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生的意義在于奉獻而不在于索取

人生的意義在于奉獻而不在于索取。如果我是一弘清泉，我將滋潤一方土地；如果我是春風一陣，我將吹綠祖國大地。我欣賞小草有頑強的生命力，贊嘆粉筆那“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英雄獻身精神，但我更為蠟燭那無私奉獻的精神嘆為觀止。蠟燭，是普通的，是極為平凡的，也是默默無聞的。蠟燭用它那純樸的清輝照亮了人們的心房，使人心頭感到溫暖，在科技騰飛的今天，蠟燭的確很少見了，但它以自身的奉獻精神給人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們想想，蠟燭的身軀是多么幼小啊！它的壽命是短暫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瞬間的生命，但它卻用這一瞬間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有一天，家里停電了，我便從抽屜里翻出幾根蠟燭，點燃了它，借著這燭光我又可以看書寫字了。望著蠟燭一點點消失，光陰一點點地減少，在蠟燭最亮的一瞬間，我似乎覺得這一刻是神圣的、無私的。蠟燭燃燒著圣火，點亮了奉獻的人生，那是神圣的、光明的。我想起了各行各業的人們，工人、農民、教師、醫生……他們都在為不同的職業奉獻著，為人民、為國家、為世界。農民為了讓人們填飽肚子，辛辛苦苦耕耘著，我想這就是“四海無閑田”的由來吧；老師是辛勤的園丁，培育著祖國的花朵，陽光普照，園丁心暖春意濃，甘雨滋潤，桃李枝興蓓蕾紅，于是又有了“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一說；醫生救死扶傷，舍己救人的精神也都是奉獻的先例啊！奉獻，讓我們手牽著手，心連著心，為世界獻出我們的一份力，一份愛心。奉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動力。我贊美蠟燭，更贊美像蠟燭一樣的人們，因為——人生因奉獻而美麗。

第二篇：生命在于奉獻而不在于索取

生命在于奉獻而不在于索取

——《漁夫和金魚的故事》有感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海邊上住著一對老夫妻，夫妻倆靠捕魚為生。一天，老頭子去海里捕魚，結果捕了三次，也是失敗收場，至到第四次，老頭子捕捉到一條金魚。

這條金魚可不是一條普通的金魚，它可是會講話的。金魚為了讓老頭子把它給放了，對老頭子說：“只要你放了我，我會滿足你所有的要求的！”|老頭子見了，嚇著不敢要它的報酬就把它放了。

老頭子回到家后，把這一件奇怪的事情告訴了老太婆。老太婆聽了把他罵了一個狗血淋頭，死活要老頭子為她取回一個木盤。

老頭子來到海邊把老太婆的欲望告訴了金魚，金魚見老頭子悲憐的臉龐，爽快地答應了。老頭子回到家，看到老太婆已經在用木盤洗衣了，可老太婆的欲望沒有因得到木盤消失，反而是變本加厲地去要老頭子找金魚索要更多的東西。金魚最后終于不奈煩了，只是揺了揺尾巴就回到了大海。

老頭子走回家后，發現老太婆索要金魚的東西全部都沒有了，不見了，全部都回到了從前。

在現實生活中，有許許多多人都像故事里的老太婆一樣，每一天都想不勞獲，就像在08年的時候，有一個買了一張“福利彩票”。結果出乎意料的中了一億多元。可是他一心想繼續“不勞而獲”結果把整個家產都敗光了。

人活著不一定都要去追求富豪的生活，每天吃“鮑參翅肚”才會開心，而是只要每個人心里都懷有一顆感恩的心，那么一顆感恩的心就是自己的財富。這一種財富并不像那些“富豪”的財富，這是一種伴隨你終生的財富。

通過這一個故事，我終于領悟到了一個真理；生命在于奉獻而不在于索取。我們應該用自己勤勞的汗水去創造一些屬于我們自己的財富，而不是每天想著怎樣不勞而獲。

我希望大家記住；生命在于奉獻而不在于索取！一心想著不勞而獲的人，永遠也不會得到你心目中想得到的東西。

第三篇：生命的意義在于奉獻不在于享受[模版]

生命的意義在于奉獻不在于享受

人最寶貴的東西是什么？那就是生命，生命屬于我們每個人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怎樣度過？每個人有著不同的選擇方式，人生軌跡相應也就發生了或多或少的變化。有的人就似流星，一閃而過卻發出最奪目的光芒；有的人就似焰火，轉瞬即逝卻照亮最絢爛的夜空；有的人卻似微塵，漂浮不定直至生命的盡頭。

近日，李林森這個名字傳遍了我國大江南北，習近平副主席號召廣大黨員干部深入學習他的先進事跡。大家在稱贊敬仰這位優秀組工干部的同時，更多的卻是惋惜如此優秀人才的英年早逝。他留給我們的不僅僅只是感動與震撼，更多的則是自省與自警。

巴金曾經說過“生命的意義在于奉獻不在于享受”，李林森的一生就是這句話的真實寫照。20年前，他懷揣激情與夢想，邁著大步，從巍巍巴山走來；20年后，他魂歸故里，重新將自己托付于綿綿巴山。20年的漫長歲月中，他始終堅守他畢生的永恒追求，為了中國共產黨這棵最高大、最美麗的荊棘樹，奉獻了自己無悔的一生。他始終一腔熱血、一身正氣、一片丹心、一生坦蕩，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無限忠誠、無限牽掛，生命不息、奮斗不止。他就是當今時代的英雄，在他活著的時候，用自己的行為感染帶動周圍的人不斷奮發向上；當他離去時，深受觸動的人們為他未完的事業甘之如飴??

載短暫卻絢麗的生命旅程，令我們萬般不舍。而今，我們需要將藏在內心深處的感動化為實際行動中的前進動力，像李林森同志那樣一心為民、無私奉獻，爭做一名讓黨放心、讓人民滿意的好黨員、好干部，也唱出我們人生最美妙的旋律！

四年級:李玉潔

第四篇：只求奉獻 不求索取

只求奉獻

不求索取

楊華同志?無償捐獻‘造血干細胞’先進事跡?報告

樊賢輝

南昌縣涇口鄉衛生院 [ 330215 ]

在我們的身邊，活躍著 這樣一個即平凡又偉大的群體。他們----是一群擁有博愛之心，放飛生命理想之人； 他們----是上蒼派來的使者，用他們那雙柔韌又堅強的隱形翅膀，撫慰著那每一個...在風中---搖--曳--的！生--靈！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像孟庭葦的歌名一樣委婉動聽）的名字：

他們都叫----“造血干細胞捐獻志愿者”

對于全國400多萬“白血病”患者來說，造血干細胞移植，是他們在生命黯然時，能夠摸索到點燃二次生命的唯一曙光；然而--這為生命重新點燃希望者，不是無力回天的父母，也不僅僅是蓋世傳奇的醫學技術，更不是向上帝祈禱的夙愿，他們---卻是來自各行各業普普通通的人。就是在這群平凡的普通人里，制造出了一個又一個不平凡的生還奇跡。

在涇口鄉，只要人們一提起衛生院楊華同志，大家都異口同聲夸贊他是一個只求奉獻、不求索取的人。

一、鏗鏘有力扎實工作、無私奉獻爭當楷模

楊華是涇口鄉衛生院的一名普通職工，于1977年8月出生，1998年12月參加工作。參加工作之后，由于他勤奮好學，為人誠懇，工作積極努力，樂于助人，處處爭先鋒，時時當表率，2003年1月就已經提拔為醫院辦公室主任兼會計的他，在2004年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衛生院，楊華同志的勤奮務實是出了名的。辦公室作為綜合性服務科室，即是衛生院對外形象的窗口，又是領導管理醫院的喉舌，更是職工們工作/生活意見和建議的反饋代表。既要抓好行政管理又要安排好后勤保障，還要溝通好外聯工作，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突發性、緊急性事務多，擔負的任務重、責任大，同時，日常運轉既瑣碎復雜，又環環相扣，工作中哪一個環節、哪一個方面做不到位，都可能會影響全局。除了早上班、晚下班以外，他更是勤于和同事們進行交流溝通，及時傳達支部和領導的思路、掌握一線醫務人員思想動態，積極探索日常服務工作的基本規律和特點。在日常工作中養成了事無巨細、慎獨慎微的好習慣，對任何疑問都要認真思考、深入剖析，直到把問題徹底搞清、弄明為止。在后勤服務方面，他本著方便工作，厲行節儉的原則，制訂了一整套的管理辦法。在辦公用品管理方面，全部采用定期和急需時，各部門各科室統一申報、采購、領取的方式，杜絕浪費，提倡辦公用紙雙面打印、無紙化辦公，網上校對，廢紙重新利用等，大大降低了20%的辦公經費開支。擔任辦公室主任以后，楊華同志倍加努力，經常利用業余時間和整合醫院服務窗口資源，去幫助身邊人。他給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員定了條不成文的規矩：辦公室不僅要當好同志們工作上的后勤部長，更要當好生活中的指導員。工作之余還主動擔起矛盾糾紛調解員，誰家有個東家長李家短的事他要管，雞毛蒜皮大小的事也要幫，孩子上學辦證的事還要管，屋頂漏水的依然管，重大變故的事他更是親自上。從來都是不含糊不糾結不隱晦不計較。每年都會定期帶上慰問品，走訪慰問敬老院的孤寡老，關系他們的身體，惦記他們的飲食和精神生活，并經常組織/抽調部分醫護人員上門上街舉行義診活動。此外他還經常與學校聯系，做起部分留守兒童的義務精神輔導員，一直受到組織上的高度肯定和同事、鄰里們一致的好評。我們都都親切地稱他為“閃亮的管家婆”！

楊華同志作為涇口鄉衛生院一名后勤管理人員，不僅能夠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對份外工作總是主動干，搶著干，從不叫苦叫累，從不計較個人得失。醫院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工作，惠及全鄉百姓，穩步推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需要逐步在建立居民電子健康檔案，發揮健康管理的實效。正當院務會打算增加安排人員來完成此項工作時，楊華同志考慮到本單位醫務人員緊缺的情況下，向醫院領導主動請纓，將這項工作攬了下來。他起早貪黑，白天陪著同事一起下村搞調查，晚上經常加班到深夜，查找整理第一手資料，建立管理電子文檔。僅僅花了三個月，居民健康電子檔案建檔率就由原來的50%提升到了80%以上，向居民提供健康教育和健康咨詢服務，健康 教育覆蓋率達到85%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達74%以上。圓滿完成了上級的進度要求。由于楊華同志工作中勤奮扎實，生活中樂于助人，多次被評為“南昌縣‘衛生系統工作’先進個人”。

二、只求奉獻、不求索取

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熱心公益事業的愛心驅使著楊華同志早在2013年4月就與南昌縣衛生局組織的“醫學無界，愛心無限”活動中簽訂了無償獻血志愿，同時參加了無償捐獻造血干細胞志愿活動的簽訂儀式。今年1月份接到南昌市紅十字會電話告知，他的血細胞與一位白血病患者血型低配成功，征求是否愿意進行高配實驗。當時他接到電話的第一感覺是平靜，開始他的想法是：“我就是一名平常的醫務工作者，捐獻造血干細胞，可以挽救一條鮮活的生命，而對自己又毫無影響，那是我夢寐以求的事啊。每當看到急診科醫生護士們將一個個生死垂危的病人從死亡的邊緣搶救回來時，我是多么的羨慕一線臨床醫生們啊，他們是那樣的神奇那樣的偉大，可以把拯救生命、救死扶傷當成職業和事業來做，心中苦于身在醫院卻不能與病魔交戰。大家都在以自己的獨特方式奉獻著自己的愛心，不禁自問：我能做點什么？我應該做點什么？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捐獻，這是生命之緣，這是老天賜予我實現夙愿的機會，這不僅僅是患者的生命之燭，更是我們自己的生命之光；我們不一定是旁觀者，可能每個人都是當事者”。這是楊華的肺腑之言！當思緒進一步深入的時候，楊華同志就感覺到那是人生中的幸運，那是“我在他人的需要之上，看到了自己的責任”。得知自己與重慶的一名“白血病”患者低分辨配型成功的消息，楊華說其實他內心很開心，感覺很幸運，他說自己參加造血干細胞捐獻活動，就是希望自己能夠有一天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人，能夠讓生命得到延續。

在紅十字的感召下，他和患者雖未曾謀面，但彼此相遇/相知的緣分，卻從此成為血脈相連的親人。樸實無華的語言背后正是人間正道有真情，生命無價人有情的高尚品德精神，驅使著自己要以實際行動來奉獻愛心，來回報這個美好平安的社會。

為了能盡快挽救患者的生命，楊華積極配合高分辨配型及體檢工作，兩次前往南昌市第一醫院做全身檢查。

起初，父母和妻子對參與捐獻造血干細胞還心存憂慮。畢竟是件大事，萬一影響楊華自己身體健康那怎么辦？楊華同志就請教單位院長及醫療界人士，了解到從科學的角度來講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捐獻的只是造血干細胞，而并非傳統意義的骨髓。捐獻造血干細胞要注射動員劑，最常見的副作用是會給供血者造成類似感冒樣的癥狀和體征，可能有點腰酸腿疼，偶有低熱等表現，但這都是一過性的，數小時或幾天就能恢復正常。了解到捐獻造血干細胞對供血者的影響并無大礙時，他便與父母、妻兒等家人商量解釋，請求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為社會貢獻一份愛心。出身于干部家庭的楊華，家庭成員都是高素質有涵養人士，很快就同意了楊華的志愿行動，得到了全體家人的一致支持，這讓楊華同志好不喜出望外。

為了做好充分的準備，楊華同志一方面通過咨詢醫學專家、上網查詢資料等方式，了解造血干細胞移植方面的流程及相關配合常識，另一方面積極鍛煉身體，在生活方面非常注意，平衡自己的膳食和營養、保證充足的睡眠及保持好積極樂觀的情緒。他說要以最佳的身體指標和精神狀態做好移植前準備，這是對患者負責，更是對自己對組織對社會負責。

6月26日，在世界獻血日的第12天，楊華接到了紅十字會發出的正式捐獻通知。接到通知后他非常開心，欣然應允。可是他還有點顧慮，因為手頭上還有一些工作還沒有完成，楊華同志在出發前兩天仍然冒著酷暑，奔走于縣區各個相關業務部門，辦理設備采購、職工退休等事宜，下班之前又忙著科室日常事務交接班，他說把工作處理完，我才能安心去捐獻。

7月1日，在這個建黨94周年普天同慶日子里。領導關切問題楊華，是否要再信息兩天？他回答說:千里之外的渝城那位“白血病”患者的生命還在死亡的邊緣掙扎而徘徊，我是她唯一生的希望，我等不及啊！于是在市/縣兩級紅十字會工作人員陪同下，楊華同志與愛人從容地奔赴重慶捐獻造血干細胞。雖然沒有華麗的辭藻來表達內心的活動，但他的一言一行卻透出了對工作高度認真負責的態度，折射出他無私奉獻、大愛無疆的精神。據了解，目前南昌市共有5100余人加入了造血干細胞志愿捐獻隊伍，楊華同志是我市第11例、南昌縣首例造血干細胞捐獻者。

楊華同志在他人需要幫助時，以一顆平常心選擇了勇于擔當、無私奉獻。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兌現了一名造血干細胞捐 獻志愿者那份對生命的承諾。他義無反顧、他責無旁貸，那僅僅是義務嗎？是表率嗎？----不...！那是一名醫務人員對生命的忠誠信守、勇于擔當和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啊！他的“仁道、博愛、奉獻”情懷，詮釋了我們全縣衛生人的高尚品格。這就是我們偉大的共產黨人，這就是我們救死扶傷無界的衛生人。楊華同志是涇口衛生院的驕傲，是全縣基層黨員中的優秀代表，是衛計系統干部職工的光榮，更是南昌縣感動昌南的璀璨之星。他的愛心和善舉為全縣人民爭光，為全縣精神文明建設做出了榜樣。這就是中國最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杰出代表，這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真證體現，是我黨永葆青春本色的正能量。

我們讓歷史去承載，讓光陰來見證，他的無私他的博愛將會在整個社會喚起更多的好人意識和愛心的崛起，譜寫更多感人的贊新篇章！

最后，讓我們用一顆共同誠摯的心，來為他點贊！為他默默的祈禱，為他永遠地祝福！祝福--他！祝福“渝城”加油勝利！祝福“洪城”愛心涌動！祝福“無私奉獻”昌南！

祝福楊華！祝福-----好人一生平安！謝謝！謝謝大家！

南昌縣涇口鄉衛生院 二0一五年八月七日

第五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在于經驗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在于經驗.txt我是天使，回不去天堂是因為體重的原因。別人裝處，我只好裝經驗豐富。泡妞就像掛QQ，每天哄她2個小時，很快就可以太陽了。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 而在于經驗

共同體外的共同體

——讀霍姆斯、蘇力、杜威和時事有感

修鞋的大師還得靠穿鞋的告訴他哪兒磨腳。

------杜威 1926

胡冉可

1．什么邏輯？誰的經驗？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霍姆斯大法官的這句名言固然簡潔，卻未必明了。

至少有兩個問題可以問：什么邏輯？誰的經驗？

緊跟在這句話后面，霍姆斯說：“就決定人們所應該遵守的規則來說，(人們)所感受到的時代之必需，流行的道德和政治學說，關于公共政策的直覺——無論是公開宣稱的還是無意識里的，甚至還有法官和他周圍人所共有的偏見，比三段論的作用更大。”

這段話始出于霍姆斯對一部合同法案例選的書評[14 American Law Review 233,(1880)，該案例選的作者是哈佛法學院創始人克立斯托弗．蘭德爾。]，后又出現于霍姆斯的巨著《普通法》。

十七年之后，霍姆斯做了一次著名講演，該講演后來以“The Path of the Law”，《法律之道》為題流傳于世。[Oliver W.Holmes, The Path of the Law, 110 Harvard Law Review 991,(1997)] 這篇《法律之道》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回答“什么邏輯？誰的經驗？ ”。

《法律之道》在結構上大致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講律師應該把法律和道德區分開來。不僅如此，霍姆斯教導說：律師應該從“壞人”的視角出發，鉆研法律，揣摩法官，然后指導客戶如何避免法律的懲罰。這里的“壞人”是合法的壞人，踩著法律邊緣走的壞人。壞只是壞在道德上。這一部份和《法律共同體宣言》提倡的“道德不涉”有什么聯系，自成話題，超出本文范圍。第二部份講法律的發展和經驗及邏輯的關系。

《法律之道》的影響之大，并非是作為系統性的法哲學論文，而是由于其驚世駭俗的破壞性。它打擊的是迷信邏輯的形式主義(formalism)法律思維。這里的形式主義不是指光做表面文章，而是指把法律當作歐式幾何那樣的封閉的演繹系統。

霍姆斯不留情面地嘲笑某知名法官聲稱自己不找到絕對正確的答案決不作判決。霍姆斯演講的聽眾是當時--1897年--到波士頓大學法學院慶祝新樓落成的法律界名流。面對濟濟一堂的法律共同體的核心們，他玩笑道德，蔑視邏輯，調侃形式主義法律思維，活象個青春期逆反的少年。[事實上，這位當時55歲的已婚法官正在和一個英國的有夫之婦跨洋熱戀。演講后，霍姆斯把發表的講稿寄給那位情人。信中說：“我已把演講稿寄出，把它放到你的腳下。看緊它，要不它會吻你的腳。”

參閱David J.Seipp，125th Anniversary Essay: Holmes's Path, 77 Boston Univ.Law.Review 515, 535(1997)。做驚人之舉以取悅情人，看來連霍姆斯也不能例外。]

在貶低邏輯的同時，霍姆斯強調歷史和傳統。不過，這里的歷史和傳統并非壓在背上的過去，而是“正在進行時”的現實生活。霍姆斯說，對法律的理性研究基本上還是關于歷史的研究。歷史研究之所以是理性的，那是因為它應該是帶著“開明的懷疑”(enlightened scepticism)態度的研究。只有這樣，律師和法官們才能有意識地重新考慮傳統留下的規則的現實價值。如此對歷史的批判態度，和50年后波普爾提倡對傳統的理性研究不謀而和。[Karl Popper, Towards a Rational Theory of Tradition, i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1962]。霍姆斯貶低邏輯，但那只是對迷信邏輯的反動；他強調的不僅僅是經驗，而是要理性地對待經驗。他說：“我們的理論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的主題是理論，而不是實用的細節。”

霍姆斯對當時法律思維的批判，與其說是對法律共同體的不尊，不如說是他面對法律共同體之外更大問題的謙遜。他提到：“當社會主義剛剛出現的時候，社會上那些有閑階層(the comfortable classes of the community)著實嚇壞了；而這種害怕很可能影響了美國和英國的某些司法判決。”

當然，霍姆斯不是馬克思。他只是作為“法律共同體”內的人，看到了不可回避的法律共同體外的大共同體：社會和社區；看到了封閉的形式主義的脫離社會現實。

他一方面向“體”內報警：法官先生們，醒醒吧！把你們的偏見拿到桌面上來！每做判決時，想想你們所依賴的法律規則是否還符合現實的需要！想想公眾的心態(public mind)！想想你的判決對正在爭論中的社會問題的影響！

另一方面，他把期望的眼光投向了新生的社會科學。他預言說：“就對法律的理性研究而言，當今時興的恐怕還是抱著白紙黑字法律的人，但未來則屬于掌握統計和經濟學的人！”

2．法律與科技

霍姆斯的預言是什么意思呢？換個角度問：我們是否已經處在他所預言的未來？抑或，我們離他的預言還有多遠？

霍姆斯的上句名言被朱蘇力教授引作《法律與科技問題的法理學重構》一文的題頭語。[朱蘇力，法律與科技問題的法理學重構，《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以下簡稱《重構》。]《重構》的第一節向讀者交代，該文將不討論法律對科技的影響。第二節討論科學關于因果關系的發現對塑造法律規則的影響，第三節討論科學對因果關系的認識并不總是不加折扣地轉變成法律規則。為什么科學的認識不直接等同于法律認識呢？朱教授認為：其一，“法律與科學是不同的社會實踐領域，因此遵循的原則往往不同”；(這個解釋有點循環定義的味道，不過此處不必多加顧慮。)其二，也是更根本的，“這種差異??歸結到技術的限制。” 于是，《重構》進入第四節“技術對法律的影響”。朱教授用筆跡鑒定，文字契約，離異父母對兒童心理影響等一系列例子論證技術之不絕對可靠使得法律制度和規則還必須或者說有理由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討論至此，一個理論性的問題期待著回答：假如科學和技術發達到了能確定地回答所有人類社會的問題，法律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朱教授在文章的“結語”里試圖回答這個問題。首先，他說柏拉圖就曾理想過那樣完美的科學知識的統治，不過連柏拉圖自己后來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即法治。然后，朱教授指出：1)科技發展沒有止境，所以科技永遠不會代替法律；

2)科技是一種工具理性，而法律總有道德維度，是技術無法取代的。談到這里，另一個問題冒出來：既然道德維度是法律和科技的關鍵分水嶺，那法律的道德維度從何而來？朱教授深知中國法治是中國現代化努力的一部份，而現代化幾乎顧名思義地(或至少按韋伯的理論)意味者對傳統道德的去魅，新道德的來源實在應該是個迫切問題。不過，《重構》的理論旨趣不在這里。文章筆鋒一轉，推出全文的最后兩點：3)我們還是要警惕把法律泛道德化，“目前法律中的科學技術因素不是太多了，而是遠遠不夠。” 4)法學界，法律界作為一個職業集團勿以鴕鳥政策對待科技和經驗性的實證研究。縱觀全文立場，《重構》以霍姆斯的那句預言為題頭語是非常恰當的。

《重構》試圖討論的問題本來是高度抽象和極富爭議性的，但朱教授巧用生動的例子，一方面把問題的抽象度降低，另一方面推出一個比較折衷和溫和的學術立場。或者更確切地說，《重構》旨在不是提出尖銳的觀點，而是引入幾個討論法律與科技關系的法理學范疇。《重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波斯納(Richard Posner)法官的觀點，文章六次引用波斯納。這并非偶然。

波斯納以倡導用經濟學原理來塑造法律規則而聞名。波斯納本人的立場則要激進得多。在紀念《法律之道》發表一百周年的文章里，[Richard Posner, The Path of the Law after One Hundred Years: The Path Away from the Law, 110 Harvard Law Review, 1039,(1997)]

他明確提出霍姆斯倡導的其實是所謂“替代說”(Supersession Thesis)，即法律不過是人類歷史過程中不得不有的一種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方式，最終將被歷史拋棄。無怪乎，他的題目是《離開法律之道》。這樣的立場在美國是驚世駭俗的，不過我們應當不為之動容。波斯納也好，波斯納理解的霍姆斯也好，都不曾有我們離馬克思近。我們剛從沒有法律的狀態過來。

不過，讓我們還是耐心聽完波斯納的預言。一年之后，他在另一處講演中說：“[要實現霍姆斯的理想]，我們要讓社會科學和法律更緊密地結合，我們要歡迎人工智能服務于法律，[他指的是類似于咱們的中醫專家(計算機)系統那樣的技術——筆者注]，消除律師，法學生，法官們對數學的恐懼，走向更專業化的司法(specialized judiciary)，?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法律轉變成目標導向的，獻身于完善工具理性的政策科學(goal-oriented policy science)。我們將由此加入一個有益的全國性運動，那就是讓各種專業(professions)以及幾乎所有其他的工作更加專業化。”[Richard Posner, Professionalism, 40 Arizona Law Review 1,(1998)]

3．專家與公眾

這個被波斯納大加贊許和宣揚的專業化曾經讓一位美國的思想家深為不安。這位思想家正是中國人所熟悉的杜威(1859-1952)。

杜威比霍姆斯小18歲。杜威既不以如何改革美國法律專業(Legal Profession)為己任，也不象霍姆斯那樣對統計學和經濟學等其他專業寄予厚望。對于杜威，問題恰恰是各種各樣的專業知識和掌握它們的專家對美國之“國治”的威脅。[取“國治”一詞以避免“法治”和“政治”這兩個有爭議的概念。] 美國之國治在杜威的時代經歷了巨大的挑戰。杜威經歷了南北內戰，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杜威目睹了電話，電報，鐵路，汽車，飛機的出現；1870-1913年間，美國沒有通過任何憲法修正案；而1913年之后通過了近一打憲法修正案。當然，杜威也看到了一門又一門新科學新專業知識的出現。

在1926年元月的一系列講座中，他這樣設問：“當前最受關注的事大概是衛生設施，公共健康，足夠的住房，交通，城市規劃，管理移民，選拔和管理人事，探索培養合格教師，科學地調整稅收，有效地管理資金等等。這些是技術事務，就象制造發動機那樣的技術事務。這些技術問題只能實事求是地探索，依靠那些受過專門訓練的技術人員。有了這些技術，還用得著‘點人頭數’的多數決定制之類傳統政府系統嗎？[如果‘不’的話，] 公眾(The Public)和它的政治組織不但蛻變成了陰魂，而且是既走路又說話，處處妨礙和誤導政府的陰魂。”(John Dewey,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n Essay in Political Inquiry, 1946年版, 頁125。)

杜威是在問：如果事事有專家，民主還有必要嗎？如果專家說一加一等于二，為什么還要舉手表決？

一種回答是：不是還有事情沒專家嗎，或者，不是還有事情連專家也拿不準嗎？民主就是為那時候準備的。這個觀點我們前面似乎已經見過了。

杜威覺得民主到了需要辯護的關頭。杜威毫不懷疑，民主是美國之國治的精髓。工業化之前的美國主要是以地方社區(local community)為單位的民主自治。有什么事需要做決定，大家開會點人頭數，照多數同意的辦。再大一點的事，由人民代表討論，然后按多數的意見辦。工業化以及隨之而來的通訊交通便利帶來了杜威所說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大社會沖破了地方社區，卻沒有帶來“大社區”(Great Community)。

(杜威，頁127)人們比以前更容易更廣泛地相互聯系，可是另一方面公眾卻反而漸漸消失。杜威稱之為“The Eclipse of the Public”。[杜威對公眾的理論思考似乎沒有被哈貝馬斯注意到。據筆者初步檢索，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及其結構性轉變》沒有引用杜威。哈貝馬斯的近作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引用了杜威的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伴隨著公眾消失的是專家的崛起。專家的出現顯然是韋伯說的現代化進程中各個領域理性化的一個表現。從前，民主的敵人是面目可憎的暴君或貴族；而今，民主面對的是溫良恭謙的專家和專家的知識。(杜威，頁203-205)

杜威的貢獻正在于他因應新的形勢，撇開經典的關于民主的政治學理論，為民主作了“認識論的辯護”。[epistemological justification, 參閱Hilary Putnam, A Reconsideration of Deweyan Democracy, 63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1671, 1673,(1990)] 杜威在智力上尤其適合這一理論挑戰。畢竟，他是實用主義、實驗主義的奠基人之一。他和科學技術從來不是冤家對頭。從他的實用主義來看，“科學只有在應用中才變成值得尊重的知識，否則，科學就是支離破碎的，盲目的，扭曲的。”(頁174)

杜威堅信民主，心系大眾。他不說社會控制，他說解決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問題需要知識。“記錄和交流是知識所不可或缺的。私人意識里的‘知識’只是神話，關于社會現象的知識尤其依賴于散布，因為只有靠發散知識，知識才能被獲得和檢驗。‘社區生活的事實’如果不能被周知從而變成共同所有的話，那就是自相矛盾，不成其為‘社區生活的事實’。”(頁177)

“社區”是英文“community”的翻譯。“區”字固然很好地反映了一群人生活在一定的地理區域里，卻把“共同生活”的意思略去了；反倒是靠專業知識維系的集體被稱作“共同體”。

杜威所說的公眾正是由社區生活的事實所定義的：“公眾就是所有那些間接地受到部份人的事務影響的人們；部份人的事務對公眾的影響大到一定程度，就需要系統性的照看。”(頁15)

讓我們來舉個例子。某社區里，某男付錢給某女，某女以性為交換。這兩個人的私事卻對一系列的別人產生了間接影響。最具體直接的，某男的妻子會受影響；遙遠一點的，某社區的形像會受影響。影響或許是“旅游業”日盛，或許是店家遷走，學校關門，只有“過客”來去匆匆。現代交通的發達會讓“過客”來去得更便利。相應的，某社區要么漸漸死去，要么變成另外意義上的“社區”。那些受到間接影響的人必須一起做點什么。這就是公眾。公眾顯然不僅是任意一堆人而已。沒有有效的公眾，社區便不復存在。杜威試圖探討公眾形成的基本條件。(頁157)

公眾，按照杜威的定義，從來就是要解決問題的。公眾要對所受到的間接影響做出反應，有的影響要發揚光大，有的要祛除，有的要調整。公眾發起的社會干預自然又會導致新的后果。公眾要理解他們面對的問題，計劃因應之道，預期干預的后果。這個智力的過程和科學研究是沒有什么區別的。按照杜威的實用主義，科學探索--無論是關于自然的還是社會問題的，都需要開放的心態，自由的信息交流。科學命題要被看作工作假設而不是教條，要隨時根據新的證據做出修正。對于公眾面臨的社會問題，這意味者所有社會干預的后果必須及時為公眾所周知。(頁167)

在杜威看來，公眾從來都是在摸著石頭過河。過河的后果從來都是由公眾承擔的，摸石頭的探索過程也應該是公眾參與的。公眾如果不能隨時知悉每一步探索的后果，公眾的問題就不會有公眾的解決。這就是民主的認識論辯護。

杜威并不反對專家在公眾解決社會問題中的功用。但是，杜威對專家保持一種警惕。在他看來，問題不僅是專家和他們的技術不絕對可靠，而是普通民眾必須有機會告訴專家問題的存在。所謂“修鞋的大師還得靠穿鞋的告訴他哪兒磨腳。”(頁207)這個機會的存在，這個交流管道的暢通是公眾能夠有效解決公共問題的關鍵條件。這是個認識論的論斷。不談政治的學者專家們應該沒有理由不聽。

專家實施技術的后果往往是社區的民眾最先體知。據《光明日報》六月十九日報導，山西臨汾地區在選拔縣市級“一把手”候選人的過程中實行“公開考試?嚴格進行素質測試?請省級專家組成命題小組封閉命題。”

專家選地方官的技術不知有多可靠。幾年之后萬一發現沒選準，直接承擔后果的是當地百姓。我們最近所經歷的橋塌，船沉，失火，爆炸，有幾次是由于專業技術不成熟？又是誰直接承受這些事故的后果？事故之后是不是靠一批上面和外面來的專家(工程的，法律的，政治的)來調查和整治？什么時候這些問題不再是“政治專家”或工程專家的問題，而首先成為社區公眾的問題？什么時候我們能少一點來自上面的“通知”，“傳達”和“內參”，多一點橫向的“周知”？為什么我們不曾知曉高校211工程的進展，卻又要面對一窩蜂的高校合并？我們有過保甲，有過公社，有過單位，有過戶口和居委會，什么時候才能有為公眾所有的社區？[參閱《南方周末》時事縱橫欄目七月七日刊出系列文章，介紹和評論中國新生的城市社區。]

我們的報紙長期以來以上面的“喉舌”自居。近日有讀者批評《南方周末》過多地刊發專家學者的觀點，《中國青年報》的編輯李方先生也表達了他對自己主持的《青年話題》欄目倚重專家稿件的擔憂。[參閱《中青在線．青年話題論壇》七月十六日]

其實問題不是專家應該不應該參與治國，或報紙要用多少專家的稿件，問題在于：構成國治的人民為什么不能參與？怎樣參與？互聯網論壇的出現似乎第一次為人民的橫向互聯提供了像樣的可能性。我們的歷史教訓不是毛主席沒有聽人口專家馬寅初的建議，而是我們何以讓那樣涉及億萬人的大事取決于一個人聽不聽另一個人的意見。

一條馬路，煤氣公司挖開再填上；電話公司挖開再填上；自來水公司挖開再填上。“發現”這個問題有兩種途徑。其一，引進MPA(公共事務管理碩士)，讓MPA四處考察，發現多專業和部門協調的問題；其二，只需一個路過的公民，只要他的話有地方說，有人聽。這兩個方案并不互相排斥。問題是我們似乎更喜歡前者。培養MPA比培養公民更放心，更專業，更符合國際慣例？！據《中國青年報》的網絡版七月六日報導，清華大學將重建社會學系，要發展“社區管理”等專業。另有報導，武漢某大學要新開“社會工作”專業。誰能說這不是好事呢？“社會工作”等專業無疑要依賴于社會學、法律、城市規劃和建筑、統計學、心理學等學科的交叉貢獻。僅僅二十年改革，我們的學科建設和專業化就達到了“一級”專業孵化“二級”新專業的階段。同樣二十年過去了，我們的選舉(不是選拔)卻還只是在有限的鄉鎮如履薄冰地試點。有人說，中國剛剛過去的九十年代是學術專業化的十年。難道，我們要把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變成一級專業繁殖二級專業的十年？

過去我們講條條塊塊，其實所有“條塊”都受約于一根總“條”。現在放開了，條和專業都多起來。一方面，國家有檢察院，反貪局，監察部，審計署，紀檢委，還有專門對付高層的“雙規”，“條”的制度在不停地“創新”；海關法的新增第四條為海關內部專設公安機構提供了法律根據。稅務部門已有自己的警察力量了。高考作弊嚴重，可以考慮在教育部里設“反作弊局”。反貪局和反作弊局如果有問題，可以再設“反反貪局，反反作弊局”。兩個“條”堵不住縫，就再貼一“條”。這一貼，又造成新的犯規可能，那就再設“條”。另一方面，社會上眾多的專業縱橫交錯，編出一張大網：社會控制之網。控制總是意味著控制者與被控制者。控制者和被控制者顧名思義沒有平等可言。杜威說：“階級統治還可以遮蓋，專家的統治藏不住。”(頁206)攀不上這張專業控制之網的，就是被控制者，就要承受被控制的命運。攀上了網的，可以憑專業之長和其他網上的專業人交換一定的自主。

誰都痛恨那些膽敢在高考中作弊的師生，可是面對給專家子女加分或降低分數線的政府行為，道德判斷突然間變得那么不容易。有人說，這是世襲；有人說，邊遠省份用這樣的政策留住專家，會為更多的人謀福利。[參見《中國青年報》教育時評七月五日的文章。] 還有法學家說，北京和上海等地區高考分數線低不是不公平，而是因為那里的人民對國家貢獻大。這樣的效率和公平的兩難問題是公眾天天面對的，所以叫做“公共政策”問題。政府作為公眾的最重要機構往往是最后決定這種公共政策的地方。問題是，什么樣的政府？如果是專家的政府，不是專家的人們有理由懷疑“世襲”的動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誰讓你分小人和君子的呢？不讓我“知”，還不準我妒忌猜測么？！

如果是公眾的政府，一切懷疑和不滿都會在公眾的公開平等的討論中表達，在政策形成之前溝通，在政策實施中充當可貴的反饋。當人民在規則制定過程中有發言權，在規則施行中還能隨時提意見，這樣的人民有什么可害怕？中國的民主化從一開始就辯論中國人民的“程度”(如今大概稱作“素質”。)

夠不夠民主的資格。張之洞在《中國的希望》里談過民眾的程度問題。孫中山設計了“訓政”。毛澤東看不下去國民黨玩弄訓政，浪費光陰，違背總理遺愿，曾在1940年2月20日發表講話，呼喚民主和憲政。(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現在，我們終于有了高中畢業生的“腐敗”的證據。有人該說，程度或素質更加不夠了！讓我們聽聽杜威的洞察：“歷史上常有善意的統治者，他們總想為別人謀福利。他們很少如愿以償。那些讓別人被動地受施舍的改革家和慈善家往往也是類似結果。這些人的努力含著一種與生俱來的道德悲劇。他們想促成公益(commongood)，可是他們的方法卻既不‘公’(common)，也帶不來‘益’(good)。無‘益’，是因為他們的方法以剝奪人民的積極成長(activegrowth)為代價；不‘公’，是因為被造福的人民不能參與造福的過程。”(J.Dewey & J.Tufts, Ethics, 1936, 頁 385，引自Putnam的文章，頁1675，見上文。)

不久前，江澤民主席為美國《科學》雜志撰寫社論“科學在中國：意義與承諾”。(見《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年七月三日)

文中提到：“中國政府?尊重科學家獨特的敏感和創造精神，鼓勵他們進行‘好奇心驅動的研究’。”

一個國家能夠鼓勵好奇心驅動的研究體現了一種寬容和自信。希望這種寬容在不太久的將來能給我們帶來公眾，帶來公眾對公眾問題的好奇心和探索，帶來讓公眾解決公眾問題的制度。

筆名：胡冉可

完稿于 07/16/2000 09/2000 發表于北大法律周刊學術版第43和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