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四群體成習近平眼中干擾改革“中梗阻”

四群體成習近平眼中干擾改革“中梗阻”

2015年04月01日 16:54

來源：瞭望

習近平（資料圖）

想必大家對改革不缺少決心和勇氣是充分認同的，“壯士斷腕”的提法早就婦孺皆知，今年《政府工作報告》80余次提及“改革”;也不是沒有“施工圖”，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決定已列出80類500多項改革，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改革章節列出簡政放權、投融資體制、價格、財稅體制、金融、國企國資、非公經濟以及科技、教育、文化、醫藥衛生、養老保險、事業單位、住房公積金等改革清單。

那關鍵之年什么最關鍵?大家也不會陌生，就是消除“中梗阻”導致的改革膠著局面。形象點說，就是媒體整天傳播的“最先一公里”“最后一公里”、“中梗阻”“腸梗阻”等。

高層最頭痛的問題是改革方案“落地”。全面深化改革啟動以來，抓頂層設計與抓改革落地始終相伴而行。2月27日，在深改組第十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改革要處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關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改革，一定會遭遇梗阻的，否則就不叫“改革”。“改革”一詞，源遠流長。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因胡人服飾多為皮革所制，故有“改革”一詞。自古至今，改革從來非易事。中國歷史上歷次“變法”“維新”，不無終成大功之先例，但更多是中道崩頹，或曇花一現。原因不復雜，改革是在給定的時間段中，針對既定目標對復雜利益格局進行深度調整，被調整者，特別是利益被做減法者，反彈情緒、掣肘動作，甚至阻撓設障，都在意料之中。

新時期開啟的改革大業，“梗阻”一直就有，想必也將繼續存在。只不過每個時期的“中梗阻”不一樣。要對癥下藥，就很有必要把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階段的“中梗阻”摸清搞透。

改革開放初期的“中梗阻”，更多是思想、觀念特別是意識形態上的“梗阻”，包括改革前景不確定性導致的“消極梗阻”。而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利益變化巨大，利益格局集團化特征明顯，直觀表現在以“階層認同”為紐帶的利益集團分化。這種“利益”，既包括經濟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不同利益集團間的分歧、對立、沖突是客觀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團為著某種“共同目標”臨時聯手也是有的。

對于深水區的“啃骨頭”改革之難，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早有準備，習近平曾多次強調，推進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以及“壯士斷腕”般的決心。

細說起來，“中梗阻”并不必然來自于既得利益集團。不僅有既得利益集團形成的“中梗阻”，也有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利益驅動導致的“中梗阻”，還有分眾化小團體組成“民意集團”導致的“中梗阻”。各類“中梗阻”雖然訴求不一，但在阻滯改革的后果上，可能殊途同歸。比如，針對國資國企改革，政府決策部門、國企高層管理者、國企職工、民間資本、社會公眾以及國外勢力，都會認為是“利益攸關方”，都有強烈的訴求表達，但動機各異、指向不同、要求不一，且都可能借助各種手段搞“統一戰線”，在互相掣肘中膠著，導致改革步履維艱。

這些部位的“中梗阻”，往往不是單發性的，而是有影響改革設計的能力、有把控改革施行的渠道、有制造輿論的本領、有挾持“民意”的辦法，呈現出集團式的“利益共同體”特征。要撕裂這種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專攻某個部位的“中梗阻”未必完全奏效。

干擾改革推進的“中梗阻”“腸梗阻”不會少，但尤其需要下力溶解的是集團式“中梗阻”。這樣的“中梗阻”有哪些? 大概可分為四種。簡而言之，在上，政商聯手，動搖干擾改革的頂層設計;于中，本位主義，搞選擇性落實、象征性執行，甚至利用手中權力直接設障阻撓改革推進;在下，為官不為，消極抵制，甚至借改革之名直接侵害群眾利益;于側，群體性盲動，甚至借虛假“民意”破壞改革環境、影響發展穩定。

第一種，強勢的特殊利益集團干擾或“誤讀”改革頂層設計。

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首要在于凝聚共識、確定方向。但從古至今，利益集團對于改革頂層設計的干擾阻撓，屢屢出現。

先秦商鞅變法，舊貴族即高呼“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阻撓改革。北宋神宗年間，“百年之積，惟存空簿”，改革迫在眉睫，但王安石熙寧變法，外有舊黨魁首群起而攻之，內有后宮諸人高喊“王安石亂天下”。改革一派左支右絀，也不可避免新法漸廢、人亡政息的結局。晚清百日維新更為血腥殘酷，以慈禧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砍掉了“戊戌六君子”的頭顱。

發端于1978年的經濟體制改革，30多年來從未一帆風順過。一路披荊斬棘走到今天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樣經歷了來自“左”右兩種思潮的干擾和阻撓。所幸領導改革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總結自省并有強大執行力的政黨，這成為中國贏得今日舉世矚目之改革奇跡的根本原因。

也因此，我們會對習近平所言“改革開放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以及改革需要以“更多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進，有更深的體悟。

在當前的改革中，利益集團對于改革頂層設計的影響依然存在。特別是一些高級領導干部搞“非組織政治活動”、團團伙伙、小圈子，往往政商勾連、上下其手，政治勢力與經濟實力一起發力，既有“上層建筑”的謀劃能力，也有“經濟基礎”的保障實力，其干擾改革方向和重點的力量不可小覷。

3月2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呂新華在大會新聞發布會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到，“在反腐斗爭中，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絕不封頂設限，沒有不受查處的‘鐵帽子王’。”其背后深意，即是要以反腐促改革，“老虎”再大也要打，“集團”再厲害也要破，保證改革方向不被政商聯手的強勢利益集團所左右。

第二種，部門本位主義的“選擇性執行”。

一些部門和地方在落實中央有關改革的決策部署中，囿于部門利益和局部利益，甚至出現不顧大局、向內部“利益捍衛者”妥協的情況，搞選擇性落實、象征性執行。

比如，一些部門和地方在制定改革實施細則時，有的不積極作為，轉發文件了事，使基層找不到改革的抓手和方法;有的塞私貨、搭便車，把對本部門有利益有好處的東西巧妙添進去，借機為部門甚至小集團牟利;有的大玩折衷主義，遇到對本部門有削權減利的改革方案，在制定細則或執行中做“調和”處理，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有的上推下卸，脫離實際和群眾需求，生搬硬套，改革沒釋放紅利，反而讓老百姓添堵;等等。

第三種，基層干部群體的“雁過拔毛”行為和畏難、抵觸情緒。“最后一公里”的梗阻往往出現在這里，“蒼蠅”也多產自這里。據媒體透露，在一些地方，中央下撥農村危改款，有的農民獲批一萬元到手只有五千，有些村民連房都住不上，還有干部索要“好處費”。如此“雁過拔毛”的事，恐怕不在少數。“蒼蠅”大行其道，再好的改革措施也會大打折扣。

在推進改革上，當前，仍有少數縣鄉以下基層干部無心部署和落實改革，或是擔心風險大，會激化不同群體的利益矛盾;或是擔心得罪人，搞得不好惹火燒身;或是擔心沒好處，反而削了自己的權、動了自己的奶酪。在中央實行八項規定、反對“四風”之后，“為官不易”的喟嘆，在縣鄉以下基層干部群體中很有市場。

對縣鄉以下基層干部的亂作為、不作為的深層原因和社會環境，要予以特別關注，加以深入研究。這是決定改革成敗的一個關鍵樞紐，也是決定群眾能有多少“獲得感”的關鍵閘門。改革方案能不能落地，改革措施能否不折不扣得到執行，這個群體的作用是決定性的。所謂“千仞之山，功虧一簣”，縣鄉以下基層干部一旦遇到問題繞道走、趕上矛盾就躲著走，碰到利益不撒手、少了利益不作為，改革的航船怎能不擱淺? 不過，僅僅簡單批判不足以溶解這個集團式“中梗阻”。縣鄉以下的基層干部，實際上是有一些特別特征的群體，籠而統之地以“黨政干部”來對待未必精準。他們直面一線群眾、承受的壓力大，工作強度大、工作條件艱苦，地位不高、收入偏低，面對一個個鮮活的個體群眾，工作方式、工作作風不是想象中那般簡單，也不是一句“依法行政”就能解決各種難題和矛盾的。有些“一刀切”的政策，他們常有自己的看法;對于有些不切實際的措施，他們在實際操作中常常面臨兩難。

因此，要溶解這種“中梗阻”，在制定改革方案時就要考慮到位，不單要解決給群眾的“含金量”問題，也要考慮給基層干部“可激勵”的問題。

第四種，分眾化小團體匯成“民意集團”的沖擊

我們常常看到，每逢政府舉行聽證會，總會引起一波洶涌輿情;每遇推進一項重大項目，或強或弱變成社會熱點。而參乎其中的，總少不了有關無關人員以及民間輿論場的支持。

互聯網時代，朋友圈隆盛，“人以類聚”更加凸顯，也更加便利隨意。以地位為紐帶如高管群，以“身份”為紐帶如二代農民工，以職業為紐帶如出租司機，以友情為紐帶如同學圈，以興趣為紐帶如登山愛好者??甚至一次集體活動就能組建一個朋友圈，林林總總，隨時隨地。這種“圈群社會”，在一面強烈要求打破戶籍、地域、職業、身份等各種“歧視”的同時，一面又在不斷渲染各種甚至是牽強附會的“身份認同”，需求就是隨時可發起強大的情感支援、輿情呼應。

“三教九流”已遠不能刻畫當今時代的“人以類聚”，階層式的社會結構劃分也不能精準描述分眾化的社會群體。利益分化越來越呈現分眾化、碎片化特征，同一藍天下，農村人、城里人、農民工、非戶籍常住人口等，改革訴求指向不同，利益期望未必重合;“同類”中，存在諸如有車族、有房族與無車族、無房族之分，有工薪族與“食利”族之別;同一人還有多個細分“身份”，多“身份”、多面性、多訴求集于一身，不停“游走”在多個類別中，改革訴求在同一人身上甚至表現出沖突性背離。

不同“類”、不同“身份”之間，利益未必交集，聯系未必緊密，但即使利益不相干，聯系松散，往往也能產生瞬時聚合效應。而串聯這些無交集“利益”的紅線，常是借助炒作某一事件某一個案而引發社會關注，利用網絡、朋友圈“一呼百應”，組成“民意集團”，孤立事件甚至是假新聞也可能演變為群體性事件，沖擊改革方案施行。

由分眾化、碎片化小團體匯合成的“民意集團”，對改革的梗阻影響常表現為“失落情緒”的無厘頭宣泄，而這種“失落情緒”主要源自改革期望值的不滿足。比如國企下崗職工、城市非戶籍常住人口、二代農民工，他們最盼望解決再就業、徹底打破“戶籍歧視”、農民工市民化等，如果遲遲得不到解決或者達不到他們的“期望值”，就會對改革“心灰意冷”，容易產生“被拋棄感”，改革焦慮情緒就會上升，“任性”爆發，甚至不加思考地對良好改革舉措都打問號。在一些群體性事件中，之所以“圍觀”者眾、“助威”者多，大都出自這種情緒性宣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因改革期待滿足感不高造成的“群體性盲動”，會被其他一些有意阻撓改革的利益集團以“民意”之名加以利用，混淆社會輿論，影響改革推進。

對這部分群體，應按總書記強調的，“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一定要注意把深化改革與改善民生結合起來，讓普通百姓、弱勢群體、“失落群體”，實實在在成為改革增量的“受益群體”，在不斷增強“獲得感”過程中，溶解梗阻因素。

全面深化改革啟動以來，“抓落實”“抓到位”成為習近平強調最多的“關鍵詞”。消除梗阻、解決問題，將成各級領導必然面對的常態。在去年12月30日舉行的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對已出臺的具有重大結構支撐作用的改革，要抓緊出臺細化實施方案，堅決消除“中梗阻”“腸梗阻”。對已經出臺的重大方案要排隊督察，及時跟蹤、及時檢查、及時評估、及時整改，重在發現問題。春節前夕，習近平在同陜甘寧部分市縣委書記座談時再次指出，市縣一級領導干部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積極作為。(文/陳澤偉)

第二篇：四群體成習近平眼中干擾改革“中梗阻”

媒體：四群體成習近平眼中干擾改革

?中梗阻?

想必大家對改革不缺少決心和勇氣是充分認同的，?壯士斷腕?的提法早就婦孺皆知，今年《政府工作報告》80余次提及?改革?;也不是沒有?施工圖?，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決定已列出80類500多項改革，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改革章節列出簡政放權、投融資體制、價格、財稅體制、金融、國企國資、非公經濟以及科技、教育、文化、醫藥衛生、養老保險、事業單位、住房公積金等改革清單。

那關鍵之年什么最關鍵?大家也不會陌生，就是消除?中梗阻?導致的改革膠著局面。形象點說，就是媒體整天傳播的?最先一公里??最后一公里?、?中梗阻??腸梗阻?等。

高層最頭痛的問題是改革方案?落地?。全面深化改革啟動以來，抓頂層設計與抓改革落地始終相伴而行。2月27日，在深改組第十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改革要處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關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改革，一定會遭遇梗阻的，否則就不叫?改革?。?改革?一詞，源遠流長。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因胡人服飾多為皮革所制，故有?改革?一詞。自古至今，改革從來非易事。中國歷史上歷次?變法??維新?，不無終成大功之先例，但更多是中道崩頹，或曇花一現。原因不復雜，改革是在給定的時間段中，針對既定目標對復雜利益格局進行深度調整，被調整者，特別是利益被做減法者，反彈情緒、掣肘動作，甚至阻撓設障，都在意料之中。

新時期開啟的改革大業，?梗阻?一直就有，想必也將繼續存在。只不過每個時期的?中梗阻?不一樣。要對癥下藥，就很有必要把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階段的?中梗阻?摸清搞透。

改革開放初期的?中梗阻?，更多是思想、觀念特別是意識形態上的?梗阻?，包括改革前景不確定性導致的?消極梗阻?。而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利益變化巨大，利益格局集團化特征明顯，直觀表現在以?階層認同?為紐帶的利益集團分化。這種?利益?，既包括經濟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不同利益集團間的分歧、對立、沖突是客觀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團為著某種?共同目標?臨時聯手也是有的。

對于深水區的?啃骨頭?改革之難，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早有準備，習近平曾多次強調，推進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以及?壯士斷腕?般的決心。

細說起來，?中梗阻?并不必然來自于既得利益集團。不僅有既得利益集團形成的?中梗阻?，也有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利益驅動導致的?中梗阻?，還有分眾化小團體組成?民意集團?導致的?中梗阻?。各類?中梗阻?雖然訴求不一，但在阻滯改革的后果上，可能殊途同歸。比如，針對國資國企改革，政府決策部門、國企高層管理者、國企職工、民間資本、社會公眾以及國外勢力，都會認為是?利益攸關方?，都有強烈的訴求表達，但動機各異、指向不同、要求不一，且都可能借助各種手段搞?統一戰線?，在互相掣肘中膠著，導致改革步履維艱。

這些部位的?中梗阻?，往往不是單發性的，而是有影響改革設計的能力、有把控改革施行的渠道、有制造輿論的本領、有挾持?民意?的辦法，呈現出集團式的?利益共同體?特征。要撕裂這種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專攻某個部位的?中梗阻?未必完全奏效。

干擾改革推進的?中梗阻??腸梗阻?不會少，但尤其需要下力溶解的是集團式?中梗阻?。這樣的?中梗阻?有哪些? 大概可分為四種。簡而言之，在上，政商聯手，動搖干擾改革的頂層設計;于中，本位主義，搞選擇性落實、象征性執行，甚至利用手中權力直接設障阻撓改革推進;在下，為官不為，消極抵制，甚至借改革之名直接侵害群眾利益;于側，群體性盲動，甚至借虛假?民意?破壞改革環境、影響發展穩定。

第一種，強勢的特殊利益集團干擾或?誤讀?改革頂層設計。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首要在于凝聚共識、確定方向。但從古至今，利益集團對于改革頂層設計的干擾阻撓，屢屢出現。

先秦商鞅變法，舊貴族即高呼?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阻撓改革。北宋神宗年間，?百年之積，惟存空簿?，改革迫在眉睫，但王安石熙寧變法，外有舊黨魁首群起而攻之，內有后宮諸人高喊?王安石亂天下?。改革一派左支右絀，也不可避免新法漸廢、人亡政息的結局。晚清百日維新更為血腥殘酷，以慈禧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砍掉了?戊戌六君子?的頭顱。

發端于1978年的經濟體制改革，30多年來從未一帆風順過。一路披荊斬棘走到今天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樣經歷了來自?左?右兩種思潮的干擾和阻撓。所幸領導改革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總結自省并有強大執行力的政黨，這成為中國贏得今日舉世矚目之改革奇跡的根本原因。

也因此，我們會對習近平所言?改革開放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以及改革需要以?更多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進，有更深的體悟。

在當前的改革中，利益集團對于改革頂層設計的影響依然存在。特別是一些高級領導干部搞?非組織政治活動?、團團伙伙、小圈子，往往政商勾連、上下其手，政治勢力與經濟實力一起發力，既有?上層建筑?的謀劃能力，也有?經濟基礎?的保障實力，其干擾改革方向和重點的力量不可小覷。

3月2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呂新華在大會新聞發布會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到，?在反腐斗爭中，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絕不封頂設限，沒有不受查處的‘鐵帽子王’。?其背后深意，即是要以反腐促改革，?老虎?再大也要打，?集團?再厲害也要破，保證改革方向不被政商聯手的強勢利益集團所左右。

第二種，部門本位主義的?選擇性執行?。

一些部門和地方在落實中央有關改革的決策部署中，囿于部門利益和局部利益，甚至出現不顧大局、向內部?利益捍衛者?妥協的情況，搞選擇性落實、象征性執行。比如，一些部門和地方在制定改革實施細則時，有的不積極作為，轉發文件了事，使基層找不到改革的抓手和方法;有的塞私貨、搭便車，把對本部門有利益有好處的東西巧妙添進去，借機為部門甚至小集團牟利;有的大玩折衷主義，遇到對本部門有削權減利的改革方案，在制定細則或執行中做?調和?處理，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有的上推下卸，脫離實際和群眾需求，生搬硬套，改革沒釋放紅利，反而讓老百姓添堵;等等。

第三種，基層干部群體的?雁過拔毛?行為和畏難、抵觸情緒。

?最后一公里?的梗阻往往出現在這里，?蒼蠅?也多產自這里。

據媒體透露，在一些地方，中央下撥農村危改款，有的農民獲批一萬元到手只有五千，有些村民連房都住不上，還有干部索要?好處費?。如此?雁過拔毛?的事，恐怕不在少數。?蒼蠅?大行其道，再好的改革措施也會大打折扣。

在推進改革上，當前，仍有少數縣鄉以下基層干部無心部署和落實改革，或是擔心風險大，會激化不同群體的利益矛盾;或是擔心得罪人，搞得不好惹火燒身;或是擔心沒好處，反而削了自己的權、動了自己的奶酪。在中央實行八項規定、反對?四風?之后，?為官不易?的喟嘆，在縣鄉以下基層干部群體中很有市場。

對縣鄉以下基層干部的亂作為、不作為的深層原因和社會環境，要予以特別關注，加以深入研究。這是決定改革成敗的一個關鍵樞紐，也是決定群眾能有多少?獲得感?的關鍵閘門。改革方案能不能落地，改革措施能否不折不扣得到執行，這個群體的作用是決定性的。所謂?千仞之山，功虧一簣?，縣鄉以下基層干部一旦遇到問題繞道走、趕上矛盾就躲著走，碰到利益不撒手、少了利益不作為，改革的航船怎能不擱淺? 不過，僅僅簡單批判不足以溶解這個集團式?中梗阻?。縣鄉以下的基層干部，實際上是有一些特別特征的群體，籠而統之地以?黨政干部?來對待未必精準。他們直面一線群眾、承受的壓力大，工作強度大、工作條件艱苦，地位不高、收入偏低，面對一個個鮮活的個體群眾，工作方式、工作作風不是想象中那般簡單，也不是一句?依法行政?就能解決各種難題和矛盾的。有些?一刀切?的政策，他們常有自己的看法;對于有些不切實際的措施，他們在實際操作中常常面臨兩難。

因此，要溶解這種?中梗阻?，在制定改革方案時就要考慮到位，不單要解決給群眾的?含金量?問題，也要考慮給基層干部?可激勵?的問題。

第四種，分眾化小團體匯成?民意集團?的沖擊

我們常常看到，每逢政府舉行聽證會，總會引起一波洶涌輿情;每遇推進一項重大項目，或強或弱變成社會熱點。而參乎其中的，總少不了有關無關人員以及民間輿論場的支持。

互聯網時代，朋友圈隆盛，?人以類聚?更加凸顯，也更加便利隨意。以地位為紐帶如高管群，以?身份?為紐帶如二代農民工，以職業為紐帶如出租司機，以友情為紐帶如同學圈，以興趣為紐帶如登山愛好者……甚至一次集體活動就能組建一個朋友圈，林林總總，隨時隨地。這種?圈群社會?，在一面強烈要求打破戶籍、地域、職業、身份等各種?歧視?的同時，一面又在不斷渲染各種甚至是牽強附會的?身份認同?，需求就是隨時可發起強大的情感支援、輿情呼應。

?三教九流?已遠不能刻畫當今時代的?人以類聚?，階層式的社會結構劃分也不能精準描述分眾化的社會群體。利益分化越來越呈現分眾化、碎片化特征，同一藍天下，農村人、城里人、農民工、非戶籍常住人口等，改革訴求指向不同，利益期望未必重合;?同類?中，存在諸如有車族、有房族與無車族、無房族之分，有工薪族與?食利?族之別;同一人還有多個細分?身份?，多?身份?、多面性、多訴求集于一身，不停?游走?在多個類別中，改革訴求在同一人身上甚至表現出沖突性背離。

不同?類?、不同?身份?之間，利益未必交集，聯系未必緊密，但即使利益不相干，聯系松散，往往也能產生瞬時聚合效應。而串聯這些無交集?利益?的紅線，常是借助炒作某一事件某一個案而引發社會關注，利用網絡、朋友圈?一呼百應?，組成?民意集團?，孤立事件甚至是假新聞 也可能演變為群體性事件，沖擊改革方案施行。

由分眾化、碎片化小團體匯合成的?民意集團?，對改革的梗阻影響常表現為?失落情緒?的無厘頭宣泄，而這種?失落情緒?主要源自改革期望值的不滿足。比如國企下崗職工、城市非戶籍常住人口、二代農民工，他們最盼望解決再就業、徹底打破?戶籍歧視?、農民工市民化等，如果遲遲得不到解決或者達不到他們的?期望值?，就會對改革?心灰意冷?，容易產生?被拋棄感?，改革焦慮情緒就會上升，?任性?爆發，甚至不加思考地對良好改革舉措都打問號。在一些群體性事件中，之所以?圍觀?者眾、?助威?者多，大都出自這種情緒性宣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因改革期待滿足感不高造成的?群體性盲動?，會被其他一些有意阻撓改革的利益集團以?民意?之名加以利用，混淆社會輿論，影響改革推進。

對這部分群體，應按總書記強調的，?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一定要注意把深化改革與改善民生結合起來，讓普通百姓、弱勢群體、?失落群體?，實實在在成為改革增量的?受益群體?，在不斷增強?獲得感?過程中，溶解梗阻因素。

全面深化改革啟動以來，?抓落實??抓到位?成為習近平強調最多的?關鍵詞?。消除梗阻、解決問題，將成各級領導必然面對的常態。在去年12月30日舉行的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對已出臺的具有重大結構支撐作用的改革，要抓緊出臺細化實施方案，堅決消除?中梗阻??腸梗阻?。對已經出臺的重大方案要排隊督察，及時跟蹤、及時檢查、及時評估、及時整改，重在發現問題。春節前夕，習近平在同陜甘寧部分市縣委書記座談時再次指出，市縣一級領導干部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積極作為。

第三篇：四群體成為習近平眼中的“中梗阻”4-1

媒體：四群體成習近平眼中干擾改革“中梗阻”

2015年04月01日 16:54 來源：瞭望

4286人參與 1570評論

習近平（資料圖）

核心提示：干擾改革推進的“中梗阻”“腸梗阻”不會少，但尤其需要下力溶解的是集團式“中梗阻”。這樣的“中梗阻”大概可分為四種：在上，政商聯手，動搖干擾改革的頂層設計；于中，本位主義，搞選擇 性落實、象征性執行，甚至利用手中權力直接設障阻撓改革推進；在下，為官不為，消極抵制，甚至借改革之名直接侵害群眾利益；于側，群體性盲動，甚至借虛假“民意”破壞改革環境、影響發展穩定。想必大家對改革不缺少決心和勇氣是充分認同的，“壯士斷腕”的提法早就婦孺皆知，今年《政府工作報告》80余次提及“改革”;也不是沒有“施工圖”，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決定已列出80類500多項改革，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改革章節列出簡政放權、投融資體制、價格、財稅體制、金融、國企國資、非公經濟以及科技、教育、文化、醫藥衛生、養老保險、事業單位、住房公積金等改革清單。

那關鍵之年什么最關鍵？大家也不會陌生，就是消除“中梗阻”導致的改革膠著局面。形象點說，就是媒體整天傳播的“最先一公里”“最后一公里”、“中梗阻”“腸梗阻”等。

高層最頭痛的問題是改革方案“落地”。全面深化改革啟動以來，抓頂層設計與抓改革落地始終相伴而行。2月27日，在深改組第十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改革要處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關系，突破“中梗阻”，防 2 止不作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改革，一定會遭遇梗阻的，否則就不叫“改革”。“改革”一詞，源遠流長。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因胡人服飾多為皮革所制，故有“改革”一詞。自古至今，改革從來非易事。中國歷史上歷次“變法”“維新”，不無終成大功之先例，但更多是中道崩頹，或曇花一現。原因不復雜，改革是在給定的時間段中，針對既定目標對復雜利益格局進行深度調整，被調整者，特別是利益被做減法者，反彈情緒、掣肘動作，甚至阻撓設障，都在意料之中。新時期開啟的改革大業，“梗阻”一直就有，想必也將繼續存在。只不過每個時期的“中梗阻”不一樣。要對癥下藥，就很有必要把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階段的“中梗阻”摸清搞透。改革開放初期的“中梗阻”，更多是思想、觀念特別是意識形態上的“梗阻”，包括改革前景不確定性導致的“消極梗阻”。而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利益變化巨大，利益格局集團化特征明顯，直觀表現在以“階層認同”為紐帶的利益集團分化。這種“利益”，既包括經濟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不同利益集團間的分歧、對立、沖突是客觀 3 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團為著某種“共同目標”臨時聯手也是有的。

對于深水區的“啃骨頭”改革之難，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早有準備，習近平曾多次強調，推進改革，需要“更多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以及“壯士斷腕”般的決心。

細說起來，“中梗阻”并不必然來自于既得利益集團。不僅有既得利益集團形成的“中梗阻”，也有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利益驅動導致的“中梗阻”，還有分眾化小團體組成“民意集團”導致的“中梗阻”。各類“中梗阻”雖然訴求不一，但在阻滯改革的后果上，可能殊途同歸。比如，針對國資國企改革，政府決策部門、國企高層管理者、國企職工、民間資本、社會公眾以及國外勢力，都會認為是“利益攸關方”，都有強烈的訴求表達，但動機各異、指向不同、要求不一，且都可能借助各種手段搞“統一戰線”，在互相掣肘中膠著，導致改革步履維艱。

這些部位的“中梗阻”，往往不是單發性的，而是有影響改革設計的能力、有把控改革施行的渠道、有制造輿論的本領、有挾持“民意”的辦法，呈現出集團式的“利益共同體”特征。要撕裂這種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專攻某個部位的“中梗阻”未必完全奏效。干擾改革推進的“中梗阻”“腸梗阻”不會少，但尤其需要下力溶解的是集團式“中梗阻”。這樣的“中梗阻”有哪些？

大概可分為四種。簡而言之，在上，政商聯手，動搖干擾改革的頂層設計；于中，本位主義，搞選擇性落實、象征性執行，甚至利用手中權力直接設障阻撓改革推進；在下，為官不為，消極抵制，甚至借改革之名直接侵害群眾利益；于側，群體性盲動，甚至借虛假“民意”破壞改革環境、影響發展穩定。

第一種，強勢的特殊利益集團干擾或“誤讀”改革頂層設計。

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首要在于凝聚共識、確定方向。但從古至今，利益集團對于改革頂層設計的干擾阻撓，屢屢出現。先秦商鞅變法，舊貴族即高呼“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阻撓改革。北宋神宗年間，“百年之積，惟存空簿”，改革迫在眉睫，但王安石熙寧變法，外有舊黨魁首群起而攻之，內有后宮諸人高喊“王安石亂天下”。改革一派左支右絀，也不可避免新法漸廢、人亡政息的結局。晚清百日維新更為血腥殘酷，以慈禧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砍掉了“戊戌六君子”的頭顱。發端于1978年的經濟體制改革，30多年來從未一帆風順過。一路披荊斬棘走到今天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樣經歷了來自“左”右兩種思潮的干擾和阻撓。所幸領導改革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總結自省并有強大執行力的政黨，這成為中國贏得今日舉世矚目之改革奇跡的根本原因。也因此，我們會對習近平所言“改革開放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以及改革需要以“更多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進，有更深的體悟。

在當前的改革中，利益集團對于改革頂層設計的影響依然存在。特別是一些高級領導干部搞“非組織政治活動”、團團伙伙、小圈子，往往政商勾連、上下其手，政治勢力與經濟實力一起發力，既有“上層建筑”的謀劃能力，也有“經濟基礎”的保障實力，其干擾改革方向和重點的力量不可小覷。

3月2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呂新華在大會新聞發布會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到，“在反腐斗爭中，發現一起查處一起，發現多少查處多少，絕不封頂設限，沒有不受查處的‘鐵帽子王’。”其背后深意，即是要以反腐促改革，“老虎”再大也要打，“集團”再厲害也要破，保證改革方向不被政商聯手的強勢利益集團所左右。第二種，部門本位主義的“選擇性執行”。

一些部門和地方在落實中央有關改革的決策部署中，囿于部門利益和局部利益，甚至出現不顧大局、向內部“利益捍衛者”妥協的情況，搞選擇性落實、象征性執行。比如，一些部門和地方在制定改革實施細則時，有的不積極作為，轉發文件了事，使基層找不到改革的抓手和方法;有的塞私貨、搭便車，把對本部門有利益有好處的東西巧妙添進去，借機為部門甚至小集團牟利;有的大玩折衷主義，遇到對本部門有削權減利的改革方案，在制定細則或執行中做“調和”處理，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有的上推下卸，脫離實際和群眾需求，生搬硬套，改革沒釋放紅利，反而讓老百姓添堵;等等。

第三種，基層干部群體的“雁過拔毛”行為和畏難、抵觸情緒。

“最后一公里”的梗阻往往出現在這里，“蒼蠅”也多產自這里。

據媒體透露，在一些地方，中央下撥農村危改款，有的農民獲批一萬元到手只有五千，有些村民連房都住不上，還有 7 干部索要“好處費”。如此“雁過拔毛”的事，恐怕不在少數。“蒼蠅”大行其道，再好的改革措施也會大打折扣。在推進改革上，當前，仍有少數縣鄉以下基層干部無心部署和落實改革，或是擔心風險大，會激化不同群體的利益矛盾;或是擔心得罪人，搞得不好惹火燒身;或是擔心沒好處，反而削了自己的權、動了自己的奶酪。在中央實行八項規定、反對“四風”之后，“為官不易”的喟嘆，在縣鄉以下基層干部群體中很有市場。

對縣鄉以下基層干部的亂作為、不作為的深層原因和社會環境，要予以特別關注，加以深入研究。這是決定改革成敗的一個關鍵樞紐，也是決定群眾能有多少“獲得感”的關鍵閘門。改革方案能不能落地，改革措施能否不折不扣得到執行，這個群體的作用是決定性的。所謂“千仞之山，功虧一簣”，縣鄉以下基層干部一旦遇到問題繞道走、趕上矛盾就躲著走，碰到利益不撒手、少了利益不作為，改革的航船怎能不擱淺?

不過，僅僅簡單批判不足以溶解這個集團式“中梗阻”。縣鄉以下的基層干部，實際上是有一些特別特征的群體，籠而統之地以“黨政干部”來對待未必精準。他們直面一線群眾、承受的壓力大，工作強度大、工作條件艱苦，地位不高、收入偏低，面對一個個鮮活的個體群眾，工作方式、工作作風不是想象中那般簡單，也不是一句“依法行政”就能解決各種難題和矛盾的。有些“一刀切”的政策，他們常有自己的看法;對于有些不切實際的措施，他們在實際操作中常常面臨兩難。

因此，要溶解這種“中梗阻”，在制定改革方案時就要考慮到位，不單要解決給群眾的“含金量”問題，也要考慮給基層干部“可激勵”的問題。

第四種，分眾化小團體匯成“民意集團”的沖擊。我們常常看到，每逢政府舉行聽證會，總會引起一波洶涌輿情;每遇推進一項重大項目，或強或弱變成社會熱點。而參乎其中的，總少不了有關無關人員以及民間輿論場的支持。

互聯網時代，朋友圈隆盛，“人以類聚”更加凸顯，也更加便利隨意。以地位為紐帶如高管群，以“身份”為紐帶如二代農民工，以職業為紐帶如出租司機，以友情為紐帶如同學圈，以興趣為紐帶如登山愛好者……甚至一次集體活動就能組建一個朋友圈，林林總總，隨時隨地。這種“圈群社會”，在一面強烈要求打破戶籍、地域、職業、身份等各種“歧視” 9 的同時，一面又在不斷渲染各種甚至是牽強附會的“身份認同”，需求就是隨時可發起強大的情感支援、輿情呼應。“三教九流”已遠不能刻畫當今時代的“人以類聚”，階層式的社會結構劃分也不能精準描述分眾化的社會群體。利益分化越來越呈現分眾化、碎片化特征，同一藍天下，農村人、城里人、農民工、非戶籍常住人口等，改革訴求指向不同，利益期望未必重合;“同類”中，存在諸如有車族、有房族與無車族、無房族之分，有工薪族與“食利”族之別;同一人還有多個細分“身份”，多“身份”、多面性、多訴求集于一身，不停“游走”在多個類別中，改革訴求在同一人身上甚至表現出沖突性背離。

不同“類”、不同“身份”之間，利益未必交集，聯系未必緊密，但即使利益不相干，聯系松散，往往也能產生瞬時聚合效應。而串聯這些無交集“利益”的紅線，常是借助炒作某一事件某一個案而引發社會關注，利用網絡、朋友圈“一呼百應”，組成“民意集團”，孤立事件甚至是假新聞也可能演變為群體性事件，沖擊改革方案施行。

由分眾化、碎片化小團體匯合成的“民意集團”，對改革的梗阻影響常表現為“失落情緒”的無厘頭宣泄，而這種“失落情緒”主要源自改革期望值的不滿足。比如國企下崗職工、城市非戶籍常住人口、二代農民工，他們最盼望解決再就業、徹底打破“戶籍歧視”、農民工市民化等，如果遲遲得不到解決或者達不到他們的“期望值”，就會對改革“心灰意冷”，容易產生“被拋棄感”，改革焦慮情緒就會上升，“任性”爆發，甚至不加思考地對良好改革舉措都打問號。在一些群體性事件中，之所以“圍觀”者眾、“助威”者多，大都出自這種情緒性宣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因改革期待滿足感不高造成的“群體性盲動”，會被其他一些有意阻撓改革的利益集團以“民意”之名加以利用，混淆社會輿論，影響改革推進。

對這部分群體，應按總書記強調的，“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一定要注意把深化改革與改善民生結合起來，讓普通百姓、弱勢群體、“失落群體”，實實在在成為改革增量的“受益群體”，在不斷增強“獲得感”過程中，溶解梗阻因素。

全面深化改革啟動以來，“抓落實”“抓到位”成為習近平強調最多的“關鍵詞”。消除梗阻、解決問題，將成各級領導必然面對的常態。在去年12月30日舉行的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對已出臺的具有重大結構支撐作用的改革，要抓緊出臺細化實施方案，堅決消除“中梗阻”“腸梗阻”。對已經出臺的重大方案要排隊督察，及 時跟蹤、及時檢查、及時評估、及時整改，重在發現問題。春節前夕，習近平在同陜甘寧部分市縣委書記座談時再次指出，市縣一級領導干部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積極作為。(文/陳澤偉)

第四篇：全力打通改革落地“中梗阻”

全力打通改革落地“中梗阻”

2月27日，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強調，要處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關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從“開局之年”進入“關鍵之年”，全面深化改革向深水區再邁一步，改革攻堅任務更加繁重。越是此時，越要突出強調改革“落地有聲”。

全面深化改革啟動以來，抓頂層設計與抓改革落地始終相伴而行。“抓落實”“抓到位”成為總書記強調最多的“關鍵詞”。

主持召開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時，習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場持續的攻堅戰，需要有勇氣、有膽識，敢于吃螃蟹，敢于涉險灘，敢于破藩籬，敢于擔責任。凡是議定的事要分頭落實，不折不扣抓出成效。

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把抓落實作為推進改革工作的重點，真抓實干，蹄疾步穩，務求實效。

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上，總書記要求，各牽頭單位加大工作要點的推進落實力度，到人到事，凡事都要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干。

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他進一步強調要把改革各項工作抓到位，實施方案要抓到位，實施行動要抓到位，督促檢查要抓到位，改革成果要抓到位，宣傳引導要抓到位。

去年12月30日舉行的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更進一步強調，對已出臺的具有重大結構支撐作用的改革，要抓緊出臺細化實施方案，堅決消除“中梗阻”“腸梗阻”。對已經出臺的重大方案要排隊督察，及時跟蹤、及時檢查、及時評估、及時整改，重在發現問題。

春節前夕，總書記在陜西考察期間，同陜甘寧部分市縣委書記座談時，他又指出，市縣一級領導干部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積極作為。

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這一問題，釋放出了明確信號：推進改革需要勇于擔當。關鍵時刻，要看領導干部的肩膀。

然而，當前影響改革落地生根的“中梗阻”現象比較突出，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面對待解難題，一些干部對全面深化改革存在觀望心態，甚至出現“為官不為”情況;一些部門和地方在落實中央有關改革的決策部署中，囿于部門利益和局部利益，不顧大局，向內部“利益捍衛者”妥協，搞選擇性落實、象征性執行;有的對落實中央部署要求缺乏深入系統研究，制定實施細則脫離實際和群眾需求，發份文件了之，使基層找不到改革的抓手和方法;有的改革壓力向下傳導不暢，存在“兩頭熱中間冷”、決策部門緊執行部門松、牽頭部門急配合部門拖的現象。

氣可鼓不可泄，力須聚不能散。中央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勇于擔當”，這是對領導干部能力與責任的更高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對各級領導干部的“大考”，要讓更多人成為改革的弄潮兒，使改革正能量越聚越強。

關鍵之年奔騰不息的改革大潮，正召喚我們每個人強化責任擔當，勇做“關鍵一兵”，把中央對改革的要求部署落實到位，不讓改革舉措“堵”在路上，不讓改革紅利“截”在途中，用行動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優異答卷。

第五篇：習近平眼中杰出軍人：聽黨指揮有血性,實戰中能打勝仗

習近平眼中杰出軍人：聽黨指揮有血性，實戰中能打勝仗

4月12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經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批準，總政治部日前印發新修訂的《軍隊黨組織發展黨員工作規定》。《規定》是1991年制訂的，1999年、2004年曾先后兩次修訂，此次是第三次修訂。

《規定》強調，始終保持一支以干部和士官為主體，能夠擔當強軍重任的高素質黨員隊伍，為建設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奠定堅實的組織基礎。《規定》對如何發展軍隊黨員做了明確規定，“高標準”、“嚴要求”是其核心內涵。《規定》充分體現了習主席關于加強新形勢下黨員隊伍建設新部署新要求。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如果放到軍隊，我們要問，新時期什么樣的軍人才是杰出的軍人？十八大以來，從“重點在鑄牢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上下功夫”，到 “要堅持從實戰需要出發從難從嚴訓練部隊”，再到吸收能夠擔當強軍重任的高素質軍人入黨，習近平對新一代革命軍人的要求更加豐滿和清晰，也給軍人履職盡責樹立了新標尺。

聽黨指揮、絕對忠誠

讓我們視線回到古田這個閩西小鎮。2014年，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這里召開。

媒體報道，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是由習近平親自提議在古田召開的。正是86年前的古田會議，一舉打消了黨內“紅旗還能打多久”的悲觀情緒，直指軍內的種種舊軍隊積習，使紅軍成為黨的軍隊和人民的軍隊，從此有了“根”和“魂”。

重回古田的另一個用意，則是如何建設新時代軍隊的關鍵時點上，再次旗幟鮮明地點明必須堅持的原則：黨的領導。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軍隊多番提及黨的領導。2012年12月10日，習近平在會見駐穗部隊師以上領導干部時也說到：“一是要牢記，堅決聽黨指揮是強軍之魂，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決聽黨的話、跟黨走。”

習近平在“新古田會議”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聽黨指揮”的重要性。他表示，當前最緊要的是把4個帶根本性的東西立起來：把理想信念在全軍牢固立起來，把黨性原則在全軍牢固立起來，把戰斗力標準在全軍牢固立起來，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軍牢固立起來。樹立新標準、做“四有”軍人

“軍隊要像軍隊的樣子，很重要的要體現在高中級干部身上。”習近平在“新古田會議”上指出，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我軍政治工作，著力抓好高中級干部管理。

習近平強調，軍隊好干部的標準，就是要做到對黨忠誠、善謀打仗、敢于擔當、實績突出、清正廉潔。堅持黨管干部、組織選人，堅持五湖四海，堅決整治用人風氣，純潔干部隊伍，真正把好干部選出來、任用好。

抓好軍隊高中級干部管理的同時，習近平在此次會議講話中明確提出，著力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

“四有”軍人這一“總要求”，習近平在視察中也屢次提及。2014年12月，習近平視察南京軍區機關，強調“要打造強軍文化，鞏固部隊思想文化陣地，堅定官兵革命意志、升華官兵思想境界、純潔官兵道德情操，引導他們努力成長為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2015年1月21日，習近平視察駐昆明部隊，再次指出要引導官兵爭做“四有”革命軍人。

總政治部日前印發新修訂的《軍隊黨組織發展黨員工作規定》將“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標準要求”寫入總則，吸收“四有”軍人先進分子入黨。《規定》指出，始終保持一支以干部和士官為主體，能夠擔當強軍重任的高素質黨員隊伍，為建設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奠定堅實的組織基礎。聚焦實戰、能打贏

好戰必亡，忘戰必危！

“軍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將是致命的。我經常看中國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慘場景就痛徹肺腑!”2013年12月27日，習近平在一次重要會議強調，言辭懇切。

軍隊必須擔負起保家衛國的神圣使命。從考察廣州軍區到考察成都軍區，從視察武警部隊特種警察學院到接見空軍第十二次黨代會代表，習近平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后大刀闊斧整肅軍風軍紀，多番強調實戰。

“要堅持從實戰需要出發從難從嚴訓練部隊，堅持以軍事斗爭準備為龍頭帶動現代化建設，全面提高部隊以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的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習近平2012年12月在廣州戰區考察時強調，要不折不扣落實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方針，培養部隊嚴守紀律、令行禁止、步調一致的良好作風。要始終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層，把部隊建設和戰斗力的基礎打得更加牢固。

“軍事訓練是提高實戰能力的重要途徑和抓手，要堅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練，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練什么，部隊最缺什么就專攻精練什么，突出使命課題訓練，加大對抗性訓練力度，走開基地訓練的路子，在近似實戰的環境下摔打鍛煉部隊。”2013年11月28日，習近平在視察濟南軍區時強調。

……

十八大以來，從解放軍陸、海、空、二炮各個軍種，從天南地北各個軍區，從接見軍隊高級干部到下班組視察考察，聚焦打仗，謀打贏，習近平主席對新一代革命軍人這一根本“標準”強調始終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