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年延續高壓態勢 環保“嚴監管”成新常態

2016年7月至今，以環保督查、綠色稅收等措施為發力點，中國環保政策力度持續增強。十九大報告亦指出，在新時代下，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

2018年延續高壓態勢 環保“嚴監管”成新常態

明年1日起，國內首部生態文明建設單項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以下俗稱排污稅)正式施行，已斷斷續續征收近40年的排污費即將退出歷史舞臺，標志著國內生態文明建設再邁上法制保障新臺階。

排污費與排污稅看似僅一字之差，但環境保護力度和社會引領效果卻大不相同。從2003年起，排污費征收雖在各地基本鋪開，但因“紅頭文件”的約束力不足，自2016年，年度排污費征收仍不足200億元。由于排污費由中央與地方分成，客觀上導致地方政府認為，排污企業創造的GDP、稅收、利潤、就業崗位是自己的，污染危害則是區域性的，因此大量應征排污費沒有按實征收，也即排污費制度沒有完全釋放倒逼企業減排初衷。

識者所知，排污費只具行政屬性，排污稅則上升至法制層面，少繳排污費系行政違規，少繳排污稅則觸犯稅法，二者威懾效果不可同日而語。有關部門經對納入排污稅征稅范圍的四大類污染物的現有排放總量作測算，全國每年的排污稅入庫量至少可達到500億元。稅收的增加不是根本目的，用稅收杠桿所生成的剛性約束機制，倒逼企業達標排污才是根本目的。

由于各省產業結構差異較大，污染種類和污染程度各不相同，治污重點和實施力度與真實進度亦不同，排污稅雖說是全國性單項稅法，卻給予了各省一定程度之自由裁量權，為體現寬嚴有度，經同級省人大常委會批準后，各省有權緊扣本省生態建設階段性目標，適當增加應稅污染物的數量和項目。為鼓勵減排，排污企業所實際排放污染物對環境之損害程度，若低于國家排放標準的，分成兩個等級，可少繳兩成半抑或五成排污稅。

排污稅實施之后，使國內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塊突出法制空白得到了填補，也大大降低了地方各級環保部門的“廉潔風險”。此前的排污費由地方環保部門征收，很難做到清清白白，“收支兩條線”多半停留在紙面上。排污稅由稅務部門統一征繳入庫后，環保部門不再被“征費創收”所拖累，方能把全部至少是大部分的心思，用在強化生態環境監督執法上。

怎樣真正確保排污稅有一副鋼牙？稅務、財政、環保三部門共同確定了“企業申報、稅務征收、環保監測、信息共享”的16字征管方針。很顯然，該方針能不能真正落地，在線信息共享是技術基礎，環保監測所提供的數據真實可信是征稅依據。

利益使然，環保部門的收費權限被剝離后難免會有一些思想波動，會否影響到監管質量和效能，自排污稅起草之日起，輿論擔心始終伴隨。在尚待頒行的該稅法實施條例中，當厘定稅務與環保的工作責任，對可能出現的怠政要有明確的責任追究。

作為施行排污稅的配套與延展，明年起，國家還將在全國鋪開試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該項試點方案始于2015年底，2016年初夏在貴州、浙江等7省相繼開展。

該項試點旨在破解企業污染、群眾受害、政府買單之困境，這中間，損害鑒定評估、賠償標準確立、生態修復評價等三大關鍵環節，有待通過全國性試點逐步確立，其要害仍是地方環保部門能否做到公正施法。這項全國性試點若能盡快把“試點”二字去掉，還極有利于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早日在國內全面推行。

截至上月，中央已安排四輪環境保護專項巡視，實現了省級全覆蓋，查處和督辦各類損害生態環境案件高達數萬件，問責上萬人，加上明年施行的排污稅，以及全國性生態環境損害賠償之試行，懲治破壞生態環境的高壓態勢得到持續夯實和加固，若能持之以恒抓下去，最終修復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目標值得期許。

第二篇：2018年,環保“嚴監管”將成新常態

2018年，環保“嚴監管”將成新常態

本文作者認為，2018年中國環保政策仍將保持高壓勢態，并形成制度化的嚴格治理體系，環保“嚴監管”將成為新常態。作者從經濟學視角看環境治理，提出“嚴監管”不僅有利于生態文明，更在三個層面牽動改革全局，促進中國經濟轉型轉型升級。

“綠水青山”牽動改革全局

程實（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錢智俊（工銀國際高級經濟學家）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2016年7月至今，以環保督查、綠色稅收等措施為發力點，中國環保政策力度持續增強。十九大報告亦指出，“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從經濟學視角看環境治理，我們認為，環保“嚴監管”不僅有利于生態文明，更在三個層面牽動改革全局，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第一，消除資源價格扭曲，加快要素市場開放，提振要素供給效率。第二，重塑市場機制對產能結構的調節作用，深化清理過剩產能，推動制造業升級。第三，增強國企混改的可行性與緊迫性，為混改落地打開機遇窗口。

有鑒于此，我們認為，2018年中國環保政策仍將保持高壓勢態，并形成制度化的嚴格治理體系，環保“嚴監管”將成為新常態。這一趨勢并不僅僅利好環保和新能源產業，從全局視角看，制造業高端化、消費升級、國企混改、新經濟等投資主題亦有望迎來新機遇。消除資源價格扭曲，加快要素市場開放

改革開放以來，相對低廉的自然資源價格和勞動力成本，是推動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紅利。但是，隨著自然環境的惡化和資源稀缺性的提升，中國自然資源以及相關原材料的價格并未同步、充分地上升。在本輪金融危機的催化下，這一價格扭曲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桎梏日益顯現。

其一，拖累經濟轉型。基于較低的資源價格，以擴大資源投入實現經濟增長的路徑依賴難以被打破，阻礙了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步伐。

其二，加劇系統性風險。錯誤的資源價格信號，一方面引導資本向低效率、高消耗、弱潛力的產業盲目配置，形成了過剩產能和過高杠桿，另一方面則破壞了資源紅利的公平分配，加劇了兩極分化，侵蝕社會安全網。

其三，延緩要素市場開放。由于資源公允價值和現實價格存在巨大落差，因此資源價格的市場化難以快步推進，否則一次性的價格跳升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和通脹穩定產生系統性沖擊。由此，要素市場的深化開放和一體化進程被迫放緩，要素供給的效率低下限制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面對以上三重桎梏，高污染和高能耗行業去產能、環保督查、綠色稅收等環境治理措施成為破局利器。就本質而言，這些舉措是將資源使用的負外部性（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重新納入資源定價，既推動了資源價格向公允價值的回歸，又在定價中合理化了資源紅利的分配，從而大幅消除了價格扭曲。2017年，中國自然資源和相關原材料的價格持續上升（詳見下圖），與公允價值的落差漸次收窄，價格信號重新發揮調節作用，為資源價格向市場化軌道的切換創造了適宜條件，將加速要素市場的開放和完善。

2017年，中國自然資源和相關原材料的價格持續上升

深化清理過剩產能，推動制造業升級

2017年，以信貸調控、行政問責等政府“有形之手”為主要工具，供給側改革在清理“僵尸企業”、淘汰過剩產能方面卓有成效，制造業的生產效率和盈利能力顯著提升。未來，淘汰過剩產能將步入新階段，兩大挑戰正在顯現。其一，去產能的精細化，即在過剩產能總體得到控制之后，細分行業、區域和時點的過剩產能如何識別和治理；在傳統行業產能結構優化的同時，如何預防新興產業由于投資過熱而產生的新過剩。

其二，去產能的長效化，即在本輪階段性、攻堅式的去產能之后，如何構建長效機制，以深化當前成果、持續抑制過剩產能的復生。

然而，對于這兩大挑戰，“有形之手”力有不逮。一是效率低。較之于市場，政府部門難以及時、精確地判斷產能在哪些細分時點、行業和區域出現過剩，亦無法準確衡量過剩程度和調控力度。二是成本高。長期依賴行政手段調控產能，可能形成新的市場扭曲和權力尋租空間，阻礙“放管服”改革的深化和微觀激勵機制的重塑。

因此，在去產能的新階段，“有形之手”將向“無形之手”有序交棒。而資源價格上升至合理水平，正是啟動這一過程的第一步。上升的成本壓力將結束資源配置的逆向選擇，提高市場競爭效率，準確清理產業鏈各環節的低效率、高能耗企業，為高效率、高技術的企業擴展生存空間。同時，長期穩定的資源高價門檻，將根本性地修正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決策預期，迫使其放棄拖延去產能、“比誰能熬”的博弈策略，轉而向技術創新、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尋求新的利潤空間，從而推動制造業高端化發展。

從國際經驗看，美國克林頓政府時期，旨在降污染、提效率的環境技術倡議（ETI），與加速科技研發的先進技術計劃（ATP）、深化軍民合作的技術再投資計劃（TRP）互為支撐，并尊重了市場對產業結構的主導作用，最終共同促進了美國制造業的復興。[1]

打開改革機遇窗口，加速國企混改落地

20世紀末至今，以“抓大放小”的所有制改革方略為引導，國有企業逐步集聚于煤炭、鋼鐵、電力、金融、通訊等行業，主導著原材料、中間品和生產性服務的供給，形成了“上游國企+下游民企”的產業價值鏈。[2] [3] [4] 2017年，在供給側改革提振整體工業利潤的同時，去產能和環保督查導致的資源價格上升，也推動利潤向價值鏈上游移動，上游產業和國有企業的盈利改善更為顯著（詳見下圖）。其中，2017年前三季度，國有控股企業的利潤同比增幅高達47.6%，領先于股份制企業的24.6%和私營企業的14.5%。

上游產業和國有企業的盈利改善更為顯著

這一政策效應正在從三個層面優化改革環境，為國企混改的落地打開機遇窗口。

其一，改善國企財務狀況。得益于利潤的改善，國企具有更多的資金處理歷史遺留的債務壓力和冗員問題，走出“虧損—改革停滯—虧損加深”的僵局。

其二，提高混改定價效率。國有企業盈利能力和財務狀況的好轉，一方面提升了國企對優質戰略投資者的吸引力，改善資金引入的規模和質量，另一方面使國企股份得到更加準確、公允地價值評估，防止混改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和道德風險。

其三，優化地方政府決策。從國企改革的歷史經驗看，地方政府是最前沿的制度供給者，發揮地方政府的主體作用尤為關鍵。隨著2018年環保稅的開征以及未來資源稅的擴圍，地方綠色稅收體系將得到加強，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并與資源價格形成正向聯動。在此激勵下，地方政府具有更強的意愿加快國企混改，以推動國企從“高消耗、低效益”向“高科技、高附加值”轉型升級，最大化單位生態成本對當地經濟的拉動作用。同時，地方綠色稅收亦有助于鞏固社會保障體系，為緩沖改革成本提供財政支持。

“綠水青山”牽動改革全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從經濟學視角看環境治理，中國環保政策的加強不僅有利于優化生態文明和民眾幸福感，更將牽動改革全局，促進中國經濟的固本強基和轉型升級。基于上述分析，我們作出如下判斷：

第一，環保“嚴監管”將成新常態。基于環境治理對改革全局的正向作用，2018年中國環保政策仍將保持高壓態勢，并將通過綠色稅收、法律法規、監管體系改革等制度化措施，形成常態化的嚴格治理體系。

第二，中國經濟加快長周期筑底。隨著排污成本和資源價格升至合理水平，市場機制將逐步接棒政府“有形之手”，完成精細化和長效化的過剩產能清理，中國制造業的高端化發展提速，具備技術創新、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的制造業企業將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第三，國企混改有望加速落地。本輪環保政策加強，在為國企混改創造適宜條件的同時，亦加劇了改革緊迫性。2018年，國企混改的落地有望實現突破，并涌現一批標桿性的改革范例。

第四，從全局視角把握投資機會。中國環保“嚴監管”的新常態，并不僅僅利好環保和新能源產業，從全局視角看，制造業高端化、消費升級、國企混改、新經濟等投資主題亦有望迎來新機遇。

第三篇：重視環保法治 讓環保守法成常態

重視環保法治

讓環保守法成常態

近年來，隨著霧霾的逐年嚴重，環保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最近，柴靜的一部關于霧霾的紀錄片《穹頂之下》，使環保再次成為焦點。其實，針對環境污染的問題，在元旦時就已經開始實施號稱“最嚴厲環保法”的新環保法，并且威力初現。年初，環保部曾點名批評了華北一些城市大氣污染防治整改落實不到位、河北定州市人民法院通報兩起涉嫌污染環境罪案件。這些舉動也讓公眾對環保部門的環境保護新措施充滿期待。

剛剛履新的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在召開的媒體座談會及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出環保部對未來環境治理的新思路與新動向。

重視霧霾問題 共同監督污染源

面對最受公眾關注的霧霾問題，陳吉寧表示，我國已經在用硬措施、硬任務來應對硬挑戰，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去年，全國首批實施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74個城市，總體上PM2.5平均濃度降低11.1%。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區，三大區域也降低了10%―12%，特別是京津冀地區降低了12.3%。

陳吉寧認為，從國際經驗和“APEC藍”實現的過程來看，要實現大氣污染質量的明顯好轉，必須把污染物排放量從現在的千萬噸水平降到萬噸級水平。難度很大，需要付出額外的努力。

今年，大氣污染治理將主要抓好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修訂大氣污染防治法。要把這些年在大氣污染治理方面形成的一些好的經驗、制度、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包括聯防聯控，重點地區燃煤量的控制，多污染物的協同控制等；二是全面實施“大氣十條”。去年是第一年，今年是第二年，要真抓實干，提高治污水平，大幅減少污染物排放量；三是加大科學治霾和系統治霾的水平。隨著主要污染物的減排，后面減排的成本會上升。因此要科學治霾，加大源解析的力度；四是加大信息公開。讓所有的污染源排放暴露在陽光下，要讓每一個人成為污染排放監督者，動員全社會力量一起來形成共治霧霾的局面。

未來環保部的核心將重視“質量”

面對環境保護刻不容緩的嚴峻情況，剛上任的陳吉寧對當前和今后的一段時期內，環保部的工作作出了規劃，將重點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全力貫徹落實好新《環保法》。重點要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監督，督促地方政府切實負起責任；堅持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加大對違法企業的查處力度；加強執法管理，進一步明確執法責任，有效預防隨意執法、粗放執法等不作為、亂作為現象；依法公開環境信息，完善公眾參與機制，切實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舉報權。

二是精心編制好環保“十三五”規劃。“十三五”環保規劃的主要思路將放在緊緊抓住改善環境質量這個核心，實施質量和總量雙管控，加強和完善環境監測體系建設，科學決策、系統治污，分區分類、分級分項，精細管理，精準發力。重點要攻克大氣、水體、土壤污染防治，著力健全立法執法、政府履職盡責、改革環境治理、完善社會共治和強化市場機制五大制度。

三是進一步深化環保改革工作。要以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為依據，著力推動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高經濟社會領域管理制度的生態化水平，促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以生態環保職能優化整合和事權合理劃分為突破口，著力統籌監管環境保護、生態保護與污染防治、國際與國內環境問題，全面增強生態環保管理體制的統一性、權威性、高效性、執行力；著力理順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形成政府主導、市場激勵、社會動員的生態環保治理體系。

四是加大信息公開力度。加強互聯網政務信息數據服務平臺與便民服務平臺建設，進一步暢通與群眾溝通的渠道，動員全社會積極參與環境保護事務，積極監督環境領域及企業違法違規行為，積極表達對改進工作作風的意見和建議。

五是持續改進工作作風。要以巡視整改為契機，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韌勁，狠抓作風建設，讓環保隊伍真正成為一支鐵腕治污、勇于擔當、公正透明、作風過硬的隊伍。

將采取多項措施保障環保守法成為新常態

號稱史上最嚴環保法的實施，遭到一些地方的抵抗，在這些地方，環保法難免無法得到落實。面對這樣的狀況，陳吉寧回應稱為落實好新修訂的環保法，環保部將從六個方面保障環保守法成為新常態。

第一，出臺和完善環保法的實施細則。新的環保法在落實政府責任、提高企業違法成本和擴大公眾參與等方面都有比較大的突破。環保法明確規定地方政府要對本地區的環境質量負責，實行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考核。一些地市試點怎樣將環境保護納入到干部的政績考核中去？試點怎樣進行干部的離任環保審計或者在經濟審計中納入環保的內容？另外，在生態損失評估上，現在我們在方法學上、在人才儲備上還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陳吉寧表示，這些問題都是目前需要進一步完善的。

第二，一個好的法律，不是紙老虎，不能成為“piece of paper”。要讓它成為一個有鋼牙利齒的“利器”，關鍵在于執行和落實。陳吉寧表示，環保部把今年定為環境保護法的“實施年”，將開展全面的環保大檢查，對于違法的特別是未批先建的企業進行全面的排查，并提“四個不放過”，即“不查不放過、不查清不放過、不處理不放過、不整改不放過。”要讓企業懂得守法不是高要求，是底線。要把守法變成新常態，敢于碰硬，形成高壓態勢，強化刑事責任追究。

第三，推動地方政府責任的落實。對30%以上的市級政府開展督查，強化地方的責任，解決地方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不作為”行為。

第四，加大信息公開力度。及時公開執法信息，公開企業排污信息，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舉報權。在“六五”環境日，還要推出微信舉報。

第五，加強與公安、檢察、法院的協調配合，強化環保執法的司法監督。

第六，強化自身的隊伍建設，提高我們的執法能力。要解決自身不作為和亂作為的問題。

陳吉寧曾經說過，誰也不能做環境保護的旁觀者。面對同一片天空，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與環保部一起，從自己做起，對一切污染源監督，共同構建穹頂之下的綠水藍天。

第四篇：法律監管漏洞致信息泄露成“常態”

法律監管漏洞致信息泄露成“常態”

對于個人信息的泄露，可能很多人都深有體會：接到推銷房子的電話，對方開口就能準確稱呼出你的姓；收到理財產品的短信，完全針對你的收入情況而言；甚至你剛剛刷卡消費了一筆錢，立馬就“湊巧”地接到一個電話問你需不需要貸款??

近日，有媒體曝光我國銀行信用卡客戶數據泄露現象頗為嚴重，不法商販在網絡上公開販賣，每條價格從2分到5元不等，數據中含姓名、電話、地址等內容。

信用卡客戶信息泄露，絕非偶然巧合，背后更多的是必然因素，法律法條、機構監管等環節措施都需有快速提升。

“數據”泄露泛濫成災

據報道，目前我國已發行超過4億張信用卡，每年通過信用卡交易的資金總額超過13萬億元。龐大的用戶信息在這個大數據時代顯得耀眼，信息泄露的情況也十分嚴重。

這些信息在QQ群大肆售賣，通過搜索“銀行數據”、“電話銷售”等關鍵詞就能跳出不少群，正在售賣銀行卡主個人信息。只要花錢，任何人都可以獲取別人的個人信息資料。

銀行“內鬼”倒賣信息易得手

如此龐大的信用卡個人信息資料是如何暴露的呢？實際上，作為銀行內部人員，要獲取客戶信息其實是很容易。如果說普通職員要獲取信息需通過批準，那么從客戶經理開始，級別越高，權限越大，即越容易獲取信息。至少，分到客戶經理手上的用戶信息是可以被客戶經理復制的。

有的銀行雖然不允許員工把客戶資料帶出辦公室，但有時候因加班需求而把資料帶回家的情況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說，銀行內部人員只要想竊取用戶信息，總是有辦法。

另外，有相當部分的信息并非銀行直接泄露，而來自與銀行有合作關系的企業。不過，根據《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商業銀行未經客戶授權，不得將客戶相關信息用于本行信用卡業務以外的其他用途。

那么，究竟部分企業如何獲得“未授權信息”的？有媒體此前披露，每張信用卡辦理時都會簽訂合同，合同上密密麻麻條款多大幾十條，而部分代理企業則在合同角落中隱藏“貓膩”稱有權獲取相關信息。

事實上，認真看幾十條乃至上百條條款的客戶其實不多，簽名時不注意往往就會授權銀行“個人信息共享”。單憑一己之力，又是自主授權的行為，要追究責任就會變得艱難。

法律不完善監管力度不夠需反思

經常受到個人信息泄露造成的騷擾，但又常束手無策。其實，早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就已明確，金融單位的工作人員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給他人，將可能觸犯刑律。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專門的銀行保密法，在客戶個人信息保密方面的規定，分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銀行結算辦法》等中，這些規定零散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對于哪類客戶信息應受保護等問題也沒有系統性的界定。

從訴訟的角度看，一般人很難知道自己的信息是在什么時間、地點、方式、被誰泄露的，想要起訴他人泄露自己個人信息的成本非常高，以一人之力和千頭萬緒的信息泄露做斗爭，無異于拳頭打到了空氣中。要保護用戶個人信息，就要明確金融機構與用戶的責任與義務，就要必須完善相關領域的法律條款。

此外，銀監會等金融機構管理部門也要加強監管，信息保護機構也必不可少，如果信息泄露給用戶帶來了嚴重的后果，用戶至少不用單槍匹馬作戰。在國外，很多國家有專門的信息保護機構。比如，法國有國家信息處理與自由保護委員會、丹麥有信息保護局，澳大利亞有隱私權保護委員辦公室??這些獨立的信息安全保護機構具有跨部門職能，主要職能范圍大致都包括授權、監督、協調和保護，可幫助個人維權。

在數據時代，個人信息泄露現象泛濫成災，給人們生活帶來困擾。保護個人隱私勢在必行，相關法律需完善，監管部門更應反思與行動。

第五篇：新常態下的新機遇——2015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新態勢

新常態下的新機遇

——2015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新態勢

作者：本報記者 陳晨 楊君 本報通訊員 劉偉 《光明日報》（2015年04月02日 14版）

“2015年文化產業發展態勢”季度分析會會場。本報記者 鐘超攝

CFP

編者按

踏入2015年，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特征已經明朗，“一帶一路”和“互聯網+”的熱潮席卷而來。日前公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提出推動中國與沿線各國廣泛開展經濟、文化等多領域的交流合作；以互聯網為基礎平臺的“互聯網+”也為文化產業的發展帶來了無限的想象空間。2015年，文化產業在新常態背景下如何發展？“一帶一路”和“互聯網+”將為文化產業發展帶來哪些機遇和挑戰？4月1日，光明日報文化產業研究中心召開“2015年文化產業發展態勢”季度分析會，與會專家就此展開了深入的討論。

1.新常態下如何抓住機遇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必須堅持不懈依靠改革推動科學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新常態下，文化產業發展面臨怎樣的機遇，該如何進一步挖掘潛力、發揮作用？ 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傳統產業相對飽和，新產品、新業態正大量涌現，融合發展漸成趨勢，繼續深化改革也成為各方共識。近年來，文化產業與科技、金融等領域融合發展，順應了新常態的發展趨勢。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規劃發展司副司長李建臣指出，從近年的發展看，文化產業蓬勃發展勢不可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文化體制改革進一步進行了部署，這些改革措施的實施將釋放新的發展活力。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鵬舉認為，新常態對應的是一種以創新為內涵的經濟形態，發展更強調創新帶來的內生增長活力。這種發展模式中，教育、科技、文化是最重要的內生因素，文化創新和文化產業的發展將在經濟增長中發揮更突出的作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雙引擎”。創業、創新的重要性被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金元浦看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雙創”）概念的提出與文化產業的發展相契合，將增強文化產業發展的活力和創造力。“雙創”的提出將推動新的創意潮和創業潮，改變了過去缺乏原創、以模仿為主的發展方式，開創了關注創造力的新時期。

“在新常態下，文化產業的發展應抓住兩個關鍵詞，‘整合’和‘創新’。”北京新元文智咨詢公司董事長劉德良介紹說，整合就是產業在現有條件下通過整合并購釋放出更多資源，構建更完善合理的市場體系；還應積極利用新技術、新業態和新模式倒逼原有產業管理模式改革，進而實現產業轉型升級。

魏鵬舉表示，實現文化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把無形資產納入GDP核算是必由之路。文化企業面臨融資難等問題的癥結在于很多無形資產難以量化，應構建知識產權、品牌等無形資產的評估體系，而這一工作的前提是將無形資產納入GDP核算體系。此外，新常態下，文化產業的發展還要抓兩個重點：順應創新時代到來，建立完善文化創業園區，培養文化“創客”；培養文化欣賞，鼓勵文化消費，創造文化需求，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北京漫園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楊青山結合自身經驗說，應構建文化經濟發展的生態圈，為文化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要打造文化產業集聚區，抓住一兩個龍頭企業或龍頭項目做到深入，提高支持政策的針對性。還要注重政府和市場的雙輪驅動，“兩只手”科學分工、密切配合，為文化產業發展保駕護航。

2.“一帶一路”能否拓寬發展空間

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在合作重點中提出了加強與沿線各國的文化交流、積極開展文化產業合作、塑造和諧友好的文化生態的新要求。原本就承載著幾千年中華文化內涵的“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給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及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絕佳的機遇。“‘一帶一路’既是經濟帶，也是文化帶，它既包含經濟交流，也包含文化交流。”在魏鵬舉看來，任何文化的交流一定伴隨著經濟的交流，文化實力和經濟實力如影隨形。文化經濟的基礎建設既是“一帶一路”基礎建設的一部分，也是“一帶一路”彰顯文化特性的重要手段。有了文化經濟，“一帶一路”才有人情味，才有真正的吸引力。

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促進中心主任梅松表示，“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建設實現的是發展空間的問題，而只有通過文化交融才能鞏固“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成果。中國在融合“一帶一路”古老文化和現代文明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發展“一帶一路”的文化經濟，文化企業和非文化企業都應當承擔文化傳播的責任。對文化企業來說，目標是孵化出一批真正為“一帶一路”生產文化產品的企業。

“擺脫本土消費的生產傾向，更多從國外文化市場的角度開發文化產品。”劉德良建議，中國的海外企業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積極開展文化交流活動，承擔文化塑造的責任，讓中華文化贏得當地人民的尊重和喜愛，也就實現了本土文化在國際社會的最大效益。北京歌華文化發展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李丹陽建議，做好“一帶一路”的頂層文化戰略規劃，充分發揮文化協同對國家戰略的重要支撐作用，讓文化的傳播配合國家重大戰略的實施。其次要在文化產業“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過程中實現文化的相互欣賞和相互融合，尊重當地文化進行文化產品的創新設計。

在“一帶一路”戰略下文化產業該往什么方向發展？北京朝方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峰談到茶文化和絲綢文化的“走出去”。他坦言，在這個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問題，最主要的是缺少政策的支持和龍頭企業的引導作用，要通過產業投資、創投投資等方式進行合理的政策引導。

對此，北京中視東升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高素梅認為，政策的引導必須遵循市場的需求和規律，只有市場才能了解不同國家當地人民的需求。當前我國文化產品在全球文化市場的占有率還比較低，文化產業要想“走出去”，必須要依靠市場的力量。

魏鵬舉建議，可以實行“絲路公共工程藝術計劃”，挖掘絲路文化的淵源，并進行現代呈現。將絲綢之路的文化特點和歷史底蘊賦予更多的內涵和附加值，不僅提高了文化的經濟效益，也彰顯了文化的社會效益。

3.“互聯網+”如何創新業態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互聯網+”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亮相，便引發熱議。“互聯網+”代表著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在這種經濟形態下，互聯網在生產要素資源配置中的優化和集成作用可以得到充分發揮，互聯網的創新成果也將深度融合于經濟社會各領域之中，提升實體經濟的創新力和生產力，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實現工具的經濟發展新態勢。

如今，多數人的生活都離不開互聯網。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3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49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47.9%。互聯網憑借如此高的普及率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習慣，也為“互聯網+”的經濟構想提供了無限的想象空間。而具體到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息息相關的文化產業，“互聯網+”又將為其發展帶來哪些改變呢？

在金元浦看來，“互聯網+文化產業”意味著文化和科技的高度融合。“如果說創客空間講的是草根創業，那么‘互聯網+’則將從更高的層面上對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帶來巨大變化。過去，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寄希望于政府部門，但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情況下，完全依賴政府扶持也有弊端。比如我國動漫產業的很多從業者盯著政府補助，導致真正好的創作不能被激發出來。”金元浦認為，“互聯網+”可以引導文化產業更貼近市場，市場化的發展方向能實現文化產業從以政府部門引領的自上而下發展模式向以企業為主自下而上發展的轉變過程。

過去一年，以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三巨頭為代表的大型互聯網企業頻頻將觸角伸到文化產業領域。以阿里為例，收購文化中國、注資恒大、入股優酷土豆、入股光線傳媒??阿里加碼文化產業的動作著實讓人應接不暇。大型互聯網企業對文化產業的“偏愛”，也為文化產業的投融資方式帶來了轉型期盼。

金元浦表示，“互聯網+”突破了產業的界限，實現了更高端的文化產業投融資方式。一直以來，因為牽涉到人才、創意等許多難以估量的無形資產，文化企業的發展都受到融資難問題的困擾。而大型互聯網企業的進入，改變了這一困局。

劉德良認為，“互聯網+”呈現出的一個趨勢是以內容和軟件推動硬件設備的升級和轉型，這將成為未來新的發展方向，“現在許多互聯網企業生產手機，他們都是以軟件和內容去推動智能手機的升級、創新。在智能汽車領域也有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聯網企業的參與，核心也是利用內容加軟件的形式來推動汽車生產。”他認為。未來，智能手機、智能汽車、智能穿戴設備、智能家居等都有很大的市場，而這些產業與文化產業的結合，將推動硬件和內容的結合，可以創造出無限的想象空間。

李丹陽表示，“互聯網+文化產業”的發展目標是在信息化、物聯網、智能化的大環境下，實現科學技術、文化藝術、創意設計等產業的橫向打通，再利用孵化器模式和創投模式融合的新業態，實現文化產業的高速發展。

（本報記者 陳晨 楊君 本報通訊員 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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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文化產業政策環境不斷優化

政策性文件

1.《國務院關于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 2014年2月發布，提出了增強創新動力、強化人才培養、加大財稅支持等措施。2.《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對外文化貿易的意見》

2014年3月發布，提出了明確支持重點、加大財稅支持、強化金融服務、完善服務保障等舉措。

3.《國辦關于印發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和進一步支持文化企業發展兩個規定的通知》

2014年4月發布，主要涉及財政稅收、投資融資、資產管理、土地處置等多方面支持政策。

4.《關于支持電影發展若干經濟政策的通知》

2014年6月發布，提出了加大電影精品專項資金支持力度、通過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重點支持電影產業發展等舉措。5.《關于深入推進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見》

2014年3月發布,其中提出創新符合文化產業發展需求特點的金融產品與服務，加強組織實施與配套保障。

財稅實施細則

1.《關于繼續實施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若干稅收政策的通知》

2014年11月發布。其中指出，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可享受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2.《關于繼續實施支持文化企業發展若干稅收政策的通知》

2014年11月發布，對從事文化產業支撐技術等領域的文化企業，按規定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

3.《關于支持文化服務出口等營業稅政策的通知》

2014年12月印發，對納稅人為境外單位或個人在境外提供文物、遺址等的修復保護服務免征營業稅。

行業發展政策

1.《關于大力支持小微文化企業發展的實施意見》

2014年7月印發，提出要高度重視小微文化企業發展、增強創新發展能力、打造良好發展環境、健全金融服務體系等。

2.《關于推動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

2014年8月印發，以多項保障措施全面推動我國特色文化產業發展。3.《關于推動新聞出版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

2014年4月印發，其中明確要開展數字化轉型升級標準化工作、提升數字化轉型升級技術裝備水平等。

4.《關于推動互聯網上網服務行業轉型升級的意見》

2014年11月出臺，文件對互聯網上網服務行業管理思路、管理政策進行了重大完善和調整。（瞿思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