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制史心得資料

通過一個學期的系統學習，對中國法制史有了一個新的全面認識。

中國法制史是法學科學的基礎學科之一，它的研究對象就是中國法律制度的歷史。具體的說就是研究我國有史以來的各個歷史時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質、內容、體系、原則、特點和社會活動中的作用及其產生、發展、演變過程和基本規律。我國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擁有非常燦爛的歷史文化。因此，歷代的統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目的是為了治國安邦的需要，長期以來積累了大量的極其豐富的經驗和教訓。歷史就像一面鏡子，我們應當從中審視自己，找出不足，對前人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的法制文化遺產進行科學的總結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提供重要的歷史借鑒。

在本學期的學習中，我們主要是從縱橫兩個方面來深入學習的。縱向方面，自原始社會默契，開始有了法律萌芽，到進入階級社會出現國家以后，包括各個歷史時期不同類型法律制度。法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是與國家同時出現的。法學界普遍認為我國應當是在夏朝出現了軍隊、警察、監獄和法庭。所以說，最初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或集團出于同志的需要，便把本階級的意志上升為法律，制定各種法規，通過國家政權強制和要求人們遵守，維護統治秩序，調整人們之間和人們與國家政權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在橫向的方面主要是學習了每個歷史時期國家政權的法律制度，著重以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婚姻家庭立法、司法制度為主要學習對象。

作為全國法學學科本科生十四門必修課之一，中國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學習中國法制史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鑒中國歷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華，進一步完善我國法制。

二、有利于提高對社會主義法制優越性的認識，增強自覺遵守法紀的觀念。

三、有利于了解部門法學的淵源，為學好部門法學打下歷史知識的基礎。

中國法制史是一門邊緣科學，它是法學的一個分支，同時又是歷史學中的一門專史。在學習的方法上，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掌握中國法制史發展的歷史階段性。

二、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連續性和因革關系。下面談談我對于進一步發展 中國法制史學的幾點看法：

1、法制史研究需要總體把握與多角度相結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復雜的、深邃的，不能簡單化。恩格斯曾經說過：“歷史好像是一個圓，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線。” 直線只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是整體，不是真實的全部的發展歷程。歷史又像是一座大廈，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徹每個角落，所以需要從多角度進行研究。只有總體把握與多角度相結合沒，才有可能揭示 中國法制史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

2、注意歷史上法律調整功能的多樣性。法制歷史是復雜的，它所反映的社會關系也是復雜的，因此，法律調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樣的。在階級社會中，法制自然擁有對敵對階級反抗進行專政的功能，否則法典中對反、逆、叛等大罪的嚴厲制裁就成為無對象的了。過去，把階級社會法制的功能唯一歸結為階級專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對社會的調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階級社會的法制史說成人類自身解放的歷史。

3、注意理論與史料的統一。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思潮紛至沓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已不再一枝獨秀，出現了多元的百家爭鳴，這是可喜的，但卻缺乏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和應有的理論深度。當然，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也是需要發展的，而理論分析也不是空發議論，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質和其規律性。西方的理論，也值得學習，但要弄懂弄通，真正發揮它的作用。理論要與史料統一，重視史料但不“唯史料論”而是發揮它在實證法制歷史中的價值。

4、使命感與開拓進取。發展 中國法制史學，使 中國法制史學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國，仍是法制史科研隊伍應負的歷史使命，當然不因此而漠視外國學者的貢獻。為了實現這一歷史使命，七十幾位學者用了十九年的時間編出了《 中國法制史》多卷本。為了推進法史學的研究水平，需要積極開拓法制史學的研究領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進取心。

5、謙虛謹慎，自強不息。古人說：“一謙而四益”。面對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確實需要謙虛謹慎，實事求是，自強不息。要承認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進。當然謙虛謹慎絕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對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進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對中青年學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制史學無論在中國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邊緣化的跡象，這就須要總結我們已走過的道路和經驗，更加努力創造新的成就。所謂中心絕不是一枝獨秀，而是要發揮法史界整體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這門基礎學科在培養年輕學子和司法干部中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并對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提供真實的歷史借鑒，這是 中國法制史學生命力的所在。

三、在我國幾千面的歷史進程中，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階段性的發展變化。結合自身的學習過程，我主要是將中國法制史當做一本普通的歷史書來讀，首先讓自己保持濃厚的興趣，對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詳的問題先列下來，然后帶著問題去讀，從教材中找出自己滿意的結論。這樣既學到了知識，又怎強了動手能力和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還得到了成就感和滿足感。避免單純學習法律條文和歷史事件的單調、枯燥、乏味。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它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國不是依法治民。法治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權，這是法治最核心的價值所在 到二０二０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主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扭轉，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財產普遍增加，人民過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會就業比較充分，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備，政府管理和服務水平有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明顯提高，良好道德風尚、和諧人際關系進一步形成；全社會創造活力顯著增強，創新型國家基本建成；社會管理體系更加完善，社會秩序良好；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生態環境明顯好轉；實現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目標，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遵循以下原則：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民主法治，必須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全社會共同建設。十六屆六中全會公報 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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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制史發展歷程的反思與期望

（2005年11月26日上午）

張晉藩

中國法制史是法學的基礎學科。它闡明法學各個分科歷史發展的源流關系，因而較之法學分科的內容更加豐富。法制史學又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屬專門史，因而較之一般歷史學尤為深邃。這就決定了研究中國法制史，既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識，又需要具備法學的功底，因此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但是從古至今研究法制史的學者代有人出，比如說，《漢書·刑法志》以后的歷代刑法志，就是一部法制通史和斷代法制史，是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融合。由于中國古代“刑”與“法”通用，因此認為歷代的刑法志就是歷代的法律制度，并且把刑法史與法律史等同起來進行敘述。這是歷代刑法志的根本缺陷。這種缺陷向我們研究中國法制史提出了任務，即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不僅僅是研究中國古代刑法。

進入20世紀后，日本法學家以中國法制史為研究對象，創造了內容較為寬泛的中國法制史的框架、體例，對于此后30年代的中國法制史學的發展起了重要的影響。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國家觀和法律觀為指導，開始創作新的法制史科學。1950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招收第一批法制史的研究生，共四人，研究外法史和中法史各兩名，留在人大的第二批和第三批法制史研究生有些人已經調走，在座的各位有的就是第四批研究生。1962年招收了類似導師制的研究生，有的一直從事法制史研究到今天。1951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國家與法權歷史教研室，以蘇聯學者編寫的國家與法權通史、蘇維埃國家與法權歷史為基本教材。也是我們當時編寫中國法制史教材的范本。蘇聯學者認為，國家與法權是不能分開的，沒有國家，就沒有法權，因此國家與法權歷史的對象是一樣的。只研究法制史，不研究國家的歷史是不可以的。這樣，在當時的大學里面都開設了國家與法權歷史，包括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所以自清末學堂開設的中國法制史都改成了國家與法權歷史。1956年，已故的盧偉前先生提出，把這個學科仍改回中國法制史的名字，經過會議討論沒能通過。我當時也同意國家與法權歷史這個名字，因為覺得法權這個概念很好，法就是權衡是非的，先秦法家總是把法與度量衡聯系起來。經過整風運動，1961年時，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叫做“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從此，教學秩序要穩定下來。面向教師，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與法權歷史教研室開始編寫《中國國家與法制歷史》這門教材。1963年出版，共三卷，由我和其他三位作者共同完成。這套教材雖然名稱沒有改變，但是內容和體例上有了很大變化。當時蘇聯教科書是分成四部分的，稱之為“四段論”，但是這四個部分之間缺少有機聯系，所以1963年人大的教材打破了這種機械的排列，加重了法權理論的部分。

1979年打倒“四人幫”之后，法學研究進入了新時期。1979年7月，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了。這次會議討論了中國法制史的對象問題，明確了中國法制史就是研究歷史上的法律制度，恢復了中國法制史的名稱，提出法律史應該包括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所以，約定俗成，后來談到法律史時包括了制度史和思想史，盡管并不合理。因此，以后再談到法律史和思想史結合時，用法制文明史比用法律史更好，我覺得法制文明包括了制度史和精神。要提出的一點是，1979年法律史學會上提出要編寫《中國法制史》多卷本，并把這個任務視為法制史研究的一種歷史責任。這是因為改革開放后，我們了解了世界法制史發展狀況以及我們中國法制史的研究成果在世界法制史上的地位。當時已經召開過三次世界（中國）法制史大會，但是并沒有大陸的法制史學者參加，這說明我們的研究成果是不為人所知的。這樣，編寫《中國法制史》多卷本就更具有必要性。我們要把中國法制史中心建立在它的搖籃里。70多名學者用13年的時間完成了這一心愿和歷史責任。從1979年以后，編寫的法制史教材都是按照會議所討論的法制史對象所確定的體例來建構的。但是這一過程并沒有完全解決“以刑代法”、“以刑涵蓋”的現象。所以，1983年召開法律史年會時，我提出研究中國法制史時，要區分法律體系和法典體系，法律體系是“民刑有分，諸法并用”，法典體系是“民刑不分，諸法合體”，對二者，要區別研究和對待。對于中國法制史，一是要從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實際出發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二是研究中國古代立法和司法制度；三是？？？在此過程中也感覺到，用今天的法律概念來概括中國古代的法律實際是否合適這個問題。在1992年普法過程中，我講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民法、刑法、行政法，總覺得不是很合適，但又找不到合適的概念來進行概括，感到很困惑。最近，我有一個新想法，就是力求使這個概括符合法律實際，刑事法律就不用了，中國古代民法改為“民事制定法和習慣法”，經濟法改為“經濟體制運行管理法”，行政法改為“行政運行與職官法”，這樣的改動不一定準確和科學、合適，但是覺得比用現在的部門法來完全代替古代的相應法律更為符合古代法律的實際。這些都是我在法制史發展過程中的一點思考，也是我的自我批判。

20年來，法律史學界的一批新秀成長起來了，他們的著作體現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這是法律史繼續發展和提高的起點。下面，我談自己的一點看法：

第一點是法制史研究要把握總體和多角度研究。歷史是復雜的，不能把復雜的法制史簡單化。恩格斯說：”歷史是一個圓，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線”。直線只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是整體，不是真實的全部發展歷程。歷史又是一坐屋，光源不可能照到屋子的每一個角落。因此，總體把握和多角度研究相結合，才有可能把握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進程和規律性。

第二點要注意歷史上法律調整功能的多樣性，因為，法律關系是社會關系的一種，社會關系是復雜多樣的，所以法律的調整功能和方式也是多樣的。雖然階級社會的法典規定了對階級的專制，但是過去把法的歷史和階級社會的功能單一地規定為階級專政是不科學的，忽視了法律對社會的整體功能，它的調整功能也是多樣的。

第三點是法律史學界的任務，其一是弘揚中國傳統法文化，科學地總結歷史經驗。中國法文化悠久豐富，特別是這座寶庫中有許多跨越時空的民主性的東西，這需要正面的改進和發揚，也是復興中華民族的重要文化內涵。其二是為現實的民主法制建設提供科學的借鑒。重點在“科學”二字，而不是簡單庸俗的移用。其三是方法問題，只要能揭示中國法制史真實進程和規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我讀書時只有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而現在研究法制史的方法是很多的。我覺得從歷史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樣的唯物辯證法在今天仍然是實用的。除此之外，1979年的會上也提出，要把動態研究和靜態研究結合起來，不僅談制度，還要見人物，見思想，見活動。1987年，我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倡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法制史，也設計了一套書，叫《比較法制史研究》。運用歷史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比較方法，只要這個方法是科學的，有助于揭示中國法制史的規律性，就都可以用。第四點是理論和史料問題。改革開放后，理論上出現了多元化的現象，這是可喜的。但是感覺研究法律史學還缺乏有力的理論指導，研究所達到的深度還不夠。西方的理論值得學習，但是要真正弄通它，發揮它的理論價值。學習理論不是空話，而是要和史料統一，重視史料也不是唯史料論，而是發揮它在實證法制歷史中的價值。

第五點是使命感。法制史學發展到今天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現在的狀態，國內和國外的，我們所了解到的，法制史學有被邊緣化的傾向。因此在今天進一步地發展法制史學，進一步牢固地把法律史中心樹立在中國，確實是我們這一代，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歷史使命。上個世紀30年代，漢學中心不是在中國，而是在德國，當時的學者用一生的努力把漢學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了中國，今天牢固地把法律史學中心建立在中國也是我們的歷史任務。需要更深入、更大力地推動法律史學的發展，但不應因此漠視外國學者的貢獻。

法制史學是博大精深的，在它面前，只有謙虛謹慎，實事求是。我從1950年開始接觸法制史，幾十年過去了，我始終對自己的估價是我看到了法律史這個殿堂的門楣，越做學問，越感到學問的艱深。但是謙虛謹慎不等于缺乏自信，不等于忽視已取得的成就和學者們已經做出的貢獻。法制史發展到今天，下一步怎么走，確實需要很好地總結我們已經走過的道路，總結經驗得失，要自強不息地創造新的途徑。雖然法制史學中心在政法大學，但中心決不是一枝獨秀，中心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不是一家干出來的，是團結法律史學界的和法學界所有同仁共同建設的，使這門學科在培養學生、培養司法干部上起到重要作用，為當前民主法制建設提供我們歷史的重要的借鑒。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有那么多的治國和政府管理的經驗，都是很好的東西。中國古代的盛世就是和諧社會，歷來追求的人于自然和人與社會的和諧在法制上都有所表現，對此進行很好的總結是很有價值的。

民為上，社稷次之，君為輕

君為上

名仕為貴 民為輕

依法制國

依法治國

水可載舟 亦可覆舟

以銅為鏡 可以正衣冠 以人為鏡 可以知得失

以史為鏡 可以知興替

暴政 酷刑 11通過一個學期的學習，使我對我國的法制史有了一個全面和新的認識。歷代的統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目的是為了治國安邦的需要，長期以來積累了大量的極其豐富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應該吸其精華，棄其糟粕，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提供重要的歷史借鑒，共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22法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是與國家同時出現的，而夏朝是我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所以法也是從夏朝開始出現。歷經奴隸制社會、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及社會主義社會，法律有了長足的發展和完善，雖說法律是代表統治階級的意志，但是俗話說“無規矩不成方圓”，由于本性和私有制的產生，人們不可能完全以道德觀念來制約自己或者他人不當的行為。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中國古代法制史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不過古代法制史大多代表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古代統治階級確有發出這樣的聲音：“民為上，社稷次之，君為輕”，我們看到得是：“君為上，名仕為貴，民為輕”，制定的諸多嚴酷的法律都是針對底層的百姓，使他們生活于水生火熱之中，最后不不得不揭竿起義。法律體現的是公平公正，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樣才能服人心，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44從古代法制史可以總結出經驗，想要構建和諧社會我們需要的是依法治國，而不是以法治民，以法制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更多表現出的是教化感化作用，而不是嚴刑鎮壓。失去民主，就失去人心，失去人心，更何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第二篇：法制史考試資料整理

一、中國法律起源的特點第一，中國法律產生于古代中國的特殊歷史環境中，它的法律起源具有獨自的特點，即實行

禮法結合。夏王朝將禮法結合，憑借禮的精神統治力量強化法的鎮壓智能，依靠法的強制力

推行禮的規范，從而為統治階級構筑了嚴密的統治羅網，并影響了中國數千年。

第二，中國法律在形成時具有早熟性。同東方早起國家一樣，夏王朝提前跨入文明社會的門

檻，形成了最初的國家與法。

第三，中國法律在形成帶有維護專制王權的特點。自夏奴隸制國家產生依賴，就實行“以農

為本”、“重農抑商” 的政策，從而造成以農業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穩步發展，以及商品經濟發展的相對落后。

第四，因自然經濟的穩固，商品經濟的不發達，加之過早確立君主專制制度以及禮的規范的發展，使中國法律在形成時，就帶有刑事法規發達而民事法規相對落后的特點。由于禮起到

了民事法規的實際調整作用。使得民事法律沒有發展到相應的水平。相反，為維護專制王權

以及種族奴隸制的嚴酷通知，刑法在形成期的夏代法律中居于重要地位。

第五，由于夏代提早跨入階級社會，奴隸制未能充分發展，所以，它的法律在形成時帶有氏

族社會的濃厚色彩，以及貴族宗法統治的顯著特點。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夏代法律，肩負著二位一體的職能，亦即維護奴隸制國家制度與宗法制的統一。

二、西周時期的禮與刑的關系

從宏觀上看，西周時期的“禮”與“刑”都是當時維護社會秩序、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社會

法則。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表里，共同構成了西周社會完整的法律體系。其中，“禮”是積

極、主動的規范，是“禁惡于未然”的預防；“刑”是消極的處罰，是“懲惡于已然”的制

裁。也就是說，“禮”總是從正面主動地提出要求，明確的要求人們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

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作什么。“禮”的功能，重在“教化”。“刑”則相對被動狀態，對

于一切違背“禮”的行為進行刑罰處罰。“刑“的功能，重在制裁。二者關系正如《后漢書·陳

寵傳》所說“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在西周時期，“禮”與“刑”

二者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

三、西周婚姻制度（P37）

在西周時期，婚姻的基本制度可以說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按照宗法的要求，從天子到

珠海到平民百姓，一個男子只能有一個“妻子”，即正妻。除正妻以外，男子還可以合法的擁有數量不等的測試，即“妾”。

四、西周“五聽”審訊方法P39

五、春秋成文法頒布的主要活動。

春秋初期，各諸侯國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葉以后，由于經濟基礎的變革，階級關

系的變化，從而引起法律制度的變革。總的說來，這一時期法律制度的一個重大改革，就

是各諸侯國公布了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成文法。

1、鄭國：鄭國曾兩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鄭國的執政子產，鑒于當時社會關系的變化和舊

禮制的破壞，因而“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

典。第二次是鄭獻公時期，“鄭駟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竹刑，就是把法律條文寫在竹簡上。

這在法律發展史上又是一大進步。

2、晉國：晉國自文公以后，曾四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晉文公稱霸時期，作“被廬之法”。

第二次是趙盾為晉國執政時制定的“常法”。史書記載：趙宣子“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污，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第三次是范宣子制定的刑書。第四次是把范宣子所作并未“宣示下民”的刑書予以公布。

楚國：楚國在春秋時曾兩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楚文王時“作仆區法”。第二次是楚莊王時做茆門法。

六、《法經》內容及歷史意義 P47

七、睡虎地秦墓竹簡P51-P52&秦法制基本特色

八、秦代的行政法律規范P53

九、漢代春秋決獄P85

春秋決獄，是指在審判案件時，如果法律無明文規定，則以儒家的經義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春秋決獄”的要旨是：必須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上無惡念者從輕處理。這里強調審判時應重視行為人在案情中的主觀動機，在著重考察動機的同時，還要依據事實，分別首犯、從犯和已遂、未遂。以《春秋》經義決獄在運作中容易產生流弊，在某種程度上為“擅斷論”提供了不實的依據。

十、法律的儒家化P68

十一、漢代的刑罰改革P79

十二、親親得相首匿

親親得相首匿，指在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隱匿犯罪行為，而且減免刑罰。根據這一原則，卑幼首匿尊親長，不負刑事責任；尊親長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請減免外，其他也不負刑事責任。

十三、三國兩晉官僚特權的法律化P94

（一）確立維護貴族官員的特權制度——“八議”入律和“官當”出現

1，八議 2，官當

（二）九品中正制與任官考績制度

曹操曾經提出過“唯才是舉”的口號，只要有才能的，都可選拔為官。他選擇各地聲

望高的人士出任“中正官”，將當地之士按才能分成九等，由政府按等選任官吏。這是后來實行“九品中正制”的萌芽。

1.九品中正制

綜合士人德才、門第（家世官位高低）所評定的等級，共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這一制度的實行，鞏固了大土地所有制基礎上形成的士族制度，保障了士族壟斷政治統治權的特殊地位。

2.任官考績制度

（三）確認和保護貴族官員按等級占田的特權

法律在確認豪門士族經濟特權的同時，又極力保護封建國家的經濟利益。它成為皇族地主與豪門士族相互依賴和妥協的產物。

1、頒布“占田令”或“均田令”，確認土地等級占有制。

2、實行租調法令，保障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

（四）維護尊卑良賤等級關系的婚姻制度

當時是士族豪門操縱國家政權，封建尊卑良賤等級森嚴，反映在婚姻關系上，則是所謂士庶、良賤不婚。法律保護尊卑士庶良賤的不平等社會關系和士族占有部曲、奴婢的特權。如殺繼母同生母，處死。毆兄姊處徒刑五年。

（五）關于買賣、借貸等法律規范的增多

如生糾紛，官府依“契稅”單據（“文券”上有納稅之紅色印章，稱紅契）為據進行裁決。有關借貸，官府常以強力助放貸者收回本利。

十四、三國兩晉時期刑罰制度的發展變化P97

十五、重罪十條&五服制罪&存留養親P95-96

十六、《永徽律疏》《唐六典》P110-P111

十七、《永徽律疏》的主要內容P112

十八、行政機構設置及行政制度

（一）中央三省六部制

1、三省六部

2、御史臺

3、三師與三公

1、三省六部

（1）唐朝中央政府的實際職權由三省六部來掌理

（2）三省包括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

（3）中書省為中樞決策及最高出令機關，掌管國家機要

（4）門下省專司對各類文書、奏章的審核、封駁

（5）尚書省為最高行政執行機關

（6）六部為尚書省所屬的六個職能部門，包括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三省六部制既有分工，又有制約，既便于皇帝集權，又有利于提高國家行政效能。

三省六部是自西漢以后長期發展形成的中央官制，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審核與貫徹執行。

以皇帝為首的唐代中央官僚機構，在唐高祖武德時期就比較完備地建立起來。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等職官體系

2、御史臺

（1）獨立的監察機構

（2）御史臺分設臺院、殿院、察院

1，臺院設侍御史六名，在朝中行使監察權，主要負責究彈百官、參加大理寺審判以及處理皇帝交辦的案件。

2，殿院設殿中侍御史九名，主要負責對朝儀的監察。

3，察院設監察御史十五名，其中三人專司對尚書省所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職官的監察

（3）唐朝初期地方監察區分為十道（后來增至十五道，監察御史的員額也隨之增加），每一道為一個獨立的監察區，由察院定期派出監察御史負責監察地方州縣官吏。

唐代中央政府的監察機構稱御史臺，御史臺是受理訟案、拘捕犯人、審訊罪犯三位一體的政權機構，故御史臺還置有監獄。臺獄建筑有精舍並為之立碑。開元十一年由殿中侍御史、書法家梁昇卿追書成文而立碑。碑高四尺一寸，廣三尺七寸三分，十八行，行三十字，隸書。額題“御史臺精舍碑六字，篆書。碑文中心思想是勸導關押在臺獄“歲以千計”的罪犯，篤信佛教經義，歸命自保，謀求解脫。

3、三師與三公

（1）三師：太師、太傅、太保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

三師三公

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皆正一品。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非其人則闕。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親王拜者不親事，祭祀闕則攝。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4、九寺五監

九寺：太府（戶部—錢）、司農（戶部—糧）、宗正（禮部—皇族）、太常（禮部—祭祀）、光祿（禮部—膳食）、鴻臚（禮部—外交）、衛尉（兵部—軍器儲備）、太仆（兵部—馬政）、大理（刑部—司法）；

五監：國子（設祭酒、司業）、軍器（兵部—軍器制作，設監）、少府（工部—手工業，設監、少監）、將作（工部—建筑，設大匠、匠）、都水（工部—水利，設使者、丞）

（二）地方州縣體制

1．州縣兩級

2、基層設鄉、里機構

（一）主要行政法規

1、《唐律》中《職制律》

2、《唐六典》

（二）、選任官吏的制度

1．科舉制度的成熟，進一步制度化。

2、有利于在較大范圍內選用人才，擴大統治基礎

（三）對官吏失職、瀆職行為的處罰

1、確定官府員額，不得逾制

2、職司其守，不得無故出界

3、法條嚴密，懲處嚴厲

（四）唐代行政法規的主要特點

特點：

首先包容范圍很廣，體現了唐代法律的完備性

其次行政規范部類齊全，法律結構嚴整，確定程度高，體現了行政法規的成熟性與定型化 再次唐代法律規定的法律制裁一般為刑罰，體現了封建行政法規的殘酷性

由于承襲了禮不上大夫的原則，處罰只適用及嚴重的行政犯罪行為體現了濃厚的封建色彩

十九、唐朝主要刑法適用原則P115—P116

二十、官僚特權 議請減贖 P114

二十一、《重法地法》P142 宋代司法制度特點P147

二十二、《大明律》&《明大誥》P155 明大誥 1.巧立罪名及酷刑

2.嚴刑懲吏為重點。明代刑事立法的發展P163

二十三、廷議P161 廷杖P165

二十四、元清的民族特權的體現p150P196

二十五、會審制度P199 死刑中的存留養嗣等P200

二十六、清末變法修律的主要內容P206-P217 重點

二十七、清末預備立憲P206

二十八、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性質內容 主要特點P229

二十九、北洋政府憲法變遷 P238

三

十、南京國民政府《中華民國憲法》P252 憲政體制

三

十一、工農民主政權憲法性文獻 P272 282 295

三

十二、土地法規的規定 P278 P288 P299

三

十三、馬錫五審判方式P294

第三篇：學習中國法制史心得

大學的第一節課——中國法制史。興致勃勃地邁進教室，卻稀里糊涂地走出教室。說實話，一節課下來基本沒有聽懂老師在講什么。也許因為自己是個理科學生吧！

本著一股倔勁兒，我開始上課認真聽講，下課仔細看課本。就這樣，由開始的聽不懂課，到后來的可以小聲回答老師問題，再到后來的喜歡上中國法制史。這是一個極限的飛躍！

老師的講授使我我明白了，中國法制史是以中國歷史上的法律制度作為研究對象的。它要研究中國法律的起源，各種類型法律制度的性質、特點、作用、發展演變的過程，并分析其利弊得失，探求其規律，以求歷史真實性，進而為當前的法制建設提供前車之鑒和成功經驗。其中不僅包括政府制定的法律規范，還包括在社會生活中起實際規范作用的禮儀制度。例如，蒙古國時期的立法，當時蒙古人采用畏兀兒字母作為本民族的文字，創立了一種名為“大扎撒”的法規。它就是在蒙古族長期歷史中形成的各種習慣和行為規范——“約孫”的基礎上制定而成的。法制史的觸角深入到歷代習慣法、宗族法、家族法、民族法等相關內容。有成文的，如公元前536年，在執政子產的主持下，鄭國曾經“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也有約定俗成而未形成文字的。

在本學期的學習中，主要是從縱橫兩個方面來深入學習的。縱向方面，以歷史發展順序劃分，上至夏朝的法律制度，下至革命根據地民主政權的法制制度。可以知道我國重要的立法活動從夏朝開始，鼎盛于西周，是上古時代的鼎盛王朝，建立了以宗法禮制為核心的政事、民事、刑事法律和司法制度。在橫向方面，每個歷史時期不同政權法律制度的內容主要包括立法概況、指導思想、法律形式、行政、經濟、刑法、民事、婚姻家庭、繼承、軍事、訴訟立法以及司法制度等。

學習中國法制史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鑒中國歷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華，進一步完善我國法制；

二、有利于提高對社會主義法制優越性的認識，增強自覺遵守法紀的觀念；

三、有利于了解部門法學的淵源，為學好部門法學打下歷史知識的基礎。（摘自百度搜索引擎）通過一個學期的學習，我可以基本掌握各朝代的法律知識，在學習中也獲得了不少樂趣。例如，在夏商周時，給違法者穿上不同顏色的衣服，便是在給予他們刑罰。反過來看看我們現在，青年朋友多是以穿個性衣服為時尚，反而違法者倒是統一著裝。這說明我們退步了嗎？我認為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時代的進步才使得人們勇于創新，大膽表現自己。其實對于中國法制史，我們大可以將之作為一部普通的歷史書來學習。這樣就可以在學習中保持一定的興趣，從而輕松掌握法律知識。

第四篇：法制史心得

中國法制史作業4——學習心得

《中國法制史》當成小說，如夢如幻，眨眼即過，多好！但那是不可能的。既然，我們選擇了學習《中國法制史》，就沒有必要自欺欺人，該學的還得學，該懂的還得懂，該記的還得記。然諾大一本書，怎樣才能學好？咱也是第一次捧起《中國法制史》寶書，實事求是，暫且愚見一、二、三

一、把握重點

每一章每一節都有精髓重點，這是我們應該和必須要記住的，也有可以理解領會的，對于無關緊要或耳熟能祥的，要以忽略或不必理會。

例如，第一章第一節，夏朝的建立和奴隸制國家與法的產生，……

開頭，我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這話相信大家也懂，趕緊忽略看下面……

原始社會經歷了原始群和氏族公社兩個階段，這話就應該和必須記住了。如果連這句話都記不住或把它寫成原始社會經歷了燕子群和獅族公社兩個階段，看來應該記學相聲了。接著……

氏族公社的第一階段為母系氏族公社，第二階段為父系氏族公社。這句話，我的理解，先有慈愛，后有仁義。后話類推……

二、勤于歸納總結

這在提高學習效率的同時，盡量避免學習時出現張冠李戴，指鹿為馬等現象，例如，我們在學習各朝代法律制度時，還應明白各個朝代的法學代表人物，重大事件等等。

三、真誠敢言

有的問題答案盡管并不是唯一的，同學們在不偏離原則的基礎上各抒已見是正常的。如我對國民黨“六法全書”的認識。它是只披著文明的“羊皮”卻干著傷天害理的“狼”，無視民主，無視生命，無視道德，良心，成全了反動派爛用權力，壟斷財富，剝削……“六法全書”加速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潰敗，是真理戰勝虛偽，正義戰勝邪惡的必然。

加油，努力，如何在工作、生活、學習三者之間尋求最佳的平衡及發展點，相信廣大的電大學生一定會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中國法制史是法學的基礎學科，它闡明了法學各個分科歷史發展的源流關系，因而較之法學分科的內容更加豐富。中國法制史又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屬專門史，因而較之一般的歷史學尤為深邃。因此決定了研究中國法制史不僅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識還需具備法學的功底，因而是一門艱深的學問。從古到今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學者代有人出，相關的文獻、著作汗牛充棟。

自漢以來正史中大多列有刑法志專章。《漢書》刑法志闡述的中國法律起源論，盡管不夠科學，但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而成書于唐代盛世的《晉書》刑法志，不僅記載了針對漢末律例雜亂無章所進行的帶有總結性的立法工作，并且闡述了律學的成就，及其對立法、司法的重要指導作用。尤其是在論證“畫一之法”與君主“臨事以制”二者的關系上著墨頗多，反映了漢魏以來“法者，天子與天下共之”的理念。歷代刑法志可以說基本上是一部含法制通史與斷代法制史；法制史與法律思想史于一體的法律史學專著。由于中國古代“刑”與“法”通，所謂“刑，法也”，而在君主專制政體下又重刑輕民、重公權輕私權，因此無論是上溯法律的沿革，還是敘述本朝的立法過程，都以刑法為中心。這種將刑法史與法律史等同起來的敘史

方式，無疑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國法制歷史的實際。歷代刑法志的這個根本缺陷，向我們提出了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課題。目前，我承擔的編寫《清史刑法志》課題便將“刑法志”改為“法律志”，并得到清史典志組專家的的認同。

進入20世紀以后，日本法學家以中國法制歷史為研究對象，創造了內容較為寬泛的中國法制史的框架、體例，對于此后半個世紀的中國法制史學的發展起了重要的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國家觀、法律觀為指導，著手創建新的法制史學。1950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招收第一批四位法制史學研究生（外法史二位：胡大展，廈門大學教授，關子健，已經過世；中法史二位，孫炳珠改教憲法，只有我固守中國法制史，在第二批研究生中，留在人大的是張希坡，第三批研究生，留在人大的是高樹蔭，不久改行外調，留在人大的第四批研究生是邱遠猷，不久外調，此后除1962年招收法制史研究生劉海年等四人外，迄至改革開放前，人大再未招收法制史研究生），1951年2月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成立了國家與法權歷史教研室。當時在“一面倒”學習蘇聯的歷史背景下，以蘇聯學者編寫的國家與法權通史、蘇維埃國家與法權歷史為基本教材，和編寫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的范式。蘇聯學者認為沒有國家就沒有法權，所以國家與法權的歷史不應分割，只講法權史是不科學的。基此，清末以來法律學堂開設的中國法制史的課程，一律改為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至于30—40年代的中國法制史著作均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法學著作，而在圖書館塵封起來。1956年有人提出改國家與法權的歷史為中國法制史，由是在小范圍內討論，究竟采用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的名稱還是中國法制史的名稱，即所謂定名之爭。但在當時也只能采用前者，這次爭論沒有引起重視和影響，最后不了了之。

經過整風反右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以后，1961年初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穩定教學秩序，這時人民大學國家與法權歷史教研室開始編寫《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講義，并于1963年出版了《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講義》，共三卷，我負責編寫第一卷“古代部分”，曾憲義、范明辛（已故）編寫第二卷“近代部分”；張希坡編寫第三卷“解放區部分”。這套講義在名稱上雖仍沿襲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的名稱，但在體例上卻有顯著的改進。按蘇聯教材的結構分為四部分：

一、歷史概況；

二、階級結構；

三、國家制度；

四、法權，通稱為“四段論法”，（61年以前，我們編寫的教材大多仿此），但在這次編寫的講義中，我們打破了四段論的機械排列，較大地加重了法律部分。這部教材在文革前曾起了相當的作用。

1979年在法學研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之際，成立了中國法律史學會。在這個會上集中討論了法制史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我提出“要嚴格審定研究的對象和研究的范圍，改進過去存在的對象不清，內容龐雜的傾向”。經過討論，明確了法制史學的研究對象只能是法制而不是國家與法，并與此同時恢復中國法制史的名稱。在研究方法上我提出：“不僅要從典章文獻入手研究法制史，而且要從國家活動中去把握法制的本質與規律……中國法制史也要見人、見思想。” 在這里反映了我在研究方法上力求改變靜態研究的傳統，使靜態研究與動態研究結合起來，既見人物、見思想；也見事件、見活動，還法制歷史生動的本來面貌。在法制史料問題上，我提出：“須要大力發掘、整理、編纂中國法制史的史料，使文獻資料、地下文物、社會調查、歷史檔案、私家筆記等等結合起來，其中也應包括農民起義中發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檄文、告示、口號、規約、教義、軍律等。在浩瀚的中國法制史的史料中，有些需要重新辨偽審定，有些需要酌加注釋，因而也是一項不可等閑視之的科研工作。如果從甲骨文中有關法律問題編起，可以想見其卷帙的繁博。因此，必須組織力量，通盤規劃，分工合作，積極落實。這項工作對于推動中國法制史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始終認為不以豐富的史料為依據的法史研究是空的，但是徒有史料缺乏正確的理論加以分析、運用，也難以發揮史料的價值。

在編寫《中國法制史》多卷本的問題上，我提出：“要以堅實的專題研究為基礎”，并設計了十個專題：“（1）中國國家和法起源的具體途徑；（2）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制度二千多年

來螺旋上升的基礎、歷史作用與深遠影響；（3）儒家（包括宋明理學家）提倡的綱常名教對于立法與司法的影響；（4）以保障家長統治權為中心的家法、族規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5）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成因與它所反映的社會關系；（6）法治、人治、禮治、德治的相互為用；（7）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司法管轄的深入，對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作用；

（8）明清刑名書吏對訴訟的操縱；（9）西方資產階級法制的影響及其在中國的變種；（10）社會主義法制發展的道路和特點；等等。”

為了編成《中國法制史》多卷本，我呼吁法史界同仁，以歷史的使命感來對待。“如果說三十年代漢學的中心在德國，那么今天研究中國法制歷史，其中包括斷代史、專史最活躍的是日本。外國學者熱心研究中國法制史是值得歡迎的，對他們的成果應予重視。但我們自己更應感到肩上擔子的份量，激起奮發圖強的雄心。三十年代我國愛國的歷史學家為了奪回漢學中心，曾經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取得了輝煌的成果，造就了一代卓越的史學家。今天面對尖銳的挑戰，如果我們只滿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讓我們的后代向外國學者學習中國法制史，那豈不是一種罪過！因此，編寫出中國法制史多卷本，是時代的需要，斗爭的需要，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的這個呼吁是有感而發的，1978年美國教授蘭德彰告訴我：“此前，世界召開過三次中國法制史國際研討會，但都未請大陸學者，因為我們只知道楊鴻烈，可是他已過世了。”

以上就是七十年代末我對于中國法制史研究對象、方法、資料、前景的反思。這個反思是經過文革之后痛定思痛的結果，也是在法學春天到來時，在認識上的否定之否定的一種經歷。1981年我撰寫出版了《中國法制史》（第一卷）和1982年我主編的《中國法制史》統編教材，就是當時認識的產物。與此同時，我感到還沒有完全擺脫以刑法涵蓋諸法的束縛。1983年8月在西安召開了法史學會第一屆年會，我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作了發言，提出“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提法應改為?民刑有分，諸法并用?……過去梅因的?古代中國無民法?的觀點影響很大，實際上，古代統治者對財產關系是很重視的，這在立法上也有表現，至少從西周就是這樣，到了宋代則更為重視。清朝的戶部則例就是民法性質的單行法。過去說民事用刑法解決，但許多問題事實上不用刑法，而是用調處解決。然而也應看到，中國古代的確沒有獨立的民法典。”“……中國古代法律體系，到唐代已形成以律為主，并與格、令、式、典、敕、例等形式互相結合，反映了法律調整的多樣性，標志著封建法制的成熟。但我們過去對這方面研究還很不夠……法制史研究要開創新的領域，如行政法史、經濟法史都應研究，道家與釋家對法律的影響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對少數民族的法制史，也應重視。”

西安年會上我的發言有的還不夠準確，更不充分，但它反映了我要根據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來研究法制史的想法，力圖打破傳統的“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思想束縛。此后，我在一系列論著中，詳細分析了法律體系與法典體例的不同，并在實踐中致力于法律體系的研究。1992年出版了由我撰寫的《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一書，就是體現這一認識的成果。此外，還組織撰寫了《中國刑法史稿》、《中國刑法史新論》、《中國行政法史》、《中國民法史》、《清代民法綜論》、《中國民事訴訟制度史》、《中國司法制度史》等專著。

在這個過程中由于一時找不到確切的詞語來概括中國古代的部門法史，因而，只能借用現代部門法的名稱，難免給人以削足適履之感，這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最近在編寫清史法律志時，我將清代民法改為“民事制定法與民事習慣”；經濟法改為“經濟體制與運行管理法”，行政法改為“行政管理與職官法”等等。這種改變也不一定科學，但覺得更能貼近中國古代法制歷史的實際。這可以說是我在認識上又一次否定之否定的經歷。

近二十年來，法制史界一批新秀成長成熟，他們的著作體現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達到了新的水平，是法律史進一步發展的希望所在下面談談我對于進一步發展中國法制史學的幾點看法：

一、法制史研究需要總體把握與多角度相結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復雜的、深邃的，不能簡

單化。恩格斯曾經說過：“歷史好像是一個圓，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線。” 直線只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是整體，不是真實的全部的發展歷程。歷史又像是一座大廈，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徹每個角落，所以需要從多角度進行研究。只有總體把握與多角度相結合沒，才有可能揭示中國法制史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

二、注意歷史上法律調整功能的多樣性。法制歷史是復雜的，它所反映的社會關系也是復雜的，因此，法律調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樣的。在階級社會中，法制自然擁有對敵對階級反抗進行專政的功能，否則法典中對反、逆、叛等大罪的嚴厲制裁就成為無對象的了。過去，把階級社會法制的功能唯一歸結為階級專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對社會的調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階級社會的法制史說成人類自身解放的歷史。

三、法制史學的任務在于弘揚中華傳統法文化，科學的總結歷史經驗。中華法文化是悠久的，內容是豐富的。其中不乏跨越時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從正面加以肯定、闡發，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文化內涵。而為現實的民主法制建設提供歷史借鑒，是法制史學生命力之所在。1986年我在為中央書記處講授法律課，題目就是《談談中國法制歷史的借鑒問題》，1995、1998年我為人大常委所作的法學講座中也都貫穿這一主線。提供歷史借鑒，絕不是簡單庸俗的古為今用，關鍵是在“科學”二字狠下工夫。比如“依法構建和諧社會”的問題，中國法制歷史是有豐富歷史經驗可循的。

四、凡能揭示中國法制歷史真實進程和規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1987年第2期《科研信息》發表了我撰寫的《談談法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其中第一次提出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中國法制史。稍后我在1987年10月27日《光明日報》上發表《開展比較法制史的研究》，1988年《政法論壇》第六期和1989年《政法論壇》第一期連續發表《中外法制歷史比較研究芻議》，意在推動比較法制史研究，為此還進行了長期的組織工作。須要指出：比較的研究方法，建國初期是受到批判的方法，因為最高類型的社會主義法制同西方法制是沒有可比性的。所以我在1987年把比較的方法引入法史研究是認識上的再一次否定之否定。當然從歷史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唯物辯證方法，仍然是我多年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基本依循。目前，許多學者運用各種歷史的、社會的、系統的、比較的方法去研究中國法制史，是可喜的現象，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績。

五、注意理論與史料的統一。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思潮紛至沓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已不再一枝獨秀，出現了多元的百家爭鳴，這是可喜的，但卻缺乏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和應有的理論深度。當然，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也是需要發展的，而理論分析也不是空發議論，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質和其規律性。西方的理論，也值得學習，但要弄懂弄通，真正發揮它的作用。理論要與史料統一，重視史料但不“唯史料論”而是發揮它在實證法制歷史中的價值。

六、使命感與開拓進取。發展中國法制史學，使中國法制史學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國，仍是法制史科研隊伍應負的歷史使命，當然不因此而漠視外國學者的貢獻。為了實現這一歷史使命，七十幾位學者用了十九年的時間編出了《中國法制史》多卷本。為了推進法史學的研究水平，需要積極開拓法制史學的研究領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進取心。

七、謙虛謹慎，自強不息。古人說：“一謙而四益”。面對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確實需要謙虛謹慎，實事求是，自強不息。要承認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進。當然謙虛謹慎絕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對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進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對中青年學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制史學無論在中國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邊緣化的跡象，這就須要總結我們已走過的道路和經驗，更加努力創造新的成就。所謂中心絕不是一枝獨秀，而是要發揮法史界整體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這門基礎學科在培養年輕學子和司法干部中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并對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提供真實的歷史借鑒，這是中國法制史學生命力的所在。

這篇發言，是中國法制史學發展歷程的一個簡介，也是我自己在認識上不斷否定之否定的軌跡，匆匆成文，僅供參考。

第五篇：中國法制史資料

法制史

七出：無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盜竊、妒忌、惡疾。又稱為七去：不順父母，無子，淫，妒，有惡疾，多言，竊盜。丈夫可以七條理由之一休棄妻子。

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與更三年喪，前貧賤后富貴。

西周主要刑事政策：刑罰世輕世重。新世用輕典，盛世用中典，亂世用重典。

秦的定罪量刑原則：1.區分故意與過失2.區分有無犯罪意識3.自首從輕4.規定刑罰時效

5.共犯加重6.合并論罪。

漢代的定罪量刑原則：1.關于尊老憐幼的原則2.關于親屬相隱的原則3.關于貴族官僚有罪先請的原則。

原心定罪：是春秋之義中的一項最為重要的內容，漢儒把它當成司法審判的基本原則。

五服制罪：“五服”制度是中國古代禮制中為死去的親屬服喪的制度。親屬分為五等，由重到輕依次是：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凡親屬之間的犯罪，均根據服制的輕重判斷是否構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輕重，這就是所謂的“準五服以制罪”的定罪量刑原則。“五服制罪”原則實質上是“同罪異罰”。

“登聞鼓”直訴制度：臣民若有重大冤情、不服判決，可以擊鼓鳴冤，直接訴冤于皇帝或欽差大臣。這種制度彌補了絕對禁止越訴的不足，加強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監督，客觀上有利于百姓冤情的上達。

唐朝定罪量刑原則：1.區分公罪與私罪2.老幼廢疾減免刑罰3.同居相隱不為罪4.自首減免刑罰5.共犯區分首從6.再犯累犯加重7.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8.類推原則

翻異別勘：宋代訴訟審判制度的特點重視證據和現場勘查，為重視口供定有“翻異別勘”制度。

明刑弼教：明代立法思想。“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后人簡稱為“明刑弼教”中國封建法制指導思想原則沿著德主刑輔——立法合一——明刑弼教的發展軌道，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重點治國”在“明刑弼教”作為其理論和倫理基礎的前提下，成了明初司法的具體指導思想。

皮廟場：官吏贓至六十兩以上，梟首示眾，剝皮實草。史載：府、州、縣、衛官署左旁特設土地廟，為剝皮場所，俗稱“皮廟場”。

攤攤丁入畝：清朝政府推行攤丁入畝政策，從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以后在各地陸續推行。將人丁應納丁銀按照土地數量平均分配到地賦之中，不再按人頭征稅。這是中國古代財稅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自此以后，延續數千年的人丁稅正式退出歷史舞臺。積極作用在于簡化稅收標準、減輕勞動者的經濟負擔，用法律手段正式廢除了限制人口流動的人丁賦役，使勞動者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有所減弱。

預備立憲：是清政府在1906年以后推行的一場以預備“仿行憲政”為名進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運動（推行了“官制改革”）。企圖以此來緩和內外矛盾和輿論的強大壓力。實行君主立憲的三大好處：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的真實目的在于要求天下臣民“忠君愛國”“尊崇秩序”，“借立憲之名，行斂財之實”。在清末預備立憲活動中產生了兩個重要的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與《十九信條》。

《大清新刑律》的“暫行章程”：1.凡屬意圖謀害皇帝、顛覆政府、圖利敵國以及殺傷尊親屬者死刑仍使用斬刑；2.凡毀棄他人尸首、毀棄尊親屬尸首、挖掘尊親屬墳墓者，最高可處死刑；

3.犯強盜罪者，得因其情節仍處死刑；4.無夫婦女犯和奸之罪及與之奸者，加重處罰；5.對尊親屬有犯，不得使用正當防衛之例。

領事裁判權：又稱為“治外法權”。“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是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在強迫中國與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一種司法特權。凡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其在中國的僑民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依其本國法律裁判。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正式確立于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和隨后的《虎門條約》。

三民主義：1905年11月，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明確提出了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為基本內容的三民主義。（自由、平等、博愛）是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立法思想。民族主義的基本內容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基本內容是“建立民國”；民生主義的基本內容是“平均地權”。

建國三時期說：孫中山的建國三時期說

如何建立憲政國家？

第一時期：軍政時期（3年）——“軍法之治”

第二時期：訓政時期（6年）——“約法之治”

第三時期：憲政時期—————“憲法之治”

《六法全書》：國民黨法學家習慣將國民黨的法規分成憲法，民法，刑法，商法，訴訟法和法院組織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將其匯編在一起，成為《六法全書》，是國民黨政府六種法律的匯編，也是其成文法的總稱，它構成了國民黨政府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六法體系：憲法，民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