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農村法律需求及其服務的調查報告

關于農村法律需求及其服務的調查報告

一、調查背景及路徑

“中國的問題仍然主要是農村問題。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農村社會的現代化。因此，一個真正關心中國人喜怒哀樂的人就不能不關心中國最基層社會的人的生活。”［1］(P7)基于此，我們受中國法律與發展咨詢公司和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資助，于2005年4月20日赴湖北省宜城市開展了為期三個月的農村法律援助項目。我們本著面向農村、服務農民的精神，以法律服務為中心，相繼開展了普法宣傳、法律咨詢、糾紛調解、代寫文書等活動，并于期間開展了關于農村法律服務的社會調查，從中掌握了許多第一手資料。

與其它調查報告不同的是，本報告在分析角度上摒棄了以農村法律服務所為窗口的傳統做法。其它類似報告均以法律服務所為中心，分析其在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通過考察法律服務所與法庭、派出所、司法所、鄉（鎮）政府、律師事務所等的相互關系，從而得出有關基層法律服務所的一些理論認識。其目的在于為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區域劃分等提供理論依據。因此，這些報告都忽視了對農民實際法律需求的考察。然而，法學是一門應用科學，既為“應用”就應當首先搞清楚農民的實際需求到底是什么，然后才能根據現實需求去判斷各服務單位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是否適格。所以，本報告緊緊抓住“農民到底需要什么”這一中心命題，通過考察農民在實際生活中是否與法律密切相聯、與哪些法律密切相聯、如何解決具體法律問題等，分析現有基層法律服務體系及糾紛解決機制的優缺點，進而闡述學生志愿者參與農村法律服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相關的具體建議。這是本報告的最終分析路徑。

二、調查方法

本次法律援助的最大特點是，在整個項目期間都是學生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當地政府、法庭等均未參與其中，司法所和法律服務所也僅僅只是提供一些便利條件而已。由于調查者非官方、非權威身份，在考察中很難收集到一些政府、法庭的內部文件和數據，因為“以中國國情，獲得被調查者的信息，常常需要借助一定程度的私人關系。”［2］盡管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分析，但由于政府機關總結報告本身的真實性值得懷疑，且本報告的觀察重點在于農民的現實需求，因此上述影響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同時，由于我們與司法所和法律服務所接觸較為頻繁，通過他們偶爾也能看到政府機關的某些文件和報告，這或多或少彌補了上述遺憾。

個別訪談，是我們最重要的調查方法。我們對訪談對象的選取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農民群眾，包括接受過法律服務和未接受過法律服務兩類。這種分類十分必要，一方面前者對基層法律服務有著最直接的感受，他們的看法和意見直接反映了基層法律服務的現狀。另一方面后者在農村占絕大多數，更具代表性。這對我們了解農村法律服務的真實面貌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必須指出的是，未接受法律服務并不意味著他們沒有遇到法律糾紛，是何種原因使他們與法律服務擦肩而過？追尋其中的原因，顯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第二部分訪談對象是法律服務所的法律工作者。主要是了解法律服務所之現狀，以及在滿足農村法律需求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與對農民的訪談不同的是，這部分訪談大多不是以正式方式進行的，往往是在閑聊甚至是吃飯時獲得我們想要的信息。這些信息同樣具有相當的可信度。最后一部分是司法所和部分當地政府官員。主要了解政府機關在解決農村各類糾紛中的作用。

問卷調查，是我們了解基層法律服務現狀的另一重要手段。有專家認為，在中國的調查，必須正視被調查者文化素質不高，缺乏社會調查常識的現實，盡是少用書面調查方式。［3］。然而我們認為，這是對基層群眾的固有偏見。事實上，我們所接觸到的農民大多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也接觸過許多外部信息，對我們并沒有表現出敬而遠之的態度。盡管有些農民，特別是五十歲以上的，一開始對調查充滿疑慮，但經我們反復解釋，多數人最終都能接受調查。

實地考察。這里所指實地考察，不僅指參觀相關部門和單位的物質設備、辦公條件、言談舉指等，也包括我們親身參與的普法宣傳、糾紛調解等實踐活動。這些實踐活動使們擺脫了單純以一個旁觀者身份分析問題的局限，更以自己的親身體會增加了報告的真實性。

三、基層農民的現實法律需求

“中國是一個農業在國，十三億人中就有九億是農民，可是很久以來，農民在農村中的生存狀態研究如何，絕大多數城市人并不清楚。”［4］(P1)現在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法律援助活動，針對農民的送法下鄉也在一定范圍內蓬勃開展。然而正是一個“送”字，真實地表達出一種強烈的信號：活動者一開始就是以施舍者的面貌出現在廣大農民面前，他們沒有深入了解農民的現實需要，僅僅只是單方面將自己的專業知識“送”給農民。雖然不可否認活動者良好的主觀愿望，但要做出一份理性的、具有一般抽象性的調查報告，顯然是不夠的。

農民到底需要什么？這是一個非常復雜而宏大的問題。如果以發散式的路徑進行分析，似乎很難從中理出脈絡。因此我們采取了邏輯化的分析模式，即首先考察農民與法律的密切程度，其次看農民與哪些法律密切相關，再看農民法律糾紛的方式是什么，通過這樣一種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分析模式，最終可以相對完整全面地了解農民的實際需求。

那么法律與農民日常生活聯系密切嗎？在120份調查問卷中，有72份回答“很有關系”，約占60%；回答“有一點關系”的24份，約占20%；回答“沒有關系”的24份，約占20%。前兩項合計80%。這表明，農民的法律意識普遍提高，一改過去法律虛無主義觀，認為法律與自己的日常生活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那種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平平靜靜與世無爭的生活哲學已經悄悄發生變化。這得到了問卷中另一問題的印證。當被問到“你是否需要法律服務”時，回答“很需要”的72份，占60%；回答“無所謂”的36份，占30%；完全不需要的只有12份，占10%。

問卷調查的結果讓我們倍感欣慰。但是，由于被調查者面對問卷調查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一種理想主義色彩，據此做出相應結論不免會有偏離實際的危險。因此，我們在進行問卷調查的同時，也深入村莊進行了實地走訪。而走訪結果恰恰證明了上述憂慮。在與農民的交談中，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一方面農民具有相當的“理論水平”和法律認知度，他們絕大多數高屋建瓴地認為，法律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它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人人都處在法律的包圍之中。但另一方面，當被問到實際生活中都有哪些具體涉法問題時，大多數都回答說其實也沒有什么實際問題，基本上還是與世無爭，過著恬然自得的生活。在一個村治保主任那里我們得知，該村一年也就發生17起村民糾紛，這與該村龐大的人口基數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而當被問到周圍都有哪些常見糾紛時，甚至有一部分人的回答竟是“不清楚”“不知道”“不好說”等。可見，一涉及到具體生活，法律與農民又相距甚遠。

令人尷尬的局面出現了，我們到底如何解釋上述差異？我們認為，隨著中央和地方在法制宣傳上的投入越來越大，特別是各類法制電視節目的播出，依法辦事作為一種意識已經潛移默化地植入農民的大腦。農民對于法律已不再像從前那樣陌生。權利、義務等時髦名詞已耳聞能詳，維權觀念日漸濃厚。然而農民這種法律認知度的提高，更多的依賴于外部力量的推動。各種普法教育、電視宣傳，就像一部鼓風機，將各種法律觀念強行吹進農民的大腦。農民仿佛一夜之間明白了法律的意義。農民正是這樣被動地改變著自己的法律觀念。經典著作中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這里并沒有得到直接體現。“‘法根源于一定的經濟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原理在法學領域的科學應用。”［5］(P46)當外來因素日益改變農民思維的時候，內在的根本性的經濟因素卻并沒有顯示其主導力量。雖然從官方數字上看，農村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雖然本項目選擇宜城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該地農民盡管還談不上富裕，但由于物產較為豐富而使商品經濟有所發展，從而產生了較多的得到法律服務的需求。”［6］但是，當我們走進宜城村莊親身體驗農村實際時，上述理由就不免顯得過于主觀了。我們所到之處（不包括靠近鄉鎮中心的少數村莊），基本上沒能看到商品經濟的痕跡。在稍大一點的村莊還可以找到一兩家小賣部，三兩個閑來無事的村民聚在門前閑聊。而小一點的村莊，則從頭到尾就看不到幾個人。即使在白天，也基本上是家家關門閉戶。為了盡可能保證分析的客觀性，我們刻意沿王萬公路一路走訪。在我們的概念里，沿途村莊有交通、人流上的便利，其商品經濟應該比較發達。路旁各式各樣的酒樓、飯莊也是我們做出此種推斷的佐證。然而走訪結果不容樂觀。所謂酒樓、飯莊，不過是農民在自家民宅里隨便掛個牌子而已，沒有營業執照、沒有專業設備，有的甚至連菜單都沒有。“門可羅雀”本是形容賓客稀少，但對這些酒樓、飯莊來說，能夠羅到一只雀就已實屬不易了。有位村民則直接告訴我們：“我的生意壓根兒就是等著一兩個過路的外地人狠狠殺他們一頓。”我們走訪的村莊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村級經濟一個沒有，至于農業產業化更是聞所未聞。如果要說有什么商品經濟的話，那么農民將剩余的糧食沿途販賣以及購買必要的生活用品或許可以算作其中。由此可見，宜城農村商品經濟遠沒有書面文字描繪得那么發達。而商品經濟的不發達，必然造成法律與農民事實上的隔閡。

一方面是觀念上法律認知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實際生活中與法律相距甚遠，農民真的不需要法律了嗎？我們認為并非如此。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發展過程。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如此。雖然實地調查的結果有些悲觀，但經濟發展不可能一促而就。事實上，在各鄉鎮中心及其周邊地區，商品交易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在這些地方，商品交易市場已有一定規模，人人流量也比較大。在實地參觀過程中，我們甚至還看到一家某名牌家電的專賣場。商品經濟已經在這些地區開始萌芽。而中央一號文件的出臺，無疑將使廣大農村進入發展的快軌道。盡管現在尚不盡如人意，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必然趨勢。商品經濟越發達，人與人的交往和磨擦越頻繁，這時人們的法律需求就越迫切。加上外部力量的推波助瀾，農民與法律的聯系不是越來越疏遠，而是越來越緊密。各鄉鎮人民法庭受案量的穩步攀升，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二）那么在現實生活中，農民都有哪些常見糾紛呢？從調查問卷來看，刑事案件為數不多，行政案件基本沒有，主要是民商經濟類糾紛，尤以民事糾紛為最。其中土地糾紛反映最為強烈，約占40%。這是因為土地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在農民所有生產要素中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特別是在農村社保制度還很不完善的情況下，土地還承擔著社會保障的職能。這些都使土地糾紛成為農村最常見也是最嚴重的糾紛。如果說第一輪土地承包經營期屆滿前，這些問題還有所掩蓋的話，那么當農村土地開始二輪延包、工業開始反哺農業、中央開始發放種田補貼時，所有矛盾一下子全部浮現出來。鄉（鎮）政府開始扮演起滅火隊員的角色，并大有顧此失彼之勢。

讓我們深感意外的是，合同糾紛居然被認為是僅次于土地糾紛的第二大糾紛。這與上述有關農村商品經濟的分析顯得格格不入。但當我們追問合同糾紛的具體內容時才知道，農民所說合同糾紛，多指農資產品質量糾紛，偶爾有少量的借款糾紛。在以農業為主的地區，農資顯然是除土地之外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但受時下市場環境的影響，假冒偽劣產品層出不窮，在這種情況下，“合同糾紛”日益增多也不足為奇。

勞務糾紛和贍養糾紛也是反映較多的糾紛類型。勞務糾紛的出現，與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有關。“農業生產回報率低和城市就業相對較高的現金收入，以及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沖突，使得農民工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一支獨特的生力軍┄┄隨著城鄉這種比較利益的對比越來越明顯，以及農村耕地的逐年減少，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成為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7］(P14)在宜城近十年來，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漸成氣候。有的村莊幾乎全部都是老弱病殘。外出務工人員越來越多，欠薪、拖薪以及種種侵害農民工權益的行為，都不可避免地成為農民關注的對象。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成為農村的迫切需求。

贍養在農村歷來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長期以來，家庭養老是我國農村最主要的老年保障方式┄┄目前農村家庭養老約占養老保障的92%以上┄┄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和家庭結構小型化，傳統的養老保障方式面臨沉重的壓力。近年農村老人在經濟供養、代際贍養、居住、醫療問題方面，糾紛頻繁甚至訴諸法院的現象，折射出農村養老問題的發展。”［8］(P163)很多老年人晚年境遇十分凄慘。子女可以對孩子百般寵愛，但對父母卻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衣不遮體、食不裹腹”雖然有些夸張和片面，但也絕非聳人聽聞。在我們參與調解的一起贍養糾紛中，老人不斷向我們發出“上輩子到底作了什么孽”的追問，這讓我們無言以對。

此外，從調查問卷來看，侵權、婚姻、繼承也占一定比例，但為數不多。讓我們感到不解的是，調查問卷上婚姻糾紛僅占6%，然而宜城各鄉鎮人民法庭審理的案件中，40－50%卻為婚姻案件。我們接到的法律咨詢中，婚姻也占了相當比重。我們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反差，可能與婚姻涉及隱私，被調查對象多不愿談論有關。

法律并不總與糾紛相伴相隨。我們特別想知道，農民在諸如簽訂合同、入退伙、抵押貸款、購房等非糾紛類事務中，是否存在法律需求。多數農民回答說，平時這類事務較少，即使有自己看著辦也就可以了。這也反映在法律服務所的業務構成上。據我們了解，法律服務所的業務主要就是調解糾紛和代理訴訟，非訴業務基本沒有。但農民同時也表達出另一愿望，即：如果這些事務有免費服務的話，還是更愿意請專業人士幫忙。顯然，非糾紛類法律服務并非真的沒有市場，而是農民普遍認為，盡管在簽訂合同、入退伙、抵押貸款、購房等事務中可能存在風險，但這種風險畢竟是不確定的，花上一筆錢請專業人士幫忙規避可能出現也可能不出現的風險，有些不劃算。相比之下，當出現現實糾紛時，再請法律工作者（律師），這筆錢就花得實在多了。由此可見，農民在法律上的小農意識仍然比較嚴重。

（三）那么當農民出現糾紛時，都以何種方式解決呢？在問卷調查中，選擇“找村干部調解”的共55份，約占46%，位居榜首。這充分說明，具有民間威望的村干部比一臉嚴肅的法官，更容易被農民接受。這與城市的陌生人社會不同。在城市，人們之間既不認識，也不相互依賴。一旦發生糾紛，打官司成為首選。官司結束后，各人又回到各自獨立的生活空間，不必擔心官司會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但在農村，人們之間的依存關系明顯大于城市。一個村莊就是一個社會。親戚關系、朋友關系、鄰里關系共同構成一個關系網。村民長期甚至一輩子都生活在這個關系網中。人們不僅影響著他人，也被他人影響。因此發生糾紛的當事人不可能像城里人那樣在法庭上“瀟灑走一回”，因為官司之后他們還要生活在這個小社會里。更重要的是，這種小社會本身有它自己的一套行為規范。這種規范雖然不是法律，但在熟人社會里，它并不比法律差多少。“傳統的風俗習慣都有其類似法律的明確規則，它在有關的社會圈子中為大家所認可和支持，因此運作起來不成問題。而國家試圖制訂的一些只有規條意義的‘與世界接軌’的法律，很可能是外在于人的具體生活世界的。”［9］(P7-8)這樣，深諳其道的村干部就立刻顯示出優越性，法官只好退居次位。

尋求鄉（鎮）政府的居中裁決，也是農民的重要選擇之一。這是因為在中國，行政力量向來居于中心地位。不論在體制設計上，立法、司法如何如何制約行政，但在實際生活中行政力量的強大和無孔不入，恐怕是前者永遠無法比擬的。因此，行政介入的立竿見影與司法救濟的漫漫長路相比，更受農民歡迎。

派出所系治安管理機構，但有時也應農民的請示處理一些民事糾紛。在過去，由于派出所在鄉村社會中的權威性，有問題找派出所一度成為農民的首選。但近年來，公安部門不斷進行內部整頓，以及司法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派出所介入民事糾紛的現象已逐步減少。從問卷調查來看，選擇“找派出所”的僅占8%。

選擇打官司的比例高達30%，僅次于“找村干部”。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絕大多數農民選擇打官司是以“其它方式解決不了”為前提的。在120份調查問卷中，直接選擇打官司的僅11份。而在“你是否打過官司”一欄中，選擇“是”的僅占25%，75%的農民沒打過官司。可見，將問題直接訴諸法院無論如何都不能算上策。

書齋里的苦思冥想，永遠無法跟上實際生活的步伐。我們在實地調查中發現，利用宗族力量居然也是農民解決糾紛的方式之一。一個村莊往往由一兩個大姓和若干個小姓人家組成。“由于歷史、社會、文化的原因，許多大姓與大姓、小姓與小姓、大姓與小姓之間形成一定經濟往來的、婚姻關系錯錯綜復雜的村莊共同體。”［10］(P265)大姓村民之間一般都有或近或遠的親威關系，他們在無形中形成一股力量，影響著村里的大小事務。“雖然村干部在處理全村性的事務尤其是政務時，包括宗族在內的各種非正式組織一般是不會插手干預的┄┄但實際上，宗族背景已成為影響村干部工作方式和權限的重要因素┄┄宗族背景強弱的因素影響到村干部的發言權和決策權，相對而言，來自大姓大房的村干部盡管不一定是主要干部，但有著更大的發言權，來自小族小房的村干部總會自覺地規避或忍讓。”［11］(P278-279)當同姓村民發生糾紛時，氏族內德高望重的老者就責無旁待地充當起調解人。當本姓村民與外姓村民發生糾紛時，外姓村民往往迫于大姓人家的無形壓力，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有位老太太則告訴我們：“不忍又能怎么樣呢，你仍舊是你，你仍舊是小姓，你仍然要在這個村子里生活下去！”

四、現有法律服務體系評價

村干部的調解，是化解社會矛盾的第一道屏障。既然有近一半農民把村干部調解作為首選，就充分說明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村干部調解的最大缺陷，就是其政策水平和法律水平的低下，無法提供專業的分析意見和解決方案。其調解依據首先是情，其次是理，最后才是法。這與現代法治社會的“法、理、情”模式正好相反。由于其方案的不專業，給再度糾紛埋下隱患。這反而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鄉（鎮）政府是否可以挑起大梁？我們對此不得不給出否定性評價。雖然現在鄉（鎮）政府有相當精力花在解決農民糾紛上，但隨著政府職能改革的進一步加快，“小政府、大社會”模式的最終確立，政府直接介入農村糾紛的做法將被逐漸摒棄。另外，由于農村稅費改革，鄉級財政發生困難，加上鄉鎮合并和機構精減，鄉（鎮）政府無錢無人也無力顧及越來越多的農村糾紛。同時，與村干部一樣，鄉（鎮）政府工作人員的法律知識同樣匱乏。在民事領域更是如此。因此鄉（鎮）政府不可能給農民提供更多更優質的法律服務。

派出所和人民法庭這兩個官方法制機構同樣無法滿足農民的需要。關于派出所，上文已有分析，這里不再贅述。人民法庭作為審判機構，能夠給農民提供的法律服務除了審判，就是有限的法律咨詢。而審判與其說是為農民服務，還不如說是履行自身職責。至于常常見諸報端的法院主動上門服務，早已招致學者們的一致討伐。隨著司法消極性和中立理念的深入，這種現象將退出歷史舞臺。法院針對農民的法律服務十分有限。

法律服務所在農村法律服務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雖然從體制意義上講，司法所在普法宣傳、法律援助等方面，應當起到中堅作用。但實際情況卻是，絕大多數司法所都是“一人所”，而且這些行政或公益性職能都沒有專項經費支持。因此司法所的實際作用十分有限。相反，作為社會中介機構的法律服務所卻扛起了大旗。不論是人民調解、普法宣傳，還是法律援助，幾乎都有法律服務所的身影。甚至本應掛靠司法所的法律援助站，干脆就直接掛在法律服務所的門上。因此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盡管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僅一墻之隔，但找法律服務所的人遠多于打司法所的。在涉及訴訟的案件中，法律服務所的地位更是不可動搖。一方面律師事務所遠離鄉村，另一方面農村知法懂法的人寥寥無幾。這時既有專業背景，又扎根農村的法律工作者就理所當然地成為當事人的眼中寶。所以在實地考察中我們看到，雖然鄉鎮法律服務所的辦公條件差強人意，但其業務量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可觀的。

但是，這并不表明法律服務所就能完全滿足市場需求。事實上，法律工作者與律師、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的差距還是客觀存在的。“由于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導致整體隊伍素質不高┄┄甚至沒有多少文化，對法律知識知之甚少的人，也進入了法律服務的隊伍。”［12］與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的律師相比，法律工作者在個人綜合素質上確實存在差距。我們特意設計了一道問題：如果你打官司，在律師和法律工作者之間你會選擇誰？為了盡量減少因為概念錯位而導致的信息失真，我們給每一位被調查者詳細地解釋了一番什么是律師、什么是法律工作者。調查結果顯示，70%的農民會選擇律師，只有20%的農民選擇法律工作者。原本在我們看來，價格會成為農民做出選擇的重要因素。然而訪談中得到的信息卻是，只要能贏官司花多少錢都無所謂。顯然，在農民心中法律工作者不是最理想的選擇，更為專業的律師才是他們的首選。除此之外，更為嚴重的是，法律服務所的內部機制還遠未達到律師事務所那樣相對完善的地步。大多數法律服務所都只是一張皮，為了湊夠最低注冊人數，三四個法律工作者貌合神離地走到一起。但在具體工作中，則完全各自為政、獨立核算。我們在宜城某鎮的一個月里，有的法律工作者壓根兒就沒出現過。當事人不是與法律服務所簽訂合同，而是與法律工作者個人簽訂，個人與所里幾乎沒有約束機制。當當事人與法律工作者就法律服務發生糾紛時，法律服務所勿須以自己的資產承擔責任，這與律師事務所相差甚遠。而這種渙散的內部機制，最終將影響當事人的利益。

最后要指出的是，利用宗族力量解決村民糾紛，是一種十分落后的方式，可能帶來嚴重后果。因為“它以族老政治為中心，族老、族賢等‘族精英’過多介入村民事務，將大大削蝕正式組織的權威。在一些地區宗族權力已實際上成為與國家的行政、司法權力平行的一種私人性質的權力。”［13］(P282-284)宗族力量一旦發生扭曲和嬗變，就極有可能走上黑惡勢力的道路。因此政府對于宗族力量向來都持不鼓勵態度。隨著國家權威向農村的滲透和司法環境不斷改善，此種糾紛解決方式終將走入歷史塵埃。

五、學生志愿者農村法律援助的分析與建議

（一）必要性和可能性。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農村基層法律服務體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分問題，但由于人員素質、服務經費、組織體制等種種限制，還無法滿足農民的需要。而農村商品經濟的萌芽、成長與發展，又必然會帶來越來越多的法律問題，于是需求與供給之間就產生了矛盾。當城市特別是中等以上城市的法律服務體系日臻完善時，農村卻面臨著成為法律洼地的危險。這就必然要求有其它某種法律服務力量的介入，以填補空缺。另一方面，法學是一門應用科學，法學的魅力不在理論，而在于實踐；不在書齋，而在于社會。法學院校也確實需要借助某種平臺，將學生推入到火熱的實踐中去，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因此，當兩種需求不謀而合時，學生志愿者進行農村法律援助就擁有了廣闊的空間。

此外，學生志愿者的公益性，也是農村法律援助活動可行性的重要因素。不得不承認的是，在城鄉二元結構還未完全打破、農村商品經濟剛剛萌芽的情況下，農民并不像某些官方數字描繪的那樣富裕。“從1997年到2003年這7年時間中，農民的人均收入每年平均增長4%┄┄但是城鎮居民的收入卻每年增長8%。”［14］(P15-16)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在城市，居民們開始紛紛購買汽車，而農村不少農民卻重點煤油燈；在城市，有保障的市民們囤積藥品，而農村不少農民辛苦一輩子卻有病不能醫┄┄有良知的農村基層干部們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15］(P207)“原來存留在我們印象中的那一幅幅鄉間風俗畫，不過都是遙遠而虛幻的田園牧歌，或者說，是過貫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對鄉間的一種向往。”［16］(P1)因此，經濟因素成為農民解決糾紛時不得不考慮甚至是首先考慮的問題。當涉及訴訟時則更為明顯。盡管在調查過程中，很多農民表達過“只要能贏官司，花多少錢都無所謂”的傾向。但我們認為，這與其說是農民的理智選擇，還不如說是一種感性宣泄。農民在非訴法律事務上的小農意識就是最好的說明。因此，學生志愿者的義務法律服務無疑會受到農民的歡迎。在我們的調查問卷中，對志愿者持歡迎態度的達90%，認為無所謂的僅占10%，沒有表示不歡迎的。事實上，志愿者的公益性也是我們在宜城廣受贊譽的重要原因。

（二）組成人員。學生者的范圍或者說條件是否應受一定限制？就我們所了解的情況看，在全國現有類似活動中，基本上沒有什么硬性要求，無非就是責任心強、能吃苦耐勞。因此有些本科的學生也參與進來。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應該堅決摒棄。因為既然是“援助”，就應當以解決農民實際需要為目標。從上文調查分析來看，農民對于法律的需求主要就是解決糾紛、化解社會矛盾，其中尤以民事糾紛為主。而不論是調解還是訴訟，都需要援助者具備相當的專業法律知識。如果說，本科學生尚可在法制宣傳方面做些工作的話，那么在調解糾紛、代理訴訟上就力不能及了。因為整個本科階段，學生都處于打基礎、學常識的狀態。很難說一個在校本科生的專業知識，能夠達到直接處理實際問題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如果讓一個在校本科生花費數月時間進行法律援助，不僅無法滿足農民需要，而且還會影響其自身的學習，可謂得不償失。所以我們認為，人員配置上應限定為研究生為宜。這是因為，一則研究生經過本科學習，大多已具備扎實的基本功底。二則研究生以自學為主，有大量可供支配的自由時間。他們進行法律援助，不僅不會影響自身學習，反而能夠獲得大量一手資料，為科學研究積累素材。由于農村糾紛絕大多數為民事糾紛，因此在專業劃分上宜以民商經濟法為主，刑法、訴訟法、行政法等相關專業為輔。本次由中律原和喬治?華盛頓大學資助的農村法律援助項目的人員配置基本上體現了這一原則。特別是在最后一批志愿者中，民商經濟法專業學生比例達到了65%。而實際援助情況也表明，這樣的人員構成能夠較好地完成援助任務。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的法學教育，不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都有重理論輕法規的傾向。甚至有學生在完成四年本科學習后，居然連《民法通則》都沒有完整地看一遍。而農民需要的是解決實際問題，這就要求志愿者必須熟悉法律法規而不是法學理論。因此我們建議，除了專業上應有所傾向外，還應盡可能選派那些已通過司法考試的志愿者。因為司法考試以考查法規知識為重點。通過司法考試的志愿者對現有法律法規已相當熟悉，較之理論型學生，能夠更好地為農民服務。

（三）服務方式和內容。“依靠法律服務所和當地政府，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這是本次法律援助活動的宗旨。在組織者看來，一方面依靠政府和法律服務所，可使志愿者擺脫人生地不熟的尷尬，較快地進入工作狀態，至少可以獲得一定后勤保障。另一方面志愿者不隸屬任何機構，又可以充分發揮中立者的優勢。盡管組織者的愿望是好的，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在本次活動中，由于我們的住宿、飲食均由當政府提供，因此當有涉及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案件時，我們不得不選擇沉默。而法律服務所對于我們的態度，雖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么排斥，但更多地是將我們作為招攬案源的金字招牌。因為在相對閉塞的農村，突然出現一群大城市里來的研究生，確實能夠吸引到不少眼球。有鑒于此，我們認為，學生志愿者法律援助最好采取完全獨立的民間形式出現，勿須掛靠當地政府和法律服務。雖然如此一來，志愿者可能要花費一定時間熟悉當地情況，但對于更多地服務農民，無疑掃除了許多不必要的羈絆。畢竟法律援助的最終目的是為民服務，所以志愿者可以采取直接入住農民家中的方式。這樣在保持獨立性的同時，又可以最大范圍地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至于法律援助的具體內容，必須以農民的現實需求為依據。根據以上調查結論，我們認為學生志愿者的援助內容包括：調解糾紛、法律咨詢、代理訴訟和法制宣傳。

1、調解糾紛。村干部本應是調解農村糾紛的最佳人選，但受專業水平的局限，其調解難以達到最佳狀態。而學生志愿者雖然具有較好的專業素質，但受其身份影響又不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恐難被當事人接受。所以我們建議，志愿者可以與村干部取得聯系，采取由村干部出面主持，志愿者具體調解的方式。這樣既保持了調解的權威性，易于當事人接受，又發揮了志愿者業務精湛的特長，保證了調解的高效與公正。

2、法律咨詢。這是志愿者又一主要工作內容。可采取三種方式：一是在鄉鎮集市上擺攤設點，進行集中的法律咨詢。二是走村訪戶，主動上門。但由于志愿者沒有便捷的交通工具，且對鄉村社會情況不熟悉，這兩種方式不可能經常采用。因此第三種方式便成為首選。即：由志愿者在鄉村各主要地點張貼告示，將活動內容及聯系方式公之于眾，由農民到志愿者駐地咨詢或電話咨詢。在本次活動中，我們基本上就是采取此種方式，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3、代理訴訟。本次活動中，校方出于安全和時間的考慮，并不鼓勵志愿者介入具體訴訟程序。可是根據我們的實地調查，雖然糾紛當事人主觀上并不愿意對簿公堂，但法庭的受案量卻表明，在客觀上不少糾紛最終不得不走上訴訟。所以僅僅只是提供調解、咨詢遠不能滿足農民需求，代理訴訟也應當成為志愿者的服務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訴訟對法律實際操作能力的要求遠高于調解和咨詢，學生志愿者無法與專業律師比擬，更由于志愿者受時間、人力所限，所以對代理的案件必須有所選擇。我們認為，案件類型應以民事類為主，且要選擇那些關系簡單、證據充分、爭議不大的案件。對于那些復雜或證據不充分的，不要代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訴訟程序一般耗時較長，所以志愿者的援助時間有必要適當拉長。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我們認為以6個月為宜。

4、普法教育和宣傳。本報告第一部分就已指出，農民的法律意識普遍提高，但這種意識只是一種模糊的法律觀。對于具體的法律法規，農民仍顯迷茫。因此許多農民都有強烈的學法欲望，希望掌握一些與他們密切相關的具體法律知識。但現有的普法機制幾乎無法滿足這一愿望。一方面司法所受經費所限，無法開展經常性的普法教育；另一方面有組織、有計劃且有經費保障的全國性普法教育，越來越流于形式。因此，志愿者針對農民開展法律培訓和宣傳，不僅必要而且可行。我們建議，志愿者可選項進行調查摸底，了解農民想學習哪些法律法規，然后以一個行政村為單位，由村委會負責召集村民集中學習。根據上文調查結果看，土地、家庭婚姻、侵權、勞動（勞務）、產品質量等是農民比較關注的問題。此外，也可以與當地中小學校聯系，采取講座的形式，將法律知識送進校園，初步培養中小學生的法律意識。

第二篇：農村青年需求調查報告

農村青年需求調查報告

學校名稱：中央廣播電視大學

年級：

專業：行政管理

學號：

調 查 者：周相利

指導教師：李安林

完成日期： 09秋開專094300***-3-26

農民工學習需求調查報告

一、引言

1、調查目的和意義

我國的農民工問題一直十分突出，嚴重阻礙了我國城鄉協調發展。在城市，農民工受到社會的排斥和歧視，被限制和禁止從事某些職業。這一方面是城鄉差異影響下思維觀念的差異造成的，另一方面主要還是因為廣大農民工本身缺乏相關的素質，這里包括行為習慣和專業技能。在農民工這支非常宏大的社會群體中，青年農民工占大多數，年齡在18——35歲之間，有已婚的，也有未婚的，他們的文化程度在小學以上，高中以下，大多沒有一技之長，在經濟發達的城市打工，有的在工廠，有的在建筑工地。在調查訪問中發現，他們的思想文化素質不高，但對目前現狀不滿意，很想改變又累又臟工資低的工作，對學習技術提高自己的水平有著強烈的需求。因此，切實了解農民工的思想動態，積極引導、扶植他們就業，為他們提供學習的機會，創造學習的條件，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舉措。讓廣大農民工掌握一定的技能，提升相關的素質，他們不但能促進經濟發達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能為他們家鄉的經濟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

2、調查對象：

本次調查圍繞“農民工學習需求”問題調查，調查了四位農民工，調查對象是洪江市的在外務工農民工，符合條件。

3、調查時間：2011年2月

4、調查方法：

此次調查主要采用個人問卷調查方式進行。

二、調查內容

對四位受訪者的個人基本情況、收入、學習需求、關心的問題、希望和要求等內容進行了調查問卷。

王麗，女，26歲，職高，群眾，未婚，家庭成員有3人。她在沿海發達地區的一個民營企業任職。月收入1000-1500。周小姐很想學習農學，好回家鄉發展當地農業產業。本來學旅游的她在現實工作中并沒有什么優勢。她也考慮到通過短期培訓學習服裝加工，這對于她繼續留在發達城市有一定的幫助。

王聰翠，女，25歲，初中，群眾，已婚，家庭成員4（有子）。在酒店工作的，所以她現在最想取得一個專科學歷，學習財會知識，當一個財務方面的工作人員。另一方面，短期餐飲服務培訓她也感興趣，可以先讓她在餐飲業好好干下去，尋找更好的機會去深造。

沈艷霞，女，26歲，職高，群眾，已婚，家庭成員3人（有女）。她在中部地區的一個縣城工作，在個體企業中打工，從事的是美容，美發行業，她最希望參加政府組織的短期培訓，這樣就不會影響她平時的工作。

馮迎春，男，30歲，初中，已婚，家庭成員4人。他文化程度不高，沒有專業技能，想參加政府組織的短期培訓，學習專業技術。

三、調查結論

根據以上調查結果，我們不難發現，現在在城市中打拼的農民工朋友大多為青年，文化教育程度偏低，而家庭成員偏多，他們選擇的都是相對發展較快的大中城市，而這些大中城市中，直轄市為首選，他們的基本工資大部分都在1000元以上，但由于城市的消費水平較高，租住房開銷較大，他們也基本生活在溫飽線上，但從他們工作單位的分布情況看，農民工朋友確工作選擇已多元化，可以參加到各行各業的工作中去，這樣他們在城市的發展前景將是更為廣闊的，也將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這個行列中來，而城市中也更多的需要這股力量的加入。而正是由于學歷、知識、能力等成為他們發展的阻力，更多的人渴望繼續學習，來提升自己，他們希望通過業余學習的方式將學歷提升，短期培訓則是農民工朋友普遍的理想學習方式。通過調查發現，他們更希望掌握一門專業技能，以便能更好的立足于城市，在城市中繼續生存下去，在改善家庭生活條件的同時，也能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有自己的人生舞臺。

四、建議與思考

我們不難看出，要想讓農民工兄弟增收，教育的重要性仍舊是不容置疑的。現在社會上同樣是這樣一個局面，很多農民工爭相去競爭培訓機會，去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質，去提升自己的能力。我們只能依靠社會，依靠政府，依靠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去給那些想學習、需要技術的青年農民工創造學習的機會，拓寬學習的渠道。盡最大的力量去優化現有的教育培訓機制，加強教育培訓的改革力度，扶植那些能大量吸納農民工的企業。我想就這一問題提出幾個觀點和看法。

（一）充分利用職教資源加強農民工職業教育和培訓

我國現擁有中等職業教育學校約1.5萬所，高職院校有1100余所。這是農民工培訓的豐富資源，當務之急是制定政策，并給予經費支持，使得中高等職業學校真正成為農民工教育的重要載體。

（二）教育資源重心下移延伸到農村基層。

我國教育資源城鄉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及縣城，農村本土教育資源匱乏。只有把教育資源的重心延伸到了基層，從上向下貫徹，從下向上執行，才能將教育培訓做到位。特別是在當前農村普遍存在中小學生源減少和校舍閑置的背景下，可以充分利用那些閑置的校舍資源，建立一些長效性的基層教育基地和培訓網絡。

（三）加大新農村文化設施的建設力度

農民工教育還有賴于自我教育，靠別人靠社會畢竟不能有長久的作用，只有靠自己的雙手去改變自己的命運。為此需要構建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加大基層文化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在一些勞動力資源豐富且輻射范圍廣的中心村規劃布局學習網絡。充分利用現有閑置的中小學校舍，建設文化活動室和圖書閱覽室等公共設施豐富農民文化生活，并使新農村成為農村人口自我學習的基地，成為構建學習型社會的重要陣地。

（四）加強發達地區對農民工教育的支持

相對于農民工大量涌入大中城市的現狀，這在暫時沒有可以解決的具體方案。大城市的發展需要廣大農民工的參與，當地政府應積極農民工進行技能培訓，既可以提高農民工的素質，也能為當地的企業

解決招工難的難題。

總而言之，要把加強農民工教育這件事作為我國現行教育任務的一個重點，通過解決這個問題來緩解或解決城鄉教育資源長期失衡的現象。教育要面向農民工，為其創造更多的教育培訓機會；教育要面向新農村，使教育成為當前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使新農村成為農民工教育的主陣地；教育要面向未來，使其成為提高農民工技能和素質的主渠道，成為提升全民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毫無疑問，無論是對于推動城鄉公共資源公平配置，還是對于全面提升全民素質，農民工繼續教育都將具有長遠的戰略性意義。

第三篇：農村青年學習需求調查報告

農村青年學習需求調查報告

我于2010年5月份，對貴港市港南區的幾個鄉鎮的農村青年的學習心理狀況進行了調查。通過調查研究，對農村青年的學習心理有了初步的了解。

一、調查目的農村青年作為我國青年的主體，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他們的生存、生活及發展狀況對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加快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就必須充分發揮廣大農村青年的優勢和作用，凝聚廣大農村青年的智慧和力量。

二、調查方法

1、問卷調查

采取問卷調查的方法，內容涵蓋教育價值觀、學習態度、學習需求和學習目的四個方面。問卷調查在湛江、八塘、橋圩等地進行，共發問卷300份，回收有效問卷231份，接近理想的高效樣本數。

2、個案調查

在湛江、八塘、橋圩等地找了32個農村青年，與他們進行了溝通，了解他們對學習的需求。

三、調查對象

調查的對象是13—28歲的農村青年。

四、調查時間

2010年5月3日—2010年5月30日

五、調查地點

貴港市湛江鎮、八塘鎮、橋圩鎮

六、調查結果

對問卷調查分析，農村青年的學習心理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

(一)農村青年的學習心理現狀分析

1、學習目的調查結果表明，農村青年對于“務農”的態度是我調查的重要目標之一。調查結果表明，農村初中生大部分不愿意務農，其比例隨年級變化，且該心態呈現出一種特殊的波動，其波動特點為：初一為63％，初二為51％，初三為73％。

2、學習需求

在調查結果中，有52%的農村青年渴望學習；有28%的農村青年想學習；有20%的農村青年不愿學習。對于這一結果，也許我們對信息的有效度產生懷疑，或者強調它的地域性特點，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教師行為滯后”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學生的認同，并越來越嚴重地影響著他們的學習。

3、學習態度

調查結果表明，63％的青年對學習的熱情較高，26％的青年對學習的熱情中等，11％的青年害怕 1

學習。值得注意的是，害怕學習的青年數占相當份額。而且，我們在調查中還發現，92％的青年都有自己“最討厭的課程”。青年害怕學習或討厭某些課程的根本原因，一是與教師的教學方法緊密相關；二是與該課程的實用價值緊密相關。調查結果顯示，83％的青年對與現實生活聯系緊、實用性強的種植、養殖、農機維修等學習熱情較高，而對學術性較強的通信技術、國際貿易不感興趣。

4、教育價值觀

調查顯示，大部分農村青年具有較為明確的教育價值觀。72％的認為學習的作用是提高自身素質，12％的認為學習的作用是為了提高經濟收入，16％的沒有考慮。調查還顯示，農村青年的教育價值觀帶有顯著的經濟社會特征。他們認為，農村青年的經濟收入與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其中62％認為高中、中專畢業生掙錢多，26％認為初中畢業生掙錢多，9％認為小學畢業生掙錢多，只有3％認為文盲能獲得較高收入。

(二)當前農村初中生的學習心理特點

調查顯示，當前農村青年的學習心理與以往農村青年的學習心理相比，有明顯不同。

１、教育價值趨向多元化、務實化、功利化

自己跳出“農門”，走向城市。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已經認識到了教育的重要價值在于幫助他們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使他們掌握生存、生活所需的基本的文化科學知識，以增強自己在未來社會的競爭能力。在此基礎上，部分家庭經濟條件較好且成績優秀的青年則致力于追求大學教育。

農村青年的教育價值觀的另外兩個特點是務實化和功利化。農村青年生越來越強烈地追求未來教育輸出的經濟價值，他們中的很多人從經濟的角度去衡量所學課程的價值，繼而決定自己在不同課程上的努力程度。他們要求課程教學更多地聯系生活和生產實踐，滲透更多的實用技術。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農村青年由于個人的學習基礎、教育價值觀和對未來的期望等方面的差異，使他們的學習需求具有縱向多層次和橫向多目標的特點。學習需求的縱向多層次是指學生對所學知識的深度要求不一。要求充分培養自己的特長，還要求掌握更多的實用技術。

2、學習目的明確，但具有主觀性和不協調性

問卷調查表明，75％的農村青年具有明確的學習目的。但是，通過對調查問卷的對比分析和對農村青年本人的考察，發現學習目的具有嚴重的主觀性和不協調性。農村青年學習目的主觀性突出表現在：他們已經認識到了未來進入城市就業或在農村非農產業就業的艱難性，但有66％的學生卻表示不準備在農村務農。很明顯，如此大的一個群體具有這個想法是極不現實的。此外，42％的農村青年希望自己以后在事業上能取得成功，但他們中49％的農村青年沒準備接受高等教育，從而忽視了科學文化知識對于事業的發展所起的基礎性作用。學習目的的不協調性主要表現為思想與行動的不協調。調查結果表明，34％的農村青年將準備在農村務農，同時，35％人在學習上并沒有顯現出相應的積極性，而是呈現出一種消極等待的學習態度。

（三）對調查結果的思考

1、當前農村青年的學習心理狀況成因分析

當前農村青年的學習心理狀況，其主流是積極向上的，他們正在健康地成長，同時也存在消極的一面，不容忽視。

①市場經濟發展的影響

從宏觀角度看，農村青年深深地感觸到了國家經濟發展的快步伐，欣喜于輝煌的經濟成就。調查結果顯示，98％的農村青年對未來充滿美好的向往，其中有82％的農村青年對“競爭”這一市場經濟的本質屬性了解較深。從微觀角度看，市場經濟在農村的逐步深入，使農業的生產結構、生產方式不斷變化，而轟轟烈烈的農民打工隊伍更使農村人的生活發生了質的變化。

②家庭教育的影響

當前，農村青年中有一部分是獨生子女，處于一種相對優越的生活環境中，備受家人的寵愛，他們一般表現為意志不堅強，缺乏進取精神，耽于生活享受。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接觸眾多的農村青年后，發現他們要求較低，從而學習對農村青年形成了一種內家庭松外學校緊的矛盾局面。

2、學習心理的對策

①增加投入，創造良好的教育教學環境

當前，農村青年已經感受到了社會進步的快節奏，初步了解了滲透于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高科技。但在日常的學習中，他們接觸的卻是落后的儀器設備、簡陋的實驗場所、過時的科技知識，這種強烈的反差必然使他們感到厭倦并產生抵觸。因此，只有增加硬件和軟件的投入，使儀器設備、實驗場所、科技知識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才能對學生產生求知的誘惑和刺激。

②幫助農村青年準確地了解和把握未來

由于主客觀方面的原因，農村青年對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素質教育實施等的了解既不全面也不深入，所以有必要以各種短期培訓的方式，向他們介紹國家市場經濟發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存在的困難以及未來的美好前景；向他們介紹高等教育改革中招生制度的合理性、科學性，收費制度的公平性、保護性，分配制度的靈活性、公正性；向他們介紹和農村農業相關的具體內容、價值和未來取向，以幫助他們明辨是非，消除誤導。

進行職業指導，幫助農村青年了解不同職業在農村青年實施職業教育，則必須致力于追求教學內容的科技化和教學方法的科學化，主要是務農的特點、現狀和發展趨勢，從而使他們在學習期間確定自己的學習目標，選擇自己適合的就業崗位。

七、結論

當前農村青年的學習心理狀況，其主流是積極向上的，他們正在健康地成長，同時也存在消極的一面，不容忽視。

從宏觀角度看，農村青年深深地感觸到了國家經濟發展的快步伐，欣喜于輝煌的經濟成就。調查結果顯示，95％的農村青年對未來充滿美好的向往，其中有80％的農村青年對“競爭”這一市場經濟的本質屬性了解較深。從微觀角度看，市場經濟在農村的逐步深入，使農業的生產結構、生產方式不斷變化，而轟轟烈烈的農民打工隊伍更使農村人的生活發生了質的變化。

要提高農村青年的技能，就要進行職業指導，幫助農村青年了解不同職業，在農村青年實施職業教育，則必須致力于追求教學內容的科技化和教學方法的科學化，主要是務農的特點、現狀和發展趨勢，從而使他們在學習期間確定自己的學習目標，選擇自己適合的就業崗位。

第四篇：農村青年學習需求調查報告

農村青年學習需求調查報告

調查時間：2013年10月18日---2013年10月22日

調查地點：武威縣民勤縣蘇武鄉

調查方式：問卷調查法

一、調查內容

本次調查采取問卷調查方式，對我縣農村青年的學習需求作了捕樣調查，調查對象為4名年齡均在30周歲以下的農村青年。通過這次對我縣農村青年的學習需求調查，了解到如今的農村青年早已不再是自我滿足型，個個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自我增值。具體過程及相關內內容整理如下：

1、受教育程度

在隨機調查的四人中，高中以上學歷4人，全部都是農民。調查表明，農村青年學歷層次，知識水平的高低。

2、對教育需求程度

對于以農民為主的農村青年來說，離開學校后是否應該繼續接受教育，60％的人選擇了“不好說”，另外各有10％的人作出了肯定的選擇。

3、獲取自身技能途徑

在對農村青年獲取自身技能調查中發現有2名調查對象希望通過電大組織的短期培訓獲取技能，2名希望通過高等院校組織的培訓獲取相關技能。表明農村青年對技能培訓的認識增強，并希望通過高效，低成本的方式成才。

4、農村青年家庭收入情況

從農村青年家庭收入調查表中可以看出，年收入低于1萬元的有1名，有3人家庭年收入高于1萬元到1萬5千元。說明農村青年家庭生活水平仍處于較低的水平。

5、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情況

在調查對象中最為關切的是農村醫療保障問題、子女就業問題、農民權益保障問題,其次為農副產品價格、農村基層干部隊伍建設和農民養老問題。調查顯示,農村青年比較關注民生問題,參與社會建設的意愿比較強烈。

6、農村青年對未來發展及學習需求

在調查四名調查對象中對一個有共識，就是希望進一步提升自身學歷，通過相關培訓，學習文化知識，掌握先進技能，學有所用，以技致富，對社會具備更強的適應能力，體現了農村青年對知識技能的需求加

大，都能對自身發展進行定位，有邏輯的人生目標。

二、社會調查的結果與分析

在對農村青年的受教育程度的調查中發現，農村青年學歷層次偏低，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素質較差，大多數只能從事體力型、收入低的工作。知識水平的限制，直接影響了農村青年的就業。對教育的需求程度的調查中可以看到，如果農村青年有機會繼續學習的話，大部分的人會選擇“參加各種技能培訓”以及“通過到城縣打工”的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時間對于他們這些以出賣勞動力為主的人來說是多么的重要。基于同樣的原因，絕大多數的農村青年在最需要學習的內容上選擇了“農業科技知識、法律知識、實用技能以及與自己有關的政策”。在對待新生事物上，沒有一個人因為新技術具有風險性而選擇不響應。在調查對象中都明確表示，希望進一步提升自身學歷層次。通過脫產學習方式攻讀相應的學歷，利用學校機構的載體主要為廣播電視大學、高等技術學院。調查表明，農村青年大部分人都希望通過學習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和學歷層次，以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

三、影響農村青年學習需求的問題

1、農村傳統思想錮禁

雖然現在的農村已逐漸城縣化了，但是在一些偏遠的地方還是存在著較為傳統封建的思想，而農村社會封建思想依舊殘留，重男輕女思想嚴重，導致農村青年性別文化水平的失衡，再加上對教育的不重視也是一個瓶頸。

2、青年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突出

農村青年就業創業能力普遍較弱，大多從事低收入的體力型職業。普遍缺少職業技能，法律意思淡薄，從而導致青年農民工勞動、就業權益保障缺失和不公平的現象時有發生。

四、農村青年學習需求發展的對策和建議

1、加強農村基礎教育

應加強對農村教育經費的支出，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更新教育理念，為廣大農村青年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2、強化職業教育

以培育高技術人才為目的，加大對職業院校的建設，讓農村青年掌握一技之長，學有所用，以技致富。

3、加強農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讓農村青年樹立良好的思想，樹立正確的世界觀點，價值觀，努力學習知識技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推動農村青年建設的健康發展。

4、深化農村社會障改革，應加大對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縮小城鄉差

在農村普及職業教育，既是新型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建設的客觀需要，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措施。貧富不均和社會不公歷來是社會不安定的根源。作為我國社會涉及面最廣的貧富不均和社會不公現象，城鄉差別不僅沒有隨著社會發展而得到逐步縮小，反而在改革開放中有所擴大。這對于多數國民是農業人口的大國來說，是極其重大的社會隱患。隨著城鄉經濟關系和人員交往的不斷密切，城鄉差別的消極作用將會更顯突出。我國要建設和諧社會，實現全面小康目標，就必須消除城鄉差別。而要從根本上消除城鄉差別，就必須消除城鄉教育差別。

然而，由于教育資源的緊缺和分布不平衡，目前我國尚不具備實現城鄉高等教育權利平等的條件，也不具備實現城鄉中小學教育權利完全平等的條件，但已經基本具備通過普及農村中等職業教育，實現城鄉高中教育機會基本平等的條件。只要我們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做到政策正確、措施得當、工作扎實，就能夠在短期內實現普及農村中等職業教育的目標。我們把普及農村青少年職業教育的重點放在中等職業教育，更有利于經濟和教育的協調發展。

5、加大新農村文化設施的建設力度

農民工教育還有賴于自我教育，靠別人靠社會畢竟不能有長久的作用，只有靠自己的雙手去改變自己的命運。為此需要構建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加大基層文化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在一些勞動力資源豐富且輻射范圍廣的中心村規劃布局學習網絡。

6、加強發達地區對農民工教育的支持

相對于農民工大量涌入大中型城縣的現狀，這在暫時沒有可以解決的具體方案。大城縣的發展需要廣大農民工的建設，而作為一定的回報，政府應當鼓勵并加大經濟發達地區對周邊農村的扶持。只有將農村建設成城縣，才能從根本上把農民工帶離邊緣化，讓他們重新正常的軌道上。

總而言之，要把加強農民工教育這件事作為我國現行教育任務的一個重點，通過解決這個問題來緩解或解決城鄉教育資源長期失衡的現象。教育要面向農民工，為其創造更多的教育培訓機會；教育要面向新農村，使教育成為當前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使新農村成為農民工教育的主陣地；教育要面向未來，使其成為提高農民工技能和素質的主渠道，成為提升全民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毫無疑問，無論是對于推動城鄉公共資源公平配置，還是對于全面提升全民素質，農民工繼續教育都將具有長遠性意義。

第五篇：農村青年學習需求調查報告.

農村青年學習需求調查報告

現今社會主義新農村正在穩步發展，需要農村青年更好的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特別是農村青年，我國作為農業大國，農村青年占國家青年的大部分；我黨想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村青年又是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因此農村青年得發展狀況對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次采取問卷調查方式，我在2012年8月10號對北京縣范圍內的農村青年的學習需求和最關心的問題做了深入的調查。

一、調查目的及調查對象

在這次對北京縣范圍內的農村青年的現狀調查中，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并對他們從學校到社會時期的思想變化及需求有所了解，以便綜合調查結論，做出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本次的調查中在永年縣范圍內隨機擇選了4位年齡均在30周歲以下的農村青年，作為本次調查適合的對象。

二、調查內容

（一）、農村青年的受教育程度

在本次所有調查對象中，初中學歷的有2名，高中及以上學歷的2名，兩人從事農業種植養殖體力工作，兩人是在個體企業工作。調查表明農村青年的學歷層次還是比較低的，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素質較差，大多只能從事體力型，收入低的工作。知識水平的限制，直接影響了農村青年的就業和以后的發展。

（二）、農村青年對教育需求的程度

在調查對象中他們都明確表示，希望進一步提升自身學歷層次。其中50％的青年希望通過脫產學習方式來攻讀相應的學歷，他們利用學校機構的載體，只要為：廣播電視大學、普通高校和其他成人高校等。調查表明，農村青年大部分都希望通過學習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學歷層次，以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

（三）、農村青年對未來的發展需求

在調查四名對象中，他們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希望進一步提升自身學歷，通過相關培訓，學習文化知識掌握先進技能，學有所用，以技致富。對社會具備更強的適應能力，充分體現了農村青年對知識技能的需求加大。都能對自身發展進行定位，思路通，有邏輯的人生目標。

（四）、對社會民生的關注情況

在調查對象中最為關切的是農村醫療保障問題、其次為家庭生計問題、子女升學和就業問題和農民養老問題。調查顯示，農村青年比較關注民生問題，參與社會建設比較強烈。

二、影響農村青年學習需求的問題

在調查中大多是陳規陋習，窮不思變，思想守舊，對文化和科技沒有很好的認知，有些人封建思想嚴重，認為孩子沒有必要接受教育，從而致使農村青年人才流失，還有農村青年普遍結婚早，沒有時間更好的進修，正日為了生活而四處奔波，還有國家中心依舊沒有轉移到農村上來，沒有給農村更好的政策，致使農村發展比較落后，從事些體力或低收入工作，等等原因導致農村青年人才流失。

三、農村青年學習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通過此次調查問卷我們不難發現正是因為知識不夠教育跟不上，只能從事些體力勞動，應該農村干部引導農村青年學習、培訓技能，只有更好的進修才能適應當今新時代的農村發展進程，引導農村青年自主創業，給農村更多的政策傾斜，把農村發展起來，讓人民的精神文化有了提高才能認識到教育的可貴之處，應當多宣傳政策，讓農村人的思想得到改觀懂得“知識改變命運”還有讓更多的教師資源傾斜農村，為農村改變根本的需求，加強農村教育基礎建設，改變農村現狀，這樣農村青年在能更好的適應現今社會的發展，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