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挺進“轉型時代”

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挺進“轉型時代”

中國經濟歷經30多年的高速增長，已經跨入一個嶄新的“轉型時代”。

我們已日益強烈地感受著發展的“倒逼”：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倒逼，美歐經濟正在經歷一次“再工業化”的旅程，給中國制造平添了更大的壓力；中國經濟要素紅利流失的倒逼，土地、資源、環境、人口等基本要素的優勢已見明顯弱化，高端的技術、人才等要素供給尚遠遠不足；社會公平訴求、民生權利保障的倒逼，新生代農民工的崛起，底層大眾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期待，催生著全新的發展需求。轉型，已是發展的新的主題。

當下的經濟增速放緩，恰恰是經濟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型的難得契機。令人欣喜的是，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大刀闊斧，壯士斷腕，紛紛行動起來。我們從戰略性產業的新興、低碳型經濟的生長、傳統產業高新技術化的突破中已經看到，機會之窗正在打開，希望之光正在升騰。

轉型的內涵是明晰的：看宏觀經濟，是從投資主導走向消費拉動；看城市成長，是從規模擴張走向品質提升；看產業發展，是從要素依賴走向創新驅動。同時，轉型的理念應當是務實的。尤其對傳統產業在轉型中的走向，應有清醒的把握。加快發展新興產業，絕非意味著摒棄傳統產業；大力倡揚中國創造，絕非意味著逾越中國制造。

傳統產業、中國制造是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引擎，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仍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立身之本；中國人口數量龐大，就業壓力沉重，絕不能輕言棄守產業鏈中的低端環節，尤其是傳統的中小企業，是激發經濟活力、保障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還當為它們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中國創造不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還要深深植根于既有的產業基礎，并以現代科技去提升、改造、拓展中國制造。

傳統產業不等于落后產業，它是堅實的轉型基礎，寶貴的轉型資源。轉型需要的不是放棄傳統產業，而是謀求產業新生。比較優勢可以轉換，中國制造不會終結。只要它與多元拓展的市場需求相契合，只要它與不斷推進的業態創新相融合，只要它與引領未來的科技變革相對接，它就依然擁有無限生機。

轉型的取向是相通的：著力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新活力，著力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著力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著力培育開放型經濟發展新優勢。同時，轉型的選擇應當是多樣的。轉型不是口號，不是運動。畢竟每一個地區的發展進程不一，資源稟賦不一，人文背景不一，大路朝天，各走一邊。這樣，轉型就轉出了發展差異化，轉出了核心競爭力。從區域看，有不同模式。蘇南經濟產業層次高，擴張規模大，體系支撐強，更有條件以上海為龍頭率先進軍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崛起一條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帶；浙江民營

經濟活力強，集群成長性好，可以提供傳統制造業向現代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經典文本；珠三角的加工貿易，堅持“就地轉型”與“就近轉移”相結合，首創來料加工企業不停產轉型的嶄新模式，探索拓內銷、創品牌、強研發等轉型路徑，成為全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先行試點。

從城市看，有不同路徑。有蘇州、無錫的“經濟國際化、城市國際化、人才國際化”的導向，有武漢、長株潭的“兩型社會”的試驗，也有重慶、成都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探索。為什么不少地方新興產業的起步，很快陷入一哄而上、產能過剩的雷區，踏進騰籠換鳥、鳥去籠空的盲區？還得舉自己的旗，走自己的路，對接國際領先，張揚本地優勢。

從產業看，有不同視角。或堅持產品價值提升：運用新興技術、先進文化和低碳理念提升產品的科技附加值、文化附加值和生態附加值。或探索產業業態創新：在不同產業相互滲透、相互交叉、相互融合中，逐步形成更為多樣的產業業態，促成整個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合理化。或注重產業空間開拓：引進來，走出去，深度整合兩種資源，拓展兩個市場。或追求產業生態優化：打造產業體系，優化產業集群，強化產業配套，釋放綜合競爭優勢。轉型的空間是廣闊的：工業、農業，城市、鄉村，企業、政府，都面臨發展轉型的時代課題。同時，轉型的推進應當是系統的。它需要制度改革的跟進，需要人力資本的開發，需要創新能力的培育。

轉型的支點在于市場機制的活力。30多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尋找其中的奧妙，政府強勢主導有目共睹。但是，轉型的深入，恰恰要以政府職能的深刻轉換為前提，以市場功能的充分釋放為動力，更多地依靠企業家的變革精神，依靠勞動者的素質優化，依靠市場化的倒逼機制。

應當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際，更加尊重市場規律，著力于產業政策的引導、市場制度的建設和高端要素的供給。應當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加快資源價格改革，建立技術、融資等公共服務平臺，為中小企業在轉型中閃轉騰挪拓開更為廣闊的空間。

轉型的力量在于人力資本的提升。人力成本的上漲不是壞事，我們還有人力資本的開發，人口紅利的消減不足悲觀，我們還有頭腦紅利的積聚。要緊的是，我們應當放眼更其廣大的普通勞動者。

他們同樣是技術進步、自主創新的主體，同樣承載著中國創造、中國服務的希望，同樣蘊藏著推進經濟轉型、實踐科學發展的巨大潛力。我們應當著力于新的比較優勢的鍛造，著力于更具潛力的藍領創新，著力于人力資本的積累、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勞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催生出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動力。

轉型的加速在于創新能力的培育。隨著中國制造從低端向中高端推進，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也從互補向競爭層面轉換。加快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創造寬松社會氛圍，把13億多人口蘊涵的巨大市場需求轉化為自主創新的內在動力，讓全社會的思想激情自由迸發、聰明才智盡情涌流，中國經濟當會在轉型中躍上一個新的高度，閃亮一個新的時代。

第二篇：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抓住轉型時代戰略機遇

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抓住轉型時代戰略機遇

如果說以往談及“轉型”有些許“中國特色”的意味，那么在歐債危機蔓延、世界經濟前景黯淡的大背景之下，一場范圍更大的經濟轉型正在這顆星球上上演。面對未來尚不明朗的經濟前景，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而在挑戰背后，難能可貴的機遇也在沉睡著??窮則變，變則通。

海外投資 中國企業躍躍欲試

近日日，據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安永在香港發表了題為《沖出亞洲：支持追求增長的戰略》的報告，報告指出中國內地公司比其他亞洲同行更看好發達國家的增長機會。其中32%受訪內地公司認為，西歐有最佳的發展機會，較亞洲區整體水平高出3個百分點。

安永中國海外投資業務部全球主管合伙人周昭媚在記者會上表示，受到歐債危機影響，歐元區資產價格被低估，為中國企業提供了投資機會。此外，西歐國家與中國建交多年，較接受中國企業到當地投資，因此在市場環境方面相對開放，對中國企業較有吸引力。

調查也發現，22%內地企業看好美國或加拿大能為公司帶來最好的增長機會;相比之下，僅16%的亞洲區受訪者持此看法。

周昭媚表示，中國內地的企業高管將目光投向發達市場，是出于尋求更多的科技和創新的需要。與此相比，拓展發展中市場所帶來的益處則主要在于尋找銷售增長的潛力。

數據顯示，在2005年至2011年間，中國內地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年復合增長達到39%，由2005年的僅100億美元飆升至2011年的約730億美元。中國企業“走出去”更加多元化和更加成熟，投資的行業由以往集中在資源行業，向各行各業全面鋪開。

周昭媚表示，長遠來說，內地對外直接投資還將繼續增加，香港能在內地企業“走出去”方面扮演一定角色。

安永的本次調查在今年3月和4月間進行，對617名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及地區的高管進行問卷調查，涉及公司包括全球性公司和區域性公司。

其實，從已然公開的數據并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據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前七個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17個國家和地區的2407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達到了422億美元，同比增長了52.8%。

而截至2012年7月末，中國非金融企業的海外投資存量已經達到3643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國有大中型企業雖然是海外投資的主力，但非公有制企業、民營企業的投資額也已經占到了投資總存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有很多國際企業都在美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的打擊中受到了重創，面臨資產重組。而另一方面，歐元對人民幣的兌換中間價卻在過去的一年中降低了17.57%，民營企業‘走出去’的成本大大的降低了。”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任鴻斌表示。

第三篇：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轉型發展資源型城市的必然選擇

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轉型發展資源型城市的必然選擇資源型城市的生命長度究竟能延續多久？這道難題考驗著世界，更考驗著快速發展的中國。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趨勢，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

我國共有118座資源型城市。改革開放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一些資源型城市通過大力培養接續產業、提升改造資源型產業，推動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全方位轉型，使一些“煤都”“油城”成功擺脫對資源的嚴重依賴，重新獲得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動力。做“春蠶”還是“蝌蚪”？資源型城市的命運抉擇

因資源而興的城市，也有可能因資源枯竭而亡。專家們形象地將人類歷史上資源型城市的命運總結為“春蠶型”和“蝌蚪型”。

“春蠶型”城市就像春蠶作繭、絲盡而亡，整體搬遷。例如美國西部有許多曾經紅火一時的“鬼城”，就是資源被開采完之后被遺棄的礦區。“蝌蚪型”城市則像蝌蚪跳上岸，擺脫對資源的依賴，蛻變成“青蛙”，即使資源枯竭，城市也會可持續發展。

我國118座資源型城市中，共生活著約1.54億人，超過我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立足國情，如此龐大的城市人群絕不可能因為資源枯竭而整體搬遷。推進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一項重大課題和緊迫任務。

“十八大報告指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十八大代表、湖北省黃石市委書記王建鳴認為，這一論述，對于以能源原材料工業為主的資源型城市來說，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008年，黃石被列為資源枯竭型城市。而在近代史上，100多年前，張之洞在黃石興辦民族工業，一批鋼鐵、水泥、煤炭企業隨之誕生；共和國成長的流金歲月里，這個老工業基地為國家工業創造了無數輝煌。

王建鳴說，黃石這座城市因礦而立、因礦而興，資源不可再生，城市的發展僅僅依靠資源不能長久。轉型當中最大的困難是理念上的轉型。資源可以枯竭，但是精神資源不能枯竭，應該通過我們的智慧來匯集市場的資源，來發展一個城市，來實現轉型。

銅川曾是全國重要的煤炭生產基地和西北最大的水泥生產基地，為國家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典型的“先礦后市”發展模式，使資源瀕臨枯竭、產業發展受限、歷史遺留問題突出，嚴重制約著銅川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

2009年，銅川被國務院確定為第二批轉型試點城市。抓住這一歷史機遇，銅川著力推進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全面轉型，步入又好又快的發展軌道。銅川市目前已躍入近10年來全國294個城市中綜合競爭力提升最快的城市之列。

“早轉型，早主動”。這是我國資源型城市成功轉型的共同經驗。資源型城市的發展周期一般分為開發期、增產期、穩定期和萎縮期四個階段。穩定期是實施經濟轉型的最佳階段，在這一時期主動轉型，可以比較平穩地、以較小的代價實現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從“一柱擎天”到“多業并舉”，資源型城市力克“荷蘭病”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豐富的天然氣催生了荷蘭的繁榮，但“一柱擎天”的天然氣卻打擊了該國其他產業正常發展，當天然氣開采殆盡時，荷蘭陷入經濟衰退困局。從此，國際經濟界就將過度依賴資源導致短期繁榮的后遺癥，通稱為“荷蘭病”。我國118個資源型城市都不同程度面臨著“荷蘭病”的威脅。

資源型城市的轉型，擺脫對資源的依賴，首要矛盾是解決結構性問題。

“做大第一產業、做強第二產業、加快第三產業”。從2008年起，老工業基地徐州用三年時間打造出裝備制造、能源、食品及農副產品加工和商貿物流旅游四大千億元主導產業，物聯網、文化創意等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這是江蘇經濟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現象。2011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3550億元，增幅居江蘇首位。

資源型城市，有自己的獨特優勢。經過幾十年的積累，現有的人才、技術、產品、市場為發展接續產業和“吃精資源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作為國家資源型城市改革試點，近年大慶產業結構打破“一油獨大”的格局，大力推動石化工業、現代農業、裝備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高端服務業發展，2011年，采油經濟比例首次被超越。令人矚目的是，大慶石油勘探開發、工程設計等服務外包業務，市場遍及中亞、美洲等20多個國家。

“經濟轉型靠什么？靠思想解放。”十八大代表、黑龍江省委常委、大慶市委書記韓學鍵一語中的。“跳出大慶看大慶、分析對比看大慶、站在高處看大慶”，大慶在更高的發展層級上設計未來。

資源型城市的結構優化，重在因地制宜，統籌比較優勢和優勢資源，選擇合適自己的路徑，打造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近年來，黃石在產業發展路徑上，以高科技引領，發展大產業、打造大園區、建設大城市的發展戰略，實現了由資源產業“一業獨大”向優勢產業“多業并舉”轉變。目前，全市有4家企業產值過百億元，引進7家世界500強企業，1家企業產銷量居全球前3位。黃石先后被評為中國經濟轉型示范市、全國科技進步示范市和國家新型工業化示范基地。全面轉型資源型城市煥發勃勃生機

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對資源型城市轉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資源型城市實現華麗轉身，需要生態、文化、社會、機制的全方位轉型。

陜西銅川因煤炭、石灰石等儲量豐富而成為西北地區重要的能源建材基地，也曾因嚴重的大氣污染而被人稱作“衛星上看不見的城市”。近年來，銅川用環保“倒逼”結構調整升級，消化歷史包袱，讓城市轉型“輕裝上陣”。截至目前，銅川已先后關閉拆除一大批高耗能污染企業，同時森林覆蓋率達到44.8%，2011年有328天空氣質量達到良好以上。

生態轉型回答了經濟發展“為了什么”，文化軟實力的提高，則是解決發展“依靠什么”的問題，為資源型城市長遠發展鼓足后勁。

黃石是全國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示范區之一，有著3000多年的礦業文化歷史，通過城市文化體系建設，黃石正在打造歷史古跡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的文化名城。

王建鳴說，文化潛移默化的作用巨大。近年政府通過打造文化公益性設施平臺，提升人的素質，讓群眾百姓廣泛參與城市建設。黃石的文化轉型，對產業競爭力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

生態美、文化興，更要社會穩，實現激情與活力競相迸發、安定與有序緊密結合、公平與正義充分彰顯。

鼎盛時期的銅川礦務局，職工和家屬曾達到30萬人之多。然而隨著市場變化，企業破產、職工下崗??誰來為這些長年居住在老舊棚戶區的早期城市建設者埋單？從2003年開始，銅川啟動沉陷區、滑塌區治理和棚戶區改造，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計建成各類保障房261萬平方米，12萬人喜遷新居，占到當地總人口的1／7。2011年，銅川在陜西省保障性住房建設評比中位列第一。

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涉及經濟結構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區域經濟發展、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生態環境治理、資源勘查開發、資源稅費改革等多個領域。破解難題最重要的是制度保障。

銅川市資源型城市轉型辦公室主任趙亞軍認為，從長遠看，關鍵是真正建立資源開發補償機制和衰退產業援助機制，形成系統的支持資源型城市轉型政策體系。目前看，較為迫切的是調整考核標準，提高資源、生態、環境和人文發展指標的考核權重；深化資源稅制改革；設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專項。

城市轉型，決策者們面臨巨大壓力和挑戰。十八大倡導的“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將引領我們撫平一個個“地球傷疤”，前行的中國資源型城市，必將為人類工業文明續寫華章。

第四篇：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養老保險改革應進入“并軌時代”

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養老保險改革應進入“并軌時代”我國城鄉養老保險將實現銜接轉換，人社部近日就《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銜接暫行辦法》公開征求意見，截至12月16日。《辦法》提出，我國職工養老保險、新農保以及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將實現銜接轉換，繳費年限也將明確換算辦法。

我國養老保險目前呈現“三駕馬車”并駕齊驅的局面。城鎮就業職工由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職保”）覆蓋；農村居民享有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農保”）；城鎮無業人員則可以參加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城居保”）。除公務員及部分事業單位人員外，這三種保險構成一張網，覆蓋了城鄉不同群體。

但是，這“三駕馬車”在奔跑中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兼容性差、重復參保、重復建設、公平性欠缺等。兼容性差，即各種保險制度之間不能互通互連，難以銜接；重復參保，即一個人同時參加多種養老保險；重復建設，即某些地方重復建設養老保險系統；公平性欠缺，即不同制度下的養老保險待遇懸殊。

據2012年34號審計公告披露，截至2011年年底，112.42萬人重復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新農保或城居保，1086.11萬人重復參加新農合、城鎮居民或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造成財政多補貼17.69億元，9.27萬人重復領取養老金6845.29萬元。究其原因，是不同險種之間不能銜接轉換。

也就是說，由于養老保險不能銜接轉換，既增加了個人負擔，也增加了財政負擔；既影響了勞動力流動，也影響城鎮化進程。實現銜接轉換之后，三大養老保險兼容性差、重復參保等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早在去年年底，山西就率先出臺了《關于山西省城鄉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換銜接有關問題的通知》。

之前，養老保險已實現跨省轉移，如今又推進銜接轉換，可以說，“立交橋”式的養老保險體系已經輪廓清晰，養老保險改革正在向公眾期待的方向邁進。不過，距離公眾的要求還有很遠的距離，原因在于，養老保險的公平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多軌制的養老保險制度造成了養老不公。

表面上看，我們只有三種養老保險制度，但實際上遠不止三種。除了職保、城居保、新農保外，很多地方還存在老農保；有的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正向企業看齊，而有的還是老模式；尤其是公務員養老制度一直單獨運行，脫離于國家養老保險改革，這是輿論不滿、養老不公的主要原因。

由于多年來我國采取的是分人群設計、分部門管理、分地區實施的養老保險模式，形成了明顯的“碎片化”特點。養老保險實現跨省轉移、銜接轉換，只是把各種“碎片”銜接起

來，卻無法解決不同養老制度造成的不公。因此，養老保險改革到目前為止，都是有限的進步，還沒有觸及最敏感的問題。

從有關數據看，目前不同人群養老待遇差距極大。公務員養老待遇最高，政府機關的退休金約為企業退休職工的2至3倍；參加職保的企業人員，退休金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的60%左右；參加城居保、新農保，有的人每月養老金只有幾十元，最離譜的是每月2元養老金。

可見，養老金改革不應止步于跨省轉移、銜接轉換，還需要向公平邁進。而要想實現養老公平，養老金改革必須進入“并軌時代”，即打破養老多軌制，實行統一的養老制度，實現城鄉養老保險制度一體化。據悉，廣東東莞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就是要實現三種養老保障并軌。各種養老制度全國并軌有何不可？

實現養老制度全面并軌有一定挑戰，關鍵在于有沒有這樣的改革決心，能否打破戶籍壁壘、職業壁壘等各種身份限制。準確地說，養老保險改革必須由獨立的權威機構來主導，比如說全國人大。政府部門主導這項改革的問題，在于某些公務員難以向自己“開刀”。

第五篇：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電梯奪命

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電梯奪命

導讀：5月14日，湖北宜昌沃爾瑪超市，正在運行的手扶梯突然斷裂，一名女士墜亡;同一天在陜西西安，一名女士因為乘電梯踏空而墜亡;5月15日，廣東深圳，一名女護士被電梯夾頭身亡;5月16日，云南玉溪中醫院，兩名乘客被電梯卡住，其中一人經搶救無效死亡。(5月19日《現代快報》)短短三天，四人死于非命。“電梯奪命周”是血的教訓，每一起電梯致殘致死事件，看似個例，其實偶然之中也有一定的必然。避免電梯慘案再次發生，我們應當有所反思。

面試熱點新聞鏈接

觀察

“電梯奪命周”應成“安全警示周”

最近一段時間，有關電梯發生事故致人員傷亡事件頻頻見諸報端，讓人們對電梯安全性能的信任度直線下降。特別是，上周成“電梯奪命周”，3天之內 4人喪生，更是給人們上演了一幕幕悲劇。“一日遭蛇咬，百日怕井繩”，可以預料，有過電梯事故經歷的人，將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對電梯敬而遠之。電梯不安全，給當今社會敲響了警鐘。

據調查顯示，在諸多導致電梯安全隱患的因素中，制造質量占16%，安裝占24%，而保養和使用問題高達60%。我國電梯出廠時需通過國家相關質量標準檢測，產品質量基本過關，目前絕大部分事故根源都集中在“維修保養”和“正確使用”等環節上。比如，這幾起事故，大都是電梯出現故障或乘客使用不當所致。可見，電梯安全重在“維修保養”和“正確使用”。

而現實情況卻是，近六成載人電梯沒有按時更新維保記錄，其中有的甚至連“年檢合格”標牌都沒有。一些物業單位為節省費用，幾個月才對電梯檢查一次，甚至等出了問題才請人來檢查，逃檢、漏檢和滯后年檢現象十分嚴重。此外，過多地非正常開啟和使用，電梯超載等，為電梯安全埋下了隱患。由此看來，電梯是否安全使用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相關的知識普及對政府及各廠商也提出了迫在眉睫的要求。

因此，“電梯奪命周”應成“安全警示周”。除了安全知識普及工作之外，政府對電梯安全的監管力度也要不斷加強。當然，電梯安全涉及社會各個方面，應當發揮全社會的力量，綜合治理，嚴格監督。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廣大市民、新聞媒體及其他社會中介組織等，均有監督權、建議權、舉報權。在社會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爭取早日實現人人安全、家家安心，讓電梯真正成為安全舒適的交通工具，而不是通向地獄的“奪命殺手”。

分析

暴露責任鏈條斷裂

相關責任鏈條的模糊不清，是此類事故頻發導致傷亡慘重的罪魁禍首。各地幾乎都對電梯的安全監管出臺過相關法規，但在具體執行中卻往往是有制度難落實，一個突出的因素就是對相關責任鏈條的不夠明晰，最終在執行中遭遇瓶頸。

電梯“使用權者”為第一責任人，電梯的“使用權者”必須按規定履行各項使用權責任和義務，并在辦理特種設備使用登記證時予以明確，從而理順了電梯所有權、使用權、物業管理權、技術管理權和具體使用者等多個主體的責任，形成了清晰的、可追溯的責任鏈條。然而，當前的情況卻是所有相關權限多個主體之間的混亂不堪。尤其是當電梯所有權和使用權相分離時，必然加劇安全事故的頻發。

為此，各級政府在落實強制性年檢、正常維修保養制度構建電梯安全管理長效機制的同時，必須強化電梯安全責任主體的明晰，盡快破解電梯安全監管中的難題。

質監部門尤其要加大電梯整治力度，對所有建設工程涉及的電梯進行安全評估。同時，對本地使用年限超期的電梯進行免費檢測，并強化電梯維護保養單位質量考核工作。有條件的地方不妨啟動電梯遠程監控系統試點工作，普遍安裝“電梯維保監控系統”。

電梯產權單位是電梯安全使用的主體責任單位，政府相關部門必須按照國家相關法規對其實施嚴格監管。督促其落實好各項安全措施，確保全天候的安全管理到位。

電梯使用單位是電梯的直接管理者，負有全天候安全管理的直接責任。政府相關部門應督促、協調相關部門及街道、社區做好齊抓共管的工作，建立健全以崗位責任制為核心的電梯安全管理制度，從根本上確保電梯安全運行，避免類似電梯“吃人”的悲劇頻繁發生。周稀銀

“電梯奪命”從感官上來說是一種很恐怖的事情，正因其恐怖，我們才應該在血的教訓中做出更多的反思。通過討論，乃至于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保障電梯的安全。上列新聞中所提到的電梯問題中，我們可以看到，電梯不僅需要在安裝和檢修中注意電梯安全，這兩種情況造成電梯故障的幾率在百分之四十左右。剩下一種造成電梯故障的情況，更應該受到重視，那就是電梯的后期維護和跟新。住宅產權是70年使用權，電梯是15年左右，中間時間的斷層，電梯更新費用如何分擔，都迫切需要出臺相應的法規在保障電梯更新的順利進行。其目的只有一個，通過保障電梯的安全來保障人民群眾的人身和財產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