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美電影審查制度對比（模版）

中美電影審查制度的對比

電影是人類的“第七藝術”，它已經成為影響范圍廣、受眾數量多、信息含量豐富的復合型綜合藝術形式。電影不僅重要，而且它也成為唯一一種需要為其專門立法的藝術門類。對于電影的審查制度，由來已久，但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無疑正處風口浪尖之中。本文希望通過對中國與美國的電影審查制度進行比較，為中國電影審查制度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議。

電影是特殊的藝術門類，以健全的法律法規去保護各方的利益，是歷史所趨。電影不僅文學創作，不是音樂創作，也不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所能完成的。電影是一門綜合藝術，是需要團隊合作通過一定時間所完成的龐大的藝術作品。目前，電影已經形成產業鏈，在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之后，必須要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來協調其中的關系，讓其能夠順利的將每一個環節相對獨立又相輔相成的結合起來。

電影的歷史相對于繪畫、舞蹈等要晚得多，但誰也不能否認它的影響力已經大大超過其他任何藝術門類。正因為其巨大的影響力，電影在政治中的工具性便十分突出。如反映北愛爾蘭獨立運動的《因父之名》、伊朗宗教信仰的《一次別離》。

因為以上兩個原因，電影成為并非純粹的藝術形式，其牽連的面太廣，所以電影審查制度的建立與健全更是迫在眉睫。

中國電影審查的提出，是在電影傳入中國后不久的滿清末年。1911年6月，滿清政府出臺《取締影戲條例》，這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類似于電影檢查的條例，可以說《取締影戲條例》是中國電影檢查制度的雛形。二十世紀國民政府時期、新中國成立時期，也相應出臺了許多相關法規。當前，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是這樣的，它不像多數法庭審判或價格聽證那樣對公眾開放，而是邀請特殊身份的觀眾代表參與審查。只要一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那么這部影片就很可能永遠跟觀眾說“再見”，而且制片方所投入的所有前期拍攝的人力、財力、知識產權將全部變得一文不值。

電影審查制度的建立最先是在美國。當時，商業電影借助美國私有制的社會經濟體制迅速發展，暴力、性愛的場面頻頻出現在電影銀幕之上。鑒于混亂的電影市場，美國各界不斷修正對電影的限制，直到1930年，以海斯為首的“銀幕道德守護神”制定了美國第一部電影檢查法，即著名的《海斯法典》。它詳細地劃定了美國的電影禁區。從此，美國電影便進入了一個受制于電影檢查的時代。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審查制度越發無力控制局面。1996年4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確認了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各州、各市擁有制定拒絕兒童接觸的書籍、影片的法律的權利。至此，由威爾·海斯自1922年以來創立的傳統的電影審查體制崩潰。美國的電影審查制度是在法律的框架內，實行分級制度，即電影根據不同年齡的觀眾群的適宜度分級。經過多次修改，現行的分級制度共分為G級、PG級、PG-13級和NC-17級共五個級別。

當前，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正處風口浪尖之中。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是因為中國的審查制度出現了如下幾點問題：

首先：中國目前的電影審查委員會由36人組成，他們并非都是國家廣電總局的官員，而是來自各行各業，有著名導演，有電影專業的教授，有國家各個部門的管理人員，如全國婦聯宣傳部，國家宗教事務局，等等。每一部電影拍完后，最終能否進入大眾視野，就看這36人的決定，而每審查一部電影的時候，并不需要每個委員都要到場，只要大部分到了就行。這樣的審查制度，不可否認的會存在很強的主觀色彩。一來每個人的閱歷不同，思想境界也不同，有些人認為是經典的電影，或許對另一些人來說，簡直不可理喻。就如同《大話西游》，在90年代的時候，它是無人問津的，但在2000之后，因為人們的重新審視，它成為經典愛情片的代表。二來在審查的過程中，只要有一個人提出意見，那這部影片就有可能再也不能與群眾見面。而顯然這三十多個人是遠不能代表整個社會對這部影片的看法的。

其次：審查制度的具有泛政治性的特點。當前，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獲得信息的渠道日益廣泛，思想也愈發開放。電影作為時代的反映，必然承擔起了反映當下現實生活的責任。但拍攝具有反映現實的電影具有非常大的風險性，這是因為目前還有很多禁區是電影行業所不能碰觸的，貿然拍出這類電影，很可能是不能上映的。另外一點，因為個人對現實的理解不同，導演所站在的角度和電影審查者所站的角度可能是不同的，因而會導致一部具有超前性的電影會被審查者所槍斃。

最后：雖然我們國家的電影審查制度看起來很嚴格，實則是存在很大的漏洞。比如近幾年的商業大片《英雄》、《霍元甲》、《無極》在美國都被MPAA定位PG-13級，《功夫》、《滿城盡帶黃金甲》、《投名狀》等都更被定位R級，但在中國這些電影連低齡兒童都可以隨便觀看，沒有任何控制。從此種意義來說，看似嚴格的審查制度，實則是一種“欠度控制”。從另一方面來說，因為審查制度追求的是“老少咸宜”，即對成年人與兒童普遍適用的內容，但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成人的合法權利常被“保護兒童”的名義侵犯，而兒童也因審查中的“拉平效應”而接觸到超過其承受力的內容，其結果是反而同時侵犯和損害了兩個群體的個子的權利和利益。

正是因為電影審查制度存在的諸多問題，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導演請求重新制度符合中國當下國情的電影審核制度。而最為人所贊同的便是希望引進西方的電影分級制。但電影分級制是需要特定的環境的，我覺得應該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必須要以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為保障。中國正處改革開放的激流之中，奢望以行業自律的形式來維持電影業的正常發展，絕非可行之路。以健全強大的法律法規來保駕護航，這樣電影業才有正常發展的可能。

其次，作為一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國情復雜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有自己國情，借鑒歐美的電影審查制度是必須的，但是如果照搬的話，肯定也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所以要在分級制度中，尋找一個符合國情的切合點。

最后，電影的分級制度的建立應該兼聽并用，特別是電影專業人士以及觀眾的意見。如果只是遵循領導或者少數人的意見，電影的分級制度決不能很好的開展下去。而且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評審機構還應該不斷補充新鮮的血液，適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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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對比中美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

對比中美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

摘要:我國目前關于反傾銷立法中,規定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還比較簡單,與美國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入世后,我國在這一方面做了很大努力,然而在司法審查的管轄、訴訟參加人、司法審查的標準等方面規定仍需完善。

關鍵詞:中美反傾銷；司法審查；審查制度；立法完善

Abstract: Our country present about counter-dumping legislation, stipulated the counter-dumping judicial review system is also quite simple, compares with the US, but also has the big disparity.After the being WTO entry, our country has made the very great effort in this aspect, however in judicial review's jurisdiction, the lawsuit attendant, judicial review's aspects and so on standard stipulated that must consummate.key word: Sino-US counter-dumping;Judicial review;Review mechanism;legislation consummates

前言

反傾銷法作為世界貿易組織允許采用的保護國內產業的貿易救濟措施,正越來越受到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方在內的世界各國的重視。但是由于反傾銷調查需要花費被調查公司極大的費用,并可阻止其他國外的公司進入本國市場,所以時常使得國內競爭者獲得優勢地位。因此,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和保證反傾銷措施的公平實施,各國均認同美國等反傾銷大國對反傾銷行政行為所進行的司法審查的基本理論和實踐,并且通過協商在WTO《 反傾銷守則》 第13條規定了“司法審查”制度:“為了能夠迅速對最終裁決和本協議第11條規定的有關行政復審決定的行政行為進行審查,每個在國內立法中規定了反傾銷措施的成員國,都應當設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機構或者程序。該機構或者程序應當獨立于對有爭議的裁決或者復審負責的主管機構。”以至在全世界范圍內確立了反傾銷措施中的司法審查制度。

在這個背景下,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被賦予了行政監督者的標簽,而且地位在整個反傾銷的程序中越發顯得重要起來。然而,在我國,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是隨著入世的客觀存在而出現的一種新型行政案件。我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還處于初創階段,相關法律規定尚不具體和完善,實踐中也缺乏足夠的經驗積累,和WTO的要求及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實踐還有相當的差距。正因如此,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按照WTO的要求并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特別是美國的立法經驗)。構建與完善中國特色的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是我國的一項重大難題。

反傾銷措施中司法審查制度的法律淵源

在美國,司法審查是指法院審查國會規定的法律是否符合憲法,以及行政機關的行為是否符合憲法及法律而言。取得對政府機關反傾銷行政權利的司法審查權利是在美國《1974年貿易法》中才得以確定的。《1979年貿易協定法》和1984年的法律對此做出了進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并且在1981年才開始真正運作。之后,經過不斷的法律的修改和補充,并通過司法實踐積累,才形成目前的司法審查體制。現在美國關于反傾銷司法審查的規范主要規定于《美國法典》第19章第1516節(1990)。

我國主要依據是烏拉圭回合談判最終法律文本及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書等國際法律專門規定,以及根據這一協議頒布的一系列國內法律法規。首先關于反傾銷的司法審查的程序性依據,主要體現在行政訴訟法中。相關的具體審查標準和審查的范圍等在《反傾銷條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反傾銷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有所體現。

反傾銷措施中司法審查制度的管轄機構

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對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具有當然的、獨占的管轄權。但根據美國法律的規定,國際貿易法院對反傾銷案件的司法審查權是有限度的,只有當訴訟直接或間接針對商務部或國際貿易委員會所作出的裁定中的事實情況或法律結果,并且這種裁定又必須是美國貿易法中直接指明可進行司法審查的裁決時,國際貿易法院才予以受理并審查。反傾銷案件的當事人,如果對國際貿易法院反傾銷裁決不服,可以向聯邦巡回上訴法院上訴。這個法院是根據1982年的聯邦法院改進法而設立的,是一個專門的法院,管轄范圍主要是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法院上訴案件等。我國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反傾銷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反傾銷司法解釋》),對反傾銷司法審查管轄機構是這樣規定的:“第一審反傾銷訴訟案件由被告所在地高級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或者由被告所在地高級人民法院管轄。”由于我國反傾銷主管機構都在北京,因此反傾銷訴訟案件一審管轄法院就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及其指定的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法院是北京高院或者最高院。

由此可見,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制度,與行政訴訟是同一概念,所以屬于行政訴訟法的調整范圍。而在美國,卻沒有專門的這一法律部門。而把這種類型的案件,歸于國際貿易法院所審查的民事案件當中。所以自然在程序方面有著對比我國完全不同的規定。

審查的范圍

一般意義上的司法審查范圍是指各國的司法機關對本國政府或政府各部門的哪些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它規定司法機關在哪些方面對行政主體行為進行監督,也是司法機關解決行政爭議、實施司法審查案件的權限分工和受案的法律依據。

根據美國關稅法的規定,國際貿易法院對兩類裁決具有管轄權:第一,不發起反傾銷程序的裁決即由商務部作出的不發起反傾銷調查的裁決;由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的不存在國內產業受到實質性損害、實質性損害威脅或實質性妨礙的合理征象的裁決;由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的不審查基于情勢變遷的裁決的決定。第二,已公布的最終裁決。即由國際貿易委員會和商務部作出的所有肯定性或否定性最終裁決;商務部作出的中止調查的裁決;由國際貿易委員會依美國法典第19卷作出的損害影響裁決;由商務部作出的有關貨品在反傾銷令所規定的一類或一種貨品之內的決定。我國法律關于反傾銷司法審查受案范圍是根據《反傾銷條例》第53條規定,對依照本條例第25條作出的終裁決定不服的,對依照本條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傾銷稅的決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稅、對新出口經營者征稅的決定不服的,或者對依照本條例第五章作出的復審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

美國行政法規定了“成熟原則”,即“指行政程序必須發展到適宜有法院審理的階段,即已經達到成熟的程序,才允許進行司法審查。”將行政行為劃分為不成熟行政行為與成熟行政行為本是美國司法審查中的一項重要原則。成熟原則的意義在于保證行政機關在作出最后決定且行政決定對當事人產生具體影響之前不受法院干涉,以充分發揮行政機關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并且能夠避免法院過早地作出裁判,陷入抽象行政政策的爭論之中。成熟原則在美國反傾銷法律和司法審查實踐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在美國的反傾銷司法審查中,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的導致調查程序終結的行政決定,如不立案決定、國際貿易委員會對損害作出的否定性初裁決定,以及商務部接受出口商價格承諾的決定,均在審查的行為之列,因為它們是成熟的行政行為。而商務部對傾銷作出的否定性初裁決定則不可審查,因為其只是一個預備性的行為,要等到國際貿易委員會對傾銷損害作出否定時,才是一個成熟的行政行為。

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的這一做法,根據成熟原則來決定哪些反傾銷行政行為具備可訴性。可訴性行政行為應當是主管部門在反傾銷調查中作出的對利害關系方的實體權益產生最終確定性影響的決定,而不應包括預備性和中間性的決定(例如立案決定、肯定性的初裁決定)。對這些預備性和中間性的決定不予審查,利害關系人完全可以在最終決定作出后尋求司法救濟,不會對其造成難以克服的或不可挽回的困難。而將不立案決定、否定性初裁決定、中止或終止調查決定等成熟的行政行為列入受案范圍,也符合行政訴訟法的一般原則,會更好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審查的標準

司法審查標準,又可以稱為司法審查的深度,是法院在多大程度上尊重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問題。確立審查程度,實際上就是在行政機關和法院之間進行權利和責任的分配,并以判決的方式影響行政活動的效率和對公民權益的保護。所以,審查標準的深淺取決于所采用的審查標準。

在美國,一般情況下,國際貿易法院在對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裁決實施司法審查時,并不對案件相關的基本事實展開調查,除非國際貿易法院認為行政裁決的理由不充分或不具備充足的事實根據。如果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行為因“武斷、反復無常、濫用自由裁量權或其他原因導致與法律上的規定不相符”,或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對其裁決不能提供足夠的“實質性證據”而與法律規定不一致,或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事實裁定根本沒有證據支持,以至于達到了法院必須重新審理的程度,則國際貿易法院可重新整理事實,在此基礎上做出獨立的判斷。在法律問題上,基本上采用正確性標準,但是自謝弗朗案件以來有不斷向合理性審查標準靠攏的趨勢。即如果根據法律對某一法律概念的解釋有明確的規定,而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了不同的解釋,其解釋將被推翻。但在法律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院審查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解釋是否為法律所允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法院有不同的解釋意見,仍判定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認定有效。法院不能無視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解釋的存在,用自己的意見代替行政機關的合理解釋。

從中可以看出,我國反傾銷司法審查標準是法律與事實同時審查。但筆者認為,審查事實問題和法律適用必須有輕有重。不能“兩手都抓,兩手都硬”。反傾銷領域不比一般的行政行為。就現階段行政機關行使權力的狀況而言,因為我國沒有完善的行政實體法規定和嚴密的行政程序法規定,加上行政機關的人員素質良莠不齊,政府本位意識強烈而依法行政的意識薄弱,在實踐中不規范、不合法的行政行為屢見不鮮。面對這種現狀,有必要設定嚴格的司法審查標準,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進行有效的控制,以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提高行政權行使的效率。

而反傾銷司法審查領域則有所不同。外經貿委、國家經貿委等國務院主管機關都具有較高的行政專業水平。在有關程序的操作方面也比較熟悉。面對繁雜的事實證據,復雜的專業知識。法官不可能對這些事實做出全方位的認定和解讀。另外,有限的司法資源也不允許法官在反傾銷案件上耗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再者,反傾銷措施是與國家的經貿政策,國家間的經濟博弈密切相關的,如果要法官在這方面考慮的面面俱到,也是很難做到的。

在審查法律問題方面,作為法律問題的最后裁決者,法院可以將司法審查的重點放在其熟悉的法律問題和程序問題上,對行政機關所作法律解釋是否符合立法目的,是否符合出于行政專業化考慮,是否兼顧到公共利益的需要等方面做出判斷和審判。側重于合法性審查,而不是替代行政機關對專業問題作出決定。尊重行政機關對于事實問題所做的合法的解釋和規定。這樣才能提高司法效率,充分利用司法資源,達到真正的行政監督效果。

所以,在我國司法審查標準方面,可以借鑒美國的相關立法。在事實方面,也就是對國務院主管部門作出的傾銷認定、損害認定及其因果關系等事實認定的審查,宜采用合理性審查標準,法院不主動調取證據,而僅就行政機關提供的案卷記錄進行審查。如行政機關就案卷記錄所提供的證據合理地推導出、充分地支持其最后結論,則法院應認定行政機關對事實的裁定合法有效,無須因為自己就證據得出了不同的結論而推翻行政機關的事實裁定。而如果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證據、不如實提供或者以其他方式嚴重障礙調查的,國務院主管部門根據能夠獲得的證據得出的事實結論,可以認定為證據充分(BIA規則)。司法機關無正當理由,不得反駁

第三篇：電影審查制度

電影審查制度與分級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電影的發展突飛猛進，從原來的黑白電影到現在的3D，4D電影，電影的放映形式越來越多樣化，電影院已然成為人們放松消遣的好去處。現如今，國內越來越少有人能拍出讓人拍案叫絕的片子了，倒是國外的一些電影讓人津津樂道。在金錢的誘惑下，一些導演為了票房號召力會請人氣高的明星出演，但卻沒有好的故事情節，最終票房慘淡，也只能落得爛片的罵名。如今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多多少少磨滅了電影的藝術性和思想言論自由，早已被國人質疑。

中國電影審查制度，是依據國務院2001年頒發的《電影管理條例》的標準執行，條例嚴格規定電影所載有內容，并賦予電影審查委員會刪減電影片段的權力。國產電影由于嚴格的審查制度缺乏創新，形式單一，導演為了過審，只能剪片子，導致一些故事情節缺失，片段跳躍。之所以有審查制度，是因為一些電影里的血腥暴力，淫穢色情，歪曲事實的片段容易對尚未形成成熟價值觀的青少年產生影響。不僅僅是國內的一些電影沒辦法上映，國外不少優秀的電影也是因為內容或者情節問題被拒之門外或者遭大幅度刪減，導致盜版影片更加猖獗。我國的審查制度對于涉及政治、禁忌、色情內容的尺度掌握得非常嚴格。例如中國導演姜文的《鬼子來了》一片，因過于突出中國百姓在抗日戰爭時的愚昧、麻木、奴性，因“立場有問題”而遭禁演。今年，韓國電影《釜山行》引起熱烈反響，我們也不經反思，為什么我們就拍不出這樣的好電影呢？如果審查制度能相對寬松一些，或許我們也能拍出《上海行》、《北京行》。可見，電影審查制度雖然規范了電影市場，但卻制約著中國電影的發展。

如何解決嚴格審查制度下的弊端，也許國外的電影分級制度值得我們借鑒。分級制是根據不同的年齡段劃分適合在各年齡層觀看的電影。國外的分級制度雖然有些值得我們借鑒，但是我們也應該制定出符合我國國情的電影審查制度。同時在建立之后還需不斷完善，尤其對青少年身心健康影響程度制定具體的分級應該根據相關法律條文嚴格把控。

分級制度有沒有弊端呢？如果我國真的實行分級制度能夠很好的把控嗎？如果存在分級制度，一些充滿血腥暴力，淫穢色情的電影流入市場，如果不加以嚴格的控制，由于好奇心理，青少年很容易過早地接觸這些不良信息，誘導其犯罪。所以，分級制度也存在弊端。

由此看來，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如果我們能有自己的一套符合不同群體的電影審查制度，那中國電影一定向著光明的方向發展。同時在相對寬松的電影審查市場下，我們也將期待著國人能拍出更多優秀的影片。

第四篇：中美警察制度對比

中美警察制度對比

中國和美國，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兩國的警察體制獨具一格，各有千秋，都帶有鮮明的民族特點。任何一個國家的警察體制都不是一模一樣的，都受到本國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歷史傳統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不斷地演變和發展。

如同新中國其他的政治、經濟體制一樣，中國目前的警察管理體制是高度集中。國家設公安部，隸屬國務院，是國家的最高公安行政機關。各省、自治區設公安廳，直轄市設公安局。各市設立公安局，市轄各區設立公安分局，各街道設立派出所。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型的雙重領導體制。

中國各級警察機關在公安部領導下，既受同級人民政府的領導又受上級警察機關的領導。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領導管理體制。

與中國的中央集權的警察管理體制截然不同，美國實行的是非聯邦主義，警察管理體制是分散型，權限分散下放。因而在全國范圍內沒有統一的警察制度。各州、市警察的警徽、警服、警車的標志和樣式各不相同。聯邦和州、地方的警察部門沒有隸屬關系。警察機構大小也極不一樣，有的警察局擁有近3萬名警察，而有的只有一名警察。在全美，從事警察業務的獨立的政府機構有近2萬個。

從組織機構來看，美國現行警察的組織體制極為龐雜，如果按行政區劃分自上而下依次排列的話，美國的警察機構可分為：聯邦警察、州警察、城市警察、縣級警察。在這4種警察機構中，除聯邦警察只接受聯邦政府或聯邦部級中央部門統一領導外，其他三種警察機構均直接受地方政府領導。

美國警察是服務于民眾的。美國警察在履行警察職責、執行警務工作中，特別注重與民眾保持良好關系。他們對公民的求援，總是隨叫隨到，并且服務周到。即使是查處違章交通事故或詢問犯罪嫌疑人也是彬彬有禮，而不是粗暴處置。感覺就是美國警察有些懼怕市民，而不是民眾怕警察。究其原因，主要可能是美國警察的費用來源于民眾，警察的工資、服裝、設備均來源于每一個納稅的美國人。在美國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窮人多的地方警察少，富人多的地方警察反而多。因為這跟納稅有直接的關系，你納的稅越多，警察所提供的服務越周到。倘若公民不滿意而投訴可能導致警察被辭退，失去飯碗等嚴重后果。

中國的警察是來用來管理民眾的。中國警察的費用是中央或地方統一調撥的，所以也就不會存在美國那樣由納稅的多少來決定警察多少的現象。警察與民眾的關系也不是那沒融洽，直觀感覺就是民眾怕警察。這種警察管理體制對國家社會具有強有力的控制力，會讓國家社會更加的安全穩定。但是像中國這樣實行中央集權警察制度的國家，警察權的范圍極廣泛，人民的權利常常得不到保障，比如戶籍、駕照這樣本該由政府管理的也是警察管。但是廣泛的警察權利的監督卻不夠完善，容易產生濫用權利、腐敗、侵犯人權等問題。在美國，警察的權利很小，比如說在美國，除非是犯罪，警察是沒有權利去查別人的身份證的，美國非法移民多就是這個原因。

在警察文化上，中美兩國也有很大的差異。近日，美國克利夫蘭市的近百名警察因為不聽從指令受到停職處分，有的甚至面臨刑事處分。追溯事件緣由，很多人都會被嚇一跳：這群警察在城市鬧市以125英里每小時的高速飆車，向嫌疑人所駕駛的車輛射擊137發子彈，致兩人身中20多槍死亡——而最后調查發現，所謂的“持槍嫌疑人”根本手無寸鐵。就這樣，警察還認為自己被處罰得太冤了。

類似的情節在中國或許無法想象，但在美國卻屬正常——“警察的生命第一位”是西方警察文化的首要原則，在警察的職業判斷下，只要警察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就可以開槍自衛；即便在刑事案發現場，如警察隨身沒有攜帶武器，那么他只需報警而非阻止罪案，這是他們行為規范中的“正確選項”。

因此，警察“不顧自身安危”的情況在西方很少發生，工作“過于積極”、“奮身救人”，不但不會被表揚，反而會挨批評，要寫檢討。

而在中國，警察的首要任務是“保衛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發生在安徽的“警察反應遲鈍”事件就很能說明中外警察文化的差異：一名17歲的超市女收銀員被歹徒連捅10多刀后遇害，兩位在現場的民警因沒有“挺身而出”奮力制止而被民意輿論的口誅筆伐吞沒。而類似的情況如果在美國，警察并沒有太大過失，因為從監控視頻來看，兩位民警并無攜帶武器，而歹徒手中有刀。

當然，我們無法就此簡單評論中美警察文化的優劣，基于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巨大差異，兩者也無法并列而比較。在兩種文化中，“生命”都是擺在第一位的，更進一步，無論是誰的生命，都應該被足夠珍視，對警察保護過甚以致瀆職而不受罰，或對警察責之太甚，苛求其時時“奮不顧身”，都不可取。

中美兩國的警察制度和文化差異較大，但是他們的職責都是維護社會的安全穩定。

第五篇：中美優先權制度的對比

專利國際優先權制度的差異

我國的專利國際優先權制度：根據《巴黎公約》第4條B款的規定，在A國最先提出的專利一年內再向B國申請時，從專利優先權來說，以A國申請日為標準，在優先權期限內，即使有第三人就相同的明創造提出申請或者已實施了該發明創造，申請人仍因享有優先權而獲得專利權。我國是按照《巴黎公約》的約定對本國申請人和外國申請人執行同等的專利優先權制度。根據我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101條相關規定，外國申請人要享有中國的專利優先權，提出首次申請的國家應當是同中國簽有協議或者共同參加國際條約，或者相互承認優先權原則的國家。

美國的專利國際優先權制度：美國是《巴黎公約》成員國之一，但同時美國保留了一項稱為“Hilmer doctrine”的判例原則。根據該原則，如果B國是美國，優先權標準則是以在美國的申請日為準。因此，向A國提出申請后再向美國申請時，假設在此期間別人已向美國申請了同樣的專利，那么已經向A國申請的專利人就不能在美國主張專利的優先權。如要主張優先權，根據先發明原則，就必須按照法律程序提供先發明的證據。

臨時專利制度的差異

美國國會提出一個修正案允許發明人提交一份臨時申請，以相對于正式申請較低的申請費，相對簡單的手續，為12個月內將提出的正式申請提前建立一個申請日的優先權，這種臨時申請案是一種建立“美國專利申請日”的紀錄文件，有效期為12個月。在提出暫時申請案之后，申請一方必須要在12個月內提出正式的發明專利申請案(外觀設計無臨時申請)，才能主張變“暫時申請案的申請日”為“美國專利申請日”。如果沒有在期限內及時提出正式專利申請，申請人將不能以臨時專利申請日作為正式專利申請日的優先權日。但是美國《專利法》中沒有清楚的規定臨時專利申請日是否在《巴黎公約》的其他公約成員國提出常規專利申請的時候能夠作為優先權日，這個問題還期待于各成員國之間的協商。我國目前尚無臨時專利制度，只有在本質上與美國臨時專利申請制度相似的國內優先權。我國《專利法》中對“本國優先權”規定是申請人在中國第一次提出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申請之日起12個月內，又向專利局就相同主題提出專利申請的，可以享有優先權。該優先權應是首次使用而且只能適用一次。

這兩種規定的相同之處在于，首先對有效期的規定都是12個月，如果12個月內沒有提出第二次申請，無論“臨時申請”還是“在先申請”自動失效；其次，優先權的客體都被嚴格限制為發明和實用新型，不包括外觀設計。二者不同之處在于，首先美國臨時專利申請在遞交申請時只需滿足最低的形式要求，審批較簡單，而且其申請費用也比正式專利申請低的多，而我國的“在先申請”雖然比后一次申請的手續也相對簡單，費用也相對低廉，但比起美國臨時專利申請的規定來還是較復雜；其次美國《專利法》規定臨時專利申請的優先權不計入專利權期限，保護期限從正規專利申請遞交之日起算，因此其專利保護期限實際是21年，而我國《專利法實施細則》第10條規定:“專利法所稱申請日，有優先權的，指優先權日”，因此專利保護期限只有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