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事行政刑事申訴指南

民事行政檢察案件申訴指南

一、人民檢察院受理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條件是什么？ 人民檢察院受理符合下列條件的民事行政申訴案件：（1）當事人或者其他利害關系人不服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決或裁定提出申訴；（2）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決或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3）有具體的申訴理由和請求；（4）自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決或裁定生效之日起二年內提出申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訴，人民檢察院不予受理：（1）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決或裁定尚未發生法律效力的；（2）人民法院已經裁定再審的；（3）判決解除婚姻關系或者收養關系的，但涉及財產分割的除外；（4）當事人已經達成執行和解協議并已執行完畢的；（5）當事人對人民檢察院的不立案、終止審查、不提請抗訴、不抗訴決定不服，再次向該院提出申訴的；（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解釋中明確規定不適用審判監督程序處理的案件。

二、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向人民檢察院申訴應當提供什么材料？

申訴人應當提交申訴書、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書以及證明其主張的證據材料。有律師代理的，須提供授權委托書。

三、申訴書應寫明哪些事項？

申訴書應當寫明下列事項：1.申訴人與被申訴人的基本情況（包括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工作單位、住所及聯系電話）。2.明確具體的申訴請求。3.事實和理由。

四、人民檢察院如何處理民事行政申訴案件？

1.人民檢察院案件承辦人應當在收到申訴材料之日起十日內提出是否立案的意見，報部門負責人批準決定。決定不立案的，在決定之日起七日內向申訴人發送《不立案決定書》。決定立案的，在決定之日起七日內向申訴人發送《立案決定書》，向對方當事人發送申訴狀副本及《立案通知書》。對方當事人接到申訴狀副本后，可在十五日內向人民檢察院提出書面反駁意見。

2.對已立案的申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在調借閱案卷后三個月內審查終結，并根據審查情況作出是否提請抗訴或者抗訴的決定。案情疑難復雜或者因補充調查等原因在三個月內不能審結的，報經部門負責人批準可以延長三十日，延長期限內仍不能審結的，應當報請檢察長批準延長。案件審查過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終結審查：（1）申訴人撤回申訴，且不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2）人民法院已經裁定再審的；（3）當事人自行和解的；（4）應當終結 的其他情形。人民檢察院作出決定后七日內，應當向當事人發送決定書。

五、人民檢察院對民事行政申訴案件提出抗訴后有什么法律效果？

1.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再審，并裁定終止原判決、裁定的執行。

2.人民法院再審時，應當通知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席法庭，檢察人員將依法出庭支持抗訴。

六、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申訴案件是否收費？ 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申訴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費。但有關鑒定、文印等調查取證費由申訴人承擔。

刑事申訴須知之一

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受理的范圍

人民檢察院管轄的刑事申訴包括對人民檢察院訴訟終結的刑事處理決定以及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裁定不服的申訴。

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檢察部門管轄下列刑事申訴：

1、不服人民檢察院不批準逮捕決定的申訴；

2、不服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決定的申訴；

3、不服人民檢察院撤銷案件決定的申訴；

4、不服人民檢察院其他處理決定的申訴；

5、不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裁定的申訴。

縣級人民檢察院管轄下列刑事申訴：

1、不服本院決定的申訴（另有規定的除外）；

2、不服同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裁定的申訴。

人民檢察院省、市、分院管轄下列刑事申訴：

1、不服本院決定的申訴（另有規定的除外）；

2、被害人不服下一級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決定，在七日內提出的申訴；

3、不服下一級人民檢察院復查決定的申訴；

4、不服同級和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決、裁定的申訴。

刑事申訴須知之二

刑事申訴應當符合下列條件：

1、刑事申訴主體包括原案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

2、刑事申訴人委托律師代理申訴的，應當提供委托書、律師執業證書及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的指定證明；

3、刑事申訴人應當出具申訴書，提出認為原處理決定、判決、裁定有錯誤的事實和理由，提供其家庭地址及聯系方式，提供原決定書、判決書、裁定書的副本或復印件。

4、刑事申訴的復查：復查刑事申訴案件，應當在立案后三個月內辦結。案情復雜的，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

申請刑事賠償須知：

檢察機關的刑事賠償是指各級人民檢察院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損害而應由國家給予的賠償。

下列情形檢察機關負賠償義務，是賠償義務機關：

1、檢察機關在直接受理立案偵查的案件中，對沒有犯罪事實或沒有事實證明的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錯誤拘留的；

2、檢察機關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批準逮捕或決定逮捕的；

3、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刑訊逼供或者毆打等暴力行為或者唆使他人以毆打等暴力行為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4、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違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

5、檢察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違法對有關人員的財產采取查封、扣押、凍結追繳等措施的。

檢察機關不承當刑事賠償責任的情況：

1、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虛假供述，或者偽造其他有罪證據被羈押或者被判處罰的；

2、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7條、第18條規定對不負刑事責任的人羈押的；

3、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5條規定對不追究刑事責任的人羈押的；

4、檢察機關工作人員行使與檢察職權無關的個人行為；

5、因公民自傷、自殘的故意行為致使損害發生的；

6、法律規定的其它情形。

刑事賠償案件辦理期限：人民檢察院作為賠償義務機關對依法應予賠償的，應自受理賠償申請之日起2個月內作出給予賠償的決定。

刑事賠償時效：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賠償請求的時效為兩年，自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時的行為被依法確認為違法之日起計算，但被羈押期間不計算在內。賠償請求人在賠償請求時效的最后6個月內，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時，時效中止。從中止時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賠償請求時效期間繼續計算。

第二篇：刑事、行政案件申訴申請指南

刑事、行政申訴立案指南

一、可以提出申訴申請的當事人

1、刑事案件：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提出申訴，申請人應是原審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

2、行政案件：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決、裁定、行政賠償判決、調解書提出申訴，申訴人應是原審當事人、法定代理人。

二、申訴管轄

1、刑事申訴案件：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認為確有錯誤的，一般應向作出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訴；

2、行政申訴案件：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認為確有錯誤的，可以向原審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

三、申請申訴需提交下列材料

1、申訴申請書正本一份及副本若干份（具體份數以對方當事人的人數計），申訴申請書應當載明當事人的基本情況、申請申訴的事實與理由，申訴申請人應當在申訴申請書上簽名或者蓋章，并記明提交法院的日期；

2、原一、二審判決書、裁定書等法律文書，經過人民法院復查或再審的，應當附有駁回通知書、再審判決書或裁定書；

3、以有新的證據證明原裁判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為由申請申訴的，應當同時附有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或者照片；需要人民法院調查取證的，應當附有證據線索；

4、生效證明原件，或經核對無誤的復印件；

5、當事人身份證明材料：

(1)自然人：應提供有效的居民身份證復印件，并提供原件核對，原審當事人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的，還應提供與當事人關系的證明資料；

(2)法人或其他組織：法人營業執照副本復印件、組織機構代碼證復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

(3)委托代理人的，應同時提交如下委托手續資料：

?授權委托書，寫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詳細信息，授權范圍，并由委托人簽字或蓋章。

?受托人的身份證復印件，律師應提供律師事務所所函及律師證復印件。(4)涉外當事人：當事人身份證明材料及授權委托書須經所在國公證機關公證和我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才具有效力。

(5)涉港、澳當事人：當事人身份證明材料及授權委托書須經司法部認可的港、澳有關律師或機構予以證明并進行公證，才承認其效力。

(6)涉臺當事人：當事人身份證明材料及授權委托書，應有臺灣的公證機關證明并經臺灣海基會及福建省公證員協會公證，才承認其效力。

四、申訴申請的期限

1、刑事案件：應在刑罰執行完畢后兩年內提出申訴；超過兩年提出申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受理：

(1)可能對原審被告人宣告無罪的；

(2)原審被告人在本條規定的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訴，人民法院未受理的；

(3)屬于疑難、復雜、重大案件的。

2、行政案件當事人申請再審，應當在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后２年內提出。

五、申訴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及行政判決、裁定，行政賠償判決、調解書，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訴，不停止生效判決、裁定、行政賠償判決、調解書的執行。

六、申訴立案與再審立案

申訴人向人民法院申訴，人民法院對符合申訴條件的案件進行申訴立案。申訴立案的案件只有經審查后，符合再審條件的，案件才能進入再審程序，予以再審立案。

第三篇：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背后

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背后

—淺談案外因素對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影響及啟示

赤峰市檢察院民行處 宋國臣

大凡檢察機關受理的民事行政申訴案件，少有不是疑難和復雜的。案件申訴人大都經歷了漫長的法庭審理（如一審、二審、再審）中的痛苦和無奈，帶著疲憊和希望走進檢察機關的大門。筆者在接待申訴當事人的過程中發現，幾乎每件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背后都隱藏著撲朔迷離或鮮為人知的故事。本文暫且將這些故事稱之為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案外因素，其中包括超出民事行政法律調整的非法律性因素和游離于司法程序之外的法律性因素。這些案外因素所反映的矛盾較之案件本身的訟爭更為復雜和深刻，它往往左右著案件的審理方向和進程，成為催生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根源性因素之一，故此大有深入探究之必要。就民事行政檢察工作角度看，無疑對拓展民事行政檢察工作空間，探索民事行政檢察工作的方式、方法具有重要的意義。

強龍難壓地頭蛇 你奈我何！

某縣一國有公司職工高某，于上世紀80年代初進入該公司（原為行政事業性單位）做臨時工，兩年后轉為“大集體（城鎮集體）”工人，在此后的20多年中，高某伴隨該公司經歷了風風雨雨，無論是公司改制，還是公司分立，高某作為公司職工一直與該公司從未間斷地履行著勞動合同。2004年，該公司再度改制，被上劃為成為不具備法人資格的分公司。籍此，公司以客觀 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且高某屬計劃外用工，應按“其他用工（公司上級文件的提法）”對待為由，納入被清理范圍，通知與其解除勞動合同。當然，公司也為高某留了一條后路，即只要高某與本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然后與某職介服務中心簽訂勞動合同，以派遣的方式仍可以回原單位工作，并且保證原崗位、原工資、原待遇不變。高某不同意，要求與公司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公司予以拒絕。在協商未果的情況下，公司單方強行與高某解除了勞動關系，致勞動合同爭議案產生。自2004年末至今，該爭議歷經勞動爭議仲裁、法院的一審、二審、再審，仍未完結，申訴至檢察機關。

經調卷審查，爭議雙方對法院認定的事實并無異議，爭議的焦點在于法律的適用。公司單方解除勞動關系的主要理由是依據“上級精神”，具體指行業規定（以下簡稱行規）。高某則主張公司的行為違法，應屬無效。

其實，查明本案在法律適用上是否適當并非難事。從公司與高某解除勞動合同的事由入手分析，第一是所謂“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與此事由最密切關聯的法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二十六條第（三）款。該款為用人單位可以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之一，原文是“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原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當事人協商不能就變更勞動合同達成協議的”。該法條在運用中出現的問題是，何為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法律并無具體解釋，如果說公司內部 改革算做“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尚能說得過去的話，但致使原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的情形并未出現，公司的業務量、工作崗位、職工工資額并沒有消減，事實上，也沒有裁員。

第二是將高某界定為“其他用工”納入清理范圍。公司實施該行為所依據的是總公司（2004）3號文件，該文件雖有“對其他用工進行穩步合法清退……”的提法。但文件中對何為“其他用工”并無具體界定。于是，公司便將“其他用工”解釋為“計劃外用工”，但此觀點在其“上級精神”中不但找不到支持依據，而且情況恰恰相反。如郵電部（1995）188號文件規定“取消干部和工人、固定職工和合同制職工以及不同所有制職工的身份界限，統稱企業職工……”、“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后，凡從工效掛鉤工資總額中支付勞動報酬的，作為郵電職工統計。由其他費用支付勞動報酬的小時工、費用工等不作為郵電職工統計”；原國家經貿委、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聯合下發的（2001）230號文件規定“企業職工中不再有全民固定工、集體工、合同工等身份界限，所有職工的權益依法受到保護”。

第三是公司依據“上級規定”，要求高某通過勞務派遣的方式回原單位工作，此做法亦無法律依據。勞務派遣一般運用于臨時性、輔助性或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而高某與公司有著長達20多年的勞動關系，形成固定的工作崗位，而公司僅憑一紙行規便輕易解除了高某20多年的職工身份，成了另外一家公司（勞務派遣公司）的臨時工，實屬不公。第四是申訴人提出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請求亦有法律依據。公司以其不同意與高某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作為解除勞動關系的理由之一，對法律法規是一種曲解。在社勞部發（2003）21號文件中有“符合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條件的，職工提出簽訂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用人單位應當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十四條也規定，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十年以上的，勞動者提出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本案爭議雖然發生在《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前，但從立法的承接性上看，以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為主旨，而并非以用人單位是否同意作為必備要件。

綜上不難看出，本案的明顯特點是：行規的有些內容與法律法規及部門規章的相關規定抵觸。凡具有法律常識的人都清楚，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尋找裁判依據（法源）時，作為“依照”執行、在制作法律文書時“可以引用”的、具有絕對效力的法源有，法律、行政法規、立法和司法解釋、地方性法規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作為“在辦案中參照執行，但不要引用”的、具有相對效力的法源有，國務院各部委發布的命令、批示和規章、各縣、市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和發布的決定、決議、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發布的命令、批示和規章，且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不相抵觸的。而本案所涉及的行規，自然沒有進入“依照”和“參照”范圍。如若其相關內容與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 規定相一致，法院認定公司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行為有效也并無不當。而一旦這些行規的內容與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相抵觸，則當屬無效。

令人疑惑的是，這樣明顯而簡單的問題，經過仲裁、一審、二審、再審卻始終沒有得以糾正？通過深入了解方知，事情的原委來自于案外因素的困擾。

原來該公司借內部體制改革之機，已與本企業原有的100余名職工解除了勞動關系，轉而以勞務派遣的方式使這些人仍回公司工作，原崗位、工資、待遇不變。這些人中，除高某一人對公司的做法提出異議，并頑強抗爭外，其他人均已接受了公司的處臵方式。從中不難看出，該公司借內部體制改革之機，以勞務派遣的方式“金蟬脫殼”，將部分職工推向社會，難免規避法定義務和逃避社會責任之嫌。雖然仍以原崗位、原工資、原待遇不變為條件接納這些職工，求取一時的穩定，但必竟勞動關系的主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職工的未來利益難保不受損害，后顧之憂難除。

正基于此，這起普通的勞動合同爭議案就變得不普通了，雖是個案又并非個案。就小的范圍上看，此案是類案的典型，該公司凡與高某有相似情形者（在該公司連續工作10年以上者）都將與此有牽連；從大的背景上看，它折射了本行業乃至于更大范圍的國企改制中作為勞動者的弱勢群體與掌控勞資權力的用人單位甚或是高層利益集團的矛盾，即一種深層次的社會矛盾（改 革的成果固然必須肯定，但其中所伴隨的問題也應予以正視）。局限在法庭之內，就事說事、就案論案并不難。告者依法處斷，不告者不理，無論涉及多大范圍，違法者必究，追求法的公平正義，而不受社會因素的干擾。這在理論上能講得通，但在實際中可能行不通。

可以預見，如若高某勝訴，引起的連鎖反應恐難以避免，猶如多米諾骨牌效應—引起本公司甚至于本行業的震蕩也不是沒有可能，這不僅是該公司的領導或本行業的高層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地方各級黨政決策層所不愿意看到的。對諸如此類的問題，誰想去糾正？誰愿去糾正？誰能去糾正？

雖然依據行規在國企改制中產生諸多瑕疵，但必竟使改革得以進行，并贏得相對穩定，在特定的歷史時段和特定地域范圍內體現了“秩序”價值，盡管這種“秩序”是在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條件下形成的，但卻相對平穩地存在著，正像城鄉二元結構延續了半個多世紀而不能在頃刻間消除一樣。于是，只好搬出一個既冠冕堂皇又實實在在的理由—這是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是由于制度的不健全、不規范造成的，只有在深化改革中逐步完善。

可悲處在于，無論怎么說，在法律適用上，必竟出現了“強龍難壓地頭蛇”現象—法律法規、部門規章等奈何不得與其相抵觸的行規。

如此看來，高某與公司的勞動合同糾紛案該如何了結呢？因為本文的主旨是意在案外，故以案外視角探究之。除上述的主要 障礙因素外，依俗理而言，即使高某能打贏官司，但其與“老板”的關系已經惡化到幾度對薄公堂的地步，即使“老板”有彌勒肚量又怎能容下？就是“老板”能容，自己又怎能在崗位上心安理得？筆者與同事私下議之：此案以訴求“補償”結案，也許能夠兩全其美，除此還真想不出良策。

涉案人員玩貓膩 辦案人員揣著明白裝糊涂

某縣一村民組與該縣農機公司因購買井用潛水泵的質量問題，于1994年走上法庭，到2009年向檢察機關申訴，歷時了16個年頭。此案在兩審終審后，作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的該村民組，曾多次向市中級法院和自治區高級法院申請再審，均被法院駁回。筆者在審查材料時，對有些問題頗為不解，一審法院審理時，對購買的水泵通過有關部門的鑒定，認定為不合格產品，判決該農機公司予以更換。但該村民組不同意更換，堅持要求退貨，于是上訴到二審，二審雖然對水泵質量不合格問題提出疑問，但仍維持了一審判決。在法院審理前，該農機公司的上級公司—市農機公司還曾專門為此糾紛召開了會議，同意為該村民組更換同型號的新機器。依常理看，在此情形下，村民組接受農機公司的更換義務，也合乎情理，可村民組就是不同意更換，退貨的要求毫不動搖。在農機公司方面，就是接受了對方的退貨請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此后還可以向廠家追償，可農機公司寧可將“官司打到底”也不同意退貨。時至今日，僅村組一方打官司所付出的代價，就可以購買十幾臺水泵了。雙方如此“叫 勁”，使人大惑不解。筆者初次接待申訴人代表、該村民組組長張某時，不禁暗自吃驚，怎么也想不到作為村組的代表人會是一副落魄凄慘的模樣，走在街上，說是乞丐，沒有人會懷疑。他告訴筆者：“這個官司滾來滾去，滾到自己頭上了。”十多年來，幾乎傾盡全部家產打官司。

接待中，他講了許多案外隱情，這些情況雖然不能一一核實（也無法定調查義務），但似乎對案內一些懸疑給出了朦朧的答案。

原來這臺水泵是由村委會原主任代為購買的，銷售發票上的價款是15600多元，張某稱通過內部信息得知，該水泵當時售價僅6000多元。村民們對如此懸殊的差額多有質疑，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銷售方的負責人和購貨方的村主任能說得清楚。村民們雖有怨言，但也不好和村委會“叫真”。恰好借水泵出現質量問題之機，要求退貨退款，以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的權益；農機公司一方，對此要求當然不能接受，以更換的方式平息事態正是上策；而作為村民組的直接上級組織村委會則態度曖昧，似乎并未站在村民一邊，尤其是作為參與購買水泵的責任人是不愿看到這個官司繼續打下去的。據張某言，有一年，村、鄉兩級以他拖欠提留上繳款為由，曾派人強行拉走了他家的糧食和其他物品，到場的執行人員告訴他，這次行動的原因是因為張某“到處告狀（因水泵之事）”。張某也不示弱，寧愿孤軍奮戰，好在村民們仍然推舉他為代表人。一審法官對這些案外情形也并非一無所知，但往往也是綜合多方面（亦多為案外因素）考慮，一方面認定水泵質量不合格，另一方面判決銷售方以更換的方式承擔責任，而不支持村民組的退貨請求。

隨著訟爭的繼續，時間的拖延，當事人所付出的代價不斷增加，雙方都是騎虎難下，欲罷不能，解決訟爭之路越來越窄。不僅如此，隨著訴訟的進展，案外因素不斷介入，給人的感覺是這個案子越審越糊涂。例如，該案的主要證據是對水泵質量的鑒定結論，一審中，通過市、自治區兩級鑒定機構鑒定為“不合格品”，二審中，農機公司一方對鑒定結論提出異議，于是委托國家某測試中心進鑒定，而村組一方認為從事鑒定的專家與農機公司一方有關系，拒絕提供檢材（水泵）。于是，鑒定人員根據前兩次的鑒定的書面內容寫出了對村民組不利的結論性意見，二審對該意見予以采納。此行為的問題在于：作為國家級鑒定人員，在沒有取得檢材的情況，本應依法終止鑒定，而不能憑借他人的書面內容做出“鑒定”結論，這樣的結論本不具有證據效力，二審法院卻予以采信。就證據應用而言，倒不如以村民組拒絕提供檢材為由而要其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更能使人信服。這一現象的潛臺詞是：委托的國家級鑒定人員是由中級法院某法官聯系的，參與鑒定的專家若不拿出結論，就得到不菲的鑒定費，而在村民組拒絕鑒定的情況下，支付鑒定費的只能是農機公司，這個結論自然要對農機公司有利，否則誰會出錢雇人給自己挖“陷井”？而中級 法院法官對這樣證據的效力自然心知肚明，但如果不采信的話對關系方又難有交待。

再列舉一案。呂某購買某信用社開發的住宅樓，聲稱預訂了兩套樓房。在分期交付樓房款時，有的交現金，有的便在該信用社貸款（以其他用途）抵頂樓房款，其中有一筆款項發生爭議。2000年6月17日，時任信用社主任的范某為呂某開據了一枚9萬余元的購買樓房收據，次日（18日）又為呂某作了9萬余元的信用社借款借據，后因故該筆貸款沒有借出。后呂某以預購兩套樓房而信用社只給一套為由，起訴信用社要求退還多交的購樓款9萬余元。信用社辯稱：呂某僅購買一處樓房，其中2000年6月17日開的9萬余元的收據本想以次日貸款抵頂，但因貸款沒辦成，信用社當時沒有將收據收回，該9萬余元的房款呂某并未實交。

該案在訴訟中頗為周折，到目前，已經歷了兩次一審、兩次二審、一次再審，這5次審理結果都是一致的—呂某敗訴。呂某仍然不服，向檢察機關申請抗訴，表示誓將該官司打到底。

該案使人疑惑不解的問題在于：如若法院認定的事實準確，呂某本未多交錢，卻豁出血本去打這場官司，目的是什么？是敲詐勒索，還是有其他企圖？如若呂某的主張是真實的，信用社不僅是違約問題，而相關責任人可能涉嫌職務侵占！

呂某所透露的該案隱情是：呂某搞工程，外面欠其100余萬工程款，求助于時任信用社主任的范某利用放貸之機幫其收取，并許諾給范某10萬元好處費。若此事辦成，呂所多交的9萬余元樓房款就不要了，頂好處費了。可是范某事沒辦成，錢又不退。當事人清楚，這類事又不好講到明處，若講明白了就是刑事案件了，不僅呂某所付的錢款有可能轉化成贓款（行賄款）有去無回，而且也將對方“送進去了（追究刑事責任）”，這樣就結成了“死結（化解不了的仇恨）”，最佳的選擇是拼命打民事官司。

從上述案例看到，此類民事行政申訴案的背后，都隱藏著當事人或涉案人員的違法違紀活動，有些行為可能已經涉嫌職務性犯罪，如貪污、受賄、瀆職侵權、職務侵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以及法官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理論上講，作為行使法律監督職能的檢察機關對這些違法犯罪行為不能坐視不管，尤其不能在故意的“糊涂”中使這些違法犯罪行為逍遙法外。由此而言，民事行政檢察工作，不僅僅限于對所申訴案件的抗訴及提請抗訴，使案件本身得到公正處理，而且在案件以外大有拓展空間。如何將游離于司法視野以外的違法犯罪行為通過恰當的方式、方法納入到司法管轄之中，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的課題。這方面，需要我們探討的問題相當多，諸如民行部門以何種方式、方法介入對法官枉法裁判及執行人員的職務犯罪等案件的偵查；以何種方式、方法將貪污、受賄、瀆職侵權案等案件線索移送到檢察機關的偵查部門；以何種方式、方法處臵不屬于檢察機關偵查的職務侵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等案件線索問題；對接觸到的案件線索應掌握到什么程度，是否可以初查（總不能捕風捉影、謊 報“軍情”）；對其中侵犯國家和集體利益的行為如何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支持、監督受害單位提起民事訴訟（實踐中多數受害單位怠于訴訟）或直接提起公益訴訟等等。

你推我拖他搪塞 誰人能不精疲力竭

有些民事、行政申訴案，法院在審理時，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并無不當，而當事人卻仍就不停地上訪、申訴。其中不排除有的人“認死理”、“頭腦不轉彎”或無理纏訴，但更多是司法工作人員的說服、解釋工作不妥當、不到位，不僅如此，有的纏訴問題就發生在案后的“說服”工作中。

王某是一名退休教師，上世紀90年代初，其丈夫高某在信用社貸款，請他人做擔保，貸款到期后，高某無力償還，擔保人代為清償，事后，高某曾兩次給擔保人出具欠條，后因高某遲遲不能還款，擔保人將高某告上法庭，法庭判決高某敗訴。在判決執行中，因高某沒有收入，法院便通過銀行扣留了王某的部分工資作為執行標的。王某不服，以其丈夫第二次所打欠條她“不知道”和多算了欠款利息為由，不停地上訪、申訴，甚至兩次進京。

這個案子并不復雜，判決理由也很容易講得明白，可當事人為什么要固執地上訪呢？原來問題就出現在善后工作上。有的接待人員對王某提出的理由的解釋、說服不清或不一致使其產生誤解，如王某一直以“難道我丈夫在外面殺了人，也要我償命嗎？”這一類推為理由對其丈夫所出具的欠條不負責任，其實對這一理由，凡稍有法理知識的人，從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構成要件的差 異上很容易解釋和辯駁的清楚，但王某一直沒有得到“清楚明白”的答復；有的則態度蠻橫：“你丈夫欠的錢就得你還，你沒有資格告狀”，“判錯了怕你，判對了還怕你？你樂意哪告哪告去！”；有的怕沾惹麻煩，一推了之：“你去找領導吧”，有的甚至將責任推到死去的法官身上“這事是某某（已死亡）辦的，我不清楚”；有的無處可推了，就采取拖的“戰術”：“這事保證得管，你回去等著吧”，兩年過去了，杳無音信……。就這樣，本來“沒事”的案子，王某卻越發覺得“有事”，接案的工作人員和有關領導越怕給自己“添麻煩”越是惹出了更大的麻煩。

上述只是問題的表象，深層次原因有五：

1、責任心不強。案件承辦人沒有對案件負責到底的責任心，自以為對案件做到公正判決，切實的執行就足夠了，對當事人是否服判息訴則在所不問，缺乏耐心細致的解釋和說服工作，在案件辦理的完美度上留下缺憾。

2、協調性差。一件民事行政案件從受理、立案至審理、執行再到申訴的接待要歷經多人之手，這些人中難以形成從大局著眼、步調一致、協同工作的合力，而是從自身著眼，以“不沾惹麻煩”為原則，得推就推、得拖就拖、得搪塞就搪塞；有的甚至希望出點“亂子”，從中看別人的“笑場”；更有甚者，若不從中制造點“麻煩”就算配合工作了。

3、業務不精。有些辦案人員心浮氣躁，將主要心思都用在追名逐利上，很難靜下心來集中精力、心無旁鶩地鉆研業務，對 與案件相關的法律規定掌握不精、原理不明，對當事人的問題或難以恰當解答，或解答不一致，甚或產生歧義。有的案件承辦人員對與案件相關的法律知識尚不及當事人掌握的透徹。

4、憐憫心淡化。有的案件承辦人由于長期的“職業化”，對當事人的情形，特別是弱勢一方的情形見多不怪，神情麻木，缺乏憐憫心，不能設身處地為當事人著想，做好入情入理的說服疏導工作。

5、辦案流程不規范。民事與行政訴訟程序雖早已明確，但在執行中總是有諸多不規范之處，致使程序違法的現象時有發生。如法院在本案的執行中，一些應向王某公開的情況而沒有公開，致王某產生諸多猜想，加重了其上訪、申訴的心態。

斗的是“氣勢” 爭的是“面子”

中國古有“士可殺而不可辱”的豪言壯語，民間亦有“不蒸饅頭爭口氣”的俗語，這些“傳統”在民事、行政申訴案中大有蹤跡可循。

劉某兄妹八人，其父是某單位退休職工。該單位集資建時，劉某以其父名義交了購房款。其父去世后，劉某便將該房產的產權證辦在自己名下，其他兄妹們不服，搬出老母親做原告，訴至法院，法院判決劉某勝訴。一審判決生效后，本已趨于平靜，不想劉某一方卻“得了便宜賣了乖”，某日酒后打電話向對方炫耀“戰績”，這下捅了“馬蜂窩”，對方再次聯合起來，直接申請中級法院再審，中級法院提審后，撤銷了一審判決，改判劉某敗訴。此時的劉某已沒有退路，向檢察機關申請抗訴，還得繼續“斗”下去……

在民間，諸如此類的爭強斗氣的官司司空見慣，倒也不足為奇。令人驚奇的是，有一案是因“官商斗氣”而鬧上法庭。

賀某原為某鄉鎮企業負責人，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企業改制中，變為該鎮集體企業資產與自己投資的合股公司經理，后來通過 “股權臵換”運作，而使企業成了“私人公司”。隨著公司資產的增加，賀某對鎮政府的依賴性越來越弱，與政府的關系也不太融洽了，尤其是新一屆政府班子到任、賀某的公司總部也由鎮政府所在地搬遷到了市區后，矛盾便明朗化了。賀某因債權債務關系曾兩次將鎮政府告上法庭，賀某勝訴后，又申請強制執行。由于鎮政府是被執行人，政府主要領導不得不忍氣吞聲地上了強制執行的警車（到執行現場）。鎮領導登門談事情，賀某卻讓鎮領導先“候著”，在以往，這話本來是鎮領導對賀某說的，不想現在卻“大換位”了。雖然說此行為是賀某通過司法程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無可厚非。但畢竟讓人難以咽下這口氣，賀某是依托該鎮的集體企業而“發跡”的，而且在公司經營中，有許多事情是通過鎮政府協調的。更為要害的是在企業的改制與“轉股”中并不是沒有問題，而且存在著較大的問題。賀某本來心里有“鬼”，不僅不收斂，反而愈加張揚。此口氣爭不回來，此面子要不回來，作為一級政府的尊嚴何在？威信何在？于是經過鎮政府班子研究決定，以賀某同他人惡意串通，侵害集體財產 為由，將其告上法庭。對此訴訟，雙方都做了充分的準備，使出渾身解數對簿公堂。

這類案子，絕非與民間斗氣案例同日而語。不能不引起我們極大的關注，原因是其“層次”較高，看似債權糾紛實非債權糾紛；沖動中蘊含著“理智”，甚或是“智慧”；平等主體間的民事糾紛，將體現出“權錢較量”的色彩。主要關注點有三：

第一、從爭議主體看，因屬于民事糾紛，主體應該是平等的。但現實中，法律規定的民事主體平等原則，總是不斷地受著權力、金錢、關系、人情的干擾，往往使這架“天平”發生傾斜。該案中，鎮政府雖然以鄉鎮集體財產的代表者身份出現，但其所依托的是公權力或者說是以公權力作后盾。而賀某不但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據說也與一些官員有著非同一般的關系。在此情形下，這兩股力量都有可能影響到案件的公正處理，也最有可能導致枉法裁判的情況發生，這是作為檢察機關應引起警覺的。此推斷并非空穴來風，訴訟序幕拉開后，賀某曾與鎮領導“叫板”：“不信你看著，咱哥們兒有錢，什么事都擺得平！”。鎮領導當然也不示弱：“你不是有錢嗎，我就和你打下去，看你能擺平到哪一級！”

第二、案中所體現的是民事法律關系，提起的是民事訴訟，但鎮政府領導在決定訴訟前，并不是沖動的，頗費了一番心思。所把握的尺度是：既要將官司打下去，打成功，又不能打大了，牽扯面過大（暗指上屆班子成員），“把人送進去（追究刑事責任）”。幾經權衡，最終確定以民事訴訟為契入點，矛頭所指僅限 于賀某及與其“惡意串通”的另一人（原鄉干部）。由此可見，這個案件的背后，可能隱藏著職務犯罪問題，作為民事案件的當事人可以繞開這個問題，而作為檢察機關不能視而不見。

第三、本案就起訴方（鎮政府）看，真正是“意在案外”，至于本案的訴求能否實現并不重要。案件的起因已如前述，而對案件的結果，鎮政府領導也曾流露過“爭回的錢再多也進不了個人的腰包”的想法。設若鎮政府的訴求成立，集體利益能夠在多大程序上得到保障，這也是檢察機關不能不關注的。

就檢察機關民行部門對此類案件本身的處理而言，筆者以為并非難事。鎮政府訴賀某案，雖然勢頭很強，筆者推斷不會“把事情弄大”，也不可能纏訴。該案存在雙方私下和解的空間，即使雙方和解無望，案件進展到一定程度，會有人站出來“打圓場（案外人斡旋）”，而法庭調解的可能性也較大。

倒是劉某兄妹們爭議房產案有些棘手。此類案件的當事人，往往會在訴訟之路上爭斗的精疲力竭，在精力、財力和時間的消耗中，逐漸削減銳氣。最終以和解結案為上策。

剪不斷理還亂的人情網

中國是一個人情化的社會，在民事、行政訴訟中，時時處處受到人情化因素的影響，此種現象已成常態。親戚、朋友、同學、同鄉、同事、戰友等等關系，總是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滲透到案件審理中來。倘若哪一個案件沒有說情的，就會使人感到驚訝：“怎么沒有說情的，不正常呀！”凡案件承辦人員，誰都無法避 開這張剪不斷理還亂的人情網。承辦案件人員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不是圣人，在實際中，做到六親不認、“黑著臉子”辦案是不可能的。因為人情關系使案件審理的方向偏移是常有的事，只要“不出大格（法律許可范圍內）”—構成徇情枉法就實屬不易了。對檢察人員而言，亦復如是。此方面的案例俯拾即得，自不必列舉贅述。

結語：

影響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案外因素相當廣泛，大到整個社會背景，小到個人情感。這些案外因素對案件審理的影響絕不可小視，有時甚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與案內的“事實和理由”構成了影響案件審理方向和結果的“雙軌制”，這種現象在法制建設進程中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但我們不能回避，也無法回避，只能正視和應對。通過本文對影響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的案外因素分析，至少給我們以下幾點啟示：

首先，對民行檢察工作的戰略性構想必須立足于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大局。在順應這個大局的前提下，確定其位臵，探求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積極作用，這也正是檢察體制改革的內容。當然，這不是地方檢察機關所能辦的事，但所具有的探求精神是應該得到肯定的。

其次，通過對民事、行政案件的案外因素分析，我們既看到了影響民行檢察工作的諸多問題，也看到了拓展民行檢察工作空間，發揮民行檢察工作作用的機遇。通過民行檢察監督，不僅能 夠使已經生效并確有錯誤的判決、裁定得以糾正，成為申訴人合法權益得以救濟的一條重要途徑，而且通過對案外因素的搜集、分析、甄別，將成為職務犯罪案件線索來源的輔助渠道（當然將這一設想上升到法律層面，尚須時日）。同時，通過和解息訴，不僅解除當事人的訟累，也是對法院審判工作的支持。

第三，通過對案外因素的了解，更能全面掌握個案的真實情況，使案件能夠合情合理地得到處理（當然，在具體辦案中，“與本案無關的”不予采納）。

最后，本文企圖留給人們的警示是：在當今社會背景下，處理民事、行政案件，不僅要忠實于事實和法律，還必須秉持道德和良心這條底線！

第四篇：檢察院刑事申訴工作總結

嚴格執法促司法公正 傾心辦案護社會和諧

—記**縣檢察院刑事申訴工作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及人民群眾法律意識的增強，刑事申訴檢察工作越來越冗重與復雜，該項工作做的好壞直接影響檢察機關的形象,關系到社會和諧穩定。如何認真做好新時期的刑事申訴工作，解決好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是每一位刑事申訴工作者應該研究探討的課題。下面筆者結合工作實際，對我院刑事申訴工作進行扼要判析，并就我院刑事申訴工作具體作法予以總結。

1、我院辦理刑事申訴案件的概況

自2003年以來，我院已辦理刑事申訴***件，來信***件，來訪*** 件，電話訪**件，集體訪*件，其中不服逮捕* 件，不服不批捕*件，不服撤案* 件，不服檢察機關其他處理決定** 件（包括不服檢察機關追繳），刑罰執行中被害人申訴的有** 件，刑罰執行中被告人申訴有 **件，不服不起訴**件（其中**件是為提高案件質量本院領導交辦的刑事復查案件）。

2、我院辦理的刑事申訴案件基本類型

⑴不服檢機關追繳的申訴。多半為歷史遺留問題，這類案件的追繳發生在2000年前后，申訴一般在2003年至2007年。如新店鎮***不服追繳案件，縣石油公司***不服追繳案等。⑵被害人與被告人均不斷申訴的案件。在這類案件中有犯罪事實，有犯罪嫌疑人，但定案的證據不扎實充分，存有疑問。如：***故意傷害***一案，該案歷經起訴、撤訴、補充偵查、存疑不訴、再起訴等環節，被告人與被害人不斷上訪申訴，歷經多年。⑶舉報人或控告人不服不立案的申訴案件。此類案件常發生在實名舉報案中，舉報人或控告人與被舉報人或被控告人之間存在著一定矛盾，矛盾往往一時還不能化解。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初查復查后均不能對被舉報人或被控告人立案，舉報人或控告人不服，不斷上訪申訴。如***不服對***不立案一案等。⑷自行監督類刑事復查案。為提高案件質量，響應上級案件復查評查活動，每年本院黨組都抽選一些不起訴案件交于控申科或案件復 查評查小組進行復查。在辦理的*** 件不服不起訴刑事復查案件中有***件是為領導交辦的刑事復查案件。

3、我院的具體做法：

⑴強化組織領導，推行首辦責任制。我院成立了以檢察長為組長，其它黨組成員為副組長，各科室負責人為成員的首辦責任制工作領導組，下發了《首辦責任制工作實施細則》，規定了控申部門代表檢察機關落實首辦責任制，明確了各科室負責人為本部門承辦案件的第一責任人。針對不同情況，縣院對每一起案件組織專門力量進行辦理，對難度較大的案件，實行領導掛帥，親自查辦，一辦到底，強力推動刑事申訴工作開展。首辦責任制實行以來，有關刑事申訴案迅速減少，且首訪辦結率達100%，較好地維護了群眾的利益，受到了群眾的一致好評。如2005年我縣**鎮的***不服不批捕上訪申訴一案，被省委政法委列為重點涉法上訪案件。對此申訴案辦理工作，檢察長親自上陣，及時組織干警，認真分析研究案情，多次深入**鎮與***本人見面談話，講明法律和政策，表明檢察機關依法及時處理的態度，穩定其思想情緒，規勸其不要再外出上訪。同時及時調閱案件卷宗，對*指認**的哥哥***也參與毆打的情況，責令公安機關重新進行調查取證，補充證據，在獲取有關證據情況后，依法對***予以批捕，***被捕后，**于當年4月22日上午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至此，這起不服不捕的涉檢申訴案件得到了及時辦理與解決。

⑵堅持有錯必糾，維護申訴人權益。在辦理刑事申訴復查案件中，我們始終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做到“糾正有理，維持有據，客觀公正，實事求是”，不怕得罪人，不辦人情案，敢于糾錯糾偏，充分保障了公民合法權益，維護了司法公平公正。如2002年4月份，**鄉玉皇村******因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而被檢察機逮捕，兩人不服逮捕，前來申訴。兩位申訴人都是在校學生，其父母萬分焦急，反映強烈。我們及時立案審查，結果查明，該案受害人***所受傷害與***、***的行為并無因果關系，沒有犯罪事實，對二人的批捕系錯誤批捕。因該案的錯捕責任涉及 本院干警，糾正起來有點難度。當時我們猶豫過，也產生過畏難情緒，但全科討論認為有錯必糾，執法必嚴，在法律面前不能講情面，在事實面前不能搞妥協。后來頂住壓力，堅持原則，就該案向領導及檢委會作了匯報并提出了賠償意見。經檢委會研究，決定依法對二人予以賠償，從而維護了公民的合法權益，提高了檢察機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較好地維護了檢察機關的形象。自2000年以來，我們已辦理了不服追繳及申請國家賠償的案件**余件，退賠申訴人**余萬元（其中返還追繳近**萬元，國家賠償申訴人人身損害賠償金**多萬元）。

⑶踐行法治理念，維護法律尊嚴。我們在辦理刑事申訴案件中踐行法治理念，維護法律尊嚴。堅持嚴格執法，秉公辦案，堅持讓申訴人依法有序上訪申訴，我們不把纏訴纏訪作為對申訴人實施救助的依據，決不為求得一時一事的解決而突破法治的底線對纏訴纏訪者枉加救助。對予上訪老戶的問題，我們嚴格依法在合情合理的范圍內用真心實情盡力協調有關部門解決申訴人實際困難，決不枉費納稅人的錢滿足纏訴纏訪者要求而買得一時平安，我們堅守法治底線，堅決維護法律的尊嚴。如**上訪申訴案件（**被***故意傷害構成輕傷，后起訴到法院，因***是否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存在疑義，法院欲判無罪并建議我院撤訴，我院撤訴后并將此案退回公安補充偵查，公安機關一直未補充到證據。***在公安主持的調解中愿賠償**5萬元，但**不接受調解，并就民事部份訴到法院，因民事證據問題法院只能判決***賠償付某2萬多元，此款遠遠低于付某的請求，付某不肯接受事實，并對我院撤訴不服多次來我院申訴），此案最終在公安機關補充偵查未果的情況下，我院督促公安就民事部份再次主持兩家調解，***補償**5萬元，**接受調解而罷訪。

⑷提高隊伍素質，彰顯檢察風采。根據刑事申訴工作的特性和工作要求，多年來我們控申部門采取多種形式，加大學習培訓的力度，使廣大刑事申訴檢察干警既精通法律業務知識，又熟悉黨的刑事政策，還善于做群眾工作，釋法說理。要根據新形勢、新任務和工作的新要求，重點結合近年來開展的法律文書評比、案件質量檢查和優質案件評比等活動中發現的問題，開展有針對性的業務培訓。重點開展了對國家賠償法修正案、關于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意見以及刑事賠償工作規定和救助工作規定的學習培訓。不斷學習和貫徹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刑事申訴工作的各種新法新規，嚴格執行刑事申訴工作中的公開審查程序、聽證程序等規定。我們深知要做好刑事申訴工作不僅僅是做好申訴人的說服疏導依法辦案工作，更難的是要面對各種誘惑、威脅和壓力，在情與法、權與法、錢與法的面前，要始終選擇后者。我們同志時刻告誡自己“人民利益無小事”，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從細微之處做起，從點滴小事樹立檢察官可親、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我們認真履行法律職責，踐行“忠誠、公正、清廉、文明”的檢察職業道德和優秀共產黨員的誓言。真正做到了“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近年來,我們不斷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用中央的部署和要求統一全體刑事申訴檢察干警的思想和行動,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全面履行法律職責, 不斷發揮法律監督職能，自覺把刑事申訴檢察工作擺到我縣域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來，不斷提高推動科學發展、服務人民群眾、促進社會和諧的能力,維護了人民合法權益、促進了社會和諧穩定。

第五篇：法律意見書(刑事申訴-合同詐騙罪)

關于蔡某某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的法律意見書

我接受合同詐騙案蔡某某的家屬委托為蔡某某提供法律幫助，經全面了解案情并查閱相關資料，現提出如下法律意見：

申訴人系蔡某某，男，1961年7月16日出生于福建省石獅市，系菲律賓華僑（中國國籍），漢族，現在福州監獄服刑。

案件經過

因林某某向漳州市公安局報案，申訴人于2001年8月10日在深圳被漳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詐騙罪而刑事拘留；2002年3月1日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案件（申訴人涉嫌詐騙案），2002年8月21日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書面裁定，裁定漳州市沒有管轄權。

2002年9月26日申訴人從漳州市看守所轉押至寧德市看守所，后寧德市檢察院經過審查于2003年2月27日依法做出“……構成詐騙罪的證據不足”的寧檢審訴[2003]6號文件（附件一）給寧德市公安局；而直到2003年3月4日寧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干警到寧德市看守所卻對申訴人宣布：“受福安市法院委托，宣布對蔡某某逮捕，并送達林某某的《自訴狀》（自訴人狀告申訴人構成侵占罪）”。

2003年6月30日福安法院將申訴人轉押福安看守所，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2日作出（2003）安刑初字第066號《刑事判決書》，認定申訴人構成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申訴人及自訴人都上訴（自訴人認為申訴人不構成侵占罪而是構成詐騙罪上訴，申訴人認為自己無罪，不構成侵占罪也提出上訴），寧德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27日作出（2003）寧刑終字第194號《刑事判決書》，認定申訴人構成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0萬元，責令返還林某某投資款人民幣217萬元。

事實經過

申訴人于1998年7月至9月上旬間，與其他合伙人黃某、陳某某、鄭某煊等人以菲律賓某某房地產股份公司（以下簡稱某某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就合作建設福安高速公路連接線項目與福安市政府、外經

委、福安市交建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交建公司）舉行多輪談判（福安市外經委有做會議紀錄）。1998年9月8日，某某公司在廈門“9〃8”貿洽會與交建公司簽訂了一份成立中外合作福安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后為福建福安和興高速公路建設有限公司籌備處，以下簡稱籌建處）的《中外合作福安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協議書》，1998年12月8日，申訴人與林某某等共5人共同補充簽訂《合作協議書》約定各方共同出資并借用某某公司名義參與合作項目的投資、管理。同年9月19日取得福安市人民政府的《授權委托書》后，交建公司和某某公司組建了籌建處，雙方還簽訂了合作《合同書》、申辦營業執照（至省級）。

交建公司與申訴人及林某某等合作出資人都派人參與該公司的運作，（其間合作出資人按合伙協議的規定還成立了福安市某某建材有限公司），1999年2月3日交建公司發給某某公司一份《關于商洽變更雙方出資額的函》，使合同雙方產生矛盾并意見不一致，最終導致雙方無法合作，同時，由于福建省軍區司令部施工隊為追討押金，而封鎖了辦公樓，扣押了工作人員，使蔡某某在無奈之時，經電話征求黃某、林某某的意見，于同年8月30日同意與交建公司就簽訂解除合作的《協議書》并公證，解除了雙方合作（在此之前籌建處仍正常工作）。同年9月24日，福安市高速公路建設工作指揮部作出了《關于研究福安市交通建設投資有限公司與菲律賓某某房地產股份公司雙方解除協議后就有關費用互擔及其他事宜的會議紀要》，認可了雙方解除合作的事宜，交建公司于解除協議后返還了部分款項給某某公司。

林某某等人并未解除合作，合伙人之間并沒有做出散伙清算，而申訴人將合伙財產投入在以合伙人的載體即中國境內的某某公司為主體成立的福建和興房地產有限公司，進一步使合伙財產能夠投資并收益。

三、原公安機關程序上的錯誤

1、如果申訴人犯罪，其犯罪地很明顯是在福安，而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三條的規定，漳州市公安局無權管轄之該案，而申訴人因此被關押在漳州達412天。

2、2000年10月漳州市公安經偵大隊的干警在沒有辦理任何手續的情況下，在廈門市私自扣押權屬歸某某公司的閩E00277寶馬車，并將該

車私自交給林某某（附件十四）。

3、2003年2月27日寧德市人民檢察院，已認定申訴人的行為構成詐騙罪的證據不足，并退回寧德市公安局，然而，直至同年的3月4日，卻由寧德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人員到寧德市看守所對申訴人宣布：“受福安市法院的委托，宣布對蔡某某逮捕”。為什么寧德市檢察院已退案，公安機關卻未立即放人，而時隔多日才由福安市法院逮捕。四、一、二審法院嚴重違反訴訟程序，且有故意枉法行為 1、2003年3月4日法院送達林某某的自訴狀給申訴人，而直至2003年9月2日福安市人民法院才做出對申訴人的判決，而寧德市人民法院2003年11月27日再做出二審判決，兩法院在審理本案中嚴重超過審理期限。

2、自訴人林某某是以申訴人構成侵占罪而提出自訴的，而福安法院判決申訴人構成侵占罪，自訴人卻認為申訴人構成詐騙罪提起上訴（申訴人因認為無罪也提出上訴），但二審法院即寧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卻直接改判申訴人合同詐騙罪并判處15年有期徒刑，其嚴重違反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3、申訴人在一、二審庭審時，多次請求調取幾份新的重要證據及傳喚重要證人出庭質證，均未被采納，而這幾份新證據和新證人的出庭作證，將會影響本案的定罪事實的認定。

這幾份新證據是：（1）福安市外經委的“談判紀錄”。其記載有其他合伙人在合作雙方簽訂合作《協議書》之前參與談判的事實；（2）合作《合同書》。該《合同書》是在原合作《協議書》的基礎上修訂的，其才是合作雙方正式履約的法律文書；（3）解除合作《協議書》簽訂之前的談判紀錄。其記載有全體合伙人均有代表參與解除合作的談判（特別是自訴人林某某的代表人楊建敦和林振華幾乎每次都有參加，說明林某某對解除合作的細節是知情的）；（4）合作雙方的“決算憑證”。在解除合作談判過程中，雙方就投資、費用作過清算，有某某公司呈報的實際投資清單（不含合作前的前期巨額費用），也有交建公司承認的投資清單，這兩筆帳目的出入，就是某某公司在合作期間的虧損和資金流失，這些帳目均有楊建敦的簽字。這幾份新證據更可澄清合作項目的真實性、合伙人共同參與合作項目的真實性及資金投入去向、運作的真實性。由于申訴人在與中方談判及追討賠償時有發生矛盾，故原律師向中方取證時（中方均有存檔）遭到拒絕，法院應依當事人申請調取這些重要證據，但該請求未被采納。

傳喚幾位重要證人是：（1）林某某、黃某等幾位合伙人，作為自訴人林某某，從來不敢親自出庭接受法庭質證，而幾位合伙人當時為自訴人作“證言”是出于被漳州公安非法拘押時做的，證言中存在許多不實，也有自相矛盾之處，如果他們的證言經過法庭質證，既可澄清事實；（2）黃耀雄（中方代表人）、王碧萍（籌建處會計）、周建青（外經委科長），他們參與了整個項目的談判、決算，也是《合同書》、《協議書》及申辦營業執照的負責人，同樣可以證實許多重要事實，尤其是會計王碧萍曾做過兩份證言（一份給公安，一份給申訴人的律師），何為真實，只有通過法庭質證，才可作為定案依據。

4、二審法院違反《刑訴法》中關于證據采納的原則，做出無事實依據的指控。

（1）二審法院明知合作《協議書》有條款約定“在項目獲得工可批文十個工作日內，某某公司首期到位資金1688萬元人民幣”，而這“工可批文”卻遲遲未得到交通部批準，故某某公司沒有義務在批文未獲準之前投入資金。而二審法院卻指控“……因蔡某某無法按期繳納資金而不能履約”，更何況雙方后來還簽訂了《合同書》而取代《協議書》的法律地位，這種指控根本無任何依據。

（2）二審法院指控申訴人用200萬元償還個人債務。然而，從自訴人提供的證據中（財務部分），就是可以證實這200萬元是匯給福建省軍區司令部施工隊的，該筆債務是因籌建處替中方代收施工隊300萬元工程履約押金，后因財務決算原因，這筆款被劃給某某公司支付，而某某公司是合伙人共有的載體根本沒有證據證明是蔡某某個人的，何來個人債務呢？

（3）500萬元借款是合伙人為了共同注冊“某某建材公司”驗資需要共同向林某某借的，由于當時林某某要求將其股份從10%提高到18%，故在還付這筆款項時其自愿留下50萬元作為投資款（見《股東合作協議

書》，關于股份比例及某某建材公司的說明），而不知二審法院卻根據什么證據指控蔡某某“騙借林某某500萬元”、“私自截留50萬元”。

（4）100多萬元投資在福建和興房地產公司，該公司是全體合伙人的載體，“某某公司”獨資注冊開辦的是在合作期間就投資籌建的（詳見注冊資料），申訴人為了回避各合伙人均想索取這筆資金的矛盾，更為了讓這筆資金用于再投入收益，以彌補合作虧損的目的，才做主將資金投入合伙人共有的公司中，根本不是用于個人投資。

5、二審法院不顧申訴人再三請求對“6份偽證”重新鑒定，竟也將這些“偽證”作為事實依據來認定：在一審判決書上出現6份偽證（見判決書第10頁證據5部分）卻被認定為“事實依據”，旨在證明申訴人有欺詐隱瞞的行為。這6份偽證申訴人在寧德市檢察院提審時已要求辦案人員當場鑒定是“偽證”（詳見提審筆錄），在一審庭審時，申訴人更是當庭提出，而自訴人的代理人也承認“這些證據有誤，可能是黃某提供的不是蔡某某的”，就這樣也被一審法院全部作為“定罪依據”，而二審法院不經重新鑒定繼續作出“一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真實、充分……”的錯誤結論。

五、申訴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的辯解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1、某某公司有出具蔡某某交存25萬美元保證金的證明（附件二），以及合作各方簽訂的《合作協議書》（附件三），首先，證明申訴人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其次，說明了申訴人與林某某、黃某等人合伙在福安市的投資是借用某某公司的名義而不是以各自然人的原來身份，即在中國境內進行運作的某某公司實際上就是全體合伙人的載體，而某某公司在國內的資產也就是各合伙人共同的財產；再次，證明合伙投資福安高速公路項目是合伙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并非蔡某某騙取林某某投資，且林某某是在已派代表楊建敦出任籌建處出納并共同管理財務后，才相繼三次投入資金，足見其的投資是自愿的。

2、交建公司與某某公司簽訂的《中外合作福安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協議書》（附件四），福安市政府出具的《授權委托書》（附件五），原和興高速公路公司的工資報銷名冊（附件六），交建公司出具的《關于商洽變更雙方出資額的函》（附件七）以及《公證書》（即解除合作《協議書》附件八）和《福安市高速公路建設工作指揮部會議紀錄》（附件九），證明了申訴人所談的高速公路項目真實存在，中外雙方已開始運作，某某公司已付出大量的款項來運作這一項目，后是因其他種種原因（并非二審法院所認定的“因蔡某某無法按期繳納首期資金”）中外雙方解除合同，申訴人不存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情況。

3、原福安市人武部長李言明的證明（附件十），證實了由于福建省軍區司令部施工隊為追討押金封鎖了合伙體租用的福安人武部辦公樓，并扣押了合伙體的工作人員，使申訴人不得不在未認真核算合伙項目開支及虧損等情況下就與交建公司簽訂解除合作協議，旨在解決資金代還部隊施工隊。大量事實已證實在“福安高速公路”項目停止時，合伙體的投資大部分無法收回（包括合伙體為取得合作項目在前期付出的巨額費用）。這一點各合伙人也是知情的，而自訴人給申訴人的信中也確認這一事實，并表示愿意協助申訴人向交建公司索賠，這表明林某某也認為申訴人根本沒有非法占有合伙財產的故意，是合作方違約導致股東投資款無法收回。

4、交建公司退回的投資款是364.78萬元，其中200萬元是還福建省軍區司令部施工隊的押金，這是合伙體的共同債務，二審法院如何能認定這債務是申訴人個人的債務呢？而余下的100余萬元申訴人做主將其投入在以合伙人的載體即在國內的某某公司名義投資成立的福建和興房地產有限公司，目的是為了保護合伙體財產在未清算前不被流失，而能投資收益，挽回虧損。這怎么也成了個人投資呢？

5、福建和興房地產有限公司工商登記材料（附件十一）、國有土地使用權證（附件十二）、及福安市人民武裝部與某某公司簽訂的《房屋轉租協議》（附件十三）和龔清流的詢問筆錄（附件十四），說明了原國內的某某公司（即合伙人的載體）所存留的財產，仍是合伙人共同的財產，即還有武裝部辦公大樓裝修費用及返租租金，漳州市公安局非法扣押并交給林某某占有的公司財產閩E00277寶馬車一輛等財產以及福建和興

房地產有限公司的財產，合伙人之間并未清算，資產實際價值仍處于不確定狀態，且賽岐開發區政府付主任林慶枝證實（附件十五）申訴人在案發前即2001年8月10日前申訴人一直在福安市經營合伙項目，申訴人如有非法占有為目的，其早已逃走，如何還會將財產投資房地產呢？再有，原審法院認定一個“事實”，就是申訴人向自訴人借款500萬元，如申訴人有非法占有為目的為何不占有這500萬元呢？再有，原審法院認定一個“事實”，就是報告人向自訴人借款500萬元，如報告人有非法占有為目的為何不占有這500萬元呢？還有，報告人于2001年8月10日通過深圳羅湖海關出境系其返菲證2001年8月12日到期，報告人需返菲律賓辦理手續，這怎么會成為二審人民法院認定的報告人欲潛逃出境的依據呢？

在合伙人共同參與項目投資建設期間，不論是某某公司、某某建材公司、籌建處，還是后來的和興房地產公司，財務都是由股東派代表共管的，且自訴人指派的代表楊建敦一人兼任前面的三個公司的出納，還保管印章，所有款項進出都由其經手，所有帳目、報表都由其經辦簽字，申訴人完全沒有可能私自動用資金和隱瞞帳目。申訴人根本沒有隱瞞、虛構事實的行為，更沒有非法占有資金的目的和事實。

綜上所述，原一、二審法院審理案時程序嚴重違法，且查明事實不清、認定事實有誤。而申訴人既沒有虛構事實，也沒有以訂立合同的形式，更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侵吞自訴人的財產，故原審法院判決錯誤，現我提出本人對本案的法律意見，請求撤銷原判決，重新審理此案，并依法糾正此枉法裁判。

此致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

福建某某律師事務所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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