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時代周刊》年度風云人物

時代年度風云人物

（英語：Person of the Year）是美國《時代》于每年年底評選出的當年度對世界最具有影響力的事物。獲選對象可以是個人、夫婦、一群人、概念、地方甚至是機器，只要在過去一年具有最深遠的影響力，無論是好的或是壞的影響。

1927年：查爾斯·林白——5月21日完成了第一次獨自一人從紐約到巴黎的直達飛行。

1928年：華特·克萊斯勒——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創始人，公司以其名字命名。

1929年： 歐文·揚——通用電氣的董事會主席，成功企業家的代表。

1930年：圣雄甘地——印度民族主義者和精神領袖。他還印度人民以合法的身份以及喚醒了印度長期被殖民后的民族意識。這一年，他率領志愿隊員開始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序幕，或許這是他入選的理由。

1931年：皮埃爾·賴伐爾——有名的“法奸”。曾兩次任法國總理組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淪亡后，任維希政府副總理，在希特勒支持下，1942年4月出任總理，此后一直左右貝當政府。法國光復后，在奧地利被捕。1945年10月9日被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國罪判處死刑，15日被處決。

1932年：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美國第32、33、34任總統(1933-1944年），唯一連任三屆的美國總統，死于任上。他早年不幸染上疾病，導致腰部以下永久癱瘓，終身只能坐輪椅。他最大的功績主要有兩個：二戰三巨頭之一，領導并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實施新政，使美國成功走出了建國乃至現今最大的經濟危機。與華盛頓和林肯并稱為美國最偉大三位總統。

1933年：休·塞繆爾·約翰遜——美國軍事家，西點軍校畢業。

1934年: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再次當選。這一年羅斯福的新政收到明顯效果，經濟開始復蘇，初步擺脫了這一世界經濟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1935年：海爾·塞拉西一世——埃塞俄比亞末代皇帝。這一年領導軍民抗擊意大利墨索里尼侵略，反法西斯英雄，失敗后流亡倫敦，呼吁國際聯盟和西方大國阻止法西斯侵略。

1936年：華里絲·辛普森——她牢牢抓住了男人的心，讓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不顧王室和政府的極力反對，“寧要美人不要江山”而放棄王位與之結婚的女人。成為當時“世界上被人談論最多、寫的最多，并且上報紙頭條最多的人”。

1937年：蔣中正、宋美齡夫婦——首次成為年度人物的中國人。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蔣中正在江西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后關頭”演說，帶領百余萬抗日將士進入全面抗戰，成為同盟軍的重要一員，是當選的主要理由。

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驚世惡魔，法西斯首惡。當年的評選是《時代》周刊歷史上最有爭議的一次，《時代》周刊最后以評語：“希特勒在1938年成為當時民主、喜愛自由的世界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作為解釋。

1939年：約瑟夫·斯大林——前蘇聯領袖，二戰三巨頭之一。他的入選首先是30年代所領導的所謂“肅反”運動給西方世界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其次是二戰初期的“投機”表現。

1940年：溫斯頓·丘吉爾——二戰三巨頭之一，1940年，英國對德綏靖政策破產，丘吉爾火線組閣成為戰時首相，法國投降后，丘吉爾下令撤出在法英軍，8天時間奇跡般撤出30幾萬英軍，8月至10月底領導了著名的不列顛空戰，最終取得勝利，使希特勒的英倫登陸計劃無限期推遲。

1941年：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第三次入選，這一年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人隔岸觀火終于引火燒身，羅斯福擺脫了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勢力，美國全面參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終于實現。

1942年：約瑟夫·斯大林——這一年，蘇聯開始扭轉對德作戰不利的局面，斯大林格勒戰役接近勝利，成為二戰轉折點。

1943年：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美國陸軍參謀長，幫助羅斯福制定戰爭策略，主張排除其它一切因素，堅持先攻德國再攻日本，制定了著名的諾曼底登陸計劃。

1944年:德懷特艾森豪威爾——這一年，艾森豪威爾被任命為盟軍最高司令，6月6日指揮諾曼底登陸，8月解放巴黎，年底被授五星上將。

1945年：哈利·S·杜魯門——這一年，羅斯福病死任上，杜魯門接任。德，日投降，二戰在這一年結束。他是人類歷史至今唯一一個使用原子彈的國家領導人。

1946年：詹姆斯·F·伯恩斯——美國政治家，民主黨人，支持種族隔離，1941年至1942年他任最高法院大法官，1945年至1947任美國國務卿。他試圖緩和戰后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緊張關系，但未能見效。

1947年：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第二次當選。這一年，身為美國國務卿的他提出了著名的歐洲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國家實施戰后恢復和重建。

1948年：哈利·S·杜魯門——第二次當選。杜魯門提出了杜魯門主義，美國要承擔“自由世界”守護神的使命。1948年，蘇聯人封鎖了西柏林，杜魯門組織了大型空投以援助柏林人，直到蘇聯人放棄其主張。這一年，他提出組建一個軍事同盟以保護西方國家，這就是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1949年：溫斯頓·丘吉爾——第三次當選。此時他已經不是英國首相，當選原因不詳。

1950年：美國戰士：以韓戰中的美國戰士為代表（首次“抽象”概念獲選）——第一次由某個抽象人群當選。這一年，朝鮮戰爭（西方稱為韓戰）爆發，面對二戰后美國第一次大規模戰爭，張揚愛國主義精神是其主題。

1951年：穆罕默德·摩薩臺——中東地區第一個當選者，民主選舉產生且深得民心的伊朗總理。他德宣布將伊朗所有的石油資產國有化，因而惹惱了英美，美國派出了中情局間諜克米特·羅斯福（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孫子）成功地利用賄賂和恐嚇組織了一系列的街頭**和暴力游行，迫使摩薩德下臺并終生被軟禁。親美的伊朗國王穆罕默德·雷扎·巴拉維則成了獨裁者。

1952年：英女皇伊莉沙伯二世——喬治六世病逝，伊麗莎白接替其父正式即位，當年女王年僅26歲。

1953年：康納德·阿登納——西德首位總理，長期反對納粹并在30年代兩次被捕入獄，1949年當選西德首任總理。西方評論界普遍贊譽他“以他的鐵肩支撐危局，使一個戰敗的、幾乎氣息奄奄的民族經受住了考驗”。

1954年：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美國國務卿（1953～1959）。他在國際活動中，鼓吹冷戰，推行“戰爭邊緣”“大規模核報復”以及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等戰略。

1955年：哈洛·科迪斯——通用汽車總裁，第三位當選年度風云人物的企業家。

1956年：匈牙利自由戰士——1956年10月11日匈牙利發生有名的“裴多菲俱樂部”重大政治事件。民主人士向匈黨中央提出“十點要求”，要求將拉科西開除出黨，由納吉出任總理，按平等自主原則調整匈蘇關系等，并發動游行。

1957年：尼基塔·赫魯曉夫——前蘇聯領導人。這一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表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揭露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現象，揭露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暴行，掀開世界范圍的去斯大林化運動，結束了斯大林時代，停止了蘇聯國內的大規模政治鎮壓，釋放了絕大多數政治犯。赫魯曉夫時代，蘇聯知識分子從斯大林時代的政治恐怖中獲得解放，他在任期間，蘇聯的政治氣候空前寬松，索爾仁尼琴等作家得以公開出版作品。蘇聯逐漸變成一個“正常社會”。這一年，由于赫魯曉夫政治，經濟方面的改革，蘇聯與中國關系徹底破裂。

1958年：夏爾·戴高樂——法蘭西民族英雄、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二戰期間法國淪陷后領導自由法國運動，1944年，在阿爾及爾成立法國臨時政府。8月，巴黎起義。戴高樂領導法國軍隊首批進入巴黎抵達市政府大廈，巴黎解放，戴高樂將軍接受德國軍隊投降書。1946年他辭去臨時政府總理職務。1953年，退出政壇隱居。1958年這一年，戴高樂重回政壇，當選為法國總統。他領導的政府是最早和我國建交的西方政府，他是在世界上有很大影響力的政治家。

1959年：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第二次當選，上一次是二戰將軍，這一次是美國總統。他當政后實行“艾森豪威爾主義”的相對強硬對外政策，但這一年卻實現了冷戰后美蘇兩國首腦首次坐在一起的“戴維營會談”，造成東西和緩假象。然而七個月后的U-2飛機入侵蘇聯的事件，結束了這個神話。

1960年：美國科學家——尊重科學家。這一年梅曼制成紅寶石激光器。

1961年：約翰·肯尼迪——美國總統。這一年僅僅上任3個月就制造了震驚世界豬灣事件。

1962年：若望二十三世——羅馬教皇。

1963年：馬丁·路德·金——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最值得全人類尊重的英雄。這一年，他組織了爭取黑人工作機會和自由權的華盛頓游行。他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是最最感人的人權宣言。

1964年：林登·約翰遜——美國總統，1963年肯尼迪遇刺身亡，約翰遜在空中空軍一號總統專機上宣布就職，這是美國總統就職儀式歷史上唯一的一次。越戰的升級是他這一年當選的最大理由。

1965年：威廉·威斯特摩蘭——美軍越戰司令，美軍在越南大規模參戰第一年精彩表現促成了他的當選。

1966年：25歲以下一代人（群體）——迷惘的一代還是年輕的一代？還是嬉皮士、垮掉的一代？

1967年：林登·約翰遜——美國總統，第二次當選。由于美軍在越戰中傷亡慘重，約翰遜的越戰政策遭到了國內外的普遍反對，使他賠上了政治前途。1969年他在總統選舉之前宣布不會參選，并全力支持他的副總統連任。

1968年：首次登月的三位宇航員——人類第一次登上月球，宇航員阿姆斯特朗走下飛船踏上了月球表面時說的：“這一小步，對一個人來說，是小小的一步；但對整個人類來說，是巨大的一步!”成了人類征服月球的偉大宣言。

1969年：中產階級美國人——美國制度的中堅。

1970年：維利·勃蘭特——西德總理，他采取重重措施改善了西德和蘇聯以及其它東歐國家的關系，但是讓他當選的最大因素是這一年他在華沙全球矚目的驚世一跪。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任期間開始從越南撤軍，改變了對華政策，通過“乒乓外交”改善中美關系，派密使基辛格訪華開始了實際接觸，發表《公報》開始破冰之旅，是其當選的主要原因。

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與亨利·基辛格——作為總統和國務卿一起當選，當然是因為在他們的努力下實現了中美關系正常化。尼克松于1972年2月訪華，對中國的7天訪問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

1973年：約翰·西里卡——美國法官。這一年他曝光了水門事件很多猛料，導致第二年尼克松總統遭受國會彈劾，最后辭職。

1974年：費薩爾·伊本阿杜勒阿齊茲沙特——沙特國王，當年他導致石油價格飛漲，引發全世界不滿。

1975年：美國婦女——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女權運動在美國風起云涌。于是選擇美國女人作為這一年的年度風云人物，以此紀念那個瘋狂的美國女人時代。

1976年：吉米·卡特——經過艱苦的競選戰以微弱優勢擊敗福特，當選美國總統。

第二篇：時代周刊翻譯

Statement of William H.Overholt1

Asia Policy Chair Director,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Policy

The RAND Corporation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May 19, 2005 Summary China has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the world’s greatest oppon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greatest disrupter of the global institutions we created, into a committed member of those institutions and advocate of globalization.It is now a far more open economy than Japan and it is globalizing its institutions to a degree not seen in a big country since Meiji Japan.Adoption of the rule of law, of commitment to competition, of widespread use of English, of foreign education, and of many foreign laws and institutions are not just updating Chinese institutions but transforming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國已經由以前世界上最大的全球化反對國和全球各機構的打擾者轉變成全球化的提倡者和那些機構堅定的成員國之一。它現在是一個遠比日本開放的經濟體，并且正在使國內機構全球化，達到一個從日本明治時期就從未出現過的高度。采取法制手段，致力于競爭，廣泛使用英語，實行國外教育和眾多國外法律制度，這些不僅僅是在改革中國體制，而是在重塑中華文明。

All of China’s economic successes are associated with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nd each aspect of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China further successes.Never in world history have so many workers improved their standards of living so rapidly.Thus popular support for globalization is greater than in Japan, where postwar recovery occurred in a highly managed economy, or with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here shock therapy traumatized society.In consequence, China has effectively become an ally of U.S.and Southeast Asian promotion of freer trade and investment than is acceptable to Japan, India and Brazil.中國所有經濟上的成就都離不開自由化和全球化，而全球化的每個方面又為中國帶來更多的成就。可以說在世界史上，從來沒有這么多工人曾如此迅速地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所以，對全球化的歡迎程度和擁護度高于日本，戰后日本的經濟復蘇產生于高度管理的體制；或者和前蘇聯相比，那里動蕩使社會元氣大傷。于是，中國主動成為美國和東南亞的盟國，一起推動更加自由的貿易和投資，這些都超過了日本、印度和巴西的接受范圍。The opinions and conclusions expressed in this testimony are the author’s alone and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as representing those of RAND or any of the sponsors of its research.This product is part of the RAND Corporation testimony series.RAND testimonies record testimony presented by RAND associates to federal, state, or local legislative committees;government-appointed commissions and panels;and private review and oversight bodies.The RAND Corporation is a nonprofit research organization providing objective analysis and effective solutions that address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round the world.RAND’s publications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pinions of its research clients and sponsors.Nonetheless, rapid Chinese globalization has required stressful adjustments.State enterprise employment has declined by 44 million.China has lost 25 million manufacturing jobs.125 car companies are expected to consolidate rapidly into 3 to 6.在這張證詞中表述的觀點和結論都是作者一家之言，不應該被理解為代表Rand或者這個研究的贊助商們。這個產品是Rand公司證詞系列的一部分。Rand的證詞記錄了由Rand企業聯合出示的證詞，它分別呈遞給聯邦、州以及當地立法委員會，政府指定的傭金事務委員會，私人審查和監管單位。Rand法人是一個非營利研究組織，專門為面臨挑戰的全球公、私部門提供客觀分析和有效解決方法。Rand的出版物不一定反映內部研究委托方和贊助者的觀點。但是，中國快速發展的全球化過程要求緊張的調整。國有企業的就業人數下降了4400萬。中國已經失去了2500制造業的工作，125家汽車公司將會快速合并成3-6家。

China’s globalization successes are profoundly influencing its neighbors.India has learned from China the advantages of a more open economy.Asians schooled in antipathy t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atin Americans with protectionist traditions are going to have to be more open t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ess dependent on loans in order to compete with China.This will transform third world strategies of development and create broader global opportunities for our companies.中國全球化成就正深遠地影響著領國。印度從中國學習到一個更加開放經濟體的優勢。被培養成憎惡外國投資的亞洲人和有著地方保護主義傳統的拉丁美人正學著必須更加開放地對待外國投資并且不依賴于借貸來和中國競爭。這將會轉變第三世界發展的策略并為我們的公司提供更廣闊的全球機會。

Contrary to early fears, China’s rise has stimulated neighbors’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rather than depriving them.Indeed China’s recent growth spurt revived Japan’s economy and saved key neighbors from recession, possibly averting a dangerous global downturn.和早前的害怕相反，中國崛起已經刺激而不是剝奪了鄰國的貿易和外國投資。事實上中國近年來經濟急劇增長使日本經濟復蘇并且拯救了主要鄰國免于經濟衰退，可以說避免了一場危險的全球經濟衰退。

Chinese growth has brought American companies new markets.The flow of profits from China to the U.S.is as disproportionate as the flow of goods.Inexpensive products have substantially improved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poorer Americans.Inexpensive Chinese goods and Chinese financing of our deficit have kept U.S.inflation and interest rates down and prolonged our economic booms.At the same time, it has caused trade deficits and social adjustments.Chinese misappropri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reates losses for many of our companies.A manic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boom has raised

global raw materials prices, to the great benefit of producers and a great cost to consumers.中國的經濟增長也為美國公司帶來了新的市場，從中國流向美國的利潤也和貨品一樣不協調。廉價的商品在提高了美國下層的物質生活。廉價的中國商品和赤字，使美國保持通貨膨脹率和利率的下降，使經濟持續增長。同時，它也導致貿易赤字和社會調整。中國不合理的知識產權為我們的很多公司造成了損失。建設熱和交通熱使全球原材料價格上漲，使生產商受利并使消費者遭受損失。China’s succes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of modern history, but projecting from current growth to Chinese global dominance or threats to our way of life is just wrong.Unlike the old Soviet Union, reformist China does not seek to alter any other country’s way of life.Its economy faces world history’s most severe combination of banking, urbanization and employment challenges, and by 2020 a demographic squeeze that will have few workers supporting many dependents.The best outcome for us would be a China that is eventually like Japan, prosperous, winning in some sectors, losing in others.Signs that China is making rapid progress in that direction should be welcomed , not feared.中國的成功是現代史最重要的發展之一，但是從中國目前的發展就認為中國會統治全世界或者會為我們的生活方式造成威脅是完全錯誤的。不像之前的蘇聯，改革者中國并不尋求改變其他國家的生活方式。它的經濟面臨著世界史上最劇烈的結合----銀行業、城市化和就業的挑戰，并且在2020年以前，人口統計學上的擁擠將會使更少的工人支撐這么多的家庭。最好的結果就是---中國最終會像日本一樣，繁榮，并在某些領域贏得一席之地，或輸給別人。中國正在朝著那個方向飛速進步應該受到我們的歡迎而不是恐懼。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Before reform, China was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opponent of globalization.It had an autarkic economy.It opposed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It opposed the global political order and the major glob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It believed that global disorder was a good thing, and under Mao Zedong it actively promoted disorder throughout the world, including promotion of insurgencies in most of China’s neighbors, in much of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and even in our universities.Accompanying foreign policy disaffection was domestic cultural despair on a scale the world has seldom witnessed.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China’s students and othe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o Zedong’s peasant chiliasm, humiliated a majority of senior government and party leaders, attacked the country’s major educ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estroyed much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 general tried to smash the country’s establishment.For two centuries Chinese had tried a range of ways – socialism, capitalism, empire, republic, warlords,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others.All failed.Alienation was so severe that, along with students, much of the country accepted that the worl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der, and the 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der, were so stacked against them that any path to success had to start with destruction of the existing order.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actually just one small episode in the problems that Chinese impoverishment and political division created for the world and specifically for us.Had China been prosperous and unified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 would have had European War II rather than World War II and World War I would have been quite different.China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deter or defeat Japanese aggression.The cost of those conflicts to the U.S.would have been radically smaller because Pearl Harbor and much else would not have happened.We and the world, not to speak of a billion Chinese citizens, have paid a horrible price, over more than a century, for China’s weakness.The world needs a healthy China.Because of China’s successful globalization we no longer have such problems.China is no longer a vacuum that sucks the world’s great powers into gigantic conflicts.China no longer sponsors insurgenci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China no longer seeks to undermine the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We obtain benefits from a China that supports stable capitalist democracy in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that joins the IMF, World Bank, and WTO;and that counsels its neighbors about the benefit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free trade, and free investment.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it has been the central tenet of U.S.foreign policy that, if we could engage as much of the world as possible in successful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domestic reform and what came later to be called globalization, we could stabilize Europe and Asia, win the Cold War, and create a stable global order.Our military protected this process, but from the Marshall Plan to our aid missions in Asia and Africa, the core long-run strategy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to engage the world and stabilize it by enmeshing other countries in a web of institutions and successful economic practices that constitute the kind of world we want.This strategy has prov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in human history, so much so that it has entangled our former enemies as well as our allies in the web we wove.Throughout, it has stimulated many controversies, and occasional waves of fear in this country.Key industries, including especially textiles and shoes, have successively opposed liberal trade with 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Southeast Asia, China and Latin America.We had a wave of panic over whether Japan was going to takeover all manufacturing and buy all our most important assets;after all, if they could triumph in steel, cars, and televisions, and buy Rockefeller Center, wasn’t everything in our economy at risk? Elsewhere，weren’t

we

sponsoring

horrible dictatorships by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ach time, our fears have proved excessive, and each time our strategy triumphed.The results have been good for our security, good for our prosperity, good for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overseas, and good for the people of our trading partners.Our concerns about China are the same.China’s globalization

What we never expected from our strategy was that it would entice our former adversaries, including China, into our web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our commitment to geopolitical stability.Although joining late, China has joined the globalized system much more enthusiastically than Japan.China’s economy is much more open than Japan.China’s trade in 2004 was equal to 70% of its GDP, Japan’s to 24%.China received $60.6 bill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2004, while Japan, with an economy several times larger and in a phase of restructuring that should have attracted disproportionate foreign investment, received only $20.1 billion.China’s globalization is not confined to opening the economy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globalization of institutions.Her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ontemporary China bear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that of early Meiji(mid-nineteenth century)Japan, whe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as sending missions around the world to choose for emulation the best foreign navy(Britain), the best foreign education system(Germany), and so forth.In the intervening century and a half, Japanese practice has become more inward-looking, while China has evolved from Qing defensiveness and Maoist peasant xenophobia to an assimilative cosmopolitanism.Today China is the country that sends miss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seeking best practice.It adapts not just foreign technology and foreign corporate management techniques but also a wide variety of foreign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British, U.S.and Hong Kong securities laws;French military acquisition systems;a central bank structure modeled on the U.S.Federal Reserve Bank;Taiwan-style regulations for 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adapted from South Korea, Singapore and Taiwan;and many others.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changes are the decision to adopt the Western concept of rule of law;adoption of competition as a centrally important economic practice;and adop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as virtually a second language for the educated Chinese population.Today I can lecture in Peking University and interview senior official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without a translator.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China has sent its elite youth abroad for education in an exercise of internationalism comparable to the Romans turning over their children to the Greeks.Of course, such changes occur gradually;you can’t instantly introduce Western accounting or Western law in a country that starts with no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or lawyers.But the changes are startlingly fast compared with what other countries do.More importantly, these are not technical adaptations in the manner of the old dynastic efforts to pursue “Western technology, Chinese culture.” These are 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that in cases like rule of law and promotion of competition repudiate core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t go back for millennia.China is also experiencing globalization of tastes.The exposure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to foreign brands has been incorporating them into global culture.To take one example, I spent many months studying the Chinese car industry.One of the questions we were asked was whether China might develop indigenous car models in a closed-off market like that of South Korea in the 1970s and 1980s.What we discovered wa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so much more exposed to global culture than South Koreans of a generation ago that no car could succeed in China unless it incorporated global designs and prestigious foreign technologies.Ten to thirty years ago,when South Korea was at a phase of car industry development more comparable to China today, one virtually never saw a European or American car on the road, and they are still very rare today.But in China the roads are packed with Volkswagens and Buicks.China has come to believe in globalization more than most third world countries and many first world countries.China’s successes have all coincided with “reform and opening,” that is, with globalization.In contrast, Japan’s and South Korea’s successes occurred in an era when, although they were globalizing, they employed far stricter controls on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economic activity than today’s China.Globalization has required extremely painful adjustments by China.Employment in the state enterprises has declined from 110 million at the end of 1995 to 66 million in March 2005.Those who think there has been a simple transfer of U.S.manufacturing jobs to China will be surprised to know that manufacturing jobs in China have declined from over 54 million in 1994 to under 30 million today.Even these striking numbers understate the adjustments China has had to accept due to greater competition and lately from WTO membership.For instance, while employment in the car industry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constant, the number of car manufacturers is expected to decline from 125 at the peak to somewhere between three and six.Meanwhile, foreign joint ventures have come to dominate much of the market.It is hard to overstate the social adjustment Chinese are experiencing.But because China has been willing to accept such adjustments, no large country in human history has ever experienced such rapid improvements in living standards and working conditions.When reform began, workers in Shanghai all wore the same clothes, looked tired and listless, and seldom owned basic appliances like televisions or even watches.In the countryside malnutrition was widespread.Today Shanghai workers wear colorful clothes and look confident and energetic.Today the average Chinese family owns slightly more than one television.Malnutrition has

vanished.As

a

result，Chinese overwhelmingly support further globalization.

第三篇：世界風云人物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關于毛澤東

我欽佩的人中，首推毛澤東。

飽含大家之氣的妙文，信手拈來的古句，高瞻遠矚的目光，憂國憂民的胸懷，竟奇跡般地被一人所擁有，便是毛澤東。

我捧著毛澤東傳，頗有感觸。文中提到他寫的祭母文：

“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及，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潔凈之風，傳遍戚里。”

全文可謂字字帶淚，聚居含情，將母親生平的坦誠與善良如實地敘述，卻又生動地躍然紙上。少有大志者，民族責任感也同樣如奔騰的激流，瀉于筆端：“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前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

戰爭年代的形勢迫使青年人早熟地去思索救國之路。與此相比，在21世紀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新的競爭危機正隱約可見。但今日的大學生之“早熟”卻令人擔憂。學習與生活的目的并不太明確。終日惶惶失落度日者，有之；上網聊天約人見面成雙入對談情說愛者，有之；抱怨社會暗嘆不公消沉墮落者，有之。

有人笑稱其為“校園文化”。

我常可惜讓大好年華在早熟“愛情”中流逝的同學，但自己也未將全部時間充分利用，今日反觀領袖青年之覺悟，甚是汗顏。不安于平凡，是成為偉人的前提，至少是有理想的前提。老師給毛澤東文章的評語是：“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

“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這自是中肯而又高度的評價，毛澤東已成偉人，此等評價當之無愧。而今日的我們，是否也有豪情“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糞土當年萬戶侯”？

讀毛澤東傳，被其中折射的偉人氣質所深深折服，不是盲目的個人崇拜，而是對比后的自省與沉思。我常憶起毛澤東的那句名言，并常以此激勵自己：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馬克思主義是啟蒙，毛澤東思想是繼承。理解了馬克思主義，才好感悟毛澤東思想。資本主義以前的舊制度，它是靠人性對利益的貪婪來維持政權的運轉，本質是“百姓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私有政治”制度；而馬克思主義推翻了這幾千年的黑暗政治理念，為世界構建了一個新的“統治階級為人民服務”的“公有政治”制度，這個光明政治的前身是社會主義，目標是實現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哲學思維就是能夠看到事物的對立與對立統一的關系，看清了文章中的這個關系，才能領悟毛澤東哲學思想）

馬克思主義是“公對私，善對惡”的一次思想革命，他給世界帶來了天翻地覆“質”的變化。舊政治是以“私心”來維系統治，新政治是以“公心”來維護統治。這“一公一私”的變化，通過政治的國家機器，直接作用于思想、文化、經濟、社會等的各個方面。“私”是人性惡之源，“公”是人性善之本，私是“吸”是“搶”的貪婪，公是

“呼”是“讓”的奉獻。個人的幸福需要善良來維系，而“和諧社會”是必須建立在大公無私基礎上的集體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價值就在于“結束了人吃人，以惡治天下的私有政治，創立了人愛人，以善治天下的公有政治”，這就是他為推動人類進步所作出的最偉大貢獻。毛澤東思想的社會價值不是學習幾本書，而是能否真正領悟幾句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精神基礎，“為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謀利益謀幸福”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違背了這兩個原則，“社會就不可能安定，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就不可能維持”也就談不上實現共產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理想是目標，毛澤東思想是實踐是手段”。而“槍桿子里邊出政權，黨永遠指揮槍，無產階級***，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文革”等都是維護社會主義政權的必要手段。手段和目的概念一旦混淆？就會“南轅北轍”走向事物的反面。比如“階級斗爭”只是長期不懈存在于思想里的警鐘，它取決于形勢的需要。而不是天天階級斗爭、日日繼續革命，“階級斗爭不能當飯吃”違背了手段服務于目的的原則，就會“在沒打倒敵人之前,就先自己打倒了自己”。哲學的兩個視角：“微觀哲學是矛盾對立關系，宏觀哲學是矛盾統一關系”，這就是毛澤東一再講的“對立統一”。對立的世界是正反物質碰撞的爆炸階段（裂、戰），而只有對立統一時期才能維系世界的存在（聚、和）。所以微觀思維的人是“鼠目寸光”制造矛盾的個體行為，而宏觀思維的人是“高瞻遠矚”解決矛盾的集體行為。馬克思與毛澤東正是站在“宏觀”角度看待事物自然發展規律的唯物主義哲學。對于超出本文的哲學關系，我將放在續文《分不清左右，道不明是非》中詳細論述。

“讀史明智”毛澤東建國后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始終是圍繞著共產主義目標在實踐探索。我們能正確解讀毛主席的治國方針，就是今后建設社會主義最好的“明智”教材。“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目標確立，剩下的就是個“手段”問題。“目標決定偉大，手段體現藝術”。毛主席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三面紅旗的實際意義：一目了然“一工一農”，走農工結合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建立人民公社是吸取斯大林“集體農莊”的經驗。蘇聯在“個體農業，集體農業”的政策上同樣爭論激烈，當時為了能從私人農場主那里收到糧食（糧價原因），搶糧流血沖突事件時有發生，嚴重影響到了蘇聯的工業發展，為解糧食供需矛盾？斯大林才下決心搞了“集體農莊”。

糧食也存在“守恒定律”。資金有限、糧食就那么多，收不上來或是糧價過高，勢必產生矛盾影響工業發展，所以不能簡單的理解為犧牲了農民利益，因為糧食轉化為工業而不是裝進私人兜里，工人也在奉獻。如果當時實行了包產到戶？那中國必然走上歷史上的“小農經濟”道路（如今小崗村的失敗與全國農業現狀，就是證明）。至于大躍進同樣是蘇聯的經驗，雖然造成了一些浪費，但鋼鐵工業翻了幾番的成績，是誰也否定不了的事實。

“糧食是一切社會生產力的基礎”計劃經濟下，糧食的價格決定了社會主義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比例。只要解決了糧食問題，剩下的各項發展就只是個運籌策略問題，毛主席總結為“農業決定工業”的理論依據就在于此。劉少奇提出“造船不如租船”原因就在于我們造船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落后，自己造船是買船價格的十倍，租船則更便宜。毛主席堅持自己造船，就是因為科技發展是需要時間，而不是財力購買的問題“每拖后一天就意味著技術又落后一天”。錢學森說過“中國人不比洋人矮半截”。就是指勤勞智慧絲毫不比西方人差，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耽誤了中國的發展，因此“中國落后于西方是落后在時間上”。

毛主席與劉少奇之間的對立表面看是“生活質量與國家安全”上的矛盾。劉把生活質量的偶然當必然需要對待（現實），而把國家安全的必然性當做偶然性對待（又不是工業落后國家都會死，或許僥幸不死）。毛主席正好相反，把國家生死存亡的偶然當做必然發生對待（理想）。“一左一右”才是毛和劉的本質矛盾，“左派是大處著眼立足長遠，右派是小處算計照顧眼前，毛顧及命劉惦記吃”。

“落后就要挨打不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劉發展的是小農輕工經濟，毛主席發展的是支柱型重工業為基礎的國防建設，包括搞的三線建設都是“保命工程”。劉是以因果關系判斷問題的經驗主義者，毛主席是站在“偶然必然性”的哲學高度來判斷問題，毛主席思想戰無不勝的“真理”就在于此。中國能有今天造船工業的輝煌，跟毛主席高瞻遠矚的哲學思想是分不開的。“槍桿子里邊不但出政權，槍桿子里邊還出真理”一個被打的滿地找牙的真理者，她叫嚷的那套偽真理連狗屎都不如。毛主席掌握的真理，絕不是這種狗屎不如的偽真理。如果沒有斯大林的“集體農莊”，蘇聯就不可能在短期內發展重工戰勝納粹，如果沒有毛主席建立的“人民公社”做基礎，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和平環境與發展空間。

“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毛主席當時講這段話的寓意是在提醒“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政治隱患”。胡林翼曾經講過一句亂世哲學的至理名言：“安史滅而禍更烈于安史”。意思是亂世出英雄，功勞大威望高煽動性也大，對社會的破壞性也大“正面意義大，反面意義也大”。

中共取得政權的過程復雜“山頭林立”，所造就的“風云”人物數量也是史無前例。槍桿子山頭有：林彪、粟裕、彭德懷、賀龍、劉伯承、徐向前以及靠資格威信樹立的朱德。政治山頭：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地下黨。還有槍政組合的山頭：陳毅與周恩來。毛主席能詼諧的把話說明，就證明了“山頭問題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山頭的性質”。如果山頭的派別產生對立，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主觀上又執意妄行？那毛主席在世能壓住他們，身后可就不是社會主義的災難問題了，而是“天下大亂”的問題。彭德懷上萬言書，雖是以個人名義私下的提醒信，看似彭懂政治照顧毛主席的政治影響，但他背后的性質是不懂馬克思，動搖路線的問題，這與維護毛主席的形象以沒關系。“先批后開導的原則”從劉少奇起草的《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到一九六七年毛才同意發表，這中間毛給彭整整八年的反思時間，雖然彭這期間一直在學習毛澤東著作，但終為領悟，與毛最后一次見面，他依然堅持己見，而此時毛以發動“文革”，自然不可能再給他“任何”機會，這就注定了他最終的命運。“每個人的覺悟程度都有限”彭大將軍也不例外。毛澤東給了彭德懷創造歷史的機遇，反過來彭也促成了毛的偉業，再糾纏于其它？那都是留給右派營營者做的事情。“觀其言不如看其行”劉少奇雖然是靠宣傳毛澤東思想起家，但其作為以證明了他不是什么主義家。劉家底薄沒有槍桿子，所以他在倒槍上也不遺余力，在與毛的較量中，也決定了他必須走政治途徑。而反過來毛讓他這個沒槍桿子的做“二把手”，也證明毛根本沒把政治斗爭放在心上，所以才會當著劉的面說一個小拇指就能壓倒你。

四清運動時劉就借機清理整治基層擁護毛的左邊干部（文革批斗走資派的許多手段都是從劉的四清運動中學來的），所以毛主席才敲打他“四清與四不清”，還一再提醒“一個人犯了錯誤，如果不改，總是積少成多的，不會是一下子從犯錯誤那天起”。然劉根本沒在意這些話的用意。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感覺準備充分“時機成熟”，不顧組織紀律突然向毛主席發難，意在政治先架空毛，再通過選舉登上前臺。劉最終辜負了人民和毛主席的信任，丟掉了歷史機遇。

劉少奇命運的不同之處在于，其他人只是路線問題，而劉要加上60年餓死百姓的附帶責任。毛主席于1953年提出由劉負責國家一線的“日常”工作（微觀），毛負責二線的戰略思想工作（宏觀）。60年災民逃荒餓死在鐵路沿線的場景比比皆是，地方各黨政機關難道都是瞎子？作為一線負責的劉，居然在餓死人這樣的大問題上不知道？“難辭其咎”也不符合邏輯，這足以證明他心里有鬼。這些“黨”的干部為了個人政治前途，拿百姓的性命當“笑話”看，這也是文革把干部統統整治一遍的一個原因。毛主席喜歡看報紙？后來還組織8341警衛部隊利用探親搞調查研究，就是因為匯報多是“欺上瞞下”的把戲，通過人民日報可以了解上層的政治動向，瀏覽地方報紙則可以知道諸侯的問題，一旦出現歪風邪氣就能找到源頭，制造輿論者必然有它的不可告人之處，輿論是政治穩定的根本。而及時了解地方情況就能知道群眾疾苦，就能及時糾正政策上存在的問題，這也是從教訓中總結的經驗，如果當時有網絡？餓死人這樣的歷史大污點就不可能發生，集體主義“一人節省一口糧，一個也餓不死”，這也是毛主席一生的傷痛。“只知治吏，而沒有知人善任”極左有精神有干勁，但是頭腦簡單，憑熱情做事必然會犯錯誤，地方的集權也容易走兩端，再加上任用極左干部缺乏監督，出亂子是必然現象。而59年廬山會議，毛主席處理彭德懷是導致60年餓死人最直接的原因，毛主席沒有意識“黨內沒人再敢提意見”的嚴重后果，毛主席后來反右的同時又防極左就是總結教訓的結果。但對于政治而言，無論上下任何地方出了錯誤？一把手都附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只有這樣的“問責制”才能治理好國家，這就是我對60年災難的教訓總結。賀龍、我們的軍旗用的是八一標致，這說明毛主席沒有磨滅賀龍八一南昌起義對人民軍隊建立，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但是對于賀龍政治覺悟不敢恭維，他任人唯親、拉幫結派也是黨內出了名的。賀龍在文革敢公開言“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拋開路線和文革的問題，單是與林彪的復仇你就可以想到后果！解放軍的家底可是賀龍的部隊，賀龍在軍隊的勢力不比林彪差，歸根結蒂還是個“大打出手”的問題，所以借林彪之手送走賀龍也就成了必然結果。周總理在賀龍的追悼會上說沒有保住賀龍？何談保不保護？“一清二楚”只是把矛頭引向上邊而已。

林彪是黨內唯一能跟毛主席過招的人物。59年廬山會議，劉少奇批彭德懷是“魏延的骨頭、朱可夫的黨性、馮玉祥的作風”，篡黨奪權搞軍事政變。而林彪卻在會上對彭說了些陰陽怪氣的話：“你我都不是大英雄”并澄清長征寫信讓毛交權不是彭指使，“云天霧地”的看似在為彭開脫，其實這簡短的幾句話背后卻蘊含著高超的政治手段。“大英雄”的背后就是向全黨全國指明彭是陰謀野心家，而澄清歷史比起“野心家”這個政治上最大的罪名以無足輕重，高明就在于沒有落井下石的嫌疑“不惹眾怒”，又收買了“人心軍心”，同時又能把對手推向“野心家”的火坑。比起劉少奇“茅坑里扔炸彈”的手段，林彪這“一打一揉”的政治高明之處除了主席，黨內誰人匹敵？

林彪也是黨內最早能看出山頭斗爭的幾個人，林自知戰功居首，但資歷不夠，所以林彪打完仗就采取了隱晦的策略，意在“坐山觀虎”，伺機坐收漁利？毛主席則以接班人“引蛇出洞”。林彪“躊躇滿志”確實為文革做了不少鋪墊。毛欲擒故縱、大膽放權。林果然膨脹開始調兵遣將“含沙射影”。毛則以摻沙子扔磚頭，激其露出馬腳。林彪先以“一號命令”試探軍權，接著又用設國家主席的方式來試探自己的政治實力。他想著此時被文革整治“灰頭土臉”的當權派，會在政治上倒向他這

一邊，林彪在政治上的細膩，一點不比軍事才能差；雖然林雙管齊下。但毛早有準備、四處扇風“斷其退路”，林忙中錯亂最終葬身異鄉溫都爾汗！

毛主席并不怕一個林彪，也不怕單獨的周總理。林最后的逃跑過程，全程由周總理一人處理；毛如此安排就是擔憂這兩人的聯手，如果“林調轉方向，周到機場迎接”？那可就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了！

第四篇：記者風云人物

關于記者的職業思考

12財務管理 張靜(選修)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每一個職業，沒有高低之分，貴賤之理，因為他們都有著令人欽佩之處，世界總是遵循著用則長，不用則廢的原則，于是各種職業也總有他們存在的道理，對于維護社會的秩序與平衡都是必不可少的。主席,帶領全國創造一個燦爛的明天;軍人,用堅強的臂膀鑄成銅墻鐵壁;教師,用自己的青春澆灌祖國的明天;醫生,用精湛的醫術給人以未來的希望；農民，用勤勞的雙手播種眾人的果實……而記者,看似微不足道的他們用不屈的筆尖記錄真實的事件,揭露掩埋在幕布下的骯臟,傳遞人間純真的溫暖.或許大家都有這樣的認知，記者是社會的“流氓”，他讓人的隱私不再是隱私，秘密也不再是秘密，讓人失去了應有的安全感，那這實在就是偏見了。在我看來，記者與狗仔不可混為一談，遵守職業道德的記者充當著歷史史官的作用，是用手中的筆桿將那些應該或者說值得記錄的事件和人物記下，流傳百世。而所謂的狗仔，則是迎合某些大眾的低級趣味，用他人的生活瑣事以獲得自己利益的人，給他人的生活帶來不便或者災難。其實如果我們都能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那狗仔就會失去獲得收益的通道，不被社會道義所認可的行為也就不會如此泛濫了。這是因為有了這些“牛虻”，他們叮住社會的不公與黑暗，讓人們不在陷入麻木，重視起那些不公與黑暗，直到有所改善。記者風云人物節作為表率，每年一次表彰了這樣一批優秀的記者,他們不畏艱險,歷經艱辛，用生命去獲得第一手資料，那樣的記者才是值得眾人所贊揚的,那樣的品質才是應該得到發揚的。

2003年加入《南方都市報》的陳鋒是國內第一個采訪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的記者，此報此人為其做了詳細的采訪，發表了事實的真相。陳鋒冒他人之大忌，給了無處鳴冤的孫志剛的家屬“吶喊哭訴”的唯一通道，遞上了第一束溫暖。他還追問佛山鎮長高薪制，億萬富翁百萬征婚，農民謝洪武被拘留28年，漣源收容所黑色致富路等等，給了社會底層的人發言的機會。

《中國經濟時報》的王克勤，2002中國傳媒杰出人物，農民出身，做過多種工作的他更能反映社會的疾苦，成為了中國經濟時報高級揭黑記者，更被譽為中國的“林肯、斯蒂芬斯”（著名的揭黑記者），僅2001年他就用鐵筆讓160名不法分子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他曾歷經半年，深入危險內部，即使受到黑社會的重大危險也從未退縮，采訪了社會最真實的聲音---北京出租車業壟斷黑幕，此舉受到了高層領導的一致認可，不僅推動了北京市乃至全國出租汽車行業市場化的改革，同時也對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案例價值。還有《中國青年報》的賀延光，他曾赴黑龍江兵團插隊，如今是該報的高級記者，攝影部主任，其志愿是“愿與人們共享歡樂 也愿于人們共對苦難”，他采訪過老山自衛反擊戰、七屆人大、11屆亞運會、91華東水災、香港回歸、98長江水災、九屆人大、廣西邊境大排雷、悉尼奧運會、內蒙古大雁煤礦爆炸、新疆巴楚地震等事件，更是在北京SARS事件中，同病毒作斗爭，將令人或憂傷，或明媚，或振奮的情況傳遞給了大眾，他的冰點調查被評為全國共同抗擊非典的優秀新聞作品，同時他也被評為全國新聞界抗擊非典優秀記者。

2003年3月20日的北京時間上午10時35分，伊拉克響起槍炮聲。此時，本已離開巴格達的中央電視臺記者冀惠彥一行做出了一個危險的決定：重返巴格達，為中國觀眾展現第一手的戰爭場面。而在隨后不久的SARS事件中，同為央視記者的柴靜也走到了前線，在那場雖無戰場煙火的戰爭中，迎難而上，將關于非典的第一手資料傳給外界，讓人們能對非典有正確的認知與防范。

江雪，一位29歲的華商報女記者，她用敏銳的雙眼看透了埋藏在貌似花邊新聞下的“夫妻看黃碟，民警上門查”的黑暗事件，讓人們不再用看戲的心態去面對這一問題，而用理智去看待。最終，權力機關的道歉、賠償和公民權利的伸張，使法治的尊嚴變得更加神圣。在2003年以前，很少有人知道知名中成藥“龍膽瀉肝丸”含有關木通這種有毒成分，甚至有很多無辜的人因此患上讓他們痛苦一生的尿毒癥，記者朱玉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聽到群眾的聲音，連夜奔走醫院最后確認了這一令人震驚的事實，隨后國家機關采取了相應的嚴厲措施，也因此挽救了更多人的幸福未來。她一名女子還深入礦區，撕開山西運城礦難的巨大黑幕；克服種種困難艱苦采訪，揭露遼寧海城豆奶中毒事件真相……正如她自己說到：“新聞是有力的，我是無力的。當社會最弱勢的群體發出呼聲時，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我無法做到不聞不問。”

令人感動的記者不是一個兩個，也不是一群兩群，他們總是將自己置身于危難之中，只為那一丁點的希望，還甚至無法得到想要的答案，所以對于群眾來說，我們不應因小失大，應對那些值得褒獎的可

愛記者以諒解和關懷，當他們有了動力，才會有更大的動力去為人們服務，才會覺得不枉此行。而作為記者，這個職業的任職者，是廣大人群向社會“說話”的重要通道，若身為記者更要肩負起自己的責任，用群眾的聲音說話！或許會存在諸多的不易，但切記不可違背自己的職業道德，掩蓋事實，篡改真相。

第五篇：時代周刊中的中國歷史

時代周刊中的中國歷史 《時代周刊》是美國的雜志，也影響著世界的風云變化，尤其是每年的封面，都有特定意義，把脈著歷史的跳動，見證著歷史的走向。

中國風云人物中，直接和間接登上《時代周刊》封面的，蔣介石有10次，周恩來6次，鄧小平5次，最早是是軍閥吳佩孚，最近的是現在的總理溫家寶。而登的最多的則是毛澤東，當之無愧，他是最影響現代中國的人物。

盤點蔣介石時代周刊十大經典封面(組圖)

《時代》1927年04月04日封面.“??rose out of the Sun-set”（在孫隕落之后升起）1927年4月4日，蔣介石第一次出現在《時代》封面上。封面故事里講述了一周以前的上海，在共產黨領導的工人武裝斗爭中，“布爾什維克”與美國水兵發生的沖突。在這場沖突背后的較量中，蔣介石被美國人寄予厚望。美國人筆下1927年的蔣介石，已經是那個我們熟悉的光頭形象。畫面上的蔣介石眉頭緊鎖，眼睛炯炯有神，一副威嚴的軍人派頭，呼應著畫像下對他“蔣介石將軍”的稱呼。8天之后的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以武力流血的方式解除了上海工人糾察隊武裝，“四·一二”由此成了第一次國共分裂的標志性事件。關于這期封面人物的介紹，小標題只用了一個詞——征服者。

《時代》1931年10月26日封面：蔣介石和夫人。He threatened Whampoa Japan（來自黃埔（廣東）和日本的威脅）1931年2月蔣介石軟禁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引發了國民黨內部劇烈的反蔣高潮。五月，改組派、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林森和孫科派，以及兩廣實力派人物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成立了一個“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寄寓香港的汪精衛應邀出任廣州“非常會議”的政府領袖。不同時期反對過蔣介石的派別，在這一時刻會聚到了一起。同年9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外敵入侵，寧粵雙方迅速達成和解。10月14日，蔣介石釋放被軟禁的胡漢民。12月26日，蔣介石宣布下野。

《時代》1933年12月11日封面：中國領導人蔣介石將軍。1933年7月，蔣介石開辦廬山軍官訓練團。此前國民黨軍隊在進攻江西蘇區時屢遭失敗，蔣介石認為是各部隊的中初級軍官武德、武學尚欠深造所致，遂決定在江西省廬山舉辦軍官訓練團，以圖提高部隊的戰斗力。同年9月，調集優勢兵力圍剿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江西蘇區。任命顧祝同為北路軍總司令，以陳誠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率軍由北向南進攻蘇區；同時以重金收買陳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出兵兩個軍封鎖江西、廣東邊境。11月，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反蔣事變。he could ride off six direction——這一年的蔣介石，可謂戎馬倥傯。

《時代》1936年02月24日封面。日本天皇裕仁、偽滿洲國皇帝溥儀，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和中國蔣介石將軍。the spokesman:“one false stepwill go bang like a firecracker”（一旦犯錯即猶如爆竹爆炸）日本在完全占領中國東北后，于1933年2月起開始進攻長城各口，并向華北進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已改變原有對日政策，中國軍隊在此間的戰斗中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與此同時，面對蘇聯倡導，美國提議的由蘇美中日參加的太平洋地區集體安全公約在根本無法實現；國聯等西方大國對中日戰爭干預無望的前提下，蔣介石政府開始重視中蘇關系的改善。蔣介石于1934年8月派自己私人代表蔣廷黼訪問蘇聯。同時，蔣介石1935年10月18日在南京主動會見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希望有實質性的真正促進中蘇親密關系并能保障遠東和平的協定。蔣介石的建議很快得到了蘇聯方面的積極響應。蘇聯政府不反對簽訂協議，并準備同中國方面具體討論這個問題。蘇聯方面之所以在此期間同意與中方就簽訂條約問題進行具體談判，主要是擔心日本外相廣田在同年10月提出的對華三原則，其中主要內容包括中日共同防共，其矛頭直指蘇聯。因此，蘇聯決定聯蔣抗日，以此回擊日本提出的中日聯合反蘇政策。1936年2月，蔣介石在中日蘇三國外交博弈中取得了相當突出的成果——也是在這年2月，毛澤東填詞《沁園春·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時代》1936年11月9日封面：蔣介石將軍。good roads, good morals, good bombs are his answer to japan。“新生活運動”這個名詞，最早見于1934年2月17日，蔣介石在南昌于調查設計會所作的演說《新生活運動發凡》.其實，早在1932年4月，蔣介石對中央政治學校學生所作的演說《人格與革命》中，即提出除了“親愛精誠”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禮義廉恥”方能“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環境”、“確定我們革命的基礎”。他又發表《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說明“禮義廉恥”的重要，謂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才是復興的唯一工具”。隨著運動的迅速開展，1935年4月，還在全國成立了“新生活運動勞動服務團”，分為軍隊、憲兵、警察、教員、學生、黨部、機關、鐵路等部門。到1936年止，在國民黨統治區成立新生活運動分會的縣份有1133個。主義、道德和炸彈，是1936年的蔣介石賴以對抗日軍侵略的最重要武器。當然，他不會想到，登上《時代》封面后不過一個月，西安事變會降臨到他頭上。

《時代》1938年1月3日封面：蔣介石將軍和夫人。伴隨著1938年蔣介石宋美齡聯袂成為《時代》人物的，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面展開。1937年七七事變后，蔣介石積極部署和指揮中國軍隊開赴華北和淞滬前線抗御日軍,先后指揮了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重大戰役。至1938年10月，使日軍傷亡45萬余人，日軍速戰速決、迅速滅亡中國的戰略計劃就此破產。“any sacrifice should not regarded as too costly”，一切為了抗日，沒有什么犧牲是過于昂貴而不能舍棄的。這不能不讓人想起1938年6月發生的黃河花園口決堤事件，盡管成為《時代》人物的此刻，還只是38年1月。

《時代》1942年6月1日封面：蔣介石。武漢保衛戰結束后，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階段轉入戰略相持階段。蔣介石表示了繼續抗戰的決心，汪精衛等人則對抗戰前途完全失望。1941年12月8日日軍襲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同時對日宣戰。蔣介石積極開展外交活動，與美、英同盟，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得到了美國的物資和財政援助。1942年2月，日軍進攻仰光，駐緬英軍向中國戰區統帥部求援。2月16日，中國政府派遣遠征軍入緬作戰。與對抗戰的頑強堅持相對應的，則是中國國際地位的逐漸提高。five hard years,but the next is the hardest——挺過了艱苦的五年，接下來會更艱苦。但曙光已經微現。

《時代》1945年09月03日封面。after eight years of war，the challenges of peace——八年抗戰之后，和平正經受挑戰。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會美、英、蘇、中四國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終戰詔書”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在停泊于日本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9月9日，在南京陸軍總部舉行的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上，日本駐中國侵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代表日本大本營在投降書上簽字，并交出他的隨身佩刀，以表示侵華日軍正式向中國繳械投降。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抗戰結束了，和平還是戰爭，成了擺在國共兩黨面前的首要問題，也是蔣介石迫切需要做出抉擇的問題。

《時代》1948年12月06日封面。the howizers could now beheard in Kansas City——榴彈炮的聲音，遠在堪薩斯城也能聽到。1948年9月-11月的遼沈戰役、11月6日開始的淮海戰役，以及11月29日開始的平津戰役，無論是已經結束還是正在進行之中，對蔣介石來說形勢都不容樂觀。國共內戰的天平早已悄無聲息地發生了扭轉，這個轉折點具體在什么時候，不但是蔣介石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同樣也是留給后人的一道謎題。

1955年的封面人物蔣介石，名字前沒有任何頭銜。背景是一個國民黨士兵孤獨地望著大海，對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很難說清是眺望還是守望，也許應該是二者兼而有之。這一年的蔣介石已年近七十。之前的朝鮮戰爭沒有給他帶來“反攻大陸”的機會。1955年，蔣介石炮制“孫立人兵變案”，中國遠征軍抗戰名將孫立人從此被囚33年。也許，這可以視為蔣介石統治下的臺灣基本政策由外向內轉變的一個標志。毛澤東在《時代周刊》封面的軌跡

《時代》對于新中國的認識始于1949年，這年的2月7日，在蔣介石10次登上《時代》封面之后，毛澤東第一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封面文字：毛澤東 從農村的男孩到共產黨的首腦。一個星期前，平津戰役剛剛結束，古都北平和平解放。這一勝利，連同之前結束的遼沈戰役和淮海戰役，得到了中國當時絕大部分民主黨派人士的一致祝賀--他們已經收到毛澤東“共商國是”的熱切邀請。對于中國大地上的風云突變，《時代》作如此描述：“37年前，在湖南長沙的省立圖書館里，一個19歲的農村小伙子第一次突破他狹窄的視野，開始閱讀世界地圖。他后來回憶說，當時他懷有極大的熱情和興趣。上周，當年那個農村小伙子再次閱讀了那張世界地圖，只不過這一次他用的不是鉛筆，而是鐵和血。毛澤東，正引領著中國加入世界共產主義陣營。對西方而言，這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其后果目前還無法估量；對共產主義而言，卻顯然是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最偉大的勝利；對絕大多數中國百姓而言，則意味著和平--戰爭也許會迅速結束；對毛澤東而言，則意味著巨大的榮耀。5億困頓疲憊中國民眾在上周見證了毛的輝煌--他們進入了北平。”

1950年12月11日的封面。封面文字：紅色中國的毛 新戰爭 舊軍閥。紅色的基調和蝗蟲明確體現著意識形態的含義。《時代》內文如此描述選擇毛澤東作為封面人物的理由：“列寧說：“通往巴黎的道路經過北京”，該個男人說準了，中國的紅色老板毛澤東，選擇了布爾什維克主義之路。4年前他還蹲在荒涼的西北延安的窯洞里。而上周，他卻住在北京的宮殿，并肆無忌憚地藐視和譴責聯合國。他的軍隊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遭受到了痛擊。歐洲古老的驕傲在他面前顫抖。伍修權，毛澤東在聯合國的代理人，一個不知名的將軍，正在聯合國宣揚毛澤東的自由世界理念，抨擊美國在朝鮮所采取的行動。”

1958年12月1日。封面右上角引用了拿破侖的一句話，通常被翻譯為：“中國是一頭睡獅，醒來后他將震驚世界。”58年的中國確實已經醒來，“大躍進”是這個年份最引人注目的標簽。時代內文如此描述：“鄉村里的夜晚，無數的高爐向天空迸射著耀眼的紅色光芒。人們把螢火蟲抓起來塞進燈籠里，讓它們在田間夜戰，以使稻米、甘薯和棉花豐收。凌晨六點半，城市街道上已經擠滿了群眾，以及大眾健美操的吶喊。……這是中國本周'大躍進'里的尋常場景，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社會痙攣，喬治?奧威爾小說里的預言正在變成現實。”《時代》對那句拿破侖名言的理解顯然也和我們存在不小的區別，它說的是：“讓中國睡覺，當他醒來，世界會后悔的。”

1960年8月8日。與切格瓦拉、赫魯曉夫同登封面。切格瓦拉和他的古巴是本期《時代》雜志的中心。封面文字：共產主義的西方灘頭陣地。自59年卡斯特羅集團取得政權以來，美、巴關系一直處于岌岌可危的狀態，同年11月，美國國務卿赫脫提出“美國當前對古巴政策”，建議“改變卡斯特羅政權，或替換這個政權”，獲得了艾森豪威爾的批準。60年2月，米高揚訪問古巴，與此同時，美國中情局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反對卡斯特羅政權的秘密行動方案”；5月，古巴同蘇聯恢復了外交關系。到8月，美、古關系已經進入極端的緊張狀態。赫魯曉夫與毛澤東，一左一右出現在格瓦拉身后，意指顯然相當明顯--同年9月，中國、古巴即正式建交。

1962年11月30日。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同登封面。封面文字：印度失去的幻想。1962年11月22日零時，中國軍隊遵照毛澤東的命令，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時代》寫道：“紅色中國上周的行為使許多人感到了困惑。他們在中印邊界的戰爭中取得了一系列橫掃性的勝利。阿薩姆邦，印度極重要的平原地帶，盛產黃麻和茶葉，毫無遮攔地暴露在紅色中國的軍隊面前。但是，紅色中國卻突然宣布戰斗停止，退回到1959年11月7日的控制區以內。”中國軍隊的主動撤退讓印度方面陷入了破壞和平的“道德泥沼”，當地大報《HindustanTimes》說：“最新的中方建議，不像是在提議和平，倒更類似于最后通牒。”

1963年9月13日。與毛澤東一起在“龍舟”上領航的還有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封面文字：紅色中國：傲慢的流浪者。這一年9月，中蘇論戰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9月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聯合發表由毛澤東主筆的編輯部文章：《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文章說：“在中蘇兩黨之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分歧的產生完全是由于蘇共領導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此，《時代》寫道：“毛澤東曾卷入同美國的戰爭，同印度的戰爭，現在又同蘇聯關系破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三個國家。如今他已陷入孤立……”

1967年1月13日。封面文字：中國陷入混亂。眾所周知，此時此刻，文化大革命正在神州大地風起云涌，這一期《時代》的內文標題則是《紅色中國：舞蹈的蝎子》，其中寫道：“西方看到的一切都是零星的，因為只有少數記者被獲準呆在北京，他們從紅衛兵的海報和小冊子上面得到了大部分的信息。譬如多倫多環球郵的DavidOancia就發現了毛澤東上周所面臨的挑戰。……包括毛澤東一手提拔起來的繼承人林彪元帥，以及更務實、更開放的劉少奇。”

1969年6月13日。與布里茲涅夫、鐵托、齊奧塞斯庫、卡斯特羅等同登封面。封面文字：共產主義首腦：試圖收拾殘局。本年3月，在珍寶島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中蘇邊境沖突，中蘇關系由此急轉直下，走向對抗。正如《時代》所言，在蘇聯克林姆林宮召開的世界共產主義大會，本意是“各方領導人討論最迫切的反帝國主義斗爭”，結果，大會內部卻產生了令人震驚的巨大分歧。本期雜志出爐的同一天，蘇聯政府發表聲明稱：沙皇政府雖已崩潰，但俄羅斯的邊界不會變更，沙皇政府從未同中國簽訂任何不平等條約。這也許恰可算作本期雜志的一個注腳。

1972年3月6日。封面文字：尼克松的冒險之旅。一個大大的“友”字，將整個封面分割為四個區域，主題凸顯得相當明確--“尼克松從北京帶回來什么？這個問題其實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尼克松在北京這件事情。很少有美國總統花這么長時間，整整一個星期，呆在異國他鄉，而且，這個國家，甚至還沒有同美國建立外交關系，并且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一直都是虛擬的敵人。”《時代》周刊如此說。

1976年9月20日。封面文字：毛澤東之后。9月9日零時10分，毛澤東在北京逝世。《時代》在內文里談到了毛澤東，談到了他的紅寶書，談到了毛澤東的繼承人“必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滿足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必須團結大多數，必須顯示民主作風”……如此種種。

1977年3月21日。封面文字：毛的妻子講述她的故事：從演員到女皇。與毛澤東的婚姻，改變了電影演員江青的人生。“10年來，她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女性之一，是8.5億中國人的文化生活的實際統治者，她決定著他們可以在舞臺或者銀幕上看到什么內容”，《時代》如此說道，“然而，今天，63歲的江青不再是一個革命的英雄，而成了反革命惡棍。這一突然的轉變，緣自去年10月華國鋒主席對她的逮捕”，“在她失勢之前，她曾有機會接受紐約州立大學的RoxaneWitke的長時間訪談，告訴他關于她的那些故事”……本期雜志，《時代》節錄了RoxaneWitke的訪談。

2005年6月27日。封面文字：中國新的革命 重建社會，新的標志。中國的新變革--小世界，大賭注。“劉麗從來沒遇見過穿著她制造的衣服的人。最近兩年來，這個農民的女兒一直在中國南方廣東省開平市的一家工廠里工作，天天泡在繁密的縫紉機聲響里。劉麗嘗試著想象穿她制造的衣服的那些人--'他們必須非常高，非常富有'，她若有所思，'但除此之外，我實在想象不出他們的生活是什么樣子'。”是的，這里談的正是“中國制造”，全世界沒有誰能逃脫的“中國制造”，甚至連故去的毛澤東，在本期的《時代》封面里，也穿上了時髦的LV--很顯然，這件LV，也是“中國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