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第17批指導性案例(精)

最高人民法院第17批指導性案例

指導案例88號:張道文、陶仁等訴四川省簡陽市人民政府侵犯客運人力三輪車經營權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7年11月15日發布 關鍵詞:行政/行政許可/期限/告知義務/行政程序/確認/違法判決

裁判要點:1.行政許可具有法定期限,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時,應當明確告知行政許可的期限,行政相對人也有權利知道行政許可的期限。2.行政相對人僅以行政機關未告知期限為由,主張行政許可沒有期限限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時沒有告知期限,事后以期限屆滿為由終止行政相對人行政許可權益的,屬于行政程序違法,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判決撤銷被訴行政行為。但如果判決撤銷被訴行政行為,將會給社會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秩序帶來明顯不利影響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確認被訴行政行為違法。

相關法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89條第1款第2項 基本案情

1994年12月12日,四川省簡陽市人民政府(以下簡稱“簡陽市政府”以通告的形式,對本市區范圍內客運人力三輪車實行限額管理。1996年8月,簡陽市政府對人力客運老年車改型為人力客運三輪車(240輛的經營者每人收取了有償使用費3500元。1996年11月,簡陽市政府對原有的161輛客運人力三輪車經營者每人收取了有償使用費2000元。從1996年11月開始,簡陽市政府開始實行經營權的有償使用,有關部門也對限額的401輛客運人力三輪車收取了相關的規費。1999年7月15日、7月28日,簡陽市政府針對有償使用期限已屆滿兩年的客運人力三輪車,發布《關于整頓城區小型車輛營運秩序的公告》(以下簡稱《公告》和《關于整頓城區小型車

輛營運秩序的補充公告》(以下簡稱《補充公告》。其中,《公告》要求“原已具有合法證照的客運人力三輪車經營者必須在1999年7月19日至7月20日到市交警大隊辦公室重新登記”,《補充公告》要求“經審查,取得經營權的登記者,每輛車按8000元的標準(符合《公告》第六條規定的每輛車按7200元的標準交納經營權有償使用費”。張道文、陶仁等182名客運人力三輪車經營者認為簡陽市政府作出的《公告》第六條和《補充公告》第二條的規定形成重復收費,侵犯其合法經營權,向四川省簡陽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判決撤銷簡陽市政府作出的上述《公告》和《補充公告》。

裁判結果

1999年11月9日,四川省簡陽市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以(1999簡陽行初字第36號判決維持市政府1999年7月15日、1999年7月28日作出的行政行為。張道文、陶仁等不服提起上訴。2000年3月2日,四川省資陽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以(2000資行終字第6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001年6月13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以(2001川行監字第1號行政裁定指令四川省資陽市(原資陽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進行再審。2001年11月3日,四川省資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2001資行再終字第1號判決撤銷原一審、二審判決,駁回原審原告的訴訟請求。張道文、陶仁等不服,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2002年7月11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2002川行監字第4號駁回再審申請通知書。張道文、陶仁等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2016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審本案。2017年5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6最高法行再81號行政判決:

一、撤銷四川省資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01資行再終字第1號判決;

二、確認四川省簡陽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關于整頓城區小型車輛營運秩序的公告》

和《關于整頓城區小型車輛營運秩序的補充公告》違法。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涉及到以下三個主要問題: 關于被訴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問題。從法律適用上看,《四川省道路運輸管理條例》第4條規定“各級交通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營業性車輛類型的調整、數量的投放”和第24條規定“經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批準,客運經營權可以實行有償使用。”四川省交通廳制定的《四川省小型車輛客運管理規定》(川交運〔1994〕359號第八條規定:“各市、地、州運管部門對小型客運車輛實行額度管理時,經當地政府批準可采用營運證有償使用的辦法,但有償使用期限一次不得超過兩年。”可見,四川省地方性法規已經明確對客運經營權可以實行有償使用。四川省交通廳制定的規范性文件雖然早于地方性法規,但該規范性文件對營運證實行有期限有償使用與地方性法規并不沖突。基于行政執法和行政管理需要,客運經營權也需要設定一定的期限。從被訴的行政程序上看,程序明顯不當。被訴行政行為的內容是對原已具有合法證照的客運人力三輪車經營者實行重新登記,經審查合格者支付有償使用費,逾期未登記者自動棄權的措施。該被訴行為是對既有的已經取得合法證照的客運人力三輪車經營者收取有償使用費,而上述客運人力三輪車經營者的權利是在1996年通過經營權許可取得的。前后兩個行政行為之間存在承繼和連接關系。對于1996年的經營權許可行為,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許可等授益性行政行為時,應當明確告知行政許可的期限。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時,行政相對人也有權知曉行政許可的期限。行政機關在1996年實施人力客運三輪車經營權許可之時,未告知張道文、陶仁等人人力客運三輪車兩年的經營權有償使用期限。張道文、陶仁等人并不知道其經營權有償使用的期限。簡陽市政府1996年的經營權許可在程序上存在明顯不當,直接導致與其存在前后承繼關系的本案被訴行政行為的程序明顯不當。

關于客運人力三輪車經營權的期限問題。申請人主張,因簡陽市政府在1996年實施人力客運三輪車經營權許可時未告知許可期限,據此認為經營許可是無期限的。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簡陽市政府實施人力客運三輪車經營權許可,目的在于規范人力客運三輪車經營秩序。人力客運三輪車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公共資源配置方式,設定一定的期限是必要的。客觀上,四川省交通廳制定的《四川省小型車輛客運管理規定》(川交運〔1994〕359號也明確了許可期限。簡陽市政府沒有告知許可期

限,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但申請人僅以此認為行政許可沒有期限限制,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關于張道文、陶仁等人實際享受“惠民”政策的問題。簡陽市政府根據當地實際存在的道路嚴重超負荷、空氣和噪聲污染嚴重、“臟、亂、差”、“擠、堵、窄”等問題進行整治,符合城市管理的需要,符合人民群眾的意愿,其正當性應予肯定。簡陽市政府為了解決因本案訴訟遺留的信訪問題,先后作出兩次“惠民”行動,為實質性化解本案爭議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其后續行為也應予以肯定。本院對張道文、陶仁等人接受退市營運的運力配置方案并作出承諾的事實予以確認。但是,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時必須恪守依法行政的原則,確保行政權力依照法定程序行使。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簡陽市政府作出《公告》和《補充公告》在行政程序上存在瑕疵,屬于明顯不當。但是,慮及本案被訴行政行為作出之后,簡陽市城區交通秩序得到好轉,城市道路運行能力得到提高,城區市容市貌持續改善,以及通過兩次“惠民”行動,絕大多數原401輛三輪車已經分批次完成置換,如果判決撤銷被訴行政行為,將會給行政管理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帶來明顯不利影響。最高人民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八條有關情況判決的規定確認被訴行政行為違法。

(生效裁判審判人員:梁鳳云、王海峰、仝蕾

指導案例89號:“北雁云依”訴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分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記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7年11月15日發布 關鍵詞:行政/公安行政登記/姓名權/公序良俗/正當理由

裁判要點:公民選取或創設姓氏應當符合中華傳統文化和倫理觀念。僅憑個人喜好和愿望在父姓、母姓之外選取其他姓氏或者創設新的姓氏,不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九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二條的解釋》第二款第三項規定的“有不違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當理由”。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99條第1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22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九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二條的解釋》

基本案情

原告“北雁云依”法定代理人呂曉峰訴稱:其妻張瑞崢在醫院產下一女取名“北雁云依”,并辦理了出生證明和計劃生育服務手冊新生兒落戶備查登記。為女兒辦理戶口登記時,被告濟南市公安局歷下區分局燕山派出所(以下簡稱“燕山派出所”不予上戶口。理由是孩子姓氏必須隨父姓或母姓,即姓“呂”或姓“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關于姓名權的規定,請求法院判令確認被告拒絕以“北雁云依”為姓名辦理戶口登記的行為違法。

被告燕山派出所辯稱:依據法律和上級文件的規定不按“北雁云依”進行戶口登記的行為是正確的。《民法通則》規定公民享有姓名權,但沒有具體規定。而2009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舉行新聞發布會,關于夫妻離異后子女更改姓氏問題的答復中稱,《婚姻法》第二十二條是我國法律對子女姓氏問題作出的專門規定,該條規定子女可以隨父姓,可以隨母姓,沒有規定可以隨第三姓。行政機關應當依法行政,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行為,行政機關就不能實施,原告和行政機關都無權對法律作出擴大化解釋,這就意味著子女只有隨父姓或者隨母姓兩種選擇。從另一個角度講,法

律確認姓名權是為了使公民能以文字符號即姓名明確區別于他人,實現自己的人格和權利。姓名權和其他權利一樣,受到法律的限制而不可濫用。新生嬰兒隨父姓、隨母姓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習俗,這種習俗標志著血緣關系,隨父姓或者隨母姓,都是有血緣關系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近親結婚,但是姓第三姓,則與這種傳統習俗、與姓的本意相違背。全國各地公安機關在執行《婚姻法》第二十二條關于子女姓氏的問題上,標準都是一致的,即子女應當隨父姓或者隨母姓。綜上所述,拒絕原告法定代理人以“北雁云依”的姓名為原告申報戶口登記的行為正確,懇請人民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北雁云依”出生于2009年1月25日,其父親名為呂曉峰,母親名為張瑞崢。因酷愛詩詞歌賦和中國傳統文化,呂曉峰、張瑞崢夫婦二人決定給愛女起名為“北雁云依”,并以“北雁云依”為名辦理了新生兒出生證明和計劃生育服務手冊新生兒落戶備查登記。2009年2月,呂曉峰前往燕山派出所為女兒申請辦理戶口登記,被民警告知擬被登記人員的姓氏應當隨父姓或者母姓,即姓“呂”或者“張”,否則不符合辦理出生

登記條件。因呂曉峰堅持以“北雁云依”為姓名為女兒申請戶口登記,被告燕山派出所遂依照《婚姻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于當日作出拒絕辦理戶口登記的具體行政行為。

該案經過兩次公開開庭審理,原告“北雁云依”法定代理人呂曉峰在庭審中稱:其為女兒選取的“北雁云依”之姓名,“北雁”是姓,“云依”是名。

因案件涉及法律適用問題,需送請有權機關作出解釋或者確認,該案于2010年3月11日裁定中止審理,中止事由消除后,該案于2015年4月21日恢復審理。

裁判結果

濟南市歷下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5日作出(2010歷行初字第4號行政判決:駁回原告“北雁云依”要求確認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絕以“北雁云依”為姓名辦理戶口登記行為違法的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并送達后,原被告雙方均未提出上訴,本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九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二條的解釋》。該立法解釋規定:“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權。公民行使姓名權,還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公民原則上應當隨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選取姓氏:(一選取其他直系長輩血親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扶養人以外的人撫養而選取撫養人姓氏;(三有不違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當理由。少數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從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

本案不存在選取其他直系長輩血親姓氏或者選取法定扶養人以外的撫養人姓氏的情形,案件的焦點就在于原告法定代理人呂曉峰提出的理由是否符合上述立法解釋第二款第三項規定的“有不違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當理由”。首先,從社會管理和發展的角度,子女承襲父母姓氏有利于提高社會管理效率,便于管理機關和其他社會成員對姓氏使用人的主要社會關系進行初步判斷。倘若允許隨意選取姓氏甚至恣意創造姓氏,則會增加社會管理成本,不利于社會和他人,不利于維護社會秩序和實現社會的良性管控,而且極易使社會管理出現混亂,增加社會管理的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其次,公民選取姓氏涉及公序良俗。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姓名”中的“姓”,即姓氏,主要來源于客觀上的承襲,系先祖所傳,承載了對先祖的敬重、對家庭的熱愛等,體現著血緣傳承、倫理秩序和文化傳統。而“名”則源于主觀創造,為父母所授,承載了個人喜好、人格特征、長輩愿望等。公民對姓氏傳承的重視和尊崇,不僅僅體現了血緣關系、親屬關系,更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傳統、倫理觀念、人文情懷,符合主流價值觀念,是中華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載體和鏡像。公民原則上隨父姓或者母姓,符合中華

傳統文化和倫理觀念,符合絕大多數公民的意愿和實際做法。反之,如果任由公民僅憑個人意愿喜好,隨意選取姓氏甚至自創姓氏,則會造成對文化傳統和倫理觀念的沖擊,違背社會善良風俗和一般道德要求。再次,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權,公民行使姓名權屬于民事活動,既應當依照《民法通則》第九十九條第一款和《婚姻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還應當遵守《民法通則》第七條的規定,即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通常情況下,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選取姓氏的行為,主要存在于實際撫養關系發生變動、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維護個人人格尊嚴等情形。本案中,原告“北雁云依”的父母自創“北雁”為姓氏、選取“北雁云依”為姓名給女兒辦理戶口登記的理由是“我女兒姓名‘北雁云依’四字,取自四首著名的中國古典詩詞,寓意父母對女兒的美好祝愿”。此理由僅憑個人喜好愿望并創設姓氏,具有明顯的隨意性,不符合立法解釋第二款第三項的情形,不應給予支持。

(生效裁判審判人員:任軍、白楊、錢昕

指導案例90號:貝匯豐訴海寧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道路交通管理行政處罰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7年11月15日發布 關鍵詞:行政/行政處罰/機動車讓行/正在通過人行橫道

裁判要點:禮讓行人是文明安全駕駛的基本要求。機動車駕駛人駕駛車輛行經人行橫道,遇行人正在人行橫道通行或者停留時,應當主動停車讓行,除非行人明確示意機動車先通過。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對不禮讓行人的機動車駕駛人依法作出行政處罰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相關法條:《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條第1款 基本案情

原告貝匯豐訴稱:其駕駛浙F1158J汽車(以下簡稱“案涉車輛”靠近人行橫道時,行人已經停在了人行橫道上,故不屬于“正在通過人行橫道”。而且,案涉車輛經過的西山路系海寧市主干道路,案發路段車流很大,路口也沒有紅綠燈,如果只要人行橫道上有人,機動車就停車讓行,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通行效率。所以,其可以在確保通行安全的情況下不停車讓行而直接通過人行橫道,故不應該被處罰。海寧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以下簡稱“海寧交警大隊”作出的編號為***5的公安交通管理簡易程序處罰決定違法。貝匯豐請求:撤銷海寧交警大隊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

被告海寧交警大隊辯稱:行人已經先于原告駕駛的案涉車輛進入人行橫道,而且正在通過,案涉車輛應當停車讓行;如果行人已經停在人行橫道上,機動車駕駛人可以示意行人快速通過,行人不走,機動車才可以通過;否則,構成違法。對貝匯豐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請求判決駁回貝匯豐的訴訟請求。

法院經審理查明:2015年1月31日,貝匯豐駕駛案涉車輛沿海寧市西山路行駛,遇行人正在通過人行橫道,未停車讓行。海寧交警大隊執法交警當場將案涉車輛截停,核實了貝匯豐的駕駛員身份,適用簡易程序向貝匯豐口頭告知了違法行為的基本事實、擬作出的行政處罰、依據及其享有的權利等,并在聽取貝匯豐的陳述和申辯后,當場制作并送達了公安交通管理簡易程序處罰決定書,給予貝匯豐罰款100元,記3分。貝匯豐不服,于2015年2月13日向海寧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3月27日,海寧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復議決定書,維持了海寧交警大隊作出的處罰決定。貝匯豐收到行政復議決定書后于2015年4月14日起訴至海寧市人民法院。

裁判結果

浙江省海寧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1日作出(2015嘉海行初字第6號行政判決:駁回貝匯豐的訴訟請求。宣判后,貝匯豐不服,提起上訴。浙江省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2015浙嘉行終字第52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首先,人行橫道是行車道上專供行人橫過的通道,是法律為行人橫過道路時設置的保護線,在沒有設置紅綠燈的道路路口,行人有從人行橫道上優先通過的權利。機動車作為一種快速交通運輸工具,在道路上行駛具有高度的危險性,與行人相比處于強勢地位,因此必須對機動車在道路上行駛時給予一定的權利限制,以保護行人。其次,認定行人是否“正在通過人行橫道”應當以特定時間段內行人一系列連續行為為標準,而不能以某個時間點行人的某個特定動作為標準,特別是在該特定動作不是行人在自由狀態下自由

www.tmdps.cnA20010074.2，品種權人為萊州市金海農作物研究有限公司。2010 年 1 月 8 日，品種權人授權萊州市金海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海種業公司”）獨家生產經營玉米雜 交種“金海 5 號”，并授權金海種業公司對擅自生產銷售該品種的侵權行為，可以以自己的 名義獨立提起訴訟。2011 年，張掖市富凱農業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富凱公司”）在張掖市甘州區沙井鎮古城村八社、十一社進行玉米制種。金海種業公司以富凱公司的制種 行為侵害其“金海 5 號”玉米植物新品種權為由向張掖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張掖中 院”）提起訴訟。張掖中院受理后，根據金海種業公司的申請，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對沙井 鎮古城村八社、十一社種植的被控侵權玉米以活體玉米植株上隨機提取玉米果穗，現場封存 的方式進行證據保全，并委托北京市農科院玉米種子檢測中心對被提取的樣品與農業部植物 新品種保護辦公室植物新品種保藏中心保存的“金海 5 號”標準樣品之間進行對比鑒定。該 鑒定中心出具的檢測報告結論為“無明顯差異”。張掖中院以構成侵權為由，判令富凱公司承擔侵權責任。富凱公司不服，向甘肅省高級 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甘肅高院”）提出上訴，甘肅高院審理后以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裁定發回張掖中院重審。案件發回重審后，張掖中院復函北京市農科院玉米種子檢測中心，要求對 “JA2011-098-006” 號結論為 “無明顯差異” 的檢測報告給予補充鑒定或說明。該中心答復： “待測樣品與農業部品種保護的對照樣品金海 5 號比較，在 40 個點位上，僅有 1 個差異位 點，依據行業標準判定為近似，結論為待測樣品與對照樣品無明顯差異。這一結論應解讀為： 依據 DNA 指紋檢測標準，將差異至少兩個位點作為判定兩個樣品不同的充分條件，而對差異 位點在兩個以

下的，表明依據該標準判定兩個樣品不同的條件不充分，因此不能得出待測樣 品與對照樣品不同的結論。”經質證，金海種業公司對該檢測報告不持異議。富凱公司認為 檢驗報告載明差異位點數為“1”，說明被告并未侵權，故該檢測報告不能作為本案證據予以 采信。裁判結果 張掖市中級人民法院以（2012）張中民初字第 28 號民事判決，判令：駁回萊州市金海 種業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萊州市金海種業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訴。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 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作出（2013）甘民三終字第 63 號民事判決：

一、撤銷張掖市中級人民 法院（2012）張中民初字第 28 號民事判決。

二、張掖市富凱農業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立即停 止侵犯萊州市金海種業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種權的行為，并賠償萊州市金海種業有限公司經濟 損失 50 萬元。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決認為： 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為商業目的生產或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的，是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的行為。而確定行為人生產、銷售的植物新品種的繁殖材料是否是授權 品種的繁殖材料，核心在于應用該繁殖材料培育的植物新品種的特征、特性，是否與授權品 種的特征、特性相同。本案中，經人民法院委托鑒定，北京市農科院玉米種子檢測中心出具 的鑒定意見表明待測樣品與授權樣品 “無明顯差異”，但在 DNA 指紋圖譜檢測對比的 40 個位 8 www.tmdps.cn 點上，有 1 個位點的差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行業標準《玉米品種鑒定 DNA 指紋方法 NY/T1432-2007 檢測及判定標準》的規定：品種間差異位點數等于 1，判定為近似品種；品 種間差異位點數大于等于 2，判定為不同品種。依據 DNA 指紋檢測標準，將差異至少兩個位 點作為標準，來判定兩個品種是否不同。品種間差異位點數等于 1，不足以認定不是同一品 種。DNA 檢測與 DUS（田間觀察檢測）沒有位點的直接對應性。對差異位點數在兩個以下的，應當綜合其他因素進行判定，如可采取擴大檢測位點進行加測以及提交審定樣品進行測定 等。此時的舉證責任應由被訴侵權的一方承擔。由于植物新品種授權所依據的方式是 DUS 檢測，而不是實驗室的 DNA 指紋鑒定，因此，張掖市富凱農業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如果提交相 反的證據證明通過 DUS 檢測，被訴侵權繁殖材料的特征、特性與授權品種的特征、特性不相 同，則可以推翻前述結論。根據已查明的事實，被上訴人富凱公司經釋明后仍未能提供相反 的證據，亦不具備 DUS 檢測的

條件。因此，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 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一款“未經品種權人許可，為商業目的生 產或銷售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為商業目的將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重復使用于生產另一 品種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為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的規定，應認定富凱公司的行 為構成侵犯植物新品種權。關于侵權責任問題。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 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六條之規定，富凱公司應承擔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由 于本案的侵權行為發生在三年前，雙方當事人均未能就被侵權人因侵權所受損失或侵權人因 侵權所獲利潤雙方予以充分舉證，法院查明的侵權品種種植畝數是 1000 畝，綜合考慮侵權 行為的時間、性質、情節等因素，酌定賠償 50 萬元，并判令停止侵權行為。（生效裁判審判人員：康天翔、竇桂蘭、李雪亮）9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五批共六個指導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五批共六個指導性案例

作者：張先明

發布時間：2013-11-23 09:32:2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五批共6個指導性案例，供各級人民法院審判類似案件時參照。

指導案例17號張莉訴北京合力華通汽車服務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旨在明確個人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家用汽車的，其權益應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銷售者出售汽車有欺詐行為的，消費者有權依法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這對于進一步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倡導誠信經營，加強社會誠信建設，維護公平的市場交易秩序具有引領意義。

指導案例18號中興通訊（杭州）有限公司訴王鵬勞動合同糾紛案，旨在明確用人單位不能僅因勞動者在考核中居于末位等次而單方解除勞動合同。該案例貫徹了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有關規定，強調了單方解除勞動合同必須符合法定條件，有利于依法促進就業，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也能夠促使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績效考核和內部管理規章制度，從而維護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健康發展。

指導案例19號趙春明等訴煙臺市福山區汽車運輸公司、衛德平等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旨在明確出借機動車號牌給他人套牌使用的法律責任。該案例裁判要點明確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將機動車號牌出借他人套牌使用，或者明知他人套牌使用其機動車號牌不予制止，套牌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損害的，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與套牌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擔連帶責任。該案例進一步細化了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其價值導向是通過增加機動車號牌出借人的違法成本，遏制機動車套牌的違法行為，切實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和機動車管理秩序，促進道路交通安全。

指導案例20號深圳市斯瑞曼精細化工有限公司訴深圳市坑梓自來水有限公司、深圳市康泰藍水處理設備有限公司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旨在明確專利權人無權禁止他人對專利臨時保護期內制造、銷售、進口的被訴專利侵權產品的后續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這不僅符合專利法“以公開換保護”的立法精神，而且有利于推動發明創造的應用，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

指導案例21號內蒙古秋實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訴呼和浩特市人民防空辦公室人防行政征收案，旨在明確人民防空法與保障性住房相關優惠規定的法律適用關系。該案例明確了建設單位違反人民防空法及有關規定，應當建設防空地下室而不建的，屬于不履行法定義務的違法行為，不適用廉租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項目免收行政事業性收費的優惠規定。該案例貫徹了人民防空法的要求，有利于加強人民防空建設，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促進人民防空建設與城市建設協調發展。

指導案例22號魏永高、陳守志訴來安縣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權批復案，旨在明確內部行政行為外部化后的可訴性問題。該案例明確下級行政機關直接將上級行政機關的批復付諸實施，并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產生了實際影響，相對人對該批復不服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該案例法律適用符合行政訴訟法立法精神，有利于暢通行政相對人權利救濟的渠道，監督和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民商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共六批26個指導性案例匯編

民商共15個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一批指導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1年12月20日發布）

指導案例1號：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居間合同糾紛案 關鍵詞：民事 居間合同 二手房買賣 違約

裁判要點 ：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關于禁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繞開該中介公司與賣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約定合法有效。但是，當賣方將同一房屋通過多個中介公司掛牌出售時，買方通過其他公眾可以獲知的正當途徑獲得相同房源信息的，買方有權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其行為并沒有利用先前與之簽約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構成違約。

相關法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條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簡稱中原公司）訴稱：被告陶德華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區株洲路某號房屋銷售信息，故意跳過中介，私自與賣方直接簽訂購房合同，違反了《房地產求購確認書》的約定，屬于惡意“跳單”行為，請求法院判令陶德華按約支付中原公司違約金1.65萬元。

被告陶德華辯稱：涉案房屋原產權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獨家掌握該房源信息，也非獨家代理銷售。陶德華并沒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單”違約行為。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產權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掛牌銷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帶陶德華看了該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產顧問有限公司(簡稱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帶陶德華之妻曹某某看了該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帶陶德華看了該房屋，并于同日與陶德華簽訂了《房地產求購確認書》。該《確認書》第2.4條約定，陶德華在驗看過該房地產后六個月內，陶德華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辦人等與陶德華有關聯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機會等條件但未通過中原公司而與第三方達成買賣交易的，陶德華應按照與出賣方就該房地產買賣達成的實際成交價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違約金。當時中原公司對該房屋報價165萬元，而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報價145萬元，并積極與賣方協商價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居間下，陶德華與賣方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成交價138萬元。后買賣雙方辦理了過戶手續，陶德華向某房地產顧問公司支付傭金1.38萬元。

裁判結果：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號民事判決：被告陶德華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違約金1.38萬元。宣判后，陶德華提出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滬二中民二（民）終字第1508號民事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號民事判決；

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華支付違約金1.65萬元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中原公司與陶德華簽訂的《房地產求購確認書》屬于居間合同性質，其中第2.4條的約定，屬于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常有的禁止“跳單”格式條款，其本意是為防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跳”過中介公司購買房屋，從而使中介公司無法得到應得的傭金，該約定并不存在免除一方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情形，應認定有效。根據該條約定，衡量買方是否“跳單”違約的關鍵，是看買方是否利用了該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機會等條件。如果買方并未利用該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機會等條件，而是通過其他公眾可以獲知的正當途徑獲得同一房源信息，則買方有權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而不構成“跳單”違約。本案中，原產權人通過多家中介公司掛牌出售同一房屋，陶德華及其家人分別通過不同的中介公司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并通過其他中介公司促成了房屋買賣合同成立。因此，陶德華并沒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機會，故不構成違約，對中原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指導案例2號：吳梅訴四川省眉山西城紙業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關鍵詞：民事訴訟 執行 和解 撤回上訴 不履行和解協議 申請執行一審判決

裁判要點：民事案件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人民法院準許撤回上訴的，該和解協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調解書，屬于訴訟外達成的協議。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另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相關法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吳梅系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吳梅收舊站業主，從事廢品收購業務。約自2004年開始，吳梅出售廢書給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紙業有限公司（簡稱西城紙業公司）。2009年4月14日雙方通過結算，西城紙業公司向吳梅出具欠條載明：今欠到吳梅廢書款壹佰玖拾柒萬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雙方又對后期貨款進行了結算，西城紙業公司向吳梅出具欠條載明：今欠到吳梅廢書款伍拾肆萬捌仟元整（￥548000.00）。因經多次催收上述貨款無果，吳梅向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判令西城紙業公司支付貨款251.8萬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紙業公司對欠吳梅貨款251.8萬元沒有異議。

一審法院經審理后判決：被告西城紙業公司在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給付原告吳梅貨款251.8萬元及違約利息。宣判后，西城紙業公司向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審理期間，西城紙業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與吳梅簽訂了一份還款協議，商定西城紙業公司的還款計劃，吳梅則放棄了支付利息的請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紙業公司以自愿與對方達成和解協議為由申請撤回上訴。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準予撤訴后，因西城紙業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協議，吳梅向一審法院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對吳梅申請執行一審判決予以支持。西城紙業公司向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監督，主張不予執行原一審判決。

裁判結果：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執督字第4號復函認為：根據吳梅的申請，一審法院受理執行已生效法律文書并無不當，應當繼續執行。

裁判理由：法院認為：西城紙業公司對于撤訴的法律后果應當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準予其撤回上訴，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即為生效判決，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雖然二審期間雙方在自愿基礎上達成的和解協議對相關權利義務做出約定，西城紙業公司因該協議的簽訂而放棄行使上訴權，吳梅則放棄了利息，但是該和解協議屬于雙方當事人訴訟外達成的協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確認制作調解書，不具有強制執行力。西城紙業公司未按和解協議履行還款義務，違背了雙方約定和誠實信用原則，故對其以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為由，主張不予執行原生效判決的請求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二批指導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2年4月9日發布）

指導案例7號：牡丹江市宏閣建筑安裝有限責任公司訴牡丹江市華隆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張繼增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

關鍵詞： 民事訴訟 抗訴 申請撤訴 終結審查

裁判要點： 人民法院接到民事抗訴書后，經審查發現案件糾紛已經解決，當事人申請撤訴，且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應當依法作出對抗訴案終結審查的裁定；如果已裁定再審，應當依法作出終結再審訴訟的裁定。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款第（十一）項

基本案情： 2009年6月15日，黑龍江省牡丹江市華隆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簡稱華隆公司）因與牡丹江市宏閣建筑安裝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宏閣公司）、張繼增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一案，不服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同年2月11日作出的(2008)黑民一終字第173號民事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8日作出（2009）民申字第1164號民事裁定，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審本案。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提審期間，華隆公司鑒于當事人之間已達成和解且已履行完畢，提交了撤回再審申請書。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于2010年12月15日以（2010）民提字第63號民事裁定準許其撤回再審申請。

申訴人華隆公司在向法院申請再審的同時，也向檢察院申請抗訴。2010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受理后決定對本案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2011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庭收到最高人民檢察院高檢民抗[2010]58號民事抗訴書后進行立案登記，同月11日移送審判監督庭審理。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經審查發現，華隆公司曾向本院申請再審，其糾紛已解決，且申請檢察院抗訴的理由與申請再審的理由基本相同，遂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溝通并建議其撤回抗訴，最高人民檢察院不同意撤回抗訴。再與華隆公司聯系，華隆公司稱當事人之間已就抗訴案達成和解且已履行完畢，糾紛已經解決，并于同年4月13日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撤訴申請書。

裁判結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6日以（2011）民抗字第29號民事裁定書，裁定本案終結審查。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對于人民檢察院抗訴再審的案件，或者人民法院依據當事人申請或依據職權裁定再審的案件，如果再審期間當事人達成和解并履行完畢，或者撤回申訴，且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為了尊重和保障當事人在法定范圍內對本人合法權利的自由處分權，實現訴訟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促進社會和諧，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四條的規定，裁定終結再審訴訟。

本案中，申訴人華隆公司不服原審法院民事判決，在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的同時，也向檢察機關申請抗訴。在本院提審期間，當事人達成和解，華隆公司向本院申請撤訴。由于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自由處分自己的民事權益和訴訟權利，其撤訴申請意思表示真實，已裁定準許其撤回再審申請，本案當事人之間的糾紛已得到解決，且本案并不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故檢察機關抗訴的基礎已不存在，本案已無按抗訴程序裁定進入再審的必要，應當依法裁定本案終結審查。

指導案例8號：林方清訴常熟市凱萊實業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糾紛案 關鍵詞： 民事 公司解散 經營管理嚴重困難 公司僵局

裁判要點：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將“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作為股東提起解散公司之訴的條件之一。判斷“公司經營管理是否發生嚴重困難”，應從公司組織機構的運行狀態進行綜合分析。公司雖處于盈利狀態，但其股東會機制長期失靈，內部管理有嚴重障礙，已陷入僵局狀態，可以認定為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對于符合公司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其他條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決公司解散。

相關法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

基本案情：原告林方清訴稱：常熟市凱萊實業有限公司（簡稱凱萊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陷入公司僵局且無法通過其他方法解決，其權益遭受重大損害，請求解散凱萊公司。

被告凱萊公司及戴小明辯稱：凱萊公司及其下屬分公司運營狀態良好，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條件，戴小明與林方清的矛盾有其他解決途徑，不應通過司法程序強制解散公司。

法院經審理查明：凱萊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林方清與戴小明系該公司股東，各占50%的股份，戴小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執行董事，林方清任公司總經理兼公司監事。凱萊公司章程明確規定：股東會的決議須經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但對公司增加或減少注冊資本、合并、解散、變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作出決議時，必須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2006年起，林方清與戴小明兩人之間的矛盾逐漸顯現。同年5月9日，林方清提議并通知召開股東會，由于戴小明認為林方清沒有召集會議的權利，會議未能召開。同年6月6日、8月8日、9月16日、10月10日、10月17日，林方清委托律師向凱萊公司和戴小明發函稱，因股東權益受到嚴重侵害，林方清作為享有公司股東會二分之一表決權的股東，已按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表決并通過了解散凱萊公司的決議，要求戴小明提供凱萊公司的財務賬冊等資料，并對凱萊公司進行清算。同年6月17日、9月7日、10月13日，戴小明回函稱，林方清作出的股東會決議沒有合法依據，戴小明不同意解散公司，并要求林方清交出公司財務資料。同年11月15日、25日，林方清再次向凱萊公司和戴小明發函，要求凱萊公司和戴小明提供公司財務賬冊等供其查閱、分配公司收入、解散公司。

江蘇常熟服裝城管理委員會（簡稱服裝城管委會）證明凱萊公司目前經營尚正常，且愿意組織林方清和戴小明進行調解。

另查明，凱萊公司章程載明監事行使下列權利：（1）檢查公司財務；（2）對執行董事、經理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行為進行監督；（3）當董事和經理的行為損害公司的利益時，要求董事和經理予以糾正；（4）提議召開臨時股東會。從2006年6月1日至今，凱萊公司未召開過股東會。服裝城管委會調解委員會于2009年12月15日、16日兩次組織雙方進行調解，但均未成功。

裁判結果： 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8日以(2006)蘇中民二初字第0277號民事判決，駁回林方清的訴訟請求。宣判后，林方清提起上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9日以（2010）蘇商終字第0043號民事判決，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解散凱萊公司。

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首先，凱萊公司的經營管理已發生嚴重困難。根據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

（二）》（簡稱《公司法解釋

（二）》）第一條的規定，判斷公司的經營管理是否出現嚴重困難，應當從公司的股東會、董事會或執行董事及監事會或監事的運行現狀進行綜合分析。“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的側重點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嚴重內部障礙，如股東會機制失靈、無法就公司的經營管理進行決策等，不應片面理解為公司資金缺乏、嚴重虧損等經營性困難。本案中，凱萊公司僅有戴小明與林方清兩名股東，兩人各占

50%的股份，凱萊公司章程規定“股東會的決議須經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且各方當事人一致認可該“二分之一以上”不包括本數。因此，只要兩名股東的意見存有分歧、互不配合，就無法形成有效表決，顯然影響公司的運營。凱萊公司已持續4年未召開股東會，無法形成有效股東會決議，也就無法通過股東會決議的方式管理公司，股東會機制已經失靈。執行董事戴小明作為互有矛盾的兩名股東之一，其管理公司的行為，已無法貫徹股東會的決議。林方清作為公司監事不能正常行使監事職權，無法發揮監督作用。由于凱萊公司的內部機制已無法正常運行、無法對公司的經營作出決策，即使尚未處于虧損狀況，也不能改變該公司的經營管理已發生嚴重困難的事實。

其次，由于凱萊公司的內部運營機制早已失靈，林方清的股東權、監事權長期處于無法行使的狀態，其投資凱萊公司的目的無法實現，利益受到重大損失，且凱萊公司的僵局通過其他途徑長期無法解決。《公司法解釋

（二）》第五條明確規定了“當事人不能協商一致使公司存續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判決”。本案中，林方清在提起公司解散訴訟之前，已通過其他途徑試圖化解與戴小明之間的矛盾，服裝城管委會也曾組織雙方當事人調解，但雙方仍不能達成一致意見。兩審法院也基于慎用司法手段強制解散公司的考慮，積極進行調解，但均未成功。

此外，林方清持有凱萊公司50%的股份，也符合公司法關于提起公司解散訴訟的股東須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條件。

綜上所述，凱萊公司已符合公司法及《公司法解釋

（二）》所規定的股東提起解散公司之訴的條件。二審法院從充分保護股東合法權益，合理規范公司治理結構，促進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角度出發，依法作出了上述判決。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三批指導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2年9月18日發布

指導案例9號：上海存亮貿易有限公司訴蔣志東、王衛明等買賣合同糾紛案 關鍵詞：民事 公司清算義務 連帶清償責任

裁判要點：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應當依法在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后履行清算義務，不能以其不是實際控制人或者未實際參加公司經營管理為由，免除清算義務。

相關法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一百八十四條

基本案情：原告上海存亮貿易有限公司（簡稱存亮公司）訴稱：其向被告常州拓恒機械設備有限公司（簡稱拓恒公司）供應鋼材，拓恒公司尚欠貨款1395228.6元。被告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為拓恒公司的股東，拓恒公司未年檢，被工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至今未組織清算。因其怠于履行清算義務，導致公司財產流失、滅失，存亮公司的債權得不到清償。根據公司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應對拓恒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故請求判令拓恒公司償還存亮公司貨款1395228.6元及違約金，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對拓恒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被告蔣志東、王衛明辯稱：1.兩人從未參與過拓恒公司的經營管理；2.拓恒公司實際由大股東房恒福控制，兩人無法對其進行清算；3.拓恒公司由于經營不善，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前已背負了大量債務，資不抵債，并非由于蔣志東、王衛明怠于履行清算義務而導致拓恒公司財產滅失；4.蔣志東、王衛明也

曾委托律師對拓恒公司進行清算，但由于拓恒公司財物多次被債權人哄搶，導致無法清算，因此蔣志東、王衛明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義務的情況。故請求駁回存亮公司對蔣志東、王衛明的訴訟請求。

被告拓恒公司、房恒福未到庭參加訴訟，亦未作答辯。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7年6月28日，存亮公司與拓恒公司建立鋼材買賣合同關系。存亮公司履行了7095006.6元的供貨義務，拓恒公司已付貨款5699778元，尚欠貨款1395228.6元。另，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為拓恒公司的股東，所占股份分別為40％、30％、30％。拓恒公司因未進行年檢，2008年12月25日被工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至今股東未組織清算。現拓恒公司無辦公經營地，帳冊及財產均下落不明。拓恒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因無財產可供執行被中止執行。

裁判結果：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8日作出（2009）松民二（商）初字第1052號民事判決：

一、拓恒公司償付存亮公司貨款1395228.6元及相應的違約金；

二、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對拓恒公司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宣判后，蔣志東、王衛明提出上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日作出（2010）滬一中民四（商）終字第1302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存亮公司按約供貨后，拓恒公司未能按約付清貨款，應當承擔相應的付款責任及違約責任。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作為拓恒公司的股東，應在拓恒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后及時組織清算。因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怠于履行清算義務，導致拓恒公司的主要財產、帳冊等均已滅失，無法進行清算，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怠于履行清算義務的行為，違反了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應當對拓恒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拓恒公司作為有限責任公司，其全體股東在法律上應一體成為公司的清算義務人。公司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并未規定蔣志東、王衛明所辯稱的例外條款，因此無論蔣志東、王衛明在拓恒公司中所占的股份為多少，是否實際參與了公司的經營管理，兩人在拓恒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后，都有義務在法定期限內依法對拓恒公司進行清算。

關于蔣志東、王衛明辯稱拓恒公司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前已背負大量債務，即使其怠于履行清算義務，也與拓恒公司財產滅失之間沒有關聯性。根據查明的事實，拓恒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因無財產可供執行被中止執行的情況，只能證明人民法院在執行中未查找到拓恒公司的財產，不能證明拓恒公司的財產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前已全部滅失。拓恒公司的三名股東怠于履行清算義務與拓恒公司的財產、帳冊滅失之間具有因果聯系，蔣志東、王衛明的該項抗辯理由不成立。蔣志東、王衛明委托律師進行清算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師的證明，僅能證明蔣志東、王衛明欲對拓恒公司進行清算，但事實上對拓恒公司的清算并未進行。據此，不能認定蔣志東、王衛明依法履行了清算義務，故對蔣志東、王衛明的該項抗辯理由不予采納。

指導案例10號：李建軍訴上海佳動力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決議撤銷糾紛案

關鍵詞：民事 公司決議撤銷 司法審查范圍

裁判要點： 人民法院在審理公司決議撤銷糾紛案件中應當審查：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是否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以及決議內容是否違反公司章程。在未違反上述規定的前提下，解聘總經理職務的決議所依據的事實是否屬實，理由是否成立，不屬于司法審查范圍。

相關法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

基本案情：原告李建軍訴稱：被告上海佳動力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簡稱佳動力公司）免除其總經理職務的決議所依據的事實和理由不成立，且董事會的召集程序、表決方式及決議內容均違反了公司法的規定，請求法院依法撤銷該董事會決議。

被告佳動力公司辯稱：董事會的召集程序、表決方式及決議內容均符合法律和章程的規定，故董事會決議有效。

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李建軍系被告佳動力公司的股東，并擔任總經理。佳動力公司股權結構為：葛永樂持股40%，李建軍持股46%，王泰勝持股14%。三位股東共同組成董事會，由葛永樂擔任董事長，另兩人為董事。公司章程規定：董事會行使包括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經理等職權；董事會須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出席方才有效；董事會對所議事項作出的決定應由占全體股東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決通過方才有效。2009年7月18日，佳動力公司董事長葛永樂召集并主持董事會，三位董事均出席，會議形成了“鑒于總經理李建軍不經董事會同意私自動用公司資金在二級市場炒股，造成巨大損失，現免去其總經理職務，即日生效”等內容的決議。該決議由葛永樂、王泰勝及監事簽名，李建軍未在該決議上簽名。

裁判結果：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5日作出（2009）黃民二(商)初字第4569號民事判決：撤銷被告佳動力公司于2009年7月18日形成的董事會決議。宣判后，佳動力公司提出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4日作出(2010)滬二中民四(商)終字第436號民事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2009）黃民二(商)初字第4569號民事判決；

二、駁回李建軍的訴訟請求。

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董事會決議可撤銷的事由包括：

一、召集程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

二、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

三、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從召集程序看，佳動力公司于2009年7月18日召開的董事會由董事長葛永樂召集，三位董事均出席董事會，該次董事會的召集程序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的規定。從表決方式看，根據佳動力公司章程規定，對所議事項作出的決定應由占全體股東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決通過方才有效，上述董事會決議由三位股東（兼董事）中的兩名表決通過，故在表決方式上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的規定。從決議內容看，佳動力公司章程規定董事會有權解聘公司經理，董事會決議內容中“總經理李建軍不經董事會同意私自動用公司資金在二級市場炒股，造成巨大損失”的陳述，僅是董事會解聘李建軍總經理職務的原因，而解聘李建軍總經理職務的決議內容本身并不違反公司章程。

董事會決議解聘李建軍總經理職務的原因如果不存在，并不導致董事會決議撤銷。首先，公司法尊重公司自治，公司內部法律關系原則上由公司自治機制調整，司法機關原則上不介入公司內部事務；其次，佳動力公司的章程中未對董事會解聘公司經理的職權作出限制，并未規定董事會解聘公司經理必須要有一定原因，該章程內容未違反公司法的強制性規定，應認定有效，因此佳動力公司董事會可以行使公司章程賦予的權力作出解聘公司經理的決定。故法院應當尊重公司自治，無需審查佳動力公司董事會解聘公司經理的原因是否存在，即無需審查決議所依據的事實是否屬實，理由是否成立。綜上，原告李建軍請求撤銷董事會決議的訴訟請求不成立，依法予以駁回。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四批指導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3年1月31日發布）

指導案例15號:徐工集團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訴成都川交工貿有限責任公司等買賣合同糾紛案

關鍵詞：民事 關聯公司 人格混同 連帶責任

裁判要點：1.關聯公司的人員、業務、財務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導致各自財產無法區分，喪失獨立人格的，構成人格混同。

2.關聯公司人格混同，嚴重損害債權人利益的，關聯公司相互之間對外部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相關法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二十條第三款

基本案情：原告徐工集團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徐工機械公司）訴稱：成都川交工貿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川交工貿公司）拖欠其貨款未付，而成都川交工程機械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川交機械公司）、四川瑞路建設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路公司）與川交工貿公司人格混同，三個公司實際控制人王永禮以及川交工貿公司股東等人的個人資產與公司資產混同，均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請求判令：川交工貿公司支付所欠貨款10916405.71元及利息；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及王永禮等個人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被告川交工貿公司、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辯稱：三個公司雖有關聯，但并不混同，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不應對川交工貿公司的債務承擔清償責任。

王永禮等人辯稱：王永禮等人的個人財產與川交工貿公司的財產并不混同，不應為川交工貿公司的債務承擔清償責任。

法院經審理查明：川交機械公司成立于1999年，股東為四川省公路橋梁工程總公司二公司、王永禮、倪剛、楊洪剛等。2001年，股東變更為王永禮、李智、倪剛。2008年，股東再次變更為王永禮、倪剛。瑞路公司成立于2004年，股東為王永禮、李智、倪剛。2007年，股東變更為王永禮、倪剛。川交工貿公司成立于2005年，股東為吳帆、張家蓉、凌欣、過勝利、湯維明、武競、郭印，何萬慶2007年入股。2008年，股東變更為張家蓉（占90％股份）、吳帆（占10％股份），其中張家蓉系王永禮之妻。在公司人員方面，三個公司經理均為王永禮，財務負責人均為凌欣，出納會計均為盧鑫，工商手續經辦人均為張夢；三個公司的管理人員存在交叉任職的情形，如過勝利兼任川交工貿公司副總經理和川交機械公司銷售部經理的職務，且免去過勝利川交工貿公司副總經理職務的決定系由川交機械公司作出；吳帆既是川交工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川交機械公司的綜合部行政經理。在公司業務方面，三個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的經營范圍均涉及工程機械且部分重合，其中川交工貿公司的經營范圍被川交機械公司的經營范圍完全覆蓋；川交機械公司系徐工機械公司在四川地區(攀枝花除外)的唯一經銷商，但三個公司均從事相關業務，且相互之間存在共用統一格式的《銷售部業務手冊》、《二級經銷協議》、結算賬戶的情形；三個公司在對外宣傳中區分不明，2008年12月4日重慶市公證處出具的《公證書》記載：通過因特網查詢，川交工貿公司、瑞路公司在相關網站上共同招聘員工，所留電話號碼、傳真號碼等聯系方式相同；川交工貿公司、瑞路公司的招聘信息，包括大量關于川交機械公司的發展歷程、主營業務、企業精神的宣傳內容；部分川交工貿公司的招聘信息中，公司簡介全部為對瑞路公司的介紹。在公司財務方面，三個公司共用結算賬戶，凌欣、盧鑫、湯維明、過勝利的銀行卡中曾發生高達億元的

往來，資金的來源包括三個公司的款項，對外支付的依據僅為王永禮的簽字；在川交工貿公司向其客戶開具的收據中，有的加蓋其財務專用章，有的則加蓋瑞路公司財務專用章；在與徐工機械公司均簽訂合同、均有業務往來的情況下，三個公司于2005年8月共同向徐工機械公司出具《說明》，稱因川交機械公司業務擴張而注冊了另兩個公司，要求所有債權債務、銷售量均計算在川交工貿公司名下，并表示今后盡量以川交工貿公司名義進行業務往來；2006年12月，川交工貿公司、瑞路公司共同向徐工機械公司出具《申請》，以統一核算為由要求將2006的業績、賬務均計算至川交工貿公司名下。

另查明，2009年5月26日，盧鑫在徐州市公安局經偵支隊對其進行詢問時陳述：川交工貿公司目前已經垮了，但未注銷。又查明徐工機械公司未得到清償的貨款實為10511710.71元。

裁判結果：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0日作出（2009）徐民二初字第0065號民事判決：

一、川交工貿公司于判決生效后10日內向徐工機械公司支付貨款10511710.7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二、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對川交工貿公司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三、駁回徐工機械公司對王永禮、吳帆、張家蓉、凌欣、過勝利、湯維明、郭印、何萬慶、盧鑫的訴訟請求。宣判后，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提起上訴，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三個公司人格混同，屬認定事實不清；認定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對川交工貿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缺乏法律依據。徐工機械公司答辯請求維持一審判決。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9日作出（2011）蘇商終字第0107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針對上訴范圍，二審爭議焦點為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與川交工貿公司是否人格混同，應否對川交工貿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川交工貿公司與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人格混同。一是三個公司人員混同。三個公司的經理、財務負責人、出納會計、工商手續經辦人均相同，其他管理人員亦存在交叉任職的情形，川交工貿公司的人事任免存在由川交機械公司決定的情形。二是三個公司業務混同。三個公司實際經營中均涉及工程機械相關業務，經銷過程中存在共用銷售手冊、經銷協議的情形；對外進行宣傳時信息混同。三是三個公司財務混同。三個公司使用共同賬戶，以王永禮的簽字作為具體用款依據，對其中的資金及支配無法證明已作區分；三個公司與徐工機械公司之間的債權債務、業績、賬務及返利均計算在川交工貿公司名下。因此，三個公司之間表征人格的因素（人員、業務、財務等）高度混同，導致各自財產無法區分，已喪失獨立人格，構成人格混同。

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應當對川交工貿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公司人格獨立是其作為法人獨立承擔責任的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公司的獨立財產是公司獨立承擔責任的物質保證，公司的獨立人格也突出地表現在財產的獨立上。當關聯公司的財產無法區分，喪失獨立人格時，就喪失了獨立承擔責任的基礎。《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本案中，三個公司雖在工商登記部門登記為彼此獨立的企業法人，但實際上相互之間界線模糊、人格混同，其中川交工貿公司承擔所有關聯公司的債務卻無力清償，又使其他關聯公司逃避巨額債務，嚴重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上述行為違背了法人制度設立的宗旨，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其行為本質和危害結果與《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的情形相當，故參照《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規定，川交機械公司、瑞路公司對川交工貿公司的債務應當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指導案例16號:中海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貨輪公司申請設立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案

關鍵詞:海事訴訟 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 海事賠償責任限額計算

裁判要點:⒈ 對于申請設立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的，法院僅就申請人主體資格、事故所涉及的債權性質和申請設立基金的數額進行程序性審查。有關申請人實體上應否享有海事賠償責任限制，以及事故所涉債權除限制性債權外是否同時存在其他非限制性債權等問題，不影響法院依法作出準予設立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的裁定。

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條第二款規定的“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之間的運輸的船舶”，應理解為發生海事事故航次正在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之間運輸的船舶。

相關法條:⒈《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

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條第二款

基本案情:中海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貨輪公司（以下簡稱貨輪公司）所屬的“寧安11”輪，于2008年5月23日從秦皇島運載電煤前往上海外高橋碼頭，5月26日在靠泊碼頭過程中觸碰碼頭的2號卸船機，造成碼頭和機器受損。貨輪公司遂于2009年3月9日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請設立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貨輪公司申請設立非人身傷亡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數額為2242643計算單位（折合人民幣25442784.84元）和自事故發生之日起至基金設立之日止的利息。

上海外高橋發電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外高橋第二發電有限責任公司作為第一異議人，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中國大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國平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安誠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國大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永誠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等7位異議人作為第二異議人，分別針對貨輪公司的上述申請，向上海海事法院提出了書面異議。上海海事法院于2009年5月27日就此項申請和異議召開了聽證會。

第一異議人稱：“寧安11”輪系因船長的錯誤操作行為導致了事故發生，應對本次事故負全部責任，故申請人無權享受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寧安11”輪是一艘可以從事國際遠洋運輸的船舶，不屬于從事中國港口之間貨物運輸的船舶，不適用交通部《關于不滿300總噸船舶及沿海運輸、沿海作業船舶海事賠償限額的規定》（以下簡稱《船舶賠償限額規定》）第四條規定的限額，而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以下簡稱《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限額。

第二異議人稱：事故所涉及的債權性質雖然大部分屬于限制性債權，但其中清理殘骸費用應當屬于非限制性債權，申請人無權就此項費用申請限制賠償責任。其他異議意見和理由同第一異議人。

上海海事法院經審理查明：申請人系“寧安11”輪登記的船舶所有人。涉案船舶觸碰事故所造成的碼頭和機器損壞，屬于與船舶營運直接相關的財產損失。另，“寧安11”輪總噸位為26358噸，營業運輸證載明的核定經營范圍為“國內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各港間普通貨物運輸”。

裁判結果:上海海事法院于2009年6月10日作出（2009）滬海法限字第1號民事裁定，駁回異議人的異議，準許申請人設立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基金數額為人民幣25442784.84元和該款自2008年5月26日起至基金設立之日止的銀行利息。宣判后，異議人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提出上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7日作出（2009）滬高民四(海)限字第1號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十三條的規定，申請設立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應當對申請人的主體資格、事故所涉及的債權性質和申請設立基金的數額進行審查。

貨輪公司是“寧安11”輪的船舶登記所有人，屬于《海商法》第二百零四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規定的可以申請設立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的主體。異議人提出的申請人所屬船舶應當對事故負全責，其無權享受責任限制的意見，因涉及對申請人是否享有賠償責任限制實體權利的判定，而該問題應在案件的實體審理中解決，故對第一異議人的該異議不作處理。

鑒于涉案船舶觸碰事故所造成的碼頭和機器損壞，屬于與船舶營運直接相關的財產損失，依據《海商法》第二百零七條的規定，責任人可以限制賠償責任。因此，第二異議人提出的清理殘骸費用屬于非限制性債權，申請人無權享有該項賠償責任限制的意見，不影響法院準予申請人就所涉限制性債權事項提出的設立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申請。

關于“寧安11”輪是否屬于《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條第二款規定的“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之間的運輸的船舶”，進而應按照何種標準計算賠償限額的問題。鑒于“寧安11”輪營業運輸證載明的核定經營范圍為“國內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各港間普通貨物運輸”，涉案事故發生時其所從事的也正是從秦皇島港至上海港航次的運營。因此，該船舶應認定為“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之間的運輸的船舶”，而不宜以船舶適航證書上記載的船舶可航區域或者船舶有能力航行的區域來確定。為此，異議人提出的“寧安11”輪所準予航行的區域為近海，是一艘可以從事國際遠洋運輸船舶的意見不予采納。申請人據此申請適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條第二款和《船舶賠償限額規定》第四條規定的標準計算涉案限制基金的數額并無不當。異議人有關適用《海商法》第二百一十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計算涉案基金數額的主張及理由，依據不足，不予采納。

鑒于事故發生之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未公布特別提款權與人民幣之間的換算比率，申請人根據次日公布的比率1：11.345計算，異議人并無異議，涉案船舶的總噸位為26358噸，因此，涉案海事賠償責任限額為〔（26358-500）×167＋167000〕×50％＝2242643特別提款權，折合人民幣25442784.84元，基金數額應為人民幣25442784.84元和該款自事故發生之日起至基金設立之日止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計算的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第五批指導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3年11月8日發布）

指導案例17號

張莉訴北京合力華通汽車服務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3年11月8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 買賣合同 欺詐 家用汽車

裁判要點

1.為家庭生活消費需要購買汽車，發生欺詐糾紛的，可以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處理。

2.汽車銷售者承諾向消費者出售沒有使用或維修過的新車，消費者購買后發現系使用或維修過的汽車，銷售者不能證明已履行告知義務且得到消費者認可的，構成銷售欺詐，消費者要求銷售者按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該款系2013年10月25日修改，修改前為第四十九條）

基本案情

2007年2月28日，原告張莉從被告北京合力華通汽車服務有限公司（簡稱合力華通公司）購買上海通用雪佛蘭景程轎車一輛，價格138000元，雙方簽有《汽車銷售合同》。該合同第七條約定：“??賣方保證買方所購車輛為新車，在交付之前已作了必要的檢驗和清潔，車輛路程表的公里數為18公里且符合賣方提供給買方的隨車交付文件中所列的各項規格和指標??”合同簽訂當日，張莉向合力華通公司交付了購車款138000元，同時支付了車輛購置稅12400元、一條龍服務費500元、保險費6060元。同日，合力華通公司將雪佛蘭景程轎車一輛交付張莉,張莉為該車辦理了機動車登記手續。2007年5月13日，張莉在將車輛送合力華通公司保養時，發現該車曾于2007年1月17日進行過維修。

審理中，合力華通公司表示張莉所購車輛確曾在運輸途中造成劃傷，于2007年1月17日進行過維修，維修項目包括右前葉子板噴漆、右前門噴漆、右后葉子板噴漆、右前門鈑金、右后葉子板鈑金、右前葉子板鈑金，維修中更換底大邊卡扣、油箱門及前葉子板燈總成。送修人系該公司業務員。合力華通公司稱，對于車輛曾進行維修之事已在銷售時明確告知張莉，并據此予以較大幅度優惠，該車銷售定價應為151900元，經協商后該車實際銷售價格為138000元，還贈送了部分裝飾。為證明上述事實，合力華通公司提供了車輛維修記錄及有張莉簽字的日期為2007年2月28日的車輛交接驗收單一份，在車輛交接驗收單備注一欄中注有“加1/4油，此車右側有鈑噴修復，按約定價格銷售”。合力華通公司表示該驗收單系該公司保存，張莉手中并無此單。對于合力華通公司提供的上述兩份證據，張莉表示對于車輛維修記錄沒有異議，車輛交接驗收單中的簽字確系其所簽，但合力華通公司在銷售時并未告知車輛曾有維修，其在簽字時備注一欄中沒有“此車右側有鈑噴修復，按約定價格銷售”字樣。

裁判結果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于2007年10月作出（2007）朝民初字第18230號民事判決：

一、撤銷張莉與合力華通公司于2007年2月28日簽訂的《汽車銷售合同》；

二、張莉于判決生效后七日內將其所購的雪佛蘭景程轎車退還合力華通公司；

三、合力華通公司于判決生效后七日內退還張莉購車款十二萬四

險費六千零六十元；

五、合力華通公司于判決生效后七日內加倍賠償張莉購車款十三萬八千元；

六、駁回張莉其他訴訟請求。宣判后，合力華通公司提出上訴。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13日作出（2008）二中民終字第00453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原告張莉購買汽車系因生活需要自用，被告合力華通公司沒有證據證明張莉購買該車用于經營或其他非生活消費，故張莉購買汽車的行為屬于生活消費需要，應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根據雙方簽訂的《汽車銷售合同》約定，合力華通公司交付張莉的車輛應為無維修記錄的新車，現所售車輛在交付前實際上經過維修，這是雙方共同認可的事實，故本案爭議的焦點為合力華通公司是否事先履行了告知義務。

車輛銷售價格的降低或優惠以及贈送車飾是銷售商常用的銷售策略，也是雙方當事人協商的結果，不能由此推斷出合力華通公司在告知張莉汽車存在瑕疵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降價和優惠。合力華通公司提交的有張莉簽名的車輛交接驗收單，因系合力華通公司單方保存，且備注一欄內容由該公司不同人員書寫，加之張莉對此不予認可，該驗收單不足以證明張莉對車輛以前維修過有所了解。故對合力華通公司抗辯稱其向張莉履行了瑕疵告知義務，不予采信，應認定合力華通公司在售車時隱瞞了車輛存在的瑕疵，有欺詐行為，應退車還款并增加賠償張莉的損失。

指導案例18號

中興通訊(杭州)有限責任公司訴王鵬勞動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3年11月8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 勞動合同 單方解除

裁判要點

勞動者在用人單位等級考核中居于末位等次，不等同于“不能勝任工作”，不符合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法定條件，用人單位不能據此單方解除勞動合同。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

基本案情

2005年7月，被告王鵬進入原告中興通訊（杭州）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興通訊）工作，勞動合同約定王鵬從事銷售工作，基本工資每月3840元。該公司的《員工績效管理辦法》規定：員工半年、S、A、C1、C2四個等級，分別代表優秀、良好、價值觀不符、業績待改進；S、A、C（C1、C2）等級的比例分別為20%、70%、10%；不勝任工作原則上考核為C2。王鵬原在該公司分銷科從事銷售工作，2009年1月后因分銷科解散等原因，轉崗至華東區從事銷售工作。2008年下半年、2009年上半年及2010年下半年，王鵬的考核結果均為C2。中興通訊認為，王鵬不能勝任工作，經轉崗后，仍不能勝任工作，故在支付了部分經濟補償金的情況下解除了勞動合同。

2011年7月27日，王鵬提起勞動仲裁。同年10月8日，仲裁委作出裁決：中興通訊支付王鵬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余額36596.28元。中興通訊認為其不存在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行為，故于同年11月1日訴至法院，請求判令不予支付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余額。

裁判結果

浙江省杭州市濱江區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6日作出（2011）杭濱民初字第885號民事判決：原告中興通訊（杭州）有限責任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內一次性支付被告王鵬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金余額36596.28元。宣判后，雙方均未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對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條件進行了明確限定。原告中興通訊以被告王鵬不勝任工作，經轉崗后仍不勝任工作為由，解除勞動合同，對此應負舉證責任。根據《員工績效管理辦法》的規定，“C（C1、C2）考核等級的比例為10%”，雖然王鵬曾經考核結果為C2，但是C2等級并不完全等同于“不能勝任工作”，中興通訊僅憑該限定考核等級比例的考核結果，不能證明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不符合據此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法定條件。雖然2009年1月王鵬從分銷科轉崗，但是轉崗前后均從事銷售工作，并存在分銷科解散導致王鵬轉崗這一根本原因，故不能證明王鵬系因不能勝任工作而轉崗。因此，中興通訊主張王鵬不勝任工作，經轉崗后仍然不勝任工作的依據不足，存在違法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應當依法向王鵬支付經濟補償標準二倍的賠償金。

指導案例19號

趙春明等訴煙臺市福山區汽車運輸公司衛德平等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3年11月8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 機動車交通事故 責任 套牌 連帶責任

裁判要點

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將機動車號牌出借他人套牌使用，或者明知他人套牌使用其機動車號牌不予制止，套牌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損害的，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與套牌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擔連帶責任。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條

基本案情

2008年11月25日5時30分許，被告林則東駕駛套牌的魯F41703貨車在同三高速公路某段行駛時，與同向行駛的被告周亞平駕駛的客車相撞，兩車沖下路基，客車翻滾致車內乘客馮永菊當場死亡。經交警部門認定，貨車司機林則東負主要責任，客車司機周亞平負次要責任，馮永菊不負事故責任。原告趙春明、趙某某、馮某某、侯某某分別系死者馮永菊的丈夫、兒子、父親和母親。

魯F41703號牌在車輛管理部門登記的貨車并非肇事貨車，該號牌登記貨車的所有人系被告煙臺市福山區汽車運輸公司（以下簡稱福山公司），實際所有人系被告衛德平，該貨車在被告永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煙臺中心支公司（以下簡稱永安保險公司）投保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

套牌使用魯F41703號牌的貨車（肇事貨車）實際所有人為被告衛廣輝，林則東系衛廣輝雇傭的司機。據車輛管理部門登記信息反映，魯F41703號牌登記貨車自2004年4月26日至2008年7月2日，先后15次被以損壞或滅失為由申請補領號牌和行駛證。2007年8月23日衛廣輝申請補領行駛證的申請表上有福山公司的簽章。事發后，福山公司曾派人到交警部門處理相關事宜。審理中，衛廣輝表示，衛德平對套牌事宜知情并收取套牌費，事發后衛廣輝還向衛德平借用魯F41703號牌登記貨車的保單去處理事故，保單仍在衛廣輝處。

發生事故的客車的登記所有人系被告朱榮明，但該車輛幾經轉手，現實際所有人系周亞平，朱榮明對該客車既不支配也未從該車運營中獲益。被告上海騰飛建設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騰飛公司）系周亞平的雇主，但事發時周亞平并非履行職務。該客車在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簡稱人保公司）投保了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

裁判結果

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8日作出（2009）寶民一（民）初字第1128號民事判決：

一、被告衛廣輝、林則東賠償四原告喪葬費、精神損害撫慰金、死亡賠償金、交通費、誤工費、住宿費、被扶養人生活費和律師費共計396863元；

二、被告周亞平賠償四原告喪葬費、精神損害撫慰金、死亡賠償金、交通費、誤工費、住宿費、被扶養人生活費和律師費共計170084元；

三、被告福山公司、衛德平對上述判決主文第一項的賠償義務承擔連帶責任；被告衛廣輝、林則東、周亞平對上述判決主文第一、二項的賠償義務互負連帶責任；

四、駁回四原告的其余訴訟請求。宣判后，衛德平提起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5日作出（2010）滬二中民一（民）終字第1353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根據本案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肇事貨車司機林則東負事故主要責任，而衛廣輝是肇事貨車的實際所有人，也是林則東的雇主，故衛廣輝和林則東應就本案事故損失連帶承擔主要賠償責任。永安保險公司承保的魯F41703貨車并非實際肇事貨車，其也不知道魯F41703機動車號牌被肇事

對事故負次要責任，周亞平也是該客車的實際所有人，故周亞平應對本案事故損失承擔次要賠償責任。朱榮明雖系該客車的登記所有人，但該客車已幾經轉手，朱榮明既不支配該車，也未從該車運營中獲益，故其對本案事故不承擔責任。周亞平雖受雇于騰飛公司，但本案事發時周亞平并非在為騰飛公司履行職務，故騰飛公司對本案亦不承擔責任。至于承保該客車的人保公司，因死者馮永菊系車內人員，依法不適用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故人保公司對本案不承擔責任。另，衛廣輝和林則東一方、周亞平一方雖各自應承擔的責任比例有所不同，但車禍的發生系兩方的共同侵權行為所致，故衛廣輝、林則東對于周亞平的應負責任份額、周亞平對于衛廣輝、林則東的應負責任份額，均應互負連帶責任。

魯F41703貨車的登記所有人福山公司和實際所有人衛德平，明知衛廣輝等人套用自己的機動車號牌而不予阻止，且提供方便，縱容套牌貨車在公路上行駛，福山公司與衛德平的行為已屬于出借機動車號牌給他人使用的情形，該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關機動車管理的法律規定。將機動車號牌出借他人套牌使用，將會縱容不符合安全技術標準的機動車通過套牌在道路上行駛，增加道路交通的危險性，危及公共安全。套牌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號牌出借人同樣存在過錯，對于肇事的套牌車一方應負的賠償責任，號牌出借人應當承擔連帶責任。故福山公司和衛德平應對衛廣輝與林則東一方的賠償責任份額承擔連帶責任。

指導案例20號

深圳市斯瑞曼精細化工有限公司訴深圳市坑梓自來水有限公司、深圳市康泰藍水處理設備有限公司侵害

發明專利權糾紛案

（最高人民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3年11月8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 知識產權 侵害 發明專利權 臨時保護期 后續行為

裁判要點

在發明專利申請公布后至專利權授予前的臨時保護期內制造、銷售、進口的被訴專利侵權產品不為專利法禁止的情況下，其后續的使用、許諾銷售、銷售，即使未經專利權人許可，也不視為侵害專利權，但專利權人可以依法要求臨時保護期內實施其發明的單位或者個人支付適當的費用。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六十九條

基本案情

深圳市斯瑞曼精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斯瑞曼公司)于2006年1月19日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發明專利，該專利于2006年7月19日公開，2009年1月21日授權公告，授權的發明名稱為“制備高純度二氧化氯的設備”，專利權人為斯瑞曼公司。該專利最近一次年費繳納時間為2008年11月28日。2008年10月20日，深圳市坑梓自來水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坑梓自來水公司）與深圳市康泰藍水處理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泰藍公司)簽訂《購銷合同》一份，坑梓自來水公司向康泰藍公司購買康泰藍二

26萬元。康泰藍公司已于2008年12月30日就上述產品銷售款要求稅務機關代開統一發票。在上述《購銷合同》中，約定坑梓自來水公司分期向康泰藍公司支付設備款項，康泰藍公司為坑梓自來水公司提供安裝、調試、維修、保養等技術支持及售后服務。

2009年3月16日，斯瑞曼公司向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訴稱：其擁有名稱為“制備高純度二氧化氯的設備”的發明專利（以下簡稱涉案發明專利），康泰藍公司生產、銷售和坑梓自來水公司使用的二氧化氯生產設備落入涉案發明專利保護范圍。請求判令二被告停止侵權并賠償經濟損失30萬元、承擔訴訟費等費用。在本案中，斯瑞曼公司沒有提出支付發明專利臨時保護期使用費的訴訟請求，在一審法院已作釋明的情況下，斯瑞曼公司仍堅持原訴訟請求。

裁判結果

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6日作出（2009）深中法民三初字第94號民事判決：康泰藍公司停止侵權,康泰藍公司和坑梓自來水公司連帶賠償斯瑞曼公司經濟損失8萬元。康泰藍公司、坑梓自來水公司均提起上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5日作出（2010）粵高法民三終字第444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坑梓自來水公司不服二審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0日作出（2011）民提字第259號民事判決：撤銷原一、二審判決，駁回斯瑞曼公司的訴訟請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斯瑞曼公司在本案中沒有提出支付發明專利臨時保護期使用費的訴訟請求，因此本案的主要爭議焦點在于，坑梓自來水公司在涉案發明專利授權后使用其在涉案發明專利臨時保護期內向康泰藍公司購買的被訴專利侵權產品是否侵犯涉案發明專利權，康泰藍公司在涉案發明專利授權后為坑梓自來水公司使用被訴專利侵權產品提供售后服務是否侵犯涉案發明專利權。

對于侵犯專利權行為的認定，應當全面綜合考慮專利法的相關規定。根據本案被訴侵權行為時間，本案應當適用2000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專利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發明和實用新型專利權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利權人許可，都不得實施其專利，即不得為生產經營目的制造、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其專利產品，或者使用其專利方法以及使用、許諾銷售、銷售、進口依照該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品。”第十三條規定：“發明專利申請公布后，申請人可以要求實施其發明的單位或者個人支付適當的費用。”第六十二條規定：“侵犯專利權的訴訟時效為二年，自專利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得知或者應當得知侵權行為之日起計算。發明專利申請公布后至專利權授予前使用該發明未支付適當使用費的，專利權人要求支付使用費的訴訟時效為二年，自專利權人得知或者應當得知他人使用其發明之日起計算，但是，專利權人于專利權授予之日前即已得知或者應當得知的，自專利權授予之日起計算。”綜合考慮上述規定，專利法雖然規定了申請人可以要求在發明專利申請公布后至專利權授予之前（即專利臨時保護期內）實施其發明的單位或者個人支付適當的費用，即享有請求給付發明專利臨時保護期使用費的權利，但對于專利臨時保護期內實施其發明的行為并不享有請求停止實施的權利。因此，在發明專利臨時保護期內實施相關發明的，不屬于專利法禁止的行為。在專利臨時保護期內制造、銷售、進口被訴專利侵權產品不為專利法禁止的情況下，其后續的使用、許諾銷售、銷售該產品的行為，即使未經專利權人許可，也應當得到允許。也就是說，專利權人無權禁止他人對專利臨時保護期內制造、銷售、進口的被訴專利侵權產品的后續使用、許諾銷售、銷售。當然，這并不否定專利權人根據專利法第十三條規定行使要求實施其發明者支付適當費用的權利。對于在專利臨時保護期內制造、銷售、進口的被訴專利侵權產品，在銷售者、使用者提供了合法來源的情況

下，銷售者、使用者不應承擔支付適當費用的責任。

認定在發明專利授權后針對發明專利臨時保護期內實施發明得到的產品的后續使用、許諾銷售、銷售等實施行為不構成侵權，符合專利法的立法宗旨。一方面，專利制度的設計初衷是“以公開換保護”，且是在授權之后才能請求予以保護。對于發明專利申請來說，在公開日之前實施相關發明，不構成侵權，在公開日后也應當允許此前實施發明得到的產品的后續實施行為；在公開日到授權日之間，為發明專利申請提供的是臨時保護，在此期間實施相關發明，不為專利法所禁止，同樣也應當允許實施發明得到的產品在此期間之后的后續實施行為，但申請人在獲得專利權后有權要求在臨時保護期內實施其發明者支付適當費用。由于專利法沒有禁止發明專利授權前的實施行為，則專利授權前制造出來的產品的后續實施也不構成侵權。否則就違背了專利法的立法初衷，為尚未公開或者授權的技術方案提供了保護。另一方面，專利法規定了先用權，雖然僅規定了先用權人在原有范圍內繼續制造相同產品、使用相同方法不視為侵權，沒有規定制造的相同產品或者使用相同方法制造的產品的后續實施行為是否構成侵權，但是不能因為專利法沒有明確規定就認定上述后續實施行為構成侵權，否則，專利法規定的先用權沒有任何意義。

本案中，康泰藍公司銷售被訴專利侵權產品是在涉案發明專利臨時保護期內，該行為不為專利法所禁止。在此情況下，后續的坑梓自來水公司使用所購買的被訴專利侵權產品的行為也應當得到允許。因此，坑梓自來水公司后續的使用行為不侵犯涉案發明專利權。同理，康泰藍公司在涉案發明專利授權后為坑梓自來水公司使用被訴專利侵權產品提供售后服務也不侵犯涉案發明專利權。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發布第六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

法〔2014〕18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

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現將孫銀山訴南京歐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寧店買賣合同糾紛案等四個案例（指導案例23-26號），作為第六批指導性案例發布，供在審判類似案件時參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1月26日

指導案例23號

孫銀山訴南京歐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寧店買賣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4年1月26日發布）

關鍵詞:民事 買賣合同 食品安全 十倍賠償

裁判要點

消費者購買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要求銷售者或者生產者依照食品安全法規定支付價款十倍賠償金或者依照法律規定的其他賠償標準賠償的，不論其購買時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標準，人民法院都應予支持。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第二款

基本案情

2012年5月1日，原告孫銀山在被告南京歐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寧店（簡稱歐尚超市江寧店）購買“玉兔牌”香腸15包，其中價值558.6元的14包香腸已過保質期。孫銀山到收銀臺結賬后，即徑直到服務臺索賠，后因協商未果訴至法院，要求歐尚超市江寧店支付14包香腸售價十倍的賠償金5586元。

裁判結果

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0日作出（2012）江寧開民初字第646號民事判決：被告歐尚超市江寧店于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內賠償原告孫銀山5586元。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關于原告孫銀山是否屬于消費者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消費者是相對于銷售者和生產者的概念。只要在市場交易中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是為了個人、家庭生活需要，而不是為了生產經營活動或者職業活動需要的，就應當認定為“為生活消費需要”的消費者，屬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的范圍。本案中，原、被告雙方對孫銀山從歐尚超市江寧店購買香腸這一事實不持異議，據此可以認定孫銀山實施了購買商品的行為，且孫銀山并未將所購香腸用于再次銷售經營，歐尚超市江寧店也未提供證據證明其購買商品是為了生產經營。孫銀山因購買到超過保質期的食品而索賠，屬于行使法定權利。因此歐尚超市江寧店認為孫銀山

關于被告歐尚超市江寧店是否屬于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食品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以下簡稱《食品安全法》）第三條規定：“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依照法律、法規和食品安全標準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對社會和公眾負責，保證食品安全，接受社會監督，承擔社會責任。”該法第二十八條第（八）項規定，超過保質期的食品屬于禁止生產經營的食品。食品銷售者負有保證食品安全的法定義務，應當對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自行及時清理。歐尚超市江寧店作為食品銷售者，應當按照保障食品安全的要求儲存食品，及時檢查待售食品，清理超過保質期的食品，但歐尚超市江寧店仍然擺放并銷售貨架上超過保質期的“玉兔牌”香腸，未履行法定義務，可以認定為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

關于被告歐尚超市江寧店的責任承擔問題。《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第一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第二款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當銷售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時，消費者可以同時主張賠償損失和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也可以只主張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本案中，原告孫銀山僅要求歐尚超市江寧店支付售價十倍的賠償金，屬于當事人自行處分權利的行為，應予支持。關于被告歐尚超市江寧店提出原告明知食品過期而購買，希望利用其錯誤謀求利益，不應予以十倍賠償的主張，因前述法律規定消費者有權獲得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因該賠償獲得的利益屬于法律應當保護的利益，且法律并未對消費者的主觀購物動機作出限制性規定，故對其該項主張不予支持。

指導案例24號

榮寶英訴王陽、永誠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陰支公司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4年1月26日發布）

關鍵詞:民事 交通事故 過錯責任

裁判要點

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沒有過錯，其體質狀況對損害后果的影響不屬于可以減輕侵權人責任的法定情形。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第一款第（二）項

基本案情

原告榮寶英訴稱：被告王陽駕駛轎車與其發生刮擦，致其受傷。該事故經江蘇省無錫市公安局交通巡邏警察支隊濱湖大隊（簡稱濱湖交警大隊）認定：王陽負事故的全部責任，榮寶英無責。原告要求下述兩被告賠償醫療費用30006元、住院伙食補助費414元、營養費1620元、殘疾賠償金27658.05元、護理費6000元、交通費800元、精神損害撫慰金10500元，并承擔本案訴訟費用及鑒定費用。

被告永誠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江陰支公司(簡稱永誠保險公司)辯稱：對于事故經過及責任認定沒有異議，其愿意在交強險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對于醫療費用30006元、住院伙食補助費414元沒有異議；因鑒定意見結論中載明“損傷參與度評定為75%，其個人體質的因素占25%”，故確定殘疾賠償金應當乘以損傷參與度系數0.75，認可20743.54元；對于營養費認可1350元，護理費認可3300元，交通費認可400元，鑒定費用不予承擔。

被告王陽辯稱：對于事故經過及責任認定沒有異議，原告的損失應當由永誠保險公司在交強險限額范圍內優先予以賠償；鑒定費用請求法院依法判決，其余各項費用同意保險公司意見；其已向原告賠償20000元。

法院經審理查明：2012年2月10日14時45分許，王陽駕駛號牌為蘇MT1888的轎車，沿江蘇省無錫市濱湖區蠡湖大道由北往南行駛至蠡湖大道大通路口人行橫道線時，碰擦行人榮寶英致其受傷。2月11日，濱湖交警大隊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王陽負事故的全部責任，榮寶英無責。事故發生當天，榮寶英即被送往醫院治療，發生醫療費用30006元，王陽墊付20000元。榮寶英治療恢復期間，以每月2200元聘請一名家政服務人員。號牌蘇MT1888轎車在永誠保險公司投保了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保險期間為2011年8月17日0時起至2012年8月16日24時止。原、被告一致確認榮寶英的醫療費用為30006元、住院伙食補助費為414元、精神損害撫慰金為10500元。

榮寶英申請并經無錫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司法鑒定所鑒定，結論為：1.榮寶英左橈骨遠端骨折的傷殘等級評定為十級；左下肢損傷的傷殘等級評定為九級。損傷參與度評定為75%，其個人體質的因素占25%。2.榮寶英的誤工期評定為150日，護理期評定為60日，營養期評定為90日。一審法院據此確認殘疾賠償金27658.05元扣減25%為20743.54元。

裁判結果

江蘇省無錫市濱湖區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8日作出（2012）錫濱民初字第1138號判決：

一、被告永誠保險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賠償榮寶英醫療費用、住院伙食補助費、營養費、殘疾賠償金、護理費、交通費、精神損害撫慰金共計45343.54元。

二、被告王陽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賠償榮寶英醫療費用、住院伙食補助費、營養費、鑒定費共計4040元。

三、駁回原告榮寶英的其他訴訟請求。宣判后，榮寶英向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于2013年6月21日以原審適用法律錯誤為由作出（2013）錫民終字第497號民事判決：

一、撤銷無錫市濱湖區人民法院（2012）錫濱民初字第1138號民事判決；

二、被告永誠保險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賠償榮寶英52258.05元。

三、被告王陽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賠償榮寶英4040元。

四、駁回原告榮寶英的其他訴訟請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沒有過錯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賠償責任；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有過錯的，根據過錯程度適當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賠償責任。因此，交通事故中在計算殘疾賠償金是否應當扣減時應當根據受害人對損失的發生或擴大是否存在過錯進行分析。本案中，雖然原告榮寶英的個人體質狀況對損害后果的發生具有一定的影響，但這不是侵權責任法等法律規定的過錯，榮寶英不應因個人體質狀況對交通事故導致的傷殘存在一定影響而自負相應責任，原審判決以傷殘等級鑒定結論中將榮寶英個人體質狀況“損傷參與度評定為75%”為由，在計算殘疾賠償金時作相應扣減屬適用法律錯誤，應予糾正。

從交通事故受害人發生損傷及造成損害后果的因果關系看，本起交通事故的引發系肇事者王陽駕駛機動車穿越人行橫道線時，未盡到安全注意義務碰擦行人榮寶英所致；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損害后果系受害人榮寶英被機動車碰撞、跌倒發生骨折所致，事故責任認定榮寶英對本起事故不負責任，其對事故的發生及損害后果的造成均無過錯。雖然榮寶英年事已高，但其年老骨質疏松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觀因素，并無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因此，受害人榮寶英對于損害的發生或者擴大沒有過錯，不存在減輕或者免除加害人賠償責任的法定情形。同時，機動車應當遵守文明行車、禮讓行人的一般交通規則和社會公德。本案所涉事故發生在人行橫道線上，正常行走的榮寶英對將被機動車碰撞這一事件無法預見，而王陽駕駛機動車在路經人行橫道線時未依法減速慢行、避讓行人，導致事故發生。因此，依法應當由機動車一方承擔事故引發的全部賠償責任。

根據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關規定，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而我國交強險立法并未規定在確定交強險責任時應依據受害人體質狀況對損害后果的影響作相應扣減，保險公司的免責事由也僅限于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即便是投保機動車無責，保險公司也應在交強險無責限額內予以賠償。因此，對于受害人符合法律規定的賠償項目和標準的損失，均屬交強險的賠償范圍，參照“損傷參與度”確定損害賠償責任和交強險責任均沒有法律依據。

指導案例25號

華泰財產保險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訴李志貴、天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張家口支公司保險人代位求償權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4年1月26日發布）

關鍵詞:民事訴訟 保險人代位求償 管轄

裁判要點

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造成保險事故，保險人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后，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而提起訴訟的，應當根據保險人所代位的被保險人與第三者之間的法律關系，而不應當根據保險合同法律關系確定管轄法院。第三者侵害被保險人合法權益的，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六十條第一款

基本案情

2011年6月1日，華泰財產保險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簡稱華泰保險公司）與北京亞大錦都餐飲管理有限公司（簡稱亞大錦都餐飲公司）簽訂機動車輛保險合同，被保險車輛的車牌號為京A82368，保險期間自2011年6月5日0時起至2012年6月4日24時止。2011年11月18日，陳某某駕駛被保險車輛行駛至北京市朝陽區機場高速公路上時，與李志貴駕駛的車牌號為冀GA9120的車輛發生交通事故，造成被保險車輛受損。經交管部門認定，李志貴負事故全部責任。事故發生后，華泰保險公司依照保險合同的約定，向被保險人亞大錦都餐飲公司賠償保險金83878元，并依法取得代位求償權。基于肇事車輛系在天安財產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張家口支公司（簡稱天安保險公司）投保了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華泰保險公司于2012年10月訴至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請求判令被告肇事司機李志貴和天安保險公司賠償83878元，并承擔訴訟費用。

被告李志貴的住所地為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沙城鎮，被告天安保險公司的住所地為張家口市懷來縣沙城鎮燕京路東108號，保險事故發生地為北京市朝陽區機場高速公路上，被保險車輛行駛證記載所有人的住址為北京市東城區工體北路新中西街8號。

裁判結果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7日作出（2012）東民初字第13663號民事裁定：對華泰保險公司的起訴不予受理。宣判后，當事人未上訴，裁定已發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六十條的規定，保險人的代位求償權是指保險人依法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向造成保險標的損害負有賠償責任的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保險人代位求償權源于法律的直接規定，屬于保險人的法定權利，并非基于保險合同而產生的約定權利。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造成保險事故，保險人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后，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而提起訴訟的，應根據保險人所代位的被保險人與第三者之間的法律關系確定管轄法院。第三者侵害被保險人合法權益，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而不適用財產保險合同糾紛管轄的規定，不應以保險標的物所在地作為管轄依據。本案中，第三者實施了道路交通侵權行為，造成保險事故，被保險人對第三者有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保險人行使代位權起訴第三者的，應當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現二被告的住所地及侵權行為地均不在北京市東城區，故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對該起訴沒有管轄權，應裁定不予受理。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發布第一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發布第一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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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法規標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發布第一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 【頒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發文字號】

【頒布時間】2011-12-20 【失效時間】

【法規來源】http://?node=6148 【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發布第一批指導性案例的通

知

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

為了貫徹落實中央關于建立案例指導制度的司法改革舉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印發了《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規定》的出臺，標志著中國特色案例指導制度初步確立。社會各界對此高度關注，并給予大力支持。各高級人民法院根據《規定》要求，積極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薦報送指導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專門設立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加強并協調有關方面對指導性案例的研究。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決定將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居間合同糾紛案等4個案例作為第一批指導性案例予以公布。現將有關工作通知如下：

一、準確把握案例的指導精神

（一）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居間合同糾紛案，旨在解決二手房買賣活動中買方與中介公司因“跳單”引發的糾紛。該案例確認：居間合同中禁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撇開該中介公司與賣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約定具有約束力，即買方不得“跳單”違約；但是同一房源信息經多個中介公司發布，買方通過上述正當途徑獲取該房源信息的，有權在多個中介公司中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交易，此行為不屬于“跳單”違約。從而既保護中介公司合法權益，促進中介服務市場健康發展，維護市場交易誠信，又促進房屋買賣中介公司之間公平競爭，提高服務質量，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二）吳梅訴四川省眉山西城紙業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旨在正確處理訴訟外和解協議與判決的效力關系。該案例確認：對于當事人在二審期間達成訴訟外和解協議后撤訴的，當事人應當依約履行。一方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協議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執行一審生效判決。從而既尊重當事人對爭議標的的自由處分權，強調了協議必須信守履行的規則，又維護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權威。

（三）潘玉梅、陳寧受賄案旨在解決新形式、新手段受賄罪的認定問題。該案例確認：國家工作人員以“合辦”公司的名義或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的、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未謀取利益而受賄的、以及為掩飾犯罪而退贓的，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從而對近年來以新的手段收受賄賂案件的處理提供了明確指導。對于依法懲治受賄犯罪，有效查處新形勢下出現的新類型受賄案件，推進反腐敗斗爭深入開展，具有重要意義。

（四）王志才故意殺人案旨在明確判處死緩并限制減刑的具體條件。該案例確認：刑法修正案

（八）規定的限制減刑制度，可以適用于2011年4月30日之前發生的犯罪行為；對于罪行極其嚴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被害方反應強烈，但被告人具有法定或酌定從輕處罰情節，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同時依法決定限制減刑能夠實現罪刑相適應的，可以判處死緩并限制減刑。這有利于切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既依法嚴懲嚴重刑事犯罪，又進一步嚴格限制死刑，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二、切實發揮好指導性案例作用

各級人民法院對于上述指導性案例，要組織廣大法官認真學習研究，深刻領會和正確把握指導性案例的精神實質和指導意義；要增強運用指導性案例的自覺性，以先進的司法理念、公平的裁判尺度、科學的裁判方法，嚴格參照指導性案例審理好類似案件，進一步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確保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保障社會和諧穩定；要高度重視案例指導工作，精心編選、積極推薦、及時報送指導性案例，不斷提高選報案例質量，推進案例指導工作扎實開展；要充分發揮輿論引導作用，宣傳案例指導制度的意義和成效，營造社會各界理解、關心和支持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良好氛圍。

今后，各高級人民法院可以通過發布參考性案例等形式，對轄區內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法院的審判業務工作進行指導，但不得使用“指導性案例”或者“指導案例”的稱謂，以避免與指導性案例相混淆。對于實施案例指導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改進案例指導工作的建議，請及時層報最高人民法院。

附：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居間合同糾紛案等四個指導性案例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指導案例1號

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

居間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1年12月20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 居間合同 二手房買賣 違約

裁判要點

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關于禁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繞開該中介公司與賣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約定合法有效。但是，當賣方將同一房屋通過多個中介公司掛牌出售時，買方通過其他公眾可以獲知的正當途徑獲得相同房源信息的，買方有權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其行為并沒有利用先前與之簽約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構成違約。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條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簡稱中原公司）訴稱：被告陶德華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區株洲路某號房屋銷售信息，故意跳過中介，私自與賣方直接簽訂購房合同，違反了《房地產求購確認書》的約定，屬于惡意“跳單”行為，請求法院判令陶德華按約支付中原公司違約金1.65萬元。

被告陶德華辯稱：涉案房屋原產權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獨家掌握該房源信息，也非獨家代理銷售。陶德華并沒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單”違約行為。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產權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掛牌銷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帶陶德華看了該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產顧問有限公司(簡稱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帶陶德華之妻曹某某看了該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帶陶德華看了該房屋，并于同日與陶德華簽訂了《房地產求購確認書》。該《確認書》第2.4條約定，陶德華在驗看過該房地產后六個月內，陶德華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辦人等與陶德華有關聯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機會等條件但未通過中原公司而與第三方達成買賣交易的，陶德華應按照與出賣方就該房地產買賣達成的實際成交價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違約金。當時中原公司對該房屋報價165萬元，而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報價145萬元，并積極與賣方協商價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居間下，陶德華與賣方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成交價138萬元。后買賣雙方辦理了過戶手續，陶德華向某房地產顧問公司支付傭金1.38萬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號民事判決：被告陶德華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違約金1.38萬元。宣判后，陶德華提出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滬二中民二（民）終字第1508號民事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號民事判決；

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華支付違約金1.65萬元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中原公司與陶德華簽訂的《房地產求購確認書》屬于居間合同性質，其中第2.4條的約定，屬于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常有的禁止“跳單”格式條款，其本意是為防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跳”過中介公司購買房屋，從而使中介公司無法得到應得的傭金，該約定并不存在免除一方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情形，應認定有效。根據該條約定，衡量買方是否“跳單”違約的關鍵，是看買方是否利用了該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機會等條件。如果買方并未利用該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機會等條件，而是通過其他公眾可以獲知的正當途徑獲得同一房源信息，則買方有權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而不構成“跳單”違約。本案中，原產權人通過多家中介公司掛牌出售同一房屋，陶德華及其家人分別通過不同的中介公司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并通過其他中介公司促成了房屋買賣合同成立。因此，陶德華并沒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機會，故不構成違約，對中原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指導案例2號

吳梅訴四川省眉山西城紙業有限

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1年12月20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訴訟 執行 和解 撤回上訴 不履行和解協議 申請執行一審判決

裁判要點

民事案件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人民法院準許撤回上訴的，該和解協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調解書，屬于訴訟外達成的協議。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另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吳梅系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吳梅收舊站業主，從事廢品收購業務。約自2004年開始，吳梅出售廢書給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紙業有限公司（簡稱西城紙業公司）。2009年4月14日雙方通過結算，西城紙業公司向吳梅出具欠條載明：今欠到吳梅廢書款壹佰玖拾柒萬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雙方又對后期貨款進行了結算，西城紙業公司向吳梅出具欠條載明：今欠到吳梅廢書款伍拾肆萬捌仟元整（￥548000.00）。因經多次催收上述貨款無果，吳梅向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判令西城紙業公司支付貨款251.8萬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紙業公司對欠吳梅貨款251.8萬元沒有異議。

一審法院經審理后判決：被告西城紙業公司在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給付原告吳梅貨款251.8萬元及違約利息。宣判后，西城紙業公司向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審理期間，西城紙業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與吳梅簽訂了一份還款協議，商定西城紙業公司的還款計劃，吳梅則放棄了支付利息的請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紙業公司以自愿與對方達成和解協議為由申請撤回上訴。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準予撤訴后，因西城紙業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協議，吳梅向一審法院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對吳梅申請執行一審判決予以支持。西城紙業公司向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監督，主張不予執行原一審判決。

裁判結果

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執督字第4號復函認為：根據吳梅的申請，一審法院受理執行已生效法律文書并無不當，應當繼續執行。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西城紙業公司對于撤訴的法律后果應當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準予其撤回上訴，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即為生效判決，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雖然二審期間雙方在自愿基礎上達成的和解協議對相關權利義務做出約定，西城紙業公司因該協議的簽訂而放棄行使上訴權，吳梅則放棄了利息，但是該和解協議屬于雙方當事人訴訟外達成的協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確認制作調解書，不具有強制執行力。西城紙業公司未按和解協議履行還款義務，違背了雙方約定和誠實信用原則，故對其以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為由，主張不予執行原生效判決的請求不予支持。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指導性案例的通知[小編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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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指導性案例的通知

2017年12月20日印發

最高人民法院

關于發布第一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

為了貫徹落實中央關于建立案例指導制度的司法改革舉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6日印發了《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規定》的出臺，標志著中國特色案例指導制度初步確立。社會各界對此高度關注，并給予大力支持。各高級人民法院根據《規定》要求，積極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薦報送指導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專門設立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加強并協調有關方面對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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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案例的研究。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決定將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居間合同糾紛案等4個案例作為第一批指導性案例予以公布。現將有關工作通知如下：

一、準確把握案例的指導精神

(一)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居間合同糾紛案，旨在解決二手房買賣活動中買方與中介公司因“跳單”引發的糾紛。該案例確認：居間合同中禁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撇開該中介公司與賣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約定具有約束力，即買方不得“跳單”違約;但是同一房源信息經多個中介公司發布，買方通過上述正當途徑獲取該房源信息的，有權在多個中介公司中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交易，此行為不屬于“跳單”違約。從而既保護中介公司合法權益，促進中介服務市場健康發展，維護市場交易誠信，又促進房屋買賣中介公司之間公平競爭，提高服務質量，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二)吳梅訴四川省眉山西城紙業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旨在正確處理訴訟外和解協議與判決的效力關系。該案例確認：對于當事人在二審期間達成訴訟外和解協議后撤訴的，當事人應當依約履行。一方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協議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執行一審生效判決。從而既尊重當事人對爭議標的的自由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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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強調了協議必須信守履行的規則，又維護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權威。

(三)潘玉梅、陳寧受賄案旨在解決新形式、新手段受賄罪的認定問題。該案例確認：國家工作人員以“合辦”公司的名義或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的、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未謀取利益而受賄的、以及為掩飾犯罪而退贓的，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從而對近年來以新的手段收受賄賂案件的處理提供了明確指導。對于依法懲治受賄犯罪，有效查處新形勢下出現的新類型受賄案件，推進反腐敗斗爭深入開展，具有重要意義。

(四)王志才故意殺人案旨在明確判處死緩并限制減刑的具體條件。該案例確認：刑法修正案(八)規定的限制減刑制度，可以適用于2017年4月30日之前發生的犯罪行為;對于罪行極其嚴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被害方反應強烈，但被告人具有法定或酌定從輕處罰情節，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同時依法決定限制減刑能夠實現罪刑相適應的，可以判處死緩并限制減刑。這有利于切實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既依法嚴懲嚴重刑事犯罪，又進一步嚴格限制死刑，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二、切實發揮好指導性案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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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人民法院對于上述指導性案例，要組織廣大法官認真學習研究，深刻領會和正確把握指導性案例的精神實質和指導意義;要增強運用指導性案例的自覺性，以先進的司法理念、公平的裁判尺度、科學的裁判方法，嚴格參照指導性案例審理好類似案件，進一步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確保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保障社會和諧穩定;要高度重視案例指導工作，精心編選、積極推薦、及時報送指導性案例，不斷提高選報案例質量，推進案例指導工作扎實開展;要充分發揮輿論引導作用，宣傳案例指導制度的意義和成效，營造社會各界理解、關心和支持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良好氛圍。

今后，各高級人民法院可以通過發布參考性案例等形式，對轄區內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法院的審判業務工作進行指導，但不得使用“指導性案例”或者“指導案例”的稱謂，以避免與指導性案例相混淆。對于實施案例指導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改進案例指導工作的建議，請及時層報最高人民法院。

附：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居間合同糾紛案等四個指導性案例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指導案例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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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

居間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2017年12月20日發布)

關鍵詞民事居間合同二手房買賣違約

裁判要點

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關于禁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繞開該中介公司與賣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約定合法有效。但是，當賣方將同一房屋通過多個中介公司掛牌出售時，買方通過其他公眾可以獲知的正當途徑獲得相同房源信息的，買方有權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其行為并沒有利用先前與之簽約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構成違約。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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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簡稱中原公司)訴稱：被告陶德華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區株洲路某號房屋銷售信息，故意跳過中介，私自與賣方直接簽訂購房合同，違反了《房地產求購確認書》的約定，屬于惡意“跳單”行為，請求法院判令陶德華按約支付中原公司違約金1.65萬元。

被告陶德華辯稱：涉案房屋原產權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獨家掌握該房源信息，也非獨家代理銷售。陶德華并沒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單”違約行為。

法院經審理查明：2017年下半年，原產權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掛牌銷售涉案房屋。2017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帶陶德華看了該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產顧問有限公司(簡稱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帶陶德華之妻曹某某看了該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帶陶德華看了該房屋，并于同日與陶德華簽訂了《房地產求購確認書》。該《確認書》第2.4條約定，陶德華在驗看過該房地產后六個月內，陶德華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辦人等與陶德華有關聯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機會等條件但未通過中原公司而與第三方達成買賣交易的，陶德華應按照與出賣方就該房地產買賣達成的實際成交價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違約金。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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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公司對該房屋報價165萬元，而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報價145萬元，并積極與賣方協商價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居間下，陶德華與賣方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成交價138萬元。后買賣雙方辦理了過戶手續，陶德華向某房地產顧問公司支付傭金1.38萬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號民事判決：被告陶德華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違約金1.38萬元。宣判后，陶德華提出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4日作出(2009)滬二中民二(民)終字第1508號民事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號民事判決;

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華支付違約金1.65萬元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中原公司與陶德華簽訂的《房地產求購確認書》屬于居間合同性質，其中第2.4條的約定，屬于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常有的禁止“跳單”格式條款，其本意是為防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跳”過中介公司購買房屋，從而使中介公司無法得到應得的傭金，該約定并不存在免除一方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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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主要權利的情形，應認定有效。根據該條約定，衡量買方是否“跳單”違約的關鍵，是看買方是否利用了該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機會等條件。如果買方并未利用該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機會等條件，而是通過其他公眾可以獲知的正當途徑獲得同一房源信息，則買方有權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而不構成“跳單”違約。本案中，原產權人通過多家中介公司掛牌出售同一房屋，陶德華及其家人分別通過不同的中介公司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并通過其他中介公司促成了房屋買賣合同成立。因此，陶德華并沒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機會，故不構成違約，對中原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指導案例2號

吳梅訴四川省眉山西城紙業有限

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2017年12月20日發布)

關鍵詞民事訴訟執行和解撤回上訴不履行和解協議申請執行一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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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點

民事案件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人民法院準許撤回上訴的，該和解協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調解書，屬于訴訟外達成的協議。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另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吳梅系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吳梅收舊站業主，從事廢品收購業務。約自2004年開始，吳梅出售廢書給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紙業有限公司(簡稱西城紙業公司)。2017年4月14日雙方通過結算，西城紙業公司向吳梅出具欠條載明：今欠到吳梅廢書款壹佰玖拾柒萬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雙方又對后期貨款進行了結算，西城紙業公司向吳梅出具欠條載明：今欠到吳梅廢書款伍拾肆萬捌仟元整(￥548000.00)。因經多次催收上述貨款無果，吳梅向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判令西城紙業公司支付貨款251.8萬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紙業公司對欠吳梅貨款251.8萬元沒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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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法院經審理后判決：被告西城紙業公司在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給付原告吳梅貨款251.8萬元及違約利息。宣判后，西城紙業公司向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審理期間，西城紙業公司于2017年10月15日與吳梅簽訂了一份還款協議，商定西城紙業公司的還款計劃，吳梅則放棄了支付利息的請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紙業公司以自愿與對方達成和解協議為由申請撤回上訴。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準予撤訴后，因西城紙業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協議，吳梅向一審法院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對吳梅申請執行一審判決予以支持。西城紙業公司向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監督，主張不予執行原一審判決。

裁判結果

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7日作出(2010)眉執督字第4號復函認為：根據吳梅的申請，一審法院受理執行已生效法律文書并無不當，應當繼續執行。

裁判理由

法院認為：西城紙業公司對于撤訴的法律后果應當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準予其撤回上訴，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即為生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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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雖然二審期間雙方在自愿基礎上達成的和解協議對相關權利義務做出約定，西城紙業公司因該協議的簽訂而放棄行使上訴權，吳梅則放棄了利息，但是該和解協議屬于雙方當事人訴訟外達成的協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確認制作調解書，不具有強制執行力。西城紙業公司未按和解協議履行還款義務，違背了雙方約定和誠實信用原則，故對其以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為由，主張不予執行原生效判決的請求不予支持。

指導案例3號

潘玉梅、陳寧受賄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2017年12月20日發布)

關鍵詞刑事受賄罪“合辦”公司受賄低價購房受賄承諾謀利受賄數額計算掩飾受賄退贓

裁判要點

1.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與請托人以“合辦”公司的名義獲取“利潤”，沒有實際出資和參與經營管理的，以受賄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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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家工作人員明知他人有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否已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謀取到利益，不影響受賄的認定。

3.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屋等物品的，以受賄論處，受賄數額按照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

4.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后，因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的，不影響認定受賄罪。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

基本案情

2003年8、9月間，被告人潘玉梅、陳寧分別利用擔任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邁皋橋街道工委書記、邁皋橋辦事處主任的職務便利，為南京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某在邁皋橋創業園區低價獲取100畝土地等提供幫助，并于9月3日分別以其親屬名義與陳某共同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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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南京多賀工貿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多賀公司)，以“開發”上述土地。潘玉梅、陳寧既未實際出資，也未參與該公司經營管理。2004年6月，陳某以多賀公司的名義將該公司及其土地轉讓給南京某體育用品有限公司，潘玉梅、陳寧以參與利潤分配名義，分別收受陳某給予的480萬元。2017年3月，陳寧因潘玉梅被調查，在美國出差期間安排其駕駛員退給陳某80萬元。案發后，潘玉梅、陳寧所得贓款及贓款收益均被依法追繳。

2004年2月至10月，被告人潘玉梅、陳寧分別利用擔任邁皋橋街道工委書記、邁皋橋辦事處主任的職務之便，為南京某置業發展有限公司在邁皋橋創業園購買土地提供幫助，并先后4次各收受該公司總經理吳某某給予的50萬元。

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潘玉梅利用擔任邁皋橋街道工委書記的職務便利，為南京某發展有限公司受讓金橋大廈項目減免100萬元費用提供幫助，并在購買對方開發的一處房產時接受該公司總經理許某某為其支付的房屋差價款和相關稅費61萬余元(房價含稅費121.0817萬元，潘支付60萬元)。2017年4月，潘玉梅因檢察機關從許某某的公司賬上已掌握其購房僅支付部分款項的情況而補還給許某某55萬元。

此外，2000年春節前至2017年12月，被告人潘玉梅利用職務便利，法律咨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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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收受邁皋橋辦事處一黨支部書記兼南京某商貿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高某某人民幣201萬元和美元49萬元、浙江某房地產集團南京置業有限公司范某某美元1萬元。2002年至2017年間，被告人陳寧利用職務便利，先后收受邁皋橋辦事處一黨支部書記高某某21萬元、邁皋橋辦事處副主任劉某8萬元。

綜上，被告人潘玉梅收受賄賂人民幣792萬余元、美元50萬元(折合人民幣398.1234萬元)，共計收受賄賂1190.2萬余元;被告人陳寧收受賄賂559萬元。

裁判結果

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5日以(2008)寧刑初字第49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潘玉梅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被告人陳寧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潘玉梅、陳寧提出上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0日以同樣的事實和理由作出(2009)蘇刑二終字第0028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核準一審以受賄罪判處被告人潘玉梅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的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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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關于被告人潘玉梅、陳寧及其辯護人提出二被告人與陳某共同開辦多賀公司開發土地獲取“利潤”480萬元不應認定為受賄的辯護意見。經查，潘玉梅時任邁皋橋街道工委書記，陳寧時任邁皋橋街道辦事處主任，對邁皋橋創業園區的招商工作、土地轉讓負有領導或協調職責，二人分別利用各自職務便利，為陳某低價取得創業園區的土地等提供了幫助，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在此期間，潘玉梅、陳寧與陳某商議合作成立多賀公司用于開發上述土地，公司注冊資金全部來源于陳某，潘玉梅、陳寧既未實際出資，也未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因此，潘玉梅、陳寧利用職務便利為陳某謀取利益，以與陳某合辦公司開發該土地的名義而分別獲取的480萬元，并非所謂的公司利潤，而是利用職務便利使陳某低價獲取土地并轉賣后獲利的一部分，體現了受賄罪權錢交易的本質，屬于以合辦公司為名的變相受賄，應以受賄論處。

關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辯護人提出潘玉梅沒有為許某某實際謀取利益的辯護意見。經查，請托人許某某向潘玉梅行賄時，要求在受讓金橋大廈項目中減免100萬元的費用，潘玉梅明知許某某有請托事項而收受賄賂;雖然該請托事項沒有實現，但“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不同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項，就屬于為他人謀取利益。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可以從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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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默示的意思表示予以認定。潘玉梅明知他人有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應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至于是否已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謀取到利益，只是受賄的情節問題，不影響受賄的認定。

關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辯護人提出潘玉梅購買許某某的房產不應認定為受賄的辯護意見。經查，潘玉梅購買的房產，市場價格含稅費共計應為121萬余元，潘玉梅僅支付60萬元，明顯低于該房產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潘玉梅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產的行為，是以形式上支付一定數額的價款來掩蓋其受賄權錢交易本質的一種手段，應以受賄論處，受賄數額按照涉案房產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

關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辯護人提出潘玉梅購買許某某開發的房產，在案發前已將房產差價款給付了許某某，不應認定為受賄的辯護意見。經查，2017年4月，潘玉梅在案發前將購買許某某開發房產的差價款中的55萬元補給許某某，相距2004年上半年其低價購房有近兩年時間，沒有及時補還巨額差價;潘玉梅的補還行為，是由于許某某因其他案件被檢察機關找去談話，檢察機關從許某某的公司賬上已掌握潘玉梅購房僅支付部分款項的情況后，出于掩蓋罪行目的而采取的退贓行為。因此，潘玉梅為掩飾犯罪而補還房屋差價款，不影響對其受賄罪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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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被告人潘玉梅、陳寧及其辯護人提出的上述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潘玉梅、陳寧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分別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均已構成受賄罪，且受賄數額特別巨大，但同時鑒于二被告人均具有歸案后如實供述犯罪、認罪態度好，主動交代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同種余罪，案發前退出部分贓款，案發后配合追繳涉案全部贓款等從輕處罰情節，故一、二審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指導案例4號

王志才故意殺人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2017年12月20日發布)

關鍵詞刑事故意殺人罪婚戀糾紛引發坦白悔罪死刑緩期執行限制減刑

裁判要點

因戀愛、婚姻矛盾激化引發的故意殺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殘忍，論罪應當判處死刑，但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積極賠償等從輕處罰情節，同時被害人親屬要求嚴懲的，人民法院根據案件性質、犯罪情節、法律咨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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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性，可以依法判處被告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同時決定限制減刑，以有效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五十條第二款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志才與被害人趙某某(女，歿年26歲)在山東省濰坊市科技職業學院同學期間建立戀愛關系。2017年，王志才畢業后參加工作，趙某某考入山東省曲阜師范大學繼續專升本學習。2017年趙某某畢業參加工作后，王志才與趙某某商議結婚事宜，因趙某某家人不同意，趙某某多次提出分手，但在王志才的堅持下二人繼續保持聯系。2017年10月9日中午，王志才在趙某某的集體宿舍再次談及婚戀問題，因趙某某明確表示二人不可能在一起，王志才感到絕望，憤而產生殺死趙某某然后自殺的念頭，即持趙某某宿舍內的一把單刃尖刀，朝趙的頸部、胸腹部、背部連續捅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次日8時30分許，王志才服農藥自殺未遂，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王志才平時表現較好，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并與其親屬積極賠償，但未與被害人親屬達成賠償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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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結果

山東省濰坊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4日以(2009)濰刑一初字第35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王志才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宣判后，王志才提出上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8日以(2010)魯刑四終字第2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復核確認的事實，以(2010)刑三復22651920號刑事裁定，不核準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發回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依法重新審理，于2017年5月3日作出(2010)魯刑四終字第2-1號刑事判決，以故意殺人罪改判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

裁判理由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經重新審理認為：被告人王志才的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罪行極其嚴重，論罪應當判處死刑。鑒于本案系因婚戀糾紛引發，王志才求婚不成，惱怒并起意殺人，歸案后坦白悔罪，積極賠償被害方經濟損失，且平時表現較好，故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同時考慮到王志才故意殺人手段特別殘忍，被害人親屬不予諒解，要求依法從嚴懲處，為有效化解社會矛盾，依照《中華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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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刑法》第五十條第二款等規定，判處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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