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1年至2013年我國新聞與傳播學研究主題分析

【摘要】本文選取《新聞與傳播》為研究對象，統計了2011年至2013年三年《新聞與傳播》全文轉載的新聞傳播類 論文共519篇，研究目的是通過將每年的論文研究領域、研究主題、作者和原文出處進行統計和分析，并作出年度對比，對三年來該刊新聞傳播學研究領域作出比 較準確的統計，并對統計數據進行定性分析，勾勒新聞學與傳播學整體研究情況；在此基礎上，對研究主題進行統計和分析，顯示新聞學與傳播學內部研究熱點和研 究趨勢的變化。

【關鍵詞】新聞與傳播；全文轉載論文；研究領域；研究主題

一、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

《新聞與傳播》是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編輯出版的文摘類刊物，月刊。該編輯部通過對全國主要新聞學、傳播學專業期刊和學報進行精心篩選，選擇已發表論 文進行全文轉載，是新聞傳播學界的權威性刊物。通過對該刊被全文轉載論文的研究，能夠比較全面地把握當前新聞傳播學研究的總體情況和研究熱點。本文選取 2011年至2013年被全文轉載論文作為研究對象，其中2011年全年合計轉載論文181篇，2012年175篇，2013年163篇（因出版時間關 系，本文未統計第12期），三年合計519篇。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利用統計工具，將所有論文進行編碼統計，在統計數據基礎上進行定性分析。具體研究方法是將所有論文根據其研究領域和研究主題二級編 碼，研究領域編碼主要參考劉自雄對2012年新聞傳播學論文的研究[1]，將研究領域劃分為14個類型，分別為中外新聞傳播史、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傳媒 經濟、傳播學、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輿論學、廣播電視、網絡傳播、新媒體（不包括微博）、微博、廣告學、新聞傳播教育和其他。首先需要說明，由于目前新 聞傳播學交叉研究和跨學科研究比較普遍，在研究領域編碼過程中，實際存在著編碼誤差。研究領域的14個類型之間也有交叉，但這樣編碼能夠比較清晰地勾勒出 新聞學與傳播學的整體研究情況。在此基礎上，本文將對研究主題進行統計和分析，顯示新聞學與傳播學內部研究熱點和研究趨勢的變化。

本文具體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顯示當年被全文轉載論文選題領域和研究主題；二是通過年度統計數據的對比，描述每年被轉載論文選題領域和研究主題的變化；三是統計高比例被轉載的論文作者和原文出處，以此形成一個觀察當前學術期刊和研究者的小窗口。

二、2011年被全文轉載論文研究范圍和研究主題分析

《新聞與傳播》2011年被全文轉載論文（以下簡稱論文）181篇。分布在中外新聞傳播史、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傳媒經濟、傳播學、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輿論學、廣播電視、網絡傳播、新媒體、微博、廣告學、新聞傳播教育等14個領域，布局如圖1。

在這14個傳播領域中，中外新聞傳播史論文11篇，其中研究民國時期新聞史的占8篇，比重非常高，這和近年來史學研究的民國熱有直接關系。

新聞理論論文39篇，研究主題涉及新聞理論研究的幾乎所有領域，包括從建構論角度重新定義新聞為“現實權力關系新近變動的建構性呈現”[2]。新聞傳播法 的研究論文共10篇，學者討論了媒體傳播權[3]、記者采訪權、媒體防衛性權力在媒介審判中的異化[4] 以及傳媒法和誹謗案件改革等話題，顯示了新聞法治的急迫性和復雜性，對于媒體性質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傳媒公共性”問題上，對于媒體功能的討論集中在媒體輿 論監督和媒體能否促進民主的問題上。有學者認為，我國應該建立政府、媒體和公眾三方信息公開測評體系，改變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指數的“自我評價”[5]。媒 體與權力的研究主題包括泰國政府對本國媒體的控制[6]，以及歐美學者對新媒體與權力關系的理論探討。

新聞學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新聞業務領域的研究論文較多[7]，但2011年被全文轉載新聞業務領域的論文較少，只有9篇，其中有3位學者研究《世界新聞 報》“竊聽門”事件，這3篇論文比較趨同的特征是理性較強，探討了新聞業與市場、新聞業與政府的關系[8]；環境新聞研究論文2篇；如何治理媒介“亂象” 的論文3篇。新聞業務研究論文基本向新聞理論研究方向延伸，狹義的采寫編評攝的新聞業務研究論文沒有被轉載。

2010年國務院發布了《推進三網融合的整體方案》，明確了國家政策導向，媒介融合和三網融合的討論比較熱烈。經統計，2011年傳媒經濟論文18篇，其 中傳媒體制改革的論文7篇，媒介經營管理的論文11篇，都是在媒介融合和三網融合背景下展開的，其中寫報業轉型的論文有1篇。本文把廣電媒介經濟的論文歸 類到廣播電視領域，那么實際上傳媒經濟研究論文已接近30篇。

傳播學論文16篇，總體反映了傳播學研究多學科交叉研究的特點。傳播學研究不斷突破經典傳播學的理論范疇，提出了新的理論假設，引起西方傳播學新的研究成 果，如研究者提出大眾傳媒的“期望設置”功能[9]，媒介正義論[10]、媒介尺度論[11]討論了傳播本土性和全球性之間的關系。傳播學基礎研究6篇論 文多是從傳播學學科建制、傳播學研究范式、傳播學本土化等角度成文。輿論學論文4篇，主要討論了輿論引導體系構建、公民言論空間和謠言的社會學解讀。另外，研究“網絡輿論”的論文有8篇，說明輿論學研究的重心已轉向網絡輿 論。本文將其歸類到網絡傳播統計當中，包括網絡輿情、網絡輿論事件、網絡輿論監督、網絡輿論引導和網絡謠言傳播機制。網絡傳播論文共21篇，研究主題除網 絡輿論外，還有網絡治理、網絡信息秩序、網絡新聞評論、網絡問政、網絡水軍、網絡群體事件、網絡公關、網絡傳播特征等主題。

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14篇，多是討論中國國家形象傳播問題；廣播電視研究論文共26篇，研究廣播的論文只有3篇；研究電視“公共性”或公共電視的4篇，其他多是研究廣電體制改革、節目創新和收視率等問題。

新媒體研究（不包括微博）論文5篇，其中有3篇討論新媒體新聞生產和產業格局，1篇反思“全媒體”，1篇提出數據庫成為消費社會的“超級全景監獄” [12]。微博研究論文4篇，主要從網絡傳播學出發討論了微博的社會功能。廣告學論文11篇、新聞傳播教育論文3篇，主要討論新聞傳播教育改革問題。

三、2012年被全文轉載論文研究領域和研究主題分析

經統計，2012年被全文轉載論文研究領域格局如圖2，包括中外新聞傳播史、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傳媒經濟、傳播學、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輿論學、廣播電視、網絡傳播、新媒體、微博、廣告學、新聞傳播教育和其他。

2012年中外新聞史研究論文共12篇，研究主題比較分散，其中中國新聞史研究論文10篇，外國新聞史研究論文2篇，潘祥輝反駁蘇聯解體的“輿論失控說” [13]，盧家銀比較了第二國際到第三國際時期的新聞自由理念[14]。中國新聞史研究包括孫中山新聞思想、晚清傳媒公共性、林語堂新聞輿論改良觀、五四 時期湖南報刊考察等；黃旦提出中國近代報刊認知起源于“媒介就是知識”[15]。另外，有學者考證了宋代謠言傳播的政治風險控制[16]；李彬和張壘回顧 了新世紀十年新聞史，陳娟考證了中國農村報紙變遷。

新聞理論研究論文共27篇，研究主題分布在職業操守、國際新聞研究、新聞文化、另類媒體研究、媒介意識形態、市場新聞業、新聞娛樂化、新聞與民主、政府轉型、新聞自由、媒體功能、新聞傳播法等方面。

在新聞與民主研究上，學界繼續了對邁克爾?舒德森新聞民主思想的介紹。不同研究者通過對李普曼和舒德森新聞與民主思想的對比[17]以及凱瑞和舒德森新聞 與民主思想的對比[18]，形成了學者之間的思想對話。在政府轉型研究中，童兵指出輿論監督推進的前提是政府政治改革[19]，喻國明則從社會化媒體崛起 背景出發談到政治轉型問題[20]。新聞傳播法論文共10篇，其中關于隱私權保護的論文就有5篇。其他研究主題包括美國誹謗法介紹[21]、記者拒證權 [22]、虛假新聞的法律責任和媒體公權利的研究。

新聞業務研究論文9篇，關于中國新聞獎和普利策新聞獎的研究論文有5篇，其他4篇研究主題分別是中國內參的獨特機制[23]、“走轉改”[24]和《新聞聯播》的話語建構與新聞價值[25]，新媒體時代新聞編輯的變化[26]。

傳媒經濟論文14篇，其中7篇論文探討了紙媒轉型問題，研究主題還包括傳媒集團上市問題、傳媒企業轉制問題。還有研究者提出，傳統媒體要打破思想誤區，不 能停步于“融合”，而應該積極“轉型”[27]。陳映和董天策評析了西方媒介多元化政策的價值、制度與操作邏輯[28]。

廣播電視論文共33篇，專門研究廣播的論文4篇，廣電媒體傳媒經濟研究論文10篇，討論廣電媒體“公共性”的論文6篇，研究具體節目或頻道的業務論文4篇，研究電視節目評估體系的論文4篇，廣播電視理論研究論文3篇，另有2篇論文討論了“限娛令”對衛視的影響。

傳播學研究論文17篇，研究主題包括傳播學研究方法、傳播學研究現狀、媒介文化、媒介效果研究、媒體表現研究、新聞真實性、信息經濟學、災難傳播、危機傳播、媒介批評、政治傳播、傳播學基礎研究等方面。

劉海龍認為，中國的媒介表現研究評估指標應該包括三個層次：專業、多元和秩序[29]。沈正賦從信息論的角度研究“新聞真實性”[30]，潘祥輝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了傳播失靈、政府失靈及市場失靈的三角關系[31]。

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論文14篇，其中討論中國對外傳播中政府形象構建、中國媒體“走出去”等研究主題的論文9篇，介紹英國和美國媒體對外傳播的論文3篇，還有1篇分析了2010年全球媒體上中國形象的構建問題。

輿論學研究論文6篇，社會轉型期輿論的形成與傳播機制、輿論傳播載體、輿論引導機制是主要輿論學論文的研究主題。網絡傳播研究論文15篇。和2011年有所不同的是，這一年以“網絡輿論”為關鍵詞的論文很少，網絡輿論研究主題更加深入，研究角度也更加多元。

新媒體研究論文共計11篇，吳旭介紹了美國危機公關領域專家對于網絡社交媒體環境下出現的“類危機”[32]；彭蘭指出社會化媒體、移動終端和數據是影響 新聞生產的新技術因素[33]；其他研究主題緊貼中國國情和新媒體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反映了學者對新媒體問題的密切關注。

微博研究論文共12篇。有學者強調了微博空間里知識分子應參與公共話語的表達[34]；周培源指出“微博無影燈”效應體現了微博輿論的“自凈”功能，作者強調要對民間輿論場有信心，才能打通兩個輿論場[35]。

2012年新聞教育論文共5篇，廣告學方向沒有被轉載的論文。最后，本文將薛可和左雨萌合寫的論文《新媒體語境下非營利組織形象評估模型構建》一文單列為其他研究主題，主要想表明研究者將傳播學研究方法應用于更廣泛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從而使新聞傳播學研究具有更大的社會影響。

四、2013年被全文轉載論文研究領域和研究主題分析

2013年《新聞與傳播》全文轉載論文共163篇。研究領域包括中外新聞傳播史、新聞理論、新聞業務、傳媒經濟、傳播學、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輿論學、廣播電視、網絡傳播、新媒體、微博、廣告學、新聞傳播教育等，領域布局如圖3。

中外新聞傳播史研究領域，全文轉載論文共9篇，其中研究美國新聞史的論文2篇；研究中國新聞史的論文7篇，其中研究民國史的論文4篇，另外3篇論文的研究主題是偽滿時期日本對東北地區的新聞監管、抗戰勝利后重慶《新華日報》和政治傳播在古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聞理論研究論文共19篇，報紙是否會死亡再次成為研究主題，雷啟立認為傳統報紙媒體的困境在于自身思想和文化的創造力不足，紙媒應該求變圖新、堅持自己 之所以為之的歷史和承擔[36]。在媒體社會功能研究主題上，陳娜認為媒體表達應當承擔多元利益制衡的使命[37]。王維佳將中西方新聞業發展歷史相對 比，將新聞記者群體同歷史與政治相連接，提出中國新聞業要重新認識其社會角色并創造新的新聞文化和實踐[38]。新聞傳播法研究主題包括新聞自律與法律監 督、輿論監督與法律公正、新聞自由與名譽權、中國新聞法治困境等話題。

2013年新聞業務研究論文8篇，紙媒如何留住讀者、都市報如何提升競爭力和紙媒融合的論文有4篇，中國當代調查記者職業生涯研究論文1篇，關注“爛尾新聞”成因的論文1篇，“中新體”研究論文1篇，對國內社會沖突性議題采編流程進行分析的論文1篇。

傳媒經濟研究論文17篇，研究主題仍然集中在傳媒體制改革和媒介融合轉型問題，其中傳媒體制改革的論文9篇，媒介融合和轉型的論文5篇，討論報紙“付費墻”的論文1篇，還有2篇分別是2012年傳媒資本市場綜述性論文和傳媒業發展趨勢的預測性文章。

廣播電視研究論文共38篇，其中廣播電視業務研究論文16篇，電視滿意度研究論文2篇，收視率研究論文2篇，廣電體制改革論文5篇，從媒介融合角度討論廣 電業務改革的論文9篇，衛視格局和發展前景的研究論文2篇，電視文化的研究論文1篇，2012年歐洲廣播業發展的綜述性文章1篇。

傳播學研究論文共9篇，其中張兵娟研究了《中國好聲音》節目中的情感傳播和媒介文化[39]；齊愛軍和洪浚浩從新聞專業主義、媒介間議程設置、傳播政治經濟學和多元公共領域四個視角對西方有關主流媒體研究的相關理論做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和評析[40]。

國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研究論文共18篇，其中“國家形象”研究論文6篇，中國國際傳播力和傳播“軟實力”的研究論文6篇，2012年國際傳播研究綜述論文 1篇。另外，胡泳構建了互聯網傳播效果研究的三個維度：認知維度、態度維度和行為維度[41]；關世杰通過五國“中國文化印象調查”數據，提出了共享價值 觀(shared values)和共享性中華核心價值觀(shared Chinese core values)的概念[42]；王異虹通過對德、美、英三國主流媒體報道的分析，指出中國應將科學傳播作為對外傳播發展戰略的主要內容[43]；李良榮和 劉暢從知識社會學角度分析了西方主流媒體對“阿拉伯之春”和“占領華爾街”社會運動的媒體構建，從而指出西方新聞生產的邏輯和內在規則[44]。

2013年輿論學研究論文4篇，網絡傳播研究論文8篇，其中網絡輿論的研究論文2篇，網絡法治問題的研究論文4篇，網絡群體傳播的研究論文1篇。蘇潁基于中國政治文明發展進程討論了互聯網公共討論的多元共識[45]；許瑩分析了網絡反向社會情緒的傳導機制[46]。

新媒體研究論文24篇，其中論文題目中含“大數據”關鍵詞的論文6篇，在這6篇論文中，關注大數據與傳統新聞業關系的論文4篇。總體來看，新媒體研究論文 研究主題比較分散，涉及新媒體經濟、新媒體法治、新聞專業主義、傳播學、新媒體輿情、政府危機管理、新媒體謠言、數字傳播業、移動大趨勢等多個話題。

微博研究論文6篇，其中微博輿論研究的論文3篇，其余3篇涉及的研究主題有媒體微博、熱點事件的微博傳播機制和微博與微觀政治。廣告學研究論文3篇，研究主題分別為廣告攝影的法律及倫理問題研究、美國新媒體廣告規制研究和中國媒介產業特征對廣告業的影響。

五、2011年至2013年論文研究領域與研究主題對比分析

從數量對比來看，三年來新聞理論、狹義傳播學和網絡傳播研究論文數量減少，新媒體研究論文逐年增多，微博研究論文呈現波動變化，廣告學論文波動較大；廣播 電視研究持續增長，需要注意的是，在廣播電視研究論文中，每年都有廣電傳媒改革、收視率和傳媒經濟的研究論文，一般在5至10篇左右，因此傳媒經濟研究論 文一直保持著穩定增長的趨勢，是三年來的研究重點之一。

從研究主題來看，新聞理論研究中新聞傳播法研究一直是研究重點；新聞專業主義、新聞自由、公共新聞和公民新聞是一個持續性話題；多位學者在新聞與民主、新 聞與權力、新聞與社會研究中不斷吸收和反思當代西方新聞傳播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對中國新聞媒體的性質、功能和定位進行思考。政府信息公開、政治轉型 問題在新聞理論研究中也有所體現。傳播學研究論文持續性研究主題包括媒介批評、政治傳播和風險傳播（危機傳播）。在本文統計中，傳播學研究的另一個特點是傳播學理論研究活躍度高，不斷有學者引入新的傳播理論和推進舊理論的新發展。

網絡傳播論文持續性研究主題主要是網絡輿論，以及網絡輿論傳播所引發的網絡問政、網絡反腐、網絡治理、網絡信息秩序、網絡公關、網絡把關、網絡水軍等話 題。三年來該主題研究逐漸從現象研究發展到規范研究和文化研究，如網絡法治問題、網絡表達多元共識和網絡民粹主義的分析等。

新媒體領域研究主題總體比較分散，即使是大數據研究，也涉及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多個領域，宏觀研究居多。微博研究的波動變化同微博產品周期和政治因素相關。這些變化反映了新媒體傳播對新聞傳播業以及整個社會系統產生了整體性影響，學界積極地捕捉到了這些變化，但微觀研究、理論研究和預測性研究亟須深入。

2011年至2013年是中國“十二五”規劃實施的前三年，《新聞與傳播》全文轉載論文基本反映了國家重大政策的調整和實施情況，如推進中國新聞法治進 程、推進傳媒體制改革、中國國家形象傳播和加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競爭等重大選題呈現穩定增長的趨勢，其研究深度不斷推進，研究主題不斷細化。（段卉為黑龍江 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喬蘭為中國傳媒大學社會服務與發展辦助理研究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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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09年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范文

2009年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

陳力丹

[提要] 本文對2009年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做了簡要的梳理。劃分為新聞理論、新聞史、傳播理論和傳播實務研究四部分。文章認為，這年雖然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和網絡熱門話題頻出，但就新聞傳播學研究而言，除了對各種新發生的社會傳播現象進行即時的分析外，學術研究層面倒是較為平靜的一年。[關鍵詞] 新聞傳播學 新聞理論 新聞史 傳播理論 傳播實務

2009年國內群體性事件和網絡熱門話題頻出，但就新聞傳播學研究而言，除了對各種新發生的社會傳播現象進行即時的分析外，學術研究層面倒是較為平靜的一年。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新聞傳播學界在對本學科60年進行的回顧中，一些歷史理論得到了梳理。

新聞理論研究

胡錦濤10.9世界媒體峰會致辭。這年10月9－10日，由新華社、新聞集團、美聯社、BBC等世界九大媒體集團主辦、170多家世界頂級傳媒領導人參加的世界媒體峰會在北京舉行，這是2009年世界新聞傳播業的大事，胡錦濤到會致辭，提出承擔社會責任，“遵守新聞從業基本準則”。這個致辭受到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的關注。研究者認為，我國現在相當多的媒體領導人，關于媒體的理念尚停留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計劃經濟的時代。胡錦濤的致辭表明，我國最高領導層關于媒體觀念的認識，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在具體崗位上的媒體工作者，觀念上需要與時俱進，把握共同的新聞從業理念，具備全球傳播的意識。[1]

建國60年新聞理論回顧。這年相當多的新聞傳播學刊物設置了60年回顧專欄，這些專欄把人們帶回到以往，引發了對一些問題的再思考。有的研究者認為，新中國“后30年中國新聞業發生意義深遠、成果顯著的巨大變化，其根本性的變化是從前30年的宣傳本位向后30年的新聞本位轉變”。《青年記者》特別為此開展關鍵詞論證，選擇真實性、公信力、市場化、服務性、職業化、網絡化、消逝的風景（對紙媒技術的懷舊）七個大關鍵詞，每個關鍵詞之下還有共計96個小關鍵詞，構成一幅歷史回顧的特殊圖景。[2]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市場化生存的黨報在從事新聞生產時，同時受到宣傳邏輯、新聞邏輯和市場邏輯的制約。作者認為，應以新聞邏輯為中心協調三重邏輯。[3]

歷史回顧中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即“我國傳媒的性質”被重新提上議程。前30年，不言而喻是階級斗爭的工具，甚至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實行全面專政的工具。1978年我國傳媒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有的研究者認為，此后中國傳媒的這種性質使得傳媒從單一地對黨政機關負責，衍變為同時要處理政府、公眾（市場）兩方面的關系，進而時刻處于意識形態主體與市場主體雙重身份的矛盾中。現在傳媒要專業化，只有當政府、公眾、傳媒之間形成一種相互寬容的關系的時候，傳媒或許可以尋找到建構新聞專業主義的契機，進而忠實地履行其社會責任。這就需要：“⑴政府放松對媒體的管制，但媒體自覺服從政府利益，并從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⑵公眾不再是作為主要市場而對媒體形成經濟壓力，媒體履行公共服務的職能，并能從公眾取得一定的利益回報；⑶有一種機制保證公眾和政府對媒體的監管。”[4]不過，作者對自己給出的方案本身缺乏信心。

回顧中涉及到1953年因廣西《宜山農民報》事件而確立“黨報不能批評同級黨委”的那段歷史。有的研究者進一步梳理了1977－1998年間我國主流媒體《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中國青年報》、《西藏日報》以及深圳蛇口工業區黨委機關報《蛇口通訊》批評同級黨委的數起事實，指出：“黨報批評同級黨委，除‘文革’時期外，效果一般來說是積極的。筆者認為，就目前從我國輿論監督的現狀和政治文明建設的發展來說，繼續實行黨報不得批評同級黨委的禁令，蔽大于利，已不適應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發展的需要，而且目前已具備取消這個禁令的條件。”[5]

中國新聞學“黃昏”與“輝煌”之爭。這年《現代傳播》3期發表文章《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認為新聞學本位模糊，論著中邏輯混亂和不嚴密較多，范式建構上存在明顯缺失，用經驗性總結的術理取代基于邏輯推導的學理。作者認為文章標題決不是危言聳聽的驚人之聲，而是為中國新聞學前途擔憂的肺腑之音。該刊6期發表了爭辯文章《邁向輝煌的中國新聞學》，肯定了前文中的有益成分，對不能茍同的觀點做了反駁。作者寫道：“縱使今后發展的道路上還會有荊棘，有坎坷，有困難，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國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賴、學界的努力和業界的配合，中國新聞學就絕不會是‘走入黃昏’的‘夕陽’，而是會像穿越朝霞噴薄而出的旭日一樣，充滿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會掙脫各種非學術因素的羈絆、束縛和干擾，祛除自身的弱點、缺點和不足，永遠向著光明前進，朝著輝煌邁進。”[6]

新聞真實與客觀性。這年《新聞記者》每年首期開設的“×年十大假新聞”專欄8年了。2002年，該刊開辟這個專欄本來只是一次性的欄目策劃，不料此后全國各種揭發假新聞的材料涌向該刊編輯部，于是欄目連續辦了8年。欄目按語就此寫道：“整整八年，卻尚未看到勝利的曙光。可見新聞打假之難！這是八年前我們不曾想到的。??如今反思，我們過于善良，高估了媒體人的自律力；我們過于天真，低估了假新聞的生命力。現在方知，因為毒草的孽生，離不開合適的土壤，光拔草而不除根基，必定如春韭，割了一茬又一茬。看來，這場持久戰恐怕遠無停戰之日。”編輯部為此留下一文，對現在關于假新聞的“標準”提出五大困惑：⑴沒有主觀故意，也不是憑空捏造，即使嚴重失實，不能判定是假新聞。⑵只要產生良好效果，造假可以容忍。⑶“本報系轉載”，故新聞之假與我無關。⑷重大題材的新聞照片PS司空見慣，算不得假新聞。⑸商業炒作不算假新聞。該文最后提問：“我們的新聞打假還有必要堅持下去嗎？”[7]

北京一中院曾在2008年終審駁回河北晉州某棉織廠對央視“每周質量報告”名譽權侵害的控告，認定生產者應容忍對其做出的苛刻批評。這一具有標志意義的判例，使寬容新聞失實獲得了法律生存空間。2009年，新聞學界對此類認識提出批評。一位研究者指出：“法律責任同道義責任是不同的兩個概念。法律是道義的最低標準，道義是法律的最高目標。任何媒介、任何新聞工作者，都不能僅僅滿足于自己的行為不違法，而應有更高的行為標準。即使新聞媒介或記者對于某些一般過失造成的輕微失實可以不承擔法律責任，也決不意味著可以心安理得、若無其事了。從道義上說，在新聞必須真實的問題上，不存在寬容的余地。”[8]另一位研究者也指出：“任何虛假新聞，不管是負面報道，還是正面報道，只要是謊言，都足以造成人們的認識錯誤，產生誤導。??樹立起對失實‘零容忍’的態度與機制”。[9]

在傳媒與司法的關系中，新聞事實遭遇到法律真實的挑戰。這年的研究中有數篇文章涉及這個話題。研究者認為，新聞報道事實≠法律真實。記者不是司法人員，不可能運用法律手段獲得確鑿的證據；即使是事實，未必能夠被證明，而法律要求事實必須有明確的證據。現在關于這類情形的司法解釋，提出“基本屬實”和“沒有侮辱內容”兩條，即考慮到傳媒的工作特征。因而，傳媒報道一般新聞，可以按照日常生活中對事實的理解辦，對涉及他人名譽的新聞，則需要采用普通人原則（不要以法官的姿態評判事實）、平衡原則（兼顧各方，不要偏聽偏信）和證據原則（保存采訪筆記和音像）。[10]

這年還發表了多篇關于新聞客觀性的文章。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客觀性的生成邏輯與危機時指出，改革開放后中國媒體廣泛接受了客觀性原則，就自身的考量而言，這是對長期以來濃重傾向性的中和，預示著新聞專業主義的萌動和構建高可信度行業形象的努力，也是為了適應市場化運作的機制，追求更大的經濟效益，同時體現了媒體適應開放與多樣的信息環境的努力。然而，媒體的選擇只是達成客觀性的外顯方式，權力話語對客觀性的尋租才是維系客觀性神話的根本。不論新聞話題是民生還是國際爭紛，從政治、經濟“名人”到學術“明星”，均以公益、客觀掩蓋了運作中的傾向選擇與功利目的。政治、經濟和知識的權力愈來愈呈現出合租客觀性的傾向。盡管如此，客觀性作為新聞業成熟與專業的象征，其建構與維系的歷史過程清晰地揭示了多方力量的較量與平衡。維系這種平衡也就是維系客觀性神話的歷史性選擇與現實的合理性。[11]

表達自由。藉由近年網絡引發的若干事件，表達自由再度成為這年學界關注的焦點。有的研究者們認為，言論自由意味著說錯話的自由。動輒“因言獲罪”不是民主與法治社會的正常現象，慎防“因言獲罪”才符合我國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潮流。對言論應盡可能寬容，尤其是涉及公權力機構及其官員的言論，這對我國權力機制的健康運轉至關重要。在比較了中國和各國最近年來關于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律法規之后，有的研究者指出，關于信息法律的關系中，政府和媒介之間不應該是科層關系，而是信息交互式傳播中的平等關系。“自由傳播為原則，限制傳播為例外”的基本原則賦予了媒介和公民以自由傳播的權利，一方面，自由傳播權利作為表達權的衍生，是公民與生俱來的一項基本人權；另一方面，法律應該明確界定與保障媒介作為信息傳播主體的自由傳播權利，將它作為一項法定的職業權利。政府對媒介的管理“除非確有必要且與實際情況相稱”，否則不應該對其傳播活動做任何限制。[12]

對于西方新聞自由歷史發展和邏輯，這年亦有幾篇文章涉及。有的研究者認為，西方新聞自由經歷了從理性自由到制度性自由，以及知情權理論對新聞自由涵義的擴展兩個主要階段。在歷史的發展中，它也遇到了多重的自由悖論：制度邏輯內化國家意識形態、市場邏輯體現商業利益、文化邏輯主導新聞意義的產生，表述邏輯顯現理論預設。[13]另一位研究者分析了英國出版自由理論的歷史，認為英國數百年的市場導向帶來的只是這樣的結果：市場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顯然步步為營地建構起一個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為主流意見的報業體系，誰想在這一體系內生存和發展，誰就必須遵循市場的或者說媒體大亨為主建立的規則。[14]

新聞道德與法治。這年關于新聞職業道德和微觀新聞法治研究仍然相對多，關于新聞道德的純理論文章有若干篇，還有一些分析國外這方面問題的文章。[15]有的研究者發現，2002年以后，我國傳媒的各種失范文章（假新聞、有償新聞、侵權新聞等等）逐年上升，從世紀之交占發表文章總數的百分之三點幾，上升到2007年的5.02％，因而我國目前處于新聞失范行為高發期。這種情形與資本進入傳媒、傳媒間競爭加劇、報業廣告利潤持續下滑等社會轉型期條件下傳媒機制的變化密切相關。新聞失范屬于社會失范的范疇，新聞工作者中拜金主義的上升、角色的失調、價值觀面臨的沖突、行為無所適從等等，促成了目前的狀態。[16] 新聞道德與法律有差別但也緊密相連。與媒體管理者高度重視“輿論導向”相比，記者采訪和參加新聞發布會收紅包（“車馬費”），常被視為“算不了什么”。針對這種情形，有的研究者指出，根據《廣告法》第13條，記者即使在非勒索的情況下接受金錢，也是違法行為，而不應以職業道德問題加以淡化；然而《廣告法》卻是“一部幾乎被閑置的法律”。從收紅包到封口費，如果仍在道德的范疇內尋求解決之道，既反映了對認識問題嚴重程度和定性的偏差，也無從達到整肅的基本目的。[17]

就像《廣告法》被忽視一樣，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也被傳媒忽視。研究者隨意抽出連續六天的《新京報》（一份被視為精英型的大眾報紙）涉及未成年人的17篇報道，發現其中未成年人的形象75％是負面的，只有5篇對未成年人做了采訪。英國“13歲少年爸爸”的新聞，我國幾百家報紙圖文并茂地加以重點報道，而在英國法院禁止報道后，沒有一家報紙公開檢討自己的處置不當。文章指出：并非不能報道未成年人，問題在于尊重未成年人的隱私權，給予他們話語權，要有保護未成年合法權益的觀念，報道中尋求公眾興趣、新聞價值與未成年保護之間的平衡點。[18]

以往關于新聞工作者權利的文章，幾乎全部是為記者聲張權利。這年的一篇文章提醒人們注意，中國記者的“權利”優遇仍然帶有“權力”色彩。研究者指出，我國的法律并沒有賦予記者任何特權，這是當代社會的法治通例。但在中國，記者享受到某些制度性、組織性的優遇，例如記者可以到重點旅客窗口優先購票，持有記者證可以得到主管方面的物質和人力的支持，還有由行政規章或省級黨委宣傳部賦予的約定采訪權、特許采訪權等等。但要注意，這些權利都是有附加義務的，新聞人所享受到的優遇或關照，必須克減與此相關的公民的某些自由權利。例如，新聞人作為公民可以表達的很多內容，往往不能或不被允許在其供職的媒體上表達。新聞人必須縮減個人的表達自由，方能獲享新聞人的職業優遇。[19]

這年關于新聞工作者權利的話題中，還有涉及記者“合理懷疑”原則的。此前這個概念曾出現在深圳的一個地方性行政規章草案里，通過該規章時這個概念被刪除。在涉及傳媒報道司法的時候，這個問題再次被提出，因為新媒體環境下傳統媒體面臨著兩難：一方面，媒體不能對網絡中的民意訴求熟視無睹，在媒體競爭中落后，錯失輿論監督的良機，另一方面，媒體又不能為了搶占報道先機，無端懷疑司法公正，盲目炒作，干擾司法機關獨立辦案。研究者認為，適當借用刑事訴訟法學中“合理懷疑”（reasonable doubt）原則，可以解決這個兩難問題。運用它的原則是：選題階段，只有在普通刑事案件轉變為懷疑司法不公的公共事件的時候，傳媒才能客觀展現采訪到的基本事實。這需要傳媒將一般經驗與法律專業經驗結合起來考量。采寫階段，不能因為憐憫和同情而人為制造“司法不公”的信息。案件結束階段，傳媒在“合理懷疑”之后要及時跟進真相報道，不能讓受到懷疑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永遠成為懷疑對象。[20]

這年的微觀新聞法研究中，網絡著作權問題成為熱門話題，學界就此發表的文章較多。有的研究者指出，傳統的著作權法是工業時代的產物。網絡的興盛，給作品的相互轉載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原有的著作權法規定的使用制度很難跟上發展。現在不能把著作權理解為復制權，因為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網絡不斷復制，要保護的是不被復制的權利。法律的作用在于提醒權利人，在充分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保護自己的作品不被復制的權利。一旦將作品放到網上，意味著放棄自己的著作權，不應錯把博客之類當作“私下”的作品表達。著作權法屬于私法，在尊重所有權人意愿的提前下，應當最大限度地擴展著作權的流轉空間，允許人們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主動授權與被動授權（如博客）傳播自己的思想。[21]

新聞史研究

這年新聞史研究既有個案研究的深入展開，又有研究取向上的回顧與反思。《國際新聞界》開辟專欄討論新聞史研究，有的研究者認為，“我們的教科書作者，多半在作報歷，而非作史。中外皆然，媒體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社會活動史，任一媒介的興廢，皆有它的政經文教和社會背景，作者若無多元理解，深入剖析，結果只有一途，乏味異常，不忍卒讀。”考其原由，有屬于大環境、大氣候的，有屬于制度面的，有屬于人為的種種因素。另一研究者認為，重視史料搜集的考據作法有其作用，但更完整的探詢則需要了解與今日生活的關連與意義，而文化取徑便是凸現此類問題意識的直射概念。還有研究者指出，新聞史報業研究中嚴重缺失閱聽人的記錄。“報人和研究者，都具有傳統‘士’的精神，將對話的主體設定為國家，卻忽略了拆解與批判所關懷的民間、群眾。誠如歷史系譜研究所言，威權迫使社會的集體失語，而在研究資料中，知識分子得以發言，群眾還是失語。這是新聞史研究中最無法掌握的部分：閱聽人，已經消失并且沒有留下紀錄的讀者，究竟是如何看待報紙，如何進行從優、對立、協商的解讀，形成當時的感覺結構。”[22]

內地的研究對此也有相同的意見，一位研究者認為，缺乏問題意識的史料堆砌是以往一些新聞史實證研究遭到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問題來吸附和聚焦史料的實證研究，能夠加深新聞史研究的厚度，使其具有更大的學術價值。[23]

總體看，這年的新聞史研究，較多屬于個案的細節研究，尤其是關于紅色報刊的研究。這年，一件新聞史料的發現值得關注：一位集報界的朋友花費2800元從潘家園市場購得一份明熹宗天啟七年的邸報。研究專家認為，這份邸報是目前能夠看到的出版時間最早的古代邸報原件，它提供了幾個信息：明末已有公開的為公眾發行的名為“邸報”的民辦報紙；那時部分報紙采用雕版印刷；那時的邸報可以是書冊狀，也可以是單頁的（這個原件是單頁）。[24]

傳播理論研究

這年的傳播學實證研究從多個維度展開，例如關于第三人效果的實驗法研究、傳播效果的ERP實驗研究，以及議程設置的實證研究、電視對少數民族文化影響的民族志研究等等，取得了頗豐的成就。在傳播理論研究方面，也更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然而，清醒地認識傳播學在中國的現狀，是必要的。

中國傳播學知識場域透視。一位研究者分別以中國傳播學是一個什么樣場域、處于什么樣的時空、有一批什么樣的學者、通過什么樣的渠道、采用怎樣的方法、研究了些什么問題、生產了什么樣的知識、取得了怎樣的效果等八個小標題，批判性地描述中國傳播學的大體輪廓。總之，中國傳播學研究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作者最后寫道，就像暴發戶一樣，新聞傳播學專業因為可以吸引很好的生源，學生有相對不錯的就業前景，美國70年代，中國大陸90年代，新聞傳播教育迅速發展。英國媒體批判理論家尼古拉斯·伽漢姆就此描述說：“僻處知識焦點與學院權力位置的邊緣已經多年了??剎那之間，我們彷佛突然站在舞臺中央：許多傳播學者所擅長的議題，頓時成為社會聚焦所在，相信不少人頗有時來運轉之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緊接著還有一句話：“我們的表現能有多杰出，不取決于我們對于傳播現象本身的分析，而取決于我們怎樣解析傳播賴以發生的、更廣泛的社會發展。”顯然，問題不在于我們的學問做得多好，而是社會發展提供了這樣的契機。作者最后的問題是：我們能把握這樣的機會嗎？[25]

重讀經典傳播理論。在對拉斯韋爾的代表性論文《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重新解讀過程中，一位研究者認為，拉斯韋爾的5W傳播模式≠拉斯韋爾的傳播觀念。他以較多的證據說明，拉斯韋爾的傳播觀念并非是單向、缺乏反饋的，而是明確提到了反饋。他的傳播觀念并非是線性的，缺乏對傳播環境的關注，相反，他清晰地提到傳播者缺乏對環境的認識會阻礙傳播效果。他沒有主張傳播魔彈論，而認為宣傳家只能順勢利用受眾已經接受的語言和觀念，將特定的象征符號與人們所憎恨的和偏愛的觀念聯系在一起，才可能取得宣傳的成功。作者指出：“人類社會的注意結構”是拉斯韋爾傳播觀念的核心，而這恰恰被研究者所忽略。[26]關于“魔彈論”，另一位研究者認為，“‘魔彈論’主要存在于傳播的業界與傳播的控制者頭腦之中，而并不見得就有證據表明這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準確地說，‘魔彈論’從一開始就是傳播從業者與傳播控制者的想象，這種想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拉斯韋爾、杜威、帕克、布魯默和李普曼都沒有脫離這種思想。支持有限效果論的學者們強調受眾的主動性和傳播的雙向性，但在深層面上，他們還是更相信傳播的強效果。這種觀念的背后體現的是美國傳播學主流的實用功能。作者最后指出，“把美國傳播效果理論直接套用來解釋中國的問題，卻不反思其實用性與功利性的問題，不反思它有限的理論繁殖力，是不是也是導致本土學者急功近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呢？”[27] 傳播政治經濟學。這年的傳播學研究中，傳播政治經濟學“被”發現。有的研究者認為，隨著20世紀70年代中期“文化工業”的概念轉變為“文化產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視角不再強調宏大敘事的文化工業道德評判，而“開始面對文化產業自身的邏輯關系和結構性質，注重考察技術創新、社會分化和趣味差異所形成信息傳播的離散趨勢。”文化工業概念的轉型，不但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得到充實，也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提供新的視角，產生新的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由于接近信息傳播技術的不平等依然存在，這一現實更使得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揭示新的社會結構或權力賭注方面，具有新的價值和意義。[28]

“亞文化”收編。這年關于傳播學文化學派有多篇文章，其中關于伯明翰學派“亞文化”收編問題的文章有些意思。這里的亞文化（subculture）是指挑戰主導文化的附屬性質的文化形態。當亞文化自下而上開始傳播之時，主導文化，從媒體、司法到市場，會從各個層面對其進行界定（貼標簽），或遏制或散播或利用，將其重新安置、定位，導致其失去抵抗意義，進而被“收編”到主導文化中。研究者認為，收編亞文化主要通過“看不見的手”進行，例如搖滾樂在市場化后逐漸失去鋒芒，80后的另類作品泯然于大眾，“饅頭事件”后鮮有佳作，“山寨春晚”轟轟烈烈上演后無人喝彩地收場等等。作者還指出，亞文化本來就是在媒體和商品消費中形成的，它通過造成道德恐慌反而“暴得大名”，這本身也是其有意求之的市場宣傳。在我國，每當某種亞文化出現，管理部門的干預、審查和禁令、主流媒體的冷嘲熱諷、經紀人、文化公司、網絡推手的活躍，等等，都可從中窺見亞文化收編的表征。[29]

傳媒科技發展與時間觀念變化。傳播技術控制論學派較早地提出這個問題，關于這個問題，前幾年有一些零星的文章談到，這年我國學界又有一篇文章涉及。作者認為，現代電子傳媒技術和內容，建構了人類新的時間觀念。新媒介的出現讓鐘表面臨危機，因為小到手機、電話，大到電視、電腦，幾乎所有電子媒體都具有計時的功能。廣電節目時間表完成了時間參考標準的轉化，對日常生活結構安排產生了結構性影響。現在新興媒體的互動、個性化、即時的傳播特點，顛覆了人們對時間形態的傳統認識，真實時間與虛擬時間被混淆。[30]

多視角的符號學研究。這年的符號學研究，針對具體問題展開的居多。有的研究者提出符號“巫術”的概念，認為“某種東西在我們內心所激發起的情感會自然地附加在代表這種東西的符號上”，而這容易導致兩種符號崇拜現象，“一是符號‘巫術’崇拜，認為符號具有魔力，就像巫術一樣能發揮作用，這是人類的智力發展局限導致的對符號作用的一種想象，主要盛行于原始社會；二是符號迷思崇拜，迷思把荒誕轉變為自然與正當，這是人類出于意識形態的動機而有意把符號轉變為‘魔術’，主要流行于消費社會。”[31] 有的研究者從符號學角度研究考察“口述”，認為其敘事的最大特征是聲音與生動的面孔營造的一種獨特的第一人稱敘述情境。口述的第一人稱敘事，往往比全知全能（采用第三人稱敘事）的解說詞具有更強的藝術表現力。以“我”的身份出現，昭示著講述者與歷史的親密度。除了語言表達，還包括極具表現力的動作和表情。[32]

傳播實務研究 這年關于傳播實務的研究，話題較為分散，這里提及其中的兩個話題。

廣告如何改造所宣傳的商品。這個問題已有無數的解釋和技術表達，這年的一篇文章將其概括為“物的奇觀化”，多少賦予了一些“理論”色彩。研究者認為，廣告就是在受眾的潛意識進行信息殖民。廣告中的物品與現實的物品的差別就在于采用了“物的奇觀化”（spectacle，或譯景觀、景象）。廣告把實際物品轉化成被人們記住的物品的奇觀，把物品的實際內容抽空，留下一個軀殼，再將這個軀殼進行包裝，放到廣告中，使它進入一個奇觀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產生一些與實際物品不相干的意義。這是一個比現實還要現實、比美還要美、比真者還要真的模擬。這是一個觀念的世界、心理的世界、符號的世界，它使物品形象的重要性超越了物品本身。廣告形象世界織成了一張意義的“景觀”之網，受眾或消費者生活在網中，樂在其中，感覺不到它的存在。[33]

受眾評估廣告效果的悖論。關于廣告傳播效果的調查已有很多，這年的一份這類調查給出的數據值得關注。研究者在我國東、中部五省市的六個城鎮（從省會城市到鄉鎮）抽樣2000名居民。他們認為廣告對自己的消費及生活的影響以正面功能為主，這一結論說明，簡單放大廣告的負面認知，存在著偏頗。然而人們對廣告社會效果的評價較低，廣告存在較嚴重的信任危機，例如傾向不信任的比例超出信任比例1倍多，虛假、低俗、商業功利性太強等是幾點重要的批評。顯然，廣告對受眾消費及生活功能的認知與廣告社會效果的認知不和協。鑒于這種情況，廣告公信力將是未來廣告發展的關鍵點。[34]

[1]陳力丹/王晶《談記者職業理念的更新——學習胡錦濤在世界媒體峰會上的致辭》，《青年記者》2009年11期上。

[2]李良榮《艱難的轉身：從宣傳本位到新聞本位》，《國際新聞界》2009年9期；《青年記者》，2009年9期上“60年關鍵詞”專欄。

[3]田秋生《市場背景下制約黨報新聞生產的三重邏輯》，《國際新聞界》，2009年2期。

[4]樊昌志/童兵《社會結構中的大眾傳播》，《新聞大學》2009年秋季號。[5]靖鳴《試析我國黨報批評同級黨委的實踐及其效果》，《新聞記者》2009年11期。

[6]郜書鍇《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鄭保衛《邁向輝煌的中國新聞學》，分別見《現代傳播》2009年3期、6期。

[7]本刊編輯部《八年打假，留下五大困惑》，《新聞記者》2009年1期。[8]魏永征《駁“新聞失實有理”論》，《中國記者》2009年3期。

[9]吳焰《警惕“寬容失誤”下的“媒體失范”》，《新聞記者》2009年7期。[10]黨小學《批評報道與新聞侵權之思考》，《法制新聞傳播》2009年3期。[11]龔新瓊《論客觀性的生成邏輯與危機》，《當代傳播》2009年6期。[12]林愛珺、孫姣姣《自由傳播為原則，限制傳播為例外》，《國際新聞界》2009年12期。

[13]石義彬/莊曦/周娟《西方新聞自由的歷史邏輯與現實表達》，《當代傳播》2009年2期。

[14]李書藏《英國出版自由理論的替代性解讀》，《現代傳播》2009年1期。[15]《國際新聞界》2009年3期本期話題“新聞倫理道德研究”；楊保軍《新聞道德結構要素及主客體關系模式分析》、《試論新聞道德理論的基本結構》、《論新聞道德的內在根據》等，分別見《國際新聞界》2009年5期、《當代傳播》2009年1期、《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9年4期。

[16]周俊《轉型社會中我國新聞失范行為狀況分析》，《國際新聞界》，2009年9期。

[17]展江《記者收受金錢行為的法理分析》，《法治新聞傳播》2009年1期。[18]陳力丹/時瀟《我國傳媒未成年人報道的違法現象》，《新聞記者》，2009年5期

[19]宋小衛《新聞人的權利優遇與克減》，《法治新聞傳播》2009年1期。[20]胡菡菡《刑事案件報道“合理懷疑”原則初探》，《新聞記者》2009年12期。

[21]喬新生《拷問網絡時代的著作權法》，《青年記者》2009年2期上。[22]《新聞新聞界》2009年4期本期話題“海外學者看中國新聞史研究”。[23]王樊逸《新聞史研究方法探析》，《當代傳播》2009年6期。[24]方漢奇《記新發現的明代邸報》，《新聞與傳播研究》2009年2期。[25]吳飛《中國大陸傳播學知識生產場域透視》，《當代傳播》2009年4期。[26]劉海龍《一篇存在爭議的傳播學奠基文獻》，《國際新聞界》，2009年2期 [27]胡翼青《對“魔彈論”的再思考》，《國際新聞界》，2009年8期。[28]陳衛星《從“文化工業”到“文化產業”》，《國際新聞界》，2009年8期。

[29]胡疆鋒《意識形態 媒體 商品》，《現代傳播》2009年1期。[30]邵培仁/黃慶《媒介時間論》，《當代傳播》2009年3期。[31]曾慶香《從象征之林到象征交換》《國際新聞界》，2009年7期。[32]謝瑩《敘事學視閾中的“口述歷史”》，《現代傳播》2009年5期。[33]王軍元/李勇《物的奇觀化》，《現代傳播》2009年3期。

[34] 舒詠平/饒立安《基于受眾評價的廣告社會效果研究》，《新聞大學》2009年春季號。

第三篇：2009年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

2009年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

2010-03-19 08:59:24 作者：陳力丹 來源：傳播學論壇

[提要] 本文對2009年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做了簡要的梳理。劃分為新聞理論、新聞史、傳播理論和傳播實務研究四部分。文章認為，這年雖然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和網絡熱門話題頻出，但就新聞傳播學研究而言，除了對各種新發生的社會傳播現象進行即時的分析外，學術研究層面倒是較為平靜的一年。

[關鍵詞] 新聞傳播學 新聞理論 新聞史 傳播理論 傳播實務

2009年國內群體性事件和網絡熱門話題頻出，但就新聞傳播學研究而言，除了對各種新發生的社會傳播現象進行即時的分析外，學術研究層面倒是較為平靜的一年。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新聞傳播學界在對本學科60年進行的回顧中，一些歷史理論得到了梳理。

新聞理論研究

胡錦濤10.9世界媒體峰會致辭。這年10月9－10日，由新華社、新聞集團、美聯社、BBC等世界九大媒體集團主辦、170多家世界頂級傳媒領導人參加的世界媒體峰會在北京舉行，這是2009年世界新聞傳播業的大事，胡錦濤到會致辭，提出承擔社會責任，“遵守新聞從業基本準則”。這個致辭受到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的關注。研究者認為，我國現在相當多的媒體領導人，關于媒體的理念尚停留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計劃經濟的時代。胡錦濤的致辭表明，我國最高領導層關于媒體觀念的認識，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在具體崗位上的媒體工作者，觀念上需要與時俱進，把握共同的新聞從業理念，具備全球傳播的意識。[1] 建國60年新聞理論回顧。這年相當多的新聞傳播學刊物設置了60年回顧專欄，這些專欄把人們帶回到以往，引發了對一些問題的再思考。有的研究者認為，新中國“后30年中國新聞業發生意義深遠、成果顯著的巨大變化，其根本性的變化是從前30年的宣傳本位向后30年的新聞本位轉變”。《青年記者》特別為此開展關鍵詞論證，選擇真實性、公信力、市場化、服務性、職業化、網絡化、消逝的風景（對紙媒技術的懷舊）七個大關鍵詞，每個關鍵詞之下還有共計96個小關鍵詞，構成一幅歷史回顧的特殊圖景。[2]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市場化生存的黨報在從事新聞生產時，同時受到宣傳邏輯、新聞邏輯和市場邏輯的制約。作者認為，應以新聞邏輯為中心協調三重邏輯。[3] 歷史回顧中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即“我國傳媒的性質”被重新提上議程。前30年，不言而喻是階級斗爭的工具，甚至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在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實行全面專政的工具。1978年我國傳媒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有的研究者認為，此后中國傳媒的這種性質使得傳媒從單一地對黨政機關負責，衍變為同時要處理政府、公眾（市場）兩方面的關系，進而時刻處于意識形態主體與市場主體雙重身份的矛盾中。現在傳媒要專業化，只有當政府、公眾、傳媒之間形成一種相互寬容的關系的時候，傳媒或許可以尋找到建構新聞專業主義的契機，進而忠實地履行其社會責任。這就需要：“⑴政府放松對媒體的管制，但媒體自覺服從政府利益，并從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⑵公眾不再是作為主要市場而對媒體形成經濟壓力，媒體履行公共服務的職能，并能從公眾取得一定的利益回報；⑶有一種機制保證公眾和政府對媒體的監管。”[4]不過，作者對自己給出的方案本身缺乏信心。

回顧中涉及到1953年因廣西《宜山農民報》事件而確立“黨報不能批評同級黨委”的那段歷史。有的研究者進一步梳理了1977－1998年間我國主流媒體《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中國青年報》、《西藏日報》以及深圳蛇口工業區黨委機關報《蛇口通訊》批評同級黨委的數起事實，指出：“黨報批評同級黨委，除‘文革’時期外，效果一般來說是積極的。筆者認為，就目前從我國輿論監督的現狀和政治文明建設的發展來說，繼續實行黨報不得批評同級黨委的禁令，蔽大于利，已不適應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發展的需要，而且目前已具備取消這個禁令的條件。”[5]

中國新聞學“黃昏”與“輝煌”之爭。這年《現代傳播》3期發表文章《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認為新聞學本位模糊，論著中邏輯混亂和不嚴密較多，范式建構上存在明顯缺失，用經驗性總結的術理取代基于邏輯推導的學理。作者認為文章標題決不是危言聳聽的驚人之聲，而是為中國新聞學前途擔憂的肺腑之音。該刊6期發表了爭辯文章《邁向輝煌的中國新聞學》，肯定了前文中的有益成分，對不能茍同的觀點做了反駁。作者寫道：“縱使今后發展的道路上還會有荊棘，有坎坷，有困難，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國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賴、學界的努力和業界的配合，中國新聞學就絕不會是‘走入黃昏’的‘夕陽’，而是會像穿越朝霞噴薄而出的旭日一樣，充滿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會掙脫各種非學術因素的羈絆、束縛和干擾，祛除自身的弱點、缺點和不足，永遠向著光明前進，朝著輝煌邁進。”[6]

新聞真實與客觀性。這年《新聞記者》每年首期開設的“×年十大假新聞”專欄8年了。2002年，該刊開辟這個專欄本來只是一次性的欄目策劃，不料此后全國各種揭發假新聞的材料涌向該刊編輯部，于是欄目連續辦了8年。欄目按語就此寫道：“整整八年，卻尚未看到勝利的曙光。可見新聞打假之難！這是八年前我們不曾想到的。??如今反思，我們過于善良，高估了媒體人的自律力；我們過于天真，低估了假新聞的生命力。現在方知，因為毒草的孽生，離不開合適的土壤，光拔草而不除根基，必定如春韭，割了一茬又一茬。看來，這場持久戰恐怕遠無停戰之日。”編輯部為此留下一文，對現在關于假新聞的“標準”提出五大困惑：⑴沒有主觀故意，也不是憑空捏造，即使嚴重失實，不能判定是假新聞。⑵只要產生良好效果，造假可以容忍。⑶“本報系轉載”，故新聞之假與我無關。⑷重大題材的新聞照片PS司空見慣，算不得假新聞。⑸商業炒作不算假新聞。該文最后提問：“我們的新聞打假還有必要堅持下去嗎？”[7]

北京一中院曾在2008年終審駁回河北晉州某棉織廠對央視“每周質量報告”名譽權侵害的控告，認定生產者應容忍對其做出的苛刻批評。這一具有標志意義的判例，使寬容新聞失實獲得了法律生存空間。2009年，新聞學界對此類認識提出批評。一位研究者指出：“法律責任同道義責任是不同的兩個概念。法律是道義的最低標準，道義是法律的最高目標。任何媒介、任何新聞工作者，都不能僅僅滿足于自己的行為不違法，而應有更高的行為標準。即使新聞媒介或記者對于某些一般過失造成的輕微失實可以不承擔法律責任，也決不意味著可以心安理得、若無其事了。從道義上說，在新聞必須真實的問題上，不存在寬容的余地。”[8]另一位研究者也指出：“任何虛假新聞，不管是負面報道，還是正面報道，只要是謊言，都足以造成人們的認識錯誤，產生誤導。??樹立起對失實‘零容忍’的態度與機制”。[9] 在傳媒與司法的關系中，新聞事實遭遇到法律真實的挑戰。這年的研究中有數篇文章涉及這個話題。研究者認為，新聞報道事實≠法律真實。記者不是司法人員，不可能運用法律手段獲得確鑿的證據；即使是事實，未必能夠被證明，而法律要求事實必須有明確的證據。現在關于這類情形的司法解釋，提出“基本屬實”和“沒有侮辱內容”兩條，即考慮到傳媒的工作特征。因而，傳媒報道一般新聞，可以按照日常生活中對事實的理解辦，對涉及他人名譽的新聞，則需要采用普通人原則（不要以法官的姿態評判事實）、平衡原則（兼顧各方，不要偏聽偏信）和證據原則（保存采訪筆記和音像）。[10] 這年還發表了多篇關于新聞客觀性的文章。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客觀性的生成邏輯與危機時指出，改革開放后中國媒體廣泛接受了客觀性原則，就自身的考量而言，這是對長期以來濃重傾向性的中和，預示著新聞專業主義的萌動和構建高可信度行業形象的努力，也是為了適應市場化運作的機制，追求更大的經濟效益，同時體現了媒體適應開放與多樣的信息環境的努力。然而，媒體的選擇只是達成客觀性的外顯方式，權力話語對客觀性的尋租才是維系客觀性神話的根本。不論新聞話題是民生還是國際爭紛，從政治、經濟“名人”到學術“明星”，均以公益、客觀掩蓋了運作中的傾向選擇與功利目的。政治、經濟和知識的權力愈來愈呈現出合租客觀性的傾向。盡管如此，客觀性作為新聞業成熟與專業的象征，其建構與維系的歷史過程清晰地揭示了多方力量的較量與平衡。維系這種平衡也就是維系客觀性神話的歷史性選擇與現實的合理性。[11] 表達自由。藉由近年網絡引發的若干事件，表達自由再度成為這年學界關注的焦點。有的研究者們認為，言論自由意味著說錯話的自由。動輒“因言獲罪”不是民主與法治社會的正常現象，慎防“因言獲罪”才符合我國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潮流。對言論應盡可能寬容，尤其是涉及公權力機構及其官員的言論，這對我國權力機制的健康運轉至關重要。在比較了中國和各國最近年來關于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律法規之后，有的研究者指出，關于信息法律的關系中，政府和媒介之間不應該是科層關系，而是信息交互式傳播中的平等關系。“自由傳播為原則，限制傳播為例外”的基本原則賦予了媒介和公民以自由傳播的權利，一方面，自由傳播權利作為表達權的衍生，是公民與生俱來的一項基本人權；另一方面，法律應該明確界定與保障媒介作為信息傳播主體的自由傳播權利，將它作為一項法定的職業權利。政府對媒介的管理“除非確有必要且與實際情況相稱”，否則不應該對其傳播活動做任何限制。[12] 對于西方新聞自由歷史發展和邏輯，這年亦有幾篇文章涉及。有的研究者認為，西方新聞自由經歷了從理性自由到制度性自由，以及知情權理論對新聞自由涵義的擴展兩個主要階段。在歷史的發展中，它也遇到了多重的自由悖論：制度邏輯內化國家意識形態、市場邏輯體現商業利益、文化邏輯主導新聞意義的產生，表述邏輯顯現理論預設。[13]另一位研究者分析了英國出版自由理論的歷史，認為英國數百年的市場導向帶來的只是這樣的結果：市場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顯然步步為營地建構起一個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為主流意見的報業體系，誰想在這一體系內生存和發展，誰就必須遵循市場的或者說媒體大亨為主建立的規則。[14] 新聞道德與法治。這年關于新聞職業道德和微觀新聞法治研究仍然相對多，關于新聞道德的純理論文章有若干篇，還有一些分析國外這方面問題的文章。[15]有的研究者發現，2002年以后，我國傳媒的各種失范文章（假新聞、有償新聞、侵權新聞等等）逐年上升，從世紀之交占發表文章總數的百分之三點幾，上升到2007年的5.02％，因而我國目前處于新聞失范行為高發期。這種情形與資本進入傳媒、傳媒間競爭加劇、報業廣告利潤持續下滑等社會轉型期條件下傳媒機制的變化密切相關。新聞失范屬于社會失范的范疇，新聞工作者中拜金主義的上升、角色的失調、價值觀面臨的沖突、行為無所適從等等，促成了目前的狀態。[16] 新聞道德與法律有差別但也緊密相連。與媒體管理者高度重視“輿論導向”相比，記者采訪和參加新聞發布會收紅包（“車馬費”），常被視為“算不了什么”。針對這種情形，有的研究者指出，根據《廣告法》第13條，記者即使在非勒索的情況下接受金錢，也是違法行為，而不應以職業道德問題加以淡化；然而《廣告法》卻是“一部幾乎被閑置的法律”。從收紅包到封口費，如果仍在道德的范疇內尋求解決之道，既反映了對認識問題嚴重程度和定性的偏差，也無從達到整肅的基本目的。[17] 就像《廣告法》被忽視一樣，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也被傳媒忽視。研究者隨意抽出連續六天的《新京報》（一份被視為精英型的大眾報紙）涉及未成年人的17篇報道，發現其中未成年人的形象75％是負面的，只有5篇對未成年人做了采訪。英國“13歲少年爸爸”的新聞，我國幾百家報紙圖文并茂地加以重點報道，而在英國法院禁止報道后，沒有一家報紙公開檢討自己的處置不當。文章指出：并非不能報道未成年人，問題在于尊重未成年人的隱私權，給予他們話語權，要有保護未成年合法權益的觀念，報道中尋求公眾興趣、新聞價值與未成年保護之間的平衡點。[18] 以往關于新聞工作者權利的文章，幾乎全部是為記者聲張權利。這年的一篇文章提醒人們注意，中國記者的“權利”優遇仍然帶有“權力”色彩。研究者指出，我國的法律并沒有賦予記者任何特權，這是當代社會的法治通例。但在中國，記者享受到某些制度性、組織性的優遇，例如記者可以到重點旅客窗口優先購票，持有記者證可以得到主管方面的物質和人力的支持，還有由行政規章或省級黨委宣傳部賦予的約定采訪權、特許采訪權等等。但要注意，這些權利都是有附加義務的，新聞人所享受到的優遇或關照，必須克減與此相關的公民的某些自由權利。例如，新聞人作為公民可以表達的很多內容，往往不能或不被允許在其供職的媒體上表達。新聞人必須縮減個人的表達自由，方能獲享新聞人的職業優遇。[19] 這年關于新聞工作者權利的話題中，還有涉及記者“合理懷疑”原則的。此前這個概念曾出現在深圳的一個地方性行政規章草案里，通過該規章時這個概念被刪除。在涉及傳媒報道司法的時候，這個問題再次被提出，因為新媒體環境下傳統媒體面臨著兩難：一方面，媒體不能對網絡中的民意訴求熟視無睹，在媒體競爭中落后，錯失輿論監督的良機，另一方面，媒體又不能為了搶占報道先機，無端懷疑司法公正，盲目炒作，干擾司法機關獨立辦案。研究者認為，適當借用刑事訴訟法學中“合理懷疑”（reasonable doubt）原則，可以解決這個兩難問題。運用它的原則是：選題階段，只有在普通刑事案件轉變為懷疑司法不公的公共事件的時候，傳媒才能客觀展現采訪到的基本事實。這需要傳媒將一般經驗與法律專業經驗結合起來考量。采寫階段，不能因為憐憫和同情而人為制造“司法不公”的信息。案件結束階段，傳媒在“合理懷疑”之后要及時跟進真相報道，不能讓受到懷疑的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永遠成為懷疑對象。[20] 這年的微觀新聞法研究中，網絡著作權問題成為熱門話題，學界就此發表的文章較多。有的研究者指出，傳統的著作權法是工業時代的產物。網絡的興盛，給作品的相互轉載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原有的著作權法規定的使用制度很難跟上發展。現在不能把著作權理解為復制權，因為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網絡不斷復制，要保護的是不被復制的權利。法律的作用在于提醒權利人，在充分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保護自己的作品不被復制的權利。一旦將作品放到網上，意味著放棄自己的著作權，不應錯把博客之類當作“私下”的作品表達。著作權法屬于私法，在尊重所有權人意愿的提前下，應當最大限度地擴展著作權的流轉空間，允許人們通過各種方式，包括主動授權與被動授權（如博客）傳播自己的思想。[21] 新聞史研究

這年新聞史研究既有個案研究的深入展開，又有研究取向上的回顧與反思。《國際新聞界》開辟專欄討論新聞史研究，有的研究者認為，“我們的教科書作者，多半在作報歷，而非作史。中外皆然，媒體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社會活動史，任一媒介的興廢，皆有它的政經文教和社會背景，作者若無多元理解，深入剖析，結果只有一途，乏味異常，不忍卒讀。”考其原由，有屬于大環境、大氣候的，有屬于制度面的，有屬于人為的種種因素。另一研究者認為，重視史料搜集的考據作法有其作用，但更完整的探詢則需要了解與今日生活的關連與意義，而文化取徑便是凸現此類問題意識的直射概念。還有研究者指出，新聞史報業研究中嚴重缺失閱聽人的記錄。“報人和研究者，都具有傳統‘士’的精神，將對話的主體設定為國家，卻忽略了拆解與批判所關懷的民間、群眾。誠如歷史系譜研究所言，威權迫使社會的集體失語，而在研究資料中，知識分子得以發言，群眾還是失語。這是新聞史研究中最無法掌握的部分：閱聽人，已經消失并且沒有留下紀錄的讀者，究竟是如何看待報紙，如何進行從優、對立、協商的解讀，形成當時的感覺結構。”[22]

內地的研究對此也有相同的意見，一位研究者認為，缺乏問題意識的史料堆砌是以往一些新聞史實證研究遭到詬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問題來吸附和聚焦史料的實證研究，能夠加深新聞史研究的厚度，使其具有更大的學術價值。[23] 總體看，這年的新聞史研究，較多屬于個案的細節研究，尤其是關于紅色報刊的研究。這年，一件新聞史料的發現值得關注：一位集報界的朋友花費2800元從潘家園市場購得一份明熹宗天啟七年的邸報。研究專家認為，這份邸報是目前能夠看到的出版時間最早的古代邸報原件，它提供了幾個信息：明末已有公開的為公眾發行的名為“邸報”的民辦報紙；那時部分報紙采用雕版印刷；那時的邸報可以是書冊狀，也可以是單頁的（這個原件是單頁）。[24] 傳播理論研究

這年的傳播學實證研究從多個維度展開，例如關于第三人效果的實驗法研究、傳播效果的ERP實驗研究，以及議程設置的實證研究、電視對少數民族文化影響的民族志研究等等，取得了頗豐的成就。在傳播理論研究方面，也更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然而，清醒地認識傳播學在中國的現狀，是必要的。

中國傳播學知識場域透視。一位研究者分別以中國傳播學是一個什么樣場域、處于什么樣的時空、有一批什么樣的學者、通過什么樣的渠道、采用怎樣的方法、研究了些什么問題、生產了什么樣的知識、取得了怎樣的效果等八個小標題，批判性地描述中國傳播學的大體輪廓。總之，中國傳播學研究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作者最后寫道，就像暴發戶一樣，新聞傳播學專業因為可以吸引很好的生源，學生有相對不錯的就業前景，美國70年代，中國大陸90年代，新聞傳播教育迅速發展。英國媒體批判理論家尼古拉斯·伽漢姆就此描述說：“僻處知識焦點與學院權力位置的邊緣已經多年了??剎那之間，我們彷佛突然站在舞臺中央：許多傳播學者所擅長的議題，頓時成為社會聚焦所在，相信不少人頗有時來運轉之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緊接著還有一句話：“我們的表現能有多杰出，不取決于我們對于傳播現象本身的分析，而取決于我們怎樣解析傳播賴以發生的、更廣泛的社會發展。”顯然，問題不在于我們的學問做得多好，而是社會發展提供了這樣的契機。作者最后的問題是：我們能把握這樣的機會嗎？[25] 重讀經典傳播理論。在對拉斯韋爾的代表性論文《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重新解讀過程中，一位研究者認為，拉斯韋爾的5W傳播模式≠拉斯韋爾的傳播觀念。他以較多的證據說明，拉斯韋爾的傳播觀念并非是單向、缺乏反饋的，而是明確提到了反饋。他的傳播觀念并非是線性的，缺乏對傳播環境的關注，相反，他清晰地提到傳播者缺乏對環境的認識會阻礙傳播效果。他沒有主張傳播魔彈論，而認為宣傳家只能順勢利用受眾已經接受的語言和觀念，將特定的象征符號與人們所憎恨的和偏愛的觀念聯系在一起，才可能取得宣傳的成功。作者指出：“人類社會的注意結構”是拉斯韋爾傳播觀念的核心，而這恰恰被研究者所忽略。[26]關于“魔彈論”，另一位研究者認為，“‘魔彈論’主要存在于傳播的業界與傳播的控制者頭腦之中，而并不見得就有證據表明這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準確地說，‘魔彈論’從一開始就是傳播從業者與傳播控制者的想象，這種想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拉斯韋爾、杜威、帕克、布魯默和李普曼都沒有脫離這種思想。支持有限效果論的學者們強調受眾的主動性和傳播的雙向性，但在深層面上，他們還是更相信傳播的強效果。這種觀念的背后體現的是美國傳播學主流的實用功能。作者最后指出，“把美國傳播效果理論直接套用來解釋中國的問題，卻不反思其實用性與功利性的問題，不反思它有限的理論繁殖力，是不是也是導致本土學者急功近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呢？”[27]

傳播政治經濟學。這年的傳播學研究中，傳播政治經濟學“被”發現。有的研究者認為，隨著20世紀70年代中期“文化工業”的概念轉變為“文化產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視角不再強調宏大敘事的文化工業道德評判，而“開始面對文化產業自身的邏輯關系和結構性質，注重考察技術創新、社會分化和趣味差異所形成信息傳播的離散趨勢。”文化工業概念的轉型，不但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方法得到充實，也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提供新的視角，產生新的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由于接近信息傳播技術的不平等依然存在，這一現實更使得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揭示新的社會結構或權力賭注方面，具有新的價值和意義。[28] “亞文化”收編。這年關于傳播學文化學派有多篇文章，其中關于伯明翰學派“亞文化”收編問題的文章有些意思。這里的亞文化（subculture）是指挑戰主導文化的附屬性質的文化形態。當亞文化自下而上開始傳播之時，主導文化，從媒體、司法到市場，會從各個層面對其進行界定（貼標簽），或遏制或散播或利用，將其重新安置、定位，導致其失去抵抗意義，進而被“收編”到主導文化中。研究者認為，收編亞文化主要通過“看不見的手”進行，例如搖滾樂在市場化后逐漸失去鋒芒，80后的另類作品泯然于大眾，“饅頭事件”后鮮有佳作，“山寨春晚”轟轟烈烈上演后無人喝彩地收場等等。作者還指出，亞文化本來就是在媒體和商品消費中形成的，它通過造成道德恐慌反而“暴得大名”，這本身也是其有意求之的市場宣傳。在我國，每當某種亞文化出現，管理部門的干預、審查和禁令、主流媒體的冷嘲熱諷、經紀人、文化公司、網絡推手的活躍，等等，都可從中窺見亞文化收編的表征。[29] 傳媒科技發展與時間觀念變化。傳播技術控制論學派較早地提出這個問題，關于這個問題，前幾年有一些零星的文章談到，這年我國學界又有一篇文章涉及。作者認為，現代電子傳媒技術和內容，建構了人類新的時間觀念。新媒介的出現讓鐘表面臨危機，因為小到手機、電話，大到電視、電腦，幾乎所有電子媒體都具有計時的功能。廣電節目時間表完成了時間參考標準的轉化，對日常生活結構安排產生了結構性影響。現在新興媒體的互動、個性化、即時的傳播特點，顛覆了人們對時間形態的傳統認識，真實時間與虛擬時間被混淆。[30] 多視角的符號學研究。這年的符號學研究，針對具體問題展開的居多。有的研究者提出符號“巫術”的概念，認為“某種東西在我們內心所激發起的情感會自然地附加在代表這種東西的符號上”，而這容易導致兩種符號崇拜現象，“一是符號‘巫術’崇拜，認為符號具有魔力，就像巫術一樣能發揮作用，這是人類的智力發展局限導致的對符號作用的一種想象，主要盛行于原始社會；二是符號迷思崇拜，迷思把荒誕轉變為自然與正當，這是人類出于意識形態的動機而有意把符號轉變為‘魔術’，主要流行于消費社會。”[31] 有的研究者從符號學角度研究考察“口述”，認為其敘事的最大特征是聲音與生動的面孔營造的一種獨特的第一人稱敘述情境。口述的第一人稱敘事，往往比全知全能（采用第三人稱敘事）的解說詞具有更強的藝術表現力。以“我”的身份出現，昭示著講述者與歷史的親密度。除了語言表達，還包括極具表現力的動作和表情。[32] 傳播實務研究

這年關于傳播實務的研究，話題較為分散，這里提及其中的兩個話題。

廣告如何改造所宣傳的商品。這個問題已有無數的解釋和技術表達，這年的一篇文章將其概括為“物的奇觀化”，多少賦予了一些“理論”色彩。研究者認為，廣告就是在受眾的潛意識進行信息殖民。廣告中的物品與現實的物品的差別就在于采用了“物的奇觀化”（spectacle，或譯景觀、景象）。廣告把實際物品轉化成被人們記住的物品的奇觀，把物品的實際內容抽空，留下一個軀殼，再將這個軀殼進行包裝，放到廣告中，使它進入一個奇觀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產生一些與實際物品不相干的意義。這是一個比現實還要現實、比美還要美、比真者還要真的模擬。這是一個觀念的世界、心理的世界、符號的世界，它使物品形象的重要性超越了物品本身。廣告形象世界織成了一張意義的“景觀”之網，受眾或消費者生活在網中，樂在其中，感覺不到它的存在。[33] 受眾評估廣告效果的悖論。關于廣告傳播效果的調查已有很多，這年的一份這類調查給出的數據值得關注。研究者在我國東、中部五省市的六個城鎮（從省會城市到鄉鎮）抽樣2000名居民。他們認為廣告對自己的消費及生活的影響以正面功能為主，這一結論說明，簡單放大廣告的負面認知，存在著偏頗。然而人們對廣告社會效果的評價較低，廣告存在較嚴重的信任危機，例如傾向不信任的比例超出信任比例1倍多，虛假、低俗、商業功利性太強等是幾點重要的批評。顯然，廣告對受眾消費及生活功能的認知與廣告社會效果的認知不和協。鑒于這種情況，廣告公信力將是未來廣告發展的關鍵點。[34] 注釋：

第四篇：新聞與傳播學研究方法

新聞與傳播學常用研究方法

一、邏輯方法

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人文科學研究，都必須依據邏輯，當我們選擇的研究對象有較強的哲學思辨性時，就更需要使用邏輯的方法。在邏輯方法中，定義法的使用很重要，它有利于保證論文沿著界定的含義，集中深入下去。一個研究者在做研究時，必須對其研究對象的概念作出界定，這具有正本清源的意義。這種界定可以是下定義的方式，如果下定義苦難，也可以采用說明內涵和外延的方式，總之，要使讀者明確你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種概念，這之后，讀者可以看出你在論證時是否沿著這個意義走下去。

二、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是新聞與傳播學領域常用的一種研究方法，是一種對具有明確特性的傳播內容進行的客觀、系統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其目的是弄清或測驗文獻中本質性的事實和趨勢，揭示文獻所含有的隱性情報內容，對事物發展作情報預測。是一種半定量研究方法。

內容分析法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優點：

（1）較為客觀的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是一種規范的方法，操作規則十分明確全面，要求研究中根據預先設定的計劃按步驟進行，研究者主觀態度不太容易影響研究結果；（2）結構化研究：內容分析目標明確，對分析過程高度控制，所有參與者按事先安排的方法程序操作執行，結構化的最大優點是結果便于量化與統計分析。

（3）非接觸研究：內容分析不以人為對象而以事物為對象，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沒有任何互動，被研究的事物也不會對研究者做出反應，研究者的主觀態度不易干擾研究對象，這種非接觸性研究較接觸性研究的效度高；

（4）定量與定性結合：這是內容分析法最根本的優點，它以定性研究為前提，找出能反映文獻內容的一定本質的量的特征，并將它轉化為定量的數據。

（5）揭示文獻的隱性內容：內容分析可以揭示文獻內容的本質，查明幾年來某專題的客觀事實和變化趨勢，追溯學術發展的軌跡，描述學術發展的歷程，根據標準鑒別文獻內容的優劣。

內容分析法和新聞與傳播學研究的發展密不可分，用內容分析法做出的研究成果不斷呈現，如《媒體女性形象塑造與社會變革——<中國婦女>雜志封面人物形象的實證研究》；《新聞報道對房地產價格影響實證研究——以<新民晚報>房產新聞報道為例》；《國產與進口少兒電視節目制作形態與傳播觀念的比較研究》；《我國電視廣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內容分析常見的形式有三種：描述傳播內容的傾向或特征（如研究電視廣告中的女性形象）；描述傳播內容的變化趨勢（需要分析若干年的樣本，如研究我國10年來對環境保護的報道情況）；比較不同樣本的內容特征（如研究國產與進口少兒電視節目的情況）。

內容分析的操作步驟：（以《媒體女性形象塑造與社會變革——<中國婦女>雜志封面人 1 物形象的實證研究》為例）

第一步：決定研究題材，進行研究假說的設計（第一步確定研究《中國婦女》雜志封面人物形象的變化，并找出與社會變革之間的內在聯系）

第二步：抽樣，通常采用隨機抽樣，包括簡單隨機抽樣、等距隨機抽樣、分層隨機抽樣和多級隨機抽樣（對1956~2003年間的《中國婦女》雜志所出版的所有期刊（共352期，1967~1978年雜志停刊）進行抽樣，鑒于操作上的可行性，研究者采用普查的方法，即抽取352期作為分析樣本）

第三步：設計類目和分析單元，即決定統計哪些要素和使用何種單位（研究者根據研究需要，設計了如下類目和分析單元：人物種族、人物年齡、人物職業、人物外貌、人物化妝程度、人物衣著、著裝顏色種類、著裝顏色數量、人物所處地域、人物活動場所、封面主題、封面所體現的文化價值觀）；

第四步：統計分析，得出結論，撰寫報告

三、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根據一定的目的，通過搜集和分析文獻資料而進行研究的研究方法。

文獻研究有兩種情形：

一、某些課題主要就是通過文獻研究來完成；

二、文獻研究在整個課題研究中是作為輔助性的研究方法之一。

研究者在查找文獻時需要注意幾個問題：

（1）查找文獻時，應注意做好既完整又準確的文獻目錄登記；

（2）在查找文獻時，如果發現與你的課題相關的某種材料反復被很多篇文獻引用，或者反復出現在不同的目錄書中，說明它非常有價值，值得重點查閱。

（3）查閱資料的同時，應將有用的信息記錄下來，光讀不記，是很難將所讀化為研究所需要的東西。

（4）要盡量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資料，其目的就在于使資料盡可能貼近事實。

文獻研究法的優點：適用于研究不可能直接接觸的研究對象，有利于縱向分析研究，尤其是研究發展趨勢一類的問題；費用低、時間短、質量高；

文獻研究法的缺點：獲得的文獻不一定能滿足研究者的需要，這些文獻資料受一定歷史階段的限制，可能不完全或有選擇的殘缺。

四、田野調查法

田野調查法是社會科學研究中常用的一種方法：如《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費孝通），就是田野調查的結果。

田野調查是一種親歷式的研究方法，主要運用觀察、訪談和查閱有關資料的方法獲得資料，然后進行描述，并結合描述進行適當的分析。

五、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是社會科學的典型方法之一，它是以客觀的態度，通過對受眾的系統提問，收 2 集并分析有關研究數據，以描述或解釋傳播現象及其各相關因素之間的關系的實證研究方法。

問卷調查的步驟：

第一步：決定題材，分析理論和擬定研究假說（如《走近報攤——北京市報攤零售狀況的抽樣調查報告》）；

第二步：問卷設計，問卷是依據有關理論和假說而設計的，任何組成假說的自變數或應變數，均必須用一題或多題的問卷來表示；

第三步：選取樣本：就是從成員總體中抽取一部分能夠代表總體的樣本，樣本數最好是整個總體數的5%以上，但最少通常不得低于500個樣本； 第四步：訪問，分入戶訪問、電話訪問或郵寄問卷等； 第五步：統計分析，得出結論，撰寫報告。

六、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就是以單一的對象進行深入研究的方法。

個案研究的對象可以是某個人物，或是某個媒體，某個專版，某個欄目等等。個案研究一般是對研究對象的一些典型特征做全面而深入的考察與分析，可以用某一種方法，也可以用多種方法，如把觀察法、訪問法、問卷調查法等綜合運用。

個案研究法的特點：

（1）研究對象的典型性：雖然個案研究的對象是個別的，但它絕不是孤立的。個別必定是整體中的個別，是與其他的個別相互聯系的。個案研究隨談是對個別的人或物進行的具體研究，但通過個案研究可以揭示具體的普遍意義的規律。個案研究法的研究對象往往是按研究者對特殊問題的要求，在特定的范圍內選取特定的對象，所選的研究對象應當具有典型性。（2）研究過程的深入性：個案研究的對象相對單一，這有利于研究者對研究對象進行多方位、多層面和多維度的研究。個案研究既可以研究個案的現在，也可以研究個案的過去，還可以追蹤研究個案的未來，個案研究既可以做靜態的分析診斷，也可以做動態的考察和追蹤，研究內容越深、越全面，針對性就越強。

（3）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個案研究選題小，可操作性強，研究的結論具體可感，有利于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對于新聞與傳播業界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可借鑒的意義很大。

個案研究的基本程序包括以下三方面：

（1）確立研究對象：有效地選擇研究對象十分重要，這關系到所得出的結論是否有價值。

研究者應根據個案研究的目的和內容，確定在某一方面具有典型特征的人或事作為研究對象。（如我們以《南方周末》作為深度報道的研究對象）

（2）搜集研究資料：搜集全面的資料，是個案研究有效性的重要保證。盡量全面地搜集個案研究資料，有助于研究者對個案的歷史與現狀有一個比較完整、客觀的認識。（3）分析與指導：資料搜集完成后，需要對這些材料加以認真的分析，并得出有關個案研 3 究的結論。

個案研究的主要任務在于揭示研究對象特征形成、發展規律，在廣泛地占有資料的基礎上，最為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對資料的加工，在加工資料的過程中，最為常用的邏輯思維方式是分析和綜合，分析與綜合質量高低直接影響著個案研究的有效性。

個案研究法很適宜那些難以量化統計的，涉及思想觀念、道德標準、心理沖突等的事物的研究，同時也不排除在其某一個具體層面上進行量化。

個案研究法有利于詳盡深入地進行某一事物的研究，因為它不僅有表面的觀察，各種書面資料的收集，而且還有深度的探討。（如臺灣傳媒對白曉燕被綁遇害的報道進行個案研究，可以探討司法與新聞的關系、新聞職業道德等諸多問題。）

七、比較研究方法

比較研究是確定對象間異同的一種邏輯思維方法，即根據一定的標準，對某種事物的客觀現象在不同情況下的不同表現，進行比較分析，從而找出客觀事物的普遍規律及其特殊本質，力求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結論的方法。

比較法的種類大致可歸納為三類：（1）共時性比較和歷時性比較（縱比與橫比）：

共時性比較：指同一時期事物的比較，強調的是從事物的相對靜止狀態中研究事物的異同，分析其原因，又叫橫向比較。（如新華社新華網與美聯社新聞網關于“布什訪華”的報道的比較研究）

歷時性比較：指比較同一事物在不同時期內的發展變化。它強調的是事物的發展過程，按時間序列的縱斷面展開的研究，以動態觀點來研究現狀，從而揭示其歷史演化性，以弄清其發展的來龍去脈，也稱縱向比較。（如1980年、1988年、1997年這三年7、8、9月份《人民日報》上的批評報道，從數量和內容上進行比較，看輿論監督有什么發展。）（2）同類比較與異類比較研究（類比與對比）：

同類比較：是比較兩種或以上同類事物而認識異同點的方法，同類相異點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事物發生發展的個性，同類相同點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事物發生發展的共性。

異類比較：是比較兩種或兩種以上性質相反的事物或一個事物的正反兩面，而發現異中之同，找出其同規律的方法。這種比較的特征是反差大，效果顯著，有利于鑒別和分析所比較的客觀事物。

（3）定量分析比較與定性分析比較（量比與質比）：

定量分析比較：是對事物屬性進行量的分析以判斷事物發展變化的比較方法；

定性分析比較：是指通過事物間的本質屬性的比較來確定事物性質的比較方法。

運用比較研究的步驟是：

第一步：選定比較主題。其基本含義是：根據研究課題確定比較的內容，限定比較的范 4 圍，并按比較主題統一比較標準。這一步是進行比較的前提，也是比較的依據和基礎；

第二步：廣泛搜集、整理資料。通過各種渠道、各種方法，盡可能客觀地搜集研究課題的有關資料，并根據課題目標對資料進行梳理、分類、歸納；

第三步：進行比較分析。這一步是比較研究的重要環節，這一過程必須是對搜集、整理后的資料進行詮釋、分析和評價；

第四步：得出比較結論。這里的結論自然是指通過論證后所得出的結論。

運用比較研究的基本要求：

比較的對象應該有一定的內在聯系，同一范圍、統一標準、條件相同（即注意事物之間的可比性）；

比較要從多方面進行，反復進行，切忌片面，單一（即注意比較的廣泛性）； 比較不但要比較事物的現象，更重要的是要比較事物的本質，透過現象看本質，從而作出比較的正確結論。

第五篇：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現狀與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現狀與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突飛猛進，整體規模已居世界第一，同時由于傳媒產業的飛速發展，新聞傳播教育增長更超過了其他專業，新聞傳播學科的超常規發展帶來的矛盾尤為突出。其中進入21世紀以來，各高校爭辦新聞傳播院系，這些新辦新聞傳播院系辦學條件簡陋、招生過濫，已經嚴重影響了新聞傳播教育的整體水平，需引起教育主管部門和相關院校的高度重視。

一、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發展與現狀

1978年全國只有5所新聞院系，5個新聞學教學點，至2008年底我國高校設立的新聞傳播學專業點達到了877個，其中新聞學267個、廣播電視新聞學188個、廣告學323個、編輯出版學64個、傳播學31個、媒體創意4個；1978年全國新聞專業學生僅有300a左右，1983年增加到2814名，到了2009年在校新聞傳播學本科生16萬，加上研究生、博士生高達25萬，而全國從事記者編輯工作的才20萬人。而號稱天下第一大系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從1924年創辦，到1952年院系調整并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為止，一共才培養343名畢業生，我國新聞傳播學人才培養已嚴重供大于求。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內注冊高校中開設新聞學及相關專業的院校約占85％，19951999年，新增新聞學與傳播學類專業點50多個，平均每年增加10個左右；2000-2004年，新增335個，平均每年增加70個左右；2005-2006年，新增202個，平均每年增加101個。可見當前我國大部分新聞傳播院系都是2000年以后開辦的，由于這些新聞傳播院系辦學歷史較短，影響力較小而容易被忽視。

受到適齡高考畢業生減少、大學就業難、學生低齡留學等因素影響，2008年以來全國高考報名人數持續減少，2008年高考人數為1050萬人，到了2011年降至933萬人，這給急劇膨脹的新聞傳播教育帶來巨大壓力，尤其在競爭中處于弱勢的新辦新聞傳播院系，它們將面臨著生存還是滅亡的壓力，如何辦好這些院系的新聞傳播專業是一項需引起重視的緊迫任務。因此本文試圖分析這些新辦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

二、新辦新聞傳播教育存在的問題

由于新辦新聞傳播院系辦學歷史短，處于探索階段，師資、教學、實習、就業等都還不成熟，發展中存在一系列問題。

(一)教學點擴張過快，招生過濫

如前所述，近年來新辦新聞傳播院系教學點增長速度遞增，并且這些新辦院系的招生能力遠遠超過其承受水平，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名牌高校每年每專業平均招收本科生一般不超過50.人，但新辦院系動輒就招生二三百人。東北一所著名師范大學的傳媒科學學院是由原來廣播電視學院和信息傳播與管理學院合并建成，而廣播電視學院的前身是電化教育系，信息傳播與管理學院的前身是圖書館學系，2007年學院已經有了教育技術學、廣播電視編導、廣播電視新聞學、圖書館學、廣告學等5個本科專業，在校本科生多達1200人，碩士研究生也有200多人。成立于2002年7月的煙臺大學人文學院(含漢語言文學系、新聞與傳播學系、社科德育部、中國學術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日朝韓關系研究中心、當代文學研究中心和媒介發展與戰略傳播中心八個教學和研究單位)，其網站上顯示在校本專科學生1494人：

(二)師資力量缺乏，課程陳舊

良好的大學教育依賴于一流的師資隊伍，但新辦新聞傳播院系歷史短，并且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生教育起始于改革開放以后，缺乏積淀，一線教學人員較為缺乏，如始建于1984年的上海政法學院，2004年剛剛被批準為獨立設置的普通本科院校，2007年該校的社科系申報的新聞學專業被批準建立，但就在2007年4月，該校還在大量招聘新聞學專業教授、博士，并且注明緊缺。一些反映最新技術的新媒體教育由于專業人才的缺乏、教程編寫的滯后而難以開展，即使開展效果也不明顯。另外，新辦新聞傳播院系往往從所在學校的中文系(文學院)或其他相關文科專業中獨立出來，課程設置還不夠全面、豐富，有些課程因師資缺乏而無法開設，或者外請教師，從而無法保證課程建設的連續性。

(三)硬件設備簡陋

從學科特點看，與文學、哲學、歷史等傳統人文學科不同，新聞傳播學與實踐結合緊密，隨著技術的進步，不要說廣播電視新聞專業攝、錄、編、播等教學環節需要重投入，就是傳統的報紙也告別了鉛與火的印刷，采用電子編排、激光照排，新聞教育走向高科技化，新聞傳播成為一種具有高技術附加值的教育，新聞教育只有高投入，才能高回報。

但新聞傳播專業一直被當做是普通的人文學科來建設，成為短平快的廉價教育，投資少，見效快，長期以來新聞學科資金投入少，而由于新辦新聞傳播院系多是非重點大學所辦，這些非重點高校整體辦學經費就很有限，這樣有限的辦學經費攤到新聞傳播院系更是捉襟見肘，要拿出大筆資金來投資新聞攝影、網絡編輯等方面的實驗建設幾乎不可能，從而限制了新聞傳播院系所需要的攝錄、編排等設備建設，阻礙了實踐課程的教學。

(四)實習機會少，就業欠規范

新辦新聞傳播院系的歷史短、影響小，缺乏充足的畢業生資源和人脈關系，因此無法像一些老牌新聞傳播院系可以與新聞單位建立長期合作關系，2010年10月28日北京電視臺與京城名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等7所名校簽約共建實習基地，新辦新聞傳播院系就難以獲得這樣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