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5.05.31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認識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認定疑難問題探討

史衛忠 李 瑩

【內容提要】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司法實踐中的常見犯罪，如何準確進行司法認定，對檢察機關正確提起公訴意義重大。本文認為，無體物、不動產可以成為本罪的犯罪對象，而因犯罪而產生的物品以及犯罪工具都不是犯罪所得，不能成為本罪的犯罪對象。上游犯罪行為人本人不能構成本罪，至于上游犯罪的共犯則應結合具體司法實踐予以認定。對行為人“明知”的判定，需要結合案件證據和其他事實作出綜合判斷。對本罪情節輕重的把握需要特別注意對情節顯著輕微和情節嚴重的理解。

【關鍵詞】掩飾 隱瞞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 上游犯罪明知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司法實踐中常見、多發犯罪。《刑法修正案

（六）》和《刑法修正案

（七）》連續兩次對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作出修改，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進一步對本罪司法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

一、犯罪對象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

（六）》將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的犯罪對象由“犯罪所得的贓物”修改為“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使得本罪的犯罪對象范圍有所擴大。關于本罪犯罪對象的理解存在以下突出問題：

（一）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涵義

犯罪所得，是指上游犯罪行為人通過犯罪行為所獲得的財物（贓款或贓物），是實施犯罪行為追求的目的物。一切犯罪所得，無論是因犯侵犯財產犯罪所得，還是因犯其他類型犯罪所得，都屬于犯罪所得。對犯罪所得的轉化財物，以及混同于合法財產中的犯罪所得部分，如通過改造、改裝、附合、加工等方式改變犯罪所得形態，將盜竊的棉花制成布料，把搶劫的汽車部件組裝成汽車，都不能導致犯罪所得性質的喪失，仍應認定為犯罪所得。關于犯罪所得的屬性，有體物、動產是核心部分，但無體物、不動產也可以成為犯罪對象。除了物之外，財產上利益，不論是物化的財產上利益還是沒有物化的財產上利益都可以成為本罪的犯罪對象。⑴

犯罪所得收益，是指上游犯罪行為人將犯罪所得用于合法或者非法投資、經營等活動所形成的各種經濟利益。“收益”是針對上游犯罪行為人而言，它既包括上游犯罪行為人將犯罪所得銷售、交換后所得的現金或其他財產性收益，也包括犯罪所得產生的孳息（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如上游犯罪行為人或其他人販賣贓物所獲得的贓款，或者將贓款兌換成其他種類貨幣，都應認定為犯罪所得收益。有論者認為，犯罪所得收益應理解為對犯罪所得進行處理后產生的超過犯罪所得的利潤，⑵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并不正確，因為司法實踐中并不是所有處理犯罪所得的行為都會產生超過犯罪所得的利潤，將犯罪所得低價處置的情況大量存在。如甲盜竊1萬元財物后以1000元低價銷售給他人，這1000元錢顯然屬于犯罪所得收益。

（二）犯罪產生的物品及犯罪工具是否屬于犯罪所得

筆者認為，因犯罪而產生的物品以及犯罪工具（包括犯罪分子為實施犯罪行為制造的物品）都不是犯罪所得，對此類物品實施的掩飾、隱瞞行為，均不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應區分不同的行為方式，認定為包庇罪或者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以及法律規定與該特定物品相關的其他犯罪，或者前罪的共同犯罪等。如走私犯已經將走私物品運入境內，但走私物品尚未脫手時他人幫助走私犯掩飾、隱瞞該物品的行為，本質上屆于妨害司法的行為，可以考慮認定為包庇罪，如果采取了毀滅該物品的方式，則可認定為幫助毀滅證據罪；制造淫穢物品的罪犯將所制造的淫穢物品放在身邊尚未售出，他人幫助罪犯掩飾、隱瞞尚未脫手的該物品的行為，由于制作行為已完成，不宜認定為制作淫穢物品的共犯，但可以根據其主觀目的及行為方式依法認定為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又如，對明知他人銷售偽劣產品而代為銷售的行為，由于銷售行為仍在持續發生過程中，因此應認定為雙方共同犯罪。

（三）違禁品是否應認定為犯罪所得

“否定說”認為，違禁品不能成為贓物犯罪的對象⑶，“肯定說”則認為，違禁品也是贓物，對于窩藏、代為銷售違禁品的行為應區別對待：法律有特別規定的，應將其列為獨立的罪名，如私藏槍支彈藥罪，窩藏毒品罪等；法律沒有規定的，則應定為本罪。⑷我們認為，對此問題應區分是否存在上游犯罪而區別對待。作為上游犯罪行為人通過犯罪所獲得的違禁品應當認定為犯罪所得，行為人實施的掩飾、隱瞞行為與上游犯罪關系緊密，均可依法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沒有必要單獨適用刑法關于違禁品的特別規定。如對于上游犯罪行為人搶劫所獲得的假幣等違禁品實施的掩飾、隱瞞行為，不應認定為持有、使用假幣罪，而應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此外，由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成立必須以上游犯罪成立為前提，如果沒有上游犯罪，行為人單純所有或者占有的違禁品不能認定為犯罪所得，對于此類物品實施的窩藏、轉移、收購等掩飾、隱瞞行為，法律有特別規定的可以認定為相應犯罪，如持有、使用假幣罪、私藏槍支彈藥罪等。

二、上游犯罪的理解

根據《解釋》第四條的規定，“上游犯罪”是指產生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各種犯罪行為。上游犯罪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成立的基礎，在本罪認定中作用至關重要。

（一）上游犯罪的范圍

從罪名上看，關于上游犯罪的最大問題是本罪與洗錢罪的關系應如何界分，司法實踐中存在大量應當以洗錢罪處理的案件最終以本罪處理的情況。為解決這一爭議問題，《解釋》第三條規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掩飾、隱瞞，構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犯罪，同時又構成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或者第三百四十九條規定的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筆者認為，該解釋明確將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洗錢罪與第三百一十二條的關系定位為特別法與一般法的法條競合關系，兩者區分的關鍵在于上游犯罪是否是特定犯罪，而非具體的行為方式。實踐中所有的洗錢行為，只要其對象屬于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的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收益，即應以洗錢罪定罪處罰。⑸今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上游犯罪應包括除洗錢罪、窩藏毒品、毒贓罪以及其他法律有明確規定的犯罪（如非法收購林木罪）以外的一切犯罪。

從行為類型上看，筆者認為，上游犯罪行為人本人不能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雖然國外許多立法中將自洗錢行為作為犯罪規定，但從理論上看，上游犯罪行為人處理其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為，是一種被其先前行為吸收的事后不可罰行為，屬于吸收犯，因此，本犯掩飾、隱瞞自己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為，不能單獨構成本罪，但可以在具體量刑時對前罪從重處罰。需要注意的是，上游犯罪行為人并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成為本罪主體的，例如，從上游犯罪行為人處收購了犯罪所得的人，再將犯罪所得轉賣給他人時，上游犯罪行為人協助進行了居間介紹等行為的，此時上游犯罪行為人事后處置犯罪所得行為的性質已改變，因此可以構成本罪。

（二）上游犯罪共犯的認定

通說認為，上游犯罪包括本罪的教唆犯和幫助犯，而不限于實行犯；上游犯罪的共犯僅應負上游犯罪的刑事責任，不再成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實踐中，應當結合刑法理論和司法解釋對上游犯罪共犯作出準確認定。

1．要正確理解“事前通謀”。我國多個司法解釋中規定，“實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犯罪行為，事前通謀的，以盜竊犯罪共犯定罪處罰。”⑹能否認定為“事前通謀”，還必須準確把握通謀的意思聯絡程度。例如，甲在事前告知丙準備盜竊某類物品，是否可以收買，而丙并未授意實施盜竊也無參與盜竊活動的其他預謀，甲是否盜竊、如何盜竊均未與丙形成合意。在這種情況下，丙對于盜竊行為，其主觀方面僅有被動的認知，而缺乏意志性方面的內容，因此也不能認定為“事前通謀”。⑺

2．要準確把握犯罪既未遂問題。犯罪既未遂對于區分共犯還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具有重要意義。為了與承繼的共同犯罪相區分，上游“犯罪”應當是“已經既遂的犯罪”。行為人在本犯既遂之前故意參與的，應按照共同犯罪處理。如果本犯實施了犯罪行為并取得了贓物，但是還沒有達到既遂時，行為人參與其中應成立共同犯罪。如明知是他人盜竊的存折、信用卡而去取錢，因盜竊存折、信用卡而未取錢或使用并未達到犯罪既遂，因而取款或使用的行為應作為盜竊罪的組成部分，從而認定為盜竊罪共犯而非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三）上游犯罪中“犯罪”的理解

關于上游犯罪中的“犯罪”，存在兩個問題：

1．在實體上犯罪是否要求同時具備犯罪構成四要件。筆者認為，從罪刑法定原則的角度看，這里的“犯罪”應具備犯罪構成的四要件，即行為本身在法律上可作為犯罪進行評價，而不應從行為的實質危害性的角度分析。《解釋》第四條對此明確規定“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三百四十九條規定的犯罪，應當以上游犯罪事實成立為認定前提”，筆者認為，“上游犯罪事實成立”的表述實際上是對上游犯罪必須符合犯罪構成四要件作出了明確規定。司法實踐中常常遇到行為人多次為他人掩飾、隱瞞違法所得，或者同時為多人掩飾、隱瞞違法所得，他人取得贓物的行為只是一般違法行為，但掩飾、隱瞞贓物的行為卻累計達到數額巨大，情節嚴重的程度，有論者主張對這種掩飾、隱瞞贓物行為也應當定罪處罰。⑻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從嚴格罪刑法定原則的角度說，“違法所得”顯然不能等同于“犯罪所得”，當上游不存在犯罪時，對于此類行為并不能認定為犯罪，但可以考慮在刑法修改時對該罪增加“常業犯”的規定。同樣，數人各自違法行為數額沒有達到犯罪構成標準，或者上游犯罪行為人指向的具體犯罪所得均無法確定，而掩飾、隱瞞的數額加在一起達到了上游犯罪定罪數額的，對于掩飾、隱瞞的行為不能認定為犯罪。例如，違法行為人徐某等七人分別在某大學宿舍改造工地內盜竊電線等物品，經鑒定涉案物品共價值人民幣8000余元。犯罪嫌疑人劉某在明知上述物品是盜竊所得的情況下，仍收購上述盜竊所得。因現有證據無法確定每名行為人的違法（犯罪）所得數額，故均不能認定為涉嫌盜竊罪，公安機關只能對八名行為人予以行政拘留。雖然八名盜竊行為人盜竊物品總的盜竊數額經鑒定為8000余元，達到了盜竊罪的定罪標準，但因八名盜竊行為人并非共同犯罪，各個行為人盜竊的物品及價值均無法認定，因而在上游盜竊行為不能認定構成盜竊罪的情況下，也不應將劉某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2．在程序上是否要求上游犯罪已依法作出裁判。《解釋》第四條規定，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證屬實的，不影響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審判。這一規定使上游犯罪是否需裁判之爭告一段落，消除了司法機關辦案中的顧慮。但是筆者認為，在適用該規定時應特別注意，這一規定并未降低對上游犯罪的認定標準，司法機關辦理此類案件應當嚴格審查、慎重把握，只有根據已有證據足以認定上游犯罪事實成立的，才能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實踐中，在上游犯罪行為人不能到案的情況下，案件的證據經常會出現問題。因此，司法實踐中上下游犯罪案件盡可能要并案處理、同步審查，以確保案件公正辦理。對于上游犯罪經依法辦理最終沒有被認定為犯罪的，應當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對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案件及時糾正。

三、主觀方面的理解

（一）“明知”的判定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明知”問題，是司法實踐中認定本罪的最大問題。在以往的司法解釋中，“明知”曾多次解釋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中“應當知道”是否意味著本罪包含過失容易讓人誤解。《解釋》對此沒有采用以往的規定，從而使“明知”概念重歸故意的應有范疇，即“明知”是指明知肯定與明知可能兩種情況。

在司法實踐中，對于“明知”可以區分行為人有罪供述和無罪辯解兩種情況作出不同處理：

1．對于行為人作出有罪供述的，可以結合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已告知其犯罪所得的來源，或者有證據證明其親眼目睹了犯罪過程等證據，足以證明其主觀上的明知，不必進行推定。需要注意的是，行為人的有罪供述往往是“知道不是好來的”，但并不知道是什么犯罪所得，這種情況一般可以認定其主觀明知，但在認定上還要結合案件其他事實作出綜合判斷。

2．對于行為人否認“明知”的情況下，對于“明知”的判斷，應采用推定的方式作出認定。具體推定的方法，理論上有主觀說、客觀說、折中說（通說）。《解釋》也采用了折中說：“明知”應當結合被告人的認知能力，接觸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種類、數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換、轉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進行認定。在司法實踐中，除了《解釋》中的幾種情況，推定“明知”應重點審查以下內容：一是交易的時間、背景，如是否是深夜收購，當地是否剛發生過重大盜竊、搶劫等犯罪案件；二是交易地點、交易方式是否非常隱秘，是否在非公開場所交易；三是交易價格是否明顯低于市場中間價格；四是物品特征是否被拆整為零、改頭換面，有涂改痕跡，或者將新物當舊物甚至廢品處理；五是行為人的職業，如專門從事收購二手手機、電腦等工作的人，注意義務較一般人更高，應履行相應的手續，否則一般能認定為“明知”；六是本犯的一貫表現，贓物犯是否了解本犯的品行。在審查后，應分別列出可證明“明知”的基礎事實和可反駁“明知”的基礎事實進行分析比較，再結合人們一般的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判斷哪一方的事實和理由更為充分可信，最后推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的結論。⑼

（二）認識錯誤問題

《解釋》第一條規定，被告人將刑法洗錢罪規定的某一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誤認為洗錢罪上游犯罪范圍內的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不影響本罪“明知”的認定。因此，行為人在洗錢罪七類上游犯罪的范圍內將此類犯罪所得誤認為彼類犯罪所得的，仍應認定為洗錢罪。但是，對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的認識錯誤，應當如何處理還需要研究。筆者認為，根據我國刑法的認識錯誤理論，本罪的認識錯誤可以區分以下幾種情況處理：（1）行為人將犯罪所得誤認為合法所得的。由于主觀上不存在犯罪故意，不構成犯罪；（2）將合法所得誤認為犯罪所得。雖主觀上具有犯罪故意，但客觀上不可能妨害司法活動，因而原則上不能構成本罪，只有情節嚴重的，才可以認定為本罪的未遂犯；（3）將洗錢犯罪上游犯罪誤認為其他上游犯罪，或者將上游犯罪誤認為洗錢犯罪，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在掩飾、隱瞞犯罪的范圍內可以重合，因此應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不能認定為洗錢罪；（4）將某一上游犯罪誤認為洗錢犯罪以外的其他上游犯罪的，與《解釋》的情況相同，不影響案件的性質，仍應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四、情節輕重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

（六）》除了對犯罪對象要件與行為要件等構成要件層面的重要修改外，對原第三百一十二條增加了一檔法定刑，即“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因此，對于本罪情節的輕與重應如何把握在司法實踐中是個重要問題。

（一）情節顯著輕微，不構成犯罪的適用

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將“收購公安機關通報尋查的贓物或者有贓物嫌疑的物品的”（第五十九條），“明知是贓物而窩藏、轉移或者代為銷售的”（第六十條），作為行政處罰處理，因此本罪認定涉及到犯罪與行政違法的協調問題，也就是涉及到對于危害社會程度即是否“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定量分析。司法機關不宜對只要實施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行為就一概作為犯罪處理，而是應當著眼于行為的“情節”這一因素的考量，行為只有在危害社會的程度嚴重時，才能認定本罪的成立。⑽筆者認為，本罪的認定，應當是從上游犯罪的數額、情節、危害性，行為人是否受過行政處罰、行為次數、阻撓司法機關追查等犯罪情節進行綜合考察，即通過社會危害嚴重性的“定量”決定本罪的“定性”。具體來說，從數額上看，成立本罪應要求犯罪所得數額高于上游犯罪的定罪數額；從后果上看，在上游行為人已經構成犯罪的前提下，如果行為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為對司法活動造成了較為嚴重的干擾，也可以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二）情節嚴重的理解

該罪由于“情節嚴重”的具體認定標準缺失，導致實務部門對于部分案件是否應當認定為情節嚴重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內量刑存在較大分歧。有觀點認為，參考相關司法解釋，行為人實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為，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達到50萬元以上的，基本能夠達到“情節嚴重”的標準。⑾但筆者認為，《解釋》第一條針對的是機動車案件的掩飾、隱瞞行為認定“情節嚴重”而設定的標準，對于其他案件中“情節嚴重”的司法認定具有一定的參考作用但不具有普適性。本罪情節加重犯的．認定須全面綜合考慮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為的時間、空間、對象、方式、次數、人數、數額、行為人的身份、動機、目的、侵犯法益大小等。⑿根據司法實踐經驗，下列情形可以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情節嚴重”：（1）明知是重大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予以掩飾、隱瞞的；（2）上游犯罪涉案數額特別巨大的；（3）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數額特別巨大的；（4）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十次以上的；（5）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無法追回，造成被害人自殺、自殘等嚴重后果的；（6）嚴重妨害司法機關對重大犯罪案件追訴的。

【注釋與參考文獻】

⑴參見鮮鐵可：《論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對象》，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9年第1期。

⑵參見羅鵬飛：《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罪名如何適用》，載2008年4月18日《人民法院報》第5版。

⑶參見高銘暄等編：《中國刑法詞典》，學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731頁。

⑷參見趙秉志主編：《刑法爭議問題研究》（下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9頁。

⑸參見劉為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載彭東主編：《刑事司法指南》2010年第1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頁。

⑹如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油氣、破壞油氣設備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規定“實施前款規定的犯罪行為，事前通謀的，以盜竊犯罪的共犯定罪處罰。”

⑺參見鄒成勇、鄒成志：《如何認定收購贓物與盜竊者有無“事前通謀”》，載2008年04月1 5日《檢察日報》第3版。

⑻轉引自王作富主編：《刑法實務研究（第三版）》（下），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9頁。

⑼參見王曉倩、李增航：《對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中明知的理解》，載2008年7月2日《檢察日報》第3版。

⑽參見史丹如：《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初探》，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⑾參見季煒、嚴妍：《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實踐若干疑難問題探析》，載《福建警察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

⑿參見劉飛、王海：《贓物犯罪加重處罰若干情形的認定》，載2009年2月10日《檢察日報》第3版。

【作者簡介】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副廳長，法學博士；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干部 【文章來源】《人民檢察》2014年第3(下)期

第二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相關法條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

（十四）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可以根據下列不同情形在相應的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1）犯罪情節一般的，可以在三個月拘役至六個月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2）情節嚴重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2、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可以根據犯罪數額等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試行）

（十四）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1、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可以根據下列不同情形在相應的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1）情節一般的，可以在三個月拘役至六個月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2）情節嚴重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

2、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可以根據犯罪數額等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相應刑罰量確定基準刑

（1）每增加一次犯罪，可以增加三個月至六個月刑期；

（2）情節一般的，每增加15000元，可以增加一個月刑期；

（3）情節嚴重的，每增加100000元，可以增加一個月刑期。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與盜竊、搶劫、詐騙、搶

奪機動車相關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一條 明知是盜竊、搶劫、詐騙、搶奪的機動車，實施下列行為之一的，1

第三篇：辯護詞——掩飾隱瞞犯罪所得(銷贓罪)罪輕辯護

辯 護 詞

山東保君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家屬的委托，并指派律師韓東作為被告人牛xx（以下簡稱被告人）的辯護人，律師接受委托后查閱了相關案卷并會見了被告人。辯護人對于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沒有異議。現辯護人根據公訴人的公訴意見以及客觀事實與法律，針對被告人的量刑及處罰提出辯護意見如下：

1、在庭審過程中，被告人自愿認罪，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第九條的相關規定，請法院在量刑時酌情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2、被告人牛xx的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較小，請法院在量刑時酌情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被告人牛xx涉案的金額為18862元，將贓物出售后，被告人只分得了5000元，雖然被告人的行為已經構成了犯罪，但是，涉案金額不大，社會危害性也不大。

3、被告人牛xx的犯罪行為主觀惡性不深，請法院在量刑時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被告人因與另一被告人王杰打電玩、玩游戲，在錢財上兩人經常互相借款，最終被告人王杰仍欠6000余元。當被告人王杰拿出金項鏈時，雖然被告人牛xx意識到了該物品可能是王杰在頭一天晚上搶來的，但是為了能夠得到錢財，被告人選擇了幫助王杰將項鏈賣掉。辯護人認為，被告人的

行為屬于典型的間接故意，其犯罪動機非常單純，為了追求自己的目的，放任了另外一個違法結果的發生。其行為雖然觸犯了法律，但是畢竟與蓄謀已久或者專門從事銷售贓物有著明顯的區別，屬于臨時見財起意，主觀惡性較小。

4、被告人牛xx歸案前一貫表現良好，是初犯、偶犯，沒有前科。

被告人在歸案前是正經的生意人，沒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和不良記錄，更沒有犯罪前科，這次犯罪只是因為見財起意，沒有充分的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是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會危害程度和主觀惡性均與慣犯有著明顯的區別，其法院在量刑時予以充分考慮。

5、被告人牛xx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

被告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無異議，并自愿認罪，這一態度是應當加以肯定的。被告人歸案后，對整個作案過程主動的做了詳細的供述，認罪態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實，積極配合公安機關查清案件的事實，可以看出其有真誠的悔罪表現，比起拒不認罪、負隅頑抗的被告人其社會危害性要小的多。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被告人無論是從主觀的犯罪動機，還是在歸案后的認罪態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無論是社會危害性還是主觀惡性都不大，在這個前提下，法律應對被告人以教育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

意識，以懲罰為輔，給被告人一個改正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故辯護人懇請法院酌情對被告人從輕或減輕處罰。

辯護人：山東保君律師事務所

韓東律師

2010年7月22日

第四篇：所認識的北大

結課論文

——所認識的北大

姓名：烏瓊

班級：工管--1

學號：2012131119

日期：2013年11月

所認識的北大

隨口提及“北大”二字，想必人人都可說出個一二三。然則你先留著，今日，則聽聽我講，講什么？問的好，就講講北大的過去，讓我們重溫一下，昨日所認識的北大。

從哪里開始，才算開頭。不知道，就從開端講吧。話說在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推行“戊戌變法”，主張興建京師大學堂。7月3日，光緒帝批準創建京師大學堂，并任命孫家鼐為首任管學大臣。初定名京師大學堂，中國第一所國立大學，也是中國近代第一個以“大學”身份和名稱建立的學校，其成立標志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開端。

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打入北京后，京師大學堂遭受破壞。轉眼間到了1902年的12月份，京師大學堂得到恢復。兩年后，1904年選派首批47名學生出國留學。想學習點外國的先進知識，到底學的怎么樣則不講，總之走出去了，有想法了。1917年（民國六年），著名教育和民主主義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注入了新的血液，他“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義”，使得北京大學思想解放，學術繁榮，北大從此日新月異。到這里應該或是需要有個大插曲，那就是蔡元培，他和北大。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漢族，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原籍浙江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代表作品《蔡元培自述》;《中國倫理學史》等。發展中國新文化教育事業，建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貢獻，堪稱“學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并舉的教育方針和“尚自然”“展個性”的兒童教育主張。

民國成立后，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進行過初步的民主改革，到1916年，學校面貌發生了一些變化，學生數量增加到1500人。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為北大校長之前，北大已換過五任校長，并未能改變北大的局面，許多人勸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聲名有礙。蔡元培在孫中山等人的支持下，毅然赴任，對北大進行了全面改革。

抱定宗旨、改變校風

大學應該成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蔡元培認為教師不熱心學問，學生把大學當作做官發財的階梯，這是北大“著名腐敗的總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確大學的宗旨，并為師生創造研究高深學問的條件和氛圍。1．改變學生的觀念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發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發表演說，對學生提出三點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長，將“抱定宗旨”置于首位。”以后蔡元培每年在學生開學的時候都要將此重申一遍，1918年他更明確地指出：“大學為 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 所，亦不可視 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 問家之人格。” 2．整頓教師隊伍，延聘積學熱心的教員

教師群體的學術水平是一所大學學術水平的標志，也是把大學建成學術研究機構的重要保證。蔡元培認為要打破北大的舊習慣，不僅在改變學生的觀念，還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他在教師聘任上采取的是“學詣”第一的原則，認為對于具有真才實學，教學熱心，有研究學問的興趣和能力的學者，則不管他的國籍、資格、年齡、思想傾向，都應加以聘任。根據這一原則對北京大學教師隊伍進行充實和整頓，一方面延請學有所成、富有聲譽的專家學者來北京大學任教，一方面辭掉了一些不稱職的中外教師。3，發展研究所，廣積圖書，引導師生研究興趣

蔡元培認為大學不僅是傳授知識的機關，而是要創新知識，推動學術的進步。1922年成立的國學研究所，不僅培養了一大批國學研究人才，其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觀。蔡元培還十分注意豐富圖書館藏，為學術研究創造條件。針對北大圖書館新書偏少，他任校長后第一次公開講話中就強調將來要“籌集款項，多購新書”，以“供學生之參考”。以后李大釗執掌北大圖書館，各類圖書特別是介紹新思想、新學術的圖書得到了充實。4．砥礪德行，培養正當興趣

蔡元培還努力在師生中提倡道德修養。他倡導成立了各種體育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演劇會等，培養學生的正當興趣。對于教師，蔡元培歷來以學識為重，認為個人的品行應由自己負責，學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對于那些即使富有學術聲譽，但私生活糜爛，甚至誘引學生與之墮落的教師，也堅決解聘。

堅持貫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原則，遵循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把學科與教學體制進行改革，擴充文理，改變“輕學而重術”的思想，溝通文理，廢科設系，改年級制為選科制(學分制)。北京大學的改革不僅使自身改變了面貌，也是我國高等教育近代化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這場改革的靈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說著說著就超出了界限，從某種意義上講，蔡元培與北大的感情太深。繼續我們的北大。隨著時間，轉眼到了1919年（民國八年）的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得到了各地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國，發展成為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運動。隨后的1927～1929年間，北大處于動蕩之中，并遭到嚴重摧殘。

傍晚，飯后，手拉之手，在未名湖畔，溜溜圈，找個對湖面的地方，坐下，說說小情話，亦是歡樂無窮啊。看，那遠處的博雅塔，聳立在深處，許下諾言，未嘗不可。

休息后，繼續。北京大學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發祥地、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科學思想的源頭之一，北大為民族的振興和解放、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社會的文明和進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鋒作用。

北京大學百余年來成長了中國幾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先天下的嚴峻思想、剛正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精神魅力。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傳統在北大薪火相傳，構成一種恒遠而不具形的存在。“科學與民主”早已成為這圣地不朽的靈魂。在北大學會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知識，感受更多的卻是北大對一個人人格的熏陶，從這里走出的代代驕子無不都具備“北大”特有的精神氣質。所認識北大，還有，我停了，你繼續吧。

第五篇：我所認識的毛澤東

我所認識的毛澤東 ——觀《走進毛澤東》有感

眾所周知，毛澤東不僅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理論家，他還是一位學問家，詩人，書法家等等。他為我們黨和中華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名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他是一個手不釋卷而又不唯書的人，他喜歡讀書，而且善于讀書，這使得他的見解高于其他人。

他平易近人，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就像父親對待孩子那樣，是那么的和藹可親，對家鄉的山，水，人民充滿了情感。

他傾其一生，領導了前無古人、艱辛備至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他跟隨歷史來引導歷史，帶領人民來解救人民，建立了自由、民主、獨立的新中國，讓地球的東方巍然屹立起光耀世界的民族燈塔；他付出了自身的一切，又連同自己的庭，七位親人先后“留取丹心照汗青”。誰能想象在建國后的“萬歲”家庭還會送子朝鮮戰場，再續悲壯英雄歌：“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尸還”。什么是無欲剛剛，什么是無私奉獻，什么是舉世無雙，什么是無與倫比?恐怕只有在飽嘗了“華人與狗不能入內”的國恥、又充分了解毛澤東之后，才能真正意會而仍然難以言表。

他不是一個普通人，“他是一個比鋼鐵還要硬的人”。求學路上，他挑著行李步行到湘鄉；面對失學，他在圖書館苦讀半載；人民受辱，他奮筆疾書九天十一稿；代表大會上，他的提議一再被駁回；反圍剿時，他的見解也一再被忽視；苦悶的征途中，他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征戰的歲月里，他欲與天公試比高；故地重游，他遙想當年，勇氣登頂望空。

有人說，一個人之所以能成為偉人，是以為他立志要成為偉人。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