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職務犯罪的案例分析

職務犯罪的案例分析

案情介紹：乙系甲公司經理，在聘用期間擅自使用投貨單并利用職權加蓋公司提貨章，將甲公司的一批貨物抵押給某典當行丙，獲得抵押款后不知去向。丙收到貨物后將其又轉給了另外一家公司丁，丁現在將該批貨物存放于某倉庫戊處。案例分析：

職務侵占罪是指公司或其他企業職工利用職務或工作上的便利，侵占公司或企業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其犯罪構成主體為特殊主體，必須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主觀上要有侵占單位財物的目的并在客觀上實施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進行侵占的行為，其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行為人利用其在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擔任職務的權力和地位所形成的有利條件。如公司的董事、監事、經理、會計及其他工作人員主管、管理、經手本單位財物的便利;侵占是指以合法持有為前提，即不僅包括業務上先合法持有、后非法占有單位財物的行為，也包括竊取、騙取、侵吞等非法占為己有的行為;侵占的客體為單位財物，且數額較大。那么在本案中，乙是公司經理，主體身份特殊，是公司的管理人員，具有管理公司業務的權利;其次，從乙的行為上看，乙利用了作為經理有權使用公司提貨單、公 司提貨章的職務上的便利，擅自使用了提貨單和提貨章，其主觀目的就是要盜取公司貨物。在成功將貨物從倉庫調出后，乙將貨物抵押給典當行丙，獲得巨額抵押款并卷款私逃，達到了侵占公司財物的目的。其行為符合職務侵占罪的各項構成要件。甲公司應首先向乙追究責任。

首先，應確定典當行丙是否為善意第三人。

善意第三人是指動產由無權處分的占有人轉讓給不知情(善意)第三人占有時，第三人一般可依法取得動產的所有權或他物權，原動產所有人不得請求第三人返還，而只能要求轉讓人賠償損失。這是動產所有權的一種特殊取得原因。那么在丙與丁的交易中，丁能否作為善意第三人取得貨物的財產權，也就是說丙是不是明知乙是利用公司貨物抵押而把抵押所獲的款項自己私吞。

假設丙不是明知，或者不是依據常理可以看出的話，丙應當視為善意取得抵押權，這那么甲公司在抵押期限滿后不還款，則丙可以擁有該抵押物的所有權。但是根據擔保法禁止“流質”條款的存在，需要經過一個法定的拍賣、折價的過程。那么在丙把貨物轉賣給丁的時候，是否是在甲到期不還款的情況下才能轉賣，因為

只有此時丙才能將貨物的抵押權轉變為所有權

如果丙在贖買期屆滿之前將貨物轉賣，那么他屬于無權處分，甲可以主張出賣無效，此時再確定丙是否為善意第三人。我們知道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包括：

1、受讓人須通過交易從轉讓人取得財產;

2、轉讓人須為無權處分人;

3、轉讓出讓的標的物須為動產;

4、受讓人在受讓財產時須為善意占有;

5、善意受讓人取得占有的動產須是依所有人的意思合法脫離所有人的占有的財產。在本案中，丁從丙處賣進貨物時是否為善意，則應從主客觀兩個方面來分析。從交易的行為來看，丁是否按照正常的市場價格向丙購買貨物?從主觀上看，丁是否明知或可以知曉丙并非合法的享有貨物的所有權。如果丁不知道丙的身份而認為丙為貨物合法所有人，或者丁在不確定丙的身份，但是他是在公開的市場上以一個合理的(非明顯低于正常價格)的價格購買的貨物的話，他就可以成為貨物的合法所有人，甲可以要求丙賠償一定的損失，但是甲還是要還錢給丙;如果不是，則很明顯其不能構成“善意”，那么甲可以要求丁返還貨物。

如果丙在期限外出賣，則不用分丁善意與否，因為此時丙已經是所有權人了，甲不能要求丙丁承擔任何責任。

綜上，乙利用其作為公司經理的職權擅自使用提貨單提貨章將貨物抵押給典當行丙的行為，各要件均符合職務侵占罪的構成要件。甲公司可先追究乙的責任，再根據證據分析丙、丁是否為善意第三人，再向過錯方追究責任。

第二篇：職務犯罪案例分析1

職務犯罪案例分析

（一）——從黃海榮案件談民政系統職務犯罪預防

一、案情介紹

黃海榮，女，現年44最，北京市通州區張家灣鎮民政科原工作人員。1993年9月至2011年6月間,她在張家灣鎮政府民政科工作,負責經費發放、賬目管理和數據統計上報等。2012年6月,黃海榮因涉嫌貪污罪被羈押。

法院查明,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間,黃海榮在擔任張家灣鎮政府民政科工作人員期間,利用負責發放優撫、低保等民政事業費的職務便利,單獨或伙同原通州區民政局優撫科工作人員王乃平,將通州區民政局向張家灣鎮政府下撥的在鄉復員軍人定補金、城鎮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各類民政事業費共計21萬余元,轉入其控制的銀行賬戶中,并將上述錢款予以單獨或伙同王乃平（另案處理）共同侵吞；2010年3月至2011年1月間,黃海榮伙同原張家灣鎮政府民政科科長馬占武,將下撥的在鄉復員軍人定補金、優撫人員過節費等民政事業費共計3萬余元,分別轉入馬占武掌握的兩個銀行賬戶,并予以侵吞；2012年5月,黃海榮在得知通州民政系統多名工作人員被查處后,趕緊委托他人匿名捐出4.7萬余元給通州區精神病醫院。對于其他的錢,黃海榮稱一部分錢送給了王乃平,有5萬元用于購買理財產品,一部分取出放在家里。

經審理后，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一審法院）以貪污罪判處黃海榮有期徒刑7年。黃海榮上訴,認為其捐贈出去的4.7萬余元不應計入貪污數額,原判量刑過重。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黃海榮將貪污的公款捐給通州區精神病醫院的行為不影響貪污數額的認定,維持原判。

二、預防民政系統職務犯罪的意義

民政工作擔負著為民分憂、為民解困的重任,隨著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各級政府發揮民政優撫救濟作用,在保障民生、擁軍優屬、扶貧濟困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但是在民政事業蓬勃發展的同時,社會腐敗現象也日益嚴重滲透到民政領域,出現了個別民政工作人員利用國家優撫救濟政策權錢交易、以權謀私、大肆侵吞各類救濟資金的現象,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預防和懲治民政系統職務犯罪成為相當迫切的現實問題。

三、民政系統職務犯罪的特點

(一)犯罪主體固定且任職時間和作案時間持續較長。從查案的情況看,犯罪的主體絕大多數是民政部門的中層干部、基層民政辦主任、會計,他們一般對基層救濟對象比較熟悉,一旦救濟對象不存在了,他們中的個別人可以輕易地去冒領救濟對象的救濟款項而不易被人發現。從今年查案的情況看,犯罪的主體多數是鄉鎮民政系統的民政所長,任期比較長,是在10年以上,他們對基層救濟對象比較熟悉,了解民政部門在發放各種社會救濟金過程中的漏洞,一旦救濟對象不存在或是聾啞人等,他們就實施貪污行為,第一次作案沒有被發現,進而無所顧忌地開始下一次的犯罪,作案時間持續較長。黃海榮案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二)采用虛列、冒領、截留等手段,不擇手段騙取國家優撫、救災、救濟款。具體手法是:以他人名義書寫有關報告上報縣級民政部門,達到騙取國家優撫款、救濟款及低保金的目的,然后再以他人名義簽名冒領或模仿筆跡冒領。作案手段隱蔽。民政系統職務犯罪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作案的手段和對象上,大多是利用自己工作的范圍和對象的便利,采取多報、瞞報或虛報,然后用假簽名、假印章代領的方法,將社會救助金、已故退伍軍人和傷殘撫恤金、已故退休或代管人員工資等救濟款項貪污挪用。按照國家民政有關法律政策,各項優撫款、救濟款及一些困難群眾低保金的發放都有嚴格的規定。然而,一些利欲薰心的鄉鎮民政工作人員卻視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為兒戲、置國家的法律法規而不顧,肆意侵吞和踐踏,不擇手段的騙取國家各項優撫、救濟資金。

(三)作案次數多,且手段隱蔽。多數作案幾十次次。他們冒名的對象大多都是不存在的人或是聾啞人,利用確無其人及優撫對象不熟悉或不知曉國家優撫政策而截留、侵吞、騙取各類優撫金、補助款,作案頻繁,手段隱蔽。

(四)利用優撫對象不熟悉或不知曉國家優撫政策而截留、侵吞各類優撫金、補助款。隨著國家經濟形勢的不斷發展和人民群眾物質文化水平的改善,國家不斷加大了優撫力度,提高了各項優撫、救濟的標準,但由于被優撫救濟對象多是上了年紀的老年人(調查中發現,有不少優撫對象是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的復退軍人,一般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且分散居住在不同的村莊內,相互間交流少,信息閉塞,因此,他們對于國家的民政優撫政策及不斷提高的優撫標準很不了解或根本就不知道,基本上是處于“給多少就領多少”的狀態。這為某些不法鄉鎮民政人員侵吞、染指國家財政下撥的優撫救濟款提供了便利條件,有的鄉鎮民政人員利用優撫政策不為群眾知曉的機會,將某個時期補發的“優撫救濟款”,一次性“整吞”。

(五)共同犯罪。無論復轉軍人的優待金,還是退休、代管人員工資,均需報請人事部門審核批準、財政部門核撥,僅憑民政部門是無法直接撥付到位的,況且就是民政部門內部也存在著相互制約的情況,涉案人員之所以能夠輕易地虛報冒領他人的救濟款項或退休工資,往往是他們之間相互利用、共享利益等原因。如某縣檢察院查處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劉某為了領取虛假的退休工資,將本鎮已死亡的退休人員的工資領取本和私章交給朱某,讓朱某領這一筆款,朱某即按劉某的要求,給劉某辦理了一個退休工人的工資,并將款撥付到位,劉某領到款項后便給朱某一定的好處。

(六)涉案金額大。由于嫌疑人選擇的對象往往救濟標準都比較高,一人一年下來就是10000元左右。如河南省襄縣民政局社救股長朱某2000年至2005年之間,竟冒領三個已死亡退休人員的工資,涉案金額達8萬多元。本案中涉案金額就達到24萬元。

四、民政系統職務犯罪的原因

通過調查分析,我們感到,民政系統發生的這些案件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法律意識淡薄,個人私欲膨脹。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部分鄉鎮民政工作人員經不起形形色色誘惑帶來的考驗,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發生扭曲,因為法律觀念淡薄,誘使各種侵吞、揮霍優撫救濟款、物案件多發。優撫救濟工作是一項政策性非常強、法律性非常嚴肅的工作。黨和國家對此歷來重視,我國《刑法》條文中對貪污、挪用、侵吞各類救災、救濟、優撫款等行為,也有明確的從嚴處罰的條款規定。但是,在辦案中發現,很多民政工作人員都存有政策觀念不強、法律法規知識一知半解的情況,對國家下撥的各類優撫款、救濟款,沒有“不能越雷池一步”的思想意識,因而,造成了各種侵吞、揮霍優撫救濟款、物案件的發生。從近幾年發生的案件來看,行為人明知貪污救災救濟款式觸犯法律的,但長期處于一種麻木狀態,且還心存僥幸,認為自己做的事情不一定會暴露,即使暴露了,自己也可以講清楚,應該沒有問題。繼而一些人不擇手段瘋狂作案,走上犯罪道路。

(二)鄉鎮民政機構的人員管理體制不完善。民政系統受當地政府和上級民政部門領導,業務垂直而人事不垂直,這就導致基層民政所尤其是所長,上級管不了,鄉鎮沒法管的脫節現象,形成監督空擋。尤其是有些鄉鎮的民政部門只有一名工作人員,民政款物的管理、出賬、報賬都是一人操作,分管民政工作的鄉鎮領導沒有具體過問,往往由他自己說了算,此做法不僅嚴重違反會計管理制度,而且為滋生貪污犯罪留下隱患。尤其是有些地方的民政所負責人,自詡為“山高皇帝遠”,把民政所當成了自家的“小金庫”。有些地方的民政所聘用臨時人員從事民政工作,這些人員的政治觀念差、臨時觀念強、公仆意識淡,對各類優撫救濟款物覬覦已久,很容易導致犯罪。

(三)救濟資金運行監督制度不健全。在社會救濟資金發放過程中,沒有一套嚴格的發放制度,無論任何人,只要拿著優撫、救濟對象的救濟金領取本和印章,就可以輕易領到錢,沒人去審核救濟對象是否具有資格。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群眾對優撫、優待、低保對象的條件、享受的救濟標準等不清楚,不了解,想監督又無法監督。縣民政局寄望與鄉鎮政府監督,鄉鎮政府認為應該由民政部門監督,結果很少有人去核實這些款物是否真正發放到民政對象手中,從而形成監督空擋,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

(四)管理不到位。社會救濟資金按照相關規定應該專款專用,設有專門賬戶進行嚴格管理,而實際工作中,由于一些人工作責任心不強,有些環節根本無人管理。就退休工人工資而言,負責申報的是民政部門,審核批準的是勞動人事部門,撥付資金的是財政部門,看起來這是層層把關,實際上是形同虛設。在優撫金、撫恤金、低保金的發放管理上,同樣也存在此類問題。

五、預防民政系統職務犯罪的對策和建議

(一)加強思想、道德和法律教育,提高民政工作人員自我約束能力。職務犯罪的發生是以思想的蛻變為先導的,防止職務犯罪現象的發生,就必須在廣大公職人員中加強思想政治教育,著重抓好理想、信念和黨的宗旨教育,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武裝頭腦,凈化靈魂,規范言行,預防和清除腐朽思想的侵蝕,要經常開展黨風黨紀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加強清政廉潔的自身修養,大力提倡艱苦奮斗的精神,強化世界觀的改造,另外,還要經常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公職人員的法律意識和執法水平。大量事實告訴我們,一些人員走上貪污受賄犯罪道路,無不和一些地方、單位不重視思想教育有關,無不是個人放松思想改造的后果。江澤民同志說過:“大量事實一再告訴我們,一個干部或黨員蛻化變質,往往是從思想上的蛻化變質開始的。”只有認真抓好落實,富有成效地開展思想教育工作,使廣大干部牢固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才能在每個黨員干部思想深處筑起反腐倡廉的牢固防線,有效預防貪污賄賂犯罪發生。

預防民政職務犯罪,一要提高民政部門工作人員依法行政能力,加強培訓,學習民政法律法規,嚴格依法辦事,學以致用是關鍵。為此,要根據各科室工作性質的不同、城鄉民政工作的差異和工作人員崗位的不同,有針對性地舉辦職務犯罪預防圖片展示、民政職務犯罪典型案例分析、召開專題研討會、座談會等多種形式,進行分層次、多渠道的學習培訓,組織民政干部職工學習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國家救災救濟方針政策、《村委會組織法》、《婚姻法》、《婚姻登記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條例》、《軍人撫恤優待條例》、《兵役法》、《收養法》、《殯葬管理條例》等民政法律法規,增強了對民政工作人員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切實提高了民政工作人員的依法行政水平,引導民政工作人員結合實際工作,民政工作人員遵紀守法、廉潔奉公的自覺性及運用法律管理行政事務的能力；二要正確認識職務犯罪的危害,算好六筆帳:算政治賬,自毀前程;算經濟賬,傾家蕩產;算名譽賬,身敗名裂;算親情賬,妻離子散;算自由賬,我身陷牢籠;算健康賬,身心交瘁。要知其害,明其理,常警醒,真正做到預防前移,醒悟在先,把權力用在為人民服務上,永保政治清醒和為民清廉,給黨和人民交一份合格的人生答卷；三要消除消極犯罪心理。犯罪心理是引發犯罪的內在動因,消除消極犯罪心理是預防犯罪重要環節。一是克服“見錢眼開”的貪婪心理；二是克服蒙混過關的僥幸心理；三是克服深感吃虧的補償心理；四是克服貪圖享樂的虛榮心理；五是克服按“勞”取“酬”的交易心理；六是克服有恃無恐的狂妄心理；七是克服孤注一擲的賭徒心理。

(二)加強民政隊伍建設。無庸質疑,由于進人渠道因素,民政隊伍素質難免參差不齊,公仆意識、民生理念有待提高。因此,必須建立良好的選優機制,使那些人民稱贊、人民放心的優秀人才進入領導崗位,代表人民行使管理權利,對不稱職的干部實行待崗、轉崗、離崗、分流等能上能下的干部制度。民政工作重心和基礎在基層,各項民政政策法規需要基層實施,本著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原則,把政治素質高、業務能力強、辦事公道正派、有責任心的人員充實到基層。對基層民政工作人員實行動態管理,定期培訓,擇優罰汰。各鄉鎮的民政部門至少要配備兩名以上的工作人員,并實行異地任職,時間以三至五年為限,強調要嚴格遵守會計制度,互相監督。

(三)加強財務監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監督制約機制,堵塞腐敗漏洞。權力不受監督,必然走向腐敗。要從機制體制改革入手,圍繞容易滋生腐敗和犯罪的問題,通過不斷完善機制,從根本上解決由于機制和制度執行不力而導致腐敗產生的弊端。鄧小平同志講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權力不受監督,必然走向腐敗。我們要從機制體制改革入手,圍繞容易滋生腐敗和犯罪的問題,通過不斷完善市場機制,推進改革力度,加大監督措施落實,從源頭上進行規范和制約,從根本上解決由于機制制度不健全和制度執行不力而導致腐敗產生的弊端。因此,對民政所人員進行監督,必須全方位、多層次的監督,形成一個能夠有效運作的公職人員職務犯罪監督體系。民政局要加強對鄉鎮民政所財務帳目、項目審計的檢查和工作督查,對所發放的退伍復員軍人定補款等要登記造冊,嚴格審查,對死亡情況及時掌握,層層把關,決不能流于形式,要將業務能力、政治素質好的同志選配到民政所領導崗位上;各鄉鎮民政所要增加工作透明度,對所涉及的收費項目公布標準,按規章制度辦事,凡是民政所干部調配、任免均應實行離任審計制度,對審計出的問題按管轄權上報,各職能部門應作出及時、公正的處理,并及時向當事人和群眾公布處理結果,給群眾一個明白,還干部一個清白。同時應定期組織財會人員進行財務業務培訓,提高水平。民政主管部門和鄉鎮人民政府要上下聯合,建立對民政優撫、救災、救濟等款物發放對象的回訪制度,定期對民政優撫、救災、救濟款物發放進行復核,并有專人親自到實地與群眾進行回訪,對群眾反映受助對象與實際不相符的,要立即調查,及時處理,以確保救濟資金真正發放到民政對象的手中

(四)堵漏建制,完善預防措施。要加強制度建設,廣開渠道,完善各項預防措施,要引導民政系統工作人員在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小團體利益和國家利益上明辨是非,顧全大局,潔身自好,以自己的模范行動帶動和影響他人,不怕得罪人,不怕丟官位,保證黨的方針、政策在執行中不走樣、不變形。建議實行完善以下制度:

一是對基層民政所長的雙層考核備案制度。針對鄉鎮民政所人事管理體制上存在的問題,向黨委政府提出建議,凡鄉鎮民政所長的任免和變動,要提前征求民政局的意見,并報上級民政部門備案,在體制上為防止管理上的失控打下了良好基礎；二是建立檔案制度。要求對享受各種救濟資金的人員,必須按照有關規定對救濟對象的有關情況及資金發放、領取的情況進行認真記錄,并采取一人一檔或一戶一檔的方法,建立檔案；三是建立公示制度。為防止一些人員弄虛作假、以權謀私,要求民政系統人員對享受各個救濟項目的條件、范圍和列入救助范圍人員的情況,在居委會或街道辦事處的政務公開欄中予以公示,主動接受監督；四是建立“三金”定期審核制度。對享受優撫金、優待金、低保金的人員,每季度由承辦人員會同救濟對象所在的鄉鎮、辦事處民政所長,其所在的街道、居委會負責人等聯合審查,四方簽字后,報主管局長審批,方可作為救助依據；五是建立定點專門專人發放領取制度。對救助資金發放,采取定點定時發放,每次發放需本人簽收,并攜帶個人身份證,防止利用假印章、假簽字冒領的現象；六是責任追究制度。對負有社會救濟資金申報、審批、撥付、發放等機關職能的部門人員,因工作不負責任、徇私舞弊、濫用職權,造成救濟資金流失或利用職權從中貪污、挪用的,將按職責視情節給予黨政紀處理,構成犯罪的,依法從嚴追究其刑事責任。

第三篇：職務犯罪自首典型案例分析

職務犯罪自首典型案例分析

時間：2011-06作者：粘國魁來源：正義網

案情簡介：劉某自2006年5月份至2010年11月份任某鎮財政所長。2006年9月21日，劉某利用管理該鎮銀行存款和現金的職務便利，從其保管的單位公款中分三次共挪用20萬元用于支付個人購房款，此后一直未歸還；2010年 5月30日，又挪用 4萬元借給親戚趙某建個人住房使用。2010年9月，市審計局到該縣進行審計，并抽中該鎮重點審計。劉某擔心挪用公款的事被查出來，遂于同年9月14日、9月16日分布將自己挪用的20萬元和趙某歸還的4萬元存到該鎮在銀行開設的對公賬戶上。后審計局審計相關賬目發現了劉某挪用公款的問題，劉某于2010年12月6日到縣檢察院自首，交代了2010年5月份挪用公款4萬元借給趙某建房，并于同年9月16日歸還的犯罪事實;在交代挪用20萬買個人住房的犯罪事實時，劉某稱2006年9月21日挪用該筆公款，并且當天就還上了。被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之后，在看守所接受訊問時，劉某承認自己挪用20萬元公款后就一直沒有歸還，直到2010年9月14市審計局審計時，才將該筆公款歸還。

爭議點：劉某于2010年12月6日到該縣檢察院投案時交待的情況中，關于挪用公款20萬元的事實能夠構成自首？

觀點一：能構成自首。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2010年12月6日，劉某主動到縣檢察院，如實供述“挪”、“用”20萬元公款歸個人使用的犯罪事實，并如實供述所挪用的20萬元公款已歸還的犯罪事實。因此劉某的行為應該構成自首。觀點二：不構成自首。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該案中，劉某屬于自動投案，但是他并沒有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而是避重就輕的交代。在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中，“超過三個月未還”是構成犯罪的必要條件，劉某在自首筆錄中隱瞞真實情況，屬于“未如實交代主要犯罪事實”，因此行為不構成自首。

筆者認同第二種觀點，劉某挪用公款20萬元用于購買個人住房并于當天歸還不構成自首，具體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從現有法律規定來看，根據《刑法》第67條和最高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的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是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很明顯，本案中劉某并未如實供述自己挪用公款20萬元超過三個月未還的犯罪事實。其到檢察機關投案時，稱挪用公款并于當天還上了。直至被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之后，接受訊問時才交代了此后一直沒有歸還，直到2010年9月份才歸還的事實。劉某的行為不屬于如實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不能構成自首。

其次，從刑法的立法本意上來看，刑法之所以規定挪用公款罪，是為了保護國家、集體所有的合法財產不受非法侵犯，并對挪用公款的職務犯罪分子予以懲戒。刑法 384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是挪用公款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數額巨大不退還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挪用公款行為侵犯了國家、集體的財產所有權，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從本案來看，劉某于2006年9月21日挪用單位的公款20萬元，直到2010年9月14日才歸還，在長達三年的時間里，劉某所在的單位都失去了對該筆款項的 1

控制、使用、收益權，很明顯，劉某的行為符合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特征，完全構成挪用公款罪。盡管其在2010年12月6日到該縣檢察院投案并交代挪用該筆款項的事實，但是他交代的挪用該筆款項后當天即歸還，很明顯，劉某是擔心自己因為挪用公款超過三個月構成挪用公款罪而故意向檢察機關隱瞞事實，其根本目的在于逃避自己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劉某的行為屬于自首不實、自首不盡，假如給其挪用的20萬元認定為自首，就違背了刑法規定挪用公款罪的立法本意。在司法實務中，很多職務犯罪分子也會紛紛效仿，在挪用公款被發現之后，盡管表面上自首，實際上卻在歸還時間上做文章，玩弄數字游戲，以逃避法律的懲處。

第三，從法理解釋的角度來看，劉某的行為完全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構成要件，而且其挪用公款20萬元不符合自首的要件。主體上講，劉某是該鎮財政所長，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從主觀上講，劉某有挪用單位公款的犯罪故意；客體上講，劉某的行為侵犯了該鎮對公款的所有權，也就是國家財產所有權；客觀方面講，劉某有挪用了單位的公款20萬元用于購買個人住房的行為。劉某挪用公款20萬元之后，在自首筆錄中未如實交代自己歸還該筆款項的時間，而劉某的挪用公款行為能否成罪，關鍵就在于挪用的時間長短，倘若挪用時間不滿三個月，劉某的行為構不成挪用公款罪。在本案中，我們對自首的構成要件應該從法理解釋的角度做一種限制解釋，即我們必須把其限制在符合刑法立法本意，不至于放縱犯罪的限度以內，倘若劉某在自首筆錄中僅僅如實交代了自己挪用公款的數額卻掩飾自己挪用的時間，我們仍然給其認定為自首，那么劉某就可以享受到“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待遇，實際上他的某些犯罪事實被掩蓋了，這樣的做法最終會使法律懲治犯罪的立法目的被踐踏，應受到較重懲罰的職務犯罪分子卻得到從輕處理。

綜上，劉某于2010年12月6日到該縣檢察院投案時交待的情況中，挪用公款20萬元用于購買個人住房并于當天歸還不能構成自首。在司法實務中，類似的案子很多，只有從法條解釋刑法立法本意、學理等多個方面綜合考慮，才能在辦案過程中盡量做到不枉不縱，切實發揮法律懲治犯罪、保障人權的功能。

第四篇：職務犯罪典型案例集

職務犯罪典型案例集

案例一：徐蔚南貪污案

（一）案情：

被告人：徐蔚南，男，53歲，上海市人，大專文化，原系中國廈門儀器儀表有限公司（國有企業）財務部經理、總會計師，住福建省廈門市湖濱中路89號801室，1997年11月21日被逮捕。

被告人徐蔚南于1988年經由廈門市人事局調入中國廈門儀器儀表公司擔任公司財務部經理。1993年，被告人所在公司為發放“超產獎”而決定非法套取現金。同年7月至1994年5月，被告人徐蔚南分七次將公司的人民幣83萬元轉帳到廈門市五交化公司門市部的銀行戶頭，爾后五交化公司門市部在扣除1.5％的手續費后，以虛開購貨發票的方法向儀器儀表公司返還現金人民幣817550元。被告人徐蔚南在收取現金后，向本公司謊稱支付的手續費比例為5％，只將788500元交回公司，從而截留了人民幣29050元，并占為己有。

1994年12月至1995年8月間，被告人徐蔚南在經辦所在公司養老基金保險手續時，收取了中保人壽保險公司廈門市分公司給付的手續費共計人民幣12307.39元，徐蔚南將其中的人民幣9000余元占為己有。

經群眾舉報，檢察機關偵查，徐蔚南被查獲歸案。案發后，徐蔚南能如實供述事實，認罪態度尚好，并退出全部贓款。

（二）審判：

廈門市開元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徐蔚南犯貪污罪向廈門市開元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被告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無異議，但提出其收受保險公司支付的手續費不是貪污行為。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徐蔚南不具備國家工作人員的主體資格，其侵吞企業財產的行為不構成貪污罪，而應以職務侵占罪定性；保險公司支付被告人的手續費系保險公司依照有關文件合法給付經辦保險投保手續代辦員的勞務費用，被告人收取該項勞務費的行為不構成犯罪。辯護人同時請求法庭考慮到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且年紀較大等情節，對被告人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

廈門市開元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后認為，被告人徐蔚南身為國家工作人員，竟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采取私自截留公款等手段，侵吞國有財產，其行為已構成貪污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經辦理干部調動手續進入國有公司工作并在該公司行使管理職權，其國家工作人員的主體身份明確，辯護人關于被告人不具備貪污罪主體資格的意見，于法無據，不予采納。同時，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關于被告人將保險公司支付的手續費占為己有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的意見，于法無據，亦不予支持。鑒于被告人在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認罪態度尚好，且能如數退還贓款等情節，可以對其酌情從輕處罰，但對辯護人請求宣告緩刑的意見不予采納。追繳在案的贓款應依法予以沒收。據此，該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于1998年6月2日作出（1998）開刑初字第129號刑事判決如下：

1.被告人徐蔚南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2.追繳在案的贓款人民幣三萬八千零五十元予以沒收。

一審判決后，徐蔚南不服，上訴稱：收取保險公司的9000元手續費不構成貪污罪；坦白認罪態度好，已全部退贓；請求宣告緩刑。其辯護人以同樣的理由辯護，并提出徐蔚南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

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查明，原判認定上訴人徐蔚南貪污公司公款29050元的犯罪事實，有證人證言、有關書證及追繳在案的贓款等證據在案佐證，上訴人亦供認不諱，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但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徐蔚南收受保險公司支付的手續費9000余元予以占有構成貪污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予認定。

該院認為：上訴人徐蔚南經辦理干部調動手續而擔任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竟利用職務便利，私自截留公款29050元并占為己有，其行為已構成貪污罪，原判定性準確。對于上訴人將保險公司支付的代辦手續費占為己有一節，考慮到上訴人在此行為實施中的具體情節，原判以貪污定性不當，應予糾正。鑒于上訴人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坦白認罪態度尚好，并已退出全部贓款以及考慮到上訴人所在單位廈門儀器儀表有限公司提出愿意監管等情況，依法可以對上訴人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上訴人及其辯護人關于不是貪污保險代辦手續費以及要求從輕處罰的意見，予以采納。另辯護人提出關于上訴人不具備貪污罪主體資格的辯護意見與事實不符，不能采納。據此，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條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三）項、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于1998年11月18日作出刑事判決如下：

（1）撤銷廈門市開元區人民法院（1998）開刑初字第129號刑事判決；

（2）上訴人徐蔚南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

（3）隨案移送的贓款人民幣三萬八千零五十元中的二萬九千零五十元予以沒收，其余的九千元交由中國廈門儀器儀表有限公司予以處理。

（三）評析：

本案對被告人徐蔚南截留公款29050元的行為以貪污定罪明確，不存在分歧意見。爭論焦點在于徐蔚南占有的9000元保險代辦手續費如何定性，對此形成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定貪污罪。理由是：徐蔚南是以公司的名義代辦保險，投保的錢是公司的公款，而保險手續費是基于保險業務才產生的，徐蔚南作為財務經理，受公司指派辦理保險手續，該行為屬職務行為。因此其收受的手續費應交給單位，屬公司所有；徐將應當歸公司所有的手續費占為己有，應以貪污定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定受賄罪。理由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四條第三款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本案徐蔚南作為財務經理，受公司指派辦理保險業務，收取保險代辦手續費，應以受賄定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不宜定罪。理由是：（1）徐蔚南的主觀犯意不明確。因保險公司在支付手續費時，聲稱徐蔚南屬兼職保險代辦員，它是依照財政部《國營保險業務支付委托代辦手續費管理暫行辦法》及行業慣例向徐個人支付的合法的勞務報酬，從而使徐蔚南主觀上產生重大誤解，不清楚手續費的性質，誤認為個人可以合法占有該手續費，故其是否就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犯意不明確，因而不宜定罪。（2）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保險市場不規范，有關法律不明確，保險公司為了業務上的競爭向有關單位的保險經辦人支付代辦手續費，因而徐蔚南在客觀方面有受保險公司的這一行為的誤導，所以對其亦不宜定罪。當然，徐蔚南在無充分理由可以收受手續費的情況下仍然收受并占為己有，可以認定其行為違反財經紀律，其占有的手續費屬非法所得，應予沒收。（3）從辦案的社會效果考慮，若一味追究徐的刑事責任社會效果可能不太好。當時，保險公司向保險經辦人支付代辦手續費的情況比較普遍，且有許多單位的經辦人收取手續費后并未向單位匯報而擅自占為己有，若要追究，則牽涉面廣。綜上所述，徐蔚南主觀上對手續費的性質存在重大誤解，客觀上又受到保險公司的誤導，所以對其占有該9000元的保險代辦手續費不宜定罪，二審據此作出改判。

考慮到保險公司向有關單位的保險經辦人支付代辦手續費的問題涉及面廣，以及辦案的社會效果，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與其他辦案單位進行協商，認為對此行為不宜定罪追究。該院并向中國人民銀行廈門分行發出司法建議書，以加強對有關單位的財務管理，避免類似情況的發生。案例二：在國有公司轉制期間受賄如何認定罪名

（一）案情：

劉某系某國有房地產公司經營部經理。2000年6月，該公司進行了增資擴股，新股東由9家企業組成，其中3家為非國有企業，并于2000年6月23日召開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了董事會與監事會。2000年10月19日，工商部門核發了該公司變更后的營業執照。劉某在此期間繼續擔任該股份有限公司經營部經理，并于2000年8月至9月間先后兩次收受某裝潢公司經理鄧某人民幣11萬余元，并利用其職務便利將公司某公寓裝修業務交給鄧某所在裝潢公司。

（二）分歧意見：

本案中，劉某的行為顯然已構成受賄事實，但在究竟是定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還是受賄罪存有爭議。

第一種觀點認為，劉某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認定，構成受賄罪，因為改制后的公司工商登記的日期為2000年11月19日，被告人犯罪行為在工商登記日期之前，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仍然成立。

第二種觀點認為，劉某應以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論處，因為公司的改制已在2000年6月23日股東大會召開后實際完成，此時被告人的身份已隨公司的實際轉制而變為公司、企業人員。

（三）評析：

本案爭議的關鍵在于如何確定國有公司、企業轉制為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時間界線。

根據我國的公司法及相關法律的規定，國有公司、企業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依次涉及到四個時間：一是有權國家機關正式批準轉制的時間；二是其他非國有資產注資到位的時間；三是召開公司股東大會選出公司董事會、監事會的時間；四是公司登記機關核準登記后公司營業執照的簽發日期。從司法實踐來看，對將哪一個時間確定為刑法意義上的公司轉制時間，意見不一，而這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意義重大。

筆者認為，第一個時間標準即有權國家機關正式批準轉制的時間顯然過早。2001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財物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中明確指出：“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除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對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這一司法解釋的規定與精神無法適用于此時間標準。因為批準轉制后，國有公司、企業中原來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中，尚無法區分“原國有單位委派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公務的人員”與“非受委派仍然從事管理的人員”，更談不上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事實上可能導致將國家工作人員犯罪作為非國家工作人員犯罪處理，輕縱犯罪。

第二個時間標準除同樣存在上述問題外，還存在其他一些操作上的困難。因為非國有資產注資到位往往存在一個時間段，在最終所有股款繳足后，須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并出具證明方可召開股東大會。在這個時間段內，存在部分非國有資產實際到位的問題，那么究竟是以驗資機構出具驗資證明為標準，還是以非國有資產部分到位為標準？在實踐中容易造成操作上的混亂。

第四個時間標準也存在如下問題：因為公司登記機關可能會作出予以登記或者不予登記的決定，而依據此標準，如果公司登記機關不予以登記則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犯罪，予以登記則認定為公司、企業人員犯罪。顯然，刑法此時對前述行為所進行的評價，其犯罪構成實際上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之中，從而違背刑法不對不確定性行為進行評價的原則。同時，由于尚難以肯定公司登記機關是否予以登記，似乎要等到登記結果出來后才能最后確定案件的性質，從而影響了嚴肅執法。

因此，筆者贊成第三個時間標準，即以召開公司股東大會選出公司董事會、監事會的時間為準。行為人在此之前實施的侵害公司利益的行為，以國家工作人員犯罪處理；在此之后實施的侵害公司利益的行為，以公司、企業人員犯罪處理。這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的精神，在司法實踐中也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本案中劉某的行為應以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論處。

案例三：國有控股公司中主體身份應如何認定

（一）案情：

被告人劉某原系某國有企業的副經理，2001年，該企業轉制上市，成為國有資本控股的某股份有限公司。當年，某省國資局向該公司股東會推薦劉某擔任公司董事，經選舉，劉某當選為董事。2002年，該公司在向外招聘總經理未果的情形下，經董事會研究決定，聘劉某為公司總經理。劉某利用擔任公司董事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財20余萬元，同時他還利用擔任總經理的便利，侵吞本公司財產10萬余元。被告人王某原系上述國有企業某市分公司經理，企業轉制后，經劉某的提名，其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任命為某市分公司經理。王某利用擔任分公司經理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財30余萬元。本案在審理中，對于被告人劉某與王某的主體身份和構成何罪的認定，存在不同的意見。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刑法第93條第2項所稱國家工作人員包括在國有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而國有公司包括國有獨資公司和國有資本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劉某與王某均在國有資本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擔任領導職務，負有管理職責，都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劉某非法收受他人錢財和侵吞公司財產行為分別構成受賄罪和貪污罪，王某非法收受他人錢財和行為構成受賄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國有公司的國家工作人員只能是國有獨資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資本控股和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責任公司中只有受國家機關、國有獨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才是國家工作人員。劉某非法收受他人錢財的行為與其委派的職務有關，構成受賄罪，其侵吞公司財產的行為與其委派的職務無關，構成職務侵占罪。王某的職務是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所任命，其未受國家有關單位的委派，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其非法收受他人錢財的行為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基本同意第二種意見，主要分歧在于對“委派”的理解不同。他們認為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只能是基于國家機關、國有獨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任命到國有資本控股和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劉某擔任董事，某省國資局只是作了向公司股東會推薦，最終的成功是股東會選舉的結果，因此其不屬于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劉某的行為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和職務侵占罪，王某的行為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

（三）評析：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以下是詳細闡述：

一、國有公司的國家工作人員只能是國有獨資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資本控股和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責任公司中只有受國家機關、國有獨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才是國家工作人員。因為，在國有資本控股和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責任公司中畢竟包含著民間資本，也就有代表民間資本的人員和從社會招聘的人員參與公司管理。這些人員不受制于國家的意志，不代表國家的利益，他們行使的權力并不淵源于國家，也不以國家名義參加管理，這就很難將他們與國家工作人員連在一起。如果將國有資本控股和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責任公司所有從事經營、管理的人員都視為國家工作人員，不僅與他們真正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義務不符，也與打擊貪污賄賂犯罪為維護公職行為的廉潔性的目標不符。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5月22日《關于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財物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明確指出：“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除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對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已有，數額較大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

二、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既包括只能是基于國家機關、國有獨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任命到國有資本控股和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也包括向這些公司推薦經選舉的從事公務人員。推薦經選舉的從事公務人員和任命從事公務人員一樣要受制于國家的意志，代表國家的利益，他們行使的權力淵源于國家，以國家名義參加管理，所以，他們都應視為國家工作人員。況且，現代公司的有關管理人員都是要經一定的程序產生，代表國家從事公務的人員要進入公司也不例外，向公司推薦自已的公務人員應當是國家有關單位委派的最主要形式。本案還有值得注意的是經公司董事會任命的管理人員，如本案中的分公司經理王某是否國家工作人員。有人認為如果他是由代表國家利益的董事會成員提名而被任命的，應視為受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筆者認為委派是一種單位、集體行為，不是個人行為，并且是要直接淵源于國家有關單位的行為，反映的是國家有關單位的意志，而且委派是從一個單位派到另外一個單位，與公司自主進行人事任命有著根本不同，因此委派的主體是國家有關單位而不是董事會里代表國家利益的全體或個別成員。如果代表國家利益的董事會成員的提名是在國家有關單位作出決定的基礎上接受委托、授權提名，那被提名人可視為受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如果是該董事會代表國家利益的成員個人或由代表國家利益的董事成員集體基于其自身職權為經營管理需要而提名，被提名人不應視為受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本案中的分公司經理王某盡管是由代表國家利益的董事會成員的提名而得到董事會的任命，但該提名不是來自國資局的決定也沒有國資局的委托、授權，王某不應視為國家工作人員。

三、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實施了侵犯公司利益的行為，要認定其是否是國家工作人員，還要看其行為是否與委派的職務有關。劉某利用擔任公司董事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財20余萬元的行為應認定為受賄罪，因為其行為與其委派的職務有關，有損于國家委派的公務行為的廉潔性。而他利用擔任總經理的便利，侵吞本公司財產10萬余元的行為則應認定為職務侵占罪，因為總經理不是基于國家有關單位的決定委派的，所以盡管其是由國有資本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任命的，但正如我們前面分析，該董事會不能等同于國家有關單位，未經國家有關單位決定并委托、授權的任命行為不是委派行為，而是該股份有限公司的人事管理行為。因此，其行為應認為并沒有損害公務廉潔性的行為而只是侵犯公司財產權的行為，當然應定為職務侵占罪。

綜上所述，被告人劉某基于國資局推薦擔任國有控股公司董事，應視為受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其利用擔任公司董事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財20余萬元的行為應認定為受賄罪。劉某經公司董事會研究決定被聘為公司總經理，此時身份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其利用擔任總經理的便利，侵吞本公司財產10萬余元的行為則應認定為職務侵占罪。被告人王某盡管是由代表國家利益的董事會成員的提名而得到董事會的任命，但該提名不是來自國資局的決定也沒有國資局的委托、授權，王某不應視為委派的國家工作人員，其利用擔任分公司經理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財30余萬元的行為應認定為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

案例四：國企改制后非“委派”人員是否為國家工作人員——上海鐵路中院裁定蔣建平公司、企業人員受賄案

（一）裁判要旨：

國有公司整體轉制為國有控股公司后，原來承擔一定技術管理職責、從事一定公務的人員，即使崗位未變，但由于單位的性質發生變化，不再具有受特定機關委派關系，不應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案情：

杭州神龍鐵道工程公司（以下簡稱神龍公司）原是杭州鐵路分局的下屬基層單位，為全民所有制企業。蔣建平在該公司的莫干山分公司擔任助理工程師。2003年8月，根據鐵道部和上海鐵路局的有關規定，神龍公司將其資產作為杭州鐵路分局經營總公司（以下簡稱經營總公司）的出資，加上其他5家公司共同出資成立浙江鐵道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鐵道公司），改制為有集體經濟參股的國有控股公司，其中國有資本占92.4%股份，非國有資本占7.6%股份。蔣建平擔任鐵道公司線橋分公司助理工程師，但簽訂了變更聘任勞動合同。2004年8月，蔣建平經鐵道公司黨政聯席會議討論決定，聘任為鐵道公司線橋分公司副經理，全面負責該分公司工作。2004年12月至2005年底，蔣建平利用職務便利，先后4次收受本公司委托工程的包工頭宣能章、應忠平、陶水龍所送的賄賂，共計人民幣6.8萬元，并為其謀取利益。

（二）裁判：

杭州鐵路運輸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蔣建平作為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6.8萬元，數額較大，并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鑒于蔣建平具有自首、立功情節，依法予以從輕處罰。故判處被告人蔣建平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

一審判決后，檢察機關提出抗訴，認為在企業改制的過程中，蔣建平與公司雖然簽訂了變更勞動合同書，其原來的權利、義務繼續履行，其在原神龍公司管理國有資產的職責不因公司的改制而發生變化。鐵道公司在實際經營活動中明顯留有鐵路企業所具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的痕跡，經營總公司實質是鐵道公司的上級主管單位，黨政聯席會議的成員均由經營總公司委派，其實質是代表國家在國有控股公司中管理國有資產的組織。蔣建平是國有企業委派到國有控股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應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其行為應當構成受賄罪。

上海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審理認為，蔣建平在原神龍公司莫干山分公司擔任助理工程師，由于原神龍公司的國有性質，決定了蔣建平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神龍公司改制為鐵道公司后，鐵道公司系國有資本控股的非國有公司，蔣建平在鐵道公司繼續擔任助理工程師，雖然蔣與鐵道公司只簽訂了勞動合同變更書，但由于勞動合同的主體以及公司性質發生變化，其權利義務亦發生了本質變化。作為非國有公司內的技術人員，蔣建平不具有監督、管理國有資產的職責，其身份轉變為非國家工作人員。抗訴機關提出的蔣建平原有的國有資產管理的主體身份在公司改制后并未解除而是延續的意見不能成立，蔣建平經鐵道公司黨政聯席會議討論決定擔任分公司副經理職務，屬于鐵道公司中層領導。根據刑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除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以外，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本案中，神龍公司改制后，鐵道公司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開展了經營活動。鐵道公司黨政聯席會議的成員由國有公司經營總公司委派，其性質是鐵道公司總經理按公司章程組織的處理公司日常經營事務的內部經營管理機構。黨政聯席會議對于中層領導的任命決定屬于企業內部事務，人事任免手續由公司辦理，不需要得到出資主體即國有企業的批準。上述情況得到了相關證據證實。因此，抗訴機關提出的黨政聯席會議對蔣建平職務的任命決定可視為國有公司、企業的委任、派遣的意見亦不能成立。

上海鐵路運輸中級法院認為，原審被告人蔣建平作為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幣6.8萬元，數額較大，并為他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原判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三）評析：

本案爭議的焦點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蔣建平在公司中的身份，在公司改制前后有無延續性？二是蔣建平被任命為鐵道公司線橋分公司副經理，是否為國有公司的委派？

一、蔣建平的身份在改制后已轉變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原神龍公司屬于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蔣建平在原神龍公司莫干山分公司擔任助理工程師這一技術管理崗位，具有一定的管理國有資產的職責，從而具有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通過改制成立的鐵道公司，屬于國家控股公司。根據《國家統計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劃分企業登記注冊類型的規定》第三條的規定：國有企業是指企業全部資產歸國家所有。國家控股的公司作為國家對企業的一種控制模式，由于有非國有成分的注入，國有控股公司的資產所有權不再全部屬于國家，屬于非國有公司。本案中，蔣建平雖然只與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變更書，但由于勞動合同的主體發生變化，以及公司性質發生改變，其權利義務亦發生了本質變化。根據《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定，國有公司、企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國有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員中，除代表國有投資主體行使監督、管理職權的人外，不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因此，公司轉制后，雖然蔣建平仍然擔任助理工程師，但其身份已轉變為非國家工作人員。

二、蔣建平的任命不屬刑法規定的“委派”。委派的實質是被委派人代表委派人履行監督管理職責，不管被委派人原先具有什么身份，只要經過原國有企業委派，擔任一定職務，具有監督管理職權，就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股東大會和董事會是公司的權力機關，決定包括公司的分立、合并，以及任免總經理、副總經理等企業負責人等重大事項。鐵道公司的黨政聯席會議成員由經營總公司推薦，再經董事會討論決定，符合刑法規定的委派。蔣建平的分公司副經理職務是由鐵道公司黨政聯席會議討論決定的。鐵道公司黨政聯席會議是在董事會領導下，處理公司日常經營事務的一個公司內部經營管理機構，主要負責組織實施董事會決議以及聘任或解聘除應由董事會任命以外的管理人員、工作人員等事項，并對公司董事會負責。黨政聯席會議對于中層領導任命的決定屬于企業內部事務，人事任免手續由公司辦理，并通過公司內部建立的管理制度對其進行監督和制約，不需要得到出資主體即國有企業的批準。因此，黨政聯席會議對蔣建平的任命在性質上不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委派。而且蔣建平也并不代表原國有企業經營總公司，在鐵道公司中履行監督管理國有資產的職責，他的管理行為僅對鐵道公司負責，即蔣建平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

案例五：把國有公司資金借給他人注冊登記如何定性

（一）案情：

李老三（化名）系河南省鄭州市某國有公司經理。今年２月，他的兩個朋友陳某和王某想在市內注冊開辦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由于開辦此類公司最低需要注冊驗資資金50萬元，而他們僅能籌集到20萬元，相差30萬元，怎么辦吶？二人正在畏難時突然想起了李老三。于是，他們便去找李老三幫忙。礙于朋友面子的李老三聽了陳某和王某的請求，立即指示公司財務人員將其公司資金30萬元打入陳某和王某的賬戶上。陳某和王某收到這30萬元后，即到工商部門順利通過注冊驗資。騙過工商部門１０日后，陳某、王某即來了一個“金蟬脫殼計”將李老三挪用給他們的30萬元又抽出來歸還了對方。

（二）定性時的爭論

分歧：

針對李某的行為是否構成挪用公款罪，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李某的行為不構成挪用公款罪。其理由是：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規定，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構成挪用公款罪在客觀方面具有三種情形：一是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３個月不歸還；二是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三是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然而，本案中的情況似乎與上述法律規定不符：首先，李老三挪用公款數額達30萬元雖然屬于數額較大，但是，這30萬元在挪用１０日內已歸還到公司，不屬于上述法律規定的第一種情形；其次，李老三挪用公款數額雖達30萬元，符合數額較大標準，但其將款挪給他人作開辦公司時的注冊資金了，并沒有讓他人將這30萬元作為經營資本，不屬于營利活動，因此，也不符合第二種情形；再次，正是李老三將這30萬元挪給他人作為了開辦公司驗資資金，并不是用于他人從事非法活動，所以，更不符合第三種情形。基于此，這種意見認為李某不構成挪用公款罪。

而另一種意見認為：對于李老三動用公司這30萬元給陳某、王某注冊登記房地產開發公司作驗資資金的行為，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其行為構成了挪用公款罪。具體理由如下：

首先，陳某、王某注冊登記公司的行為，屬于營利活動。刑法關于挪用公款罪中所稱營利活動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的為法律所允許的一切經營活動。例如將挪用公款作為資本，從事生產、經商、投資、入股分紅、存入銀行、借給他人獲利、償還因經商欠下的債務、申請辦理營業執照等為營利活動服務的活動，都屬這種情況。注冊驗資就是為了辦理營業執照，為營利活動做準備，屬于為營利活動服務的活動內容。挪用公款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注冊驗資是一種觸犯刑律的營利活動，刑法對進行營利活動這種情況只規定了挪用公款 “數額較大”就構成了犯罪，至于挪用的時間長短，不影響挪用公款罪的成立，只是在量刑時作為一定的酌情情節予以考慮。

其次，陳某、王某這種注冊登記成立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行為，構成虛報注冊資金罪，理所當然也屬于非法活動。根據我國《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虛報注冊資金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申請公司登記的自然人或單位使用虛假證明文件或者采用其他欺詐手段虛報注冊資本，欺騙公司登記主管部門，取得公司登記，虛報注冊資本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從本案看，陳某、王某串通李老三虛報了注冊資金30萬元，騙取了公司登記主管部門的認可，達到了登記開辦公司之目的。陳某、王某的這些行為符合虛報注冊資金罪構成的主、客觀要件，構成該罪。但是，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這種情況的犯罪如果與其他罪行有牽連的話，應按牽連犯從一重罪處罰。從另一角度看，本案的李老三主觀上對陳某、王某將本不屬于他們所有的資金30萬元虛報并實施騙取公司登記主管部門注冊登記行為是明知的，客觀上有將國有公司的30萬元資金挪給陳某、王某個人使用的行為。因此，從這一點上看，李老三的行為也符合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界定，所以，仍然構成了挪用公款罪。

（三）裁判要點：

本案經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李老三構成挪用公款罪，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5年。

（四）評析：

（一）關于挪用公款罪

我國刑法第384條規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行為。根據上述概念，構成挪用公款罪的要件是：

犯罪侵犯的客體為復雜客體，既侵犯了公共財產的所有權，也侵犯了國家的財經管理制度和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

挪用公款罪主體為特殊主體，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

挪用公款罪在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挪作他用，目的在于以非法取得對公款的使用權來獲取公款帶來的收益或滿足個人利益的某種需要，過失或間接故意不構成本罪。

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擅自挪用公款的行為。這種行為的具體表現正像上述所講的包括三層意思：即一是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是指用于個人消費，而不是用于非法活動或者營利活動，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給其他人使用。挪用公款給私有公司、私有企業使用的也屬于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是指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如走私、賭博等。二是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進行營利活動”，是指進行經商辦企業、存入銀行，集資、投資股市、購買國債、放貸等經營性活動。三是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如果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雖然超過三個月但在案發前已全部歸還本息的，一般可不作為犯罪處理，由主管部門按政紀處理。

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構成犯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數額巨大不退還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挪用用于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災款物歸個人使用的，從重處罰。第一百八十五條 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或者客戶資金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國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和國有金融機構委派到非國有金融機構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第二百七十二條 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或者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單位資金數額巨大的，或者數額較大不退還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立案標準規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

1、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數額在五千元至一萬元以上，進行非法活動的；

2、挪用公款數額在一萬元至三萬元以上，歸個人進行營利活動的；

3、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數額在一萬元至三萬元以上，超過三個月未還的。各省級人民檢察院可以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在上述數額幅度內，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準，并報最高人民檢察院備案。

（二）虛報注冊資本罪的含義

虛報注冊資本罪，是指公司在申請登記時，使用虛假證明或者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詐手段虛報注冊資本，欺騙公司登記主管部門，取得公司登記的行為。虛報注冊資本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構成本罪。

注冊資本，是指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實際繳納的出資總額。他是股東的貨幣出資和實物、工業產權和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轉讓等作價出資的總和。依照《公司法》的規定：

一、以生產經營和商品批發為主的注冊資本最低額為五十萬元；

二、以商業零售為主的有限責任公司注冊最低額為三十萬元；

三、科技開發、咨詢、服務性的，注冊資本最低額為十萬元；

四、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最低額為一千萬元。

虛假的證明或文件，是指公司登記時公司登記機關要求公司提交的有關公司成立、資本到位等的法律文書，是申請登記的公司偽造或者不真實的文件。其他欺詐手段，是指采用虛假證明或者文件以外的其他方法、手段。

虛報注冊資本，是指公司登記時的注冊資本低于《公司法》規定的最低數額而謊報已達到規定的最低注冊資本額。

虛報注冊資本罪有如下特征：本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必須是申報公司登記的公司或者個人。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即申請登記的公司或者個人，以虛假的證明和文件，虛報的注冊資本騙取公司登記機關，達到其批準登記的目的。過失不構成本罪。本罪侵犯的客體是法律對公司注冊資本額的法定規定，破壞公司登記管理制度。本罪在客觀上的表現為：

1、使用虛假的證明和文件；

2、虛報注冊資本；

3、騙取公司登記機關的許可而達到公司登記的目的。

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虛報注冊資本達到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處或者單處虛報注冊資本1%以上5%以下罰金。

單位犯本罪，對單位處罰金，并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按上述標準處罰。

（三）為何以牽連犯對本案處理

我國刑法上的牽連犯，是指以實施某一犯罪為目的，其方法或結果又觸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態。其基本特征是：（1）必須具備兩個以上的犯罪行為，并且這些行為在形式上均可獨立的構成犯罪。（2）數行為必須是觸犯了不同的罪名。（3）數行為必須具備牽連關系，并呈現出數行為之間的主從關系。（4）數行為必須發生在為實現本罪的客觀要件方面的犯罪構成過程中。也就是說，牽連犯不論同時觸犯幾個罪名，其主觀上卻是為了實現主罪或本罪的犯罪目的，客觀上是為了實現主罪或本罪的犯罪行為的。從本案中看，李老三挪用公款的主觀故意和目的，是私自把公款交給朋友注冊開辦房地產開發公司的，但在其朋友注冊過程中，李老三又明明知道他們搞得是虛報注冊資本，卻不阻止、不舉報，與朋友同流合污，騙取工商驗資注冊部門，這樣，李老三前后在這一問題上有兩種行為相牽連，同時都觸犯了刑律：即不但犯了挪用公款罪，而且，又犯了虛報注冊資本罪。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辦吶？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處罰 “牽連犯”一般實行的是“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即同時所犯的數罪中，哪個罪處罰的最重，就以哪個罪定罪處罰。本案中，挪用公款罪最高刑為無期徒刑，而虛報注冊資本罪的最高刑只有三年，因此，本案以挪用公款罪追究被告人李老三的刑事責任是正確的。

被告人李老三的刑事責任是正確的。

案例六： 單位受賄罪怎么確定責任？

（一）案情：

公訴機關：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王大玲

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初，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利用把本單位上南路綜合樓土建、水電安裝工程發包給上海南匯建生建筑有限公司承建之便，由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王大玲同意，以單位名義收受對方聯系人張國民所送賄賂款計人民幣二十三萬元，并由王大玲決定，將其中十三萬元作為獎金發放給公司職工，另十萬元用于公司其它有關費用開支。

上述事實，有證人徐偉、張國民關于經王大玲同意，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收受二十三萬元賄賂的證言；證人張怡秋等關于經王大玲決定，將其中十三萬元在公司內部私分，余十萬元沖轉公司成本的證言為證。另有公司有關帳冊、司法審計報告、工程承包合同等佐證，經庭審查證屬實，證據確鑿充分，被告人王大玲亦供認不諱，足以認定。至于企業經濟性質，有工商機關核發的經濟性質為全民所有制的法人營業執照為證，證人錢岳金等對公司資金來源亦提供了佐證，被告人及辯護人提出的質疑，沒有理由，不予支持。

（二）裁判要點：

法院認為，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作為全民所有制企業，非法收受他人錢款，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已構成單位受賄罪。因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已解散，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被告人王大玲系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鑒于案發后王大玲認罪態度較好，酌情從輕處罰。鑒于修改后的刑法與原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的處刑相同，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規定的有關決定處罰。

為維護國有企業的正常管理活動，打擊貪污賄賂犯罪，依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六條、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王大玲犯單位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緩刑二年。

（三）爭議焦點：

本案的被告人接受賄賂的行為為什么成立單位受賄罪？

（四）法理評析：

關于本案，需要了解的中心事實就是單位受賄罪。總體說來，單位受賄罪是受賄罪的一種特殊形態。我國法律特別規定單位受賄罪是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或者在經濟往來中，在帳外暗中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手續費的行為。由此定義可知，它區別于一般受賄罪的條件是主體限定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組織體。

該罪具有兩個特征，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單位都能成立單位受賄罪；二是在客觀方面的表現不同于一般受賄罪。

下面，我們從單位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來分析：

首先犯罪主體必須是一個單位與另外一個以上的單位或者自然人。在單位受賄罪共同犯罪中，作為主犯的單位必須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在本案中，犯罪的主體就是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而被告人就是單位受賄罪的從犯。

其次，單位受賄罪客觀方面的表現是為他人謀利和收取財物，因此，在共同犯罪中參與單位受賄行為的單位（自然人）必然有其中一種行為。而這種犯罪行為指向的客體必然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上海中專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利用把本單位上南路綜合樓土建、水電安裝工程發包給上海南匯建生建筑有限公司承建就是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利，且接受了他人23萬財物，侵犯了國家機關的廉潔性。

最后就是主觀方面必須具有共同的受賄故意。單位受賄作為一種故意犯罪，反映的是單位的意志，但表現卻是其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或其他責任人員的意志。在本案中，被告人就是單位的主管人員，然后利用了職務之便為他人承接工程，而自己收受賄賂23萬。用于本單位的福利及各項費用支出，所以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單位受賄，而作為主管人員的被告的意志就已經成為了單位的意志。

在構成單位受賄共犯的單位之間，往往存在著業務、人事或經濟上的制約關系，從犯單位的意志往往會受到主犯單位意志的影響，甚至有時倆者重疊。

（五）法律風險提示與防范：

法律提示：由于單位受賄罪侵犯了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所以司法機關對此類犯罪嚴懲不貸，但由于單位行賄罪存在特殊性，所以為了與一般受賄罪相區別，在確定某個受賄罪是單位受賄罪還是受賄罪時就必須分清某類受賄到底是基于個人意識還是單位意志，而犯罪的客觀表現就是區分兩罪的關鍵。

（六）法條鏈接：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百八十七條 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前款所列單位，在經濟往來中，在帳外暗中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的，以受賄論，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案例七：北京市受理首起徇私舞弊低價出售國有資產案

[提要]檢察院認為，被告人宋玉華、席文禮、宋建華均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侵吞公款的行為，應構成貪污罪;被告人宋玉華作為國有企業的主管人員，徇私舞弊，將國有資產低價出售，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之行為，應構成低價出售國有資產罪。西城區法院將進一步審理本案。正文：

因低價出售公房牟取私利的宋玉華被檢察院以“徇私舞弊低價出售國有資產罪”向西城區法院提起公訴。這是刑法增加“徇私舞弊低價出售國有資產罪”后，本市法院受理的首起此類案件。

宋玉華是某配件公司副總經理，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經過偵查指控宋玉華在任職期間，從1999年1月初，擅自將該公司價值93萬余元的4套樓房以21萬元價格賣給其老鄉，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

同時宋玉華、席文禮、宋建華在配件公司經營部工作期間，于1999年1月至2月間，利用職務便利先后兩次采用修改庫存盤點表，減少庫存商品數額，報假賬的手段，侵吞庫存商品銷售款93000余元。

檢察院認為，被告人宋玉華、席文禮、宋建華均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侵吞公款的行為，應構成貪污罪;被告人宋玉華作為國有企業的主管人員，徇私舞弊，將國有資產低價出售，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之行為，應構成低價出售國有資產罪。西城區法院將進一步審理本案。

案例八：楊仲國有公司人員失職案

公訴機關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楊仲，男，51歲（1955年4月11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天津市，大學文化，原系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海南代表處主任，住本市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8號樓1315號（戶籍地：本市宣武區騾馬市大街12樓1704號）；因涉嫌犯國有公司人員失職罪于2005年2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6日被逮捕；現羈押在北京市東城區看守所。

辯護人丁亞軍、張峰，北京市陸通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以京東檢經訴字（2005）第84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楊仲犯玩忽職守罪，于2006年4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指派代理檢察員耿磊、趙杰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楊仲及辯護人丁亞軍、張峰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指控，1992年3月至10月，被告人楊仲在擔任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簡稱“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主任，代表中創公司在海南省開展貸款業務期間，未按照貸款相關法規及公司規章制度對借款方的經營狀況、資信、還貸能力認真審核，且在未要求借款方提供任何有效擔保的情況下，先后向海南申華企業有限公司、海南南華企業公司提供貸款資金人民幣1300萬元、美元34.0740萬元（折合人民幣189.195885萬元），致使上述貸款無法收回，造成了國有資產的重大損失。被告人楊仲于2005年2月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經偵處抓獲。公訴機關提供了書證、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等證據，認為被告人楊仲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在擔任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海南代表處主任，負責向海南南華企業公司、海南申華企業有限公司發放貸款業務的過程中，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在貸前對貸款公司的資信及還款能力未進行相應調查輕率放貸；未按照要求簽訂貸款合同，抵押合同，以致全部化為風險貸款；在貸中放棄對貸款使用情況的監督審查，導致全部貸款未歸還，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其行為侵犯了國家對金融機構貸款活動的管理制度，公訴機關提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以玩忽職守罪對被告人楊仲判處刑罰。

庭審中，被告人楊仲對公訴機關指控其犯玩忽職守罪的事實及罪名不持異議。辯護人丁亞軍、張峰認為：

1、被告人楊仲不具備玩忽職守罪的犯罪主體資格，不構成玩忽職守罪。公訴機關以1979年《刑法》認定楊仲犯罪，屬于適用法律錯誤。

2、公訴機關提供的中創公司規章制度文件，均不是正式下發文件，不能作為定罪依據。

3、楊仲的過失責任應止于其被免職處理和中創公司對其做出審計結論時。

4、公訴機關以法院民事判決書、執行中止裁定書及吊銷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決定，認定財產損失沒有法律依據。

5、本案已過追訴時效，造成的損害結果應從1995年楊仲被免職時計算。綜上，辯護人請求法庭對被告人楊仲依法做出裁決，從輕處理。

經審理查明，1992年3月至10月，被告人楊仲在擔任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以下簡稱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主任，代表中創公司在海南省開展貸款業務期間，未按照貸款相關法規及公司規章制度對借款方的經營狀況、資信、還貸能力認真審核，且在未要求借款方提供任何有效擔保的情況下，先后向海南申華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申華公司）、海南南華企業公司（以下簡稱南華公司）提供貸款資金共計人民幣1300萬元、美元34.0740萬元（折合人民幣189.195885萬元），致使上述貸款無法收回，造成國有資產遭受重大損失。被告人楊仲于2005年2月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經偵處抓獲。

上述事實有經庭審質證的下列證據予以證實：

1、登記申請書、登記表、工商企證內字第01412號營業證書、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中創公司章程、中華人民共和國金融機構法人許可證、中國人民銀行海南省分行出具的瓊銀（1989）管字第79號《關于同意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在海南省設立代表處的批復》、中國人民銀行公告等，證實中創公司于1985年8月注冊成立，經濟性質為全民所有制。該公司系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設立的金融機構。1989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海南省分行同意中創公司在海南省設立代表處，代表中創公司在海南從事對貸款、項目投資的監督管理、經濟咨詢及對外聯絡等工作。1998年6月，中創公司及其所屬辦事處和代理處被關閉，《金融機構法人許可證》被吊銷。

2、干部履歷表、中創公司干部任免呈報表、任職通知及授權書、中創公司關于海南地區人員調整的通知、中國人民銀行關閉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清算組出具的“證明”、職務申報及評審表、任職資格評審表等，證實1990年，中創公司授權被告人楊仲為該公司在海南省辦理業務的代表，行使談判、簽約的代理權。后被正式任命為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主任，1995年2月被中創公司免職，調回總公司，接受離任審計。楊仲本人的工作總結及任職報表中記載，楊仲曾參加過世界銀行投資貸款培訓、日本興業銀行金融培訓班，建立完整的金融財務制度是楊仲在海南代表處的主要工作之一。

3、關于對中創公司原海南代表處主任楊仲同志的離任審計報告，證實審計組通過對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1989年至1995年3月31日歷年的原始憑證、記賬憑證等資料及資產、負債、業務經營等情況進行審計核查，海南代表處的業務經營不但帳面虧損，而且還存在著巨額潛虧。在貸款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第一、缺乏貸款企業的必要資料；第二、缺乏對貸款企業貸前、貸中、貸后所應做的調查研究、檢查監督等管理工作；第三、貸款合同填寫不規范；第四、貸款擔保不規范；第五、追債不力。

4、中國人民銀行關閉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清算組提供的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貸款業務試行辦法（征求意見稿）、“情況說明”、關于加強投資、貸款回收工作的通知、短期資金貸放管理的試行辦法、貸款業務試行辦法及北京市公安局經偵處工作人員出具的“說明”等，證實中創公司制訂的有關貸款制度、管理的相關規定表明，在放貸過程中，對申請貸款的條件、貸款的執行程序、貸款管理等方面均有明確要求。如：企業申請貸款必須提供款項用途的預算及企業近期經濟狀況的證明材料，并由中創公司對企業的借款申請及提供的證明和資料進行審查評估；企業必須提供有關單位的不可撤銷的保函或是抵押擔保；抵押擔保貸款的，企業必須與中創公司簽署抵押文件，并經中國公證機關進行公證，抵押物須向保險公司投足額保險；在償還貸款之前，企業應定期向中創公司報送項目執行情況及企業生產經營情況和報表資料。在項目合同執行期間，項目經手人必須對項目的進程和經營情況認真了解，在項目合同的還款期間內，項目經手人應加強審查和催辦還款。1989年中創公司針對貸款回收中存在的拖欠問題還規定，對于新簽合同，要按規定程序嚴格審查，取得可靠的還款保證。清算組明確，上述內容的規定雖未載明具體時間，但清算組是從公司成立初期檔案中查到的。5、1992年7月20日頒布實施的《海口市房產抵押管理辦法》，證實設定房產抵押的，抵押人與抵押權人必須簽訂抵押合同，并可以將合同送公證機關公證，抵押當事人應向市房產登記部門申請房屋權利登記，并由抵押權人領取“房屋他項權利證”。

6、貸款合同、有關貸款解決生產流動資金的申請報告，證實簽約人楊仲代表貸款方中創公司分別于1992年7月31日、1992年3月、1992年10月貸給借款方海南申華企業有限公司人民幣1100萬元、海南南華企業公司人民幣200萬元、美元34萬余元。其中只有南華公司于1992年3月17日向中創公司申請貸款時，提交了申請報告。3份貸款合同書存在的主要問題為：人民幣1100萬元的貸款合同中部分條款未填寫，擔保條款沒有注明申華公司自有的房地產的具體位置、評估價值等，沒有單獨簽定的擔保書；人民幣200萬元的貸款合同中，在貸款分期表中有修改沒有簽字，還款方式一欄未填寫，擔保條款填寫不完整，抵押人一欄未填寫，抵押物廠房的具體地址、價值等均未提及，沒有作抵押公證等；美元34萬余元的貸款合同中，貸款金額與貸款分期表上所列的金額不一致，應付利息、還款累計、擔保條款、還款方式等重要條款均未填寫。

7、房屋買賣合同、海南省價格事務所出具的評估結果報告及海南中創實業貿易總公司出具的“關于將申華公司房產以評估價抵債的申請”，證實申華公司于1990年7月17日購買了海口市博愛區龍舌坡椰林小區第5棟第三層302號房（貸款合同中涉及的自有房地產），該房屋及該幢22號車庫的所有權屬于申華公司。后海南中創實業貿易總公司向法院申請，將上述房產以評估價抵償債務。經有關部門估價，于評估基準日1997年6月30日，申華企司所有的椰林小區302房間及22號車庫共計價值人民17萬余元。

8、債務確認書，證實1995年4月1日，申華公司確認于1992年7月從中創公司貸款人民幣1100萬元尚未歸還，且未支付利息。

9、催收通知單，證實1994年3月15日、1995年3月20日，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曾向南華公司催收貸款。

10、海南省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1997）海中法經初字第105號民事判決書、（1998）海中法執字第343號民事裁定書、海南省海南中級人民法院（1997）海南法經初字第20號民事判決書，證實法院裁判文書確認了中創公司與申華公司之間簽訂的人民幣1100萬元貸款合同，與南華公司之間簽訂的人民幣850萬元（含涉案人民幣200萬元）、美元34.074萬元貸款合同的效力，并判決兩公司償還本金及利息。由于申華公司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且下落不明，2000年8月18日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該院（1997）海中法經初字第105號民事判決書中止執行。

11、營業執照、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處罰決定書、核準登記外商投資企業注冊的有關資料，證實南華公司是1990年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2002年1月14日被有關部門吊銷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申華公司成立于1988年，因未進行年檢，2003年6月18日被有關部門吊銷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12、中國銀行北京市分行保衛部出具的證明，證實1992年10月30日，人民幣對美元的比率為：555.25:100。

13、中國人民銀行關閉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清算組關于楊仲涉嫌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的舉報材料、北京市公安局經偵處出具的“到案經過”等，證實中國人民銀行關閉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清算組向北京市公安局舉報楊仲涉嫌國有公司、企業人員失職犯罪，2005年2月8日楊仲被抓獲。

14、北京市公安局刑事偵查總隊出具的常住人口信息查詢資料，證實被告人楊仲的基本身份情況。

15、證人楊申（曾任申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證言，證實楊申以海口金融區開發綜合樓項目向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貸款，楊仲沒有要求提供貸款手續就同意了。1992年7月楊申與楊仲簽訂貸款合同，金額人民幣1100萬元，期限是4個月。雙方沒有約定擔保方，合同上書寫的以自有房產作擔保，也不是楊申填寫。后因房地產項目沒有審批下來，貸款回到了申華公司，楊申未將款項還給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楊仲沒有向楊申催要，合同到期也沒有續簽展期合同。

16、證人王越隴(原中創公司財務部總經理)的證言,證實中創公司是一家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其各個代表處及辦事處屬公司派出機構，在所在地的金融機構有備案，能夠開展中創公司的部分業務，每月向公司財務部報送財務報表。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貸款業務試行辦法（征求意見稿）等是公司早期頒布的業務管理規定，應該下發到各代表處及辦事處參照執行。按照規定發放貸款應該由貸款方提供擔保。自1992年起，中創公司就發現各個代表處及辦事處在貸款投資上存在問題，主要是貸款、投資數額大，資金收不回來。楊仲擔任海南代表處主任期間，貸款項目過多，質量差，導致資產收不回來，損失巨大，為此楊仲于1995年被公司撤職。

17、證人袁渤陽（原中創公司清理整頓辦公室高級項目經理）的證言，證實袁渤陽被公司調到海南中創實業公司，主要負責追討海南代表處和海南中創實業公司的債務。通過訴訟，公司追回了部分債務。

18、證人林東（原中創公司海南代表處副主任）的證言，證實林東在海南代表處工作期間，受楊仲委托與南華公司、申華公司簽署過貸款合同。楊仲對這兩家公司比較熟悉，以前就有業務。

上述證據經當庭宣讀、出示，被告人楊仲對主要證據內容未提出異議，辯護人丁亞軍、張峰對第4項證據提出異議，認為文件制定時間不能確定，有些文件落款是中創集團，故該組證據非中創公司的正式文件。本院認為，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來源合法，證據間具有關聯性，相關書證及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均佐證公訴機關第4項證據的效力，辯護人的意見本院不予采納，對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被告人楊仲身為國有公司工作人員，理應對與其職務相聯系的公共事務以及監督、管理國有財產的職務活動依法履行職責，而被告人楊仲在負責向南華公司、申華公司發放貸款業務過程中，由于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和不正確履行職責，造成國有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構成國有公司人員失職罪，應依法予以刑罰處罰。針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本院認為，雖然中創公司所發放的貸款作為債權存在，但由于兩家公司營業執照被吊銷而使債權無法實現，屬于已經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楊仲的失職行為與重大經濟損失系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的統一整體。雖然楊仲在損失確定之前被免除職務，但不能據此免除楊仲應承擔的責任。鑒于楊仲的失職行為造成的損害后果確定于兩家公司營業執照被吊銷以后，對其追訴期限應從失職行為的損害結果產生之日計算。故辯護人的意見本院不予采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楊仲具有失職行為，給國有公司造成經濟損失的事實存在，但適用法律有誤，本院予以糾正。鑒于被告人楊仲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認罪態度較好，可對其酌予從輕處罰。本院為嚴肅國法，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根據被告人楊仲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采納辯護人辯護意見的合理部分，對被告人楊仲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第二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一款，判決如下：

被告人楊仲犯國有公司人員失職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5年2月8日起至2007年2月7日止）。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兩份。

案例九：王進剛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一案一審刑事判決書

公訴機關河南省滎陽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王進剛，男，1950年11月15日出生。因涉嫌犯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于2010年1月13日被滎陽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0年1月27日被逮捕。現羈押于滎陽市看守所。

辯護人牛學新，河南言正律師事務所律師。滎陽市人民檢察院以滎檢刑訴[2010]291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王進剛犯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于2010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滎陽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石巖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王進剛、辯護人牛學新均到庭參加了訴訟。現本案已審理終結。

滎陽市人民檢察院指控：1998年至2002年，被告人王進剛在任河南省商業物資公司經理、法人代表期間，超越職權范圍，未經主管單位批準，以合作開發為名，擅自將該公司價值6687.13萬元在建工程折價4300萬元全部轉讓給河南省路橋建筑工程總公司。

針對上述事實，公訴機關提供了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及相關書證，指控被告人王進剛犯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提請本院依法判處。

被告人王進剛辯稱：轉讓華天大酒店爛尾工程并非其擅自決定，第一次與路橋公司合作開發并轉讓股份的事曾向主管領導口頭匯報過，第二次轉讓股份經主管單位書面同意，第三次折價轉讓股份經本單位職工代表會議同意。

辯護人辯護意見為：1999年12月25日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對在其頒布實施以前被告人王進剛的行為沒有溯及力。

經審理查明：

1997年12月被告人王進剛擔任河南省商業物資公司（以下簡稱物資公司）經理后，委托河南大平會計師事務所對該公司于1993年起在公司西院投資建設的華天大酒店已停工工程的投資情況進行審計，審計結果為該工程全部投資為6687.13萬元。

1998年4月27日，在未經評估和主管單位批準的情況下，被告人王進剛代表物資公司與河南路橋建筑工程總公司（以下簡稱路橋公司）董事長王某某簽訂協議，將公司西院的華天大酒店在建工程確定價值4500萬元，折算4500萬股，聯合開發華天大酒店項目，并以1500萬元價格轉讓給路橋公司1500萬股。

2000年7月，物資公司為償還所欠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鄭州辦事處（以下簡稱信達公司鄭州辦事處）的債務，被告人王進剛代表物資公司與路橋公司簽訂協議，轉讓給路橋公司2500萬股華天大酒店股份，由路橋公司替物資公司償還欠信達公司鄭州辦事處的債務。該股份轉讓行為經主管單位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豫貿綜發[2000]3號文件書面批準同意。

2001年4月23日，在未經評估和主管單位批準的情況下，被告人王進剛將物資公司在路橋大酒店（原華天大酒店）上剩余的500萬股，協議確定為30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路橋公司，并約定轉讓款支付完畢后轉讓股權。但被告人王進剛在路橋公司還有238萬元轉讓款沒有支付的情況下，于2002年6月24日代表物資公司向法院出具書面證明，證明西院的全部資產已歸路橋公司所有，致使西院的資產被法院執行，并致使路橋公司所欠物資公司156萬元轉讓款至今無法追回，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

上述事實有以下經庭審質證證據予以證實：

1、被告人王進剛供述：①公司在西院投資興建華天大酒店，由于一些原因該工程被迫停工；②1998年4、5月份，路橋公司總經理王某某和物資公司達成雙方共同合作建設華天大酒店意向，確定工程現值為4500萬元，路橋公司付給物資公司1500萬元獲得1500萬股股份。我和物資公司書記崔某某去河南省貿易廳找白某某廳長進行匯報；③2000年6、7月份，因物資公司欠信達公司鄭州辦事處資金本息共計4300多萬元，我公司就和路橋公司、信達公司三方協商，物資公司欠信達公司鄭州辦事處的4300多萬元由路橋公司承擔，物資公司按4300多萬元償還路橋公司；④2001年，由于華天大酒店一直沒有再動工建設，物資公司的股份閑置在那里，而公司急著用錢，經過職工代表大會批準，我決定將公司在華天大酒店的500萬元股份變現300萬元賣給路橋公司；⑤2002年6月24日，因為信達公司起訴路橋公司，河南省高院要把路橋大酒店（原華天大酒店）的產權執行走，我給省高院出過證明，內容是物資公司西院的所有資產已全部轉讓給路橋公司，后來省高院就把華天大酒店給執行走了。當時，路橋公司只支付我公司了62萬元，還有238萬元轉讓款沒有付給我公司。

2、證人原物資公司書記崔某某、原貿易廳廳長白某某證言：均證實了雖然被告人王進剛和崔某某向白某某匯報過聯合開發華天大酒店在建工程的意向，但白某某表示須依法、依紀、按程序辦理。

4、證人靖某某、劉某某、張某某等人證言，均印證了被告人王進剛供述的基本內容，并證明所謂單位集體研究系被告人王進剛個人決策，然后在會議上進行通報。

5、書證：①1998年4月27日物資公司與路橋公司簽訂的《協議書》一份，證明了物資公司與路橋公司協議確定華天大酒店在建項目資產總值為4500萬元，以150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河南路橋公司1500萬股，并與其合作開發的事實。②2000年7月7日物資公司與路橋公司簽訂的《協議書》一份，證明了物資公司將華天大酒店的2500萬元股份及汽車、房產等資產轉讓給路橋公司，并由路橋公司償還物資公司欠信達公司鄭州辦事處的債務的事實。③2001年4月23日物資公司與路橋公司簽訂的《協議書》一份，證明了物資公司將路橋大酒店（原華天大酒店）剩余的500萬元股權以30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路橋公司，并約定轉讓款支付完畢后轉移股權。

6、①書證物資公司文件（豫商物辦字[2000]第13號）《關于解決我公司欠“信達”債務問題的請示》及其附件，證明了物資公司曾將華天大酒店2500萬股股權及其他資產轉讓給路橋公司以抵償債務的相關事宜請示了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②書證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文件（豫貿綜發[2000]3號）《關于解決信達債務問題的批復》一份，證明了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同意物資公司的轉讓資產以解決債務問題的方案。

7、被告人王進剛于2002年6月24日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和鄭州市國土資源局出具的證明一份，稱“我公司位于鄭州市商城路142號的土地（鄭國用[1996]字第1923號），以及地上地下建筑已全部轉讓給河南路橋建筑工程總公司，我公司同意省高院查封上述資產，但路橋公司尚欠我公司238萬元至今未還”。證明被告人王進剛在路橋公司未支付完轉讓款，股權尚未轉讓的情況下，向法院出具證明文件的事實。

8、①河南大平會計師事務所于1998年4月7日出具的審計報告書（豫大平審字[1998]第04號）一份，認定華天大酒店在建項目投資為6687.129萬元；②河南金地評估咨詢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評估報告》（河南金地公司（2009）估字第212號）一份，證明原物資公司西院在估價基準日1998年4月27日的土地價值為1458.08萬元。

9、其他書證：①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證明河南省物資公司經濟性質為全民所有制；②企業法人申請變更登記注冊書，證明了王進剛于1997年12月8日任物資公司法定代表人；③鄭國用[1996]字第1923號國有土地使用證，證明了河南省物資公司對其西院的土地使用權；④物資公司文件（豫商物綜辦字[2010]第14號）證明了路橋公司至今仍欠物資公司156萬元轉讓款的事實；⑤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證明，證明了物資公司原隸屬于河南省貿易廳,后歸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管理；河南省機構編制委員會豫編[2003]38號文件，證明了物資公司自2003年11月26日起歸河南省國資委管理。

上述證據，經庭審質證，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且能相互印證，足以印證。本院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王進剛犯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的罪名及部分犯罪事實成立，具體評判如下：

（一）、關于被告人王進剛于1998年4月27日協議確定華天大酒店在建工程價值為4500萬元，并轉讓1500萬股的行為。經查，1999年12月25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第二條第一款將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修改為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因被告人王進剛該行為發生于該《刑法修正案》頒布實施以前，該《刑法修正案》對其行為沒有溯及力，不能依照該《刑法修正案》追究其刑事責任；又因本案現有證據不能證實被告人王進剛具有徇私舞弊情節，依照修正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之規定，被告人王進剛不構成徇私舞弊造成破產、虧損罪。故辯護人的辯護理由成立，予以采納。

（二）、關于被告人王進剛于2000年7月轉讓華天大酒店在建工程2500萬股股份的行為。因有被告人王進剛供述、河南省物資公司（豫商物辦字[2000]第13號）文件、河南省貿易行業管理辦公室（豫貿綜發[2000]3號）文件證實，該股權轉讓行為系解決物資公司債務方案的一部分，且經主管部門書面批復同意，不應認定被告人王進剛該行為系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行為。故被告人的辯解理由成立，予以采納。

（三）、關于被告人王進剛2001年4月23日將路橋大酒店（原華天大酒店）500萬元股份以300萬元的價格進行轉讓，及擅自為司法機關出具證明文件的行為。被告人王進剛未經主管單位批準，超越職權，擅自將物資公司在路橋大酒店（原華天大酒店）的500萬股股份以300萬元的價格予以轉讓；后違反協議在路橋公司尚未支付完轉讓款的情況下，擅自出具證明材料，證明股權全部歸路橋公司所有，放棄對該股份的所有權，造成了156萬元的轉讓款至今無法追回，給公司造成了重大損失，故被告人王進剛該行為已構成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辯稱，該行為系經單位職工代表會議討論通過，不屬于超越職權行為。經查，物資公司性質為全民所有制企業，被告人王進剛在未經主管部門批準，超越職權，處置國有資產，其行為已構成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故被告人、辯護人的辯解、辯護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綜上所述，被告人王進剛在擔任國有公司經理、法人代表期間，沒有正確履行職責，在未經主管單位批準的情況下，超越職權，處置國有資產，造成國有公司嚴重損失，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滎陽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王進剛的部分犯罪事實及罪名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第六十一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王進剛犯國有公司、企業人員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0年1月13日起至2011年1月12日止）。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直接向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六份。

第五篇：近兩年來職務犯罪情況分析

近兩年來職務犯罪情況分析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飛速發展。但由于社會轉型、體制轉軌，有很多不完善之處，給一些腐敗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機，權力腐敗漸呈蔓延之勢。由于權力腐敗主體所處的地位及所具有的社會影響，其負效應遠遠超出腐敗本身對社會造成的直接損害。如何從根本上遏制腐敗，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無法回避的課題。本文試從2002-2003年我院查辦的職務犯罪案件情況，就腐敗的特點、成因及對策談點粗淺的看法。

一、數字分析

1、案件數量及比例。2002-2003年，共立案偵查各類職務犯罪案件41件45人。其中，共同犯罪4件，大要案34件。在這41起案件中，貪污案件16起，占立案總數的39%；賄賂案件11起，占立案總數的27%；挪用公款案件9起，占立案總數的22%；瀆職侵權案件5起，占立案總數的12%。

2、犯罪嫌疑人素質。從45名犯罪嫌疑人的文化程度來看，小學文化的有1人，占總人數的2%；初中文化的有9人，占總人數的20%；高中文化的有15人，占總人數的33%；大專以上文化的有20人，占總人數的44%，高學歷在此類犯罪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從犯罪時的年齡分析，主要集中在30-50歲，有32人，占總人數的71%。其次是50歲以上的有7人，占總人數的16%；20-30歲的有6人，占總人數的13%。

3、犯罪嫌疑人身份。45名犯罪嫌疑人中，從行業發案規律來看，在國有企業工作的有29人，在國家機關工作的有9人，在事業單位工作的有2人，金融部門工作人員、個體私營者分別是3人和2人。國有企業工作人員涉嫌犯罪呈高發態勢，占到總人數的64%。

4、涉嫌犯罪數額。涉嫌貪污罪的貪污數額最高的達180多萬元，最低的達2.35萬元；涉嫌受賄罪的個人受賄數額最高的達80余萬元，最低的達1.56萬元；1起涉嫌單位受賄罪的單位受賄數額達204萬元；2件涉嫌行賄罪的行賄數額分別是8.5萬元和5.1萬元；挪用公款數額最高的達15萬，最低的10萬；涉嫌瀆職給國家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的最高數額達80余萬元。

二、特點分析

1、低齡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占相當比例。2002-2003年，共查辦各類貪污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41件45人，犯罪嫌疑人在35歲以下的就有20件20人，占立案總人數的44%，犯罪年齡明顯呈年輕化的趨勢，其中首次作案的最低年齡為23歲。干部犯罪的年齡呈下降趨勢。

2、金融系統職務犯罪大案比例高，涉案金額大，攜款潛逃情況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金融系統貪污案件2件，全部是大案，涉案金額均超過百萬元，3名犯罪嫌疑人也都攜款潛逃，給國家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如建設銀行商城分理處副主任藺某涉嫌貪污公款180萬元潛逃案，建設銀行辦事員袁某、傅某合伙貪污103余萬元潛逃案。

3、立案數呈平穩態勢，大要案增幅較大。2002-2003年，平均每年的立案數維持在20件左右，但大要案比例卻大幅“上漲”。2003年立查職務犯罪案件20件，大要案就達19件，占立案總數的95%，比2002年升了20個百分點，貪污公款幾十萬元、幾百萬元，挪用公款幾十萬元的案件已不少見。例如海化開發區地稅分局局長于建軍涉嫌貪污受賄104萬元案。

4、國有企業的“一把手”或部門負責人以及會計人員，業務人員犯罪現象相當嚴重。45名犯罪嫌疑人中，屬國有企業工作人員的就有29人，占立案總人數的64%，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等部門，犯罪嫌疑人的職務也比較集中，原為經理、廠長等“一把手”及部門負責人的有17人，原為會計人員的有5人，原為業務員的有7人，這些單位和崗位都是所謂的“危險地帶”。

5、行政執法人員犯罪屢屢發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行政執法機關的地位與作用越來越大，然而一些行政執法人員法制觀念淡薄，粗暴執法現象經常發生，濫用職權、貪贓枉法、徇私舞弊問題也日漸突出。2002-2003年，共立查行政執法人員犯罪案件6件8人，占立案數的14.6%，其中政府工作人員4名，稅務人員1名，其他機關人員3名。

6、犯罪持續時間長，次數多，單獨犯罪較多。通過分析45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過程可以看出，多數犯罪持續的時間在1年以上，最長的達到8年；貪污、挪用和受賄也是多數多次進行，達10起20多起；最快的一人在2天的時間里連續作案15起，貪污180余萬元人民幣。45人中，單獨犯罪的34人，占76%，多于結伙犯罪的人數。一人即可完成數額巨大的犯罪活動，隱蔽性較大，難以被發現，證據易于銷毀，因而成為一種更多采用的方式。這種情況同時也說明了對個人權力監督不力導致犯罪的猖獗。

7、犯罪手段既復雜又簡單，有典型性。從所采取的犯罪手段來看，可以說既復雜又簡單。復雜是指在作案之初，他們就用種種手段掩飾罪行，包括作假帳、開具假發票、借條等，以便在案發時為自己尋找借口，同時也為偵查設置了障礙。簡單是指他們的作案手段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如貪污罪行為人主要是采取虛報冒領、銷毀收據、收款不入帳等手段，受賄罪行為人多以明借暗要、收受回扣、利用權力索取收受款物等手段，挪用公款罪行為人則多為收入暫不記賬給個人使用或者以投資名義挪用。如市石油公司營業員袁某，在石油公司潤滑油分公司當營業員期間，多次采取收款不入賬的手段，貪污11萬元據為己有。

三、原因分析

1、社會大環境中的“腐敗污染”，是產生犯罪的外在誘因

9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逐步深入，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新舊體制的轉換、道德意識的危機等因素，使國家工作人員在生存方式的選擇、個體觀念的演變等方面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心理和心靈考驗，一部分國家工作人員在金錢和物質利益的誘惑下，以手中的權利作籌碼，墜入了職務犯罪的泥潭，中國的腐敗狀況日益嚴重。據統計，1993年到1996年3月這三年多一點的時間里，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處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的地廳級以上干部1600余人，是1986-1989年這4年的13倍。2003年全國各級法院判處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等犯罪分子22986人，相當于過去20年美國根據反腐敗法判罪人數總和的1.5倍。從1995年揭露王寶森、陳希同案后，胡長清、成克杰、程維高、李真等一個個高級干部因貪污受賄被查處，泰安胡建學案件、廈門海關案、沈陽慕馬案件等一個個特大腐敗窩案被曝光。多年、多項社會調查的結果表明，人們最痛恨、最厭惡、最關注的社會現象都是腐敗。今年兩會期間，新華網與《經濟參考報》聯合推出的“你最關注的熱點問題”投票調查結果顯示，“反腐敗”以84%的得票率位居普通民眾最關心的熱點問題的第一位；人民網舉辦的“十屆人大二次會議您最關注什么”網上調查中，截至3月1日下午，“加強廉政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也以31600票遙遙領先。身處這樣的一個時代，怎么能夠避免腐敗的污染呢？

可以說，上述腐敗分子給人們樹立了“腐敗的領導人榜樣”。研究表明，如果高層政治領導人不能做出表率，而是直接參與腐敗行為，或者容忍其親屬的腐敗行為，則公共管理部門的官員也很難保持廉潔。犯罪行為如同學習讀寫和繪畫等其他行為一樣，也是學來的。由于犯罪模式的聯系，潛在的犯罪者通過社會的及心理的交往過程，學習到了適合于錯誤行為的定義。如果這類定義在頻率、強度、持續性方面超過了一定限度，就容易引起犯罪。

2、行為人價值觀念的錯位，是產生犯罪的直接原因

當前，我國正處于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由于利益格局的調整，市場經濟中的種種誘惑突如其來，赤裸裸地出現在人們面前，貧富懸殊、分配不公開始出現，這對清貧的國家工作人員尤其是關鍵職位掌握實權的工作人員無疑是一個重大的考驗，這些人利用手中的權力，舉手就能撈來能夠滿足各種物欲的金錢。再加上有些單位往往強調抓經濟，而忽視了思想政治工作，對工作人員偏于使用，疏于教育，導致一些國家工作人員放松主觀世界的改造，不是把自身的價值體現在對人民的貢獻上，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只想趁手中有權時多撈一點錢物，“人生如夢”、“不撈白不撈”、“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資產階級實用主義思想在一些人身上作怪，“金錢至上”、“等價交換”在某些部門中盛行，被一些人奉為公務活動的行為法則，從而使這些人具有了走上腐敗的思想基礎。還有一種心理，就是認為行賄和受賄雙方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你給我錢，我給你辦事，互利互惠，為了雙方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行賄方不會出賣我。其實他們沒有做過深刻地思考，那就是行賄、受賄雙方的心理基礎是不一樣的，雙方之間的關系完全受利益支配，毫無情義可言。

3、經濟轉型時期存在的制度缺陷，是產生犯罪的根本原因

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的腐敗問題“已屬于制度性缺陷腐敗，即現行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嚴重缺陷和各類管理制度的種種漏洞不斷制造和滋生各種腐敗，并使腐敗日益盛行”，制度方面的原因成為職務犯罪的根本原因。導致職務犯罪的制度因素主要是：

1、管理制度存在漏洞。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主要表現在：一是用人制度上存在不正之風，民主推選少，領導任命多，公開競爭少，暗箱操作多，致使一些道德品質差、政治素質低、法律意識淡漠的人混進了國家工作人員隊伍，混到了領導崗位上；二是工作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環節上存在漏洞；三是財務管理制度不嚴格，會計審核馬馬虎虎，審計走過場。上述管理制度上的漏洞，提供了大量職務犯罪機會，漏洞越多，可供犯罪的機會就越多。而犯罪機會是實施犯罪行為的必要條件，而且“腐敗機會的多寡，直接影響著公職人員腐敗動機的強弱”。這些制度漏洞一方面為犯罪提供了機會，一方面誘發了人的犯罪動機。

2、監督制約制度不得力。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監督是制約權力濫用的有效途徑。目前的監督制度存在著監督種類不少，實際效用不大的缺陷，人大監督、紀委監察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法律監督都存在監督不到位的現象。另一方面，監督機關或個人都不具有超然的地位，其人、財、物受制約于部分被監督者，監督權難以全面實施。

3、懲罰制度不嚴密。多數學者認為，一國現行的懲罰機制和結構是決定該國腐敗程度的一個重要因素，假定其他條件不變，則增加懲罰將會降低腐敗行為。而我國“腐敗黑數”居高不下的事實，表明對腐敗懲罰的措施、力度、密度等方面存在著重大問題。最主要的，是法網不嚴密，人情案、關系案太多，犯了罪并不意味著必然被懲罰，被懲罰也不意味著是平等的處罰。2002年-2003年，我院共接到法院對自偵案件的有罪判決26件32人，其中判處緩刑的26人，免予刑事處罰的6人。法院往往不考慮犯罪情節及認罪態度，只要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一般都判處緩刑。“緩刑和免予刑事處分”是誘發進一步腐敗的重大因素。

四、對策分析

要想根治腐敗，必須不斷完善權力監督機制，綜合運用經濟的、制度的、法律的、教育的等手段，標本兼治。

首先，要根治腐敗，必須先清除思想上的錯誤認識，加強黨員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不斷強化行政倫理建設。

要在思想上筑起防止腐敗的現象，永遠樹立人民公仆的形象，教育必須成為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就是要加強領導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教育，把領導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設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從根源上遏制腐敗的滋生。江澤民同志提出要抓法治，也要抓德治，既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又是長遠的治本之策。

同時要不斷強化行政倫理建設，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強化公職人員的廉政、勤政意識，塑造一批道德楷模，發揮榜樣的影響和輻射作用，形成全社會廉潔的風氣。要弘揚優良的德政傳統，喚醒權力主體的自律意識，培育廉潔自律的政治氛圍；弘揚儒家“民貴君輕”、“民為邦本”的為民富民的民本意識，繼承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樸素等精神，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仆”意識，淡化權欲，誠心為民。

其次，通過完善各項制度和制度創新，強化制度監督，健全重要權力制度監督網絡，防止權力運行中的隨意化和私有化，這是遏制當前腐敗的有效途徑。

腐敗機會是產生腐敗行為的三個必要條件中最重要的條件，在腐敗動機產生之后，腐敗行為就進入了臨界狀態。腐敗行為能否順利完成，主要取決于腐敗機會的多寡。預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最重要的是消除腐敗機會。要消除腐敗機會，最重要的是發現腐敗機會。就目前狀況而言，腐敗機會主要存在于各項不完善的、有漏洞的制度之中。因此，消除腐敗機會，就落實到堵塞制度漏洞、完善制度和制度創新上。要通過實行懲罰腐敗制度、職業資格的限制和剝奪制度、財產申報制度、與薪金制度相結合的公積金制度、官員引咎辭職等制度，建立嚴密的監控權力網絡，對腐敗分子形成不敢貪的巨大壓力。當前主要應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1）建立與市場經濟公開準則相適應的辦事公開機制。對掌管人財物的政府部門、實權部門以及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管理機構，其運作應切實提高透明度，全面實行政務、廠務、村務公開，尤其是對大宗的政府采購項目、公用專項業務，如工程建設、醫藥采購等方面，應實行公開招投標，堅決杜絕暗箱操作。（2）建立與市場經濟平等準則相適應的權力制衡機制。要限制一些權力參與市場運作，嚴格禁止黨政軍機關辦企業，當前，要防止這些企業的假脫鉤或明脫實未脫，利益依然存在的問題。同時還要大力預防“官企”回潮。（3）建立與市場經濟高效準則相適應的經濟監管機制。在反腐敗斗爭之中，利用經濟監管這種有效形式，可以切實促進反腐敗向縱深發展。如“收支兩條線”規定，嚴格收費制度，做到處罰和收費相分離，嚴格取締“小金庫”。此外還要加強審計工作，通過審計監督經濟活動。

在加強制度建設的同時，關鍵還是要加強監督，保證各項規章制度的落實。領導干部要強化監督意識，健全黨內民主生活制度，完善干部任用把關制度，充分發揮紀檢、監察機關的作用，切實強化內部的監督管理。要建立暢通的外部監督機制，加強人大、政協監督，廣開群眾監督渠道，建立一套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力量的外部監督機制。特別要注意對特殊群體的監督，把各級領導干部、國家公務人員、特殊的權力部門作為重點，把監督滲透在日常管理之中，涵蓋在學習、工作、生活、消費、社交等各方面，延伸到家庭、親屬之中，做到超前監督，事前監督，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遏制濫用權力的現象，這樣才能有效地消除腐敗現象。

再次，運用經濟手段，借鑒西方的“以俸養廉”，提供“不愿腐敗”的經濟條件。

歷史與現實表明，許多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出現嚴重的政府腐敗，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門的公職人員因為收入太低，無法維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謀取私利。從表面上看，低工資政策好像縮短了政府官員與人民之間的距離，達到了反對特權和實現公正的目的。其實，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長了特權思想和各種不公正行為。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政府官員濫用特權、徇私舞弊、貪污受賄等行為正好成為低工資的一種合理而不合法的補充。而反腐敗比較成功的一些國家，如瑞典、新加坡都通過提高公務員的工資水平，讓他們得到比私人部門稍高的收入，維持了較低的腐敗程度。這樣做一方面可以促使優秀人才流進政府機構；另一方面，較高的工資收入和其他福利可以使一般公務員能夠靠其正當收入來維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體面生活，使他們較少有生活上的壓迫感和危機感，從而能盡忠職守，較能抵制一些物質利誘。所以說，通過法律和規范把公務員的工資福利和退休后的優厚待遇規范化、制度化，這是公務員廉潔奉公的思想作風得以培植和強化的物質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國家公職人員給以較高的工資收入是符合市場經濟的分配公正原則的。國家公職人員較高的社會角色地位與較高的薪金收入之間的一致性有助于在這一階層中形成“社會公正”的判斷，才有可能對自己承擔角色的道德、義務、責任和規范產生認同，而認同是他們對自我行為進行約束的前提。

所以，在一個存在分化的市場經濟社會里，沒有高薪是難以養廉的。但高薪只有與嚴格、完善的法制相結合才能對國家公職人員的廉潔行為產生真正有效的影響。國家一方面給公職人員較穩定、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較高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國家又通過有效的法律監督其行為和財產收入。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以俸養廉，提供“不愿腐敗”的經濟條件。

最后，遏制腐敗最根本的是要靠法律武器。

正如鄧小平同志在談到廉政建設時所說：“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當前，加強廉政法制化建設，關鍵是要完善立法，嚴格執法。因此，保持嚴密的法網，消除“免受懲罰”的不正常現象，是清除腐敗機會的有力保障。應盡快將某些黨紀政紀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法律，比如通過立法將《廉政準則》上升為《廉政法》。我國近幾年在黨政機關干部中也實行了個人收入申報制度，應當在繼續實行家庭財產報告制度的基礎上，制定《家庭財產申報法》。要制定以“反腐敗法”為主體的各項單行法規，比如應盡快制定《反腐敗法》、《監督法》、《舉報法》等，以便把廉政建設以及監督機關的職能、權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視制定有關事后懲戒性的法規外，更要加強事前預防性法規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嚴密的、嚴格的廉政法律法規體系。

同時，要強化反腐敗方面的執法檢查和監督，嚴格執法。一方面要求一切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必須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及其公務人員嚴格執行法律。這就要求我們破除“教育從嚴，處理從寬”的傳統認識，堅持教育懲處并重，把懲處腐敗分子作為從嚴治黨、從嚴治政、從嚴治“長”的重要措施來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