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工商人類學與文化咨詢：中外學者高級對話

文化咨詢與工商人類學論壇

2012年5月21日，由中央民族大學“985工程”民族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北京市重點學科人類學學科建設團隊、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聯合主辦的“文化咨詢與工商人類學論壇”，在中央民族大學召開，四位來自美國、法國的著名工商人類學家就工商人類學的主要議題發表了精彩的演講。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汕頭大學、云南財經大學的八位學者分組對主講人的學術議題進行了評議。中央民族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等首都高校的部分研究生到會聆聽了專家學者的學術報告。

工商人類學是近年來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特別是在美國新興發展起來的一門交叉邊緣學科，其發展態勢良好，收到學術界和工商界的共同關注。工商人類學的實質內涵就是講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應用于發現、研究、并解決工商世界存在的現實問題，其應用性非常明顯。來自美國佛達罕姆大學（FordhamUniversity）商學院的教授提姆斯·德·瓦爾馬拉菲特（Timothy de Waal Malefyt）博士揭示了人類學與市場營銷之間日益增進的合作關系。美國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r Rochester）人類學學系教授瑪麗安·麥克卡布（Maryann McCabe）博士探討了維他命實踐與健康和身體的意識觀念問題。法國著名的人類學教授道明尼克·迪斯杰克斯（Dominique Desjeux）博士通過介紹其長達10多年關于家樂福連鎖店的民族志研究，展示了人類學方法在消費行為研究中的實際作用。來自美國的工商人類學家葩翠夏·桑德蘭德（Patricia Sunderland）博士介紹了新媒體在消費者研究中的功能與作用，引起了與會者的熱烈討論。

北京大學著名人類學教授王銘銘博士，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趙旭東博士，北京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方文博士，首都師范大學羅勁教授，中央民族大學王建民教授、潘蛟教授、和施琳教授，云南財經大學人類學學教授陳剛博士和汕頭大學教授田廣博士，分別對各位專家學者的學術報告進行了評議。他們在高度贊揚專家學者們的學術研究及其成果的同時，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出發，對有關工商人類學的幾個主題進行了分析和質疑。北大教授方文博士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對工商人類學強調為企業管理層服務，以引導消費者購買行為的研究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認為在過度市場化的社會條件下，學者們應該更理性地思考和研究非市場化的問題。汕頭大學田廣博士認為，我們在批評和反思泛市場化的同時，也應該關注市場的正常運行機制，以便我們能夠從人類學的角度對建設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做出貢獻。

在短短的一天的學術討論中，中外專家學者們富有哲思的對話，涉及工商人類學以及人類學本身發展的諸多問題，使參加對話研討的青年學者和學生們受到很大的影響和啟發。中央民族大學王建民博士在分析評論各位專家學術報告的基礎上，就工商人類學的相關方面，特別是 方法論方面，提出了幾個問題希望與會學者繼續共同探討。北京大學王銘銘博士最后對整場論壇進行了精彩的總結，他從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論的層次上，對工商人類學進行了更進一步的闡釋，使得這次中外學者高層對話的余味無窮。

第二篇：在首屆中國人類學民族學中青年學者高級研修班上的致辭

在首屆中國人類學民族學 中青年學者高級研修班上的致辭

鄭隆貴 2011年11月8日

尊敬的周明甫會長、黃忠彩秘書長，尊敬的各位專家學者：

大家上午好！

今天，國內外人類學民族學知名專家學者齊聚位于世界水電之都—宜昌市的三峽大學，舉辦首屆中國人類學民族學中青年學者高級研修班，我謹代表湖北省民宗委向本屆研修班的開辦表示熱烈祝賀！向出席本屆研修班并長期關心、支持我省民族事業發展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學者表示誠摯歡迎和衷心感謝！

湖北省位于長江中游、洞庭湖之北，總面積18萬平方公里，總人口6000多萬，區位優勢獨特，資源豐富，交通便利，文化璀璨，省會城市—武漢堪稱中國第二段智力密集區。我省現有少數民族成份53個，少數民族總人口283萬，少數民族人口占全省總人口近5％；民族自治地方有1個自治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個自治縣（長陽、五峰兩個土家族自治縣），自治地方區域面積約3萬余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1／6；全省另有12個民族鄉，22個民族村；

我省是全國8個既有自治州又有自治縣的省份之一。近幾年來，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民族事業發展的重要文件，為我省民族事業發展奠定了見識基礎，并走在了全國的前列，為此國務院在恩施土家族苗自治州召開了全國現場會。特別是去年12月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少數民族文化工作會議并出臺的《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意見》，確定了我省到2020年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目標任務及政策措施，體現了含金量高、含情量，為我省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

正直當前全國深入學習貫徹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關鍵時刻，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在這里舉辦首屆中國人類學民族學中青年學者高級研修班，對于促進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發展和國際交流，增進人們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理解、認知和團結和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將以此次研修班的召開為契機，學習研究本次研修班的成功，不斷推動我省人類學民族學機構建設、經費投入和研究工作。借此機會，誠摯邀請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學者在參加研修班之余到我省各地參觀考察、檢查指導！

最后，預祝首屆中國人類學民族學中青年學者高級研修班取得圓滿成功！祝各位領導、專家學者事業和順、身心和悅、家庭和美！祝民族和睦、社會和諧、世界和平！

謝謝大家!

第三篇：文化人類學讀書報告《菊與刀》

淺談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

淺談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

——評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亟需制定戰后對德、日的政策。而對日本，美國并不了解，因此美國政府動員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研究日本。《菊與刀》一書便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受美國政府委托進行研究的的研究成果報告。本文是筆者在文化人類學老師的推薦下閱讀該書后寫下的一些感想。文中對該書剖析和評論的重點主要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在書中使用到的、對筆者影響頗深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關鍵詞：《菊與刀》文化人類學

①在本學期的“文化人類學”課程中，筆者有幸聆聽了教授這門課程的駱老師關于《菊與刀》這本書的介紹。在介紹中，筆者不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疑問：作者本尼迪克特本人從未到達日本，無法進行人類學中最為看重的“實地考察”，為何能夠如此準確得得出其研究結論并且該結論如此貼合實際？帶著這個疑問，筆者閱讀了這本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與刀》及幾部相關著作，并將心得體會記錄下來，因而有了本篇讀書報告。

（一）縱向研究方法與橫向研究方法

在無法親自到當地考察的情況下，作者把戰時被美國拘禁的日本人作為調查對象，同時大量參閱書刊和日本文學及電影，才寫成本書。因此筆者認為，該書中最主要的兩個研究方法是縱向研究法與橫向研究法。所謂縱向研究，即通過日本民族在漫長歷史中所形成的一些民族性格加以研究，進而推導出當時日本民族的大眾心理；而橫向研究，則是通過對日本人的民族習慣和西方及東方其它國家的民族習慣加以比較，從而得出日本人性格上的特殊之處，進而推導出日本的民族性格。

縱向比較方法主要運用在該書第三章中，該章從日本幕府時代形成的森嚴的等級制度出發，參考了當時日本家庭之中仍盛行森嚴的“家長制”以及戰俘中幾乎所有人都對天皇有著近乎狂熱的崇拜，最終得出了“日本民族制度化”的結論。這個結論的核心觀點就是：在日本，天皇是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統治者，是日本國民的象征，是國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同時，日本的等級制度雖已不再嚴格盛行，但幾乎所有國民都承認天皇的統治權——這種統治權并不是行政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此，本尼迪克特認為，只要天皇簽署投降合約，① 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０年出版；呂萬和，熊達云，王智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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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

即使日本抵抗最為激烈的太平洋戰場，也會乖乖放下武器，接受成為敵人俘虜這一待遇。當時，大多數學者對其結論表示嗤之以鼻，因為日本軍隊被俘與戰死者的比例大約為1：120，并且當時日本軍隊面對先進的美國武器并沒有感到絲毫的懼怕，在“精神必定戰勝物質”的口號下，日本軍隊戰斗意志之頑強令美國深感震撼。在此情況下，作者的觀點很難得到大多數人的承認。但最終結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945年8月15號，日本裕仁天皇宣讀同意接受波茨坦公約的無條件投降詔書，命令各戰區的日本軍人放棄抵抗，向盟國軍隊投降并于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正式舉行投降儀式。天皇命令下達之后，幾乎所有日本軍隊都放棄抵抗，甚至對投降抵觸情緒最大的日本“關東軍”也向其戰區的蘇聯及中國表示投降。更令人詫異的是，當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對戰后日本本土實行占領的美國官員踏上日本本土后，非但沒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抵抗，反而受到日本上下的熱情歡迎。不得不說，本尼迪克特十分具有遠見，但更為重要的是其得出這個結論的研究方法十分正確。因此，在文化人類學研究當中，研究者應清晰的把握該民族的歷史，找出該民族歷史中存在并在現實生活中仍具有外在或內在征兆的文化加以研究，力求找到該民族隱藏在歷史之中的文化特性以完成對該民族的認識。這種方法也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歷史的一個重要作用——通過歷史，認知當代，正如美國學者科林伍德說的：“歷史學是‘為了’人類的自我認識。”①

橫向比較方法在該書中則運用十分廣泛，書中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章均有用到此方法。作者本人對這種方法十分推崇，在其另一部著作曾提到“文化是通過某個民族的活動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一種使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②，因此必須通過比較，找到一個民族獨有的文化特征，才能將該民族從世界眾多民族中區別開來。因此在《菊與刀》中，作者將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分別同西方及東方其他國家作比較，得出了許多具有深遠影響的結論。政治上，作者將日本政府機構和西歐國家比較，得出了在日本“人民的輿論”是完全沒有地位的，決策者永遠只能是那些“閣下”們的結論。法律上，作者將日本人對法律的理解與其它民族對照加以研究，得出了一個日本民族獨有的法律觀：按照日本人的觀點，遵守法律就是對他們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報。因此日本民族不會像美國人那樣對待法律，認為法律都是“對個人事 ①② ［美］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38頁，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45~46頁，張燕、傅鏗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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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

務中的個人自由的干涉”，從而無條件的服從法律，并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由這點來看，似乎日本軍隊在接到天皇的投降命令后，所表現的前后如同判若兩人的矛盾舉止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了。文化上，作者把日本的人生曲線概括為“淺底U字型曲線”，即幼兒和老年期間具有充分的自由，但青壯年時期則要受到嚴格的束縛，而美國人的人生曲線則剛好相反，即幼兒老年期間要受到很大的約束，而青壯年時期則有很大自由。作者認為，日本人的人生與美國人相比，無疑是具有很大的優勢的：在一個人體力最強、精力最旺盛時，無疑需要背負更大的責任，從而就需要社會、家庭等各個方面的約束。因為他們堅信：約束是最好的精神修煉。總之，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文化有著許多其他民族所不具備甚至難以理解的因素，這點與西方十分不同。而筆者認為，如果非要概括，“西方文化的要點是‘以自由為體，民主為用’”①，而日本，則很難概括出它的文化要點，本尼迪克特的“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斗，喜新而又厭舊，服從而又不馴”理論僅僅揭示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矛盾性，而這僅僅是日本文化的一個特點，而不是“要點”。因此，對日本這個民族，還應當加以更加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尤其是對日本對外擴張首選對象的我國而言，更應對其進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以絕對公正的態度進行文化人類學研究

對于《菊與刀》這部人類學，筆者認為它絕對不會是作者站在美國人的角度去審視日本而寫出的作品。書中雖然較多的將日本文化與美國文化進行對比，但這只不過是由于美國文化可以較全面的概括西方文化的特點而已。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絕對不能戴上有色眼鏡，而應當以絕對公正的態度去進行研究。就作者本尼迪克特而言，她十分清楚地認識到這點并加以行動，對美國當局的許多違反文化人類學的活動，作者都加以否定甚至批判。例如，針對美國當局許多人要對日本進行“完全意義上的占領”——即在戰后對日本進行完全管制的情況，作者在第八章對此觀點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作者寫道：有些美國人叫嚷，只有我們推行平等原則，日本人才能獲得自尊。他們其實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的錯誤。誠然，作者受到美國政府的委托，是不應當說出如此攻擊當局決策的話來的，但人類學研究就必須有嚴謹的態度，如果只站在本民族的角度來觀察其他民族，是根本不可能得出什么有價值的成果地。因此，在進行有關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時，① 馮友蘭：《馮友蘭選集》上卷，66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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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

既不能抱有民族自尊主義，認為出本民族文化之外，其余民族文化都沒有可取之處。也不能帶有文化歧視觀點，即用自己的眼光來看的，凡是“落后”的文化都沒有可取之處。教授筆者“文化人類學”這門課程的駱老師經常給學生強調的一句話就是：不要用“先進”和“落后”兩個詞去形容文化，文化并沒有先進和落后之分！這種絕對公正的態度，是值得每一個研究文化人類學的學者和每一個學習文化人類學的學生都應當懷有的。

（三）多推一的表達方法

在對其它文化進行研究時，常常有需要表達的內容，用本民族的詞匯很難準確、完整地概括出來，甚至本民族中根本就沒有與之相關的詞匯。學者心中了然卻表達不出來，確實是文化人類學研究中的一個問題。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就使用了一個簡單而有效地方法避免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多推一的表達方法，即使用本民族語言中的多個詞匯來表達研究民族的一個詞匯。眾所周知，日本民族的許多文化觀點迥異于西方文化及許多東方文化，因此其語言中的許多用詞非常之古怪。例如，在日文中，“報恩”、“報仇”、“以德報怨”以及“以怨報德”都是一個詞語，統稱為“情義的回報”。再比如，日本民族的軍人常在最后關頭“向天皇盡忠”而剖腹自殺，這點在西方甚至包括在中中國，都是“自我犧牲”的范疇，但日本人卻從來沒有這么想過。他們認為，這么做只是“報答天皇的情義”，這么做并不是高尚的，相反，不這么去做才是不正常的。因此，這個詞不應當完全是“自我犧牲”，而是帶有“自重”的性質了。

而本尼迪克特在本書中十分注意詞匯的表達，在美國文化與日本文化在用詞上有異議時，常采用多個詞匯去解釋在日文中只有一個詞語甚至只有一個字的詞匯。這一點在全書各章中幾乎都能找到，這里僅僅舉一個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日本人所說的的“恩”，在英文中是包含了很多層面的意思的。包括“obligation”（義務），如父母對子女的“恩”；有“loyalty”（忠誠），如臣民對天皇、下級對上級的“恩”；有“kindness”（關切），如同齡人、同伴之間的“恩”；甚至還有“love”（愛）的意思，如丈夫對妻子的“恩”。對于含義如此復雜的“恩”，作者只用了四個詞匯就完美的詮釋了它，不得不讓人對這位偉大的女人類學家的智慧感到由衷贊嘆。

多推一的表達方法絕對應當成為文化人類學家最常用的表達方法之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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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

可以使人類學家不必使用很長的篇幅去描寫研究對象的一個詞匯，從而使文章顯得更加簡潔。同時，也可以省去讀者苦思許久卻難以理解之苦，以增加他們的閱讀興趣。因此，這種表達方法應當值得推廣到各個領域的寫作之中去。

《菊與刀》一書中涉及到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筆者對此書把握尚淺，因此無法一一列出并加以評價，就是本篇讀書報告談到的對上述幾種研究方法的解析也有很多謬誤之處，還請老師雅正。

參考書目：

[1]《日本文化史》，葉渭渠著。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2]《文化人類學》，[美]艾倫·比爾斯著，駱繼光等譯。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3]《日歐比較文化》，[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4]《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董書慧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5]《西方文化概論》，方漢文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6]《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美]查爾斯·蒂利著，魏洪鐘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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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文化人類學讀書報告《菊與刀》

淺談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

淺談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

——評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亟需制定戰后對德、日的政策。而對日本，美國并不了解，因此美國政府動員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研究日本。《菊與刀》一書便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受美國政府委托進行研究的的研究成果報告。本文是筆者在文化人類學老師的推薦下閱讀該書后寫下的一些感想。文中對該書剖析和評論的重點主要是作者本尼迪克特在書中使用到的、對筆者影響頗深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

關鍵詞：《菊與刀》文化人類學

①

在本學期的“文化人類學”課程中，筆者有幸聆聽了教授這門課程的駱老師關于《菊與刀》這本書的介紹。在介紹中，筆者不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疑問：作者本尼迪克特本人從未到達日本，無法進行人類學中最為看重的“實地考察”，為何能夠如此準確得得出其研究結論并且該結論如此貼合實際？帶著這個疑問，筆者閱讀了這本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與刀》及幾部相關著作，并將心得體會記錄下來，因而有了本篇讀書報告。

（一）縱向研究方法與橫向研究方法

在無法親自到當地考察的情況下，作者把戰時被美國拘禁的日本人作為調查對象，同時大量參閱書刊和日本文學及電影，才寫成本書。因此筆者認為，該書中最主要的兩個研究方法是縱向研究法與橫向研究法。所謂縱向研究，即通過日本民族在漫長歷史中所形成的一些民族性格加以研究，進而推導出當時日本民族的大眾心理；而橫向研究，則是通過對日本人的民族習慣和西方及東方其它國家的民族習慣加以比較，從而得出日本人性格上的特殊之處，進而推導出日本的民族性格。

縱向比較方法主要運用在該書第三章中，該章從日本幕府時代形成的森嚴的等級制度出發，參考了當時日本家庭之中仍盛行森嚴的“家長制”以及戰俘中幾乎所有人都對天皇有著近乎狂熱的崇拜，最終得出了“日本民族制度化”的結論。這個結論的核心觀點就是：在日本，天皇是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統治者，是日本國民的象征，是國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同時，日本的等級制度雖已不再嚴格盛行，但幾乎所有國民都承認天皇的統治權——這種統治權并不是行政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因此，本尼迪克特認為，只要天皇簽署投降合約，① 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０年出版；呂萬和，熊達云，王智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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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日本抵抗最為激烈的太平洋戰場，也會乖乖放下武器，接受成為敵人俘虜這一待遇。當時，大多數學者對其結論表示嗤之以鼻，因為日本軍隊被俘與戰死者的比例大約為1：120，并且當時日本軍隊面對先進的美國武器并沒有感到絲毫的懼怕，在“精神必定戰勝物質”的口號下，日本軍隊戰斗意志之頑強令美國深感震撼。在此情況下，作者的觀點很難得到大多數人的承認。但最終結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945年8月15號，日本裕仁天皇宣讀同意接受波茨坦公約的無條件投降詔書，命令各戰區的日本軍人放棄抵抗，向盟國軍隊投降并于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正式舉行投降儀式。天皇命令下達之后，幾乎所有日本軍隊都放棄抵抗，甚至對投降抵觸情緒最大的日本“關東軍”也向其戰區的蘇聯及中國表示投降。更令人詫異的是，當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對戰后日本本土實行占領的美國官員踏上日本本土后，非但沒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抵抗，反而受到日本上下的熱情歡迎。不得不說，本尼迪克特十分具有遠見，但更為重要的是其得出這個結論的研究方法十分正確。因此，在文化人類學研究當中，研究者應清晰的把握該民族的歷史，找出該民族歷史中存在并在現實生活中仍具有外在或內在征兆的文化加以研究，力求找到該民族隱藏在歷史之中的文化特性以完成對該民族的認識。這種方法也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歷史的一個重要作用——通過歷史，認知當代，正如美國學者科林伍德說的：“歷史學是‘為了’人類的自我認識。”①

橫向比較方法在該書中則運用十分廣泛，書中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章均有用到此方法。作者本人對這種方法十分推崇，在其另一部著作曾提到“文化是通過某個民族的活動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一種使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②，因此必須通過比較，找到一個民族獨有的文化特征，才能將該民族從世界眾多民族中區別開來。因此在《菊與刀》中，作者將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分別同西方及東方其他國家作比較，得出了許多具有深遠影響的結論。政治上，作者將日本政府機構和西歐國家比較，得出了在日本“人民的輿論”是完全沒有地位的，決策者永遠只能是那些“閣下”們的結論。法律上，作者將日本人對法律的理解與其它民族對照加以研究，得出了一個日本民族獨有的法律觀：按照日本人的觀點，遵守法律就是對他們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報。因此日本民族不會像美國人那樣對待法律，認為法律都是“對個人事①

② ［美］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38頁，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45~46頁，張燕、傅鏗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務中的個人自由的干涉”，從而無條件的服從法律，并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由這點來看，似乎日本軍隊在接到天皇的投降命令后，所表現的前后如同判若兩人的矛盾舉止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了。文化上，作者把日本的人生曲線概括為“淺底U字型曲線”，即幼兒和老年期間具有充分的自由，但青壯年時期則要受到嚴格的束縛，而美國人的人生曲線則剛好相反，即幼兒老年期間要受到很大的約束，而青壯年時期則有很大自由。作者認為，日本人的人生與美國人相比，無疑是具有很大的優勢的：在一個人體力最強、精力最旺盛時，無疑需要背負更大的責任，從而就需要社會、家庭等各個方面的約束。因為他們堅信：約束是最好的精神修煉。總之，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文化有著許多其他民族所不具備甚至難以理解的因素，這點與西方十分不同。而筆者認為，如果非要概括，“西方文化的要點是‘以自由為體，民主為用’”①，而日本，則很難概括出它的文化要點，本尼迪克特的“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斗，喜新而又厭舊，服從而又不馴”理論僅僅揭示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矛盾性，而這僅僅是日本文化的一個特點，而不是“要點”。因此，對日本這個民族，還應當加以更加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尤其是對日本對外擴張首選對象的我國而言，更應對其進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以絕對公正的態度進行文化人類學研究

對于《菊與刀》這部人類學，筆者認為它絕對不會是作者站在美國人的角度去審視日本而寫出的作品。書中雖然較多的將日本文化與美國文化進行對比，但這只不過是由于美國文化可以較全面的概括西方文化的特點而已。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絕對不能戴上有色眼鏡，而應當以絕對公正的態度去進行研究。就作者本尼迪克特而言，她十分清楚地認識到這點并加以行動，對美國當局的許多違反文化人類學的活動，作者都加以否定甚至批判。例如，針對美國當局許多人要對日本進行“完全意義上的占領”——即在戰后對日本進行完全管制的情況，作者在第八章對此觀點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作者寫道：有些美國人叫嚷，只有我們推行平等原則，日本人才能獲得自尊。他們其實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義的錯誤。誠然，作者受到美國政府的委托，是不應當說出如此攻擊當局決策的話來的，但人類學研究就必須有嚴謹的態度，如果只站在本民族的角度來觀察其他民族，是根本不可能得出什么有價值的成果地。因此，在進行有關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時，① 馮友蘭：《馮友蘭選集》上卷，66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

2既不能抱有民族自尊主義，認為出本民族文化之外，其余民族文化都沒有可取之處。也不能帶有文化歧視觀點，即用自己的眼光來看的，凡是“落后”的文化都沒有可取之處。教授筆者“文化人類學”這門課程的駱老師經常給學生強調的一句話就是：不要用“先進”和“落后”兩個詞去形容文化，文化并沒有先進和落后之分！這種絕對公正的態度，是值得每一個研究文化人類學的學者和每一個學習文化人類學的學生都應當懷有的。

（三）多推一的表達方法

在對其它文化進行研究時，常常有需要表達的內容，用本民族的詞匯很難準確、完整地概括出來，甚至本民族中根本就沒有與之相關的詞匯。學者心中了然卻表達不出來，確實是文化人類學研究中的一個問題。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就使用了一個簡單而有效地方法避免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多推一的表達方法，即使用本民族語言中的多個詞匯來表達研究民族的一個詞匯。眾所周知，日本民族的許多文化觀點迥異于西方文化及許多東方文化，因此其語言中的許多用詞非常之古怪。例如，在日文中，“報恩”、“報仇”、“以德報怨”以及“以怨報德”都是一個詞語，統稱為“情義的回報”。再比如，日本民族的軍人常在最后關頭“向天皇盡忠”而剖腹自殺，這點在西方甚至包括在中中國，都是“自我犧牲”的范疇，但日本人卻從來沒有這么想過。他們認為，這么做只是“報答天皇的情義”，這么做并不是高尚的，相反，不這么去做才是不正常的。因此，這個詞不應當完全是“自我犧牲”，而是帶有“自重”的性質了。

而本尼迪克特在本書中十分注意詞匯的表達，在美國文化與日本文化在用詞上有異議時，常采用多個詞匯去解釋在日文中只有一個詞語甚至只有一個字的詞匯。這一點在全書各章中幾乎都能找到，這里僅僅舉一個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日本人所說的的“恩”，在英文中是包含了很多層面的意思的。包括“obligation”（義務），如父母對子女的“恩”；有“loyalty”（忠誠），如臣民對天皇、下級對上級的“恩”；有“kindness”（關切），如同齡人、同伴之間的“恩”；甚至還有“love”（愛）的意思，如丈夫對妻子的“恩”。對于含義如此復雜的“恩”，作者只用了四個詞匯就完美的詮釋了它，不得不讓人對這位偉大的女人類學家的智慧感到由衷贊嘆。

多推一的表達方法絕對應當成為文化人類學家最常用的表達方法之一。它

可以使人類學家不必使用很長的篇幅去描寫研究對象的一個詞匯，從而使文章顯得更加簡潔。同時，也可以省去讀者苦思許久卻難以理解之苦，以增加他們的閱讀興趣。因此，這種表達方法應當值得推廣到各個領域的寫作之中去。

《菊與刀》一書中涉及到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筆者對此書把握尚淺，因此無法一一列出并加以評價，就是本篇讀書報告談到的對上述幾種研究方法的解析也有很多謬誤之處，還請老師雅正。

參考書目：

[1]《日本文化史》，葉渭渠著。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2]《文化人類學》，[美]艾倫·比爾斯著，駱繼光等譯。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3]《日歐比較文化》，[葡]路易斯·弗洛伊斯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4]《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董書慧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5]《西方文化概論》，方漢文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6]《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美]查爾斯·蒂利著，魏洪鐘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第五篇：旅游與中外文化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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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與中外文化）結業論文

羌族婚嫁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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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婚嫁習俗

一、解放前羌族婚禮的形式及其特征

解放前，岷江上游地區的羌族盛行指腹婚、娃娃親、買賣親、調換親等，講究門當戶對，有“窮找窮嫁，富找富配”的說法。男女一旦訂親就要刻意回避，少見面。還存在“兄死弟娶寡嫂，弟喪兄納弟婦”的現象，這是古代遺留下來的規矩。《后漢書·西羌傳》記載：“父沒則妻后母，兄亡則納厘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這對于人口、財產的外流起到了很好的限制、補救作用，筆者的祖輩中還發生過哥哥離家出走，一去不歸，弟弟娶嫂子為妻的事，可見羌族這一習俗的古老和延續性。茂縣盛行女大于男的婚姻，有民謠曰：“六月麥子正揚花，丈夫還是奶娃娃，哪天等得丈夫大，落了葉子謝了花。”汶川縣有謠曰：“十八姐兒九歲郎，夜夜脫衣抱上床，說是郎來年歲小，說是兒來不喊娘，等到郎大姐已老，花也謝來葉也黃。”這是對這種不公正婚姻的有力批判。羌族人婚后一般不許棄婚（離婚），若家庭不和或妻子沒有生育，男方可另娶，但女方則不行，一旦男方出走，女方只有等男方在外面和別人成親后才能考慮再嫁，而且只能嫁給伯伯或小叔子為妻。寡婦再婚較普遍，不受限制，父母不得干涉，也不能歧視。有謠曰：“頭嫁由爹媽，三嫁由自身”。羌漢通婚年代久遠，以漢族入贅為多，贅婿隨妻姓，死后須經族人同意方可入祖墳，流傳有“招女婿上門，好比買騾子”的說法。茂縣還有搶婚的習俗，《舊唐書》所謂“貧家竊女而去”說的就是這種婚俗。若男方向女方求親不成，則邀好友數人，乘女方外出時將其搶回，強行成婚，一旦女方同意即到男家，五天后由男方父母背上禮物去女方家求情，再補辦婚禮。若女方不允，成婚后可偷跑回家，搶婚也有搶閨女的，但以搶寡婦為多。長期以來，羌族處在中華主流文化的邊緣，在中原文化與吐蕃文化的夾縫里生存，一直處在兩大勢力沖突的最前沿，飽受戰爭之苦，但客觀上也促成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其中羌族與漢族的關系最為密切，歷史上曾多次出現主動歸附中央王朝的事件。由于受漢文化的影響，解放前羌族的婚姻主要表現出以下四個特征： 1.父母包辦，兒女無權反對，結婚前男女青年未曾謀面的不在少數。2.有早養兒女早享福的習俗，出現了女大男小，力求早婚的現象。3.婚姻形式多樣，有指腹婚、娃娃親、買賣親、親上親等。4.搶親奇俗。以上四個方面中，前三種帶有明顯的漢文化痕跡。受儒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教育影響，產生了父母包辦婚姻的現象，受“繁衍后代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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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加干涉，一旦男女青年相好后，就請家長拜托“紅爺”出面作形式上的說合，但古老的儀式還是要照樣舉行的，因此，古老的婚俗還是較為完整的保留了下來。

（一）、說親（開口酒）

當子女成人時，家長就開始為他們物色對象了，也有男女自由戀愛后告訴父母的。若是某男方看上某女方時，男方父母就找時機通過閑聊從側面向女方試探有無結親之意，若女方沒有表示異議就有結親的可能，男方就請“紅爺”帶上酒、掛面等作為“手情”去女方說親，若女方沒有退回禮物就表示有商量的余地。

（二）、“吃小酒”，定婚

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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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矩她制定，后人不敢有增減。一代一代傳下來，羌人古規須遵守??”。女方答詞：“貴客辛苦到我家，迎親之日上門來。開天辟地到如今，男女婚配木姐定??此次婚事按古規，女家東西很齊備。主家接待如不周，敬請貴客多原諒。”答謝完畢后，女方家人用規模最大的宴席宴請眾人。稱之為“正席”。當天晚上，新娘要邀集

全寨的姑娘們到家里來“花夜”。

（五）、舉辦男女“花夜”

羌族結婚，“花夜”最為隆重，一般在娶嫁的前一天晚上舉行，就是為新人開個娛樂晚會，男方辦的叫“男花夜”，女方辦的叫“女花夜”，男的慶祝娶妻，女的歡送出嫁。“女花夜”時，新娘堂屋里燈火通明，中間擺著2張并攏的八仙桌，周圍擺設條凳，桌上放有咂酒和12盤“干盤子”，即花生、核桃、紅棗、柿子、蘋果、桔子、糖果等，飽含圓滿、吉祥、喜慶之氣。另外還有一些菜肴，十分豐盛。晚上七、八點鐘，花夜開始，新娘要坐上席，姐妹們依次入席，男方接親的人也在座，新娘入席時要哭，傾訴父母養育之恩，姐妹們開始唱歌，主要有以下3種：

1、“花兒納吉”，如：今晚姐妹坐得全（喲，花兒納吉），齊家一首唱起來（喲，吉吉兒來），唱歌不要銀錢買（喲，花兒納吉），只要心中有肚才（喲，吉吉兒來）。

2、“盤歌”，如：女方伴娘問：這首盤歌你來解（喲，花兒納吉），什么彎彎（兒吉來，喲唉）天邊轉（喲，吉吉兒來）？接親姑娘答：這首盤歌我來解（喲，花兒納吉），月亮彎彎（兒吉來，喲唉）天邊轉（喲，吉吉兒來）??。

3、“格妹喲呀”，如：女方伴娘問：（格妹喲呀）新人包的呀什么帕呀（格妹喲呀）？

接親姑娘答：（格妹喲呀）新人包的呀鋼青帕呀（格妹喲呀）。問：（格妹喲呀）

新人穿的呀什么衣呀（格妹喲呀）？答：（格妹喲呀）新人穿的是蔥白衫呀（格妹喲呀）??。接親的人也要演唱“花兒納吉”助興，一直要唱到午夜待湊熱鬧的人逐漸散去后，花夜才告終。男方也辦花夜，內容與新娘相似，所不同的是新郎要由母舅來升冠，掛紅。

4、冠是形似清朝官帽的紅穗圓形雙層帽，上面插一對紅色喜牌。舅舅給新郎升冠，賦予新郎以新的社會角色，預示他已步入了成年人的行列，就要成家立業、另立門戶了。接著給新郎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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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在閨房里哭，母親、姑嫂也陪著哭，男方接親隊里的女人勸其停止哭泣，一對父母雙全的姑娘扶新娘到神龕前，邊哭邊拜祖先、父母、長輩、哥嫂，拜畢轉向大門，這時年老的婦女就反復叮嚀新娘：“千萬不要回頭看，規規矩矩走出去”。同時，釋比高舉一個插有白色小旗的饃站在門邊，新娘從饃下走出門，伴娘代替新娘的父母唱哭嫁歌。迎親和送親的隊伍快到男家時，早有新郎的姑婆、姑母、姨婆、姨娘在大門外等候，她們一手執香，一手端酒，給送親的人敬酒，緊接著釋比做法事，口云：“天地開張，新人到此，大吉大昌??”，“東方一朵青云起，南方一朵紫云開，兩朵騰云接成彩，新人下轎迎進來”。新郎在樓上或大門里用生米打新娘，新娘由兩名姑娘扶著踩爛一個倒扣在門檻上的碗后進門，以示退煞。一對新人在男方神龕前一拜祖宗創業恩，二拜父母養育恩，三拜夫妻偕百老，四拜子孫個個強。再拜來客，幫眾，最后夫妻對拜，新郎揭去新娘的紅蓋頭，雙雙進入洞房。接著開始宴請賓客，依次請送親的女方近親、男方母舅、家門長輩、遠客、鄰居、新郎家中近親，一輪一輪往下吃。飯畢跳“莎朗”，唱“贊新郎新娘歌”如：“我家妹子十八歲，她本天仙女下凡。人品好來又能干，內外料理都周全。頭發烏黑巧梳妝，穿戴樣樣好上好。銀牌耳環已備足，圈子簪子也齊全。”贊美新人，然后新人跪下，撩起圍腰，眾人撒米、麥、青稞、花生、紅棗，祝福新人。筆者認為，男女雙方的“贊美歌”中蘊藏著深刻的文化內涵，充分顯示了羌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他們向往真、善、美，期盼每個家庭美滿幸福，同時也是對本民族青年男女的關心、愛護、頌揚，體現了羌族人民的謙虛、坦誠的民族性格。

通過以上敘述，可以看出羌族婚禮的程序十分復雜，婚禮的過程很長，往往要持續半年到幾年不等，男女雙方家族為了達到婚姻關系的認同感，展開了漫長繁瑣的渲染和接觸過程。從女方父母的認可，到女方親族的贊同，可見這種婚姻宣傳的廣度和深度。同時，在雙方親家的交往中逐步做到的相互了解并建立了一定感情，這對于子女婚姻的成熟、婚后和睦打下了基礎。充分顯示出羌族對血緣傳承的重視。另外，在整個訂婚過程中，男方始終處于主動地位，要多次到女方家送禮，顯示了女方家族的身價和在婚姻關系中的社會地位。“女花夜”是女方家族主持的最隆重的一次盛會，是給新嫁娘掙面子的最好機會。表現了羌族生活中十分重視母親家族的血緣和素質。這一方面說明羌族對婚禮的重視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羌族對人生禮儀的投入之大和受民族宗教的影響之深。通過婚禮儀式，使羌族的傳統文化得到提煉、升華、發展，從而傳承下來。

三、羌族婚俗中表現出的民族文化

（一）、羌族原始宗教的體現

羌族信仰多神，其宗教還處于萬物有靈的原始信仰階段。在羌族的婚禮中，這種信仰得到突出表現。羌族重今生，不重來世，只管過好這一輩子，對于死后的事情則考慮不多。所以他們對于兒女的人生大事——婚禮自然看的格外重，傾盡全力要辦好兒女的婚事，這不僅是面子問題，更是自己對家族宗教義務的反映，難怪有的父母從一結婚起就開始為未來的孩子攢成親的錢。羌族婚禮中有大量的歌舞，一方面是歡樂感情的抒發，另一方面也是宗教禮儀的表現。如：男方“接親詞”和女方答詞，表現出對羌族祖先的崇拜之情。釋比作法時的贊語也體現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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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對后代的關愛。新娘走出娘家家門時老年婦女的叮嚀也是具有宗教原因的。相傳羌族女始祖木姐珠出嫁那天，天爺木比塔賜給她大量動物作嫁妝，跟在她身后的動物比前面的動物多，她沒有聽父母的話，忍不住朝后看了一眼，使她身后的動物失去了控制，跑進了深山，以致于現在野生動物多于家畜，為了避免類似現象再次發生，就有了新娘出娘家時不能回頭看的習俗。新娘首次進男方家門時的踩碗儀式更飽含宗教意味。踩碗是為了解除穢氣，為了防止新娘把娘家里不干凈的東西和路上遇到的惡魔帶進家里，男方提前請釋比做“下壇經”，通過釋比的做法和新娘的踩碗達到祛邪迎祥的目的。而新郎新娘撩起圍腰，承接眾人撒來的花生、紅棗、米、麥、青稞，意為受福的象征，有“撩眾人之福以自喜”的意思。從婚禮中還能看出羌族的祭祖心理。羌族敬祖，認為祖先是有大功勞的，他死后還會保佑自己的子孫不受惡鬼的侵犯。而且他也是有喜怒哀樂的，在后代舉行婚禮的時候他會很高興。所以一定要向他稟告喜訊，請他享用新人獻上的咂酒，保佑自己的子孫平安、幸福。

（二）、羌族社會意義的反映

“婚姻是個人得到配偶，獲得一種新的社會身份的宣言，只有到成家立業時，個人才在真正意義上成為社會的成員。從婚禮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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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的身心造成巨大傷害。

（四）、羌族婚俗中的禮儀和禮物

1、“掛紅”習俗。

在羌族婚禮中要給新郎“掛紅“，這是羌族的重要禮儀，主要對遠方來的客人、本民族的英雄、受人尊敬的老人、遇到喜事的新人等舉行，以示尊敬和愛戴。相比之下，給新郎掛的紅是最多的，由于給新郎掛紅的人很多，往往一場婚禮下來，新郎就會被紅布紅綢裹的全身紅色，盡顯喜慶之氣。

2、“尚雙”習俗。

羌族崇尚雙數，認為”雙則和，和則滿“。這在羌族婚禮中禮物的挑選、禮物數目的計劃、“紅爺”的邀請、送親迎親人員的挑選等方面都考慮到了。送禮送雙份有祝福美滿、團圓、吉利之意。紅爺要占-兩雙-即兒女雙全、夫妻健康。這與羌族樸素的二元分立宗教觀有重要關系。羌族把世界分為陰陽兩極，天為陽、地為陰，男為陽、女為陰，南為陽、北為陰，生前為陽、死后為陰??。新人結婚是人生大事，一定要占全陰陽兩極，才能遇事呈祥。參加婚禮的人就紛紛以”送雙“的形式來把最美好的祝福獻給新人。

羌族生活比較貧困，特別是居住在山區的人們由于交通不便，生活資料不足，受教育程度較低，大大限制了羌族的發展。這從羌族婚禮中所送的禮物和酒席的構成就可以看出來，從上文的論述中可以看到，羌族男方給女方送的禮物為豬肉、掛面、咂酒、點心、餅子、布匹等，這都是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資料，而川區羌族婚禮的禮錢最多不過6千元，山區則僅僅6百元。酒席還以傳統的“九大碗”為主，沒有太大變化。“干盤子”仍以本地的土特產為主，沒有引進外地的果品。筆者在這里并不是貶低本民族傳統的生活習慣，只是以此為例說明羌族的生活現狀，引起人們的關注。

綜上所述，羌族婚俗在從古到今的傳承過程中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并沒有觸及其根基。羌族婚俗中包含的原始宗教意識、民族精神、人文觀念、道德觀念等深層次的民族文化大都保留了下來。筆者認為，羌族的這些文化內涵將隨著羌族婚俗的延續而不斷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