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際形勢變化與三線建設：新中國的重要戰略部署
1964年三線建設決策前后，中央高層曾經產生過不同的認識分歧。三十七年過去，這些分歧因何而生？仍然鮮為人知，即使是當年參與建設部署的許多高級干部也未聞其詳。本文試圖對其來龍去脈作出初步的鉤勒與評析，為正在進行的西部大開發決策，提供有益的借鑒和教訓。 一、“三五”計劃指導思想由“吃穿用”向戰備轉變 “三五”計劃本應在1963年開始進行。由于“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造成了經濟困難局面，不得不進行調整，毛澤東提出從1966年起再搞“三五”計劃。 最早提出計劃要“抓吃穿用”的是陳云。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要陳云講話，他因為不摸底沒有講。2月，中央召開討論如何克服嚴重困難的西樓會議，陳云講話指出：“增加農業生產，解決吃、穿問題，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在目前是第一位的問題”。3月7日，陳云在中央財經小組第一次會議上又說：“要準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痛痛快快地下來”。周恩來高興地插話說：可以寫一幅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大家建議將陳云講話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指導調整。劉少奇有些擔心毛澤東能否接受，于是親自赴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沒有表示反對。劉少奇一回北京，就給秘書打電話說：“毛主席同意了，多好啊！”但毛澤東當時內心對這個講話是不滿意的。這樣，在制訂“三五”計劃前，中央已形成了抓“吃穿用”的共識。 1963年初，由李富春等人組成中央計劃領導小組向中央提出：三五計劃的奮斗目標，應集中力量解決人民的吃穿用。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同意了這個設想。他還提出：“三五“計劃要建設五億畝穩產高產農田，第二步再搞五億畝。并再次肯定說：”'三五'期間就是要努力解決吃穿用問題。” 年底，李富春在全國工交工作會議上為了扭轉長期以來過分強調工業的傾向，比喻說：“各級計委必須克服屁股坐在工業上的毛病，要首先抓農業發展計劃和支援農業的計劃。” 1964年4月下旬，國家計委提出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匯報提綱）》（簡稱“初步設想”），規定基本任務是： 一、大力發展農業，基本上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 二、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 三、與支援農業和加強國防相適應，加強基礎工業。用簡單的一句話說，就是一農業，二國防，三基礎工業。農業投資提高到總投資額的20％，大大高于前兩個五年計劃的7.1％和11.3％。 4月29日，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聽取關于“初步設想”的匯報，周恩來也參加。李富春最后提到：為了抓農業，國防和工業交通的一些項目沒有安排上。這是由國家捉襟見肘的財力制約的。負責國防的羅瑞卿表示理解說：只能夠如此安排，將來不夠，另想辦法解決。 鄧小平最后總結說：工業還是首先為農業服務，為吃穿用服務，為兼顧國防服務。方針提得好。農業問題，再有幾年可以做到糧食不進口，以便騰出外匯進口一些新技術，這對國家來說是很大的節約，可以促進自力更生。整個國家糧食情況究竟怎樣，要把問題擺出來，供大家討論，這是真刀真槍。 確實，“大躍進”后餓死大批人的慘狀剛剛過去兩年，記憶猶新。當時劉少奇看到下面送來的餓死人報告，潸然淚下：“我當國家主席的時候，餓死了這么多人，這在過去皇帝要下罪己詔、寫進史書的啊！” 5月10日，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向毛澤東匯報“三五”計劃“初步設想”，毛澤東做了重要插話。當匯報到鋼只搞質量好并合需要的產品時，毛澤東說：“搞工業干什么？搞鋼鐵干什么？它又不能吃，又不能穿。”匯報到鐵路建設只能上有限的幾段時，毛澤東說：“酒泉和攀枝花鋼鐵廠還是要搞，不搞我總是不放心，打起仗來怎么辦？”他還反問：“張家口--白城子鐵路是不是只是軍事上需要？經濟上也有價值。” 當李富春說到基礎工業、交通還比較薄弱時，毛澤東插話說：“沒有坐穩，沒有站穩，是要跌跤子的。兩個拳頭--農業、國防工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要擺好。要把基礎工業適當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適應。”毛澤東的“屁股”比喻，顯然和李富春不一樣，是指基礎工業，而不是農業。 第二、三天繼續匯報，毛澤東又對對外引進和投資農業發表看法說：“還是靠自力更生，事情總是起變化的。（有人說）'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錢也可以。'我們不走這條路。魔鬼不給我們貸款，很好，要貸給我們，我們也不要。”“工業上要從外國引進一些，比如尖端技術，要搞一些，但不宣傳。”“要像大寨那樣，他也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發展農業，要靠發揚陳家莊（在山東曲阜）、大寨的精神。” 顯然，毛澤東的思路和“初步設想”指導思想有差別，但因為當時中國遭到封鎖，沒有外援，所以是否應該貸款并不成為實際爭論問題，總的看法還算是一致的。于是，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主要議程之一，就是討論“初步設想”。 5月18日，李富春在會上說明：還是把農業放在第一位，搞4．5億畝高產穩產田；一些重要鐵路“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國防工業體系仍然安排爭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毛澤東特別重視的酒泉、攀枝花鋼鐵基地也只安排為“要積極準備條件”，暫不上馬。 毛澤東顯然對維持原計劃安排不滿意。5月27日，他找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彭真、羅瑞卿等人談了他的一些看法。他從存在著戰爭嚴重威脅的估計出發，提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他特別強調應該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鋼鐵生產基地。 毛澤東說：大家如果不贊成，我就到成都、西昌開會。搞攀枝花沒有錢，我把工資拿出來。前一個時期，我們忽視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來經過提醒，注意了，最近這幾年又忽視屁股和后方了。 毛澤東的態度迅速扭轉了大家的認識。第二天，各人發言陸續表態。 李富春檢查說：“還有兩個戰略布局問題我們在計劃中注意不夠”，“一個是工業布局的縱深配備問題。現在是原子時代，我們整個工業的戰略布局，必須要真正重視建設后方，搞縱深配備，戰略展開”。“可是我們在計劃中間對西南的建設就注意不夠。比如鐵路修建，成昆路沒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 周恩來批評“初步設想”說：“這個計劃一看就看得出來，不僅成昆鐵路跟張家口到白城子的鐵路沒有列上，就是拿整個運輸力量跟整個生產量的對比來計算也能看出，交通運輸方面的安排是通不過的”。“這就是說，這個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礎工業上不來，怎么能夠支援農業跟照顧國防呢？” 劉少奇著重講了控制基本建設規模。他說：“昨天在主席那里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現在要準備，要著手。現在不著手，耽誤了時間，將來不利。”他又說：“最近的確是有這樣一個苗頭，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這個苗頭繼續發展下去，就又要發生過去基本建設戰線過長等問題。”“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點”。 經過討論，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決定把毛澤東的意見和“初步設想”結合起來，在逐步解決吃穿用問題的同時，加強三線建設。鄧小平說：“這次計劃按農輕重、解決吃穿用和兩個拳頭、一個屁股進行安排，是建設的完整方針。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第三個五年計劃打基礎。” 但是，毛澤東仍然感到不滿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兩個問題。首先，他更明確地提出三線建設的主張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么時候要打仗。”“要搞三線工業基地的建設，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去那里開會。”其次，他批評制定計劃的方法說：“過去制定計劃的方法基本上是學蘇聯的”，“這是搖計算機的辦法，不符合實際，行不通。這樣計算，把老天爺計算不進去，天災來了，偏不給你那么多糧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別的就落空。打仗計劃不進去，國際援助也計劃不進去。”他認為，在分配投資時，要重點考慮基礎工業、國防工業，然后才是農業。這和“初步設想”的投資次序是不同的。 毛澤東的講話激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共鳴。大家一致認為，應該迅速展開三線建設，加強戰備。從此，抓戰備的氣氛日趨濃厚。 二、國際形勢變化與三線建設決策確立 毛澤東原來對這幾年國民經濟的戰略考慮并不是這樣的。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的第一天，他就指出：“過去安排國民經濟計劃是重輕農，現在是否提農輕重，重工業要為輕工業、農業服務。”1962年7月20日毛澤東又說：“我發了一道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提出四年了，就是不實行。既不請示，也不報告。如果你們不實行，我兼計委主任，你們作副的，到哪里都可以革命么。”李富春在制定“三五”計劃“初步設想”時，就是這樣提出“屁股”坐到農業的要求的。是什么原因又使毛澤東把國防和基礎工業放在第一位了呢？ 1964年4月25日，總參謀部作戰部根據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的指示寫出了一份報告，5月9日報羅瑞卿，羅又分別報送毛澤東等中央常委，時間恰好在國家計委向毛澤東匯報“三五”計劃初步設想前后。報告中說： 我們對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專門進行了調查研究，從我們接觸到的幾個方面來看，問題是很多的，有些情況還相當嚴重。 （一）工業過于集中。僅十四個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50%的化學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 （二）大城市人口多。……這些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區，易遭空襲。戰時如何組織城市防空，疏散城市人口，保障堅持生產，消除空襲，特別是核襲擊后果等問題，尚無有效措施。 （三）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在敵人轟炸城市時一起遭到破壞。……戰爭初期，交通可能陷入癱瘓。 （四）所有水庫，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被同時破壞后，北京市及周圍廣大地區將遭洪水沖擊，并且危及天津……。 報告建議由國務院組織一個專案小組，研究采取積極措施，防備敵人的突然襲擊。 那么，當時有沒有遭到突然襲擊可能性呢？讓我們看看60年代中國大陸周邊的形勢： 東面：臺灣利用大陸出現的經濟困難局面不斷進行軍事騷擾，宣傳反攻大陸。從1962年到1965年向大陸派出幾十股武裝特務登陸。1961年9月、1962年9月，美國制定并進行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兩次大型核戰爭演習，基本內容都是：以臺灣為基地，出動軍艦、核潛艇、轟炸機，發射導彈，襲擊中國沿海重要港口、機場和軍事設施，最后美軍在中國大陸登陸。演習中除核武器外其他都予以實施。1990年代解密的美國國務院檔案證明，美國當時確實制定了對中國進行核武器打擊的計劃。1964年4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專家羅伯特·約翰遜起草了先發制人地襲擊摧毀中國核設施的《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直接行動的基礎》等多份計劃，提出由美國單方面打擊、與蘇聯聯合打擊、委托第三國打擊等多種方案。總統約翰遜和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就此進行了討論，并試探了蘇聯的意見，但是遭到蘇聯的婉言謝絕。雖然美國的一些方案后來證明離付諸實施還有很大距離，但在當時中國與西方國家沒有外交溝通、又遭到軍事封鎖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察覺到這些信息后，必然會引起強烈的、甚至是過度的反映（1965年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訪問中國時，透露了這一情況。毛澤東表示，打起仗來我們兩國還是站在一起）。 南面：1962年美國在越南的戰爭開始逐步升級，由出錢出物支持南越發展到直接派出軍事顧問和特種部隊。1964年8月美國又利用北部灣事件，對北越進行大規模持續轟炸。美國報刊上有人還制造輿論說：在越南戰爭中，將不再有朝鮮戰爭中中國東北那樣的“庇護所”，美國將實施“窮追”，不承認“任何武器限制”。很難嚴格區分美國民間與官方輿論的中國領導人感到：這些話的潛臺詞是，美國將可能把戰爭擴大到中國，并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 西面：1962年10月和11月，印度軍隊向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入侵，中國軍隊被迫兩次進行反擊，將印軍擊退。其后戰爭停止，但雙方邊界的軍事對峙局勢尚未得到根本緩和。 北面：1962年蘇聯在中國新疆伊犁、塔城地區策動了大批中國居民外逃事件。1963年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簽定了針對中國的《關于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防務的協定》，不久，蘇聯派駐重兵進入蒙古。此后的幾年之中，蘇聯向鄰近中國邊境地區和蒙古部署的軍隊由10個師近20萬人逐漸增加到54個師近百萬人。毛澤東最初并沒有把蘇聯當作戰爭中的敵人。1963年2月他分析說：與中國打仗，我看英國人不會來，法國人不會來，德國人不會來，無非是一個日本人還可能來，一個美國人可能來，一個蔣介石可能來，一個印度人可能來，就是這幾個。這時還沒有提到蘇聯。但是，蘇聯的不斷增兵，使他同時也在憂慮：“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 這些都不能不使毛澤東下決心改變“三五”計劃指導思想。1964年6月16日，討論“三五”計劃的中央工作會議進入尾聲，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詳細地談了他的戰略防御設想。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林彪曾提出“北頂南放”戰略方針，即將中國東部海岸線以長江為界，堅守北部；南部放敵人進來，打運動戰。這是以北靠蘇聯作為后方的考慮。這天，毛澤東說：“還有一個戰略問題，我考慮很久了。所謂北頂南放，我看不一定。”他認為：“我看從渤海來，占領天津、北京，把我們割斷，是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的老路，路程也不很遠。”“頂，要頂一下，頂不住還不是走，不能放在頂得住上。”他擔心的是敵人可能占領中國東部地區，后方要向西移。由此確定了重點放在西部地區的經濟建設方針。 8月17日、20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兩次指出，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于備戰。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后方。這次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設三線，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保證。于是，調整后的“吃穿用+三線”的指導思想發生一邊倒變化，三線建設決策終于確立。 所謂“三線”的范圍，一般的概念是，由沿海、邊疆地區向內地收縮劃分三道線。一線指位于沿海和邊疆的前線地區；三線指包括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等西部省區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省區的后方地區，共13個省區；二線指介于一、三線之間的中間地帶。其中川、貴、云和陜、甘、寧、青俗稱為大三線，一、二線的腹地俗稱小三線。根據當時中央軍委文件，從地理環境上劃分的三線地區是：甘肅烏鞘嶺以東、京廣鐵路以西、山西雁門關以南、廣東韶關以北。這一地區位于我國腹地，離海岸線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國土邊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別有青藏高原、云貴高原、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呂梁山等連綿山脈作天然屏障，在準備打仗的特定形勢下，成為較理想的戰略后方。用今天的區域概念來說，三線地區實際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國西部經濟不發達地區。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聯名向毛澤東和中央提出《關于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問題的報告》說：我們召集有關方面負責同志開了會，會議決定： （一）在國務院成立專案小組。建議由十三人組成，李富春任組長，薄一波、羅瑞卿任副組長。 （二）各個方面的防備措施，除作戰部提的四條外，還應包括大專院校、科學研究、設計機構、倉庫、機關、事業單位等，以及城市、礦山的人防措施。（1）一切新的建設項目，不在第一線建設。（2）第一線現有續建項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產見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縮小規模，不再擴建，盡早收尾。（3）一線的老企業，要把能搬的企業或一部分遷移到三線、二線。（4）從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庫。（5）在一線的全國重點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設計機構，凡能遷移的，應有計劃地遷移到三線、二線去，不能遷移的，應一分為二。（6）今后，一切新建項目都應貫徹執行分散、靠山、隱蔽的方針，不得集中在某幾個城市或點。 8月30日，鄧小平批示將報告印發中央工作會議和各地區部門執行。關于三線建設，中央和國務院曾經發出過多種文件，但從時間和內容看，這份報告可以說是確立決策的第一份，具有最重要的意義。 首先，報告確立了今后不在一線，而是轉入三線、二線建設的戰略方針。其次，報告制定了一線的重要工廠、學校、機關向三線遷移的重大措施。最后，報告提出了三線建設“靠山、分散、隱蔽”的選址原則。 關于“靠山、分散、隱蔽”的六字原則，“文革”后許多著述都說成是林彪提出的極左主張，事實并非完全如此。這個原則最早是周恩來提出的。1964年1月31日，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專門委員會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提出：為了國防安全，應該盡快地調整我國核工業的戰略布局，根據“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建設后方基地。當時，還只是對核工業的要求，應該是符合實際的。到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向中央、毛澤東提出報告時，六字原則已經成為普遍貫徹的要求。同月國家建委召開一、二線搬遷會議，提出“有的還要進洞”。“文革”開始后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在講話中將“隱蔽”直接改為“進洞”，并從此見諸于中央文件。由此可見，六字原則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客觀地反映了當時中國領導人對現代化軍事打擊和情報手段的認識局限，不能歸咎于哪個領導人的主張。從歷史的經驗和今天的戰爭實踐看，應該說，六字原則，包括“進洞”，仍然有它的合理性，仍然是不發達國家一種有效的防御手段。海灣戰爭過后不久的1991年4月4日，江澤民在聽取國防科工委匯報后說：現在看來，毛主席確定的三線建設方針是正確的。三線企業統統搬是不對的（指有人主張將三線企業全搬到沿海-引者注）。從海灣戰爭看，洞子很重要，已經到洞子里去的，洞子又沒有什么問題，就要用好。 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會議通過并下發了國家計委提出的《1965年計劃綱要（草案）》。指導思想是：“爭取時間，積極建設三線戰略后方，防備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西部地區以抓戰備的方式，第一次在國家計劃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 1965年1月7日，毛澤東在聽取薄一波匯報“三五”計劃調整情況時不滿地插話說：“糊里糊涂上去，糊里糊涂下來。搞三線，十五年來，三條鐵路一事無成，找不到負責人，這大概是一股空氣吹來的。”[20]6月26日他又對汪東興說：“這次我又壓了他們一下，早就講要他們注意三線問題，但沒有大注意。”所謂“糊里糊涂上去”，指的是“大躍進”中的許多經濟建設項目匆忙上馬；而“糊里糊涂下來”，指的是1960年代調整初期中央一線領導人決定讓一批基本建設項目下馬。其中攀枝花、酒泉鋼鐵基地和成昆等鐵路，德陽重型機器廠等，正是后來毛澤東抓三線建設要重新上馬的項目。 面對三年經濟困難，毛澤東是同意實行經濟調整的。但是，調整的步子應該多大，他與劉、鄧卻有著分歧。1961年底他就認為困難已經到了“谷底”，現在是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轉變了，而劉、鄧、陳云等人仍然認為最困難的時候還沒有過去，繼續采取壓縮基建措施。李富春是支持后種看法的，他領導國家計委主動地提出了許多調整建議，并提出報告，贊成“責任田”的辦法，要國家計委擬出文件肯定這些辦法。 在1962年夏季的北戴河會議上，“責任田”被毛澤東指責為“單干風”，而“黑暗風”則是指把形勢說成一片黑暗，處處要下馬。8月9日的中心組會議上，毛澤東批評說：有的經濟部門的同志，上不聯系中央，下不聯系群眾，事先不請示，事后不報告，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他甚至說：再看一年，不行就換班。有人勸我不要等了，現在就可以換。幾天后，李富春在中心組會上發言時，毛澤東又質問：你同先念三個人批準的文件，為什么發得那樣少？李富春只好檢查說：過去沒有向中央請示報告是不對的。 1964年6月毛澤東批評“三五”計劃設想和國家計委后，李富春毫無準備，表示“計委要下去調查三個月，同各地區一起研究計劃”。一個大國的五年計劃，搞了一年多之久，又突然發生指導思想根本轉變，推翻重來，談何容易！會后，李富春立即把國家計委全部副主任都派出去考察三線建設和新計劃布局。毛澤東仍然心急如火。8月中旬，他問李富春：三線建設為什么這么慢？李富春回答，勘探需要時間，我們缺乏資金，籌措三線建設的投資計劃需要開會研究。毛澤東當即說：沒有錢用我的工資。 有人敏銳地發現了毛澤東對國家計委的不滿。1964年8月，李富春派人將正在北戴河召開的年度計劃討論情況和他的一些意見，轉告時任毛澤東的秘書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陳伯達。20日下午，陳伯達找來計委研究室副主任楊波談話，嚴厲地指責國家計委： （一）……進口一些設備是需要的，但主要的，是要靠自力更生來解決問題，而這是可能的。 （二）……十多年來，我們在一線、二線，建設了許多新企業，花錢不少，可是技術還是老的。 （三）主席提出的建設第三線問題，非常及時，非常重要。這是一個偉大遠見的戰略性指示。第三線的建設，必須按主席的指示去做，趕快抓。如果不這樣做，不快點抓，我們就會犯大錯誤。 （四）……毛主席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給我們提出的許多重要的指示，我們還沒有進一步地、認真地去研究它，還沒有進一步地、認真地去執行它。就發展科學技術這個問題上來說，我們還存在著拖拖沓沓、過得且過的作風。 蘇聯十幾年來在中國的影響，造成了一種迷信，我們還沒有大膽地去批判它，破除它。……蘇聯在工業上的一套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給我們的害處很多。特別是那些幫助修正主義生長的管理制度，更要不得。可是，直到現在，蘇聯那一套還在束縛著許多人的手腳。現在已經到了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了。 陳伯達又把談話記錄送給了毛澤東，不僅迎合了毛澤東對“三五”計劃的批評，而且掣動了他內心憂慮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心思。8月23日，毛澤東召見陳伯達，陳“口若懸河，講了兩個小時”。27日，毛澤東把談話記錄批給鄧小平說：“看來伯達同志的建議是可行的。”他還令人震驚地寫道：“此外，計劃工作方法，必須在今明兩年內實行改變。如果不變，就只好取消現有計委，另立機構。” 月底，毛澤東更加嚴厲地批評國家計委說：計委、經委都不匯報工作。封鎖我和少奇同志，他們底下也是一樣封鎖，他們六個口子互不來往，合作不好，我把陳伯達塞進去，才搞了一點消息。我給富春說，我是當面講，你們革命好，不革命也好，今明兩年再不改，要另立機構。 9月21日至10月19日，全國計劃會議討論了計劃工作如何“革命化”的問題，承認主要錯誤是教條主義、分散主義和官僚主義，提出了徹底改變計劃工作的十條意見：徹底改革計劃工作；實現中央對計劃、經濟工作的高度集中領導；充分發揮各大區計委的作用；改進計劃管理體制；改革財政管理制度；簡化設計任務書的內容和審批；取消基本建設甲方乙方制度，統一領導；主要物資按計劃分配，其他隨時調撥；下放工資、勞動力的管理制度，中央只控制總額和年底數字；簡化計劃程序和表格。 這些變化，似乎又在恢復“大躍進”時期的經濟氛圍--要掀起一個基本建設熱潮；大膽創新，廢除嚴格的經濟管理規章制度；下放權力，取消對物資、工資、勞動力等的集中控制。 12月7日，李富春將《關于編制長期計劃的程序問題》送毛澤東審閱。12月12日，毛澤東批示： 此件已閱，寫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頭，無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則是缺點。望你們在今后幾個月內，搞出一個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東西出來。要有邏輯有論證。否則仍然是形而上學的東西。十幾年來，形而上學盛行，唯物辯證法很少人理，現在是改變的時候了。 1965年1月6日，李富春按照毛澤東的思路，再次寫出關于計劃工作革命化和編制長期計劃的報告。但是，已經對計委工作極不信任的毛澤東1月21日在批發時，仍然帶有明顯的情緒：“印發政治局（請彭真定名單，除反黨分子外，都可發）、書記處各同志，各中央局、省市區黨委各同志以及余秋里小計委（由秋里自選5、6、7人，不發老計委那些人）各同志。”按照這個批示，老計委的人已經和“反黨分子”同在不發之列，另立機構已經不可避免。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澤東又嚴厲指責中央有兩個“獨立王國”。先說：是誰，我不說。后來在小范圍點明：一個是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一個是李富春主持的國家計委。直到1972年8月3日，在江西的鄧小平給毛澤東寫的信中檢查自己“文革”前“錯誤”時，還不得不說：“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 李富春已經無法再工作，內心十分痛苦和矛盾，不久因患神經功能失調癥到北戴河休息、療養。但是，毛澤東也沒有把編制“三五”計劃的大權交給陳伯達，這使得自詡為領導工業很有一套的陳伯達頗為失望。 1964年底，毛澤東決定成立一個專門制定計劃的新班子。第一個被他點的將，是為大慶石油會戰立下汗馬功勞的獨臂將軍--石油工業部部長余秋里。毛澤東說：是要他帶個新作風去。周恩來要余秋里“組閣”，幾次要他提“新人”，余秋里仍然主張從計委抽出幾個人幫他工作，不希望完全撇開國家計委另起爐灶。最后定下的班子叫“計劃參謀部”，通常稱為“小計委”。毛澤東要求小計委直接在周恩來領導下，不受其他副總理干預，擺脫繁瑣的日常工作，專門研究戰略問題。他還逐件審閱了小計委的簡報，稱贊了他們擬定的“三五”計劃方針任務。后李富春提出，請小計委的同志都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余秋里擔任第一副主任、黨組書記，過渡一個階段后接替他的國家計委主任工作。經毛澤東、周恩來批準，小計委正式主持國家計委的工作，進行“三五”計劃的編制、修訂工作。 1965年6月16日，周恩來、余秋里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新起草的“三五”計劃初步設想，提出：“三五”計劃必須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還特別指出，“三五”計劃期間一定要把建設重點放在三線，否則“就會犯方針性錯誤”。有人擔心，這樣一來是不是違反了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方針和農輕重的次序。毛澤東說：“農輕重的次序要違反一下，是倒過來了。搞農業要靠學大寨，農業投資不要那么多”，“吃穿用，不要降低現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國家計委據此對“三五”計劃進行了修改和調整，9月14日向中央和毛澤東報送《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草稿）》（簡稱“匯報提綱”）。 與“吃穿用計劃”相比，“匯報提綱”安排投資順序由農輕重轉變為重農輕。整個基本建設投資中，按部門分，重工業、國防工業、交通運輸比例占74％；農業由原來的20％下降為14％；輕工業占4.4％。按地區分，三線建設地區總投資占42％。原來“初步設想”里沒有重點安排的大項目如攀枝花、酒泉鋼鐵基地和成昆、湘黔鐵路，在《匯報提綱》中都成為重點項目，要求在1970年以前基本建成。原定1972年建成的國防工業體系提前到1970年。而原定的4.5億畝穩產高產農田目標被留置到“四五”計劃考慮。 9月至10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了《匯報提綱》。由于第二年“文革”的突如其來，沒有來得及形成正式計劃，也沒有付諸全國人大批準。但以后幾個年度計劃都是據其方針安排的。 三線建設決策雖已確立，但作為要考慮方方面面的大國總理，周恩來想盡量能夠使整個經濟建設平衡一些。這一時期，他仍然在幾次講話中要求把農業當作重點。1965年2月28日，周恩來對出席全國棉花、農業工作會議代表講話說：“計劃要抓重點，就是要發展農業，解決我們人民的吃穿用問題。”7月6日，周恩來出訪歸來路過新疆給地方黨政軍領導人做報告說：“不能夠百廢俱興，各方面不能夠都要國家投資。首先還是農業，第二是國防工業、小三線建設。”這個說法又回到了原來李富春編制的計劃設想，但顯然并非是他的口誤。11月13日，在全國計劃、基建、財政專業會議期間，周恩來在報告中更明確地指出了“三五”計劃的五大重點：“第一是農業，第二是國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線，第五是基礎工業。”晚上，余秋里提出了自己的疑問。周恩來解釋說：“我原來的提綱是國防第一，一看省市的同志都來了，就倒過來講，我的意思是，請大家千萬不要忽視了農業。農業擺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現在國防、備戰和大小三線的建設項目定了，我擔心忽視農業。” 顯然，在”三五“計劃的制定過程中，毛澤東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等人曾經存在著戰略和具體安排上的分歧，但并不是什么”獨立王國“。 作出三線建設的決策在當時有其必然性。首先，國際環境的緊張使長期沒有戰略后方的中國感到十分不安全。有人現在從世界大戰最終沒有爆發認為：三線建設是沒有必要的，造成了嚴重的國防經費超支和效益浪費，延誤了發展時機。這種看法沒有考慮到近現代歷史和國際環境對中國領導人心理的巨大壓力。從1840年至1945年中國遭到七次大規模入侵戰爭--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入侵戰爭、中法戰爭、日清戰爭、八國聯軍入侵戰爭、日俄戰爭、中日戰爭，平均不到15年中國就要遭遇一次大戰，共死亡五千萬人以上，國家幾乎被瓜分；加上二戰后最大的兩次局部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又都發生在中國的友鄰。作為一個落后大國的領導人，沒有強烈的抵御戰爭估計、即使是過度的估計倒是不可理解的了。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國際形勢來理解昨天。況且，建設一個戰略后方基地是遲早要進行的任務、遲早要付出的代價。至于造成的浪費和損失，經濟學家馬洪同意這樣的見解：三線工業建設即使從經濟學觀點看的效率與效益損失，也類似于為預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災害而設置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是暫時性的，屬于國家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支出成本。 其次，三線建設雖然是以戰備為中心，但客觀上初步改變了國家工業東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狀況，建成了一批以能源交通為基礎、國防科技為重點、原材料工業與加工工業相配套、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戰略后方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鐵路、公路干線和支線，促進了內地省區的經濟和科技文化發展，給西部以后的建設提供了條件。如果沒有當年的大規模建設改善了西部的工業、交通和科技基礎狀況，今天中國東部與西部地區的經濟差別將更加懸殊，西部大開發的任務將更加繁重和困難。 至于1964年中央出現的抓”吃穿用“還是抓”三線建設“的分歧，是否可以這樣評價：兩者都是當時國家面臨的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孰先孰后的問題。抓”吃穿用“是當時經濟的需要，抓三線建設是當時政治的需要。一個大國，不安排好”吃穿用“，社會就無法穩定；而沒有可靠的后方基地，安危就無法保證。因此，毛澤東作出先抓三線建設的決策后，其他中央領導人最終也給予了理解和支持，人民為此也付出了不能提高生活水平的犧牲。 另一方面，三線建設也存在著嚴重問題。第一，建設規模鋪得過大，戰線拉得過長，超過了國家的承受能力。第二，進程過快、過急，有些項目未進行資源環境的調查和論證，就匆忙動工，造成了嚴重后果。第三，忽視經濟效益和長期生產要求。第四，不惜代價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標，打亂了正常的經濟管理制度，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 問題出自哪里呢？首先應該歸咎于決策之始沒有預想到的”文革“。本來，經過一年多的三線建設，已經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就。1966年4月17日國家計委向中央提出匯報提綱說：經過一年多的實踐證明，原設想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有可能提前兩年實現。就建設來說，大小三線的許多重大項目，現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兩年建成。攀枝花鐵礦、貴州六盤水三大煤礦區、劉家峽水電站、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生產基地、成昆鐵路等，都可以大大提前完成進度。為此，國家計委向中央提出修改”三五“計劃草案的補充設想：一個是大幅度增加鋼鐵、煤炭、有色金屬、電力、石油、鐵路的生產建設指標；另一個是大抓農業，解決南糧北調和吃進口糧問題，把農業機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體經濟的積累來源，扶持社隊工業，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如果按這個趨勢發展，將出現解決吃穿用和戰略后方兩大任務的雙贏局面。但是，一個月后爆發的”文革“中斷了建設形勢。本可以提前兩年的”三五“計劃經過后兩年的高投資突擊，才勉強完成。 其次，許多問題不能不歸咎于決策之初的先天不足。從中應該引以為鑒的是： （一）大規模經濟建設必須有穩定的、民主的政治環境。三線建設雖然有其必要，但在當時歷史環境下決策時卻缺乏民主討論。對不同認識，動輒扣以”革命不革命“、”幫助修正主義生長“的”路線“問題，以解散機構相威脅，甚至不符合事實地斥責為”兩個獨立王國“。后來更遭到”文革“的沖擊破壞，造成了嚴重的浪費和損失。 （二）必須按經濟規律和手段辦事。由于當時特殊的政治氣氛，使這樣大的經濟建設部署缺乏起碼的規劃論證。幾乎全盤推翻了已經過一年多調查制定的原”三五“計劃，從6月提出三線建設設想，到9月已要求施工隊伍月底到位，資金、物資等”要什么給什么"。多數三線建設項目都是邊勘探、邊施工、邊投產，片面強調軍事化，否定了經濟調整時期一些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為以后留下了嚴重隱患。 這些，都是今天制定西部大開發決策中應該汲取的教訓。 2011中國周邊地區形勢的發展 21世紀,我國又邁入了新的發展歷程。然而中國周邊地區形勢仍然發生著深刻而復雜的變化。周邊安全環境在地緣方向上亦存在較大的差異性，今天的中國,正處于邁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中華民族正以不可阻擋之勢走上偉大的復興之路。我們唯有“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加強政治經濟建設，冷靜處理各種突發事件，努力抓住各種發展機遇，才能在當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下擁有自己的生存之地。 當今社會，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世界多極化與經濟全球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從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看，主要存在著一些潛在的和現實的矛盾和沖突。 2011年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呈現出五大基本特征：朝鮮半島局勢陷于僵局，海上問題矛盾激化，美日同盟關系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相互刺激軍備競賽，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與2010年相比較，本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并沒有明顯改善，特別是以非傳統安全為主要內涵的海上安全問題極為突出。 一、“六方會談”在韓國現政府任內恐難恢復。 2011年1月以來，朝鮮對朝韓、朝美關系采取新的柔和姿態。朝鮮表示愿意同韓國進行各種形式和層次的對話，并提出無條件恢復六方會談，以緩和美日韓同盟體制對朝的孤立和高壓態勢。但是，自朝韓六方會談首席代表在2011年7月東盟論壇會議期間首次接觸后，朝韓關系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緩和。對于重啟六方會談來講，目前最大的障礙在于美、日、韓三方要求朝鮮采取所謂的“事先措施”。因此，六方會談在李明博任期內可能難以恢復，僵局難以破解。 二、周邊國家“合縱連橫”，利用上安全議題制衡中國。2011年以來，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問題上態度強硬，中越、中菲之間的摩擦不斷，沖突升級。中國航母的試航進一步引起周邊國家的警惕和關注。應對中國崛起引發的地區力量失衡，已經成為美國與周邊國家最重要的課題和挑戰之一。周邊國家“合縱連橫”，試圖共同制衡中國。美國首次在太平洋地區擴大長期軍事存在，矛頭也直指中國。美國以海上安全作為其構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國的積極配合，南海爭端國際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快。未來，南海爭端將成為中美戰略較量的焦點。 三、震災揭示日本外交“同心圓”，美日同盟繼續強化。2011年3月，東日本大地震發生災后國際救援行動和日本接受救援的情況，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對外關系的親疏排序，即日美同盟為中核；第二層次為間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國同盟旗下的英、法、韓國、澳大利亞、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第三層次為與日本歷史淵源甚深且有共同價值觀的東南亞各國；第四層次為能夠對中國實力起制衡或牽制作用的俄羅斯、印度、蒙古等。上述四個層次均具有針對和遏制中國的戰略意圖。雖然中國在大地震后對災情深切關注，物質方面予以日本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接受中國的援助時甚為謹慎。日本選擇國際援助的態度充分顯示了其 “遠交近攻”策略。 四、中國與周邊國家相互刺激，地區軍備競賽加劇。隨著中國實力的上升，絕大多數周邊國家對中國的防范明顯增強，主要表現為：澳大利亞認為中國將成為亞洲的主要的軍事力量；東南亞國家加快軍備建設，加強與美國軍事合作關系，尤其是菲律賓和越南；日本將中國列為主要防衛對象。因此，中國雖然能一再宣稱自己的軍事現代化是防御性的，但是周邊國家的軍費開支持續增長，未來這一態勢不會改變，這將損害國家間安全互信的建設，使亞太地區陷入軍備競賽的“惡圈”之中。 五、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地區化擴展。東日本大地震、以泰國為代表的東南亞洪災、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后恐怖主義的抬頭、中國船員在湄公河被害、中國海外投資在緬甸遭受損失等，都表明本地區深受非傳統安全的威脅。由于非傳統安全具有突發性、跨部門、多地區等特征，應對傳統安全的治理模式遭受極大挑戰。對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而言，一方面，美國軍事力量的局部撤退并沒有帶來地區局勢的全面穩定，另一方面，大量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周邊地區的活動也使矛盾激化。未來，非傳統安全對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影響將顯著上升 對于我們大學生來說，我們應該清楚自己肩上的重任，要想為國之發展添磚加瓦，就應當有為國奉獻的決心和堅定的信念，并以此為動力，在大學期間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充實自己，扎根科研，踏實肯干，將扎實的文化基礎轉化為實踐力量，用知識創造財富；培養自主創新意識，開拓視野，關心國家大事和時政要聞，關注國際發展的形勢，增長見聞，放寬思維空間，提高開創新領域的能力；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縮小與社會的距離，深入了解民生，從學生時代開始培養關心和服務人民的意識，增強社會責任感，在實踐中鍛煉自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提高思想道德素質，遵循社會主義新風尚，弘揚正氣，充分體現我們新一代接班人應有的社會價值。 當前國際形勢變化與中國國際形勢 導語：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新變化，國際力量對比出現新態勢，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呈現新特點，綜合國力競爭和各種力量較量更趨激烈，給我國發展帶來新的 機遇和挑戰。 一、當前國際形勢的新變化 表現為三個“新”：一是世界經濟形勢的新變化二是世界政治形勢的新態勢三是世界思想文化形勢的新特點 1．世界經濟形勢的新變化 ----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面臨挑戰。希臘債務危機，迪拜債務危機，高盛 “欺詐門” 發達經濟體的巨額赤字、新興經濟體的通脹隱憂，以及被視為第二次“雷曼事件”的迪拜債務危機，希臘債務危機、高盛欺“詐風門”等，警示著刺激政策后遺癥已逐漸顯現，世界經濟復蘇的基礎還很不穩固，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不確定因素依然很多，不排除出現新的動蕩和反復的可能。 2．世界政治形勢的新態勢 一是國際力量的對比出現了新的變化，新興大國整體崛起勢頭強勁 國際金融危機使新興大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新的消長變化。美國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再加上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的拖累，軟硬實力都明顯受挫。 歐盟、日本也困難重重。歐盟委員會在2009年11月初發布的秋季經濟預測報告中認為，歐元區經濟2009年全年仍將出現4.1%的負增長。 新興大國雖然也受到一定沖擊，但總體上仍能保持較快增長勢頭。 在本輪世界力量調整過程中，新興大國崛起成為最重要的發展趨勢之一。新興大國憑借后發優勢，多年來保持遠高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日益成為世界經濟新的驅動力和增長點。世界主要貿易順差國和外匯儲備大國大部分都是新興國家。 隨著新興大國經濟進一步發展、居民消費能力的提高和發展模式的調整，新興大國不僅會成為國際貿易增長的主力軍，并且還將成為全球重要的消費市場。從中長期看，全球投資、貿易格局和經濟增長方式都將發生重大變化，逐步向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雙向平衡的格局轉變。 近年來，新興大國聯合自強意識增強，合作機制不斷發展。有代表性的是“3”、“4”、“5”三個機制。 “3”是中國、俄羅斯、印度。中俄印三國合作起步較早，務實合作成效顯著。中俄印三國外長已經形成了定期會晤、輪流舉辦的機制，2009年10月，三國外長在印度舉行了第九次會晤，并發表了聯合公報。中俄印三國領導人也不定期舉行會晤，商討三邊合作的戰略性問題。 “4”是“金磚四國”。“金磚四國”這個名詞最早是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奧尼爾提出的，最初只是一個概念，目前四國務實合作不斷深入，“金磚四國”從概念逐步走向現實。2009年6月，“金磚四國”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首次領導人會議，提升了四國合作的機制。奧尼爾認為，“金磚四國”的前景越來越被看好，“綠芽已經長成水仙花”。 “5”是指“展望五國”，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展望五國”則是在西方八國集團召開期間形成的南北對話會，也就是G8+5。由于西方八國形成一個集團，而五國是被邀請參加，地位并不平等，因此，后來五個國家加強了彼此戰略協調，在出席八國集團期間 二是各大國紛紛調整對外政策，大國關系頻繁互動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同時著眼于“后危機時代”的國際競爭，各大國加緊調整各自發展戰略和對外政策，1 搶抓戰略制高點。 先看美國。打著“變革”旗幟上臺的奧巴馬政府，執政后對美國對外政策進行了冷戰結束以來最大幅度調整。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重視運用“巧實力”修復美國形象。所謂“巧實力”，就是把軟實力和硬實力有機結合起來，以發揮最佳效果。 第二，高度重視經濟金融外交。第三，推行全面兼顧的地緣戰略。第四，推進地區和全球熱點問題的解決。 總的看，美國外交政策調整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際關系中的緊張狀態，有利于大國加強溝通協調。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奧巴馬調整戰略，主要動因是不得已而為之，是看清了國際格局大變革的趨勢，美國戰略的主要目標仍然是防范遏制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千方百計維護自己的一超獨霸地位。 其他大國也都認識到當今世界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都懷有強烈的緊迫感，都在加緊調整各自的發展戰略和對外戰略，謀求在日益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中占據主動地位。 總體上看，大國紛紛調整各自的外交政策，互動更趨頻繁，維持既競爭又合作的關 系框架，同時利益聯系更加緊密，合作、協調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 3．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呈現新特點 表現在：各種發展理念和模式都在深刻反思調整，發展模式多樣化趨勢進一步加強 歷史上往往大危機帶來大變革，促使思想大創新。當前這場金融危機引發了國際社會對對各種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熱議，以及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反思。 主要表現為四種模式的交鋒：（1）美、英新自由主義模式 （2）法國、德國代表的歐洲社會福利模式（3）俄羅斯繼續完善和發展普京主義發展模式（4）中國模式 二、中國的安全環境 1.朝核危機與東北亞安全環境 自2006年10月9日朝鮮首次核武器試驗之后，又于2009年5月25日進行了規模更大的二次核試驗，再度引起國際社會的嚴厲譴責。隨后聯合國安理會進行磋商，醞釀對朝鮮實施懲罰性制裁。然而朝鮮絲毫不妥協，一方面宣布退出朝鮮停戰協定，另一方面又接連幾次發射導彈，擺出一副以硬對硬的架勢，從而使朝鮮半島，甚至是東北亞的安全局勢頓時惡化，軍事沖突迫在眉睫。 （1）朝鮮核危機問題的由來 朝鮮核危機是指因朝鮮自90年代初恢復核試驗項目而引發的國際緊張局勢。第一次朝核危機： 1950年代末朝鮮在蘇聯幫助下創建了寧邊原子能研究基地，開始了核技術研究工作，并逐漸建立了一批相關的核研究設施。金日成曾明確提出“敵人擁有的核武器，我們都要擁有”的口號。1985年12月，在蘇聯的壓力下，朝鮮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但是朝鮮一直拒絕接受檢查。美國始終關注朝鮮的核設施進展情況，并多次指控朝鮮尋求發展核武器。1988年下半年，美國正式對國際社會宣稱朝鮮在寧邊的核反應堆已能生產可制造兩至三枚原子彈的钚，此舉立刻引起朝鮮的強烈反應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1991年12月在美國的斡旋下，朝韓雙方草簽《關于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1992年1月朝鮮同國際原子能機構簽署了接受安全保障協議，2月正式通過朝韓無核化共同宣言。1993年3月朝鮮因抗議美韓軍事演習，宣布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引發第一次朝鮮核危機。 為了解決朝核危機，朝美經過多次會談，發表聯合聲明。聲明表示：保證不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保證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和平與安全，互相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支持朝鮮半島和平統一。朝鮮也明確宣布暫不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1994年10月，朝美在日內瓦簽署關于朝核問 2 題的《框架協議》，朝鮮同意凍結其核設施，美國負責為朝鮮建造兩座輕水反應堆。在反應堆建成之前，美國將同其他國家一起向朝鮮提供重油，作為能源補償。 《朝美核框架協議》結束了第一次朝核危機。第二次朝核危機： 2001年美國“9·11”事件后，美國總統小布什把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視為對美國最大的威脅，因此對朝核問題采取了“不妥協、不談判、不補償”的強硬立場，并將朝鮮與伊朗、伊拉克一起稱為“邪惡軸心”，朝鮮對此反應強烈。 2002年10月，美助理國務卿凱利在訪問朝鮮后認為，朝鮮沒有停止發展核計劃。美方隨即停止向朝鮮提供重油。國際原子能機構也要求立即對朝鮮進行相關檢查。12月22日，朝鮮宣布已開始啟封被凍結的核設施，并拆除監測核凍結的攝象機。于是雙方關系再度緊張，形成第二次核危機。 2003年1月，朝鮮指責國際原子能機構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已經成為美國反對朝鮮的執行機構和政策工具，為此朝鮮再度宣布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為使朝核問題和平解決，中國政府積極斡旋，于2003年4月促成有朝鮮、中國、美國參加的朝核問題三方會談。同年8月，中國又促成有中國、朝鮮、韓國、美國、日本、俄羅斯參加的朝核問題六方會談，并確立了通過談判和平解決朝核問題的原則。 在經過長達5輪的艱苦談判后，2005年11月，朝核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一階段會議最終達成具有指導意義的《主席聲明》，各方重申將早日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美方甚至樂觀地表示，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有望在兩年內解決。 第三次朝核危機： 2006年7月5日，朝鮮先后向日本海試射了7枚導彈，其中包括“大浦洞－2”型遠程彈道導彈。7月15日，安理會一致通過1695號決議，對朝鮮此舉表示嚴重關切和譴責，要求朝鮮重新作出暫停導彈試驗的承諾。其中由于中國的努力，決議中刪除了美日議案原有的“經濟制裁”，甚至“動武”的內容。而朝鮮態度更為強硬，認為發射導彈是“加強自衛國防力量的軍事訓練的一部分，”與解決朝核問題無關，朝鮮通過對話和協商半島無核化的決心至今沒有改變。同時明確拒絕該決議，并表示將“使用一切手段和方法千方百計地加強自衛的戰爭遏制力量。” 2006年10月9日，朝鮮宣布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地下核試驗，第三次朝核危機正式爆發。10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1718號決議，由于中國等國的努力，決議中刪除了動武的條款，該決議是一項經濟制裁和政治制裁的決議。目的是促成朝鮮回到六方會談上來，繼續尋求解決朝核問題的方式與方案。 2007年2月13日，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三階段會議發表共同聲明：60天內(07/04/14)，朝鮮關閉并封存寧邊核設施。國際原子能機構人員重返朝鮮監督驗證。其他五方合作向朝鮮提供總計達100萬噸重油的經濟、能源及人道主義援助，首批緊急能源援助5萬噸重油將于60天內開始。美國在60天內與朝鮮開始雙邊談判，把朝鮮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上拿掉，取消對朝鮮的經濟制裁。 2007年10月3日，六方會談通過《落實共同聲明第二階段行動》共同文件。規定朝鮮在當年12月31日前完成寧邊地區三個核設施的去功能化，并對其全部核計劃進行完整、準確的申報。同時，美國應根據朝鮮的行動履行其對朝承諾，有關各方將向朝方提供經濟、能源和人道主義援助。 幾個思考的問題： 2008年2月17日，訪問朝鮮的美國核專家說，朝鮮正以“蝸牛速度”棄核。朝鮮的寧邊核設施共有8000根，到目前僅卸除了1440根。而且也沒有完全公布其核計劃。 朝鮮的理由：國際社會承諾的100萬噸重油援助，目前只收到了20萬噸。美國也沒有將其支持恐怖主義和經濟制裁的黑名單上刪除。 問題的根結：誰先采取行動？ 2008年6月27日朝鮮炸毀了其寧邊地區核設施的冷卻塔，標志著“去功能化”進程的開始。美國也宣布，美國將部分解除對朝鮮的貿易制裁，以及著手將朝鮮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刪除。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朝美之間的這些良性互動有助于加速解決朝核問題進程。 2008年9月19日朝鮮宣布，由于美國以建立針對朝鮮核申報的驗證機制為條件，拒絕把朝鮮從其“支 3 恐”名單中除名，朝鮮已開始恢復寧邊核設施的工作。 2008年10月11日，朝美在朝鮮核設施驗證問題上達成協議后，美國宣布把朝鮮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除名，朝鮮12日表示將繼續寧邊核設施去功能化。 問題：朝鮮是否真心真心棄核？ 朝核問題最新進展 中朝建交60周年，2009年10月5日，溫家寶總理訪問朝鮮，與金正日委員長“就推進半島無核化問題達成重要共識”。似乎已走進死胡同的朝核危機又出現了轉機。 關鍵在于：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 2009年4月5日，朝鮮宣布成功發射“光明星2號”試驗通信衛星。之后又為了強力回應安理會的聲明，4月14日，朝鮮宣布退出六方會談，并將重啟寧邊核設施。5月25日進行二次核試驗，并以接連發射導彈來回應國際社會的一片反對聲。6月12日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第1874號決議，對朝鮮5月25日進行核試驗表示“最嚴厲的譴責”，并要求朝鮮今后不再進行核試驗或使用彈道導彈技術進行任何發射。該決議對限制朝鮮進出口武器、檢查進出朝鮮的船只、在公海檢查與朝鮮有關的船只及防止外部資金流入朝鮮并被用于研發導彈和核武器等做出了明確規定，并要求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在相關問題上予以合作。（2）朝鮮為何要堅持實施核武器 朝鮮發展核武器的目的或者說是原因，主要有： 一是把核武器視為是一種能夠改變其國際困境的極為重要的戰略工具。二是滿足國內政治的需要。三是走捷徑，縮小與韓國發展和實力上的差距。四是威懾美國，阻遏美國可能的軍事進攻。五是作為同大國交易，謀取實際利益的籌碼。 （3）朝鮮核問題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 一．直接受到核武威脅（在中國周邊有核國家將增加到4個，并且刺激日本、韓國也以國家安全由研發核武器，對我國國家安全環境大為不利） 二．唇亡齒寒門戶洞開（一旦因朝核危機問題導致美日軍事入侵朝鮮，中國將有可能失去朝鮮這個戰略緩沖地帶，一旦美日對朝軍事行動，中國是否介入陷入兩難之地。1961年7月，中朝簽定《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條約規定在朝鮮受到軍事進攻需要支援時給予軍事援助和直接出動軍事力量介入，難道再來一次抗美援朝？） 三．難民涌入包袱沉重（一旦美日對朝動武，約有近300萬難民涌入東北，根據《聯合國憲章》中的難民條約，要給予吃喝住醫療保障，嚴重影響東北老工業區的崛起。） 四．南北受敵影響統一（“兩島”之間有聯動效應。朝鮮曾是中國的屬國。從唐、明、清到現代，中國多次因朝鮮而涉入與日本的戰爭并影響到臺灣的歸屬。如果“臺獨”分裂勢力和美國等外部干預勢力利用我陷入朝鮮半島危機時，在臺灣海峽制造事端或公開搞“臺獨”，將嚴重影響中國的統一大業。）(4)應對朝核問題的基本思考： 1.從戰略背景角度看：2020年前是中國發展的極為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戰略環境。中國解決朝鮮問題的基本立場：“堅持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支持半島實現無核化，不贊成朝鮮半島出現核武器；主張通過和平對話的方式，對有關各方的合理關切予以解決。” 2.從地緣戰略看：朝鮮是中美、中日和中韓在東北亞的戰略緩沖區。朝鮮半島的穩定符合中國的利益。但另外一方面，一個帶點“無賴”、“邪頭”的朝鮮也是中國應對美、日的一張牌。美國曾說不擔心講道理的中國，就擔心不講道理的朝鮮。例子：美國偵察船只入侵朝鮮領海被朝鮮果斷地扣下80人作為人質，在談判時十分被動。 3.要支持、引導朝鮮走漸進性經濟改革之路。 4.堅持在六方會談框架下處理朝核問題，保持中國對朝鮮的影響 2.南海問題與中國的海洋權益 主要原因：一是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南海周邊國家為了南海經濟專屬區、外大陸架的劃界，將 4 中國南海諸島在內的我國大片海域劃入他們各自的疆域。二是一些國家在其所占島礁設立行政區域，建立機構，任命官員。有的國家領導人甚至登島宣示對所占島嶼的主權。三是3月8日美國海軍監察船進入我南海海域收集情報，與我方維權船只險些發生沖撞。之后美軍“鐘云”驅逐艦前來為其護航。四是4.23我舉行海軍閱兵，并表露將制造“航母”的意圖，于是有關國家和輿論紛紛猜測中國是否會以武力來收復南海諸島。因此南海主權之爭和中國如何維護自己的海洋權益，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和國人關注的問題。 （1）南海主權之爭問題 （2）現代國際海洋法的頒布是南海問題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3）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有效途徑 中國不僅是個世界大國，也是有海臨洋的海洋大國，海洋不僅是中國的生命線，而且也是保障我國現代化建設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所在，因此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如同維護我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一樣，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必須的。要正確有效地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一是必須對我國的海洋權益有正確的認識。根據現代國際海洋法，我國的海洋權益可分為兩大層次：第一層次是我國的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等海洋國土區域的權益；第二層次是上述海域之外的公海上的權益，即與其他國家共享的權益。 二是依賴于國際法和國內立法。依據國際海洋法賦予的權利來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利用國內立法來切實保護和落實國際公約所規定的各項海洋權益。 三是依賴于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依賴于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 四是加強海上執法力量的建設（近年來，海上執法隊伍和執法力度逐漸增強）。 五是與相關國家合作，建立地區或國際性的各類海上合作機制（包括協商解決爭端機制、合作開發機制、打擊海盜與維護安全機制等等）。 六是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固然是維護我國海洋權益的有效手段，這也是當前中國將要建造航母的主要原因。但是主張和平發展和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國，不會輕易運用海軍來維護我們的海洋權益，因此這也是中國維護海洋權益的最后手段。3.未來十年中國可能將面臨的主要挑戰 2009年7月《環球時報》召開了以“未來十年，中國與世界交往面臨的挑戰”為主題的研討會。參加會議的學者通過研討和投票，選出被認為是未來十年中國將面臨的五大挑戰。 （1）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分裂主義“三股惡勢力”將成為中國未來十年最大的挑戰。（2）有效地保護我國日益擴展的海外利益和外交目標。（3）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等全球性問題。（4）加強中國軟實力建設，有效提升國家形象。 （5）如何避免中美兩個大國陷入結構性戰略競爭與沖突。 今年過春節的時候，回了趟老家，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啊。自從呆在新疆后，就一直沒有機會去甘肅了。沒想到短短幾年時間，甘肅的變化竟然這么大啊！ 回到家后，竟然是完全不同的感覺，想起從前，竟覺得時間過得可真快啊！家家戶戶都住上了二層小洋樓，中間還聳立著幾座大廈，唉！從前可還都是小磚瓦房的，有的人家甚至都是土房子來著，進了家門，更感覺不同了。白凈凈的暖氣管滾燙滾燙的，整個屋子暖烘烘的，家具都是煥然一新的，現有的是床，而不是土炕，一家三口人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儼然幸福的一家人啊！想起過去，那情景就大不同，那個生活怎么有這么愜意呢。大人們一天到晚的忙作于農活，哪有什么時間閑下來聊天，更別說有電視看了。聽聽收音機和政府每天早晨放的大喇叭就已經不錯了。小孩子那時一大群啊!最少的也有三四個的。大大小小在泥土中玩耍，哪有大人們去調教啊！人們的思想那時更是保守，落后，封閉阿。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變通，一味的繼承老祖宗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舊規律。什么多子多福阿，養女如潑出去的水啊，重男輕女阿，神鬼靈魂尚存阿等等。不于外界交流，俗話說家丑不可外揚，生活在哪，長在哪，死在哪，一輩子只能呆在那個小山區，沒有翻過一座山，更別說間什么大的世面了，而自從改革開放至今天，一切的一切變得不再是那么的遙遠，那么的神秘了。人們的思想先進了，腦子變靈活了，除陋習，造新的事物，男女平等，人們開始外出遠門，去做生意，去旅游，去外居，去出國，慢慢的種田的人家少了，但家家戶戶富強起來了，吃上了山珍海味，海參魷魚。告別了縫縫補補，粗茶淡飯的日子，生活不那么忙碌了，懂得了休閑，老人們也開始晨練了。早晨六七點那叫一個壯觀哦。只見那一群的老人，這一群的老人，隊伍浩大，似乎在進行馬拉松比賽似的。我感嘆道，唉！真是變了阿！還有些青年人外出留學，帶回了幾個外國女朋友男朋友的，說外語的人越來越多了，我自己都感覺落伍了。原來的那個破學校都不見了，代替的是高樓大廈，面積翻了好幾倍呢！看得我都呆了，什么手機阿，電話拉，電腦阿。都成了手上的隨帶品。跟本都不是什么稀奇的東西了。彎彎曲曲的小徑也成了寬廣發達的大公路。車輛疾馳來，疾馳去的。還哪有什么自行車阿，當我在感嘆生活的巨大變化時，不得不思考未來的前景了。隨著改革開放而來的不少的弊端，確實的令人擔憂啊！任何事物的發展與變化都存在著兩面性，其實改革開放的成果是最大的。令人欣喜的。但是也存在著不少的問題。首先，我們從環境方面來說，越來越多的高樓大廈聳立起來了，而那些個花花草草，樹木叢林卻漸漸消失了。沒有了鳥語花香，沒有了蝴蝶蜜蜂。有的是整夜不休的噪聲和大量的污染物。不但對生態有害，對我們的健康也有害。人們生病的機率越來越大，體質也弱了。最賺錢的成了我們的醫院。其次，從我們的交流與合作發面來看，這方面的問題就更大了。因為人與人之間是最需要交流和溝通的。封閉自我，整天呆在屋中，不是上網就是沉迷在虛幻之中，見面交談的機會沒有了。孩子們也不聚在一起玩游戲了，發明創造的思維能力漸漸的下降，整天活在別人的世界之中，幻想不存在的東西，小孩子的思想嚴重受影響，殺人犯罪的暴力事件發生了，人才都給培養到了黑暗中去了。這個國家還能繼續很好的發展嗎！還能趕得上其他的國家嗎！再次，資源的浪費嚴重了。隨著人們的生活變好，人的壽命漸漸增加了，人口也變多了，花費也大了。我們的資源有限阿，能這么折騰嗎？這樣下去我們人類還能在地球上生存多久！最后就是思想的開放導致了孩子的思想變異。花錢大手大腳，喜歡攀比，喜歡早戀，害怕受苦，享受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的感覺。這樣的發展是發展嗎？真是令人擔憂啊。 總之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有利也有弊。但發展是肯定的，而且是利大于弊的，只要我們認識到這個問題，并努力的改善它，讓它的作用發揮地淋漓盡致，也讓它的缺點漸漸消失！跟上時代的發展，展望未來的明天。相信在改革開放的成果下，我們的祖國會更加的美好，更加的燦爛輝煌！ 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 中國是一個東方古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承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至古時起，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就有了互利共贏的良好局面，今天，依然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政策來完善我們的外交。于是，新中國成立至今外交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對于目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有著顯而易見的幫助。 在歷史的舞臺上，任何國家都會為自己的利益去進行各方面的活動，在如今以經濟金融市場為核心利益的主流經濟時代，只有壯大自己的經濟，才能樹立起國家的地位。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上的成就世界矚目。但是要成為超級大國除了經濟上的實力外，其他方面的實力也很重要。 現如今的國際形勢不容樂觀，雖然國內穩健發展，但是依然要對國外的局勢變化密切關注。目前世界政治多極化進程明顯加快，安全形勢總體穩定，但也有局部地方存在不穩定因素，使得國與國之間存在利益爭端。這些安全隱患又給國家的和平外交帶來困難。綜合國力來看，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軍事力量上看美俄出現兩極；經濟上，美日歐經濟三極；政治上看，美中歐日俄是五極。經濟的多極化使得政治出現多極化，所以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是重中之重。世界力量重新組合和利益的再分配是長期的過程，因為美國企圖構建單極世界圖謀阻礙多極化的發展，國際的舊秩序也阻礙多極化的發展。因此，大國之間依然需要外交合作促進經貿關系發展，繼續擴大改革開放戰略推動經濟全球化，通過外交途徑爭取平等貿易的地位。而取得平等貿易地位需要推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設，擴大合作，推動世界多極化，構建和諧世界。與此同時，妥善處理好多邊環境，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與周邊國家深入合作。中國的外交政策一貫走和平發展道路，這也是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走的更本道路。走和平發展道路，首先要和平的環境發展自己，與各國互利共贏，共同發展，這也體現了我國的內政與外交的統一。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是我國的外交戰略目標，只有這樣中國就能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穩中有進，不斷超越。第二篇：2011國際形勢變化論文
第三篇：軍事理論論文——當前國際形勢變化與中國國際形勢
第四篇：看新中國變化有感
第五篇：中國外交與國際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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