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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故意殺人罪刑事判決書

故意殺人罪刑事判決書（2011）阜刑初字第50號發(fā)布時間：2011-08-25 09:58:19

公訴機關阜陽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吳海，男，1952年8月29日出生，漢族，文盲，農民，家住阜陽市海會鎮(zhèn)高垅村二組。因本案于2011年5月31日被刑事拘留，2011年6月11日被逮捕。現(xiàn)羈押在阜陽市看守所。

辯護人汪志剛，阜陽炎黃律師事務所律師。

阜陽市人民檢察院以阜檢刑訴（2011）35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吳海犯故意傷害罪，于2011年5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1年6月10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阜陽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周平出庭支持公訴，辯護人出席進行辯護。現(xiàn)已審理終結。

阜陽市人民檢察院指控: 2011年4月15日許，被告人吳海因懷疑其染上性病為被害人何天所致，竄到阜陽市市區(qū)人民路3號三樓的出租屋內，與何發(fā)生爭執(zhí)。在爭吵和拉扯中，被告人吳海用其從走廊上拿進的一條木棒，猛打何的頭部、頸部及身體多處，致何昏迷，即逃離現(xiàn)場。后何被送醫(yī)院搶救無效死亡。經(jīng)法醫(yī)鑒定，被害人何天系被人用鈍器致傷頭部，造成嚴重顱腦損傷死亡。為證實上述事實，公訴機關當庭宣讀、出示了十七項證據(jù)。公訴人提出被告人吳海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之規(guī)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

被告人吳海辯解稱其沒有到過被害人的宿舍作案，其以前所作的供述是不真實的；其辯護人辯稱本案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

經(jīng)審理查明：經(jīng)法醫(yī)鑒定，被害人何天系被人用鈍器致傷頭部，造成嚴重顱腦損傷死亡。且公訴機關當庭宣讀、出示了十七項證據(jù)。且被告人在庭上辯解所說沒有證據(jù)。

本院認為，被告人吳海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其死亡，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吳海故意殺人的事實清楚，證據(jù)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辯護人認為本案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與事實不符，不予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判決如下：

被告人吳海犯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審判長楊芳人民陪審員周琴人民陪審員張仲寧二0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書記員鄭佳煜

法學09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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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故意殺人罪研究

故意殺人罪研究（上）

王作富

殺人罪是一個古老的罪名，早在大禹時代，就有“昏、墨、賊、殺”之規(guī)定。“賊”，即殺人。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對殺人者處死刑的規(guī)定。“賊”，即殺人。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對殺人者處死刑的規(guī)定。漢高祖劉邦進咸陽，向百姓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低罪”，是首次把殺人罪的罪名在法律上加以規(guī)定。這一罪名延續(xù)至今，仍成為一種嚴重的罪行。

生命權利，是人的最重要的人身權利。人死不能復生，因此，故意殺人成為最嚴重的侵犯人身權利的犯罪，并處以最重的刑罰。瑞士刑法典為突出顯示其對公民個人權利的極大關注與保護，其分則中的第一條就規(guī)定殺人罪。我國刑法雖然與瑞士刑法的體系不同，但我國刑法將故意殺人罪規(guī)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一章的第一位，以及司法機關一貫對此罪采取嚴厲懲罰的政策，充分地體現(xiàn)了黨和政府對公民生命權利的有力保護。

故意殺人罪，是一種性質十分嚴重的犯罪，而在理論上和實踐中，對于此罪的認定與處理有不少復雜而又有爭論的問題，值得研究。我在這里只講以下幾個問題：

一、殺人罪的客體與對象

故意殺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這是刑法學上的通說。其侵犯的客體，是他人的生命權利，自然，其殺害的對象只能是有生命的人，除個別國家（如印度）規(guī)定，自殺未遂的，要負刑事責任以外，多數(shù)國家未規(guī)定自殺罪。

既然殺人罪的對象是有生命的人，那末，以什么為標志來確定被害的對象是有生命的人呢？這個問題，由于涉及在刑法上具有不同性質與地位的殺人與墮胎的界限，變得相當復雜，在各國法律上和理論上，尚無一致的解決辦法。

按一般觀點，殺人與墮胎的區(qū)別，在于對象不同，前者是人，后者是胎兒。而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嚴格區(qū)分二者的界限，是相當困難的。有的學者認為，胎兒也是有生命的“人”，叫做“成長中之胚胎生命”，有的說，胎兒是指“從受胎成長為刑法上的（自然）人期間的生命體”[1]1989年10月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刑法學協(xié)會第14屆大會通過的《關于刑法與現(xiàn)代生物醫(yī)學技術問題的決議》指出：“原則上應該從精卵結合之時起便對人的生命進行保護，不論這早期的胎兒應該稱為“人”還是一個享有基本權利的‘存在物’??”有的日本學者根據(jù)日本民法的規(guī)定指出：“民法上，人意味著權利的能力的主體，如果還有必要的話，也可把胎兒看作人”[2]但是，把民法觀點用來確定刑法上作為殺人罪對象的“人”的標準，顯然是不可能的。

以上說明，用被害對象是否為“生命體”，或者是否為“人”來區(qū)分刑法上所說的“自然人”及“胎兒”，是相當困難的。但是，不區(qū)分二者界限，也就無法區(qū)分殺人與墮胎的界限。因為，有些國家刑法上規(guī)定有墮胎罪（如瑞士、西班牙、印度、日本、泰國等），有些國家則不禁止墮胎。分不清殺人與墮胎的界限，必然導致混淆罪與罪，甚至罪與非罪的界限。一般說，墮胎是指在胎兒自然分娩之前，用人工的方法中斷妊娠，使胎兒排出母體之外。但是，分娩是個過程，在刑法上應當以什么時間或狀態(tài)，作為區(qū)分墮胎對象為殺人對象的標志呢？在刑法學發(fā)展史上，學者們提出了多種主張，主要有：（1）陣痛說。認為有規(guī)則的陣痛，是分娩的開始，意味著胎兒與胎盤開始分離，此時胎兒已成為人，此為德國、法國之通說。（2）一部露出說。認為從胎兒軀體的一部分露出母體之時，就成為人了。（3）全部露出說。認為只有胎兒已全部露出母體之外，才成為人。（4）獨立呼吸說。認為只有胎兒已全部并且能夠獨立呼吸之時才成為人。以上各說相爭，終未取得一致理解。我國刑法理論一般主張，刑法上所說作為殺人罪對象的人的生命，是指人在出生的后能夠獨立呼吸的狀態(tài)。[3]也有的說人的生命，始于出生，終于死亡。[4]還有的主張，胎兒出生以后，是否具有生命，由助產師和產科醫(yī)生加以鑒定，就能夠確定其為有生命的嬰兒或者為無生命的死胎，不需要以什么獨立呼吸說或其他什么學說作為確定是否具有生命。[5]我認為，從司法實踐中看，采用獨立呼吸說，一般是比較適當?shù)模牵谔厥馇闆r下，也會遇到較難處理的問題。比如，在自然分娩過程中，胎兒頭部剛一露出，助產醫(yī)生立即采取一種手段，給其造成傷害，或者致其死亡，顯然不屬于墮胎行為，如不按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處理，按什么罪處理呢？看來，若要堅持上述觀點，對于這種特殊案件，在必要時只能采用類推的方法，比照上述二罪的規(guī)定處理，是否適當，還可進一步研究。

人死后的尸體，不成為殺人罪的對象，除殺人者由于認識錯誤，誤將尸體當活人進行殺害，可構成故意殺人罪（未遂）以外，故意毀壞他人尸體，我國刑法未規(guī)定獨立的犯罪。因此，確定人死亡的標準，對于認定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同樣十分重要。數(shù)千年來，各國傳統(tǒng)的觀點，是以心臟停止跳動、自然呼吸停止作為死亡的標準。美國《布萊克法律辭典》上解釋：“血液循環(huán)全部停止以及由此導致的呼吸脈博停止”[6]即為死亡。我國的《辭海》也采取此標準作解釋。但是，自從1967年首次心臟移植成功，以及心肺機的問世，對上述觀點產生了很大的沖擊。證明人的心臟停止跳動，并不能證明人的整個肌體已經(jīng)死亡。因此，隨著醫(yī)學科學的發(fā)展，在本世紀五十年代，又提出了“腦死亡”的概念，認為人腦受到不可逆轉的損傷，先于心跳停止和呼吸停止而引起的死亡，就是真正的死亡。

[7]按照這個標準，只要經(jīng)診斷為腦已死亡，即使其心臟依靠人工方法尚維持跳動，就應宣告該人已死亡。但是，這種標準，目前還未能得到多數(shù)國家所承認。有些學者指出，對于心臟尚在跳動的人宣布為死人，則取出其心臟亂移植給別人，也不算殺人，不符合倫理觀點。我國目前仍采用傳統(tǒng)的死亡標準，但是，有些學者建議，我國立法機關制定法律，采用腦死亡作為死亡的標準，這樣以來，醫(yī)生就可以對那些“植物人”，即對外界和自身毫無感覺、意識，沒有自主運動的人，宣布其為死亡的人，放棄對其搶救和醫(yī)療。

二、間接故意殺人的認定和處理

故意殺人根據(jù)行為人對死亡的態(tài)度的不同，區(qū)分為直接故意殺人和間接故意殺人，前者是指明知自己的行為會造成他人死亡的結果，并且希望死亡結果發(fā)生。后者是指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結果，并且放任死亡結果的發(fā)生。在一般情況下，前者不難認定，而后者則復雜得多。

（一）間接故意殺人的特點及具體表現(xiàn)

從司法實踐中看，間接故意殺人與直接故意殺人不僅對待死亡結果的態(tài)度不同，而且犯罪的發(fā)生和實施的情況也有不同；第一，直接故意殺人，是以殺死他人為目的，因此，為達此目的，行為人一般都會在事先積極進行物質上或其他必

要的準備活動，因而一般具有預謀性的特點；而間接故意殺人，并不抱有致他人于死地的目的，不可能為殺死他人而有意識地進行事先準備活動，因而犯罪之實施一般表現(xiàn)為突發(fā)性；第二，直接故意殺人，以殺死他人為目的，行為人的全部意志都集中在如何致他人于死地，表現(xiàn)出其強烈的反社會心理，對社會具有更大的主觀與客觀的危險性，因此，不論是否將他人殺死，都應給以刑罰處罰。而間接故意殺人，由于并無殺人的目的，只有已經(jīng)致他人死亡情況下才能成立，因此，不能對未造成死亡的按間接故意殺人未遂處罰。第三，直接故意殺人，既然抱有殺死他人的目的，在作案時一般表現(xiàn)為行為的連續(xù)性和無節(jié)制性，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而間接故意殺人，并不追求死亡結果的發(fā)生，因此，面對死亡的危險，其行為一般不具有上述特性。

從司法實踐上看，間接故意殺人一般發(fā)生以下幾種場合：

1．行為人意圖傷害他人，在動手時意識到有可能造成成死亡，雖不追求，但也不設法避免死亡，而是聽之任之，放任死亡之發(fā)生，結果造成了死亡，構成間接故意殺人。例如，王×的妹妹與男青年李×戀愛，后李與其妹斷絕了戀愛關系，王×忿然，于是約了朋友孫×，說去教訓李一頓。二人見到李后，先是爭吵，繼而雙方撕打起來，王乘李不備掏出隨身帶的匕首朝李胸部猛刺一刀，轉身逃跑。次日，王得知李被送往醫(yī)院，搶救無效死亡。案情表明，王為泄私憤，抱有傷害李的目的，但是，在撕打中，他用匕首猛刺李胸部，雖說這種動作并非在任何情況都不可避免地造成死亡，但論其危險性已超過一般傷害行為的程度，王對可能造成死亡不可能是不知道的，但他對此既未采取非置李于死地不可的態(tài)度，也未阻止死亡的發(fā)生，而是采取了放任的態(tài)度，因此，應認定其構成間接故意殺人。

2．行為人意圖毀壞他人財物，或造成其他損害，但同時放任了死亡的發(fā)生。例如，某單位會計貪污巨款后，為湮滅罪跡，深夜對其會計室縱火，他明知室內有人在睡覺，可能跑不出來被燒死在里邊，仍不設法避免，結果該人被燒死了。這種案件屬于一行為觸犯二罪名，但只能按一重罪處理。單就對死亡的態(tài)度而言，應視為間接故意殺人。

3．行為人沒有違法犯罪的目的，但在行為時放任死亡的發(fā)生。例如，張×奉命持槍去消滅瘋犬。他眼見一瘋犬跑到距離一小孩很近的地方，此時開槍有可能打死小孩，但他為了邀功卻不管不顧，連發(fā)數(shù)槍，其中一槍擊中小孩，當場死亡。張×無殺人之目的，但對自己的行為可能使小孩死亡采取放任態(tài)度，構成間接故意殺人。

4．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有發(fā)生死亡或傷害的危險，雖然，其中任何一種結果出現(xiàn)都不是他的目的，但他又不積極防止其任何一種結果發(fā)生。例如，錢×駕駛卡車去山上盜伐林木，在返回途中被檢查站工作人員人員周×攔住，要其將木材卸下。錢×不聽，將車啟動，欲強行開走。周×遂登上駕駛室旁的踏板，命令其停車，錢為將周甩到車下，時而加速前沖踩剎車，時而使車走蛇行路線，讓車身連續(xù)左右猛列搖擺，終將周甩到馬路上，因頭部著地，造成顱腦損傷，搶救無效死亡，案情表明，錢×目的只是趕快開車逃跑，逃避孕藥制裁，并無傷害或殺害周×的目的，但是，他采取的手段包含了致傷或致死的危險，他不是不了解的，只是為了能逃避制裁，而對此采取了放任態(tài)度，由于其造成了死亡，應認定為間接故意殺人。

總之，認定間接故意殺人，最重要是掌握兩條：一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引起他人死亡。對于認定行為人有無此認識，不能單憑被告人口供，而應當結合案件的各種事實，如犯罪的工具、手段、作案的環(huán)境，傷害的部位，案件的起因，等等，綜合地、實事求是地加以認定。二是行為人對可能發(fā)生的死亡結果，雖然不是希望其發(fā)生，也不是依靠某種力量或條件希望避免其發(fā)生，而是放任其發(fā)生。對于致人死亡的案件，只有符合這二個條件，才能認定為間接故意殺人。有這樣一個案例，被子告人某甲與其妻某乙產生矛盾，遂想毒死某乙。某甲向別人要來一點水銀，偷偷放在乙吃的飯里。但能否將乙毒死，甲自己也不知道。結果，乙吃下去之后沒有中毒而死。有人認為，甲并不肯定乙吃下水銀能毒死，而是抱著“試試看”的態(tài)度，因此，甲構成間接故意殺人未遂。我認為，這是錯誤的。錯就錯在只看到行為人對死亡結果發(fā)生可能性認識上的不確定性，卻忽略了其對死亡結果的目的性。事實上，只要行為人有殺死他人的目的，既使由于其認識錯誤而采用了根本不能致死的手段（如使用已失效的毒藥），也應當認為直接故意殺人未遂，而不是間接故意殺人。

（二）間接故意殺人有無未遂

這個問題，在中外刑法學者中間，都存在爭論。前蘇聯(lián)的刑法理論一般認為，間接故意犯罪在“邏輯上”可以存在未遂，但事實上很難認定，所以只能處罰直接故意犯罪未遂。[8]但是，著名刑法學家特拉依寧則認為，在事實上、邏輯上，間接故意犯罪都不存在未遂。[9]《蘇俄刑法典》第15條規(guī)定：“凡直接以犯罪為目的實施的故意行為，如果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完成的，即認為是犯罪未遂。”把未遂與犯罪目的聯(lián)系起來，可見未遂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

我國刑法第20條關于未遂的定義，沒有提到犯罪目的，而使用了“未得逞”三字表示犯罪未完成。按《現(xiàn)代漢語詞典》解釋，“逞”即“達到目的”，“未得逞”應指“未達到目的”。但是，在刑法理論上，一般認為，決定犯罪既遂與未遂，在于行為是否齊備了刑法分則條文規(guī)定的某種犯罪的全部要件，而不決定于行為人的目的是否達到。然而，脫離犯罪的目的談未遂，在法律上也是沒有根據(jù)的。有的同志主張、間接故意犯罪有未遂，理由是，他放任的結果，就是他的犯罪目的，叫做“不確定的目的”。多數(shù)人對此采取否定態(tài)度。犯罪未遂只存在于故意犯罪之中，間接故意也是故意，似乎由此“在邏輯上”可以推論出間接故意犯罪也有未遂。但是，這種推論是錯誤的。因為，間接故意犯罪是針對特定的犯罪結果而言的，這種犯罪的主觀特征，就在于行為人并未把所發(fā)生的犯罪結果作為自己追求達到的目的，而是表現(xiàn)為對這種結果可能發(fā)生、可能不發(fā)生的兩種可能性，都采取了放任的態(tài)度。換言之，其中任何一種可能變?yōu)楝F(xiàn)實，都是不違反其本意的。正因為這樣，當其所預見的危害結果發(fā)生時，當然也不應當讓他承擔犯罪未遂的刑事責任。這樣才是真正貫徹了刑法上主觀與客觀相統(tǒng)一的原則。

有的同志把間接故意犯罪放任犯罪結果之發(fā)生，說成是行為人的“不確定的目的”，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問題是，持這種觀點的同志沒有正確使用“犯罪目的”這一概念。在刑法學中，一般認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通過實施犯罪行為在主觀上所希望達到的結果[10]，對于殺人罪來說，就是指對死亡結果的追求。既然在間接故意殺人情況下，行為人并不是希望致人死亡，而只是放任其發(fā)生，對死亡而言談得上什么犯罪目的呢？有的同志為了論證間接故意殺人具有“不確定的目的”，指出：“只認識到死亡的可能性，表明犯罪目的不確定”，對犯罪結果的態(tài)度不確定，表明犯罪目的不確定”。前一說法，把行為人對死亡結果的認識同對犯罪結果的態(tài)度混淆起來，在理論上是站不腳的，在實踐中也沒有根據(jù)。十分明鮮，當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引起他人死亡結果的發(fā)生，但他希望這一結果發(fā)生，是直接故意殺人，因為他的犯罪目的是確定的。可見，對死亡能否發(fā)生在認識上的不確定，并不意味著其犯罪目的不確定。后一說法，把放

任死亡結果的發(fā)生，說成是對犯罪結果的態(tài)度不確定，進而證明犯罪目的不確定，也未能正確反映間接故意殺人主觀心理特征。事實上，行為人對于可能發(fā)生的死亡結果，采取了放任態(tài)度，而不是希望，這是確定的，沒有任何根據(jù)說死亡是行為人的“不確定的目的”，這與一個人想要炸死他的仇人，乘仇人在室內睡覺，向室內投擲一爆炸物，心想即使炸不死，能把他炸傷，也能達到自己泄憤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在這里，被害人致死或致傷，都符合行為人的目的，行為人主觀上不能肯定哪種結果發(fā)生，并不能證明他是間接故意犯罪。相反地，如果人被炸死了，應認定為直接故意殺人既遂；如果人只被炸傷，則應認定為直接故意殺人未遂。

三、與自殺有關的事件的處理

在我國，自殺不構成自殺罪（以自殺方式企圖達到其他犯罪目的，構成其他罪的，另當別論）。但是，與自殺事件之發(fā)生具有因杲關系的行為，卻可能構成犯罪，應當追究與此有關的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因此，應注意在此類案件中區(qū)分罪與非罪界限。

1．與他人自殺之發(fā)生有一定聯(lián)系，但不存在違法性和罪過的行為，不能令行為人對自殺負刑事責任。比如，一學生違反課堂紀律，教師當眾對其進行批評，該生自感無臉見人，回家之后服毒自殺身亡。教師履行職責，沒有過錯，自殺應由死者自己負責。

2．由于行為人違背自己的義務，導致他人自殺的，要根據(jù)行為人的具體義務、違背義務的具體情節(jié)、對于自殺所起的作用等事實，依照有關法律規(guī)定處理，例如，作子女的長時間對自己喪失獨立生活能力的父母拒絕履行贍養(yǎng)義務，致使父母不堪忍受饑寒交迫而自殺身死的，應按遺棄罪追究其子女的刑事責任，但是，如果子女平日沒有虐待或遺棄父母的行為，只是由于某種原因，未能按時向父母寄送生活費，拖延了若干時日，其父母卻因此而自殺，顯然構不成遺棄罪，當然也不能對自殺負刑事責任。負責調處群眾糾紛的干部，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當事人有自殺的兆頭，本應及時采取措施，防止其自殺，但卻嚴重不負刑事責任，不采取任何措施，以致自殺發(fā)生，情節(jié)惡劣的，可構成玩忽職守罪；情節(jié)輕微的，可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3．行為人對他人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之后，致使他人自殺死亡的，一般應當首先根據(jù)其違法情節(jié)的輕重，危害的大小，確定其是否構成了刑法上的某種犯罪。構成什么罪就定什么罪，例如侮辱、誹謗罪、強奸罪、非法拘禁罪，等等，把自殺的事實作為量刑情節(jié)依法處罰。但是，如何適用法律，值得研究。

4．故意用暴力、脅迫方法，把被害人逼上走投無路的境地，有意逼使其自殺，達到除掉被害人的目的，或者利用被子害人愚昧、迷信，以欺騙手段誘使他人自殺的，以達到借被害人的手殺死被害人的目的，是故意殺人的特殊手段，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

5．教唆或幫助他人自殺。教唆自殺，是指他人沒有自殺的意圖，而用口頭、文字或其他方法故意唆使他人自殺。幫助他人自殺，是指他人有自殺的決意，應其要求或囑托，為其自殺提供條件，幫助其實施自殺，自殺后本人雖不能對自殺行為負刑事責任，而教唆、幫助他人自殺，對社會卻是有危害性的。但是，這種行為與一般故意殺人不同。首先，死亡是經(jīng)過自己的手結束自己生命的，其次，自殺是由自殺者本人的意志決定的，不是被迫的。因此，有些國家在刑法上設專條規(guī)定：“教唆自殺罪”和“幫助自殺罪”。這種立法經(jīng)驗，值得借鑒。我國刑法對此沒有明文規(guī)定。在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一般主張按故意殺人罪處理，我認為，這與故意殺人罪的特征不符，定故意殺人罪不妥。由于這種案件極少發(fā)生，在必要時，按類推的方法，比照故意殺人罪的規(guī)定定罪判刑為宜。在將來修正刑法時，可以考慮對此作補充規(guī)定，以使刑事立法更加完備。

6．相約自殺。這是指二人以上互相約定，共同實施自殺。其中，自殺未遂者，應否對他人的自殺死亡承擔刑事責任？我國刑法對此無明文規(guī)定。臺灣刑法規(guī)定，相約自殺，其未遂者免除處罰。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此類案件的處理有不同意見。我認為，這類案件情況比較復雜，不宜籠統(tǒng)說有罪或無罪，而應區(qū)分不同情況來處理：

（1）二人以上各自產生自殺之決意，互相約定在同時、同地自殺，其中自殺未遂者沒有教唆、欺騙、威逼他人自殺也沒有直接動手殺死他人，該人對其他人自殺死亡不負刑事責任。

（2）在相約自殺中，其自殺未遂者曾教唆過他人與其一同自殺，對其應按教唆自殺處理，但比一般教唆自殺處罰更輕些。

（3）二人以上相約自殺，屆時有人沒有勇氣自己動手殺死自己，要求其他人先動手殺死自己以后再自殺。應他人要求動手殺死他人，而后本人自殺未遂的，對其應按受囑托殺人處理，即定故意殺人罪，可以從輕處罰。

（4）二人以上相約自殺，其中有的人提供自殺的條件（如提供毒物），本人自殺未遂，對其按幫助自殺處理，一般以不處罰為宜。

[1][日]木村龜二主編：《刑法學詞典》，上海翻譯出版公司出版，第634頁。

[2] [日]木村龜二主編《刑法學詞典》，上海翻譯出版公司出版公司出版，第622頁。

[3] 參見《刑法各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頁。參見《中國刑法之爭》，吉林大學出版社版，第115頁。

[4]《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版，第283頁。

[5] 寧漢林著：《殺人罪》，群眾出版社版，第48頁。

[6] 王鐳主編：《中國衛(wèi)生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頁。

[7] 王鐳主編：《中國衛(wèi)生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頁。

[8]（俄）契克瓦節(jié)主編：《蘇維埃刑法總則》，法律出版社版，第340頁。

[9]（俄）特拉依寧著：《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版，第257－258頁。

[10] 楊春洗等主編：《刑事法學大辭書》，南京大學出版社版，第134頁。

（作者系北師大刑科院特聘顧問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榮譽教授，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顧問）

第三篇：故意殺人罪取保候審申請書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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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何××，某律師事務所律師

聯(lián)系電話：15××××

被申請犯罪嫌疑人：(姓名、性別、年齡、民族、籍貫、單位職務、住址)因涉嫌某某罪名已被公安局某分局刑事拘留，現(xiàn)羈押于看守所。)

申請事項：懇請貴局對犯罪嫌疑人xxx采取取保候審措施。

申請理由：犯罪嫌疑人xxx因涉嫌“故意殺人”一案，業(yè)經(jīng)某縣公安局刑事拘留。受犯罪嫌疑人xxx的姐姐xxx的姐姐的委托，某律師事務所何恩乾律師擔任xxx的辯護人，保護其合法權益。

律師接受委托后，于2017年6月20日到某縣看守所依法會見了xxx。會見中，xxx向律師言明了其在公安機關已對本案的事實如實作了供述，認為自己的行為系由家庭矛盾所引起。傷害前妻的行為，現(xiàn)在感到十分后悔。辯護人于6月26日，再次到某縣看守所會見了xxx。回見中xxx告訴辯護人，目前，他身患嚴重疾病，隨時都有發(fā)生意外的可能。為保護犯罪嫌疑人xxx的合法權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65條，第95條的規(guī)定，律師特對 xxx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同時，xxx的親屬xxx的姐姐也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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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wǎng)s.yingle.com 意按偵查機關的規(guī)定擔任保證人。

律師申請取保候審的具體理由如下：

1、目前，xxx身患嚴重高血壓，心臟病，屬于重癥病人。對xxx申請取保候審，可以使xxx有病能及時得到醫(yī)治，符合保護弱者的社會理念。同時也可以減輕看守所的工作壓力。

2、xxx歸案后，能積極向公安機關如實供述其違法事實，應屬坦白。可以認定xxx的違法行為社會危害性較小，無前科和劣跡存在，系初次違法。因此，對xxx取保候審不會發(fā)生社會危害。也符合“打擊犯罪與尊重、保障人權”的刑事訴訟理念。

4、對xxx取保候審，也能使xxx早日回歸社會，為和諧社會起到潛在的積極作用，符合“打擊為輔，教育為主“，“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鑒于上述理由，申請人認為對犯罪嫌疑人xxx采取取保候審是“合法理、合事理和合情理”，敬請某縣公安局，依法批準對xxx變更“刑事拘留”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強制措施。

如果偵查機關批準了對xxx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本辯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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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wǎng)s.yingle.com 也將督促xxx隨傳隨到，積極配合偵查機關偵辦案件，不礙公安機的偵查活動。

此致

某縣公安局

申請人：某律師事務所

執(zhí)業(yè)律師：何**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以上就是小編帶來的故意殺人罪的取保候審申請書格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參考小編帶來的范文，適當進行修改之后再進行使用。不過，最好還是聘請專業(yè)的刑辯律師來申請取保候審。贏了網(wǎng)網(wǎng)站為您提供你所在地區(qū)經(jīng)驗豐富的刑辯律師，為您打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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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故意殺人罪法定從輕情節(jié)探討

故意殺人罪法定從輕情節(jié)探討

——基于刑法第232條中“情節(jié)較輕的”的思考

張雄飛福建世禮律師事務所

內容提要：

長期以來，刑法學界對“故意殺人罪”的關注焦點主要在于死刑的存廢之爭、死刑的立法控制等間題。在該罪的審判實踐中，法官往往存在對具有從輕情節(jié)的案件不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而判死緩或無期徒刑就已算從輕的認識。“慎殺”理念是法治的進步，但 “慎殺”只是手段，不是最終目的，刑法第232條故意殺人罪的規(guī)定中“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較輕情節(jié)也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由于“情節(jié)較輕的”缺乏明確規(guī)定，導致法官對情節(jié)的認定擁有重刑化傾向。本文試圖通過對影響死刑適用的各種情節(jié)進行歸納比較，結合立法實踐、立法傳統(tǒng)和對比國外的法律規(guī)定，分析進一步細化量刑的情節(jié)，使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從輕適用更加明確和具有可操作性。

關鍵詞：故意殺人罪法定從輕情節(jié)較輕

一、現(xiàn)行的故意殺人罪的立法缺陷。

（一）對故意殺人罪的法律條文分析

我國現(xiàn)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32條對“故意殺人罪”的規(guī)定為：“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jié)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條款存在著以下的問題：

1、從重到輕的排列順序容易導致法定從輕情節(jié)被忽視。在現(xiàn)行刑法典中，對所有其他犯罪的法定刑，都是按照從輕到重的順序排列，而故意殺人罪的排列卻是從重到輕。這種方式就意味著量刑時應首先考慮最重的刑罰，即首先考慮死刑，然后再考慮適用其他刑罰。在司法實踐中，故意殺人罪在犯罪動機、行為手段和行為后果都具有極大的個體差異性，而這種優(yōu)先考慮重刑的安排往往容易導致司法人員忽視法條中“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從輕情節(jié)。

2、法定從輕情節(jié)缺乏明確規(guī)定，導致法官對情節(jié)的認定擁有重刑化傾向。刑法雖然規(guī)定了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從輕量刑，但對從輕的情節(jié)，僅是概括規(guī)定，沒有明確列出具體情節(jié)，1也缺乏相關的司法解釋，不利于實踐操作。雖然這種立法的模糊立法表面上賦予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但實際上這種含糊性規(guī)定和第1點談到的重刑傾向性，再加上被害者家屬的壓力，就容易導致法官不敢輕易認定故意殺人罪的減輕犯，其自由裁量就容易較多考慮適用重刑，導致法定從輕情節(jié)的認定在現(xiàn)實中存在諸多困難。

（二）對故意殺人罪的案例分析

比較以下三個案例：

案例1：1996 年1 月12 日晚, 被告人王某得知其父被董某所傷,即趕回家中, 適逢董某到其家, 雙方即為此發(fā)生爭吵、廝打。被告人王某用菜刀在董某頸部、頭、面部連砍數(shù)刀,2將董某當場殺死。后王某逃離現(xiàn)場。被告人王某于1 月14 日投案自首。1關于故意殺人罪情節(jié)適用的司法解釋很少，涉及具體情節(jié)的說明在實踐中最具影響的要數(shù)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7日發(fā)布的《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wěn)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但也僅僅是指出了一些不適用死刑的情況，如間接故意實施故意殺人；被告人有法定從寬處罰情節(jié)；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者對矛盾激化負有突出責任的等情形。對于故意殺人罪減輕犯的情節(jié)，該紀要則沒有涉及。2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刑事審判參考》1999年總第3期，法律出版社，17 1

案例2：被告人劉某和被害人馬某同在隨州市五眼橋農貿市場相鄰攤位賣肉。1997 年10月22日上午，劉某之妻胡某與馬某之妻徐某因瑣事發(fā)生爭執(zhí)廝打，二人均受輕微傷,被群眾拉開后,徐某又把胡某攤位上價值300多元的豬肉甩到地上。市場治安科明確“各自看各自的傷, 最后憑法醫(yī)鑒定結果再行處理”。但是馬某夫婦拒絕市場治安管理人員調解,在事發(fā)當日和次日多次強迫被告人劉某拿出360元錢給徐某看病, 并毆打了劉某夫婦。被告人劉某在矛盾發(fā)生后, 多次找市場治安科和隨州市公安巡警大隊等要求組織解決, 并反映馬某人多勢眾糾纏不休, 請有關組織對自己給予保護。11月24 日下午3 時許,劉某被迫雇車同馬某一起到隨州市第一醫(yī)院放射科給徐某拍片檢查,結果無異常。馬某仍繼續(xù)糾纏,劉某十分惱怒, 掏出隨身攜帶的剔骨刀朝馬某背部刺1刀, 馬某夫婦見狀跑開, 被劉某追上，徐某胸、背、腹部被連刺數(shù)刀,馬某胸、腹、背部等處被猛刺十余刀,然后劉某持刀自殺(致肝破

3裂)未遂, 被群眾當場阻止。馬某因被刺破肝臟致大出血而死亡；徐某的損害屬重傷。

案例3：1983年被告人黃某被人販子拐騙到河南省南樂縣與被告人閻某結婚。1989年5月2日晚10時許，被告人黃某被本村村民閻甲強奸，閻某發(fā)覺后與閻甲斯打，被閻甲用匕首刺傷。閻甲作案后潛逃。為給閻某治傷，閻某的家人牽走閻甲家的耕牛，賣得900元錢以充抵醫(yī)療費。閻甲被抓獲歸案后，以強奸罪、故意傷害罪數(shù)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1997年11月閻甲出獄后，以討要耕牛為名，多次向閻某及其兄弟勒索錢財，還多次攔戴、威脅被告人黃某。1999年2月，經(jīng)人調解，閻某之兄給付閻甲現(xiàn)金1900元，但閻甲不肯罷休，以其母牛每年可生一頭牛犢為借口，另索要現(xiàn)金8000元，閻某下跪求饒亦無濟于事，閻甲揚言如不給錢就要殺閻某全家。為此閻某一家終日提心吊膽，將子女寄住于他人家中，二被告人則躲藏在閻某母親家中。2000年1月12日凌晨6時許，閻甲來到閻某夫婦臨時住所威脅、索要錢財，閻某用事先準備好的糞叉將閻甲打倒在地后并將閻甲按住，黃某則持菜刀朝閻甲身上砍，刀被閻甲奪走后，黃某又拿起糞叉把打了閻甲數(shù)下。閻某讓黃某拿來其事先準備好的殺豬刀，閻某朝閻甲背部、胸部、頭、面部猛刺十余刀，閻甲被刺破心臟，因失

4血性休克而死亡。二被告人作案后即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上述三個案例都是選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編的審判案例。對于判決的結果和情節(jié)的把握，法官的分析如下：

案例3考慮到被害人具有嚴重過錯，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被告人閻某、黃某又

5具有激憤殺人和防衛(wèi)性質，法官基于此對其適用了死刑法定從輕情節(jié)，作案后又有自首情

節(jié)，進行從輕處罰，最終被告閻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黃某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

參照案例3，可以發(fā)現(xiàn)案例1和案例2中，被告人都具有一些相似的情節(jié)，如：被害人同樣具有嚴重過錯，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又具有激憤殺人性質等，但是案例1和案例2最終都并沒有適用死刑法定從輕情節(jié)（其中案例1的被告人王某具有自首情節(jié)），僅僅把這些作為“慎殺”的酌定從輕情節(jié)，因此案例1和案例2的被告最終都被判處了死刑，緩期

6兩年執(zhí)行。可見，在司法實踐中，死刑法定從輕情節(jié)往往并不明確，而法官往往存在對具有從輕情節(jié)的案件不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而判死緩或無期徒刑就已算從輕的認識。

當然，三個案例有著很大的個體差異，且我國不是英美法系國家，案例并不直接作為頁（王勇故意殺人案部分）

3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刑事審判參考》2000年總第6期，法律出版社，20頁（劉加奎故意殺人案部分）

4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刑事審判參考》2000年總第8期，法律出版社，13頁（閻留普、黃芬故意殺人案部分）

5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刑事審判參考》2000年總第8期，法律出版社，15頁（閻留普、黃芬故意殺人案部分）其中案例2劉加奎故意殺人案一審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抗訴后二審被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到死刑審核程序才被改判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可謂一波三折。

審判依據(jù)的“判例”，但至少可以看出，缺乏明確的法定從輕情節(jié)規(guī)定，使法定從輕情節(jié)認定在現(xiàn)實中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

二、故意殺人罪的立法比較。

故意殺人罪是古今中外常見多發(fā)的具有嚴重危害社會生活及人身權利的重罪，其侵犯客體為他人的生命權。但就如侵犯客體為他人的財產權應視行為情節(jié)不同分為侵占罪、盜竊罪等一樣，侵犯客體為他人的生命權的故意殺人罪也應嚴格區(qū)分各種不同情節(jié)處予不同的刑罰。

（一）中國刑法中的故意殺人罪

中國古代刑法中有“六殺”之說,《大清律例通考?刑法卷二十六》在概括明律的人命律時指出: “明以人命至重, 按唐律而增損之始, 匯為人命一篇, 大概以謀、故、毆、戲、誤、過失六殺統(tǒng)之”。在上述六殺中, 除誤、過失以外, 謀、故、毆、戲四殺, 均為故意殺人。因此,中國古代刑法就已經(jīng)對故意殺人根據(jù)不同情節(jié)加以區(qū)分, 以便規(guī)定輕重不等的法

7定刑。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在不同歷史時期起草刑法典時，立法者均考慮到了某些故意殺人案件中存在的減輕情節(jié)，規(guī)定了適用較輕法定刑的故意殺人犯罪的罪名。如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從第122條至第126條規(guī)定了義憤殺人、溺嬰、為他人墮胎、8孕婦墮胎等情節(jié)較輕的故意殺人罪罪名。

（二）國外法律中的故意殺人罪

國外也多是根據(jù)具體情節(jié)來區(qū)分規(guī)定故意殺人行為，英美普通法和制定法都把殺人罪

9分為謀殺和非預謀殺人兩大類來區(qū)分對待，比如美國聯(lián)邦刑法和大約五分之四的州刑法都

將謀殺罪分為兩級即一級謀殺(first degree murder)和二級謀殺(second degree murder)來定罪量刑（至于哪些屬于一級謀殺,各州規(guī)定不同,主要根據(jù)是否預謀的特性來確定，大致包括目的謀殺、特定重罪謀殺、毒殺、伏擊殺人、遺棄致死、在特定地點如監(jiān)獄殺人、殺害

10特定人如正在執(zhí)行職務的警察等。）印度也把故意殺人罪分為未達謀殺罪的殺人罪和已達謀

殺罪的殺人罪來分別規(guī)定，并根據(jù)構成要求分為：基本構成的殺人罪，加重構成的謀殺罪，11減輕構成的殺人罪。

總結上述故意殺人立法中的較輕規(guī)定，主要包括了以下情況：殺嬰、激憤殺人、受托殺人、促成自殺、互毆致死、醫(yī)療事故、防衛(wèi)過當、怠于救助等非預謀情況的殺人行為。

三、法定從輕情節(jié)的完善化

由于存在著上述的立法缺陷，對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從輕情節(jié)進一步明確，使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從輕適用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在實踐中不可或缺。

對于確定哪些情節(jié)作為故意殺人罪減輕犯之具體情節(jié)，應該考慮具體事實情形是否體現(xiàn)出犯罪較輕的社會危害性、犯罪主體主觀惡性較輕、較小的人身危險性等。結合國外非預謀殺人的立法經(jīng)驗和我國具體國情及立法傳統(tǒng)，考慮到我國現(xiàn)行刑法對故意殺人罪采用單一罪名的方式作出規(guī)定，筆者認為現(xiàn)階段可采用以司法解釋明確規(guī)定故意殺人罪減輕犯之具體情節(jié)的模式，這些具體情節(jié)范圍主要可包括： 7陳興良：《被害人有過錯的故意殺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從被害與加害的關系切入》，《當代法學》第18 卷第2 期(總第104 期)，118頁

8趙秉志：《死刑改革研究報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125頁

9黃曄：《英美刑法中的謀殺罪與中國刑法中的故意殺人罪》，《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50頁

10儲槐植：《美國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版，177頁

11阮方民：《印度刑法中的殺人罪與謀殺罪及其相互關系》，《杭州大學學報》，第24卷第2期，47頁

1、被害人有重大過錯。《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wěn)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已確立了以下規(guī)則: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被害人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的故意殺人罪的被告人,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在故意殺人罪中，被害人有重大過錯的情況與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殺人案件無論從主觀惡性還是社會危害性來看，是有本質區(qū)別的，根據(j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把被害人有重大過錯的情況列入法定從輕適用情節(jié)的范圍，也是較為合適的。

被害人有重大過錯的，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1）被害人的過錯構成一般的刑事犯罪的；

（2）行為人受被害人的迫害或虐待, 達到不堪忍受的程度, 使行為人的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行為人因受迫害或虐待而產生了絕望的心理, 行為人自己往往也產生了輕生的念頭。行為人正是在這種絕望的心態(tài)下因不堪被害人長期迫害或虐待而殺人。

2、基于被害人請求或者得其囑托殺人的。基于被害人請求或得其承諾而殺人的典型實例就是安樂死。安樂死通常是指為免除患有不治之癥、痛苦難忍、瀕臨死亡的患者的痛苦, 受患者或者其近親屬請求或者囑托而使其無痛苦地死亡。此外, 在相約自殺中, 如果由其中一方殺死對方, 另一方繼而自殺未成, 以故意殺人罪論處, 應屬基于被害人請求或得其承諾的殺人。基于被害人請求或得其承諾的殺人, 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中“ 情節(jié)較輕的”情形, 因為無論是安樂死還是相約自殺, 行為人在主觀上畢竟是為解除患者的痛苦,客觀上也是受患者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請求或者囑托, 因此具有可寬恕性,其行為造成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小。

基于被害人請求或得其承諾的殺人, 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1）被害人有真正想死的愿望, 并且其請求、承諾是明確的、認真的、堅決的。對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癡呆人、醉酒人以及身患絕癥瀕臨死亡陷于昏迷狀態(tài)的人的請求與承諾無效；（2）行為人殺人的目的是出于憐憫, 是為了解除被害人的痛苦, 排除殺人的任何卑鄙動機。

3、生父母殺死新生嬰兒的。生父母殺害親生嬰兒一般都是出于情有可原的動機。包括生母受生產對其造成的精神紊亂的情況, 也包括母所甫生的嬰兒是怪胎、女嬰等情形。父母親往往是出于憐憫、無奈, 有自己的苦衷, 多是違心, 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中的“ 情節(jié)較輕的”情形。

生父母殺死新生嬰兒的, 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1）犯罪主體必須是嬰兒的生父母；（2）犯罪對象必須是行為人所甫生之嬰兒(所謂“甫生”,通說指在出生一周以內。而我國有的學

12者認為生母在分娩后1年內將其親生嬰兒殺害的, 都屬于情節(jié)較輕的故意殺人)。

4、當場激于義憤而殺人的。在義憤支配下殺人, 行為人雖然認識到自己是在實施殺人行為, 沒有完全失去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 并且往往是在強烈的情緒支配下實施這種殺人行為, 但是這時的行為人往往不夠理智, 自我控制力大大減弱, 因此其行為的主觀罪過較小、人身危險性也相對較小。義憤殺人, 被告人的行為畢竟是在激怒的動機下所為, 人非草木, 亦非圣賢, 在被強烈侮辱、暴力挑撥的刺激下, 喪失或部分喪失控制能力是人性的弱點使然, 法律應該對人性弱點作一小讓步, 這樣的法律才更體現(xiàn)人性。因此, 基于義憤殺人的應當認定為故意殺人罪中的“情節(jié)較輕的”情形。

當場激于義憤而殺人的，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1）被告人受到嚴重侮辱或暴力攻擊；

（2）被告人的近親屬受到嚴重侮辱或暴力攻擊；（3）被告人聽到足以使人產生義憤的言辭。

（4）處于義憤殺人一般都限定于“ 當場”的范圍。即行為人在義憤的激情、激怒的支配下, 當場將被害人殺死。也就是說, 在行為人受到強烈刺激而產生激情和實行致命打擊之間不存在著足以使激情冷卻下來的時間差。

5、有其他較輕情節(jié)的。主要指根據(jù)刑法總則的規(guī)定，具有某些法定從輕情節(jié)的殺人犯罪等，考慮到法定從輕的情節(jié)在實踐中根據(jù)不同案件還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可能一一列舉，可在上述情形之外作出概括性規(guī)定，這些情形包括但不限于間接故意殺人、防衛(wèi)過當殺12 趙秉志：《刑法改革問題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版，385頁

人、避險過當殺人等，且有悔罪表現(xiàn)的。

參考書目：

1、趙秉志：《死刑改革研究報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刑事審判參考》系列叢書，法律出版社

3、儲槐植：《美國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版

4、趙秉志：《刑法改革問題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版

5、陳興良：《被害人有過錯的故意殺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從被害與加害的關系切入》，《當代法學》，第18 卷第2 期(總第104 期)

6、黃曄：《英美刑法中的謀殺罪與中國刑法中的故意殺人罪》，《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

7、倪業(yè)群：《論故意殺人罪中“情節(jié)較輕的”情形》，《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6月

8、張沛：《美國刑法關于謀殺罪的規(guī)定兼與我國故意殺人罪的比較——以德克薩斯州刑法典為例》，《法制與社會》2007年第2期

9、趙秉志、鄭延譜：《美國刑法中的死刑限制措施探析——兼及其對我國的借鑒意義》，《江海學刊》，2008年第1期

10、李韌夫：《英國刑法中的謀殺罪》，《法制與社會發(fā)展》，2001年第5期

11、戚仁廣：《英美刑法的謀殺罪與我國故意殺人罪辨析》，《北京聯(lián)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12月

12、馮凡英：《故意殺人罪立法缺陷探析》，《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13、李丹、張銀麗：《從王斌余殺人案看激情犯理論在刑事責任認定中的作用》，《法制與社會》，2007年第2期

14、阮方民：《印度刑法中的殺人罪與謀殺罪及其相互關系》，《杭州大學學報》，第24卷第2期

15、胡云騰：《關于死刑在中國司法實踐中的裁量》，《中英量刑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版

作者聯(lián)系方式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qū)鷺江道268號遠洋大廈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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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故意殺人案刑事判決書

故意殺人案刑事判決

（2006）浦刑初字第174號

公訴機關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王長蕓，女，1962年出生于江蘇省興化市，漢族，初中文化，原系上海錦麗華購物中心營業(yè)員，住上海市浦東新區(qū)川沙鎮(zhèn)南橋路。因本案于2005年9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8日被逮捕。現(xiàn)羈押于浦東新區(qū)看守所。

辯護人胡曉琪、黃修，上海市中廣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檢察院以滬浦檢刑訴（2005）2597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王長蕓犯故意殺人罪，于2006年1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何艷敏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王長蕓及辯護人胡曉琪到庭參加訴訟。現(xiàn)已審理終結。

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檢察院指控，2005年9月15日23時許，被告人王長蕓在其居住的位于本區(qū)川沙鎮(zhèn)南橋路459弄30號402室家中與丈夫黃永明發(fā)生爭吵，黃永明持刀威脅王長蕓，被告人王長蕓用榔頭敲黃永明頭部，繼而折斷黃永明所持刀刃，隨后又先后使用菜刀、水果刀對黃永明砍、刺，致黃永明失血性休克而死亡，被告人王長蕓作案后未離開現(xiàn)場并主動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為證明上述事實，公訴機關當庭宣讀并出示了證人陳尚進、楊威、許瑋等人的證言、檢驗報告、現(xiàn)場勘查筆錄、現(xiàn)場、傷勢、作案工具照片、案發(fā)經(jīng)過、足印鑒定書等，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王長蕓的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有自首情節(jié)，提請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之規(guī)定，對被告人王長蕓定罪處罰。

被告人王長蕓對公訴機關的指控無異議；辯護人提出：

1、被告人王長蕓殺害被害人的行為系防衛(wèi)過當；

2、被告人王長蕓有自首情節(jié)；

3、被告人王長蕓長期遭受被害人黃永明的虐待和暴力摧殘，此次犯罪系事出有因，且被害人的家屬亦對被告人表示諒解；綜上，辯護人建議合議庭對王長蕓從輕、減輕處罰。庭審中，辯護人宣讀了證人許瑋的證言及有關驗傷通知書，并經(jīng)辯護人申請，證人陸蘇寧、黃友明、褚玉妹、王昕到庭作證。

經(jīng)審理查明，2005年9月15日23時許，被告人王長蕓在浦東新區(qū)川沙鎮(zhèn)南橋路459弄30號402室家中，因瑣事與其丈夫黃永明（系吸毒人員）發(fā)生爭執(zhí)，期間，被告人王長蕓持榔頭猛擊黃永明頭部，先后又持菜刀、單刃刀對黃進行砍、刺，致被害人黃永明全身多處裂創(chuàng)，經(jīng)法醫(yī)鑒定，被害人黃永明生前系被他人用銳器刺戳胸、腹部造成胃、脾破裂出血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隨后，當公安人員接警后趕至案發(fā)現(xiàn)場，被告人王長蕓即主動向公安人員供述了上述事實。

以上事實，有下列經(jīng)庭審舉證、質證的證據(jù)證實，本院予以確認：

1、證人陳尚進（系南橋路459弄小區(qū)物業(yè)保安）的證言證實，2005年9月16日凌晨1時許，其在巡邏時聽見有1名男子喊“救命”，其即打“110”報警，后跟隨警察至案發(fā)現(xiàn)場；

2、證人楊威（系南橋路459弄30號301室居民）的證言證實，2005年9月15日晚11點多，聽見樓上傳來吵架聲，后又聽到1名男子喊“救命”；該證言還證實，被告人王長蕓夫婦經(jīng)常吵架，被害人黃永明多次向王長蕓索要錢款；

3、證人許瑋（系被告人之女）的證言及相關的驗傷通知書證實，被害人黃永明一直無業(yè)，且好酒、好賭、吸毒，經(jīng)常向王長蕓索要錢款，并為此經(jīng)常毆打、謾罵其母女，其曾遭黃永明毆打致傷；

4、證人楊桂芳（系被告人居住地居委會調解員）的證言證實，被害人黃永明經(jīng)常向王長蕓要錢，在索要不成的情況下，即對王長蕓毆打，為此，居委會曾多次出面調解；

5、證人張惠蘭（系上海錦麗華購物中心職員）的證言證實，王長蕓上班時身上經(jīng)常有傷；

6、證人黃友明（系被害人黃永明之兄）當庭證言證實，被害人黃永明系吸毒人員，與王長蕓關系不和；黃友明亦當庭表示放棄向被告人提起附帶民事賠償?shù)脑V訟權利；

7、現(xiàn)場勘查筆錄、現(xiàn)場圖、現(xiàn)場照片、作案工具照片證實，案發(fā)現(xiàn)場及作案工具的狀況；

8、尸體檢驗報告證實，黃永明系被銳器刺戳胸、腹部造成胃、脾破裂出血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9、DNA檢驗報告證實，從案發(fā)現(xiàn)場、作案工具、被告人身上等處提取的血樣與被害人黃永明具有相同等位基因型；

10、足印鑒定書證實，從案發(fā)現(xiàn)場提取的現(xiàn)場腳印系被告人王長蕓所留；

11、案發(fā)經(jīng)過、情況說明證實，被告人王長蕓的到案情況；

12、勞動教養(yǎng)決定書證實，被害人黃永明曾因非法持有毒品而被處勞動教養(yǎng)1年6個月；

13、被告人王長蕓的供述。

本院認為，被告人王長蕓持兇器對被害人進行砍、刺、戳，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與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對于辯護人提出被告人王長蕓系防衛(wèi)過當?shù)霓q護意見，經(jīng)查，從被告人王長蕓以前在偵查階段的供述可以證實在其拿榔頭擊打被害人頭部后，沒有證據(jù)證實被害人正在進行不法侵害，而王又先后持2把菜刀、1把單刃刀對被害人實施砍刺，結合證人證言聽到被害人呼叫救命，足以反映被告人王長蕓處于主動攻擊狀態(tài)，由此可見，王的行為并非為了制止不法侵害，其主觀上有殺人的故意，辯護人的相關辯護意見，本院不予采納；另，被告人王長蕓供述系被害人持刀威脅在先，由于該供述缺乏其他證據(jù)予以佐證，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人王長蕓有自首情節(jié)，依法從輕處罰，辯護人要求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意見，本院予以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六十四條之規(guī)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王長蕓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刑期從判決執(zhí)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zhí)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5年9月16日起至2019年9月15日止。）

二、作案工具菜刀二把、黑柄單刃刀一把、羊角榔頭柄一把、羊角榔頭錘體一只，予以沒收。

審判長馬超杰

審判員蘇瓊

人民陪審員馬順山

二OO六年三月二日

書記員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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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殺人罪刑事判決書

第一篇：故意殺人罪刑事判決書

第二篇：故意殺人罪研究

第三篇：故意殺人罪取保候審申請書的格式

第四篇：故意殺人罪法定從輕情節(jié)探討

第五篇：故意殺人案刑事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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