動進行監督這三種方式。因基于“偵查要屬于刑事司法權力”這樣一種傳統觀點，國家立法把刑事偵查活動排除于行政訴訟范圍之外。檢察機關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其對偵查活動的監督一般采取事后審查的方式：審查公安機關該立案的有無立案、審查公安機關提請批捕和起訴的證據是否充分、審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無違法情況及審查已經偵查終結的案件等等。對于偵查機關采取的強制措施，除了逮捕以外的大量涉及到公民人身、財產或者隱私的專門調查工作或強制性偵查措施的實施

第三篇：公安刑事偵查行為可訴性探討

公安刑事偵查行為（以下簡稱偵查行為）的內涵是指公安機關在刑事案件立案后，依照法律規定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采取的強制措施。根據法律規定，公安偵查行為的種類有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物證、書證，鑒定，通緝，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等等。同時，因扣押派生出來的查封、凍結、追繳行為，因拘傳派生出來的傳喚行為，因監視居住派生出來的暫扣證件行為等，也屬法律規定的偵查行為。此外還應包括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經常采取的竊聽、通訊監聽、郵檢等不由刑事訴訟法規范的秘密偵查措施。偵查機關不僅擁有如此多的偵查權，且在行使這些權力時擁有相當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權。而相對來說，我國對偵查行為的監督和控制就顯得很薄弱。筆者認為只有對偵查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才能更有效的保障公安機關依法辦案、保護被偵查人的合法權益。下面筆者就偵查權的性質、將偵查行為列入人民法院司法審查范圍的必要性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偵查行為具有行政屬性 不具有司法屬性對于偵查權的性質，我國傳統上是將其與檢察權、審判權并稱為“司法權力”，與此相對應，我國《刑法》第94條將負責偵查的人員確立為“司法工作人員”。近年來，由于一系列現實問題的出現，促使學界對這一傳統觀點的合理性提出質疑，筆者也認為將偵查權歸結為司法屬性不恰當，將其歸結為行政屬性更適宜。所謂司法，是由特定主體通過適用和宣布法律對具體的爭訟進行裁決的國家行為。一般來說司法具有以下四個特點：第一，具有被動性。眾所周知，司法活動實行的是“不告不理”原則，它是由適格主體依法啟動程序，司法機關不能主動進行。而對犯罪的偵查，是公安機關對于懷疑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犯罪事實依職權積極主動地進行的調查或采取的強制措施。第二，具有中立性。司法活動簡而言之就是司法主體居中裁判，而偵查活動中偵查人員直接與犯罪嫌疑人周旋、較量，不具有中立者的地位。第三，具有獨立性。在司法過程中，司法權的主體居于獨立的地位他們只忠實于事實，忠實于法律，不受制于系統內外任何來源的權力。偵查機關則不具有這種特性，他們在追究事實真相的過程中是組織嚴密的集體，必須遵從一體化的上命下從的模式。第四，具有終結性。是指相對于行政而言，法治國家中一切因適用法律而引起的糾紛以司法為最終解決途徑。偵查機關顯然不具有這種終結性的權力，偵查活動在整個案件處理過程中屬于前期準備階段，對于公民的法律責任并不能裁決。而偵查行為是以查明犯罪事實、查獲犯罪嫌疑人、揭露犯罪、證實犯罪為目的的行為，其從主體、目的、結構、手段上都具有行政特征。（1）從主體上說，我國實施偵查行為的公安機關（擁有刑事偵查權的不止是公安機關，本文僅就公安機關而言）屬于行政機關，這是毫無疑問的，并不因為其承擔偵查任務而染上司法的色彩。（2）偵查的目的，簡單地說就是揭露犯罪、證實犯罪，這一目的必然決定的在偵查中適宜作用行政權。偵查的本義就是警察利用國家權力詰問事實真相，查明犯罪嫌疑人，為刑罰權的正確運用打好基礎，偵查過程實際上體現了行政權的運用。（3）從結構上說，偵查行為不存在司法所要求的雙方主體，即不存民主相對抗，利益相矛盾的雙方以及從中立者的地位對糾紛事實作出處理的裁判者，卻與其他種類的行政行為的結構沒有區別：偵查的主體是警察，偵查的意圖是查清犯罪事實，偵查的客觀表現是實施了某些行為或采取了某些措施，偵查產生的法律效果是使被偵查人的權利、義務受到影響。（4）從手段上說，偵查強調效率而體現行政的風格。效率原則是貫穿于行政過程始終的，可以說，行政不講效率，也就失去了其作用。司法雖然也講效率，但更多的卻是遵循嚴格而健全的程序，包括提起訴訟、審理、判決和執行等，并對各個環節規定了具體的保障制度，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及時間的投入。如果在偵查中賦予太多的司法因素，如將聽證規定為必經程序、甚至規定可以裁判等，那必然會影響速度，還會導致國家機關職權的混亂。因此在偵查過程中為了查清犯罪事實，為整個刑事程序打好基礎，必須采取體現效率的行政模式，才能適應與紛繁復雜的刑事犯罪作斗爭的需要。縱上所述，偵查行為具有行政性，不具有司法屬性，也就是說其具備了人民法院對其進行司法審查的前提條件。對公安偵查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必要性對偵查行為的監督在我國主要表現為檢察機關的監督、來自公安系統內部的監督以及律師參與偵查活動進行監督這三種方式。因基于“偵查要屬于刑事司法權力”這樣一種傳統觀點，國家立法把刑事偵查活動排除于行政訴訟范圍之外。檢察機關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其對偵查活動的監督一般采取事后審查的方式：審查公安機關該立案的有無立案、審查公安機關提請批捕和起訴的證據是否充分、審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無違法情況及審查已經偵查終結的案件等等。對于偵查機關采取的強制措施，除了逮捕以外的大量涉及到公民人身、財產或者隱私的專門調查工作或強制性偵查措施的實施，都不需要經過檢察機關的批準，偵查機關具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權。立法對偵查行為規定的公安內部存在的制約機制，就是偵查人員在實施強制措施之前，必須取得偵查機構負責人的授權或者批準，并由后者簽發有關的許可令狀，同時，偵查機構采取的其他強制性措施，如搜查人身、住所，扣押文件、物品或郵件，進行電話或其他方式的監聽，查詢和凍結，以及對公民進行通緝等，也須由偵查機構負責人經審查后予以授權并發布令狀。律師參與偵查活動，通過對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從一定意義上說對偵查權的行使起到了監督作用。在這里筆者不想強調，檢察院的監督范圍太窄，且對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因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而監督不力，也不想強調公安機關的內部制約效果不甚令人滿意，而是想說，這種所謂的“法律監督”和“內部制約”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因為作為偵查機構，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往往是作為一個整體開展偵查活動的。檢察機關盡管名義上屬于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卻事實上擔負著審查起訴和提起公訴的職責，在訴訟目標和訴訟角色方面與偵查機構總體是一致的。偵查機構負責人無論是公安局長還是檢察院檢察長，都屬于偵查活動的領導者和指揮者，與案件偵查活動及其結果存在直接利害關系，因此檢察機關的監督不足以發揮根本上的作用。司法實踐中屢禁不止的刑訊逼供、非法羈押、超期羈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和竊聽等現象，很多都是在偵查機構負責人授權同意下出現的，也很多都是在檢察機關“法律監督”下發生的。這顯然表明，只靠檢察機關進行的法律監督或者偵查機構的內部制約，偵查活動將很難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而對律師來說，他們對偵查活動的參與范圍極為有限，只是在偵查階段對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幫助而已，其參與偵查活動的范圍受到法律、司法解釋以及各種不成文慣例的嚴格限制，故律師對偵查機構權力的制約更是極其微弱。因此筆者認為由不負有偵查職責的具有超然、中立地位的司法機構對偵查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才會起到積極有效的作用。也就是說有必要將偵查行為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圍，規定對于偵查過程中國家行政權力對個人造成的一切損害，公民均可以尋求司法救濟，真正實現司法權的最后屏障功能。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長遠實踐來看，如不賦予偵查行為可訴性，很可能失掉司法權對行政權的普遍約束，使整個社會面對失控的警察權力而束手無策。也許有人認為，即使偵查行為具有行政屬性，也沒必要通過提起行政訴訟的方式對其進行監督。因為如果偵查行為侵害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受害人可以要求國家賠償。但是我國國家賠償法規定了行政先行的原則，賠償程序復雜、冗長，加之對賠償義務機關的信任不夠，很少有人選擇這樣的救濟渠道。況且，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訴訟就沒有“權利”，一切行政“權力”都應接受司法監督。因此，只有將偵查活動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圍，才能使受害人權益真正得到及時、有效的救濟。如此，公安機關不會以其違法行為系“刑事偵查行為”為由而逃避法院對其進行司法審查，司法實踐中也不會因公安機關的違法行為是“刑事偵查行為還是具體行政行為”而爭論不休。當然也許又有人認為這樣會存在法院干涉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之嫌，影響公安機關對刑事犯罪的打擊力度。這個擔心也是多余的。法院受理偵查行為相對人的起訴后，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訴訟期間具體行政行為不停止執行的原則，偵查行為可不要求停止。法院通過答辯、舉證、質證、法庭辯論等程序的審理后，確認偵查行為程序合法，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的，即判決維持該具體行政行為；如確認偵查行為程序違法、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錯誤、濫用職權或超越職權等，法院要么依法判決撤銷該行為、要么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如行為對原告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還可判決公安機關作出相應賠償。這樣既保護了被偵查人的合法權益，又保障公安機關依法進行偵查活動，維護了警察權威。縱觀西方各國，均建立了“司法授權”機制。即負責偵查的警察盡管有權實施具體的偵查行為，但對那些涉及限制或者剝奪公民個人自由、財產、隱私等權益的強制性偵查措施，不具有最終的決定權，要向法官提出申請，須取得法官的審查和授權，由法官依法發布許可令狀方采取。同時還規定被偵查人對羈押這種最嚴厲強制措施的合法性，可隨時提請法院進行事后的司法救濟。可見西方國家基本上都拋棄了那種將偵查行為視為國家對公民個人進行單方面追訴的觀念，大體上都能夠按照“訴訟”的形態構建偵查程序，將國家追究公民刑事責任的活動納入“訴訟”的運行軌道。因此我國將偵查行為列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圍勢在必行，此種監督方式，在我國對偵查行為監督初期采取，符合我國的國情。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公民法律意識的進一步增強，法官素質的進一步提高，我國借鑒西方國家的做法，同時建立“司法授權”機制也未償不可，這對偵查行為相對人權益的保護更合理、更全面。

第四篇：行政事實行為與具體行政行為的區別

行政事實行為與具體行政行為的區別

1、要件不同。具體行政行為和行政事實行為作為公法上的行為，二者在主體方面都是享有一定行政權力的組織或代表該組織的個人所為的行政行為。但是它們在行為的客觀方面、法律效果方面和主觀方面存在顯著的不同。首先，客觀方面的要件不同。具體行政行為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主體針對公法上的具體事件行使職權和履行職責的行為。行政事實行為不但包括行為主體行使職權和履行職責的行為，如日常的建設和維持行為，還包括與行使職權和履行職責相關的行為，如暴力的侵權行為。其次，法律效果要件不同。法律效果是具體行政行為的構成要件之一。如果一個行為不具有任何法律效果，沒有對行政相對方的權利和義務產生任何影響，就不能稱為具體行政行為。行政事實行為是一種非法律行為，無論是否發生相應的法律效果，則在所不問，都不影響行政事實行為的存在。有的行政事實行為不發生任何法律效果，如記者招待會等，有的行政事實行為由于外界的因素間接發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如國有公共設施的致害、行政指導等。也就是說，法律效果要件并非行政事實行為的構成因素。最后，主觀方面的要件不同。具體行政行為是行政主體的一種意志，這種意志必須以一定的方式表現出來（一般是以通知的方式來完成的），否則該具體行政行為不成立。行政事實行為也是行政主體的一種意志，但是這種意志是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并不要求必須以一定的方式通知行政相對方。

具體行政行為作為法律行為，必須具備上述的主體要件、客觀方面要件、法律效果要件、主觀方面要件才能有效成立，而行政事實行為的構成則沒有那么嚴格。

2、效力不同。具體行政行為對外具有法律效力，而行政事實行為對外則不具有法律效力。具體行政行為對外的法律效力體現在下述幾個方面：首先，具體行政行為具有公定力；其次，具體行政行為具有不可爭力；再次，具體行政行為具有拘束力；最后，具體行政行為具有執行力。行政事實行為雖然也是行政機關的一種行政行為，但其不具有上述具體行政行為的各種法律效力。行政事實行為雖然也有可能對相對方的權利、義務造成實際的影響，但是這是由于其它因素造成的，并非是象具體行政行為那樣憑借其法律效力直接對相對方的權利和義務造成影響。

3、裁判方式不同。雖然具體行政行為具有公定力，但這并不表明所有的具體行政行為都是合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可能會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違法而被有權機關宣布無效、撤銷。因此在行政訴訟的過程中，可以使用確認判決、撤銷判決、變更判決等判決形式。而行政事實行為不發生是否有效的問題，因此撤銷判決、變更判決等判決形式對于行政事實行為是不適用的。對于行政事實行為而言，只能采用確認判決來確定其合法性問題，然后再根據不同的情況決定侵權機關是否應承擔國家賠償責任。

4、行為的程序不同。程序是實體公正的保障。雖然我國還沒有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但是在一些單行的法律、法規中為具體行政行為設定了法定的程序。根據我國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程序違法是撤銷具體行政行為的法定理由。我國正在進行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工作，隨著統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具體行政行為的程序會受到越來越嚴格的要求。而行政事實行為在程序方面，同具體行政行為有很大的不同，一部分行政事實行為沒有法定的程序可以遵從。雖然為了增強行政事實行為的公正性、科學性、透明度，有些行政事實行為須遵從一定的程序，行政法學界也正在加強行政事實行為程序問題的研究，但從整體而言，法律對行政事實行為程序的要求遠遠比不上對具體行政行為要求的那么嚴格。

5、受法律的拘束程度不同。行政主體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不但要求不違反法律的規定，而且還要獲得法律、法規的授權。行政事實行為雖然也要求不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但并不是所有的行政事實行為都要獲得法律、法規的授權。行政事實行為由于對外不具有法律效力，一般不直接為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設定權利、義務。大量的行政事實行為如行政指導行為、日常的建設和維持行為，是為行政相對方提供服務的積極行政行為，可以在沒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實施。雖然隨著社會問題的增多，行政權在不斷的擴大，依法行政原則的含義也在被不斷的修正，但作為法律行為的具體行政行為在受法律約束的程度上要比行政事實行為嚴格的多。

第五篇：論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模式

論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模式

摘要：本文從理論和實務的角度對公安偵查階段引入刑事和解的合理性進行了分析，對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現有模式及其分類做了說明，并結合實踐對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中存在的問題逐一進行了剖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統一規范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標準及模式。

關鍵詞：刑事和解 司法調解 公安偵查 和諧社會

一，刑事和解簡析

1，刑事和解的概念

刑事和解是一種解決刑事糾紛的新型司法模式，它有別于以往我國傳統強調國家對犯罪者的有效治罪及刑罰權的實現，將訴訟機構與被告人置于完全對立地位的司法模式；而是以被害人和加害人的關系為中心，注重對被害人的權利保護和對被犯罪行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的恢復，也正是在此意義基礎之上，刑事和解解決刑事糾紛的模式契合了我國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筆者認為，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訴訟中，對符合法定條件和程序的案件，加害人和被害人雙方自愿就他們之間的刑事糾紛進行面對面的協商，加害人以真誠認罪、悔過、道歉以及合理賠償等形式獲得被害人的諒解，并達成和解協議，經國家專門機關見證和確認，使加害人獲得相對輕緩的處罰，使受損的社會秩序得以恢復的一種刑事司法制度。

2，刑事和解的基本特征

從刑事和解的概念中可以看出，刑事和解應具備以下幾個特征：

（1）刑事性。刑事和解首先是“刑事”，其次才是“和解”，其針對的是犯罪問題。在刑事和解中，刑罰的作用和影響始終存在，刑事和解仍然是在司法機關主導下對犯罪的處理。所以，刑事性是刑事和解的基本屬性。

（2）自愿性。“和解”即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糾紛。刑事和解就是刑事糾紛的雙方主體通過自主協商達成合意，并依據合意達成解決刑事糾紛的方式。所以，當事人雙方的自愿性是刑事和解的基本條件，也是提起刑事和解的原則性前提。自愿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雙方當事人同意的意思應為雙方各自自由意思表達，而非被迫；二是雙方當事人對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應為明知，而非被欺騙。

（3）公權力的參與性。刑事和解雖然是犯罪方與受害方的和解，但這一和解離不開公權力的參與。刑事和解的制度化表明，無論是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進行的和解，還是在程序之外進行的和解，它都必須是國家所認可的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的和解。因此，在一定情況下國家不僅可以而且應當對刑事和解進行監督和審查。這也表明，公權力的參與性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條件。

（4）適用范圍的有限性。刑事和解不可能用于任何刑事犯罪案件。首先，必須是侵害個人法益的案件才可以適用刑事和解。對沒有確定受害人的犯罪是無法使用刑事和解的。其次，對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刑事案件不適用刑事和解，因為案件事實不清，也就無法確定犯罪人及其在該案件中的作用。最后，刑事和解適用的范圍過大、條件過寬會瓦解社會對犯罪的認識評價體系，犧牲法制的權威，并有可能影響長久的和諧。

二，公安偵查階段適用刑事和解模式的種類

1，刑事和解模式簡析

公安機關偵查階段的刑事和解模式是指，在偵查階段進行刑事和解的基本條件與方式，以及犯罪嫌疑人（加害人）、被害方，公安機關三方在刑事和解中的法律關系的基本格局。它是實現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程序和手段。一個良好刑事和解模式，有助于完成刑事和解的任務，并完整體現刑事和解的功能。

2，當前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三種主要模式

由于我國各地經濟文化的差異以及司法機關對刑事和解認識的不同，刑事和解在實踐中也存在不同的模式。筆者認為，在公安偵查階段存在的刑事和解模式有以下三類：

（1）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自和模式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自和模式是指，發生刑事案件后由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自行協商解決刑事糾紛，在達成和解后向公安機關提出申請，經由公安機關審查予以確認。這一模式中“自和”源于民間的“私了”行為，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在司法實踐中也易于推廣。但這一模式在實踐當中，由于和解的過程中參與者均為與案件有直接關系的相關方，缺乏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難以保證和解的客觀公正。

（2）公安機關促和模式

公安機關促和模式是指，發生刑事糾紛后，由希望和解的當事人向公安機關提出和解要求，經公安機關審查和解適格的，再由公安機關促成和解，此種模式也可稱為公權力機關促和模式，比較重視公權力對和解的促成作用。在這種模式下，由于辦案人員對案情深入了解，可以及時找到雙方當事人糾紛的關鍵點，同時也可以發揮公安機關對轄區內部各種情況全面、熟悉掌握的優勢，給糾紛雙方當事人創造充分的和解機會，有利于和解的及時達成。但這一模式在實踐中由于過于強調公安機關的促和職能，而難免使公安機關忽視打擊犯罪的職能，放縱了犯罪，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

（3）委托第三方促和模式

委托第三方促和模式是指，發生的刑事糾紛到達公安機關后，公安機關認為有和解可能的，不自行促和，而是將該刑事糾紛委托專門的民間調解機構進行調解，達成和解協議后，再由公安機關予以審查和確認。這一模式的優點是既有專業調解機構促成當事人雙方的和解以便于案件的分流，也避免了公權力機關的過度介入。但這一模式，在刑事和解過程中由于公安機關缺位，一方面會使犯罪嫌疑人處于漏管失控狀態；另一方面由于雙方當事人及主持促和的“第三方”沒有對應公安機關公權力的監督制約，刑事和解的公正性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三，公安偵查階段適用刑事和解中存在問題剖析

1，缺乏現實的法律依據

目前，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沒有可以支持公安偵查階段適用刑事和解的依據。一方面，《刑法》第36條有關民事賠償優于罰金的規定、第37條有關犯罪的非刑罰處理規定、第98條有關告訴才處理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72條有關適用刑事調解的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一些司法解釋、規定、意見等含有刑事和解的精神。但是，在這些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中并沒有關于“刑事和解”明確規定。

2，缺乏統一的適用標準

正如前文所說，目前對公安偵查階段適用刑事和解還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與之相配套的刑事和解模式更沒有統一規范的標準。所以，各地公安機關在適用刑事和解的具體實踐中，和解模式、和解程序也各不一樣。不同的模式自然會有不同的程序，對刑事和解的結果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由于目前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缺乏統一規范的標準，在模式使用上沒有統一的規定，程序上也缺乏規范，致使在具體實務中不可避免的出現刑事和解隨意性，臨時性以及操作性不強等問題。

四，統一規范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標準及模式

1，刑事和解的適用條件，筆者認為應是：(1)被害人是自然人。（2）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3）加害人真誠悔罪。（4）雙方自愿，且意思表示真實。（5）加害人主觀惡性不大。

2，公安偵查階段適用刑事和解的統一模式

（1）關于加害人、被害人、公安機關或第三方參與人在刑事和解中的法律關系與基本格局。對于適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該案件的辦案人員不能參與和解，但其有將案情書面告知和解參加人的責任。所以，這種模式因為“委托第三方促和-公安機關消極參與模式”，具體設計為：以當事人雙方的自由和談為主，人民調解員主持促和為輔，公安人員消極參與。

（2）關于實現刑事和解的程序，即和解的啟動，和解的場所選擇、和解過程的監督、和解協議的簽訂及審查、和解協議的履行及救濟等程序都要進行詳細的規定。

五，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模式運行的保障機制

1，完善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法律法規。2，完善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監督制約機制。3，完善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的救濟性保障機制。4，完善公安偵查階段刑事和解與社區矯正對接機制。

作者簡介：王賓祖，1985年7月出生，中國人民公安大學09級碩士研究生刑事訴訟法專業，內蒙古包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