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市人民檢察院抗訴書(新)

××市人民檢察院抗訴書

×檢刑抗字（19××）第3號

××省高級人民法院：

××市中級人民法院19××年×月××日（19××）×中法刑字第32號判決中，對被告人胡××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判處無期徒刑。經我院審查認為，該判決認定的罪名和犯罪事實以及適用法律均屬不當。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胡××應定故意殺人罪，而不應定故意致人死亡罪

被告人胡××于19××年秋天，因賭博與陳××打架受傷，懷恨在心，為此胡特從外地買回一把砍刀，經常帶在身上，伺機報復。19××年×月××日晚，胡××和朋友袁××，在××飯店與被害人易××等3人一起飲酒。飯間，易××為一件事與胡××發生爭吵，袁××等人相繼勸阻無效，被告人胡××遂將易××用力一推，從腰間抽出砍刀，在易既無招架又無還擊的情況下，連刺易××5刀，其中一刀刺中易的背部，另一刀刺中易胸部，分別深達六厘米、五厘米，傷及右肺下葉，致使易××當場死亡。刑法第11條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被告人自己也承認“用刀捅人會死，我知道。”被告人所使用的兇器，刺殺的部位、行兇的手段是足以致人死亡的。這足以說明被告人胡××的行為已構成了故意殺人罪。

二、法院判決書中對被告人犯罪情節認定不當

《判決書》中認定：“被告人在旁人勸阻下停止逞兇，并叫旁人把易××送醫院搶救，表示要負責醫療費”一節與事實不符。真實情況是：被告人胡××將易××砍倒在地后，還不罷休，繼續踢打易××，后被過路的巡警攔住。一同喝酒的袁××也責問被告人怎么能拿刀砍人。在這之后，胡××方才叫人送易××到醫院搶救，并表示要負責醫療費。法院《判決書》斷章取義，所以認定的這一情節顯然是有悖于事實的。

綜上所述，我院認為被告人胡××已構成故意殺人罪，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32條。應依法予以從重判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30條之規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訴。19××年×月××日

（院印）

第二篇：江蘇省人民檢察院民事抗訴書

江 蘇 省 人 民 檢察 院

民 事 抗 訴 書

蘇檢民抗（2004）101 號

山西新聯友化學工業有限公司因與江蘇快達農化股份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通中民二終字第122 號民事判決，向檢察機關申訴。南通市人民檢察院提請我院抗訴，我院對該案進行了審查。

現查明：2000 年1 月1 日，山西新聯友化學工業有限公司（下稱新聯友公司）與如東農藥廠（后更名為江蘇省快達農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快達公司）簽定了一份“促進劑”購銷合同，約定新聯友公司根據如東農藥廠電話通知發貨，結算方式為貨到付款。后新聯友公司按如東農藥廠的要求先后供貨35 噸，并開出了合計金額為479800 元的增值稅發票，如東農藥廠按約支付了365000 元，后經供方催要，快達公司在2002 年分四次支付了5000。元，尚有64800 元未付。新聯友公司因索款款果，訴至人民法院。此外，新聯友公司與如東農藥廠曾于1999 年12 月15 日簽定一份“促進劑”購銷合同，該合同的首、尾部供方均為山西新聯友化學工業有限公司，并填寫了該公司電話和傳真號碼、開戶銀行帳戶等，但蓋合同章為中日合資山西新聯友化學濾材有限公司（下稱濾材公司），需方有法定代表人簽字，但未加蓋合同章。

如東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快達公司提供的2000 年1 月1 日 1

雙方簽訂的合同有效。新聯友公司對快達公司提供的合同中快達公司的合同專用章的真實性有異議，但未提供證據。雙方對供貨的數量、價格無異議，新聯友公司訴稱向快達公司供貨總價值479000 元，快達公司已付款415000 元，結欠64800 元，快達公司在舉證期間提供了向新聯友公司付款496000 元的證據，新聯友公司未在舉證期提供其他向快達公司供貨的證據，故對新聯友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判決駁回新聯友公司的訴訟請求。新聯友公司不服提出上訴。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2000 年1 月1 日所簽訂的合同，系本案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應該合法有效。（l）關于快達公司于2000 年1 月28 日付的60000 元及2000 年2 月1 日付的21000 元，新聯友公司所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快達公司是履行的1999 年12 月15 日合同的貨款，該合同項下的貨款可由濾材公司另行主張。（2）關于新聯公司是否履行舉證責任的問題。一審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庭前未進行證據交換，快達公司針對新聯友公司的舉證，在庭審中反證，使新聯公司沒有時間針對反證進行舉證，新聯友公司申請延期舉證，應予準許。一審法院沒有重新給予新聯友公司合理舉證期限的情況下就匆匆下判，實際上剝奪了該公司的舉證權利，顯屬不當。但新聯友公司在二審期間針對快達公司的反證所提供的證據只能證明1999 年12 月15 日合同簽訂后的供貨情況，并不能足以證明快達公司2000 年1 月28 日和2 月1 日兩筆付款系履行1999 年12 月15 日合同下的貨款。遂維持原判。

我院審查認為，二審判決認定：“關于快達公司于2000年1 月28日付的60000 元及2000 年2 月1 日付的21000 元，新聯友公司所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快達公司是履行的1999 年12 月15 日的合同的貨款，該合同項下的貨款可由濾材公司另行主張”有誤，理由如下：

首先，該合同履行的供方主體系新聯友公司，非濾材公司。其一，從合同內容看，雖然1999 年12 月15 日購銷合同尾部供方一欄蓋有名為“中日合資山西新聯友化學濾材公司”的合同專用章，但該合同首、尾部供方均明確寫明為“山西新聯友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合同尾部供方欄注明的電話、傳真、開戶銀行、賬號等系新聯友公司的相關信息，與2000 年1 月1 日購銷合同上所記載的供方信息一致。在合同的實際履行過程中，快達公司亦是按上述合同要求將貨款匯至新聯友公司的相關帳戶。其二，從合同的實際履行情況看，1999 年12 月15 日購銷合同簽訂后，新聯友公司即于同年12 月23 日向快達公司發送6 噸促進劑，發貨憑證用的是“山西新聯友化學工業有限公司產品發運驗收通知單”，快達公司于12 月26 日收貨并在該憑證上簽字，憑證樣式與新聯友公司以后數次發貨所用的“發運驗收通知單”樣式均一致；2000 年1 月4 日新聯友公司根據所發貨物開出的8.1 萬元增值稅專用發票，其票號、稅務登記號、開戶銀行及賬號與新聯友公司以后數次開出的增值稅票系出同一本、同一單位，票面金額及貨量則表明該批貨物每噸單價為13500 元，與1999 年12 月15 日購銷合同中約定的單價一

致。其三，從快達公司的陳述看，一審期間快達公司認可1999 年12 月15 日的購銷合同是與新聯友公司簽訂的，只是抗辯該合同已終止，雙方于2000 年1 月1 日重新簽訂了購銷合同一份；二審時快達公司又稱，與濾材公司從未發生過業務。上述情況表明：1999 年12 月15 日購銷合同的供方主體實為新聯友公司，該公司開具增值稅票的事實亦排除了其代“濾材公司”履行合同之情形；快達公司對于合同相對方系新聯友公司自始明知且已在訴訟中自認。因此，二審認定1999 年12 月15 日合同項下的貨款可由濾材公司另行主張，顯屬不當。

其次，根據本案合同主體之間的結算習慣，應當確認快達公司于2000 年l 月28 日、2000 年2 月1 日的兩次匯款履行的是1999 年12月15日合同下的貨款。新聯友公司與快達公司僅就涉案的1999 年12 月15 日合同及2000 年1 月1 日合同有過業務往來，此前雙方并無其它交易。1999 年12 月15 日的購銷合同對于付款方式明確約定為“貨到付款，鋪底資金滾動結算”。合同簽訂后，新聯友公司依約供給6 噸促進劑。2000 年1 月1 日雙方重新簽訂了一份內容一致，僅單價有所變動的合同。此后新聯友公司作為供方依約于2000年1 一4 月間分五次供給促進劑35 噸，快達公司于2000 年4 月17 日以后才陸續付款，其付款方式實際亦系以需方給付的資金先行沖抵供方前筆未結貨款，以后貨款依次沖抵的滾動結算方式。由此，本案所涉的兩次交易因是在兩個相同的主體之間進行，雙方之間的結算習11 貫系滾動結算，且1999 年12 月日的合同已明確約定鋪底資金滾動結算，則快達公司最早于2000 年1 月28 日及2 月1 日合計8.1 萬元的匯款應當首先沖抵新聯友公司1999 年12 月15 日合同項下的貨款；余款依次沖抵后，決達公司尚欠新聯友公司貨款64800 元。

第三，快達公司與新聯友公司并非長期的業務伙伴，如果認定快達公司2000 年1 月28 日及2 月1 日的兩筆匯款履行的是2000 年1 月1 日合同下貨款，則會出現快達公司對2000 年1 月1 日合同下貨物多付款1.62 萬元，而對先前的貨款卻未能結清之情形，有悖交易習慣和常理。

綜上所述，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通中民二終字第122 號民事判決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判決有誤。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向你院提出抗訴，請依法再審。

此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

江蘇省人民檢察院（章）

二00四年十二月九日

附：檢察院卷宗一冊

第三篇：山西省人民檢察院民事抗訴書

山西省人民檢察院民事抗訴書

閆桂艮因與大同煤礦集團四臺礦勞動爭議糾紛一案，不服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同立字第48號民事裁定向大同市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大同市人民檢察院提請我院抗訴。我院對該案進行了審查，現已查明：

申訴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閆桂艮（又名閆桂英），女，1985年11月24日出生，無業，住大同市四臺東路1棟2單元203室。

對方當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大同煤礦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四臺礦，住所地大同市礦區四臺街。負責人劉建高，該礦礦長。

閆桂艮自述于是989年到大同煤礦集團的前身大同礦務局四臺溝籌備處參加工作，1992年調到該礦行政科干部招待所當服務員，1997年被調到污水廠當開泵工，2002年被調到洗煤廠原煤隊撿矸石，2006年因病請假休息，后來多次找四臺礦要求安排上崗工作，四臺礦一直未予安排工作。按照法律規定四臺礦作為用人單位，應當對所有職工實行同工同酬，而且應為所有職工依法參加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但四臺礦長年發放的是臨時工工資，對其按臨時工對待，從未給繳納過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費用。

2008年閆桂艮向大同市勞動仲裁委員會提出勞動仲裁申請，2008年12月19日，仲裁委員會以超出法定受理時效為由作出同勞仲不字（2008）第118號不予受理案件通知書。2009年1月12日，閆桂艮向大同市礦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補繳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費用，補發工資損失。

2009年6月29日，大同市礦區人民法院（2009）礦民初字第145號民事裁定：因閆桂艮所提供證據無法證明其與四臺礦之間存大事實勞動

關系，故駁回閆桂艮起訴。

2009年7月22日，閆桂艮提出上訴，2009年9月3日，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同立終字第48號民事裁定：因閆桂艮未能提交其與四臺礦之間存在勞動合同關系的相關證據，故其主體不適格，故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2010年9月14日，閆桂艮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

本院認為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同立終字第48號裁定認定閆桂艮與四臺礦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的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理由如下：

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第二條“用人單位未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時可參照下列憑證：

（一）工資支付憑證或記錄（職工工資花名冊）、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的記錄；

（二）用人單位向勞動者發放的工作證、服務證等能夠證明身份的證件；

（三）勞動者填寫的用人單位招工招聘登記表等招用記錄；

（四）考勤記錄；

（五）其他勞動者的證言等”的規定，閆桂艮雖未與四臺礦簽定過書面勞動合同，但原四臺礦行政科科長陳正太證明其擔任科研單位長期間，閆桂艮1990年上半年在運銷站上班，下半年調到行政科上班；王桂蘭、張引富、劉清臻等證人證明他們與閆桂艮一起在四臺礦運銷站、行政科及污水處理廠工作過。上述證人證言已能證明閆桂艮與四臺礦已形成事實勞動關系。其次，工資支付憑證、職工工資花名冊、勞動者填寫的用人單位持有，根據《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的規定，該類證據應由用人單位。本案中，四臺礦并未供該類證據，因此，應認定閆桂艮與四臺礦已形成事實勞動關系。

綜上所述，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2009）同立終字第 48號裁定認定閆桂艮與四臺礦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的事實缺乏證據證明，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第一款第（二）項及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向你院提出抗訴，請依法再審。

此致

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

山西省人民檢察院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

申訴人（一審原告、二審上人）：閆桂艮（又名閆桂艮），

第四篇：人民檢察院刑事抗訴書

人民檢察院刑事抗訴書

檢抗[]號

原審被告人……（依次寫明姓名，性別，年齡，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貫，職業，單位及職務，住址，被采取強制措施或服刑情況。數名被告人的依從重至輕順序分別列出）。

原審被告人***……一案（寫明姓名、案由），由***公安局偵查終結移送本院審查起訴。本院年月日提起公訴（對自偵案件，相應改寫為“本院偵查終結并提起公訴”；對自訴案件，相應改寫為“自訴人***于年月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以*號刑事判決書（裁定書）作出判決（裁定）：（判決、裁定結果）。經依法審查（如果是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級法院第一審的判決而請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應當寫明這一程序。如果是按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的，應當寫明生效的一審判決或二審判決情況、有關人民檢察院提請抗訴的程序。然后再寫“經依法審查，本案的事實如下”）：

概括敘寫檢察機關認定的事實、情節。應當根據具體案件事實、證據情況，圍繞刑法規定此罪構成要件特別是爭議問題，簡明扼要敘寫案件事實、情節。一般應當具備時間、地點、動機、目的、關鍵行為、情節、數額、危害結果、作案后表現等有關定罪量刑的事實、情節要素。一案有數罪、各罪有數次作案的，應依由重至輕或時間順序敘寫。但是，文字應當簡明扼要。

原審被告人上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

本院認為，……（以下寫明對判決（裁定）的審查意見和抗訴理由。層次是：

1、“本院認為”之后，先概括指出被告人行為危害程度、情節輕重程度，依法應當如何判決。

2、再明確指出原審判決（裁定）的核心之處，明確寫明抗訴焦點，如“認定事實有誤”、“適用法律不當”、“量刑畸輕”等。

3、集中闡述抗訴理由，具體分析原審判決（裁定）錯誤所在，論證檢察機關正確意見。抗訴理由可以另分段、分項詳細分析論證。）

綜上所述，為嚴肅國法，準確懲治犯罪（或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81條（按審判監督程序抗訴的引用第205條第3款）的規定，特提出抗訴。請依法改判。

此致

****人民法院

檢察員

年月日（院印）

附：

1、被告人現在處所；

2、證據目錄；

3、證人名單；

（證據目錄、證人名單與一審無異的，可注明“證據目錄、證人名單與一審無異”，不必另行移送）。

第五篇：抗訴與抗訴書

抗訴

抗訴的概念

抗訴是指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裁定，認為確有錯誤時，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新審理要求的訴訟活動。在我國，抗訴是法律授予人民檢察院代表國家行使的一項法律監督權。

抗訴的條件

（一）.由有抗訴權的人民檢察院提出

（二）.只有出現法定情況，人民檢察院才能提出抗訴

1.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2.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3.人民法院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4.審判人員在審理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抗訴的分類

一、按上訴程序提出的抗訴（二審抗訴）

即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認為同級人民法院的一審刑事判決、裁定確有錯誤時，在法定抗訴期限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的抗訴。我國刑事訴訟法對這種抗訴規定的具體程序是：檢察院將抗訴書通過原審法院提交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的人民檢察院還應將抗訴書抄送上一級人民檢察院，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應就抗訴的理由和根據認真審核，如果認為抗訴不當，可直接向同級人民法院撤回下一級人民檢察院的抗訴，并將撤回抗訴的情況通知下一級人民檢察院。

二、是按審判監督程序提出的抗訴（再審抗訴）

即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如發現確有錯誤，按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這種抗訴不受時間限制，對于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接受抗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另行組成合議庭重新審理。

抗訴的基礎

《刑事訴訟法》

第204條 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的申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

（一）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的；

（二）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

〔三）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

（四）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的時候，有貪污受賄，拘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上訴審程序的抗訴與再審程序的抗訴的區別

1、抗訴的對象不同

上訴審程序的抗訴的對象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尚未發生法律效力的一審判決、裁定；而再審抗訴的對象是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

2、抗訴的權限不同

除最高人民檢察院外，任何一級人民檢察院都有權對同級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裁定提出上訴審程序的抗訴。而除最高人民檢察院有權對同級的最高人民法院發生效力的判決、裁定提出再審抗訴外，其他各級人民檢察院只能對其下級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提出再審抗訴。可見，基層人民檢察院只能提出上訴審程序的抗訴，無權提出再審抗訴；而最高人民檢察院只能提出再審抗訴，無權提出上訴審程序的抗訴。

3、接受抗訴的審判機關不同

接受上訴審程序的抗訴的是提出抗訴的人民檢察院的上一級人民法院；而接受再審抗訴的是提出抗訴的人民檢察院的同級人民法院。

4、抗訴期限不同

上訴審程序的抗訴必須在法定期限內提出，而法律對再審抗訴的提出沒有規定期限。

5、抗訴的效力不同

上訴審程序的抗訴將阻止第一審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再審抗訴并不導致原審判決、裁定在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判期間執行的停止。抗訴的形式

1.第二審程序抗訴，即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認為本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刑事判決、裁定確有錯誤時，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的抗訴。

2.審判監督程序抗訴，即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發現確有錯誤時，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的抗訴。法律監督權。抗訴書

抗訴書的概念

抗訴書是人民檢察院行使審判監督職權。認為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決或裁決確有錯誤，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審理予以糾正而提出抗訴時，制作的法律文書。抗訴書的法律規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81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認為本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時候，應當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刑事訴訟法第205條第3款又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 抗訴書的種類

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時必須制作抗訴書。按照訴訟種類的不同，可分為刑事訴訟中的抗訴書、民事訴訟中的抗訴書和行政訴訟中的抗訴書。其中刑事訴訟中的抗訴又分為二審程序抗訴書和審判監督程序抗訴書，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只有審判監督程序抗訴書。二審程序的抗訴書是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認為本級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或裁定確有錯誤，在法定期限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時所制作的抗訴書；審判監督程序抗訴書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或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或裁定確有錯誤，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時制作的抗訴書。

附注：1.本文內容摘自百度搜索；

2.2006年1月至11月，全國法院共審結一審刑事案件593020件。同期，全國檢察機關共提出刑事抗訴2832件（此數據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近期數據未找到！）；

3.以上內容均來源網絡，僅供參考；

4.關于抗訴書的具體格式請參見相應具體法律文書格式。

2012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