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人均輸液8瓶背后[范文模版]

中國人均輸液8瓶背后：利益驅動

輸液“搭起了一個收費平臺”，拉動了相關產業，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利益鏈。輸液產品的任何“技術改進”——哪怕換一個瓶塞——都意味著幾億甚至幾十億的市場。

“能吃藥不打針，能打針不輸液”的世界衛生組織用藥原則，在中國早已被顛覆。各方利益驅動下，中國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輸液大國”。

美國國家藥監局早在2007年就曾發出警示，兩歲以下的小孩，原則上不使用抗感冒藥。至于通過輸液治療感冒，在美國更是難以想象。

輸液“搭起了一個收費平臺”，拉動了相關產業，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利益鏈。輸液產品的任何“技術改進”——哪怕換一個瓶塞——都意味著幾億甚至幾十億的市場。

“怎能隨便給人大報告這個？”

104億的數字來自于醫院的可能性大。而通常醫院的數字要比企業的準。

當護士將輸液針刺入頭皮，1歲大的兒子開始哇哇大哭，北京市民李文娟（化名）心里隱隱作痛，不過她安慰自己：孩子的病會很快好起來的。

這是1月13日的北京市兒童醫院，李文娟的兒子是這所醫院每天輸液的3000名病人之一。和很多（可能是大部分）患兒一樣，他因為感冒來此求醫。

李文娟并不知道，輸液將讓她的孩子面臨諸多風險。中國醫院協會全國合理用藥監測辦公室專家孫忠實說，美國國家藥監局早在2007年就曾發出警示，兩歲以下的小孩，原則上不使用抗感冒藥。至于通過輸液治療感冒，在美國更是難以想象。

輸液在中國并非是新出現的問題。事實上，“能吃藥不打針，能打針不輸液”的世界衛生組織用藥原則，在現實中早已被顛覆。短短十幾年間，伴隨著醫改的進行，中國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輸液大國”。

輸液問題此次引起國人強烈關注，是因為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年前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上透露出來的幾個數字：2009年我國醫療輸液104億瓶，相當于13億人口每人輸了8瓶液，遠遠高于國際上2.5至3.3瓶的水平……

中國在關乎民生的統計中，人均指標大都落后于國際平均水平。然而，在醫藥衛生領域卻出現罕見的反例。在“人均輸液8瓶”之前，另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是，中國人均抗生素的使用量，是美國的10倍。

1月11日，衛生部新聞發言人鄧海華稱，將通過公立醫院改革改善“輸液過度”問題，被認為實際認可了“人均輸液8瓶”的說法。不過，在醫療衛生系統，“人均8瓶”說法卻引起了反彈。衛生部合理用藥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永佩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對數字的真實性深表懷疑。

“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哪里出來的，我認為不準。”吳永佩說。

吳永佩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在得知朱之鑫的說法后，他曾親自打電話給國內某大型輸液企業核實，對方告訴他，這家企業2009年共生產22.1億袋輸液產品，其產量占全國產量的27.9%。吳永佩經過計算，認為當年輸液產品的產量是79.2億袋，遠低于朱之鑫說的數字。

吳永佩沒有說明上述市場占有率數字的出處，且要求本報記者不透露該生產企業的名字。

吳永佩說，在醫患關系緊張的大背景下，作為國家發改委主管醫改工作的領導，朱之鑫講這種話“不應該”。

“怎么能隨便給人大報告這個？有沒有科學依據？”吳永佩說，“你可以告訴他，如果他同意，我愿和他辯論。”

南方周末記者曾致電國家發改委秘書處，希望就輸液問題聯系朱之鑫本人采訪，結果被對方婉拒。

作為研究輸液產業多年的業內專家，中國醫藥設備工程協會秘書長顧維軍對于104億袋的數字基本認可。由于朱之鑫兼任國務院醫改辦主任，顧維軍推測，104億的數字來自于醫院的可能性大，而通常醫院的數字要比企業的準。

盡管質疑數字的準確性，但吳永佩也承認，中國確實存在“輸液過度”問題，單就病人群體而言，人均輸液量比發達國家高兩倍以上。

年產量：11年增長四倍

中國的輸液產品雖然量大，但出口比例極低，絕大多數用在國內患者身上。據顧維軍介紹，1998年中國化學藥品工業協會統計的輸液生產數量是19億瓶，加上醫院自制輸液四五億瓶，總共不過24億瓶，平均到每個人身上不到兩瓶。當時企業的目標是通過擴大生產和降低價格，以求趕上國外平均水平（2到3瓶），滿足國內患者需要。

結果自那之后，中國輸液用量突飛猛進，年均增長率近20%，輸液成為與抗生素、針劑、片劑等并列的醫藥行業五大制劑之一。南方周末記者從一份關于大輸液市場分析報告中讀到這樣了字句：……2001年，一股改建、新建、擴建輸液生產線的熱潮席卷全國……當年產量即達到31億瓶，比上年增長30%。自1998年到2009年，短短11年間，中國輸液產量增長了4倍多，人均水平超出國外兩倍以上。

中國的醫藥企業一向以“做不大”飽受詬病，然而，輸液產業卻是例外，近十幾年來，中國已經崛起了若干輸液企業巨頭。其中成立于1996年的四川科倫集團在短短十年間，就以年產20億袋（瓶）成為全球最大的輸液生產商。不過，據顧維軍介紹，中國的輸液產品雖然量大，但出口比例極低，絕大多數用在國內患者身上。

除了輸液產品本身，輸液還拉動了若干相關產業。據顧維軍介紹，中國除了有407家輸液生產企業，還有幾十家輸液包裝材料生產企業，幾十家裝備生產企業，上百家輸液器生產企業，上百家與輸液配合使用的粉針劑生產企業。而輸液產品的任何“技術改進”——哪怕換一個瓶塞——均意味著幾億甚至幾十億的市場。

北京市兒童醫院前副院長胡儀吉見證了醫院輸液幾十年的變化：他當年從醫時，兒童醫院每天病人2000人，輸液的不過100人，通常是重病人。現在輸液從治療方式變成給藥手段，兒童醫院內科系統每天有6000病人，其中一半要輸液。

充滿風險的給藥方式

風險幾乎存在于輸液過程的所有環節。

2010年11月28日晚，“人均8瓶”新聞曝出之前不到一個月，5歲患兒夏臣森在張家港市第一人民醫院輸液時出現異常，后在搶救過程中死亡。

經專家調查，夏臣森的輸液異常很可能因藥物配伍禁忌引起——有兩種藥本不可同時加入到鹽水中。

夏臣森是張家港第一人民醫院10天內第二起患者輸液后死亡事件，11月19日，一位53歲的患者在該醫院輸液后，剛走出醫院即突然倒地死亡。

由于衛生部和國家藥監局均無相關統計，沒有人知道全國每年有多少人死于因輸液引發的藥物不良反應。不過，來自鄭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不良反應監測中心的相關數字或可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2009年這個中心接到的一萬多起藥品不良反應報告中，靜脈給藥（即輸液）占到84.8%。

在孫忠實看來，通過藥品不良反應渠道統計的數據，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因為擔心醫療糾紛和聲譽受損，醫院往往并不愿意將真實情況上報。

事實上，醫藥界并無分歧：藥物直接進入靜脈血管，輸液這種給藥方式充滿風險。“能吃藥不打針，能打針不輸液”成為世界范圍內的用藥共識。上海醫生陳曉蘭說，風險幾乎存在于輸液過程的所有環節，除了可能帶來諸多藥品不良反應和配伍禁忌之外，對于病人而言，醫務人員的操作（穿刺過程、滴速和用量），鹽水（糖水）的質量，輸液器及注射器的質量，均可能導致嚴重后果。一旦出現問題，又很少對同批次的輸液器和液體進行檢測。

與單純的鹽水或糖水相比，一些治療性輸液產品可能蘊含著更大風險。2006年發生的欣弗（克林霉素磷酸酯葡萄糖注射液）事件是其中的典型，這種治療性輸液制品造成了11名患者死亡，后經國家藥監局認定，該藥沒有按當初批準工藝生產。不過，有業內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稱，事實上該藥根本就不應該批準為輸液制品。

此外，向以“安全”為特點的中藥，在制作成輸液產品之后，也經常成為致命殺手，如雙黃連、魚腥草、莪術油等中藥注射劑近年來問題頻發。因為存在安全問題，國家藥監局審評中心不得不于2009年底開始重新審評中藥注射劑輸液型藥品。

然而，對于中國大部分患者而言，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些并不難懂的風險，正如李文娟的情況一樣，人們的觀念中只有——輸液好得快。

醫生個個成“一瓶”？ 輸液“搭起了一個收費平臺”。

為什么中國人頭腦中會有如此奇怪的觀念？它們是何時，通過何種途徑被置入患者的頭腦的？

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多名醫藥界人士稱輸液過度是醫患雙方的原因。孫忠實說，在輸液問題上，醫生和患者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而顧維軍則將輸液視為“社會問題”，是當前社會普遍的浮躁心理造成了“輸液好得快”的認識誤區。此外，還有說法稱，醫務人員給病人輸液多是無奈之舉，“我不給他打（點滴），他就要打我”。

不過，法律界和醫學倫理學界部分人士卻對此持不同看法。衛生法學者卓小勤認為，將輸液問題歸咎于患者是不負責任的說法。“醫患關系中，患方總體而言是被動的，沒有醫務人員的誤導，患者不會形成對輸液的認識誤區，而即使是有少數病人堅持不必要的輸液，也只能說明醫務人員沒有盡到職責，未就輸液的風險作出說明。”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醫學倫理專家邱仁宗認為，輸液過度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部分原因是患者的認識問題，但主要原因是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追逐利益造成。

公立醫院的“以藥養醫”機制，被普遍認為是造成輸液過度的制度性因素。孫忠實認為，作為醫院，給病人輸液的目的并不在于輸液本身，而是在于聯合用藥。孫忠實估計，與若干年前不同，當前輸液中已經極少有單純的鹽水、糖水，90%以上是聯合用藥，其中抗菌素占到相當比例。陳曉蘭則將輸液形容為“搭起了一個收費平臺”，不僅可以通過加藥收取藥費，還可收觀察費（盡管未必有真正的觀察）、注射費、輸液費等。

上海某中醫院主任醫師馬華（化名）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其所在醫院的輸液與藥品回扣和獎金提成直接相關。對醫生而言，輸液很少是單純輸鹽水和糖水，大都跟其他藥物聯合使用，可以大劑量地使用抗菌素，后者的回扣往往很高；對于護士而言，其獎金與輸液人次直接掛鉤，因此護士也希望醫生多開輸液，有的為了讓醫生多開輸液背后給醫生好處。

陳曉蘭對此深有體會，據她回憶，上世紀80年代中期，她在某醫院進修時，發現該院一名醫生因為常給病人輸液，被同事們譏笑為“一瓶”。然而10年后，陳曉蘭發現，大部分醫生都成了“一瓶”。陳曉蘭擔心，在現在環境下，如果限制輸液，一些醫生已經不會用藥了。

輸不輸液誰說了算？

企業生產多少瓶（輸液），醫務人員就得用多少瓶，老百姓就得輸多少瓶。2006年，陳曉蘭成為上海市醫保局聘請的數名“社會監督員”之一，有一次醫保局開會時，陳曉蘭就輸液問題提出意見，認為醫保不該報銷那些本不必要的輸液治療。結果醫保局一位負責人說：病人是否輸液應該由醫生決定。陳曉蘭則認為：應該由病情決定。

陳曉蘭認為，輸液濫用本身就是醫務人員違反用藥原則的結果，而醫院管理層和衛生、藥監、醫保等部門的不作為又縱容了此種現象的蔓延。

在孫忠實看來，輸液泛濫背后，還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因素——臨床藥師崗位的缺失。在美國，上世紀60年代建立了臨床藥師制度，以監督醫生合理用藥。而我國這一制度仍在探索中，在孫忠實看來，如果該制度能成功建立，將會有效控制輸液的濫用。

而在陳曉蘭看來，中國以前的醫療體制中，原本有“藥劑師”這一重要崗位，其主要職責是對用藥安全進行把關。如果醫生開出不安全、不科學的輸液方，那么“藥劑師”審核時就可以退還處方，實際起的就是臨床藥師的把關作用。

然而，上世紀90年代，醫院的“藥劑師”變成“執業藥師”，其原來的職能不復存在。于是，中國醫院極少再看到藥房因用藥安全問題退處方現象。

按顧維軍的說法，當前醫院的藥師在某種意義上充當了“搬運工”，主要是保證醫院的藥品供應，離國外臨床藥師的職業定位差得很遠。

近年來，抗生素濫用問題已引起衛生部和國家藥監局的高度重視，并采取了諸多措施，然而，對于同樣濫用的輸液問題，卻幾乎未加任何控制。在孫忠實印象中，無論是衛生部還是國家藥監局，從未單就輸液過度問題發過文件。隨著輸液量急劇加大和輸液安全問題頻發，以上海為主的部分醫院紛紛成立“靜脈用藥調配中心”，主要內容是在醫院內部成立獨立機構，在藥師參與下集中配藥，以保證醫務人員和患者的用藥安全。

然而，這一做法在實踐中卻褒貶不一。反對者認為，由于臨床藥師制度未能建立，該做法的實質其實就是多收一項“藥事服務費”。而此項收費一旦批準，很可能在醫院內部建立起一個新的鼓勵輸液的機制。

并且，推行此項做法的醫院，多是由企業出資建立“靜脈用藥調配中心”，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新疆的幾所醫院在實施這項改革中，出現了這種現象：醫院曾與企業簽訂合同，后者資助前者建立配藥中心，前者則必須使用該企業生產的輸液產品，而且要達到一定數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業人士認為，這一做法，暗合了醫藥市場的一種特有現象：不是需求決定生產，而是生產決定需求。“從這個角度來講，如果沒有嚴格的使用限制和監管，企業生產多少瓶（輸液），醫務人員就得用多少瓶，老百姓就得輸多少瓶。”該人士說。

這種做法被部分業內專家視為企業和醫院的“雙贏”，但批評者擔心，輸家將是患者和國家。

第二篇：一次性輸液瓶回收協議

一次性輸液瓶回收協議

甲方：

(以下簡稱甲方)乙方：

(以下簡稱乙方)

一、根據吉林省衛計委《關于加強醫療衛生機構醫療廢物、醫療污水管理通知》中對“使用后輸液瓶的管理要求”有關規定，甲方為依法、安全處理使用后的一次性輸液瓶，與乙方簽訂了本協議。

二、甲方向乙方出售、乙方有償回收處置的甲方醫療活動中產生的不屬醫療廢物的一次性塑料輸液瓶(袋)。甲方不向乙方出售或轉讓任何屬于醫療廢物的物品（包括被污染的應做醫療廢物處理的一次性塑料輸液瓶（袋）），乙方不得接受任何屬于醫療廢物的物品，發現有應按醫療廢物處理的物品混入的應及時退還甲方，由甲方按照醫療廢物處理程序處理。

三、乙方承諾將嚴格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及衛生部、吉林省衛計委有關規定做好回收物品的回收處置工作，保證回收處置合法依規安全；回收物品的處置利用不用于原用途，用于其他用途時應符合不危害人體健康原則。

四、甲方科室將使用后的一次性醫用塑料輸液瓶(袋)裝入箱中，由乙方到固定地點收取。雙方做好交接登記，寫明時間、重量、雙方經辦人簽字，登記資料至少保存3年。

五、乙方自行負責回收物品的運輸工具及運輸安全，乙方必須按照相關衛生法規、程序、標準對回收物品進行運輸，嚴禁丟失、污染環境、違法轉賣等。

六、甲乙雙方約定，存在下列情況之一的，任何一方均可提出解除本合同：

1、乙方不再具有回收物品回收處置合法資質的；

2、乙方因違法、違規處理回收物品受到行政或司法處理的；

3、乙方因回收處置回收物品不當，致使甲方權益受到影響的；

4、乙方未按照約定及時上門收取回收物品影響甲方正常工作秩序，情節嚴重的；

5、根據法律法規和相關行政部門政策規定和通知要求，不能繼續履行合同的。

十、本合同經雙方蓋章或簽字即成立，合同履行期限為三年，自2017年6月10日至2020年6月10日止，到期后經雙方同意可以續期；合同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

十一、本合同書一式肆份，甲乙雙方各執貳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2017年6月10日

第1頁，共1頁

第三篇：輸液瓶回收聯營合同

聯營合作協議書(輸液瓶回收)

甲方：龍巖市永新源再生資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乙方：（以下簡稱乙方）

一、聯營背景：甲乙方系已按照有關規定取得不屬于醫療廢物的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輸液瓶(袋)（以下簡稱回收物品）回收處置的合法企業。因甲乙雙方所處地的處理量均不大，為了更好地資源整合提高利用率及更好持續地為醫療機構服務，甲乙雙方決定在甲方所在地統一合法處置。

二、聯合方式：根據《合同法》及國家衛計委、中宣部、環保部等八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在醫療機構推進生活垃圾分類管理的通知》（國衛辦醫發[2017]30號）文件要求，經雙方友好協商達成本協議。（1）聯營合作項目：乙方在所在地所收集的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輸液瓶(袋)；

（2）聯營合作條件：甲方提供生產場地及生產設備，負責安全生產，并取得合法經營手續；乙方負責合法收集及運輸到工廠統一處置。（3）聯營合作的組織機構：聯營合作期間，甲方法定代表人全權負責的安工廠全生產，質檢及內部的行政管理，乙方可派專業人員協助監督（4）聯營合作的盈虧分配：扣除人員工資，水電，稅收等一切工廠費用，甲乙雙方按5：5進行分配。

（5）聯營合作時間：從2018年4月8日至2020年4月8日，共計叁年。合同期滿另行簽署合同，甲方在同等條件享有優先權。（6）聯營合作期間及終止甲方擁有工廠的所有權。

三、違約責任：

（1）任何一方擅自終止合同，都要向守約方支付違約金。

（2）甲方拒絕生產乙方提供的業務，視為違約；乙方的業務不提供給甲方生產，視為違約。

（3）因不可抗拒的因數，雙方均免除違約責任。

四、爭議的解決方式：本協議發生爭議時，由雙方友好協商，協商不成可在工廠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訴。

五、其他：甲方承諾在合作期間無任何債務糾紛，若存在甲方自行承擔。

六、本協議一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本協議的附件是協議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同樣具有同等法律效應。

甲方：（蓋章）乙方：（蓋章）法定代表人：董天劍 法定代表人： 委托人：鄭曉鐳 委托人： 聯系電話：*** 聯系電話： 地址：福建省龍巖市龍州工業園區 地址：

2018年4月8日

第四篇：關于輸液瓶回收協議

關于輸液瓶（袋）回收協議

甲方：常熟市虞山鎮藕渠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以下簡稱甲方）乙方：倪繼毫

（以下簡稱乙方）

鑒于乙方愿意有償收購處理甲方的玻璃（一次性塑料）輸液瓶（袋）物品；甲方系已取得執業許可證書的醫療機構，愿意有償向乙方出售可回收玻璃（一次性塑料）輸液瓶（袋），為了依法、合規、安全處理回收物品，根據衛生部、環保總局《關于明確醫療廢棄分類有關問題的通知》（衛辦醫發[2005]292號）規定，經雙方協商達成以下協議：

一、甲方向乙方出售、乙方有償回收處置的甲方醫療活動中產生的不屬于醫療廢棄物的各種玻璃（一次性塑料）輸液瓶（袋）。甲方不向乙方出售或轉讓任何屬于醫療廢物的物品（包括被污染的應做為醫療廢物處理的玻璃（一次性塑料）輸液瓶（袋）），乙方不得接受任何屬于醫療廢物的物品，發現有應按醫療廢物處理的物品混入的應及時退還甲方，由甲方按照醫療廢物處理程序處理。

二、乙方承諾將嚴格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及衛生部、江蘇省衛生廳有關規定做好回收物品的回收處置工作，保證回收處置合法依規安全；回收物品的處置利用不能用于原用途，也不將回收物用于生產食品、藥品、化妝品、洗滌用品等包裝容器及服裝、被褥、日用品等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產品生產中。

三、經雙方商定，回收物品收購價格為：

，乙方在收取回收物品時與甲方現時結清。

四、乙方自行負責回收物品的運輸工作及運輸安全，乙方必須按照相關衛生法規、程序、標準對回收物品進行運輸，嚴禁丟失、污染環境、違法轉賣等。

五、乙方在收購甲方物品后，造成違反有關法律法規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擔，與甲方無關。

六、本協議經雙方蓋章或簽字即成立，協議履行期限為

年，自

****年**月**日至

****年**月**日止，協議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

七、本協議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常熟市虞山鎮藕渠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乙方：

法定（委托）代表人：

法定（委托）代表人： 日期：

日期： 地址：

地址： 手機：

手機：

第五篇：文風背后的“中國夢”

文風背后的“中國夢”

——中國媒體“改文風”的歷史與價值理想

黃衛星 李 彬

2013-3-1 10:10:55來源：中國記者

對現代國家而言，對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新中國來說，文風已經遠遠不是語言本身及其風格問題，在清晰的話語、鮮活的表達、生動的思想文化背后，還折射著一種鮮明的社會政治及其價值，一種追求復興的宏圖遠慮。

黨風影響文風，文風反映黨風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堅決摒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歪風邪氣，勇于恢復共產黨實事求是、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從這一系列新規中，諸多外媒讀出的遠不止中共高層“對紅地毯和豪華宴會的拒絕”，更有“打擊官僚作風”“爭取民心”的努力。韓國《東亞日報》在題為“中國新領導集體正掀起反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作風的新風”的報道中稱，針對中共領導層的上述變化，很多中國人發出“務實”“感到很溫暖”“新奇”“感覺領導人接地氣”的感慨。觀察家們大都認為“八項規定”的變化清楚表明了中共新領導人的“新風貌”——樹立新黨風以“真正贏得群眾信任和擁護”。

令民心振奮的八項規定中有三項規定跟文風問題有關：講話要簡短，力戒空話、套話；文件簡報要精簡，有實質內容、富有實際作用和意義；新聞報道要根據工作需要、新聞價值、社會效果決定是否報道，且報道要簡短精悍凝練。這三項規定分別從開會講話、文件簡報和新聞報道三方面對語言作風提出了明確要求，和其它五項規定共同反映出的實事求是、實干高效、親民為民的執政理念，體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身體力行，率先垂范端正黨風政風。這既是對中國人民的莊嚴承諾，也是對執政黨自身的一次自我洗禮。

黨風影響文風，文風反映黨風，歷史上具有偉大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從整頓黨的作風開始，繼而整頓和改造文風和學風，“三風”的綜合整頓凈化了黨的肌體，拉近了與人民群眾的距離，為黨的領導注入了活潑的生命源泉。為整頓文風，尤其整頓洋八股、洋教條反映到共產黨內的文風，毛澤東同志發表的《反對黨八股》講話，列數了八股文風的“八大罪狀”。所列舉的這些“罪狀”，在當今的現實生活也不難發現其繼承者。比如，有的領導干部無論大事小事、有事無事動輒開會，空話大話千人一面；有的領導機關發文件、領導干部寫文章，洋洋灑灑幾千言尚未進入正題，搬用術語，言之無物。群眾譏之為“不緊不慢的會議，不急不躁的報告，不咸不淡的講話，不痛不癢的文章”“干部聽了理不清，群眾聽了耳旁風，基層看了搞不通”。新聞報道應景文章頗多，缺乏新聞價值，真是“寫誰誰看，誰寫誰看”。此等文風和形式主義的官僚作風、不學無術的浮夸作風、脫離實踐的主觀作風一起，長此以往不得不令廣大的人民群眾深惡痛絕避而遠之。

文風問題主要是思想路線的問題

文風問題不只是語言文字表達方式的問題，主要是思想路線的問題。講話、寫文章都應從實際出發，從人民的角度出發，而不是從書本、文件、概念出發，真正做到有的放矢。下決心改進文風、轉變作風，倡導務實精神，體現了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為人民服務的政黨精神。對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黨的十八大有明確部署，要求“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強調“堅持艱苦奮斗、勤儉節約，下決心改進文風會風，著力

整治庸懶散奢等不良風氣，堅決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以優良黨風凝聚黨心民心、帶動政風民風”。

“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總書記習近平的一番“就職演說”，讓等候有時的現場記者與電視機前的觀眾感到樸實、親切、耳目一新，也展現了一種自然清新的文風。

在中國老百姓看來，中共領導人有新氣象，樸實有人情味，與民眾更接近，這是良好的開頭，令人充滿期待。中宣部近日發出《關于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 切實改進文風的意見》，再次提倡短、實、新，反對假、長、空的文風；強調說真話、寫實情，杜絕脫離實際、內容空洞和“應景”文章；要力求報道簡短精煉，直截了當，要言不煩、意盡言止。

眼下，新聞界的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已是春草綠色，春水綠波，富有人間煙火氣的報道好似春風撲面而來。第二十二屆中國新聞獎中，154件獲獎作品不單內容實在，文風也頗有改觀。就在草擬這篇小文時，還看到《人民日報》刊發的一篇《信仰的味道》（2012年11月27日），讀來如飲醇酪，回味悠長。

文風折射追求復興的宏圖遠慮

表面看，文風屬于語言問題。在《反對黨八股》（1942）里，毛澤東妙語聯翩地談了一系列這方面問題，提醒語言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倡導向人民學習、向外國學習、向古典學習。幾乎同時，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政治與英語》（1946）里，也批評了英語中令人生厭的洋八股，包括空疏乏味的陳詞濫調：iron heel（鐵幕）、melting pot（熔爐）、free peoples of the world（自由世界的人民）、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并肩作戰）等。面對此類缺乏生氣與想象力的修辭，他說有一種奇怪感覺，就像看到傀儡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內里看，語言是精神世界的食量，文風問題直接關乎思想的活力以及社會生活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在五千年中華文明歷程上，生機勃勃的時代常常伴有生意盎然的文風，就像先秦的諸子百家、詩經楚辭，就像漢唐氣象的《大風歌》《史記》以及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的詩賦。相反，羸弱萎靡的時代病象也往往體現于蒼白無力的文風之中，如齊梁文人、明代小品、桐城古文以及魯迅批評徐志摩的“論絕妙的音樂”：

??慈悲而殘忍的金蒼蠅，展開馥郁的安琪兒的黃翅，頡利，彌縛諦彌諦，從荊芥蘿卜玎琤oe洋的彤海里起來。Br-rrr tatata tahi無終始的金剛石天堂的嬌裊鬼茱萸，蘸著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藍血，將翠綠的懺悔寫在腐爛的鸚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咄！吁，我將死矣??

距今整整70年前，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正面臨著抗戰以來最艱難困苦的險惡局面，外有日寇瘋狂掃蕩，內有國軍不斷摩擦，皖南事變更是舉國震驚。而在如此戎馬倥傯之際，共產黨閑庭信步似的開展了一場整頓“三風”運動。整頓教條學風以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傳統，整頓宗派山頭以形成眾志成城的革命力量，無不針對著黨、軍隊和根據地的生死存亡，意義自不待言。而讓一般人多少有點不解的是，與此并列貌似“舞文弄墨”的文風問題。而這恰恰表明用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共產黨不同尋常的高瞻遠矚。對現代國家而言，對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新中國來說，文風已經遠遠不是語言本身及其風

格問題，在清晰的話語、鮮活的表達、生動的思想文化背后，還折射著一種鮮明的社會政治及其價值，一種追求復興的宏圖遠慮。中央黨校李書磊教授說得好：

對于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政權、一個民族來說，語言特別能體現他的質量、品格、氣象與氣數，你一張口就暴露了你是誰，想瞞都瞞不住。修改政治、改善生存必得從改善語言開始。

新鮮、深刻、真實的話語代表了執政黨的正心誠意，代表了執政黨理解世界、領導國家的能力，也是它團結社會、動員人民的力量源泉。（《再造語言》）

所以，反對黨八股、洋八股，整頓空洞無物、晦澀蒼白的文風，絕非共產黨人和文人毛澤東的“閑筆”，其中不僅蘊含著一個肩負使命的現代政黨對于文化政治與文化領導權的深刻把握，而且更彰顯著“為人民服務”的價值理想。以延安《解放日報》改版為契機，解放區新聞界也曾如火如荼“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戰地記者“客里空”更成為假大空的代名詞。在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熱潮中，一批有中國氣派、中國作風、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新聞作品萬斛泉涌，不擇地而出。這樣一種清新動人的樸實文風，不僅凝聚了黨和人民的魚水深情，而且形成了天下歸心的嶄新局面。

從此，文風問題始終與黨和人民的命運休戚相關，真切、樸實、自然、新鮮的文風也逐漸融入新中國新聞界的血脈，并形成既有別于民國，又不同于西方的獨特文體與新聞文風。

毋庸諱言，作為世紀頑癥，黨八股、洋八股時隱時現，不絕如縷，假大空的文風在新中國歷史上也留下一長串教訓，文革期間更是登峰造極。陳陳相因的表

達、極盡夸張的風格、自命不凡的措辭、矯揉造作的用語、沒有生氣的官話套話空話——這種語言具有本雅明所謂“大話崇拜”的特征，僅僅追求震驚效果，眾聲喧嘩而不過大腦，實際上充當了社會生活的麻醉劑。韓少功在《馬橋詞典》里寫的一段追悼會講話，捧腹之余值得警醒：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在全縣人民大學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熱潮中，在全國革命生產一片大好形勢下，在上級黨組織的英明領導和親切關懷下，在我們大隊全面落實公社黨代會一系列戰略部署的熱潮中，我們的羅玉興同志被瘋狗咬了??

此類空疏的廢話總是迅速繁殖，極度膨脹，形同污染湖面的大片藍藻，“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嘩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莎士比亞）。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如今，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已在兩個百年的藍圖里具體呈現。此時重申文風問題，明確“貴在走，難在轉，重在改”，既進一步彰顯了執政黨為人民服務的正心誠意，更體現了一個民族走向復興的文化自覺。

（作者分別是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