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議程設置》讀書筆記

議程設置

一、簡介

作者：馬克思韋爾·麥庫姆斯

簡介：麥庫姆斯目前是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新聞學院教授。從事議程設置理論研究三十年，作為議程設置理論的奠基人之一，已經成為該領域的權威學者。他和唐納德·肖于1972年在《輿論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首次提出了“議程設置”理論，即公眾通過媒介來知曉事件或問題，并按照媒介對各種問題的重視程度來調整自己對這些問題重要性的看法，換言之，媒介對某一事物的強調程度同公眾對同一事物的重視程度構成正比關系。

議程設置簡介：20世紀70年代，美國傳播學者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在公眾對社會公共事務中重要問題的認識和判斷與傳播媒介的報道活動之間，存在著一種高度對應的關系，即傳播媒介作為“大事”加以報道的問題，同樣也作為大事反映在公眾的意識中；傳播媒介給予的強調越多，公眾對該問題的重視程度越高．

根據這種高度對應的相關關系，麥庫姆斯和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一種形成社會“議事日程”的功能,傳播媒介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公眾矚目的焦點和對社會環境的認知。

二、議程設置理論的研究特點（與歷來的效果研究比較）

①、傳播效果分為認知、態度、行動三層面。議程設置功能假說是這個過程的最初階段，即認知層面階段。

②、議程設置功能考察整體的大眾傳播具有較長時間跨度的一系列報道活動所產生的中長期的、綜合的、宏觀的社會效果

③、議程設置功能暗示了傳播媒介是從事“環境再構成作業”的機構。議程設置的“0/1”效果、“0/1/2”和“0/1/2/n“三個傳播效果，“0/1”效果（知覺模式）指的是大眾傳媒報道或不報道某個“議題”，會影響到公眾對少數議題的感知。“0/1/2”（顯著性模式）效果指的是媒介對少數議題的突出強調，會引起公眾對這些議題的突出重視。“0/1/2/、、/n”（優先順序模式）效果指的是傳媒對一系列議題按照一定的優先次序所給予的不同程度的報道，會影響公眾對這些議題的重要性順序所做的判斷。

三、系統介紹。

1，理論誕生：“李普曼是現在我們簡稱為議程設置思想的學術先祖。”在他1922年出版的《輿論學》，最早提出這一思想。“他認為，作為超越我們直接認識廣闊世界的窗戶，新聞媒介決定了我們對這個實際的認知地圖。輿論的反應并不是針對現實世界的，而是針對新聞界創造的擬態環境。”

1963年，伯納德·科恩（Bernard Cohen）提出了對“議程設置”最有影響力的表述：“在多數時間，報界在告訴它的讀者該怎樣想時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訴它的讀者該想些什么時，卻是驚人地成功”，這更清楚的指出了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1968年，馬庫姆斯和肖對李普曼的思想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對1968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傳播媒介的選舉報道對選民的影響進行了調查分析，并于1972年在《輿論季刊》上發表了論文——《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作為他們研究的總

結。他們的研究標志著一個新的傳播效果理論——“議程設置（agenda-setting）理論”的誕生。

2，理論研究方向：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議題從媒介議程向公眾議程的傳播過程，另一個方面是公眾在頭腦中形成這些議題和對象時新聞媒介所起的作用。

3，議程設置如何起作用：在第三章《議程設置如何起作用》中，作者通過大量的實證調查和數據分析，對議程演化、議程時效性的介紹以及對報紙和電視新聞的比較得出結論：議程設置效果在很大程度生是由媒介的報道特點決定的，只有極小一部分是由消息接受者特點決定的。如“頭版報道的閱讀人數大約是內部版面報道的兩倍。引人注目的圖畫或大字標題可以吸引更多的讀者。”

媒介的議程設置效果還要看公眾與媒介的接觸頻率、公眾對媒介的需要程度、當時人際交流的情況、不同公眾的興趣等因素的影響。而且，人際交流和親身觀察以及很多具體情況也會增大或減弱媒介議程設置的效果。另外一些學者通過研究發現，時間在媒介的議程設置中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媒介議程設置的效果并不是立即出現的，一般都是在新聞報道幾周之后。同時，公眾對信息的接受量一般是有一定限度的，過多的議程往往會削弱媒介議程設置的效果。麥肯姆斯和肖的一項研究發現，公眾的議事日程中不能超過5-7個議題，否則受眾就會忽略很多媒介認為重要的議題。

4，議程設置為什么會發生？

在第四章《議程設置為什么會發生》中，作者引入了一個心理學概念“導向需求”來解釋議題從大眾媒介向公眾媒介轉移的問題。

一條科學原理“自然界是沒有真空的”，同樣也適用于人類心理。當你處于一個認知空間時，你會產生不安，會產生認識當前情境的需求。“在公民領域里，也有許多讓公民需要知道的情境，在大部分情況下，他們會轉向大眾媒介尋求指導，他們或者依靠新聞獲取相關信息，或者直接依賴報紙社論的觀點。

個體在大眾事務中的導向需求越高，他們就越可能關注大眾媒介議程。書中舉了1972年總統選舉的實例。當年，在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選民中，導向需求高的選民中有79.6%經常通過報紙、電視及雜志來獲取政治信息。而導向需求低的選民中，這個比例只占47.4%。

然而，大眾媒介并非公民了解公共事務的唯一來源。作者在對美國輿論十年的研究中，得出結論：輿論與新聞媒介在抽象議題上的高度一致性與在具體議題上的極地一致性。這里面涉及到公民的親身體驗和經驗。具體議題指一定會進入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議題，如通貨膨脹、失業、犯罪問題。在此情況下，個人經驗就足以為人們就當前局勢提供指導，于是額外的導向需求就低。而在一些抽象議題上，比如國家凝聚力、污染、毒品問題上，親身經驗并不能提供充分指導，而媒介議程通常成為導向需求的重要來源。

5，議程設置效果。大眾傳媒可以通過對某個信息顯著性的增加而“引導”或“轉移”受眾的注意，從而達到預期的社會效果。比如現在大家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對失學兒童的關心等等，一定程度上是傳媒強調的結果。政府的管理也是有議程和重點的，傳媒可以幫助政府“引導”和“轉移”民眾的關注。在信息時代，政府的議程如果不借助于大眾傳媒，則很難推廣和深入人心。

五、研究的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了驗證李普曼提出的“議程設置”思想，麥庫姆斯和肖在197

2進行了查普希爾調查，調查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傳播媒介的選舉報道對選民的影響。

第二階段：1977年，麥庫姆斯和肖進行了第二階段研究——通過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的投票人研究，發現需要他人引導的投票者以及頻繁接觸大眾媒介的人群，等容易與大眾媒介的議程設置報紙一致。為了找到支持這種因果關系的證據，1982年，進行了實驗室研究，發現觀看了有關美國防御問題的美國受眾對這一問題的關注程度明顯高于未看這些報道的人。

第三階段：開始于1976年的總統選舉，集中體現在麥庫姆斯等人對1981年總統選舉期間候選人的研究。結果發現由于新聞傳媒的報道，投票者形成了有關候選人及其形象的感性認識，當然許多潛在因素對議程設置過程有影響。投票人的職業、教育程度、以及他們的籍貫都對投票人的觀點是否與新聞媒介的議程相一致有影響。

第四階段：始于20世紀80年代，此時調查者開始研究議程設置的起源。如1991年Reese開展的傳媒議程來源研究。結果發現每天有影響力的人和事件都在創造者媒體議程。這包括與新聞機構和外部機構有關的社會因素、社會意識形態、記者與編輯們的個體差異以及媒體的工作路線。

六、本書主要觀點。

1）大眾媒介往往不能決定人們對某一事件或意見的具體看法，但是可以通過提供信息和安排相關的議題來有效地左右人們關注某些事實和意見，以及他們對議論的先后順序，新聞媒介提供給公眾的是他們的議程。

2）大眾傳媒對事物和意見的強調程度與受眾的重視程度成正比，該理論強調：受眾會因媒介提供議題而改變對事物重要性的認識，對媒介認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動。

3）媒介議程與公眾議程對問題重要性的認識不是簡單的吻合，這與其接觸的多少有關，常接觸大眾傳媒的人的個人議程和大眾媒介的議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4）不僅關注媒介強調哪些議題，而且關注這些議題是如何表達的，對受眾的影響因素除了媒介所強調的議題外，還包括其他因素，這些影響包括對態度和行為的兩種影響。

七、媒體

從伯納德·科恩于1963年提出議程設置理論后，議程設置理論作為大眾傳播的宏觀社會效果研究的熱點課題一直得到發展和豐富。議程設置理論就是媒體議程影響公眾議程，公眾議程影響政策議程，一共有媒體議程、公眾議程和政策議程。一般而言，議程設置功能是一個分成三部分的線性過程：首先，必須設定媒體中將要被討論的問題的輕重緩急，即媒體議程；其次，媒體議程在某些方面影響公眾觀念或者與之發生相互作用，即公眾議程；最后，公眾議程在某些方面影響政策制定者所重視的事物，或者與之發生相互作用，即政策議程。輿論導向正確的重要性也可由此證明。

八、網絡時代，議程設置是否還存在？抑或功能被弱化？

傳統媒體（報紙、廣播、電視）的議程設置功能，已經被眾多的學者接受，并從政治、社會生活的多方面進行了實證研究。人們也普遍意識到傳統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對公眾議程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卻又是強大的。但是，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網絡作為新媒體已經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載體。而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相比，由于具備“渠道容量豐富性”、“實時性”和“多元互動性”三個特性，已經和正在對傳統媒體議程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此，很多學者認為，在網絡傳播中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將會弱化，甚至不再存在。

在網絡媒體興起前，傳統媒體在社會傳播中占據主要地位，傳統媒體議程也對公眾議程和政策議程產生著巨大影響。

互聯網（形式上表現為新聞網站、門戶網站、BBS論壇等）被一些人認為是解放了的媒介，媒介設置公眾議程的作用已經不重要了，頭版頭條也不在受到過多重視。但是上網的許多原來的大眾媒介作為信息源的力量仍遠遠大于一般個人用戶作為信息源的力量。大部分信息消費者仍使用網站工作者所提供的主要信息目錄。形式上，從媒介接收信息的主題與內容是由用戶確定的，但也只能在上網媒介有限的信息庫內進行選擇，互聯網上的議程設置依然以硬性與軟性兩種形式存在。

以BBS論壇為例。BBS又稱電子公告系統，是網絡用戶用來交換信息的場所。雖然BBS在今天已能提供越來越多的服務，如軟件下載、網上聊天等，但其最重要的功能仍然是作為用戶發表觀點的論壇，即用戶可以自由地訪問BBS，上載寫好的文章，也可以閱讀其他用戶的文章并發表評論。

一方面，論壇管理者論壇組織者因勢利導，為大家提供大量的相關新聞背景報道，并為讀者討論提供便利，吸引了眾多網友參與，提高自身的聲譽，起到一定的引導作用。比如因為國際國內發生了和讀者有關的重大新聞事件，而另行開辟新的主題論壇。如針對1997年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針對李登輝的“兩國論”，針對法輪功的“歪理邪說”等等，根據不同熱點時事及時開設不同主題的論壇。

從傳播的角度來看，這種論壇主題的設立明顯是從一個“立”的角度以硬性的形式進行了議程的設置，它表達的意思是“在某個恰當的時候，我希望、引導大家去討論某個問題”。并且客觀來看，這種行為其中具有某種“軟力量的入侵”，深入探究一番，可以發現管理方往往會不動聲色的將自己認為有益的言論與觀點特殊處理，這種特殊處理可能是“特別推薦”、也可能是將它們以特別醒目與形式推出、還可能是對發言人進行權力上的提升與鼓勵，而基于網絡身份的虛擬性，這些發言人可能就是管理者他們自己，也可能是他們從用戶中找到的“托”！這也可以算做是議程設置的“軟性”表現形式。

另一方面，BBS中議程設置的另一個重要的手段是對主題論壇的嚴格控制與管理。這其中包括對主題論壇的暫時性封鎖、永久性刪除，以及對發表不恰當、反動言論的用戶ID的封殺和對其帖子的刪除。在某些時候，還會出現以管理員身份發表的所謂“通告”與“聲明”，對某些用戶的行為提出警告。

事實上它是從一個“破”的角度以軟性的形式進行了議程的設置，類似于傳播學中的“把關”概念，它表達的意思是“在某個敏感的時候，我不希望、不愿大家去討論某個問題，特別不希望出現某種觀點與意見，至少我可以不提供讓你發表言論的場所”。

雖然大部分情況下，媒介在公共事務中充當了議程設置的角色。可這個空間里的網絡用戶并不象傳統皮下注射理論所認為的那樣“聽話”，他們采取多種方式對媒體議題實行重構與修正，比如有選擇地轉貼新聞報道與BBS話題，發表自己對新聞報道與BBS話題的看法或者補充其他媒體的說法等等。這些行為可以使被忽視的議題倍受關注，使“泡沫”的議題破滅，使干癟的議題豐滿，使隱蔽的議題透明。

因此，網絡輿論空間里所關注的媒體話題實際上是被網絡用戶重構與修正后的媒體話題。

通過將BBS中管理方原本設置的話題與BBS中被“重構和修正”的話題進行比較，可以求得網眾“重構與修正”管理方話題的原則，進而言之，通過對這些原則的考察，又可以求得網絡用戶的“民意”以及對BBS管理方的信任度等問題。

九、后記。

議程設置理論有其局限性，比如概念性和操作性定義之間缺乏一致性，致使結果模糊不清；在方法上模糊不清，特別是調查研究方法中因果關系不清楚；缺乏理論指導以及未能區分長期和短期的議程設置效果。而且僅強調了傳播媒介“設置”或形成社會議題的一方面，而沒有涉及反映社會議題的一面。但是議程設置的研究也有很重要的意義。

1）“議程設置”理論從考察大眾傳播在人們環境認知過程中的作用入手，重新揭示了大眾傳媒的有力影響，為效果研究擺脫“有限論”的束縛起了重要的作用。

2）這個理論中所包含的傳媒是“從事環境再構成作業的機構”的觀點，重新提出了大眾傳播過程背后的控制問題。

3）“議程設置”理論對我們詳細考察傳媒的輿論導向過程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4）它為人們認識傳播與社會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

第二篇：議程設置

今年5月8日發生在杭州的一起交通事故，由于當地交警的事故通報會公布的情況存在出入，迅速演化為群議洶洶的公共事件，成為公眾和媒介所關注的焦點，一時間，“杭州飆車案”成為各方討論的熱點話題。隨著政府部門態度的明確、事故鑒定結論的公開和案件進入司法程序，社會輿論逐步歸于平靜。回顧期間輿論的演變過程，反思媒介的反應經過，可深化媒介對于如何通過議程設置而提高輿論引導能力的認識。

一、“杭州飆車案”輿論演變描述

1、輿論的形成期

5月7日20時05分，肇事者胡斌駕駛經過改裝的三菱跑車，在杭州文二西路撞上行走在人行橫道上的浙江大學畢業生譚卓，致使譚卓當場死亡。當晚21時20分，杭州的網絡媒體19樓論壇上貼出了“文二西路車禍——紅色三菱斑馬線撞死行人”的主題帖，還配有事故現場圖片。隨后，網民大量發帖、跟帖討論，形成熱議。

科德雷·金提出了輿論形成四步驟說：①對某事產生不滿；②產生共同需要；③通過媒介的討論或爭論，議題更加明確和具體；④達成結論，作出決定。據此可以判斷：關于“杭州飆車案”的輿論已處于形成期。有網民稱，“我們憤慨，不是因為肇事者是一個富家子弟，也不是因為被撞死的是一個名牌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我們憤慨，是因為肇事者肆意違反交通管理法規，在一個夜間8時這樣的熱鬧時段，在靠近繁華休閑購物中心的地段，嚴重超速飆車而將一個無辜的生命撞死在人行橫道上！”，“飆車在杭州已成一種社會公害”。網民出于對公共交通安全的維護需要，形成了“譴責肇事者，嚴厲查處違法行為，同情受害人”的網絡輿論氛圍。

2、輿論的高漲期

學者劉建明提出，“引爆式是輿論突然走向高漲的一種模式”，“有些輿論已經形成，但僅僅處于局部的眾意狀態，人們尚沒有表現出強烈的義憤或熱情。這時如果出現外在的引發作用，就會出現輿論嘩然的結果，甚至在局部社會環境中產生強烈的輿論舉動”。

“杭州飆車案”輿論突然出現高漲，引爆點正是5月8日下午杭州市西湖區交警大隊召開的事故通報會，警方公布初步調查結果稱：“肇事車輛是否存在改裝”、“死者是否走在斑馬線上”不詳，車速為“70碼”。西湖區交警大隊副大隊長王建國還說，“沒有飆車這一說法，只是你超我、我超你的追逐”。警方的上述說法經媒體報道后，立即引發輿論洪流。“70碼”的說法，成為公眾質疑有關部門公正度的“導火索”。

在這一階段，輿論迅速轉換了議題：警方對肇事車時速“70碼”的草率認定，促使事態升級，由此衍生出“警方不公”、“權力庇護”的質疑，其中也裹挾有甚多不實流言的傳布。

在與警方的意見對立中，網民采取了尋求公眾和更大化的輿論支持的行動，包括搜集目擊者的證言、根據現場照片求證肇事車的改裝痕跡、對肇事者展開“人肉大搜索”等。其中，在網絡媒體上，意見領袖對于輿論的匯集和議題的設置起到了很大影響作用。

3、輿論的發展期

5月10日，杭州市市長蔡奇在相關媒體的報道上作出批示：“這是一起駭人聽聞的慘劇，市交警支隊要很好分析，進一步采取措施，嚴禁違法超速行車。對肇事者要依法嚴處。痛下決心，徹底解決違法超速行駛問題。”杭州市公安局負責人表示，對該案將公正辦理。警方通過媒體發布消息，確定肇事者對事故負全部責任，肇事者已于9日凌晨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在這一階段，輿論處于發展期。一方面，由于政府部門的明確表態和肇事者被刑事拘留，公眾反應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意見的沖突張力有所和緩；另一方面，針對始終處于焦點的“70碼”的質疑，由于警方在事發多日后仍未通報調查結論，輿論對此的追討不但未停止，而且形成了新的波峰，特別表現為“70碼”（“欺實碼”）立即成為流傳甚廣的網絡新名詞。

5月13日，杭州警方表示，已委托浙江藍劍產品質量司法鑒定事務所進行鑒定。14日傍晚，杭州市公安局通報，肇事車當時在事發路段的行車速度是在84.1公里到101.2公里的范圍之內。期間，輿論仍處于發展之中，公眾的質疑未完全被消除，但公眾的態度逐漸由理性所主導。5月15日，杭州市公安局舉行新聞發布會，向媒體通報案件情況，并就“70碼”的說法向社會道歉。當日，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通過浙江在線、杭州網與網友對話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譚卓的遇難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向譚卓的父母、親友表示最誠摯的慰問”，表示“市委、市政府將以鐵的決心、鐵的手腕從嚴從快查處此事，并且嚴防此類悲劇在杭州重演。”公眾對此表示了既有認同又有期待的復雜回應，輿論波峰達到最高點，當然也將下行回落。

4、輿論的回落期

15日之后，杭州飆車案偵結，開始進入審判程序。隨后，死難者譚卓的父母與肇事者家屬達成民事賠償協議。至此，建立在各方利益協調和意見整合基礎上的分歧縮小，相關輿論由流布量的減小趨于消失。

二、媒介間議程設置理論概述

議程設置是討論輿論引導問題可以參照的理論假設之一，它探尋的是媒介如何引導公眾形成輿論或轉變已有輿論，即媒介對于輿論和公眾的影響模式。議程設置是媒介引導輿論的一種客觀功能，也體現了媒介話語的意識形態權力。媒介間議程設置理論是對議程設置的后續和擴展研究。

關于議程設置 的經典表述，是美國政治學家伯納德·科恩 1963年所提出的：“報紙或許不能直接告訴讀者怎樣去想，卻可以告訴讀者想些什么

議程設置的假設表明了媒介議程對于公眾議程的影響。

議程設置功能是一個線性的過程，由三部分組成：媒介討論哪些事務是重要的，形成媒介議程；其次，媒介議程以某種方式影響公眾的思想或與公眾的思想互動，形成公眾議程；最后，公眾議程又以某種方式影響決策者的思想或與決策者的思想形成互動，形成政策議程。

研究還發現，議題的生命周期可分為：①潛伏期與預備期：另類媒介率先報道并成日漸增強的趨勢；②上升期：意見領袖媒介開始加入報道行列；③高峰期：意見領袖媒介與另類媒介均會大量報道，媒介議題也在此時逐漸形成政策議題；④衰退期：形成政策議題后媒介對議題的注意力減弱。臺灣的傳播學者翁秀琪綜合出下列結論：議題會在不同性質的媒介（如意見領袖媒介與另類媒介）之間傳布，官方性議題會從意見領袖媒介傳布到另類媒介，稱為“共鳴效果”，反對性議題則會從另類媒介傳布到意見領袖媒介，稱為“溢散效果”。

傳統的議程設置理論的不足是顯而易見的，它是建構于以媒介（傳者）為中心的，“媒介即信息”，媒介議程對公眾議程、政策議程的影響是線性的，這種單向的、線性的傳播模式的基礎已然為今天互聯網技術所帶來的新的傳播格局所動搖。互聯網（尤指網絡論壇）作為一種公眾可廣泛、即時、互動地進行意見表達和交流的平臺，雖然也有不同層次的把關人，但是，把關人是分散的，數量龐大、參與積極、意見糾合的網民群體其實已經成為傳播的主體。由此，社會公眾通過網絡平臺形成了議程設置能力，并可以影響媒介議程和政策議程。互聯網作為新媒介具有議程設置能力，比如通過對網民所發帖文進行推送首頁、置頂、聚合和組織引導帖等方式，選擇和凸顯某些事實和意見來進行議程設置。對于反對性議題，網絡媒介比作為主流媒介的傳統報紙更具某些優勢，有學者特別指出，“網絡憑借技術優勢，使其對單一議題的設置在方法和效果上都優于傳統媒體。”

三、網絡與報紙的議程交互

根據以上對“杭州飆車案”輿論演變過程的粗線條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媒介議程、公眾議程、政策議程之間的互動關系。社會輿論從無序到有序，從增長到消減，經歷了多次波動，也轉換了多個議題，這之

間的變動與政府部門的態度和行為的調整有密切關聯，也與媒體對于輿論的把握和引導有密切關聯。

本文選擇19樓論壇與《浙江日報》、《錢江晚報》作為考察對象，主要是考察網絡媒介和報紙之間實行媒介間議程設置的情況，從二者的互動中分析媒介如何提高輿論引導能力。

在輿論發生期，基本沒有作出報道或沒有設置議程；政府（杭州警方）的信息公開程度是不夠的，或者說是一種控制式的、過濾式的有限公開，而且公開的有關信息（如“70碼”）并不足以取得公信。報紙的傳播力顯然受到了某些限制。5月11日《錢江晚報》A4版的頭條標題為：“杭州公安機關就文二西路‘5·7’交通肇事案為本報發來通稿：案件將依法嚴格公正辦理，最新進展將及時向社會公布”，其中的“通稿”二字傳達出一個令人尷尬的信息：對于此案的報道，包括《錢江晚報》在內的主流傳統媒介是“聽招呼”的。此前，《浙江日報》、《錢江晚報》除報道一條肇事者被刑拘（5月10日）的簡訊之外，幾近“失聲”，而在這期間，網絡論壇上已經形成了輿論熱點。

杭州市長的批示是報紙介入案情報道和進行議程設置的轉折點。5月11日，《錢江晚報》用A4、A52個整版來進行報道，并通過采訪有關專家（意見領袖）發出三點“追問”：“時速真的只有70公里嗎？胡斌此舉僅是交通肇事嗎？對類似事故該如何陽光處理？”，直言“交警部門5月8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有幾個說法急需厘清”。《浙江日報》則在5月12日第10版《政治與社會新聞》整版報道“杭州飆車案”，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其中一篇題為“馬路不能當成賽車場；要尊重別人的生命；最重要的是這樣的悲劇絕不能重演??網友熱議杭州“5·7”飆車案——誰來保衛行人的生命權”的報道，摘錄的是網絡媒介“天涯論壇”某板塊網民的帖文。

《浙江日報》5月13日第10版《政治與社會新聞》繼續用整版篇幅報道“杭州飆車案”，其中一篇報道的標題為：“肇事者撞死人還能回家上網？肇事車輛時速僅為70碼？是“交通肇事”還是“危害公共安全”？——公眾質疑“5·7”飆車致死案”，這三點質疑與5月11日《錢江晚報》設置的議程基本一致，而之前網絡媒介（包括19樓論壇）正是這樣設置議程的。可以說，媒介間議程設置的流向為：從網絡媒介到都市報再到黨報，從另類媒介到建制媒介的矢向是清晰的，這同時也與上圖所示的19樓發帖量曲線、兩張報紙的發稿量曲線是吻合的，證實了“溢散效果”。

媒介議程與公眾議程、政策議程是互動的，而且是復雜的互動關系，此處不細論。由于不同媒介的異質性，特別是媒介性質、媒介形態的不同，網絡媒介在時效性方面要快于報紙，網絡媒介先于報紙對一些

社會熱點問題設置議程，一方面是由于具備技術條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公眾意見可以在一個開放性的平臺上自由集散。一般認為，網絡輿論往往體現出來得快、去得快的特征，對公眾議程的影響會更短一些，報紙議程設置效果的時滯性要大于網絡，對公眾議程的影響會更長一些。可以強調的是，媒介間的議程交互顯然設置了更為集中的議題，營造了更為持久和濃厚的輿論氛圍，體現了更大的輿論強度，所以形成了輿論共振，傳播影響力必定增強。

四、結語

胡錦濤2008年視察人民日報社時指出，“加強主流媒體建設和新興媒體建設”，“整合都市類媒體、網絡媒體等多種宣傳資源，努力構建定位明確、特色鮮明、功能互補、覆蓋廣泛的輿論引導新格局”，“要認真研究新聞傳播的現狀和趨勢，深入研究各類受眾群體的心理特點和接受習慣，加強輿情分析，主動設置議題，善于因勢利導”。深入思考議程設置與輿論引導的關系，有助于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精神。

1、陳力丹在談到議程設置理論和輿論導向的研究時提出，“注重利用媒介對輿論的近期影響力，啟動對議程設置最佳效果時間的研究。” 如果作為主流媒介的報紙能早一些報道“杭州飆車案”的有關情況，并主動設置議程，可能更有利于輿論引導，更有利于影響公眾議程和政策議程。這既涉及報紙的公信力問題，更涉及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問題——因為報紙是建制媒介，公眾按照經驗推知，報紙不尋常的“一時失聲”是受到了輿論管控。報紙應及時建立輿情分析研判機制，選擇最佳時機合理設置議程。范以錦在一篇題為“強勢主流媒體不應弱化輿論監督”的個人博中說，“如果傳統的強勢主流媒體，能以其公信力、影響力，重視網上輿論，與‘網聲’互動，成為互為作用的兩股力量，對推動輿論監督是有重要作用的。這樣的事例也很多。但在有些地方，有的問題已成為網上輿論，傳統媒體應及時跟進了，還去限制傳統媒體，而且限制的是更為準確權威的報道，這就使人難以理解了。”

2、當前，輿論引導既要求報紙等傳統媒介履行社會責任，同樣要求網絡等新興媒介發揮積極作用。國家互聯網研究中心主任劉正榮指出，“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之間互動，可以產生媒體間的共鳴效果。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的議程互動是新聞傳播和輿論引導的一種創新。”不管是輿論監督、熱點引導還是正面宣傳，都應該特別重視媒介間議程設置在輿論引導中可發揮的創新作用和強大效果。

3、媒介間議程設置應建立在理性之上，所謂理性，即議程的公共性。傳統媒介和新興媒介都應選擇公共性的議程引導輿論，堅持代表公共利益的方向，同時允許意見的碰撞交鋒與制衡協同，而不是濫用媒介

話語權，壓制不同意見，甚至形成“媒介審判”。網絡媒介的議程設置有時可能出現群體性的意見極端化，這就需要傳統媒介有針對性完善議程設置，有效地影響公眾議程，如果主流媒介不加分析地盲目跟風，后果不言而喻。對于“杭州飆車案”的肇事者該以交通肇事罪還是該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主流媒介和新興媒介在議程設置上體現了一致的傾向性，這其實是有失理性的，應當作為一個反思的例子并舉一反三。

第三篇：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功能

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功能

麥庫姆斯肖

在當代，競選者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多地通過大眾媒體向人們展示自己，而不是直接出現在人們面前。大眾媒介傳遞的信息成為許多人接觸政治的唯一途徑。包含在新聞、專欄文章、社論中的競選者的誓言、承諾和高談闊論，成為人們決定是否投票的依據。人們所知道的事情，大部分是通過大眾媒體或其他人獲得的第二手或是第三手信息。

雖然，還沒有確鑿證據表明大眾媒體能在競選中深刻地改變人們的態度，但有一些相當有力的證據顯示，選民能從大量可得到的競選信息中獲知情況。當然，人們對大眾傳媒提供的政治信息的關注程度因人而異。有些人，他們通常受過良好教育并對政治抱有很大興趣（包括一些最不可能改變政治信仰的人），積極地搜尋信息，而大多數人是在輕而易舉的情況下獲得信息的。正如貝雷爾森精辟地指出：“在任何問題上，多數人‘聽到’，但幾乎沒有人‘認真傾聽’。”但同時，貝雷爾森還注意到，那些與媒介接觸最多的人最有可能知道競選者在不同問題上的立場。特萊那曼和麥奎爾在對1959年英國大選的研究中，也發現了同樣的事實，選民們確實從大眾媒介那里獲知情況。

并且很明顯，他們直接按照媒介對競選運動中的問題的強調程度而獲知事件。對傳媒的議程設置功能格外關注的朗夫婦發現：

“大眾傳媒迫使受眾關注某些特定的問題，它們樹立政治人物的形象,它們不斷地向大眾建議他們所思、所知、所感的內容應該是什么。” 也許,柯恩對這一假設的大眾傳媒的議題設置功能的闡述最為簡潔。他指出,報紙“也許多數時候在告訴人們持什么觀點方面并不成功,而在告訴人們考慮什么問題方面卻驚人地成功”。大眾傳媒或許對人們態度的方向或強度影響不大,但學者們假設,大眾傳媒為每一個政治競選運動設置議題,影響人們對政治問題的重視程度。

研究方法

為了便于調查在1968年總統競選運動中的大眾媒介的議題設置功能,本項研究試圖將查佩爾希爾地區選民稱之為競選運動中關鍵性議題的問題與他們在競選運動中通過大眾媒介獲得的實際內容相比較。研究者從查佩爾希爾的五個選區的選民名單中隨機抽取調查對象,他們在經濟、社會和種族背景方面具有代表性。由于將研究限定在一定的社區,因此,其他許多變量如地區差異和各媒介表現的差異均得到了控制。

9月18日至10月6日,我們進行了100次訪問。在挑選這100個樣本的過程中,我們使用過濾性問題以鑒別出那些還沒有明確決定如何投票的人——即那些被推測為最易受競選信息影響的人。那些尚未完全決定擁戴某個競選人的選民,才被選出接受訪問。此項研究借鑒特萊那曼和麥奎爾的策略,要求調查對象概括出他們認為的主要議題,而不去顧及競選人當時說了些什么,訪員盡可能準確地加以記錄。與此同時,我們收集了為這些選民服務的大眾媒介的信息內容,并對此進行內容分析。春季進行的預調查發現,在查佩爾希爾社區,幾乎所有大眾傳媒的政治信息均由下列信息源提供:達勒姆地區《先驅者晨報》及《太陽報》、羅勒地區《新聞和觀察者》和《時代》、《紐約時報》、《時代周刊》、《新聞周刊》以及NBC、CBS晚間新聞。

上述調查對象有關他們視為主要問題的回答,以及9月12日至10月6日期間的樣本報紙、雜志、新聞節目中的新聞和社論,被分成犸類,分別代表中心議題及其他類型的競選運動新聞。媒介新聞的內容也被劃分為“主要”與“次要”類別,以便觀察媒介在對各議題的強調程度上是否有本質區別。對于印刷媒介而言,這種主要/次要的分類是根據所占版面和所處位置而劃分;對于電視,這種分類則是按照節目所處時段和所占時間量而確定的。具體地說,主要新聞/文章是這樣定義的: 1.電視:長度為45秒以上(包括45秒)的新聞和/或屬于三個顯要時段播出的重要新聞中的一條。

2.報紙:任何作為要聞出現在頭版或任何一版在三欄標題下并有三分之一(至少五段)內容與政治有關的新聞報道。

3.新聞雜志:篇幅占一欄以上或出現在新聞部分開端的內容提要中的新聞。4.報紙、雜志中的社論版:在社論版中位于頭條位置(左上端)的社論或專欄評論,以及任何三分之一(至少五段)內容與政治競選運動有關的社論或專欄評論。

次要文章指的是,本項研究中包括的以政治為內容但所占篇幅和時間均少于主要文章的文章。

調查結果

表1顯示的是,本次研究所選定媒介的主要文章在競選運動期間對不同話題及競選人的強調程度。如該表所示,大量的競選新聞不是關于主要政治議題的討論,而是對競選運動本身的分析。這一點,可能使那些認為競選新聞主要是有關政治議題的人躊躇。有關華萊士的主要新聞中,35%由分析組成(如“他是否有機會獲勝?”)。有關漢弗萊和尼克松的主要新聞中,分析所占比例分別為30%和25%。同時,該表也顯示了競選者們言及其競爭對手的相對比重。例如,很明顯(在媒介信息內容中),阿格紐攻擊漢弗萊的報道比重(占有關阿格紐的主要新閾的22%)多于尼克松攻擊漢弗萊的報道比重(占有關尼克松的主要新聞的11%)。總的來說,媒介中的次要文章對這些政治議題與話題的強調程度,與主要文章大致相當。

表2集中顯示了媒介中反映出的各黨派對議題的強調程度。由此表可,漢弗萊/馬斯基比尼克松/阿格紐或華萊士/萊梅更關注外交。然而,對“法律和秩序”這一議題來說,有關華萊士/萊梅的新聞中一半以上內容與此有關,漢弗萊/馬斯基的新聞中只有不到1/4的內容與此有關,在尼克松/阿格紐新聞中大約占1/3——工僅次于共和黨對外交議題的強調程度。漢弗萊花費大量時間為越戰辯護(或評論),尼克松卻沒有(也不需要)選擇這樣做。

媒介似乎在選民對競選中的重要議題的判斷上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盡管問卷明確要求調查對象在判斷時不要考慮競選者們屆時會說些什么)。媒介刊播的主要新聞對重要競選議題的強調程度,與選民們對于哪些是重要議題所作的獨立判斷的相關性達到+.967,而次要新聞對重要議題的強調程度與選民的判斷之間的相關性為+.979。簡言之,這些數據顯示了媒介對不同競選議題的強調(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競選者對議題的強調)與選民對各類競選話題重要性的判斷有緊密聯系。

但是,也應看到,盡管三位總統候選人對不同議題的強調程度差異很大, 選民們的判斷卻反映了媒介報道的綜合情況。這表明,選民們對所有政治新聞都有所關注,而不考慮它們是否源自或關涉某個自己擁護的候選人。但統計表格反映的是所有調查對象的綜合情況,因此也可能出現這種結果:由于將所有選民歸并在一起分析,故無法體現個人在黨派偏向及主要關注對自己黨派有利的材料的傾向性這兩方面的差異。為此,本項研究又對9月至10月期間那些顯示出傾向于某位候選人(但不是最終表態)的調查對象的回答另作分析(調查對象中有45人屬這種情況,其余均屬尚未做出決定者)。表3顯示了對這45人所選定的四種媒介進行分析的結果。

由表3可看出,傾向于漢弗萊、尼克松或華萊士的調查對象列舉的重要議題的頻數,與(a)媒介報道中主要與次要議題的頻數,及(b)四種媒介中各媒介針對每個黨派報道(以某個黨派或競選人作為主要對象的報道)中的主要與次要議題的頻數相關。例如,民主黨人士視為重要議題的內容與《紐約時報》所有主要新聞中對這些議題的強調之間的相關程度達.89;民主黨人士對這些議題的強調程度與《紐約時報》有關民主黨候選人的報道中對這些議題的強調程度的相關性為.79。

如果預測選民對針對自己黨派的主要、次要議題更為關注——即有選擇地讀或看,那么選民與有關其黨派的新聞/評論的相關性應為最高,這將成為選擇性認知的有力證據;另一方面,如果選民不考慮媒介強調哪個競選人或黨派,而是理性地關注所有新聞,那么選民與所有媒介內容的相關性將最高。這就是議題設置功能的證據。關鍵在于,哪一邊的相關性更高。

表3大體顯示,在競選運作的早期不能堅決表態的選民關注所有新聞。就主要新聞而言,選民對重要議題的判斷與反映在所有新聞(包括有關他們所傾向的競選者/政黨的新聞)中的議題之間的相關性,高于選民的判斷與反映在有關選民所傾向的競選者/政黨的新聞中的議題之間的相關性。次要新聞也是同樣。兼顧主要與次要新聞,24項可能的比較中,有18項顯示選民與所有新聞而非僅僅有關他們所傾向的競選者/政黨的新聞一致。對大眾傳媒的議題設置作用的解釋,比選擇性認知更為有力。

表3的數據大體顯示了選民與媒介對1968年重要議題的評價高度一致,但這種高相關性并非對所有媒介與所有選民都完全相同。表4清楚地披露了媒介間的差異。該表中所列出的,是全體調查對象而非僅包括那些在調查時已傾向于某位競選者的調查對象。有關競選運動的重要議題,各媒介有較大的一致性,但并不是完全的一致。我們將媒介視為選民和實際政治環境的中看，由此可以將表5中的相關性解釋為可靠性,它顯示了各媒體對哪些是重要政治事件的意見的一致程度。這些系數不是絕對的,同樣,媒介中的虛擬環境也不是對1968年大選的準確描述。

至少有兩組因素降低了新聞媒介之間的一致性。首先,報紙、電視、新聞雜志的基本特性各異。報紙每天發行并擁有大量版面;電視節目雖每日播放卻有嚴格的時間限制;新聞雜志每周出版,因而新聞時效性較弱。表5顯示,同類媒介間的相關性最高,而不同媒介間相關性最低。

其次,新聞媒介確有觀點,時而抱有極端的偏見。然而,表5所顯示(尤其是同類媒介間)的高度相關性表明,媒介對新聞價值,尤其是主要新聞的意見相當一致。雖然，新聞界對新聞沒有明確的、達成共識的定義，但關于每天的重要新聞，新聞界還是有專業標準的。新聞機構——尤其是報紙和電視——在大部分政治信息方面廣泛使用主要的通訊社,這一點無疑極大地影響了重要新聞的衡量標準。但是,當我們將視線從競選運動中的重要事件(關于它們幾乎人人意見一致)移開時，發現個別解釋的余地較大。如表5所示，這反映在各媒介對次要新聞的一致性相對較低。以報紙為例，由于一家報紙只使用其當天手頭資料的15%,因而對次要新聞的選擇余地很大。

總之,各新聞媒介分別不完整地重塑政治世界。然而,本項研究表明,選民傾向于分享媒介對何謂重要議題的總體定義,這一證據有力地體現了大眾媒介的議題設置功能。

討論

誠然,以上報告的相關性尚不足以證實大眾傳媒的議題設置功能的存在,但這些證據符合產生大眾傳媒議題設置功能的必要條件。本項研究比較了兩種聚合單元,即查佩爾希爾地區選民群體與若干大眾媒介的總體表現。作為對議題設置假設的第一次驗證,是令人滿意的,但今后的研究必須由廣泛的社會層次轉向社會心理層次,將個人態度與個人對媒介的使用相比較。目前,我們正在幾個方面努力,促使這些證據更為精確。研究者嘗試將調查對象的態度僅與查佩爾希爾地區選民實際使用的媒介(的態度)相比較。

另外,該研究還包含了議題設置的假設與選擇性感知的假設,對這些相關性的比較,也證實了議題設置的假設。

將本項研究提供的證據解釋為顯示了大眾媒介的影響力,似乎比其他解釋更合理。任何認為媒介與選民對議題的強調程度之間的相關性的論證不合邏輯的論點(即認為媒介與選民僅僅是對同樣的事件做出反應而并非以某種方式互相影響)都假定,選民有各種途徑觀察政治環境的日常變化。這一假定似乎不合理:很少有人直接參與總統競選活動,而親眼見到競選者本人的人則更少,因此,通過人際渠道傳播的信息,主要是轉述大眾傳媒的報道,并以后者為主要依據。媒介是全國政治信息的主要來源,對大多數人而言,大眾媒介提供了最佳的——也是惟一的——易于獲得的、接近不斷變化的政治現實的信息。

也許有人認為,高相關性表明媒介僅僅成功地使信息迎合受眾口味。然而,既然大量研究顯示了職業記者與受眾在新聞價值方面的明顯差異,則上述情況恐怕是值得注意的。媒介在政治這一主要新聞報道領域中占據了優勢(壓倒其他信息來源),這種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盡管首先這是一個有關政治和大眾傳播的社會學研究，但是一些關于選民個人認知的代表性問題的心理學數據也被手機起來。施洛格指出優秀的評價維度不是屬性的羅列，而是認知不同的基本特征。所以根據那些影響選民對總統候選人和有關問題的開放式問卷的回答，對這些受訪者進行分析區分。一些選民非常情緒化的闡述他們對于那些問題和候選人的看法。另一些人就更加看重事實。每一個受訪者的回答都通過“完全情緒化”、“情緒化主導”、“稍情緒化不主導”、“完全非情緒化”四種進行分類。關于每一位選民影響程度作為其收集政治信息的認知行為，本研究假設認知形式也影響信息收集的模式。

這個假說避開因果關系來談，就是影響程度表現在選民傳播行為中定位的不同。但是許多非常高效的選民傳播行為的定位變量已經被記錄著研究報告中。總的來說，他們是接受正規教育的水平和對政治的興趣程度。然而，從美國選民的時間拓展漏斗模型來看，考慮到具體的選舉中，教育水平和政治興趣程度的定位還是不夠準確。認知形式更接近漏斗模型的結尾，更接近實際參與選舉的時間。它也似乎在與選民行為更多功能性的關聯中占有優勢。

對于影響程度和傳統定位之間關系的分析沒有表現出明顯的相關性。政治興趣和影響程度對于媒體使用的獨立效果顯示在表6中。并且，作為媒體使用的定位或預測的影響程度的效度也被顯示出來，尤其是在對政治高度感興趣的人之間。

表6中影響程度和媒體使用都是基于受訪者個人表示的對于他們最重要的問題的回答。影響的程度是以他們認為為什么這個問題重要來度量的。媒體的使用時基于在過去24小時內受訪者是否看見或聽說該媒體對于某個問題的報道。

影響程度高就會限制傳播媒介要求更多關于非常重要個人問題的信息的使用。至少，調查的影響程度高的受訪者沒有要求近期的信息。這一結果對于政治興趣度高的人和政治興趣度低的人都適用。尤其是在興趣度高的人群中間。例如，在政治興趣度高、影響程度高的受訪者中僅36%的報告稱近期在報紙上讀過他們認為是最重要的問題的相關信息。但在政治興趣度高、影響程度低的受訪者中這個比例約為六成。所有的傳播媒介都有相似的模式。

關于傳播行為和政治議程設置的進一步研究必須考慮到心理學和社會學變量。這兩者的知識對于建立合理的理論構想是至關重要的。以傳播概念的水平來考慮，議程設置似乎對研究政治共識的進程很有幫助。

第四篇：議程設置功能的缺失之處

議程設置功能的缺失之處

――淺談媒體“議程設置”與受眾“議程認知”之間的差異。

2004級傳播學研究生李明學號：2004614500071

研究問題：“議程設置功能”作為一種理論假說，其探討的主要是大眾傳播的效果和影響問題，但是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較大影響，導致媒體的“議程設置”與受眾的“議程認知”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從而限制了傳播效果。研究方法：定性研究

說明：本文以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為背景展開討論，雖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局限性，缺乏普遍性，但就理論研究而言，普遍性總是蘊涵在特殊性中。

[正文]

由中國消費者協會與《中國消費者報》聯合開展的“2004年十大消費新聞”、“2004年消費者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評選結果日前揭曉。《中國消費者報》于2004年12月31日在該報頭版頭條報道了此消息，并在二版作了整版的專題報道。該報道稱此次評選活動由《中國消費者報》特邀中國消費者協會、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及相關咨詢機構、新聞媒體的人員組成專家評定委員會，結合廣大消費者的投票與意見進行綜合審議，評選出“2004年十大消費新聞”和“2004年消費者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

本文將根據“十大消費新聞”和“十大熱點問題”的差異，討論媒體“議程設置”與受眾“議程認知”之間存在的差異。

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作為一種理論假說，其探討的主要是大眾傳播的效果和影響問題，強調傳播媒介通過對傳播內容的“建構”，制定出傳播的取舍、輕重、和頻度，以實現預期的傳播效果和意圖。“議程設置功能”假說強調的是認知層面的效果，即以告訴人們“想什么”的方式把受眾的關心和注意力引導到特定的問題上①。

“議程設置功能”主要通過三種作用機制來考察傳播效果。這三種機制分別稱為“知覺模式”、“顯著性模式”和“優先順序模式”。“知覺模式”指：大眾傳媒報道或不報道某個“議題”，會影響到公眾對該“議題”的感知；“顯著性模式”指：媒介對少數“議題”的突出強調，會影響公眾對這些“議題”的突出重視；“優先順序模式”指：傳媒對一系列“議題”按照一定的優先順序所給予的不同程度的報道，會影響公眾對這些“議題”的重要性順序所做的判斷②。可見，媒體的報道應該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上述三種模式。“2004年十大消費新聞”作為媒①

② 參見郭慶光《傳播學教程》1999年版，p214—215。參見郭慶光《傳播學教程》1999年版，p216。

體新聞報道的一種“議程”，它與“2004年消費者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僅在“知覺模式”上滿足了“議程設置功能”的理論假說，在“顯著性模式”和“優先順序模式”兩方面卻表現得不夠充分――“十大消費新聞”中的突出“議題”在“消費者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中不一定引起突出重視；“十大消費新聞”中對“議題”的排序也未對“消費者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的順序產生重大影響――這是對“議程設置功能”假說的一種挑戰。

下面先簡要介紹“2004年十大消費新聞”與“2004年消費者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的評選結果：

-------“2004年十大消費新聞”排名如下：

1、銀行九年來首次加息：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2004年10月29日起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加息標志著宏觀調控措施的進一步到位，并對全球股市，債市、期市以及整個外匯市場產生重要影響。

2、阜陽劣質奶粉事件：安徽阜陽部分地區劣質奶粉導致嬰幼兒營養不良“催”出大頭娃，該事件涉及40多家企業，31人被捕，3名領導干部被責令辭職，食品安全引起全社會關注。

3、山東眾旺“消費儲值”陷阱被揭露：消費者在加盟商處購買運營公司“消費儲值卡”，售卡方通過消費積分，返還現金等方式誤導消費。山東眾旺公司推出的消費儲值營銷模式，潛藏極大的商業風險并涉嫌商業欺詐和誤導消費，被各地工商機關查處。

4、杜邦特富龍不粘鍋涂層**：杜邦特富龍不粘鍋涂層是否含有致癌物質全氟辛酸氨，不粘鍋是否有使用條件的限制，這兩個問題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檢測結論是杜邦特富龍不粘鍋涂層不含致癌物質全氟辛酸氨。不粘鍋使用溫度應限制在250攝氏度以下，不粘鍋不能制作酸性食物。

5、中國消費者協會點評霸王條款：到2004年底，中國消費者協會陸續對電信、房地產、銀行、汽車、旅游、保健等行業共39項霸王條款進行了公開點評，抨擊和修正了霸王條款。

6、汽車召回制度實施：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海關總署聯合制定發布了《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并于2004年10月1日起開始實施。

7、《消法》實施10周年，中國消保運動20周年：《消法》和消保運動在完善社會維權機制，保護消費者權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8、銀行卡收年費引發各方關注：2004年3月16日。中國農業銀行率先對金穗借記卡收取年費，遭到有關方面及持卡人的反對，中消協稱之為有損消費者權益的霸王條款。隨后，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都在12月份對銀行卡收取年費，引發眾多爭議。

9、社會公眾人物醫藥廣告惹爭議：不少商家在廣告中制造所謂的名人效應，甚至作出虛假或夸大的廣告宣傳，欺騙和誤導消費者。為了加大對虛假廣告的打擊力度，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嚴禁任何人（包括社會公眾人物）在保健食品、藥品、醫療廣告中以消費者、患者、專家的名義和形象作虛假和夸大的廣告宣傳。

10、包頭空難引發民航賠付方案爭議：部分遇難家屬對中國東方航空公司公布的包頭空難遇難乘客賠付方案表示不滿。該賠付方案稱，根據1993年國務院頒布的第132號令，以及1996年國家民航總局頒布的第49號令，同時考慮消費價格總指數的變動因素分別上浮100%，加上撫慰金，每位空難乘客賠付總計為21.1萬元。由此引發民航賠付制度應兼顧合法性與合理性的思考。

------“2004年消費者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排名如下：

1、食品安全

2、霸王條款

3、物價上漲

4、負利率時代

5、拉閘限電

6、房價上漲

7、汽車降價

8、洋保險、洋銀行大舉進入

9、油價上漲

10、讓孩子遠離“電子海洛因”

由以上“十大消費新聞”和“十大關注熱點”可以看出，大眾媒體的“議程設置”與受眾的“議程認知”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但缺乏高度相關性。“議程設置功能”通過告訴人們“想什么”，把受眾的關心和注意力引導到特定的問題上。因此，“十大消費新聞”既是媒體關注的問題，也是媒體希望受眾關注的問題。關注點的聚焦是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意識共同作用的結果，表現了媒體的編輯方針和新聞價值觀念。“十大消費新聞”正是媒體以一種社會公器的角色發布“權威的聲音”，通過告訴人們“想什么”，促使受眾對新聞重要性的認知和關心程度與媒體產生共鳴并保持基本一致。但是，受眾也會根據自己對消費環境的感知和自身的消費經驗來關注媒體的意見。經過媒體與受眾雙方力量的較量，受眾可能出現三種情況：接受并贊同媒體的“議程設置”；質疑或反對媒體的“議程設置”；對媒體的“議程設置”部分接受部分反對。因此，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在告訴人們想什么時并不能控制受眾的觀點，受眾有其自身特定的“議程設置”和“議程認知”。下文將簡要分析“十大消費新聞”與“消費者十大關注熱點”的差異，從而探討媒體“議程設置”與受眾“議程認知”的差異，以揭示“議程設置功能”在具體操作時的缺失之處。

在“十大消費新聞”中，“銀行九年來首次加息”位居第一。該新聞報道的是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以及此舉措對股市、債市、期市以及整個外匯市場的重要影響。從新聞價值觀點來看，這體現了“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這一永恒的價值標準。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家機關組成部分，它的舉措是國家級的政策性問題，因此受到媒體的首要關注。然而，在“消費者十大關注熱點”中，有關銀行利率的問題排位第四，并且與媒體有不同的側重點。消費者關注的是“負利率”問題，認為銀行加息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也應該是一個必然趨勢，媒體的報道更象是對受眾需求的反映，而不是媒體“議程”對受眾“認知”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看，不是媒體的“議程設置”影響了受眾的認知，而是受眾的意見促使了媒體作出“議程協調”，與受眾達成一致。

“十大消費新聞”中分別排位第二和第四的“阜陽劣質奶粉事件”和“杜邦特富龍不粘鍋涂層**”體現了社會主義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以及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可見，媒體的“議程設置”總是通過展現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群眾關懷來滿足某種政治需求，因此，關于人民群眾利益的報道是最重要的“議程設置”之一。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媒體與消費者步調基本一致。

在“十大消費新聞”中排位第三的是“山東眾旺‘消費儲值’陷阱被揭露”。該報道作為媒體的“重要議程”，卻沒有出現在消費者的“十大關注熱點”中。有兩方面的原因：媒體的報道力度不夠；受眾的關心程度不夠。可見，媒體有時并不能有效地告訴人們“想什么”，受眾有時也并沒有如媒體所期望的那樣關注某個事件，或者受眾關注的角度與媒體設置的角度不同，從而形成了“議程設置”與“議程認知”之間的鴻溝。需要強調的是，媒體的議程設置時常呈現官方色彩，即在報道事實的同時，重點強調工、檢、法部門的重要作用。這表現了媒體作為輿論工具所具有的輿論導向性，這種性質在“十大消費新聞”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在“十大消費新聞”中排位第五的是“中國消費者協會點評霸王條款”，與排位第八的“銀行卡收年費引發各方關注”同樣是有關“霸王條款”的問題，此類問題在消費者的“十大關注熱點”中排第二位。由此可見，媒體議程中的相對次要問題有時是受眾認為相對重要的問題，這說明媒體在告訴受眾“想什么”的同時，不能控制受眾“想的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十大消費新聞”中排名第六位到第十位的五條新聞都不包括在消費者“十大關注熱點”中。其中，第六位的“汽車召回制度實施”帶有較濃厚的政策宣傳特點，體現著媒體的官方色彩和政治導向。同樣是對汽車問題的關注，消費者更多的是關注汽車降價問題。對同一個問題的關注角度大相徑庭，這種錯位是媒體“議程設置”與受眾“議程認知”的錯位。第七位的“《消法》

實施10周年，中國消保運動20周年”同樣是具有官方色彩的宣傳性報道。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是國家和公眾普遍關心的問題，此報道的側重點在于宣傳和告知，而公眾卻更多地關注實際的切身利益。同是對一個問題的關注，媒體與受眾之間總有不同的側重。從“議程設置功能”來看，第八位的“銀行卡收年費引發各方關注”，可以說是一條經過精心考慮的報道：該報道牽涉到霸王條款的問題，“批判”的對象是中國農業銀行這樣的“國”字頭單位，媒體的報道似乎與公眾“同仇敵愾”，力求在引起受眾普遍關注的同時獲得受眾對媒體的認同，既能體現媒體對消費者的保護，又能體現輿論監督的力量和作用。同樣是關注“霸王條款”的問題，受眾的關注在“十大關注熱點”中排第二位，從排位的對比來看，又出現較大的錯位。“十大消費新聞”的第九位是“社會公眾人物醫藥廣告惹爭議”。這確實是維護群眾切身利益、幫助消費者辨明事實、糾正廣告不正之風、體現媒體社會責任感的重要報道，該報道作為一項重要的“議程”，有其重要意義。但是它沒有出現在“十大關注熱點”中，也許媒體應該反省一下報道角度的問題，受眾可能更想知道的是“為何此類廣告屢禁不止？”。“十大消費新聞”的第十位是“包頭空難引發民航賠付方案爭議”。該報道同樣是媒體對消費者利益的關注和維護，其“議程設置”的初衷是將事情的進展情況告知受眾，然而廣大受眾所普遍關心的問題也許是“如何避免此類災難？”，或者“誰是災難的罪魁禍首？”。

在“消費者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中，“物價上漲”、“房價上漲”、“汽車降價”、“油價上漲”、“拉閘限電”、“洋保險、洋銀行大舉進入”、“讓孩子遠離‘電子海洛因’”這幾類問題沒有出現在“十大消費新聞”之列。并不是說媒體不關注這些問題，而是在重要性上總有特定的排序，媒體對報道“議程”的取舍有太多政治因素的斟酌和考慮。

[結論]

通過對“十大消費新聞”和“消費者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簡要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常常體現政治力量的操縱，從而呈現官方的宣傳色彩。媒體力求在政治力量和宣傳工具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即以受眾為軸心，尋找媒體利益與受眾利益的交叉點。因此，媒體在建構這種平衡時，總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一方的利益，“議程設置功能”也就難免有所缺失，“議程設置”與“議程認知”之間就會出現較大差異。

受眾心中有自己的“議程”，接受媒體“議程”時有所取舍。從分析中也可看出：“議程設置功能”理論只強調了“設置”和形成社會議題的一面，而沒有涉及反映社會問題的一面。媒體“議程設置”與受眾“議程認知”之間的鴻溝有待進一步彌合和完善。

第五篇：揚州軍轉干輔導：兩會議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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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軍轉干輔導：兩會議程設置

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3月5日上午9時在人民大會堂開幕，聽取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這也是本屆政府的首份工作報告。開幕會上還將審查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

◎人大會議議程安排

今年，全國人大會議安排十分緊湊，會期共8天半，將于13日上午閉幕。閉幕會后，李克強將與中外記者見面。

根據大會預備會議4日通過的議程，會議主要審議六項報告：聽取和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審查和批準計劃報告、預算報告，聽取和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聽取和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

◎工作報告：政府、人大、法院、檢察院

自去年兩會以來，新一屆國家領導集體履職即將滿年，各項內政外交大政方針有序鋪開。本次全國人大會議上，李克強將首次以總理身份做政府工作報告，代表國務院總結履職首年的工作，并部署2014年的政府工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如何推進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改革大棋如何“落子”，無疑是此次政府工作報告的最大看點。

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的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的工作報告，均是去年3月履新國家領導人的首份述職報告，也備受外界關注。

在將要審議的六份報告中，以預算報告最專業、最難懂。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預決算審查室的消息透露，今年將推出一個《政府預算解讀》，以方便代表和社會公眾讀懂財政預算報告。這也成為本次人大會議的又一亮點。

◎媒體關注：兩會記者招待會

沿襲以往兩會慣例，大會將舉行多場中外記者招待會和集體采訪。據了解，今年大會期間有將近20場記者會，以及記者的采訪和網絡訪談的安排。人大將邀請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舉行記者會，其中包括外交部、發改委、商務部、財政部、央行、農業部、環保部、衛計委、人社部等重要部委的主要負責人，就包括國際形勢、外交政策、全面深化改革、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等民眾關心的問題回答記者提問。

同時，全國人大機關也會有一些負責人和部分代表，將圍繞人大工作和代表履職等方面內容進行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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