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制史學習心得[大全]

學習心得

本學期就要結束了，本課程的學習也接近了尾聲，請你讀讀學習中國法制史的心得體會。此學習心得范圍很廣泛，可以總結學習本課程的方法技巧，可以是對中國法制歷史發展的新認識，也可以是對某一問題的思考，等等。自學習心得強調個人的觀點，嚴禁雷同，字數不少于600字。

通過學習中國法制史，我深深體會到了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儒家精神。

西周的法律制度的特點是禮法一元化，禮就是法，法律的精神就是儒家的，盡管此時儒家并未真正出現。而至春秋戰國，由于法家思想更符合現實，因此法家實際上取得了立法主導思想的地位，法律的精神主要在這一時段主要是法家。中國古代的法律儒家化肇始于漢代，漢武帝之前的法律是法家化的法律以及黃老思想指導下的法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的官方地位，并通過春秋決獄，將儒家思想引入了司法領域。而其后的引經注律更是以儒家經典注釋律文，使法律儒家化。

從魏晉至唐，是儒家思想進入法典的時期，這個時期通過立法行為，儒家思想進入了法典，具體表現有曹魏新律的八議制度，西晉的“準五服以制罪”，南北朝的官當、重罪十條以及存留養親制度的形成，這種禮法和一在唐律中正式形成，形成了“一準乎禮”的《唐律疏議》。

宋以后至清末是中國法制的進一步深化，此時儒家精神在中國法律中已經定型，法律的演進也就限于形式上的演化，直至清末近代化才開始引發新的變化，打破原有“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結構，引入民主憲政理念，逐步去除了法律中的儒家精神。

中國法制史是法學的基礎學科，它闡明了法學各個分科歷史發展的源流關系，因而較之法學分科的內容更加豐富。中國法制史又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屬專門史，因而較之一般的歷史學尤為深邃。因此決定了研究中國法制史不僅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識還需具備法學的功底，因而是一門艱深的學問。從古到今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學者代有人出，相關的文獻、著作汗牛充棟。

自漢以來正史中大多列有刑法志專章。《漢書》刑法志闡述的中國法律起源論，盡管不夠科學，但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而成書于唐代盛世的《晉書》刑法志，不僅記載了針對漢末律例雜亂無章所進行的帶有總結性的立法工作，并且闡述了律學的成就，及其對立法、司法的重要指導作用。尤其是在論證“畫一之法”與君主“臨事以制”二者的關系上著墨頗多，反映了漢魏以來“法者，天子與天下共之”的理念。歷代刑法志可以說基本上是一部含法制通史與斷代法制史；法制史與法律思想史于一體的法律史學專著。由于中國古代“刑”與“法”通，所謂“刑，法也”，而在君主專制政體下又重刑輕民、重公權輕私權，因此無論是上溯法律的沿革，還是敘述本朝的立法過程，都以刑法為中心。這種將刑法史與法律史等同起來的敘史方式，無疑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國法制歷史的實際。歷代刑法志的這個根本缺陷，向我們提出了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課題。目前，我承擔的編寫《清史刑法志》課題便將“刑法志”改為“法律志”，并得到清史典志組專家的的認同。

進入20世紀以后，日本法學家以中國法制歷史為研究對象，創造了內容較為

寬泛的中國法制史的框架、體例，對于此后半個世紀的中國法制史學的發展起了重要的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國家觀、法律觀為指導，著手創建新的法制史學。1950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招收第一批四位法制史學研究生（外法史二位：胡大展，廈門大學教授，關子健，已經過世；中法史二位，孫炳珠改教憲法，只有我固守中國法制史，在第二批研究生中，留在人大的是張希坡，第三批研究生，留在人大的是高樹蔭，不久改行外調，留在人大的第四批研究生是邱遠猷，不久外調，此后除1962年招收法制史研究生劉海年等四人外，迄至改革開放前，人大再未招收法制史研究生），1951年2月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成立了國家與法權歷史教研室。當時在“一面倒”學習蘇聯的歷史背景下，以蘇聯學者編寫的國家與法權通史、蘇維埃國家與法權歷史為基本教材，和編寫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的范式。蘇聯學者認為沒有國家就沒有法權，所以國家與法權的歷史不應分割，只講法權史是不科學的。基此，清末以來法律學堂開設的中國法制史的課程，一律改為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至于30—40年代的中國法制史著作均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法學著作，而在圖書館塵封起來。1956年有人提出改國家與法權的歷史為中國法制史，由是在小范圍內討論，究竟采用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的名稱還是中國法制史的名稱，即所謂定名之爭。但在當時也只能采用前者，這次爭論沒有引起重視和影響，最后不了了之。

經過整風反右等一系列政治運動以后，1961年初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穩定教學秩序，這時人民大學國家與法權歷史教研室開始編寫《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講義，并于1963年出版了《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講義》，共三卷，我負責編寫第一卷“古代部分”，曾憲義、范明辛（已故）編寫第二卷“近代部分”；張希坡編寫第三卷“解放區部分”。這套講義在名稱上雖仍沿襲中國國家與法權歷史的名稱，但在體例上卻有顯著的改進。按蘇聯教材的結構分為四部分：

一、歷史概況；

二、階級結構；

三、國家制度；

四、法權，通稱為“四段論法”，（61年以前，我們編寫的教材大多仿此），但在這次編寫的講義中，我們打破了四段論的機械排列，較大地加重了法律部分。這部教材在文革前曾起了相當的作用。

1979年在法學研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之際，成立了中國法律史學會。在這個會上集中討論了法制史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我提出“要嚴格審定研究的對象和研究的范圍，改進過去存在的對象不清，內容龐雜的傾向”。經過討論，明確了法制史學的研究對象只能是法制而不是國家與法，并與此同時恢復中國法制史的名稱。在研究方法上我提出：“不僅要從典章文獻入手研究法制史，而且要從國家活動中去把握法制的本質與規律……中國法制史也要見人、見思想。” 在這里反映了我在研究方法上力求改變靜態研究的傳統，使靜態研究與動態研究結合起來，既見人物、見思想；也見事件、見活動，還法制歷史生動的本來面貌。

在法制史料問題上，我提出：“須要大力發掘、整理、編纂中國法制史的史料，使文獻資料、地下文物、社會調查、歷史檔案、私家筆記等等結合起來，其中也應包括農民起義中發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檄文、告示、口號、規約、教義、軍律

等。在浩瀚的中國法制史的史料中，有些需要重新辨偽審定，有些需要酌加注釋，因而也是一項不可等閑視之的科研工作。如果從甲骨文中有關法律問題編起，可以想見其卷帙的繁博。因此，必須組織力量，通盤規劃，分工合作，積極落實。這項工作對于推動中國法制史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我始終認為不以豐富的史料為依據的法史研究是空的，但是徒有史料缺乏正確的理論加以分析、運用，也難以發揮史料的價值。

在編寫《中國法制史》多卷本的問題上，我提出：“要以堅實的專題研究為基礎”，并設計了十個專題：“（1）中國國家和法起源的具體途徑；（2）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制度二千多年來螺旋上升的基礎、歷史作用與深遠影響；（3）儒家（包括宋明理學家）提倡的綱常名教對于立法與司法的影響；（4）以保障家長統治權為中心的家法、族規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5）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成因與它所反映的社會關系；（6）法治、人治、禮治、德治的相互為用；（7）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司法管轄的深入，對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作用；（8）明清刑名書吏對訴訟的操縱；（9）西方資產階級法制的影響及其在中國的變種；（10）社會主義法制發展的道路和特點；等等。”

為了編成《中國法制史》多卷本，我呼吁法史界同仁，以歷史的使命感來對待。“如果說三十年代漢學的中心在德國，那么今天研究中國法制歷史，其中包括斷代史、專史最活躍的是日本。外國學者熱心研究中國法制史是值得歡迎的，對他們的成果應予重視。但我們自己更應感到肩上擔子的份量，激起奮發圖強的雄心。三十年代我國愛國的歷史學家為了奪回漢學中心，曾經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取得了輝煌的成果，造就了一代卓越的史學家。今天面對尖銳的挑戰，如果我們只滿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讓我們的后代向外國學者學習中國法制史，那豈不是一種罪過！因此，編寫出中國法制史多卷本，是時代的需要，斗爭的需要，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的這個呼吁是有感而發的，1978年美國教授蘭德彰告訴我：“此前，世界召開過三次中國法制史國際研討會，但都未請大陸學者，因為我們只知道楊鴻烈，可是他已過世了。”

以上就是七十年代末我對于中國法制史研究對象、方法、資料、前景的反思。這個反思是經過文革之后痛定思痛的結果，也是在法學春天到來時，在認識上的否定之否定的一種經歷。1981年我撰寫出版了《中國法制史》（第一卷）和1982年我主編的《中國法制史》統編教材，就是當時認識的產物。與此同時，我感到還沒有完全擺脫以刑法涵蓋諸法的束縛。

1983年8月在西安召開了法史學會第一屆年會，我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作了發言，提出“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提法應改為?民刑有分，諸法并用?……過去梅因的?古代中國無民法?的觀點影響很大，實際上，古代統治者對財產關系是很重視的，這在立法上也有表現，至少從西周就是這樣，到了宋代則更為重視。清朝的戶部則例就是民法性質的單行法。過去說民事用刑法解決，但許多問題事實上不用刑法，而是用調處解決。然而也應看到，中國古代的確沒有獨立的民法典。”“……中國古代法律體系，到唐代已形成以律為主，并與格、令、式、典、敕、例等形式互相結合，反映了法律調整的多樣性，標志著封建法制的成熟。但我們過去對這方面研究還很不夠……法制史研究要開創新的領域，如行政法史、經濟法史都應研究，道家與釋家對法律的影響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對少數民族的法制史，也應重視。”

西安年會上我的發言有的還不夠準確，更不充分，但它反映了我要根據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來研究法制史的想法，力圖打破傳統的“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思想束縛。此后，我在一系列論著中，詳細分析了法律體系與法典體例的不同，并在實踐中致力于法律體系的研究。1992年出版了由我撰寫的《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一書，就是體現這一認識的成果。此外，還組織撰寫了《中國刑法史稿》、《中國刑法史新論》、《中國行政法史》、《中國民法史》、《清代民法綜論》、《中國民事訴訟制度史》、《中國司法制度史》等專著。

在這個過程中由于一時找不到確切的詞語來概括中國古代的部門法史，因而，只能借用現代部門法的名稱，難免給人以削足適履之感，這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最近在編寫清史法律志時，我將清代民法改為“民事制定法與民事習慣”；經濟法改為“經濟體制與運行管理法”，行政法改為“行政管理與職官法”等等。這種改變也不一定科學，但覺得更能貼近中國古代法制歷史的實際。這可以說是我在認識上又一次否定之否定的經歷。

近二十年來，法制史界一批新秀成長成熟，他們的著作體現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達到了新的水平，是法律史進一步發展的希望所在 下面談談我對于進一步發展中國法制史學的幾點看法：

一、法制史研究需要總體把握與多角度相結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復雜的、深邃的，不能簡單化。恩格斯曾經說過：“歷史好像是一個圓，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線。” 直線只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是整體，不是真實的全部的發展歷程。歷史又像是一座大廈，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徹每個角落，所以需要從多角度進行研究。只有總體把握與多角度相結合沒，才有可能揭示中國法制史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

二、注意歷史上法律調整功能的多樣性。法制歷史是復雜的，它所反映的社會關系也是復雜的，因此，法律調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樣的。在階級社會中，法制自然擁有對敵對階級反抗進行專政的功能，否則法典中對反、逆、叛等大罪的嚴厲制裁就成為無對象的了。過去，把階級社會法制的功能唯一歸結為階級專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對社會的調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階級社會的法制史說成人類自身解放的歷史。

三、法制史學的任務在于弘揚中華傳統法文化，科學的總結歷史經驗。中華法文化是悠久的，內容是豐富的。其中不乏跨越時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從正面加以肯定、闡發，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文化內涵。而為現實的民主法制建設提供歷史借鑒，是法制史學生命力之所在。1986年我在為中央書記處講授法律課，題目就是《談談中國法制歷史的借鑒問題》，1995、1998年我為人大常委所作的法學講座中也都貫穿這一主線。提供歷史借鑒，絕不是簡單庸俗的古為

今用，關鍵是在“科學”二字狠下工夫。比如“依法構建和諧社會”的問題，中國法制歷史是有豐富歷史經驗可循的。

四、凡能揭示中國法制歷史真實進程和規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1987年第2期《科研信息》發表了我撰寫的《談談法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其中第一次提出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中國法制史。稍后我在1987年10月27日《光明日報》上發表《開展比較法制史的研究》，1988年《政法論壇》第六期和1989年《政法論壇》第一期連續發表《中外法制歷史比較研究芻議》，意在推動比較法制史研究，為此還進行了長期的組織工作。須要指出：比較的研究方法，建國初期是受到批判的方法，因為最高類型的社會主義法制同西方法制是沒有可比性的。所以我在1987年把比較的方法引入法史研究是認識上的再一次否定之否定。當然從歷史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唯物辯證方法，仍然是我多年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基本依循。目前，許多學者運用各種歷史的、社會的、系統的、比較的方法去研究中國法制史，是可喜的現象，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績。

五、注意理論與史料的統一。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思潮紛至沓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已不再一枝獨秀，出現了多元的百家爭鳴，這是可喜的，但卻缺乏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和應有的理論深度。當然，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也是需要發展的，而理論分析也不是空發議論，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質和其規律性。西方的理論，也值得學習，但要弄懂弄通，真正發揮它的作用。理論要與史料統一，重視史料但不“唯史料論”而是發揮它在實證法制歷史中的價值。

六、使命感與開拓進取。發展中國法制史學，使中國法制史學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國，仍是法制史科研隊伍應負的歷史使命，當然不因此而漠視外國學者的貢獻。為了實現這一歷史使命，七十幾位學者用了十九年的時間編出了《中國法制史》多卷本。為了推進法史學的研究水平，需要積極開拓法制史學的研究領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進取心。

七、謙虛謹慎，自強不息。古人說：“一謙而四益”。面對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確實需要謙虛謹慎，實事求是，自強不息。要承認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進。當然謙虛謹慎絕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對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進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對中青年學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制史學無論在中國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邊緣化的跡象，這就須要總結我們已走過的道路和經驗，更加努力創造新的成就。所謂中心絕不是一枝獨秀，而是要發揮法史界整體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這門基礎學科在培養年輕學子和司法干部中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并對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提供真實的歷史借鑒，這是中國法制史學生命力的所在。精簡成600以上的就好

第二篇：中國法制史-學習心得

通過中國法制史的學習后，使我對中華法系的理解有了更深的認識：在法治思想方面，中國古代法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法律分類方面，則是“民刑不分，以刑治民”的特點。而中國法制的發展歷程大體經歷了四個歷程： 一．產生時期：西周至漢代的法律制度

西周至漢代的法律制度特點是：禮法合一，禮就是法。而至春秋戰國，由于法家思想更符合現實需要，因此法家實際上取得了立法主導思想的地位。中國古代的法律儒家化肇如于漢代，漢武帝之前的法律是法家華的法律以及黃老思想指導下的法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通過春秋決獄，將儒家思想引入了司法領域。二．發展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制度

從魏晉開始，是儒家思想進入法典的時期。具體表現有曹魏新律的八義制度，西晉的“準五服以制罪”，南北朝的官當、重罪十條以及存留養親（親親得相匿首）制度的形成，這種禮法合一制度，成為以后隋唐法律制度的模版。

三．鼎盛時期：隋唐時期的法律制度

隋朝雖然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短暫的封建王朝，但去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重要朝代，特別是在法制建設和司法實踐上為后代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其法制完比較完備，尤其是著名的《開皇律》充分體現了“明法慎刑，刑罰寬緩”的法制特點。為唐律提供的藍本。唐朝是中國古代最鼎盛的朝代，其法律文化也受到當時國際社會的重視，《唐律疏議》其影響及于國外，成為世界法律文化寶庫中的瑰寶。四．極至時期：宋元明清的法律制度

宋以后至清末是中國封建法制進一步深化時期。由于處于封建社會的末期，統治者為加強王權將封建法制發展到極至。直至清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才開始引主民主憲政理念，逐步去除了法律中的儒家精神，并開始將法律分門別類。

由于中國古刑與法通，民刑不分，而在君主專制政體下又重刑輕民、重公權輕私權，因此歷代的法律都是刑法為中心。

第三篇：外國法制史學習心得

外國法制史學習心得

一直以來，都很喜歡歷史。人們常說，讀歷史可以明智。學習歷史，我們就像是以一個“局外人”或者“外行人”的身份和眼光對某些事物進行了解和認識，雖然難免見解淺陋，但是因為旁觀者的身份，所以往往能揭示出些許事物的實質和特點。學習外國法制史也是同樣的感受。作為一個法學專業的學生，我們了解、學習外國的法制史，不僅僅是需要知道在那個我們未曾經歷過的時代各個不同國家、地區或者不同年代的法律制度，我們更需要做的，是從這些制度中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及其至今都閃耀光芒的那些優秀的法治思想或制度，從而得出這些制度中值得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的部分。

縱觀法制史發展至今，我們步履蹣跚地走到現代，回頭看時，漢謨拉比的石頭字跡清晰，雅典的廣場人頭云集，羅馬的市井繁華如夢，中世紀“異端”運動沉渣泛起，大革命的烽火頹然熄滅，法西斯的幽靈若隱若現，《獨立宣言》的光芒強勁而寂寞，每一個腳印都帶著血色。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外國法制史就是外國先人們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歷史。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人類對自我的認識不斷升華的過程。一部外國法制史同時也是一部人類弱肉強食的歷史。那些負載在古老文明上的法系無一例外地被消亡或異化，身不由己地走進了歐美架構的世界中。強法取代弱法，強權統治弱勢，即而今，無論我們愿意與否，我們都不得不與世界“接軌”，因為制定規則的不是我們。為了生存與發展，我們不得不去適應。

對于外國法制史包括資產階級立法思想，其正確性與科學性是我們不得不心生敬佩的。“天賦人權”、“主權在民”、“權力制衡”、“憲法至上”，這與中國先明哲人的思想極具相似，光輝燦爛。但是目前在我國，我們總說要借鑒這些優秀的思想制度，卻只是流于形式，未涉及到根本。要改革，憲法必須崇高，法官必須獨立，不參與任何黨派，人民的監督不能流于形式。只有這樣，法律才能不顧及任何組織和個人的利益而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權力才不能隨心所欲。而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正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和后勁。中國共產黨曾經帶領中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爭取到民族的獨立和自由。現在，黨作為執政黨，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應有此胸懷和膽略接受人民和法律的監督。只有這樣，我們的法治建設之路才能越走越寬。

外國法制史的內容中，羅馬法的內容最讓我印象深刻。羅馬法的博大精深是迄今任何一個法系都難以企及的。羅馬法是近兩千年前古羅馬奴隸制國家的法律制度,在世界法制史上堪稱鴻篇巨制,一直處于一種獨特的地位,迄今綿延兩千載,依然不失為古代法的佼佼者。

走進羅馬法世界，在領略其悠久的歷史，贊嘆其獨特的風格之時，更要閱讀其豐富的內容，從第一部《十二銅表法》到集大成者《國法大全》，從宏大的成文法典到浩瀚的法學論著。羅馬法的內容既充實又豐富，對其的借鑒在世界各國的法律中都可以看到。例如自由人在私法范圍內權利平等原則、契約自由原則、財產權不受限制原則、遺囑自由原則、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訴訟中的不告不理原則等；權利主體中的法人制度，物權中有關所有權的取得與轉讓制度、他物權中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制度；債權中的契約制度、侵權行為的責任原則；以及訴訟制度中的委托代理、抗辯等，這些制度和原則在近現代各國的法典中隨處可見。我國民事立法應該借鑒羅馬法的精華。在民法法典化、物權法、債法、繼承法等方面羅馬法都有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地方。例如，羅馬法的自然法精神在他的私法立法中羅馬法更加注重的是規律而非人的意思，而民法作為私法他就更應該尊重自然法的精神，從而使法能切合現實，體現經濟發展的要求促進經濟的發展。羅馬法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界限明確，其將公法的調整范圍與私法明確的區分開來，從而使法在公法領域能更好的為保護集體利益，而在司法領域能夠更好的保護私人利益，從而達到了集體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完美結合，有利于人民對法的信任和守法。羅馬法關于公法和私法的劃分為民事立法的發展注入了活力，有力的促進了民法的發展，這一劃分方法為后來各國所借鑒。羅馬法把對個人利益的保護作為私法立法的最高準則，從而實現了在司法領域里對公民利益的更有利的保護，提高了公民生產的積極性和對法的崇拜度，從而既有利于經濟的發展繁榮又有利于發展的穩定和社會的穩定。羅馬法對權力的救濟和輔助方式的多樣實現了對公民受損權利的多樣的平衡和保障有利于對公民權利的保護，開創了對受損權利的救濟的先河為我國民事立法所借鑒。羅馬法將一定的浪費人規定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通過保佐人的監督使第三方的利益不至于因為該浪費人的揮霍行為等而受到侵犯的做法值得我國民事立法的借鑒。羅馬法對遺囑方式的多樣的設立，有利于保護不同群體公民的意思表示的執行，從而達到保護不同群體的利益的目的。

此外，在制度方面,羅馬法周密的物權制度真正起到了保護私人財產權的作用。我國《民法通則》還遠遠不夠完善。物權部分在《民法通則》用13條加以規定。它的缺點有兩方面:其一,物權概念不完善,《民法通則》僅注意到所有權,很少涉及他物權。13條規定中屬于所有權的有12條,而涉及他物權的僅1條。其二,僅注意保護國有資產所有權,而對公民私人及社團財產權注意很少。在所有權的規定中,關于其定義、取得方式共有3條,而關于國家及集體所有權的規定為6條,關于個人所有權只有2條,社團所有權只有1條,僅以法條篇幅規定已看出前述兩缺點。物的分類根本未提及,那么構成財產的要素便不明確。這種物權法的明顯不完善使得它的現實操作意義大受影響。我們希望將來制定的物權法應考慮很有影響的羅馬物權法的完整體系,使我國的新物權法能符合真正起到保護私人財產權的作用。

羅馬法以其源遠流長的歷史、別具一格的特色和充實豐富的內容影響了世界法制發展的進程，它不但成為大陸法系的基石，而且對英美法系的發展也起到一定的參照作用。毫無疑問，借鑒羅馬法以及其他優秀法律，有利于完善我國法制的建設。希望有一天我們能看到，在對羅馬法以及外國法制史中各種閃光點的借鑒的基礎之上，我國的各項法律建設，特別是民法建設能攀上新的高度。

參考文獻： 葉秋華：《外國法制史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 年。何勤華：《外國法制史》，法律出版社 于貴信：《古代羅馬史》，吉林大學出版社 江平：《羅馬精神在中國的復興》載于《中國法學》，1995年 周枏：《羅馬法提要》北京大學出版社。

第四篇：中國法制史學習心得

《中國法制史》學習心得

初學《中國法制史》時，我認為這門課是所有法學課程里面最枯燥、最不實用的一門。但是，通過系統的學習，我對中國法制史有了一個新的全面認識。中華法史的博大精深深深吸引了我，學習興趣油然而生。雖然學習的時間不長，但是學習感觸亦頗多。

中國法制史是法學科學的基礎學科之一，它的研究對象就是中國法律制度的歷史。具體的說就是研究我國有史以來的各個歷史時期法律制度的本質、內容、體系、原則、特點和社會活動中的作用及其產生、發展、演變過程和基本規律。《中國法制史》這門課程的特點就在于：它既是法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又是歷史學的一門專史，屬于交叉學科；時間從約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1949年，上下幾千年，跨度較大，歷代的統治者為了治國安邦，制定法律，完善法制，長期以來積累了大量的極其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學習中國法制史就像一面鏡子，我們能從中審視自己，找出不足，對前人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的法制文化遺產進行科學的總結，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提供重要的歷史借鑒。

作為全國法學學科本科生十四門必修課之一，中國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學習中國法制史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鑒中國歷代法律中的一切有

益的精華，進一步完善我國法制。

二、有利于提高對社會主義法制優越性的認識，增強自覺遵守法紀的觀念。

三、有利于了解部門法學的淵源，為學好部門法學打下歷史知識的基礎。

結合自身的學習過程，我主要是將中國法制史當做一本普通的歷史書來讀，首先讓自己保持濃厚的興趣，對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詳的問題先列下來，然后帶著問題去讀，從教材中找出自己滿意的結論。這樣既學到了知識，又怎強了動手能力和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還得到了成就感和滿足感。避免單純學習法律條文和歷史事件的單調、枯燥、乏味。

我認為要學好中國法制史，必須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一，掌握中國法制史發展的歷史階段性。中國法制史的發展可以劃分為：奴隸制法階段、封建制法階段、半殖民地半封建法階段、革命根據地法階段四個階段。從更大的發展階段來說，奴隸制法、封建制法是古代法，1840年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和革命根據地的法是近代法。這是我們學習《中國法制史》這門課首先應該搞清楚的。接著要進一步掌握：在這四個發展階段中，每一個階段又包括哪幾個朝代、時期，各自屬于什么歷史類型的法。課本上的內容經過梳理、整合、歸納后不再紛繁復雜，我們就會學習到一部脈絡清晰、重點明確的中國法律制度發展史。

二，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連續性和因革關系。在我們對

這門課程有了初步的認識并且培養了濃厚的興趣以后，還需要在理論上作更深層次的分析，要掌握每個階段、每個歷史時期法律制度的特點，也就是要進一步把握每一個階段、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什么樣的經濟基礎上的，是代表哪個階級利益的，是在什么法制指導思想指引下形成的。只有這樣，才能夠進一步掌握這一階段或這一時期法律制度的階級本質，并進而把握其特點。

三，謙虛謹慎，自強不息。古人說：“一謙而四益”。面對博大 精深的法制史，確實需要謙虛謹慎，實事求是，自強不息。并對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提供真實的歷史借鑒，這是中國法制史學生命力的所在。

焦四虎

第五篇：中國法制史學習心得.

中國法制史學習心得

通過本人認真地學習中國法制史的全部課程，讓我懂得中國法制史課程主要講述的是中國法律制度的歷史發展。也就是說，中國法制史課程講述的是我國有史以來各個歷史時期法律制度的產生，發展，演變的過程以及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同時，更讓我認識到學好中國法制史這門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學習中國法制史，有利于為學好其他部門法打下堅實的歷史知識基礎。每一個部門法學都有各自的歷史源流，作為法學專業的學生，如果只了解現行的各部門法學，而不知其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應該說這是一個極大的缺憾。學習中國法制史，就是要為學好其他部門法學打下歷史知識的基礎。通過中國法制史的學習，可以了解中國歷史上具體的各種類型的法律制度，從而有利于加深對一些抽象法學命題的理解。同時，對我們研究現行法中的一些問題，能夠進一步開闊思路，得到啟迪。

（二）學習中國法制史，有利于了解中國的法律文化。通過中國法制史學習，使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社會形態，法律對人民所規定的權利是不同。如不管是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人民都不能當家作主，在法律面前也不能人人平等的，有些人還享有特權，比如，在奴隸社會奴隸不是權利主體，而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是會說話的工具，法律允許奴隸主可以將他們隨意買賣、贈予。而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法律強調人人平等，不能搞特權主義，人民是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法制是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人民大眾意志的體

現，它代表著廣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所有這些，都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優越性。通過中國法制史的學習，可以從中受到教育，了解愛國與守法是統一的，從而增強自覺遵守法律的觀念。

（二）學習中國法制史，有利于為我們提供以資借鑒的法制歷史資源。我國是一個文化歷史悠久的國家，又是一個法律文化沒有中斷的國家，法學遺產非常豐富。這些遺產有許多對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和完善現行法制可資借鑒的內容，我們可以從中受到啟迪。同時，通過中國法制史的學習，也可以讓我們除去一些糟粕，避免今后在工作中犯同樣的錯誤。

總之，中國法制史課程是法學學科的一門基礎課。通過學習中國法制史，不僅可以讓我們增加法學基本常識，了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而且提供給我們以資借鑒的法制歷史資源。為此，我們必須全面、認真、系統地學習好中國法制史這門課程，重溫與反思歷史上的法制建設，從中得到一些啟發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