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自由的化身讀書筆記

自由的化身——孫悟空

我最喜歡的書要數《西游記》了。它是明代作家吳承恩的著作，是根據唐代的玄奘到遙遠的古印度天竺去講述佛教的事而改編的。本書講述了唐僧以及其他的三個徒弟一路上歷盡艱險、降妖伏魔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取得了真經的故事。《西游記》是我國古代文學百花園中一朵怒放的齊葩。自問世以來，不脛而走，風靡文壇，故事流傳，廣及民間，真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雅俗共賞。每當我翻開《西游記》時，隨著年齡的增長總有不同的心情。它在四大名著中，是最生動活潑的，小時候，我只是看動畫片與圖畫書。讀起它來總覺得既過癮又有趣。但今時今日，我不僅看與讀，而且還學會了思考。不變的是那光怪陸離，色彩斑斕的神話世界，我的感受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這是一部膾炙人口的經典大作，每個人都能在解讀它時獲取不同的感覺和啟示，有人喜歡它鮮明的人物個性；有人喜歡它瑰麗的整體形象；有人喜歡它活潑詼諧的對話旁白；有人還研究它的歷史背景、社會現象。不錯，《西游記》它的藝術成就、人物塑造、思想內容等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我最欣賞它文中個性迥異的人物描寫。《西游記》塑造了四個鮮明的人物形象：唐僧－誠心向佛、頑固執著，孫悟空－正義大膽、本領高超是妖怪們的克星，豬八戒－貪財好色，但又不缺乏善心，沙僧－心地善良、安于天命。這四個人物形象各有特點，性格各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使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寫作技藝的高超，也許作者善于刻畫人物形象便是他的精妙之處。其中我最喜歡的便是孫悟空，因為他神通廣大、技藝高超，一路保護唐僧成功地取得了真經，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在他身上還有一種叛逆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強大勢力做斗爭的勇敢的精神令我十分欣賞。但在我看來，他那曲折的情節中暗藏著人們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想和人性追求，那就是——自由。

在經歷了日復一日個性受約束的日子，廿一世紀的人們都格外向往自由，向往那個自由的化身：孫悟空。孫悟空破土而出，“不伏麒麟轄，不服鳳凰管，又不服人間王位所約束”，闖龍宮，鬧冥司，自花果山上目在稱王。可以說已經達到人性擺脫一切束縛，徹底自由的狀態。孫悟空其實就是自由的化身，他的品質中最突出的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終在追求自由，它的一切斗爭也是為了爭取自由。這樣一個鮮活的形象給予了讀者一種追求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氣。然而，每個人都明白，在現在，即使是將來，完全的自由終究是不可能的，人始終要受到這般那般的約束。盡管包圍著我們的是個受約束的世界，但我們可以讓內心盡量變得廣闊而幽深，讓它能夠無邊無際、包容天地。

然而，目前社會上還有許多人被一些價值不大，且毫無意義的東西所束縛，卻自得其樂，還覺得很滿足，在一邊沾沾自喜，經過幾百年的探索和發展，現在的人們對物質需求已不再

迫切，但對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卻也被一并無端的抹殺了。這真是一種悲哀。人們變得毫無追求，毫無愧意地享受著安逸的生活，所以，我認為現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種開闊進取，尋找最大自由的精神。

而在歷盡時間錘煉的《西游記》中，我竟看到了書中那深深蘊含著的新世紀人們最渴望的自由精神……因此，我豁然開朗，更明白為什么它能夠傳承至今了。更清楚地知道，它將千百萬年永無休止的流傳下去。

第二篇：《自由論》讀書筆記

自由是帶著鐐銬的舞蹈

以賽亞·伯林是我喜歡的一個思想家，他是20世紀偉大的為自由辯護終生的哲人。他的《自由論》、《自由及其背叛》、《啟蒙的時代》等都是延續著相同的主題——如何維護得來不易的自由。

雖然是哲學書籍，但卻沒有古奧不可解、拖泥帶水般的拖沓弊病。閱讀伯林的書，讓你感受到的是他語言風格的清新流暢，以及他的思維的縝密及凌厲。

《自由論》是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論》的修訂與擴充版，在其基礎上增加了《自由立于希望與恐懼》一篇，“論自由的其他作品”四篇，“傳記性附錄”三篇，《伯林及其批評者》一篇，以及一個資料翔實的“索引”。在英國政治思想史上，本書被譽為繼彌爾頓《論出版自由》、穆勒《論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成為二十世紀復興古典自由主義價值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國拉脫維亞的里加（當時屬于沙皇俄國）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靈學院研究員，并在新學院任哲學講師。二戰期間，先后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學課程，并把研究方向轉向思想史。1957年成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并獲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擔任牛津大學沃爾森學院院長。

在本書開始的部分里，伯林思考了信仰問題，反思了革命的邏輯。當人們迷醉于狂熱的革命理想的時候，其他目標與價值都被遺忘了，盡管人們承認其他價值是有意義的，但是在高尚的革命理想下，人們感應到的是一種宗教般的信仰。“越來越多的人甚至準備不惜付出一切代價贏得這種安全感，讓廣大的生活領地受制于那些不管有意無意但系統地擠壓活動疆界的人，這些人操縱人類，把人類訓練成整體模式中的一個更易整合的部分——可以互換，幾乎可以預制的部分。”“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信仰，更強有力的領導或更科學的組織。它需要的是與之相反的東西——少一些彌賽亞式的熱誠，多一些開明的懷疑主義，多一些對特異性的寬容，在可預見的將來特別地多一些達到目標的辦法，為那些其趣味與信念在多數人中很難找到共鳴的個體或少數人實現他們的目的多留一些空間。”這就是著名的柏林的價值多元論。

伯林的價值多元論，是針對長期統治西方思想傳統的價值一元論提出來的。1

柏林認為，基本的人類價值是多元的，諸如自由和平等，它們既不能按照一種絕對的等級加以排序，也不能被轉換成一種具有共同特性的單元。這不僅適用于整個文化即價值體系的層面，而且適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個體的價值。各種一元論宗教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一個基本特征是，聲稱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條，正確的生活方式只有一個，真正的價值結構只有一個。正是這種主張，當得到狂熱的表達時，導致原教旨主義、迫害與不寬容。多元主義要預防的就是這種危險。它是自由主義與寬容之源：不僅僅是那種等待錯誤被改正的不穩定的寬容，而且是那種深刻的、持久的寬容，這種寬容接受并歡迎那些與我們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見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見解。對于人類來說，追求一種唯一的、最后的、普遍的結果，無異于是追逐海市蜃樓。有許許多多的理想值得追求，而且其中有些理想是互不相容的。從經驗的角度出發，可以很容易得出理想是多元化的結論。人是自己的人，是為自己的獨一無二的生命活著，有權利去追求自己堅持與鐘愛的任何理想，這是人的基本的權利。任何人沒有任何理由把其他人的自由和幸福扛在自己的肩上，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人作出選擇。對于伯林來說，歷史上各種各樣的宗教迫害、納粹政治以及蘇聯在斯大林統治下的極權主義正是絕對主義價值觀的結果。在伯林看來，不同價值的不可比性和矛盾性，決定了人們必須時刻面臨著選擇，并且必須去選擇。沒有一個固定的真理供人們來依據，這樣的選擇完全是一種意志活動，意愿是唯一的標準。他把選擇能力和對生活方式的自我選擇視為人類存在的構成要素，看作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基本特征。正是基于這種選擇活動，人們的行為和性質中才產生了不確定因素，人類也因此為自己創造了多樣的本性，這就決定了人在本質上是自我改變的和永未完成的。

而本書的主題——自由，則是伯林最為人所知的思想貢獻，即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作者用大篇幅闡述了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別與聯系。之所以要區別出這兩種自由，是因為它們都是西方思想中的要素，盡管它們是對不同問題所做出的不同解答，但人們卻常常把它們二者相混淆，而其中任何一種自由被濫用都會引起惡劣的后果。

按照伯林的分析，這兩種自由的區分對應于兩個邏輯上相互區別的問題。如果有人問：“是誰欺騙我？”這一問題的答案就可以說明“積極自由”的內容。一些人可能會回答：“我欺騙我自己”，這就是積極的自由。如果有人問：“其他人干涉我的生活到什么程度？”答案就將說明“消極自由”的內容。有人會回答：“很少”，這就是消極自由。消極自由涉及的是機會，而積極自由涉及的是能力

和資源。伯林還認為，手段不構成對自由的限制。因為手段是與自由的運用有關，而不是與自由的擁有有關。如一個人太窮或太無知而不能利用他得到的自由，那么并不能說他沒有自由。門仍然對他開著，雖然他不能走出去。

不可否認，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是任何有尊嚴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都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逃避的問題。“一個社會為這兩個問題所做的答案便可以決定這個社會的性質是自由的還是專制的，民主的還是暴政的，世俗的還是宗教的，私有的還是共有的等等。這兩個概念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道德上均被歪曲過，并向其反面發展。”在對兩種自由概念的分析中，伯林始終強調“消極自由”是更為真實的自由，“在我看來，‘多元主義’以及它所蘊涵的‘消極’自由，是比較真確的、比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張，要比那些在大規模受控制的權威結構中，把尋求階級、民族或全人類‘積極’自我表現作為理想的人士所持有的目標，更為真確、也更合乎人性。”正如他所解釋的那樣，“自由”二字的任何詮釋，不論多么特殊，都必定包含最低限度的“消極”自由，即一個人必須擁有一個不受人干涉的領域。而“積極”自由的概念，有時只不過是殘酷暴政的華麗偽裝而已。

作為英國政治哲學家和思想史家，伯林思想在當代英國哲學界可謂獨樹一幟，伯林的《自由論》是對當代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政治理論著作，是一篇貨真價實的“自由主義宣言”。

縱然柏林的自由價值超越了一元論，卻仍然受限于多元論的天空下。因此我想，自由是帶著鐐銬的舞蹈，并不是完全沒有束縛,然而恰恰是這個限度才是其價值的真正所在。

第三篇：論自由讀書筆記

《論自由》讀書筆記

《論自由》，約翰密爾所著，1859年出版。此書主要論述了個人自由的基本原則。

密爾從小深受激進主義陣營的父親和功利主義陣營的邊沁影響，他從功利主義的角度論證自由主義，使二者成功融為一體。作為個人主義的宣言，《論自由》一書被不少人視為與1785年法國大革命、1848年革命并列的自由主義完成的標志。

全書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章先總述文章所要討論的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與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第二章論述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必要性。第三章論述個性與自由的關系及其意義。第四章論述社會凌駕于個人的權威的限度。第五章就幾個案例討論本文教義的應用。

《論自由》的哲學基礎是最廣義上的功利主義，即必須把人當做前進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為依據。關于自由與權威的斗爭，禁止防御官府的政治暴虐是不夠的，對于得勢輿論和得勢感想的暴虐同樣要清醒并抵制。但人們往往并不清楚這個所要抵制范圍的邊界在哪里，從而導致混亂和悲劇。密爾提出了一條“極其簡單的原則”，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衛。因此，只有個人行動會直接、最初地影響到他人的部分必須受社會干預，剩下的就是人類自由的適當領域，這包括，意識的內向境地（良心的自由），追求趣味和訂立生活計劃的自由，個人之間相互聯合的自由。這條教義雖然并非首創，亦廣為認同，但在實踐中所受阻礙極大。古代共和國認為自己有權實行自己對人的優越性，古代哲學家也贊同用公共權威制約私人行為的每一部分。被強敵環伺的小國亦需要意志統一來保證安全。事實上，貢斯當已深刻地指出了所謂古代人的自由的局限性，而且現代世界中，政治群體體量變大，不再需要斯巴達式的全民軍事教育，還有最主要的是，政教分離原則被廣泛認同，可自由原則的貫徹在當代仍受重重阻礙。據思想家們所論述，現代道德壓迫的機器應更有力地反對在僅關本人的事情上與統治意見有所分歧。而且世界上還廣泛地有一種日益增長的傾向，要把社會凌駕于個人的權力通過輿論和立法力量不適當地加以伸展。因此，密爾想要論述自由的重大意義，筑起一條道德信念的堅強堤障以反對這種禍害。

關于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密爾從四個方面論證了其對于人類精神福祗的重要意義。1）如果被迫緘默的意見是真確的，禁止思想和討論自由就使人類失去了一個獲得真理的機會；2）如果迫緘默的意見是謬誤的，使人類失去了一個在與謬誤的爭辯中獲得對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認識和更加生動的印象的機會；3）如果被迫緘默的意見部分是真理部分是謬誤，使人類失去了一個完善已經認識的真理 ；4）教義的意義本身有喪失或減弱并失去其對品性行為的重大作用的危險。密爾在論述過程中采取了既破又立的方式論證以上四點。如在論述的第一不能分中，他反駁因擔心錯誤意見誤導社會而禁止言論思想自由的理論，提出不該為了不許對某言論駁辯而假定其真確性，人的智慧的來源在于人的錯誤時能夠改正的，在駁辯中可加深對真理的理解；反駁政府有義務保護某些對社會福祉有用的信條，指出由功利性導出真確性是荒謬的，對教義的信仰因基于對其真理性的認同；反駁拒絕聽自己認為錯誤意見的看法，指出其實質默認了自己判斷的不可能錯誤性，同時舉出了蘇格拉底等著名案例揭示因不自由而導致的司法罪惡給人類帶來的悲劇。；反駁真理會永遠戰勝迫害的意見，指出這不過是一個過于樂觀的謬誤，真理的浮現會因人們的錯誤而推遲，造成損失；批判人們對于不信任他們所重視的信條的人抱有意見的大眾心理，指出這種不見血的社會詆毀導致了人類心靈中全部道德勇敢性的犧牲；反駁認為異端者沉默不算災害的意見，指出這不僅使人們喪失對異端意見透徹討論的機會，更嚴重的是，敗壞了不僅使異端者還有費異端者的心靈，使其喪失生氣和獨立，號召思想家的第一個義務就是隨其智力所之而不論它會導至什么結論，并結合時代背景痛心疾首地指出，歐洲近代三個輝煌歷史時期的思想的推動力量已經差不多用光，我們若不再力主精神自由，我們就不能期待什么新的進步了。在第二部分的論述中，密爾指出禁止思想言論自由會導致“既定意見的沉睡”，信條因人們順從接受而反而與人心隔離，把人心僵化起來兒擋住投給人性更高部分的其他一切影響，指出真理在辯駁中更能感動人心。在第三部分中，密爾指出所有意見都是真理與錯誤交織的產物，并通過指出基督教的一些不足告誡人們真理的利益需要有意見的分歧。最后指出正爭辯上的道德尺度應該是不可由辯論者的觀點如何推斷其品德，真正值得尊敬的是冷靜客觀地傾聽每一個意見的人。

關于論證個性為人類福祉的因素之一的方面，密爾先劃出了個人個性發展的空間，即個人應在僅涉及自己的事情上按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斷活動，不論在他人及傳統習俗看來是否可取。他主要從兩個方面論述這一點。第一，從社會發展層面來說，首創性是人類事務中一個有價值的因素，允許個性的自由發展有助于保護首創精神，并為天才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土壤，因為人類社會永遠需要有些人不但發現新的真理，不但指出過去的真理在什么時候已不是真理，而且還在人類生活中開創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開明的行為和更好的趣味與感會的例子。人類不僅靠他們來倡導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們。

第二，從個人發展層面來說，個人發展需要個性的張揚，不應該遵從習俗慣例。每個人對自己的福祉有最深切的關切，對于一個人如何發展，他人的經驗也許是錯的或沒有解釋對，或者即使對了卻根本不適合他，畢竟他人對其的利害關切遠

比不上其本身，當然前提是個人是能力已臻成熟，能夠運用自己的理性。而且個人的智力在運用過程中才能得以發展，成為思考中美麗而高貴的對象，在對自己生活和人生的思考和選擇中使自己的存在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實。在個性的發展過程中，欲望并不是洪水猛獸，而是一個完善人類的構成部分，強烈的沖動和強烈的意志構成富有精力的性格，這才是真正的有生氣的人。而現在威脅人性的并非個人的沖動失于過多，而是失于不足。給你自由，你敢要嗎？很多人是不敢的，萎縮的個性使人類生活變成一潭死水。習俗的專制在任何地方對于人類的前進都是一個持久的障礙。人們的悲劇現在不僅在于個性屈從于習俗，更在于把習俗當成了自己的“個性”。這種后果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人們價值觀念的歪曲，想要以犧牲個性換來社會對自我的認同，做一個平庸的順民。但須知人固然需要肯定，但這肯定應當來自自己的內心，而非依賴外界，尤其是習俗。換句話說，人的價值只應來自自己的內心。自己的價值依靠外界來給予是一件危險而可怕的事情，要么會導致人性的崩潰，要么就只能人云亦云，失去自我，失去個性。密爾指出人類發展所必要的條件是自由和境地的多樣化。我不禁想到了曾經以及現在頗受追捧的一個事物地球村，這種追捧其實不也正體現出人們為追求所謂方便管理之類的原因而扼殺個性，消滅多樣的一個方法嗎？。所謂反全球化運動又常被指責為為己國之利而戰的自私的異端，但或許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旨關人

類福祉的東西吧。正如密爾所說，商業和交通把野心奢望的一切目標甚至最好的目標都開放給普遍競爭，因而向上爬的欲望就不再只是一個特定階級的性格，而成為一切階級的性格。密爾更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可怕的圖景：人類在有過一段時間不習慣於看到歧異以后，很快就會變成連想也不能想到歧異了。這一日，將會是人類滅亡之日吧。

? 對于論述社會駕于個人的權威的限度，密爾指出了每個人對社會遵守的某種行為準繩應該是彼此不損害利益，且每人都要在為了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于遭受損害和妨礙而付出的勞動和犧牲中擔負他自己的一份。個人有些行為會有害于他人，或對他人的福利缺乏應有的考慮，可是又不到違犯其任何既得權利的程度，這時，犯者便應當受到輿論的懲罰，雖然不會受到法律的懲罰。他人有權利以各種不同辦法使對某人觀感不佳的意見發生作用如：預先給予他警告；不與之合群；警告他人也同樣避免與之合群。他人對其干預的界限是（1）她可以從他人手中受到極其嚴酷的懲罰；但是他之受到這些懲罰只是作為那些缺點本身的自然的和也可說自發的后果，而不是有誰為了懲罰之故有目的地施罰于她；（2）一個人若只在涉己行為上招致他人觀感不佳的判定，他因此而應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與那種判定密切相關的一些不便。至于人們因為自由而產生的對自己的傷害而帶給社會的損失，這一點點的不便利，社會為著人類自由的更大利益之故是能夠承受的。此后，密爾批判了幾個社會道德擴張侵害個人自由的例子，如回民國禁止任何人食豬肉，新英格蘭、大不列顛清教徒取消公眾甚至私人

娛樂，美國與禁止縱飲烈酒的禁令，厲行安息日制度，用“文明軍”結束其眼中文明中的倒退。但對于密爾所說的解決辦法，我還是覺得有些不嚴密。據密爾所稱，人們有權不與不同意見的群體合群，甚至警告他人不與之合群，又稱社會不應根據共享的或主體群體的道德或習俗干預個人自由，但孤立不同意見體難道不是一種干預嗎，這與作者之前所指責的社會對個性的懲罰似乎只是程度上的差別，其結果不仍是把異端邊緣化，終至扼殺個性嗎，孤立了不同意見的群體，所謂思想言論自由又如何實現呢，難道是讓不同意見只發表于各自的孤立的群體內部嗎，而且其懲罰判斷的基點仍只是社會主流的個人意見。事實上，關于懲罰的度的問題，恐怕也很少有人能說得清。其實若當社會素質較高時，度便可放低，大眾亦相對較易劃分得清楚正確，同時高素質帶來的理性的寬容也是“度”易于操作。但要使社會大眾素質較高，具有較清楚地理性，又要先任其個性發展，這竟陷入了一個死循環。或許人類社會只能以真正的自由為一個大方向，在不斷的錯誤與糾正中，一點一點地無限逼近。而作者所說社會對于個人不良品質的懲罰其實也很難與社會對個人生活方式的批判清楚地分開。或許，個性需要一顆很強大的內心，本來就不以世俗評判為意吧。

? 最后一章密爾論述了本文教義的應用。密爾首先再次陳述了貫穿了全文的兩條格言：（1）個人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2）關于對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動，個人則應當負責交代，并且還應當承受或是社會的或是法律的懲罰。其次，密爾說明了不涉及侵犯自由問題而反對政府干涉的三種情況：（1）所要辦的事，最適宜的人莫若在那項事業上有切身利害關系的個人，個人辦會比政府辦更好；（2）有些事個人辦雖未必能像政府官吏辦的好，但仍宜讓個人來辦，這樣可以加強他們主動地才能，可以鍛煉他們的判斷能力，還可以使他們在留給他們去對付的課題上獲得熟習的知識，使他們形成公共意識；（3）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權力，會有很大的禍患。行政管理的標準是做到符合于效率原則的最大限度的權力分散，但也要盡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情報集中，還要盡最大可能把情報由中樞散播出去。密爾用貿易自由、教育設計、禁酒令、毒品買賣、鴉片貿易的幾個例子具體探討了政府權力的界限問題，說明了社會/政府對于純關個人自身的錯誤行為可以通過防止或懲罰的途徑而加以正當干涉之道，直接損害只及于本人自身的行動，不應遭法律的禁止，但若公開做出來會破壞良好的風氣，因而犯及他人，故可以予以禁止，國家對于它所認為違反當事人的最好利益的事，在予以許可的同時不應加以某種間接的打擊。對于幾種若干人在共同事情上相互同意而共同規定的自由，如奴隸契約，婚姻，子女教育問題，密爾強調不同的具體問題需要具體分析，自由原則不能要求一個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個人若通過諾言或行動鼓勵另

一個人信賴他會繼續某種行動，對其發生某種期望，則他對那個人負有一系列新的道德義務，這些義務他可以決意放棄，但不能忽略不理；若因締約雙方的關系而對他人引起某種后果，則雙方對第三方負有義務； 國家對于公民的每一個人都應當要求并強迫他們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由國家強制教育是一回事，由國家親自指導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反對國家教育的理由只適于后者，不適于前者。

最后，密爾堅定地指出，國家的價值，從長遠看來，歸根結蒂還在組

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

總之，《論自由》一書以其嚴密的邏輯、全面的論述和富有感染力的語言論證了個人自由的基本原則，個人自由是每個人發展的必由之路，是社會發展的源動力。固然，保守主義、社群主義等流派也從不同方面批評了自由主義的一些理論缺漏，主要觀點有，自由主義過于樂觀，高估了個人理性，削弱了群體權威和社會基礎，使得國家職能的發揮軟弱無效，人是社會中的而非孤立的人等。但個人自由作為一個符合人性要求的價值導向和原則，是值得尊崇的。

第四篇：論自由讀書筆記

《論自由》讀書筆記

本文的寫作背景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英國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取得政權并已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在經濟上，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并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在國內，資產階級要求進一步掃除封建勢力的殘余，擴大統治權；在國外，要求保持并不斷擴大殖民地。在當時的主要思潮就是在自由主義的口號下破除一切障礙，實行自由競爭，自由貿易，以便肆無忌憚的追求利潤。密爾深受父親和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他有選擇與吸收性的把早期功利主義學說與許多新思想的重大營養成分結合在一起，為他的自由主義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他從功利主義的角度論證自由主義，使二者成功融為一體。《論自由》這本書主要論述了個人自由的基本原則，密爾深受父親和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把早起的功利思想與許多新思想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義思想。

《論自由》分為五部分，以公民的自由為中心，分別是：一，引論；二，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三，論個性為人類福祉的因素之一；四：論社會駕于個人的權威的限度；五：本文教義的應用。

自由，是人類一個永恒的主題，無數的人們追求它，并試圖為它找到理論支撐的基礎。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爭取自由的歷史。《論自由》中討論了自由的含義、個性自由、社會權威的限度以及個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等問題，為自由主義的新發展開辟的道路。

密爾在開篇即明確提出它這篇論文的主題是：“要討論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認為干涉社會成員行動自由的唯一目的應是“自我防衛”──防止對他人的危害。宣布自由是在不剝奪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道路去追求自己的好處的自由。公民和政府都在討論與倡導自由，他們都是從自己的利益本位出發，公民希望政府和社會給予的自由多數是從自己希望得到的利益出發，而政府希望公民和社會得到的自由是在自己容許的范圍內，并在這個范圍內盡可能最大的對政府有利，那么究竟應該怎么在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控制之間做出適當調整就是自由要面臨的一個問題。

第二章論述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認為人類應當自由形成意見，自由發表意見，否則便是人類理性與德性的毀滅。密爾認為“一個自由的社會要承受并保護這種自由——可被說服而不可被強制的權利”。思想自由與討論自由的根本目的是發展人的個性和智慧以促進社會的進步，一種觀點或理論是否正確，是否符合真理，需要自由討論和論戰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相反，如果禁錮人的思想，用某種權威或教條壓制各種意見，尤其是反對意見的發表，只是妨礙思想和社會進

步的，應該制止。權威可以以各種方式來限制人的言論，卻不能左右人的思想，權威可以做到的只是將人的某種思想扼殺使之不能傳播，人與人之間缺少了交流，文化不能傳播，思想不能流動，整個社會充斥的只是權威所允許所要求的言論思想，那么社會就會成為一潭死水，社會的進步就會被扼殺。思想和言論雖應當獲得絕對的自由，但并不是說毫無節制。一切意見是應當允許其自由發表的，但條件是方式上需要節制，不要越出公平討論的界限。人們不能進行漫罵，諷刺，人身攻擊等，但這種限制不能動用法律和權威。

第三章闡述個性的自由發展，認為這是人類幸福的首要因素，會使人對自由、對他人更有價值。主張容許不同的人過不同的生活，反對社會習俗的專制。每個人所應注重的目標乃是能力和發展的個人性，乃是要使其各種能力得到最高度和最調和的發展而達成一個完整而一貫的整體。

為了個人各種能力的最高度調和的發展，就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環境，首先就涉及第二章提到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敢想敢說不為習俗和陳規而左右，形成自己獨有的個性。自古以來，各種習俗和專制一直都是壓抑人們思想妨礙社會進步的持久障礙。想到中國的帝王專制、文字獄、文化大革命，這些都阻礙了個性的發展，使人們不能不敢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去創新去創造去進步，在這樣的環境下社會一片昏暗更不敢說前進了。在這章中，密爾曾說“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是很小的少數；但是為了要有他們，卻必須保持能讓他們生長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氣里自由地呼吸。”但凡偉大的天才，總是以各種稀奇古怪常人不能想的奇特思維開始，很多人認為很多天才古怪不合世俗，在當時的時候天才的思想可能會被扼殺，但是多年后再看，這些天才總是不朽的。因為他們的成就就是自由的發展，不受世俗的規范，勇于去探索去挑戰，使得個性和自由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第四章討論社會對個人自由控制的限度。提出個人對社會的義務源于社會對他的保護。社會成員的行為只要互不損害利益和權利，只要為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受損害與妨礙而承擔責任，就不受社會強制。密爾認為必須提出一些公認的原則來測定社會干預的當與不當，這條原則就是：“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份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衛。若說為了那人自己的好處，不論是物質上的或是精神上的好處，那不成為理由。…任何人的行為，只有在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在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在權利上則是絕對的。對于本人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主權者。”這就是密爾著名的“群己權界”。密爾強調保護個人自由和權益，反對集體意見對個人自由的干預。而個人的自由也有一個限度，即相對的自由，那就是不能妨礙別人的利益，并且要履行自己義務上應該做的事，當有義務而不做時，那就要對社會負責。

第五章重申兩條基本原則：個人行動只要不涉及他人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他人也不得對之干涉；個人行動若有害于他人利益，個人要向社會負責，要承受社會或法律的懲罰。本篇主要講自由在生活中的應用，特別是在經濟生活中。密爾主張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在自由競爭的社會，如果一個人在合法的競爭中取勝，那必然要有人的利益受到損害，這是在自由競爭的原則下是合法正當的，社會與他人并不負有責任。密爾認為，對競爭應實行自由開放的政策，不能對其約束。“約束就是罪惡”，對貿易的約束、競爭的約束將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還有就是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限度，存在三種情況是政府不應干涉的：第一，由個人來辦會比由政府來辦更還一些；第二，即使未必能比政府辦得好也可交由個人辦，因為對于他們個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來說，這樣可以加強他們主動的才能，鍛煉判斷能力，獲得知識；第三，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權力，會有很大的禍患。

密爾的《論自由》中的思想早就已經影響著我們，其中文本最早由曾經留學英國的中國啟蒙思想家嚴復翻譯，名為《群己權界論》。自由一詞就是在后來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下慢慢醒悟并追求的。其中的觀點，不僅是在他那個年代還是在現代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這些觀念是永遠值得我們去思想和追求的。

第五篇：逃避自由 - 讀書筆記

逃避自由

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中，他描述了一些關于自由和孤獨的情況。人類在最初并與自然處于一體的狀態。孩子與母體有“臍帶”的關聯，盡管這樣的關聯可能使人在一定程度上被束縛，沒有自由可言，但是他因為在這個社會有固定的位置，這給了他一種安全感和歸屬感，因而不會有孤獨的感覺。然而在孩子逐漸長大的過程中，他慢慢有了個體性意識，慢慢開始渴望自由與獨立。

人類從古至今都在追求自由，追求個人自我的表達，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社會制度的一系列變革。在人類的個體化進程中，盡管人的個人能力、自我力量得到了增長，但同時孤獨也日益加深，因為他逐漸失去了原本世界對他的庇護，他需要一個人去面對種種危險的情況。

正是因為人在獲得了所謂的“自由”后，感受到了從未感受到的孤獨和焦慮，意識到了自己的無能為力，當人無法忍受這樣的孤獨時，便產生了一種逃避機制，即對自由的逃避。從弗洛姆的描述來看，在中世紀時上層社會對中層階級和下層人的統治與壓迫，中層階級和下層人對上層社會的服從，宗教對人們思想的統治也是因為這種對自由的逃避。弗洛姆在對逃避機制的解釋中，談到了權威主義、破壞欲和機械趨同，并比較了施虐狂與破壞欲的異同。

一、人因個體意識的蘇醒而追求自由

在《逃避自由》一書中，弗洛姆提到了R.休斯的《牙買加的勁風》一書，里面描述了以為10歲兒童個體性意識的突然蘇醒。當這個10歲的小姑娘意識到了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時，她“開始嚴肅地思考它的含義”。當個體意識蘇醒時，他開始渴望自由與獨立，渴望展示他的個性，他不愿被已有的社會制度束縛住。當大多數人都在為了自由而行動，沖破障礙，比如推翻束縛人類的封建制度時，社會結構發生了改變，人與世界分離開來，作為一個獨立的存在，人終于擁有了朝思暮想的自由。

二、人因自由而孤獨

當人終于擁有了自由，面對強大無比的世界，他開始感受到強大的壓力和來自各方面的危險，并且意識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和無能為力。盡管人在獲得這種自由之前，他的個體性和自我被壓抑了，但是他扎根于世界，是強大的世界的一部分，在世界的庇護下，他不需要獨立地為那些來自各方面的危險和壓力而擔憂，而且由于有這樣一個強大的群體跟他相聯系，仿佛他自己也是強大的。

然而人意識到自己的微不足道與無能為力后，他慢慢地開始感到孤獨與焦慮。失去了世界的庇護，失去了與強大群體的聯系，他發現自己與其他人越來越分離，孤獨感越來越強烈。

三、人因孤獨而逃避自由

為了克服那種孤獨和無能為力感，人產生了一種放棄個性的沖動，因為人潛意識里認為放棄個性能使自己回歸到最初的與世界融為一體的狀態。人開始通過積極地與他人發生聯系，自發的活動來嘗試將個人與世界重新聯系。然而人一旦朝個體化加深的方向邁出一步，他與世界的聯系便切斷了，盡管人想要通過這種方式來恢復這種聯系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人產生逃避已獲得的自由的沖動。

中世紀早期，人一降生便有固定的存在位置，各個社會群體自身有著一定的社會活動范圍，他們“各司其職”，由于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個人”的存在，各個社會群體之間都視對方為陌生人。

中世紀晚期時，社會結構和人格發生了變化，社會各個群體的個人主義日漸強盛，對個

體性的關注日益增加，人類行為的方方面面也受到了影響。原有的社會等級制度逐漸消亡，即使存在，重要性也大不如前。這一系列的變化導致現代意義上的“個人”誕生了。人們更多的開始認識自身，了解自身，并在主觀上強調自己的權利。盡管“擺脫束縛，獲得自由”這句話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實現，但這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小部分人身上得到實現。對于廣大的普通民眾來說，他們獲得了力量感，因為他們自由了，但這種自由帶給他們的是孤獨與焦慮感，他們被上層階級剝削壓迫，失去了原本擁有的安全感。人類開始懷疑生命的意義。等級的模糊性讓他們與他人產生聯系，但這種聯系似乎并不能為他們提供幸福和安全感。如何消除這樣的疑問呢？人類試圖通過他人對個體的名聲評價來判斷自己的生命是否有價值。或者人類通過尋找一個保護者來消除他感受到的那種孤獨感與不安全感。

四、三種逃避機制

在弗洛姆所討論的逃避自由的三種機制中，第一種是權威主義，即“放棄個人自我的獨立傾向，欲使自我與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為一體，以便獲得個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在這種機制中人類渴望臣服或主宰，也就是受虐——施虐沖動。受虐沖動表現為“深感自卑、無能為力、個人的微不足道”。事實上，人在獲得自由后感受到的那種孤獨感和微不足道感足夠強烈，他渴望有一個外部個體來幫助他消除這種感覺，或者說拯救他。一旦找到這樣的一個外部個體，他便極度地依賴他，臣服于他。而通常情況下，具有施虐沖動的個體會成為這樣一個外部個體。施虐者陶醉于別人對自己的依賴，他們通常希望看到別人受磨難，借此來表現自己的偉大、不平凡，并依此來消除自己的微不足道感。盡管施虐者總是希望別人依賴他，但是事實上，他對受虐者也是依賴的，他需要受虐者。如果沒有了受虐者，他便不能感覺到對統治他人的力量感。

第二種逃避自由的機制是破壞欲。盡管破壞欲的根源也在于難以忍受個人的無能為力與孤立，而且想要通過破壞外在來表現自己的偉大光榮，但是破壞欲與施虐沖動不同。由于施虐者需要依賴于受虐者，因而施虐者不能毀掉受虐者，他需要借由對受虐者的控制來消除自己內心的孤獨感，而有破壞沖動的人卻是要毀掉所有的外在威脅，以此來驅趕個人的這種無能為力和孤立。從弗洛姆的分析上來看，破壞欲的強弱是與個人生命的膨脹受阻程度的大小成比例的。當個人的整個生命受到阻礙，個性無法表達，生命的能量就會轉化為破壞能。個人的生命越是受到壓抑，產生的破壞能越是強烈。當外在的威脅，指的是那些與個人相比會使個人變得渺小的個體，都被他消滅時，盡管他仍然是孤獨的，但他感覺自己是偉大的。

第三種逃避自由的機制是機械趨同。由于個人與世界的聯系一旦切斷，他同世界的關系便無法再回到從前。個體的特征越是明顯，個體同他人的區別越大，他越是感覺到孤獨，于是個人試圖通過將自己塑造成社會固定的文化模式提供的那種人格，由此來消除個體與世界之間鴻溝。個人希望自己被他人承認，如同前文所講到的，人試圖通過他人對自己名聲的評價來判斷自己的生命是否有價值。由于社會文化已經提供了一個固定的人格模版，即怎樣的人是被他人所喜愛的，怎樣的人是符合文化要求的，個體通過放棄個人自我，使自己與他人保持一致性來尋求他人的贊賞，至少符合他人對自己的期望。機械趨同太普遍了，在日常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例子。在契科夫的《裝在套子里的人》中，別里科夫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機械趨同的一個代表。他按照沙皇專制制度的標準活著，不敢越雷池一步。用固定的模版來模式化自己，使自己變成一個“機器人”，這樣他就能將自我放棄，從而獲得安全感。在這種機制中，弗洛姆談到了自我的含義。什么是自我？個人的所思所想所為是否真的就是自我的體現呢？雖然我們認為我們的思想、情感、愿望以及感覺都是我們的，但是很可能這些東西都是外在灌輸給我們的，而這些東西不過在形式上屬于我們。人并不總是有意識的機械趨同的，社會環境對人的影響潛移默化，大多數時候這種機械趨同可能是潛意識的。個人認為自己還保存著自我，事實上，真正的自我已經喪失，而由偽自我取而代之。這種狀態或許讓人認為是安全的，其實個人已經被放在了一個極不安全的動態之中。

五、宗教與納粹主義

從三種逃避機制來說，宗教與納粹主義都是實際生活中的典型例子。宗教的教義叫人們放棄自我，完全的臣服于上帝或者其他神祗，因為個體如此渺小、微不足道，個體需要一個外部的神秘個體來保護他，拯救他于那無可救藥的孤獨感與無能為力中。事實上，宗教或許并不是為了拯救個人而存在的，也許宗教只是人編造出來的一種虛無的東西。對于那些創造宗教的人來說，他們可能是施虐者，通過教眾對神的崇拜來滿足自己的被服從感。對于教眾，他們可能是受虐者，因為他們需要通過對神的臣服來獲得安全與保護。在納粹主義中，希特勒是典型的施虐欲與受虐欲集于一身的例子。希特勒受命于上帝、命運、歷史和自然，在這個層面上，他是權威主義的服從者，但是同時，他又想要統治這個世界，他對德國群眾行使統治權力，又煽動那些群眾去統治世界，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他是施虐者。他妄圖帶領他的跟隨者消滅除了他的種族以外的所有“低等民族”，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他是有破壞欲的人。

人類一直在探索如何才能滿足自己的需求。人渴求自由，但自由的獲得是有代價的，這代價就是與世界分離，進而體會到從未有的孤獨感。人類獲得了自由，釋放了自我，盡管這自由和自我可能并非真的自由和自我，由于感受到了世界的強大與自己的微不足道，人類開始逃避自由，企圖通過與世界重新建立聯系來使自己變得強大。這種逃避自由也導致了人的各種某種程度上來說非常態的精神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