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中國的腐敗問題與反腐敗策略.

一、當前中國腐敗問題的主要特點

1.個體腐敗和群體腐敗并存，群體腐敗呈上升趨勢

群體腐敗是指整個單位，包括國家機關、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行使公共權力的部門和個人，利用職務之便，以集體名義做出的謀取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的腐敗行為。20世紀70年代前，特大經濟犯罪基本屬個體犯罪;20世紀80年代后，群體腐敗越來越多，貪污、受賄、瀆職等案件許多是窩案、大案、串案，往往是“拔出蘿卜帶出泥”。近年來出現的腐敗大案，很多是以群體腐敗形式出現的。

2.腐敗犯罪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同時，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公開化和制度化

[3]從近些年來查處的一些腐敗案例可以發現，一些腐敗分子因為隱蔽性和欺騙性很大，往往是一邊腐敗墮落，一邊還被提拔重用。

但是，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也開始出現公開化和制度化的趨勢。腐敗的公開化表現為腐敗堂而皇之地公開進行，并被視為理所當然，例如：公款請客送禮、借考察學習名義游山玩水、利用公共權力獲取部門利益和小集團利益，等等。

3.腐敗同時向高層發展和向社會蔓延，涉及層面不斷擴大

當前，腐敗存在同時向高層發展和向社會蔓延的不良態勢。一方面，腐敗行為主體正在從基層向中層和高層領導干部蔓延，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甚至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因腐敗受到查處的案件越來越多。從解放初期查處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后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前，省級以上領導干部腐敗犯罪者很少。而到20世紀90年代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些高層干部屢屢因腐敗問題受到查處。這種現象的可怕之處在于，這是干部權力意識的腐敗。[4]說得更明確一點，這些干部把任何一點點權力都作為謀取私利的手段，并且已經沒有任何道德和良知的約束。

4.腐敗的社會認同度提高，腐敗文化開始形成腐敗文化一旦形成，就會使得整個社會喪失對腐敗的判斷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敗的惡性循環之中。

當前中國腐敗的蔓延風行與滲透影響，已呈現出強烈的文化特征?？梢哉f，中國的腐敗已滲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相當多數的公眾成為腐敗的參與者與制造者，腐敗已經完全社會化。官員運用權力來尋租，企業就以金錢開路，而老百姓則希望“出點血”擺平麻煩或者辦成事情。當前，遏制腐敗文化的形成和傳播，已經成為反腐敗的一項新任務。

第二篇：當前中國的腐敗問題與反腐敗策略

當前中國的腐敗問題與反腐敗策略

[摘要] 腐敗已經成為當前中國最大的危險。腐敗向高層發展和向社會蔓延，涉及層面不斷擴大;其主要原因有：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不夠，部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削弱。腐敗損害了經濟發展，危害著社會秩序，危及了政治穩定。應當從加強制度建設、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風險防范管理、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加強對腐敗的懲治力度等方面進行控制和治理

。腐敗是指運用公共權力實現私人目的的行為，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非公共、非規范(不符合公認的法律或道德規范)的運用，近年來，腐敗蔓延的勢頭有所遏制，但腐敗問題仍然十分嚴重，必須進一步采取有力的預防和懲治措施

一、當前中國腐敗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

1.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

當前，中國正處在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教育體制等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并不健全。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反腐敗機構之間分工不清晰、專業化程度不高;二是反腐敗戰略存在薄弱環節，廉潔教育的對象和手段需要進一步改進，預防腐敗的針對性、前瞻性和專業化程度不高;三是反腐敗的法律制度不完善，黨和政府部門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不高。

2.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不足以遏制腐敗的蔓延

懲罰是對付違法犯罪與腐敗行為最重要的手段。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對于腐敗問題并沒有采取有力的懲治手段。在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間，中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行賄案件6440件，只相當于同期立案偵查的貪污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數(207103件)的3.1%。[8]

由于懲處的力度不夠，增強了一些領導干部的僥幸意識，削弱了他們的自律意識?？吹揭恍┤朔浅８瘮?，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導致他們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發生扭曲

3.部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削弱

改革開放以來，一些領導干部放松了廉潔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都開始出現問題。有的領導干部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路邊工程”，勞民傷財，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有的領導干部在利益誘惑面前，放棄了本應堅持的原則，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當前中國腐敗問題造成的主要危害

1.腐敗損害經濟發展

不少研究成果表明，腐敗從多方面會損害經濟發展，腐敗水平提高會導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大大降低。保羅·莫羅(Paolo Mauro)的回歸分析顯示出，腐敗指數(從1到10)每低2.4，人均收入增長率就高4個百分點。腐敗影響經濟增長

腐敗還會阻礙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進程、由于權力腐敗，政治權力不正當地介入經濟領域，使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機制受到扭曲。

2.腐敗危害社會秩序

腐敗破壞了正常的社會規范和社會秩序，對社會資源，尤其是關系國計民生重要資源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分配，會導致全社會的不滿，從而激化社會矛盾。

腐敗所導致的貧富懸殊會直接導致社會不穩定。貧富懸殊幾千年都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禍根，是老百姓造反從而改朝換代的主要根源。

3.腐敗危及政治穩定

改革開放開始后，利用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的時機，一些領導干部憑借自己手中的權力，大肆謀取不義之財，從而一夜暴富。非法致富，權錢交易，腐敗泛濫，在某種程度上必然引起人們心理的不平衡，使許多人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增強對社會的不滿和不平。腐敗危及政治穩定、損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并使人們對政府的決策制定和執行以及其他政府行為失去信任，嚴重的還會引發社會**和政府倒臺。腐敗敗壞了社會風氣、踐踏了道德和法律的尊嚴、助長了投機心理，使社會成員喪失了是非感。

四、建立健全預防和懲治腐敗的體系機制

1.加強制度建設，消除產生腐敗的體制縫隙和漏洞

鄧小平非常強調制度的重要性，他認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碑斍爸袊幱隗w制轉軌階段，許多體制存在縫隙和漏洞，為腐敗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與條件。應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主動深入到腐敗易發多發的領域和部門，抓住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消除可能產生腐敗的體制縫隙和漏洞。要盡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礎;加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步伐，筑牢反腐倡廉的政治基礎;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夯實反腐敗的法治基礎。

2.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風險防范管理，筑牢抵御風險和拒腐防變的防線

不少領導干部缺乏社會責任感和公共意識，也缺乏廉潔自律和風險防范意識。在這種局面下，必須加強領導干部反腐倡廉教育，推進廉政風險防范管理，促進他們不斷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和廉潔從政意識，增強法治觀念，自覺抵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蝕，切實做到秉公用權、廉潔從政、抵御風險、拒腐防變。

3.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確保權力正確行使

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監督是關鍵。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須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是促進領導干部正確使用權力，不犯或少犯錯誤的重要保證，是有效防止腐敗的重要手段。當前，要不斷完善對權力的制約與監

4.加強對腐敗的懲治力度，充分發揮懲治腐敗的重要作用

懲治腐敗，必須從嚴。懲治有力，才能增強教育的說服力、制度的約束力、監督的威懾力。當前，要嚴肅查處違反政治紀律的案件，嚴肅查處利用審批權、人事權、司法權違紀違法的案件，嚴肅查處貪污、受賄、行賄、挪用公款等違紀違法案件，嚴肅查處失職瀆職、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的案件，嚴肅查處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和嚴重侵害群眾利益等案件，并嚴肅查處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案件，嚴重侵害群眾利益的案件，群體性事件和重大責任事故背后的腐敗案件。

嚴格依法辦案，提高執法水平。

第三篇：當前中國的腐敗問題與反腐敗策略

[摘要] 腐敗已經成為當前中國最大的危險。當前中國出現了個體腐敗和群體腐敗并存，群體腐敗上升的趨勢；腐敗犯罪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同時，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公開化和制度化；腐敗同時向高層發展和向社會蔓延，涉及層面不斷擴大；腐敗的社會認同度提高，腐敗文化開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不夠，部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削弱。腐敗損害了經濟發展，危害著社會秩序，危及了政治穩定。應當從加強制度建設、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風險防范管理、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加強對腐敗的懲治力度等方面進行控制和治理。

[關鍵詞]腐??；反腐敗；反腐敗策略

腐敗是指運用公共權力實現私人目的的行為，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非公共、非規范（不符合公認的法律或道德規范）的運用。[1] 20世紀以來，中國幾度被腐敗問題所困擾。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初，屢屢將腐敗導致亡黨亡國的教訓引為借鑒，腐敗問題一度曾得到了有效控制。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腐敗問題開始蔓延，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已經極端嚴重。近年來，腐敗蔓延的勢頭有所遏制，但腐敗問題仍然十分嚴重，必須進一步采取有力的預防和懲治措施。

一、當前中國腐敗問題的主要特點

1．個體腐敗和群體腐敗并存，群體腐敗呈上升趨勢

群體腐敗是指整個單位，包括國家機關、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行使公共權力的部門和個人，利用職務之便，以集體名義做出的謀取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的腐敗行為。群體腐敗的一個最顯著特點是其行為是以集體名義做出的。這不僅使群體腐敗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同時也是群體腐敗與其他腐敗行為的主要區別。[2] 20世紀70年代前，特大經濟犯罪基本屬個體犯罪；20世紀80年代后，群體腐敗越來越多，貪污、受賄、瀆職等案件許多是窩案、大案、串案，往往是“拔出蘿卜帶出泥”。近年來出現的腐敗大案，很多是以群體腐敗形式出現的。

群體腐敗一般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一部分人，包括領導干部，抱成團伙，精心謀劃，協同實施，謀取私利；另一種不一定有嚴密的組織和團伙，但由于主要領導人腐敗變質，從而上行下效，形成群體腐敗。不管那一種形式，都以群體活動為特征，出現“串案”、“窩案”、“系列案”等。群體腐敗的手法主要有：集體行賄、集體截留國家財稅資金、集體騙逃稅款、集體貪污公有資產、集體瀆

職，等等。群體腐敗不僅僅發生在黨政機關和公司企業，而且擴展到一些非贏利性的事業單位，如文化、教育、科研等部門，對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2．腐敗犯罪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同時，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公開化和制度化

腐敗犯罪大多是智能型犯罪，涉及高級官員的腐敗行為更加隱蔽。腐敗犯罪的主體都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會地位，他們實施腐敗犯罪總是想方設法地企圖隱瞞犯罪行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3]從近些年來查處的一些腐敗案例可以發現，一些腐敗分子因為隱蔽性和欺騙性很大，往往是一邊腐敗墮落，一邊還被提拔重用。并且，這些腐敗案件的作案手段比較隱蔽，一般難以從正面偵破，大部分這類案件都是由于其他原因涉案或者由知情者舉報，才被偵破的。同時，腐敗分子總是打著各式各樣的旗號以種種理由欺騙組織，蒙蔽群眾，以這樣那樣的借口中飽私囊，增強了腐敗的欺騙性；甚至有些腐敗分子以各種借口美化自己的腐敗行為，以便蒙蔽組織和群眾。

但是，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也開始出現公開化和制度化的趨勢。腐敗的公開化表現為腐敗堂而皇之地公開進行，并被視為理所當然，例如：公款請客送禮、借考察學習名義游山玩水、利用公共權力獲取部門利益和小集團利益，等等。腐敗的制度化表現為腐敗已經習慣化和規范化，一些領域出現所謂“潛規則”，腐敗甚至已經成為一種制度而存在，只不過這種制度是一種不良制度而已。腐敗的公開化和制度化實際上使腐敗被賦予了社會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更難根治和鏟除?？梢哉f，在一些領域和行業中，腐敗的公開化和制度化已經十分嚴重，這種現象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成為社會不公的重要因素之一。

3．腐敗同時向高層發展和向社會蔓延，涉及層面不斷擴大

當前，腐敗存在同時向高層發展和向社會蔓延的不良態勢。一方面，腐敗行為主體正在從基層向中層和高層領導干部蔓延，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甚至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因腐敗受到查處的案件越來越多。從解放初期查處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后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前，省級以上領導干部腐敗犯罪者很少。而到20世紀90年代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些高層干部屢屢因腐敗問題受到查處。另一方面，腐敗出現從一定級別的領導干部開始下落的現象，即科級干部及科級以下的普通干部出現大規模腐敗，腐敗滲入基層社會。這些普通干部，甚至一名收發員、一個村長或者一名科級干部，貪污腐敗就能上百萬、上千萬、甚至上億元人民幣。林喆教授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腐敗的“落勢化”。這種現象的可

怕之處在于，這是干部權力意識的腐敗。[4]說得更明確一點，這些干部把任何一點點權力都作為謀取私利的手段，并且已經沒有任何道德和良知的約束。

同時，腐敗現象存在從單純的經濟領域向政治領域蔓延，從直接管錢管物的部門向負責審批錢物的部門發展，從重要領導崗位向一般黨政機關、司法機關和組織人事等部門擴張的趨勢。就腐敗交易雙方得利情況來看，互惠型腐敗有演變為勒索型腐敗的趨勢。索賄是掌握公共權力的人強迫委托人送禮送錢，并以此作為給委托人辦事的先決條件。索賄是比受賄更為惡劣的腐敗行為。受賄大多數時候是權錢交易，用手中的權力換取他人的錢財；而索賄更多的則是“合法傷害權”1[1]的使用，“我不能給予你什么，但我可以讓你做不成事?！蓖瑫r，索賄者明目張膽地把手中的權力當作向他人勒索的砝碼，使腐敗的牽涉面更廣更大。

4．腐敗的社會認同度提高，腐敗文化開始形成

腐敗文化一旦形成，就會使得整個社會喪失對腐敗的判斷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敗的惡性循環之中。如果腐敗呈現出普遍化、流行化、社會化的趨勢，說明它可能獲得了一種文化上更有力、更穩定的支持。[5]腐敗確實能夠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和生活方式，滲透到人們的內心深處。腐敗文化不但能提高人們對腐敗的容忍度，也會使全社會的道德水平整體下滑，致使腐敗行為成為一種日常生活方式。腐敗文化一旦形成，就會使腐敗分子更加在社會上得勢，腐敗行為更加公開化和“合理化”，造成以邪壓正的社會風氣，同時，反腐敗的社會基礎就可能喪失，反腐敗的難度必然加大。

當前中國腐敗的蔓延風行與滲透影響，已呈現出強烈的文化特征?？梢哉f，中國的腐敗已滲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相當多數的公眾成為腐敗的參與者與制造者，腐敗已經完全社會化。官員運用權力來尋租，企業就以金錢開路，而老百姓則希望“出點血”擺平麻煩或者辦成事情。每個人都生活在一種腐敗的氛圍之中，對腐敗問題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邪氣公開肆虐，正氣難以張揚，腐敗文化開始成為一種新的文化類型。中國腐敗現象的大面積擴展、普通大眾的羨腐心理和對腐敗認同度的提高，可以說是腐敗文化開始形成的信號。當前，遏制腐敗文化的形成和傳播，已經成為反腐敗的一項新任務。

二、當前中國腐敗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

1．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

當前，中國正處在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教育體制等改革的過程中，一部分舊的制度規范需要改革和調整，新的制度規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方面，在新舊體制的交替和轉換過程中，舊的體制可能已經破除，而新的體制沒有建立起來，并且，新的體制可能存在漏洞或短板，它的完善也需要時間，這樣，在制度與制度之間不銜接、不配套的地方就會出現大量的體制縫隙和漏洞；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采取了漸進策略，“雙軌制”成為一定時期和部分領域改革的策略選擇，這樣，也導致體制縫隙和漏洞的大量存在與產生。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經濟、社會資源權力的腐敗者正是利用體制縫隙和漏洞，通過各種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國家和集體乃至他人的財富。

更加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并不健全。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反腐敗機構之間分工不清晰、專業化程度不高；二是反腐敗戰略存在薄弱環節，廉潔教育的對象和手段需要進一步改進，預防腐敗的針對性、前瞻性和專業化程度不高；三是反腐敗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沒有一部統一的《反腐敗法》，對腐敗行為的界定不清晰，黨和政府部門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不高。[6] 同時，中國對權力的監督與制約機制不完善。第一，中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權力機關，其監督應該最具權威性和強制性，但目前其監督的實際效力沒有充分發揮出來。第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制度存在不足，監督體制不夠健全、不夠科學，監督重點不夠突出，難以抓住要害，特別是對“一把手”的監督不到位。第三，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特別是對于執政黨的監督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出來。第四，由于政府工作的制度、程序、行政活動公開化的機制還不夠健全，透明度不高，群眾和社會監督渠道不暢。第五，新聞輿論監督亟待加強和完善，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權利和輿論監督權力還缺乏充分的法律保障，影響了輿論監督效力的發揮。[7] 因此，中國反腐敗體制機制的不完善也為腐敗的產生提供了制度空間。

2．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不足以遏制腐敗的蔓延

懲罰是對付違法犯罪與腐敗行為最重要的手段。對于某種“流行”的惡行，懲罰一定要及時，將它“扼殺”于起始之時。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對于腐敗問題并沒有采取有力的懲治手段。長期以來，中國的反腐敗工作，特別是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往往集中在受賄者，即主要是黨政官員的一方，并且，對行賄者和受賄者的懲治力度存在較大差距。首先，受賄者所受到的最高量刑要高于行賄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犯行賄罪最高可處以無期徒刑，而犯受賄罪最高卻可處以死刑。其次，2005年之前實際因為行賄罪而受到起訴的人很少。

在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間，中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行賄案件6440件，只相當于同期立案偵查的貪污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數(207103件)的3.1%。[8]

由于懲處的力度不夠，增強了一些領導干部的僥幸意識，削弱了他們的自律意識?？吹揭恍┤朔浅８瘮。粌H沒有受到懲罰，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開始起而效尤。這種逆向激勵和示范效應，使得一些人熱衷于所謂的官場技巧和社會關系，導致他們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發生扭曲，從而開始滑向腐敗的深淵，也使得各種腐敗行為因“低風險、高收益”變得非?；钴S和猖獗。腐敗者所付出的代價太低，激勵和促長了腐敗行為，由此導致的腐敗行為泛濫成為因對腐敗懲罰不力付出的另一種代價。[9]

3．部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削弱

“心清則自正，無欲則自廉?！绷疂嵤菑恼碌幕緝热?，它要求領導干部要不斷通過學習、教育和鍛煉，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想和信念。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拜金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其他各種不良風氣有了滋生的土壤，并開始侵蝕部分領導干部的廉潔自律意識。社會轉型時期往往是政治、社會、思想觀念變化最大的時期，也是利益沖突最激烈的時期，還是各種利益對處于“脫貧致富”過程中人們誘惑最大的時期，這對領導干部無疑也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同時，在體制轉型時期，體制縫隙和漏洞導致正向的激勵機制沒有形成，反而出現了一種逆向的激勵機制。有時候，堅持原則、秉公辦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潔之士得不到應有的獎勵，甚至反受他人攻擊；而見風使舵、拉幫結派、弄虛作假、鼠竊狗盜之徒難以受到應有的懲罰，甚至還反被提拔。在這種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領導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就可能發生扭曲，廉潔自律意識就可能喪失。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財富的增長不僅使社會具有了生機和活力，而且使人面臨的誘惑越來越多。特別是，改革開放破除了絕對平均主義的觀念，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更刺激了許多人的物質欲望。[10] 在這種背景下，要“穩得住心神，管得住身手；抗得住誘惑，經得起考驗。”談何容易？結果，一些領導干部放松了廉潔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都開始出現問題。老百姓諷刺一些人把黨的三大優良傳統和作風變成了：“理論聯系實惠，密切聯系領導，吹捧與自我吹捧”。有的領導干部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路邊工程”，勞民傷財，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有的領導干部在利益誘惑面前，放棄了本應堅持的原則，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當前中國腐敗問題造成的主要危害 1．腐敗損害經濟發展

不少研究成果表明，腐敗從多方面會損害經濟發展，腐敗水平提高會導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大大降低。保羅·莫羅（Paolo Mauro）的回歸分析顯示出，腐敗指數（從1到10）每低2.4，人均收入增長率就高4個百分點。腐敗影響經濟增長，其原因之一是導致投資水平降低，因為腐敗使投資者估算的風險增大，原因之二在于腐敗使教育方面的公共開支減少。腐敗指數每低2.38（1個標準離差），政府的教育經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就高0.5%左右。1[2]腐敗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也是十分嚴重的。胡鞍鋼對中國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行了初步估計。他先將中國的腐敗類型劃分為四種類型，然后對每一種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行計算，結果表明，腐敗確實損害了中國的經濟發展。1[3]

腐敗還會阻礙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進程。一些人為了美化腐敗的作用，把腐敗視為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看作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并認為反腐敗會束縛人們的觀念，阻礙改革開放。還有人提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政府權威的擴張和政府管理的活動增多，使得腐敗不可避免。實際上，這種錯誤認識的目的只是在證明腐敗的合理性。事實證明，腐敗只會破壞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阻礙改革開放的進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的研究表明：“腐敗行為對任何實現現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十分有害的。腐敗盛行造成了發展的強大障礙與限制?！盵11]由于權力腐敗，政治權力不正當地介入經濟領域，使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機制受到扭曲。權力對資源配置的不合理作用，也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損害了市場經營環境，擾亂了經濟秩序，必然對經濟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12]

2．腐敗危害社會秩序

腐敗破壞了正常的社會規范和社會秩序，對社會資源，尤其是關系國計民生重要資源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分配，會導致全社會的不滿，從而激化社會矛盾。例如，如果人才流動、資源調配和人事晉升的權力掌握在腐敗分子手中，必然會出現任人唯親、以權謀私的情況，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資源調配不合理。腐敗分子還會通過人事權力和干部任用與調配的權力組織私人關系網絡，形成權力體系的個人化、家庭化和小團體化。并且，腐敗也會使黨的方針政策無法全面、準確地貫徹執行。在政策執行中，由于腐敗的存在，一些人就會曲解政策和截留政策，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都會損害政策對象的利益，挫傷一部分人的積極性，并會直接或者間接地損害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影響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

腐敗所導致的貧富懸殊會直接導致社會不穩定。貧富懸殊幾千年都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禍根，是老百姓造反從而改朝換代的主要根源。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腐敗現象進一步普遍化，而且涉案金額越來越大，涉案金額達到幾百萬元、幾千萬元、上億元的案件時有披露。腐敗分子利用手中的權力，輕而易舉地獲取巨大財富，并在無形中剝奪了其他人獲取財富的平等機會，這必然使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中聚集，從而加劇貧富懸殊，增大社會風險系數。一部分人的腐敗行為又使得現實存在的貧富差距在人們心理上更加放大，并產生“示惡效應”和法不責眾的心理，從而危及社會穩定，損害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失范現象肆意蔓延，最終破壞社會的健康發展，甚至會使社會陷入動蕩和混亂之中。

3．腐敗危及政治穩定

改革開放開始后，利用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的時機，一些領導干部憑借自己手中的權力，大肆謀取不義之財，從而一夜暴富。非法致富，權錢交易，腐敗泛濫，在某種程度上必然引起人們心理的不平衡，使許多人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增強對社會的不滿和不平。腐敗危及政治穩定、損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并使人們對政府的決策制定和執行以及其他政府行為失去信任，嚴重的還會引發社會**和政府倒臺。腐敗敗壞了社會風氣、踐踏了道德和法律的尊嚴、助長了投機心理，使社會成員喪失了是非感。[13]特別值得警惕的是，當腐敗現象不斷蔓延，特別是在一定區域內形成腐敗集團之后，那里的領導干部和公職人員首先需要效忠的就不是國家和人民，而是各個不同的利益集團和小團體，并會增加人們的離心傾向，削弱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感。

腐敗問題還會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也有待進一步完善，部分地區、部分部門的腐敗和官僚主義現象可能導致干群關系緊張，影響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腐敗分子和官僚主義者對群眾疾苦無動于衷，把自己同群眾對立起來，使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使局部性問題轉化為全局性問題，使群眾同個別領導干部的對立轉化為群眾同黨和政府的對抗，從而激化和擴大社會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講，腐敗甚至可能導致亡黨亡國。

四、建立健全預防和懲治腐敗的體系機制

1．加強制度建設，消除產生腐敗的體制縫隙和漏洞

制度是關于個人或者組織的行為規范、規則和慣例的總和，它規定和塑造著個人或者組織的行為。[14]制度作為規范、規則和慣例的總和，是社會秩序的主要構成因素，有利于人或者組織獲取一種共識信念，從而使得人或者組織的行為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期性。鄧小平非常強調制度的重要性，他認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15] 可以說，合法性政權和良好的制度安排所導致的有效的政府能力和經濟績效即制度競爭力，是一個國家持久強大的根本保證。[16]因此，制度建設是非常重要的，特別對于體制轉型時期的中國而言，更是如此。當前中國正處于體制轉軌階段，許多體制存在縫隙和漏洞，為腐敗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與條件。應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主動深入到腐敗易發多發的領域和部門，抓住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消除可能產生腐敗的體制縫隙和漏洞。要盡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礎；加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步伐，筑牢反腐倡廉的政治基礎；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夯實反腐敗的法治基礎。

同時，要加強反腐倡廉方面的制度建設，充分發揮制度在懲治和預防腐敗中的保證作用。要完善反腐倡廉相關法律和規范國家工作人員從政行為的制度，加快廉政立法進程，研究制定反腐敗方面的專門法律，修訂和完善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制度。當前，推進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制度改革和創新，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二是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完善規范政府共同行為的有關制度，三是深化財政、投資和金融體制改革，四是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五是建立市場配置資源制度，規范和完善工程建設招標投標、土地使用權出讓、產權交易、政府采購等制度。在加強制度建設的同時，也要嚴格貫徹執行各項制度，要充分認識到，貫徹執行制度才是制度建設的關鍵方面。

2．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風險防范管理，筑牢抵御風險和拒腐防變的防線

當前，領導干部面臨的社會環境越來越復雜，可能受到的誘惑越來越多。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思想道德領域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一些原有的道德規范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新的道德規范尚未完全建立起來，一些領域和地區是非、美丑、善惡界限不清，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滋長蔓延，各種價值觀念都開始在社會上占據一定的市場，思想文化領域的多元化傾向越來越強。不少領導干部缺乏社會責任感和公共意識，也缺乏廉潔自律和風險防范意識。在這種局面

下，必須加強領導干部反腐倡廉教育，推進廉政風險防范管理，促進他們不斷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和廉潔從政意識，增強法治觀念，自覺抵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蝕，切實做到秉公用權、廉潔從政、抵御風險、拒腐防變。

反腐倡廉教育是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中的基礎性環節，要以領導干部為重點，以樹立良好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為根本，以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為主題，以更好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目標，進行理想信念和從政道德教育、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教育、黨紀國法教育。要把反腐倡廉教育貫穿于領導干部的培養、選拔、管理、使用等各個方面，堅持教育與管理、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督促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反對和防止腐化墮落，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牢記“兩個務必”，自覺經受住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條件下長期執政的考驗。[17] 推進廉政風險防范管理，就是運用現代管理理念和科學管理方法，增強預防腐敗工作的創新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這一手段可以提高領導干部自覺接受監督、主動參與監督和積極化解廉政風險的意識，促進決策民主、程序公開和運行規范。同時，也要大力開展廉政文化建設，遏制腐敗文化的傳播，弘揚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社會風尚。

3．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確保權力正確行使

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監督是關鍵。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須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是促進領導干部正確使用權力，不犯或少犯錯誤的重要保證，是有效防止腐敗的重要手段。當前，要不斷完善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機制，確保國家機關立法權、司法權與行政權行使的相對獨立與高效運行。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是國家職能實現的具體體現，分屬國家三種彼此相對獨立的職能機構。權力行使的相對獨立性要求國家立法機關、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具有相對的獨立地位，在各種權力行使過程中不被其他權力所左右和控制。國家權力的高效運行要求配置或設定權力要以科學化和實效性為原則，以保證各種權力獨立行使時能最大值地發生正向作用。在確保國家機關立法權、司法權與行政權行使相對獨立的同時，要建立健全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機制，從而防止權力濫用和權力腐敗。

當前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機制建設要突出四個重點：第一，加強黨內監督。黨內自上而下的監督和自下而上的監督都要加強，要認真貫徹黨內監督條例，進一步加強黨內監督。第二，加強人大監督。要合理界定黨委、人大常委會和政府的職能，理順它們之間的關系，明確人大和政府的職權界線，完善人大監督政

府的法律、制度和程序。第三，加強法律監督。從中國法律的有關規定看，法律監督的方式主要有四種：一是通過對職務犯罪的立案偵查督促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法定職責時嚴格依法辦理；二是通過追訴犯罪的活動伸張法律正義，督促全體公民尊重和遵守法律；三是通過參與訴訟發現和糾正訴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維護法律適用的合法性；四是通過對確有錯誤的刑事、民事和行政判決、裁定的抗訴，維護司法公正。[18]第四，加強輿論監督。當前，輿論監督越來越受到公眾的關注，并在推進改革、防止腐敗和保護公民權利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要加強新聞立法工作，推動輿論監督法治化，完善輿論監督外部環境的制度建設，特別是要注重發揮網絡輿論監督的重要作用?？傊?，要使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體制內監督與體制外監督緊密配合，形成一個相互滲透、相互協調、相互補充的監督體系和網絡，完善和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機制。[19]

4．加強對腐敗的懲治力度，充分發揮懲治腐敗的重要作用

懲治腐敗，必須從嚴。懲治有力，才能增強教育的說服力、制度的約束力、監督的威懾力。懲治無力，教育就缺乏說服力，制度就缺乏約束力，監督就缺乏威懾力。依法依紀查處腐敗案件，是懲治腐敗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2003年至2009年，各級人民檢察院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案件24萬多件。在懲治受賄犯罪的同時，中國完善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加大懲治和預防行賄犯罪力度。2009年，對3194名行賄人依法追究了刑事責任。[20]當前，要嚴肅查處違反政治紀律的案件，嚴肅查處利用審批權、人事權、司法權違紀違法的案件，嚴肅查處貪污、受賄、行賄、挪用公款等違紀違法案件，嚴肅查處失職瀆職、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的案件，嚴肅查處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和嚴重侵害群眾利益等案件，并嚴肅查處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案件，嚴重侵害群眾利益的案件，群體性事件和重大責任事故背后的腐敗案件。

嚴格依法辦案，提高執法水平。要健全查處案件的協調機制，加大查處案件的組織協調力度。要堅持法律和紀律面前人人平等，對任何組織和個人的違紀違法行為，都必須依紀依法嚴肅處理。要堅持實事求是，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處理恰當、手續完備、程序合法。要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要加強紀檢、審判、檢察、公安、監察、審計等執紀執法機關之間的協調配合，建立跨區域協作辦案及追逃、追贓機制，完善相關程序，形成整體合力。要綜合運用法律、紀律、經濟處罰、組織處理、限制從業資格等方式和手段，增強辦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果，切實提高執紀執法水平。查辦案件工作既有治標的功能，又有治本的作用，要充分發揮查辦案件在治本方面的建設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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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R]．人民日報，2010-12-30．

注釋：

1[1] 吳思提出了“合法傷害權”這一概念，對中國歷史與現實中存在的一些腐敗問題很有解釋力。他認為：“合法地禍害別人的能力，乃是官吏們的看家本領。這是一門真正的藝術，種種資源和財富正要據此分肥并重新調整?！保ㄒ妳撬迹骸稘撘巹t——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無論正式規定是怎么樣的，掌握了合法傷害權的人就是牛氣得要命。在他們的眼睛里，老百姓形同魚肉。我們的祖先也就以‘魚肉百姓’一詞來形容這些人和老百姓的關系?！保ㄍ蠒?頁。）可見，這種權力就是可以通過合法的手段來傷害他人的權力。只要是在公共部門工作的人，都具備這種權力；并且，權力越大的人，合法傷害權就越強。但是，并非所有在公共部門工作的人都會使用這種權力，只有具備這種權力又敢于使用這種權力的人，才會使之成為事實；并且，越是敢于使用合法傷害權的人，往往越是牛氣。

1[2] 轉引自[美]塞繆爾·亨廷頓、勞倫斯·哈里森主編：《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頁。為什么腐敗會影響教育？國外學者的研究表明，腐敗的政府把相對而言較多的錢用到官員易于貪贓枉法的項目上。他們可能把本該用于教育的公款轉移到別的方面，便于自己收取賄賂。機場、公路之類的大項目難于管理，好玩貓膩。而教育方面的開支及其成果相對而言是明擺著的，搞腐敗相對難些。

1[3] 對中國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的初步估計，參見胡鞍鋼：《腐敗與社會不公——中國90年代后半期腐敗經濟損失的初步估計與分析》，載《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胡鞍鋼主編：《中國：挑戰腐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6頁。

（本文發表于《社會科學研究》2011年第5期）

第四篇：當前中國的腐敗問題與反腐敗策略

當前中國的腐敗問題與反腐敗策略

熊光清：當前中國的腐敗問題與反腐敗策略 作者：熊光清 來源日期：2011-9-6

[關鍵詞]腐敗;反腐敗;反腐敗策略

[作者簡介] 熊光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北京 100029。

腐敗是指運用公共權力實現私人目的的行為，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非公共、非規范(不符合公認的法律或道德規范)的運用。[1] 20世紀以來，中國幾度被腐敗問題所困擾。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初，屢屢將腐敗導致亡黨亡國的教訓引為借鑒，腐敗問題一度曾得到了有效控制。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腐敗問題開始蔓延，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已經極端嚴重。近年來，腐敗蔓延的勢頭有所遏制，但腐敗問題仍然十分嚴重，必須進一步采取有力的預防和懲治措施。

一、當前中國腐敗問題的主要特點

1.個體腐敗和群體腐敗并存，群體腐敗呈上升趨勢

群體腐敗是指整個單位，包括國家機關、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行使公共權力的部門和個人，利用職務之便，以集體名義做出的謀取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的腐敗行為。群體腐敗的一個最顯著特點是其行為是以集體名義做出的。這不僅使群體腐敗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同時也是群體腐敗與其他腐敗行為的主要區別。[2] 20世紀70年代前，特大經濟犯罪基本屬個體犯罪;20世紀80年代后，群體腐敗越來越多，貪污、受賄、瀆職等案件許多是窩案、大案、串案，往往是“拔出蘿卜帶出泥”。近年來出現的腐敗大案，很多是以群體腐敗形式出現的。

群體腐敗一般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一部分人，包括領導干部，抱成團伙，精心謀劃，協同實施，謀取私利;另一種不一定有嚴密的組織和團伙，但由于主要領導人腐敗變質，從而上行下效，形成群體腐敗。不管那一種形式，都以群體活動為特征，出現“串案”、“窩案”、“系列案”等。群體腐敗的手法主要有：集體行賄、集體截留國家財稅資金、集體騙逃稅款、集體貪污公有資產、集體瀆職，等等。群體腐敗不僅僅發生在黨政機關和公司企業，而且擴展到一些非贏利性的事業單位，如文化、教育、科研等部門，對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

2.腐敗犯罪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同時，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公開化和制度化

腐敗犯罪大多是智能型犯罪，涉及高級官員的腐敗行為更加隱蔽。腐敗犯罪的主體都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會地位，他們實施腐敗犯罪總是想方設法地企圖隱瞞犯罪行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3]從近些年來查處的一些腐敗案例可以發現，一些腐敗分子因為隱蔽性和欺騙性很大，往往是一邊腐敗墮落，一邊還被提拔重用。并且，這些腐敗案件的作案手段比較隱蔽，一般難以從正面偵破，大部分這類案件都是由于其他原因涉案或者由知情者舉報，才被偵破的。同時，腐敗分子總是打著各式各樣的旗號以種種理由欺騙組織，蒙蔽群眾，以這樣那樣的借口中飽私囊，增強了腐敗的欺騙性;甚至有些腐敗分子以各種借口美化自己的腐敗行為，以便蒙蔽組織和群眾。

但是，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也開始出現公開化和制度化的趨勢。腐敗的公開化表現為腐敗堂而皇之地公開進行，并被視為理所當然，例如：公款請客送禮、借考察學習名義游山玩水、利用公共權力獲取部門利益和小集團利益，等等。腐敗的制度化表現為腐敗已經習慣化和規范化，一些領域出現所謂“潛規則”，腐敗甚至已經成為一種制度而存在，只不過這種制度是一種不良制度而已。腐敗的公開化和制度化實際上使腐敗被賦予了社會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更難根治和鏟除?？梢哉f，在一些領域和行業中，腐敗的公開化和制度化已經十分嚴重，這種現象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成為社會不公的重要因素之一。

3.腐敗同時向高層發展和向社會蔓延，涉及層面不斷擴大

當前，腐敗存在同時向高層發展和向社會蔓延的不良態勢。一方面，腐敗行為主體正在從基層向中層和高層領導干部蔓延，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甚至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因腐敗受到查處的案件越來越多。從解放初期查處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后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前，省級以上領導干部腐敗犯罪者很少。而到20世紀90年代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些高層干部屢屢因腐敗問題受到查處。另一方面，腐敗出現從一定級別的領導干部開始下落的現象，即科級干部及科級以下的普通干部出現大規模腐敗，腐敗滲入基層社會。這些普通干部，甚至一名收發員、一個村長或者一名科級干部，貪污腐敗就能上百萬、上千萬、甚至上億元人民幣。林喆教授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腐敗的“落勢化”。這種現象的可怕之處在于，這是干部權力意識的腐敗。[4]說得更明確一點，這些干部把任何一點點權力都作為謀取私利的手段，并且已經沒有任何道德和良知的約束。

同時，腐敗現象存在從單純的經濟領域向政治領域蔓延，從直接管錢管物的部門向負責審批錢物的部門發展，從重要領導崗位向一般黨政機關、司法機關和組織人事等部門擴張的趨勢。就腐敗交易雙方得利情況來看，互惠型腐敗有演變為勒索型腐敗的趨勢。索賄是掌握公共權力的人強迫委托人送禮送錢，并以此作為給委托人辦事的先決條件。索賄是比受賄更為惡劣的腐敗行為。受賄大多數時候是權錢交易，用手中的權力換取他人的錢財;而索賄更多的則是“合法傷害權”[i]的使用，“我不能給予你什么，但我可以讓你做不成事。”同時，索賄者明目張膽地把手中的權力當作向他人勒索的砝碼，使腐敗的牽涉面更廣更大。

4.腐敗的社會認同度提高，腐敗文化開始形成 腐敗文化一旦形成，就會使得整個社會喪失對腐敗的判斷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敗的惡性循環之中。如果腐敗呈現出普遍化、流行化、社會化的趨勢，說明它可能獲得了一種文化上更有力、更穩定的支持。[5]腐敗確實能夠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和生活方式，滲透到人們的內心深處。腐敗文化不但能提高人們對腐敗的容忍度，也會使全社會的道德水平整體下滑，致使腐敗行為成為一種日常生活方式。腐敗文化一旦形成，就會使腐敗分子更加在社會上得勢，腐敗行為更加公開化和“合理化”，造成以邪壓正的社會風氣，同時，反腐敗的社會基礎就可能喪失，反腐敗的難度必然加大。

當前中國腐敗的蔓延風行與滲透影響，已呈現出強烈的文化特征?？梢哉f，中國的腐敗已滲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相當多數的公眾成為腐敗的參與者與制造者，腐敗已經完全社會化。官員運用權力來尋租，企業就以金錢開路，而老百姓則希望“出點血”擺平麻煩或者辦成事情。每個人都生活在一種腐敗的氛圍之中，對腐敗問題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邪氣公開肆虐，正氣難以張揚，腐敗文化開始成為一種新的文化類型。中國腐敗現象的大面積擴展、普通大眾的羨腐心理和對腐敗認同度的提高，可以說是腐敗文化開始形成的信號。當前，遏制腐敗文化的形成和傳播，已經成為反腐敗的一項新任務。

二、當前中國腐敗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

1.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

當前，中國正處在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教育體制等改革的過程中，一部分舊的制度規范需要改革和調整，新的制度規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方面，在新舊體制的交替和轉換過程中，舊的體制可能已經破除，而新的體制沒有建立起來，并且，新的體制可能存在漏洞或短板，它的完善也需要時間，這樣，在制度與制度之間不銜接、不配套的地方就會出現大量的體制縫隙和漏洞;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采取了漸進策略，“雙軌制”成為一定時期和部分領域改革的策略選擇，這樣，也導致體制縫隙和漏洞的大量存在與產生。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經濟、社會資源權力的腐敗者正是利用體制縫隙和漏洞，通過各種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國家和集體乃至他人的財富。

更加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并不健全。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反腐敗機構之間分工不清晰、專業化程度不高;二是反腐敗戰略存在薄弱環節，廉潔教育的對象和手段需要進一步改進，預防腐敗的針對性、前瞻性和專業化程度不高;三是反腐敗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沒有一部統一的《反腐敗法》，對腐敗行為的界定不清晰，黨和政府部門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不高。[6] 同時，中國對權力的監督與制約機制不完善。第一，中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權力機關，其監督應該最具權威性和強制性，但目前其監督的實際效力沒有充分發揮出來。第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制度存在不足，監督體制不夠健全、不夠科學，監督重點不夠突出，難以抓住要害，特別是對“一把手”的監督不到位。第三，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特別是對于執政黨的監督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出來。第四，由于政府工作的制度、程序、行政活動公開化的機制還不夠健全，透明度不高，群眾和社會監督渠道不暢。第五，新聞輿論監督亟待加強和完善，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權利和輿論監督權力還缺乏充分的法律保障，影響了輿論監督效力的發揮。[7] 因此，中國反腐敗體制機制的不完善也為腐敗的產生提供了制度空間。

2.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不足以遏制腐敗的蔓延

懲罰是對付違法犯罪與腐敗行為最重要的手段。對于某種“流行”的惡行，懲罰一定要及時，將它“扼殺”于起始之時。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對于腐敗問題并沒有采取有力的懲治手段。長期以來，中國的反腐敗工作，特別是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往往集中在受賄者，即主要是黨政官員的一方，并且，對行賄者和受賄者的懲治力度存在較大差距。首先，受賄者所受到的最高量刑要高于行賄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犯行賄罪最高可處以無期徒刑，而犯受賄罪最高卻可處以死刑。其次，2005年之前實際因為行賄罪而受到起訴的人很少。在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間，中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行賄案件6440件，只相當于同期立案偵查的貪污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數(207103件)的3.1%。[8]

由于懲處的力度不夠，增強了一些領導干部的僥幸意識，削弱了他們的自律意識。看到一些人非常腐敗，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開始起而效尤。這種逆向激勵和示范效應，使得一些人熱衷于所謂的官場技巧和社會關系，導致他們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發生扭曲，從而開始滑向腐敗的深淵，也使得各種腐敗行為因“低風險、高收益”變得非常活躍和猖獗。腐敗者所付出的代價太低，激勵和促長了腐敗行為，由此導致的腐敗行為泛濫成為因對腐敗懲罰不力付出的另一種代價。[9]

3.部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削弱

“心清則自正，無欲則自廉。”廉潔是從政之德的基本內容，它要求領導干部要不斷通過學習、教育和鍛煉，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想和信念。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拜金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其他各種不良風氣有了滋生的土壤，并開始侵蝕部分領導干部的廉潔自律意識。社會轉型時期往往是政治、社會、思想觀念變化最大的時期，也是利益沖突最激烈的時期，還是各種利益對處于“脫貧致富”過程中人們誘惑最大的時期，這對領導干部無疑也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同時，在體制轉型時期，體制縫隙和漏洞導致正向的激勵機制沒有形成，反而出現了一種逆向的激勵機制。有時候，秉公辦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潔之士得不到應有的獎勵，甚至反受他人攻擊;而拉幫結派、弄虛作假、鼠竊狗盜之徒難以受到應有的懲罰，甚至還反被提拔。在這種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領導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就可能發生扭曲，廉潔自律意識就可能喪失。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財富的增長不僅使社會具有了生機和活力，而且使人面臨的誘惑越來越多。特別是，改革開放破除了絕對平均主義的觀念，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更刺激了許多人的物質欲望。[10] 在這種背景下，要“穩得住心神，管得住身手;抗得住誘惑，經得起考驗?！闭労稳菀?結果，一些領導干部放松了廉潔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都開始出現問題。老百姓諷刺一些人把黨的三大優良傳統和作風變成了：“理論聯系實惠，密切聯系領導，吹捧與自我吹捧”。有的領導干部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路邊工程”，勞民傷財，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有的領導干部在利益誘惑面前，放棄了本應堅持的原則，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當前中國腐敗問題造成的主要危害

1.腐敗損害經濟發展

不少研究成果表明，腐敗從多方面會損害經濟發展，腐敗水平提高會導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大大降低。保羅·莫羅(Paolo Mauro)的回歸分析顯示出，腐敗指數(從1到10)每低2.4，人均收入增長率就高4個百分點。腐敗影響經濟增長，其原因之一是導致投資水平降低，因為腐敗使投資者估算的風險增大，原因之二在于腐敗使教育方面的公共開支減少。腐敗指數每低2.38(1個標準離差)，政府的教育經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就高0.5%左右。[ii]腐敗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也是十分嚴重的。胡鞍鋼對中國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行了初步估計。他先將中國的腐敗類型劃分為四種類型，然后對每一種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行計算，結果表明，腐敗確實損害了中國的經濟發展。[iii]

腐敗還會阻礙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進程。一些人為了美化腐敗的作用，把腐敗視為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看作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并認為反腐敗會束縛人們的觀念，阻礙改革開放。還有人提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政府權威的擴張和政府管理的活動增多，使得腐敗不可避免。實際上，這種錯誤認識的目的只是在證明腐敗的合理性。事實證明，腐敗只會破壞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阻礙改革開放的進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的研究表明：“腐敗行為對任何實現現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十分有害的。腐敗盛行造成了發展的強大障礙與限制?！盵11]由于權力腐敗，政治權力不正當地介入經濟領域，使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機制受到扭曲。權力對資源配置的不合理作用，也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損害了市場經營環境，擾亂了經濟秩序，必然對經濟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12]

2.腐敗危害社會秩序

腐敗破壞了正常的社會規范和社會秩序，對社會資源，尤其是關系國計民生重要資源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分配，會導致全社會的不滿，從而激化社會矛盾。例如，如果人才流動、資源調配和人事晉升的權力掌握在腐敗分子手中，必然會出現任人唯親、以權謀私的情況，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資源調配不合理。腐敗分子還會通過人事權力和干部任用與調配的權力組織私人關系網絡，形成權力體系的個人化、家庭化和小團體化。并且，腐敗也會使黨的方針政策無法全面、準確地貫徹執行。在政策執行中，由于腐敗的存在，一些人就會曲解政策和截留政策，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都會損害政策對象的利益，挫傷一部分人的積極性，并會直接或者間接地損害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影響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

腐敗所導致的貧富懸殊會直接導致社會不穩定。貧富懸殊幾千年都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禍根，是老百姓造反從而改朝換代的主要根源。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腐敗現象進一步普遍化，而且涉案金額越來越大，涉案金額達到幾百萬元、幾千萬元、上億元的案件時有披露。腐敗分子利用手中的權力，輕而易舉地獲取巨大財富，并在無形中剝奪了其他人獲取財富的平等機會，這必然使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中聚集，從而加劇貧富懸殊，增大社會風險系數。一部分人的腐敗行為又使得現實存在的貧富差距在人們心理上更加放大，并產生“示惡效應”和法不責眾的心理，從而危及社會穩定，損害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失范現象肆意蔓延，最終破壞社會的健康發展，甚至會使社會陷入動蕩和混亂之中。

3.腐敗危及政治穩定

改革開放開始后，利用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的時機，一些領導干部憑借自己手中的權力，大肆謀取不義之財，從而一夜暴富。非法致富，權錢交易，腐敗泛濫，在某種程度上必然引起人們心理的不平衡，使許多人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增強對社會的不滿和不平。腐敗危及政治穩定、損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并使人們對政府的決策制定和執行以及其他政府行為失去信任，嚴重的還會引發社會**和政府倒臺。腐敗敗壞了社會風氣、踐踏了道德和法律的尊嚴、助長了投機心理，使社會成員喪失了是非感。[13]特別值得警惕的是，當腐敗現象不斷蔓延，特別是在一定區域內形成腐敗集團之后，那里的領導干部和公職人員首先需要效忠的就不是國家和人民，而是各個不同的利益集團和小團體，并會增加人們的離心傾向，削弱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感。

腐敗問題還會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也有待進一步完善，部分地區、部分部門的腐敗和官僚主義現象可能導致干群關系緊張，影響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腐敗分子和官僚主義者對群眾疾苦無動于衷，把自己同群眾對立起來，使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使局部性問題轉化為全局性問題，使群眾同個別領導干部的對立轉化為群眾同黨和政府的對抗，從而激化和擴大社會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講，腐敗甚至可能導致亡黨亡國。

四、建立健全預防和懲治腐敗的體系機制

1.加強制度建設，消除產生腐敗的體制縫隙和漏洞

制度是關于個人或者組織的行為規范、規則和慣例的總和，它規定和塑造著個人或者組織的行為。[14]制度作為規范、規則和慣例的總和，是社會秩序的主要構成因素，有利于人或者組織獲取一種共識信念，從而使得人或者組織的行為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期性。鄧小平非常強調制度的重要性，他認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15] 可以說，合法性政權和良好的制度安排所導致的有效的政府能力和經濟績效即制度競爭力，是一個國家持久強大的根本保證。[16]因此，制度建設是非常重要的，特別對于體制轉型時期的中國而言，更是如此。當前中國正處于體制轉軌階段，許多體制存在縫隙和漏洞，為腐敗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與條件。應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主動深入到腐敗易發多發的領域和部門，抓住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消除可能產生腐敗的體制縫隙和漏洞。要盡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礎;加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步伐，筑牢反腐倡廉的政治基礎;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夯實反腐敗的法治基礎。

同時，要加強反腐倡廉方面的制度建設，充分發揮制度在懲治和預防腐敗中的保證作用。要完善反腐倡廉相關法律和規范國家工作人員從政行為的制度，加快廉政立法進程，研究制定反腐敗方面的專門法律，修訂和完善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制度。當前，推進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制度改革和創新，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二是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完善規范政府共同行為的有關制度，三是深化財政、投資和金融體制改革，四是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五是建立市場配置資源制度，規范和完善工程建設招標投標、土地使用權出讓、產權交易、政府采購等制度。在加強制度建設的同時，也要嚴格貫徹執行各項制度，要充分認識到，貫徹執行制度才是制度建設的關鍵方面。

2.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風險防范管理，筑牢抵御風險和拒腐防變的防線

當前，領導干部面臨的社會環境越來越復雜，可能受到的誘惑越來越多。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思想道德領域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一些原有的道德規范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新的道德規范尚未完全建立起來，一些領域和地區是非、美丑、善惡界限不清，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滋長蔓延，各種價值觀念都開始在社會上占據一定的市場，思想文化領域的多元化傾向越來越強。不少領導干部缺乏社會責任感和公共意識，也缺乏廉潔自律和風險防范意識。在這種局面下，必須加強領導干部反腐倡廉教育，推進廉政風險防范管理，促進他們不斷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和廉潔從政意識，增強法治觀念，自覺抵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蝕，切實做到秉公用權、廉潔從政、抵御風險、拒腐防變。

反腐倡廉教育是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中的基礎性環節，要以領導干部為重點，以樹立良好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為根本，以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為主題，以更好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目標，進行理想信念和從政道德教育、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教育、黨紀國法教育。要把反腐倡廉教育貫穿于領導干部的培養、選拔、管理、使用等各個方面，堅持教育與管理、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督促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反對和防止腐化墮落，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牢記“兩個務必”，自覺經受住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條件下長期執政的考驗。[17] 推進廉政風險防范管理，就是運用現代管理理念和科學管理方法，增強預防腐敗工作的創新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這一手段可以提高領導干部自覺接受監督、主動參與監督和積極化解廉政風險的意識，促進決策民主、程序公開和運行規范。同時，也要大力開展廉政文化建設，遏制腐敗文化的傳播，弘揚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社會風尚。

3.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確保權力正確行使

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監督是關鍵。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須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是促進領導干部正確使用權力，不犯或少犯錯誤的重要保證，是有效防止腐敗的重要手段。當前，要不斷完善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機制，確保國家機關立法權、司法權與行政權行使的相對獨立與高效運行。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是國家職能實現的具體體現，分屬國家三種彼此相對獨立的職能機構。權力行使的相對獨立性要求國家立法機關、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具有相對的獨立地位，在各種權力行使過程中不被其他權力所左右和控制。國家權力的高效運行要求配置或設定權力要以科學化和實效性為原則，以保證各種權力獨立行使時能最大值地發生正向作用。在確保國家機關立法權、司法權與行政權行使相對獨立的同時，要建立健全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機制，從而防止權力濫用和權力腐敗。

當前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機制建設要突出四個重點：第一，加強黨內監督。黨內自上而下的監督和自下而上的監督都要加強，要認真貫徹黨內監督條例，進一步加強黨內監督。第二，加強人大監督。要合理界定黨委、人大常委會和政府的職能，理順它們之間的關系，明確人大和政府的職權界線，完善人大監督政府的法律、制度和程序。第三，加強法律監督。從中國法律的有關規定看，法律監督的方式主要有四種：一是通過對職務犯罪的立案偵查督促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法定職責時嚴格依法辦理;二是通過追訴犯罪的活動伸張法律正義，督促全體公民尊重和遵守法律;三是通過參與訴訟發現和糾正訴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維護法律適用的合法性;四是通過對確有錯誤的刑事、民事和行政判決、裁定的抗訴，維護司法公正。[18]第四，加強輿論監督。當前，輿論監督越來越受到公眾的關注，并在推進改革、防止腐敗和保護公民權利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要加強新聞立法工作，推動輿論監督法治化，完善輿論監督外部環境的制度建設，特別是要注重發揮網絡輿論監督的重要作用?？傊?，要使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體制內監督與體制外監督緊密配合，形成一個相互滲透、相互協調、相互補充的監督體系和網絡，完善和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機制。[19]

4.加強對腐敗的懲治力度，充分發揮懲治腐敗的重要作用

懲治腐敗，必須從嚴。懲治有力，才能增強教育的說服力、制度的約束力、監督的威懾力。懲治無力，教育就缺乏說服力，制度就缺乏約束力，監督就缺乏威懾力。依法依紀查處腐敗案件，是懲治腐敗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2003年至2009年，各級人民檢察院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案件24萬多件。在懲治受賄犯罪的同時，中國完善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加大懲治和預防行賄犯罪力度。2009年，對3194名行賄人依法追究了刑事責任。[20]當前，要嚴肅查處違反政治紀律的案件，嚴肅查處利用審批權、人事權、司法權違紀違法的案件，嚴肅查處貪污、受賄、行賄、挪用公款等違紀違法案件，嚴肅查處失職瀆職、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的案件，嚴肅查處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和嚴重侵害群眾利益等案件，并嚴肅查處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案件，嚴重侵害群眾利益的案件，群體性事件和重大責任事故背后的腐敗案件。

嚴格依法辦案，提高執法水平。要健全查處案件的協調機制，加大查處案件的組織協調力度。要堅持法律和紀律面前人人平等，對任何組織和個人的違紀違法行為，都必須依紀依法嚴肅處理。要堅持實事求是，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處理恰當、手續完備、程序合法。要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要加強紀檢、審判、檢察、公安、監察、審計等執紀執法機關之間的協調配合，建立跨區域協作辦案及追逃、追贓機制，完善相關程序，形成整體合力。要綜合運用法律、紀律、經濟處罰、組織處理、限制從業資格等方式和手段，增強辦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果，切實提高執紀執法水平。查辦案件工作既有治標的功能，又有治本的作用，要充分發揮查辦案件在治本方面的建設性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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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吳思提出了“合法傷害權”這一概念，對中國歷史與現實中存在的一些腐敗問題很有解釋力。他認為：“合法地禍害別人的能力，乃是官吏們的看家本領。這是一門真正的藝術，種種資源和財富正要據此分肥并重新調整?！?見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無論正式規定是怎么樣的，掌握了合法傷害權的人就是牛氣得要命。在他們的眼睛里，老百姓形同魚肉。我們的祖先也就以‘魚肉百姓’一詞來形容這些人和老百姓的關系?！?同上書，第7頁。)可見，這種權力就是可以通過合法的手段來傷害他人的權力。只要是在公共部門工作的人，都具備這種權力;并且，權力越大的人，合法傷害權就越強。但是，并非所有在公共部門工作的人都會使用這種權力，只有具備這種權力又敢于使用這種權力的人，才會使之成為事實;并且，越是敢于使用合法傷害權的人，往往越是牛氣。

[ii] 轉引自[美]塞繆爾·亨廷頓、勞倫斯·哈里森主編：《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頁。為什么腐敗會影響教育?國外學者的研究表明，腐敗的政府把相對而言較多的錢用到官員易于貪贓枉法的項目上。他們可能把本該用于教育的公款轉移到別的方面，便于自己收取賄賂。機場、公路之類的大項目難于管理，好玩貓膩。而教育方面的開支及其成果相對而言是明擺著的，搞腐敗相對難些。

[iii] 對中國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的初步估計，參見胡鞍鋼：《腐敗與社會不公——中國90年代后半期腐敗經濟損失的初步估計與分析》，載《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胡鞍鋼主編：《中國：挑戰腐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6頁。

(本文發表于《社會科學研究》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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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國的腐敗問題與反腐敗策略

中國的腐敗問題與反腐敗策略

一、當前中國腐敗問題的主要特點

1.個體腐敗和群體腐敗并存，群體腐敗呈上升趨勢

2.腐敗犯罪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同時，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公開化和制度化

3.腐敗同時向高層發展和向社會蔓延，涉及層面不斷擴大

4.腐敗的社會認同度提高，腐敗文化開始形成二、當前中國腐敗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

1.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

2.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不足以遏制腐敗的蔓延

3.部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削弱

三、建立健全預防和懲治腐敗的體系機制

1、.加強制度建設，消除產生腐敗的體制縫隙和漏洞

制度是關于個人或者組織的行為規范、規則和慣例的總和，它規定和塑造著個人或者組織的行為。制度作為規范、規則和慣例的總和，是社會秩序的主要構成因素，有利于人或者組織獲取一種共識信念，從而使得人或者組織的行為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期性。鄧小平非常強調制度的重要性，他認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笨梢哉f，合法性政權和良好的制度安排所導致的有效的政府能力和經濟績效即制度競爭力，是一個國家持久強大的根本保證。因此，制度建設是非常重要的，特別對于體制轉型時期的中國而言，更是如此。當前中國正處于體制轉軌階段，許多體制存在縫隙和漏洞，為腐敗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與條件。應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主動深入到腐敗易發多發的領域和部門，抓住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消除可能產生腐敗的體制縫隙和漏洞。要盡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礎;加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步伐，筑牢反腐倡廉的政治基礎;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夯實反腐敗的法治基礎。同時，要加強反腐倡廉方面的制度建設，充分發揮制度在懲治和預防腐敗中的保證作用。要完善反腐倡廉相關法律和規范國家工作人員從政行為的制度，加快廉政立法進程，研究制定反腐敗方面的專門法律，修訂和完善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制度。當前，推進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制 1

度改革和創新，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二是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完善規范政府共同行為的有關制度，三是深化財政、投資和金融體制改革，四是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五是建立市場配置資源制度，規范和完善工程建設招標投標、土地使用權出讓、產權交易、政府采購等制度。在加強制度建設的同時，也要嚴格貫徹執行各項制度，要充分認識到，貫徹執行制度才是制度建設的關鍵方面。

2.、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風險防范管理，筑牢抵御風險和拒腐防變的防線

當前，領導干部面臨的社會環境越來越復雜，可能受到的誘惑越來越多。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的思想道德領域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一些原有的道德規范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新的道德規范尚未完全建立起來，一些領域和地區是非、美丑、善惡界限不清，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滋長蔓延，各種價值觀念都開始在社會上占據一定的市場，思想文化領域的多元化傾向越來越強。不少領導干部缺乏社會責任感和公共意識，也缺乏廉潔自律和風險防范意識。在這種局面下，必須加強領導干部反腐倡廉教育，推進廉政風險防范管理，促進他們不斷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和廉潔從政意識，增強法治觀念，自覺抵御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蝕，切實做到秉公用權、廉潔從政、抵御風險、拒腐防變。

反腐倡廉教育是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中的基礎性環節，要以領導干部為重點，以樹立良好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為根本，以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為主題，以更好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目標，進行理想信念和從政道德教育、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教育、黨紀國法教育。要把反腐倡廉教育貫穿于領導干部的培養、選拔、管理、使用等各個方面，堅持教育與管理、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督促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反對和防止腐化墮落，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牢記“兩個務必”，自覺經受住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條件下長期執政的考驗。[17] 推進廉政風險防范管理，就是運用現代管理理念和科學管理方法，增強預防腐敗工作的創新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這一手段可以提高領導干部自覺接受監督、主動參與監督和積極化解廉政風險的意識，促進決策民主、程序公開和運行規范。同時，也要大力開展廉政文化建設，遏制腐敗文化的傳播，弘揚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社會風尚。

3、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確保權力正確行使

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監督是關鍵。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須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是促進領導干部正確使用權力，不犯或少犯錯誤的重要保證，是有效防止腐敗的重要手段。當前，要不斷完善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機制，確保國家機關立法權、司法

權與行政權行使的相對獨立與高效運行。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是國家職能實現的具體體現，分屬國家三種彼此相對獨立的職能機構。權力行使的相對獨立性要求國家立法機關、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具有相對的獨立地位，在各種權力行使過程中不被其他權力所左右和控制。國家權力的高效運行要求配置或設定權力要以科學化和實效性為原則，以保證各種權力獨立行使時能最大值地發生正向作用。在確保國家機關立法權、司法權與行政權行使相對獨立的同時，要建立健全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機制，從而防止權力濫用和權力腐敗。

當前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機制建設要突出四個重點：第一，加強黨內監督。黨內自上而下的監督和自下而上的監督都要加強，要認真貫徹黨內監督條例，進一步加強黨內監督。第二，加強人大監督。要合理界定黨委、人大常委會和政府的職能，理順它們之間的關系，明確人大和政府的職權界線，完善人大監督政府的法律、制度和程序。第三，加強法律監督。從中國法律的有關規定看，法律監督的方式主要有四種：一是通過對職務犯罪的立案偵查督促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法定職責時嚴格依法辦理;二是通過追訴犯罪的活動伸張法律正義，督促全體公民尊重和遵守法律;三是通過參與訴訟發現和糾正訴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維護法律適用的合法性;四是通過對確有錯誤的刑事、民事和行政判決、裁定的抗訴，維護司法公正。[18]第四，加強輿論監督。當前，輿論監督越來越受到公眾的關注，并在推進改革、防止腐敗和保護公民權利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要加強新聞立法工作，推動輿論監督法治化，完善輿論監督外部環境的制度建設，特別是要注重發揮網絡輿論監督的重要作用。總之，要使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體制內監督與體制外監督緊密配合，形成一個相互滲透、相互協調、相互補充的監督體系和網絡，完善和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機制。

4.加強對腐敗的懲治力度，充分發揮懲治腐敗的重要作用

懲治腐敗，必須從嚴。懲治有力，才能增強教育的說服力、制度的約束力、監督的威懾力。懲治無力，教育就缺乏說服力，制度就缺乏約束力，監督就缺乏威懾力。依法依紀查處腐敗案件，是懲治腐敗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2003年至2009年，各級人民檢察院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案件24萬多件。在懲治受賄犯罪的同時，中國完善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加大懲治和預防行賄犯罪力度。2009年，對3194名行賄人依法追究了刑事責任。[20]當前，要嚴肅查處違反政治紀律的案件，嚴肅查處利用審批權、人事權、司法權違紀違法的案件，嚴肅查處貪污、受賄、行賄、挪用公款等違紀違法案件，嚴肅查處失職瀆職、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的案件，嚴肅查處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和嚴重侵害群眾利益等案件，并嚴肅查處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案件，嚴重侵害群眾

利益的案件，群體性事件和重大責任事故背后的腐敗案件。

嚴格依法辦案，提高執法水平。要健全查處案件的協調機制，加大查處案件的組織協調力度。要堅持法律和紀律面前人人平等，對任何組織和個人的違紀違法行為，都必須依紀依法嚴肅處理。要堅持實事求是，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處理恰當、手續完備、程序合法。要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要加強紀檢、審判、檢察、公安、監察、審計等執紀執法機關之間的協調配合，建立跨區域協作辦案及追逃、追贓機制，完善相關程序，形成整體合力。要綜合運用法律、紀律、經濟處罰、組織處理、限制從業資格等方式和手段，增強辦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果，切實提高執紀執法水平。查辦案件工作既有治標的功能，又有治本的作用，要充分發揮查辦案件在治本方面的建設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