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

文章標題：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

從我們對我市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深入調研的情況分析，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案發主體大體包括以下這些：一是基層干部包括村民小組長以上的村干部職務犯罪；二是各類鄉村企業的從業人員；三是農村信用社內部發生的職務犯罪。從案發率來看基層干部職務犯罪居多，占整個經濟犯罪案件發案

數的50以上，占職務犯罪案件的70以上，占農村經濟犯罪的比例95以上，其次依次為各類鄉村企業的從業人員、農村信用社的工作人員，本文僅就農村基層干部的職務犯罪成案高發原因及懲防對策，做一粗淺探析。相比之下，發案率較高的農村基層職務犯罪，但偵破率卻極低，分析其原因如下：

原因一是群眾舉報的成案率低下。現實中，農村基層干部涉嫌職務犯罪確實很普遍，也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憤恨不滿，舉報也較多，但是群眾舉報的內容卻很少能幫助公安經偵部門提供有價值，有意義的線索和幫助，有的農村干部在當地顯露暴富，生活奢侈，加之作風霸道，民主威信低，群眾有的對之嫉妒和不公，懷著這樣的心態去舉報，可想而知對于查處效果而言，有的無端猜疑，捕風捉影，甚至有的無中生有，根本沒有什么參考作用；還有一部分群眾因為自身利益分配不公導致受損，或者各種權益受到侵害，于是試圖想通過舉報途徑把自身利益得以維護，但是舉報內容只是圍繞自身利益這一基點，所以對整個職務犯罪的查證并沒有太多的價值，還有的群眾出于正義感，或聯名，或實名，或組織一些黨員群眾，進行舉報，舉報信中洋洋灑灑列舉涉嫌違法犯罪事實幾十項，密密麻麻的字跡布滿著控訴狀紙，可查證起來卻相差甚遠；主要是缺乏確實、充分的證據，還有的舉報者動機不良，純屬出于對工作不滿，引發矛盾糾紛，利用舉報尋機報復，以泄私憤，內容龐雜，讀起來大有罪行累累之感，涉案數額無端升級，可初查大多是憑空杜撰一些事實和情節，查來查去都是子虛烏有的事，公安大接訪期間，我們受理的育林鄉蓋某反映其屯長侵占的事實，翻來覆去的查，反反復復的核實舉報內容無一屬實，無端耗費警力、財力和精力。

原因二是村級財務的確比較繁雜，涉及到千家萬戶，涉及事務千頭萬緒，涉及款項千絲萬縷，查賬不可避免地陷入重重困境，加之村級財務有的不夠規范。確實查處起來不能夠得心應手。

原因三是村干部作案時面對著家家戶戶，不敢明目張膽，相對比較隱蔽，即使不隱蔽，也是查無對證，96年公主嶺市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招商引資活動，包括村委會一級組織紛紛投身到這場事關全市政治經濟中大事的活動，走南闖北，外出招商，期間所耗資巨大，項目包括旅費、招待費、住宿費、租車費等，名目繁多，涉及全國各地，資金來源有的自身資金，大多是借款，或是變賣資產收款等，一直到現在打開村級財務，最大的費用類即是招商引資類，所以村級干部所貪占公款大從此入手，但查證起來一無頭緒，二無出路，三無途徑，原因是大勢所趨，眾所一致。難道當地流行一句“招商引資是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

原因四是群眾法治意識不強，加之職能部門不能夠盡職盡責，無形中放縱了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的及時有效懲治。本來群眾對農村基層干部涉嫌違法犯罪事實究竟該由誰來管轄，不是很有數的，現在管轄村級干部的機構除了由公安經偵部門外，還有市紀檢委、監察局、審計局、集體資產管理局、檢察院等，所以造成了眾多部門管不了一件事、眾多人管不了一個人的消極現象，有的部門將村屯舉報問題來回推托，有時竟形成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卻指令讓管，有的執法部門查處一陣子，收了一部分款項后，便不了了之，至于該由誰管便不再過問了，大有與已無關派頭。1999年我們大隊受理南崴子大泉眼村一村民小組長屈某涉嫌職務侵占，先是鎮政府紀檢部門查完后，移交市紀檢委，市紀檢委審查后又移交市檢察院，市檢察院又移交我大隊，這樣幾個部門查證時間就耽擱了近一年，后由我大隊查實后，將其刑拘，報捕時人民檢察院批捕部門認為主體暫無法律規定，此時正逢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村民小組長利用職務便利侵占公共財物如何定性的司法解釋，這才以職務侵占對其批準逮捕，最終群眾上訪近一年來的案件才畫上句號。相比較之下，2003年我們大隊偵辦的公主嶺市環嶺鄉土城子村原村支書記趙某涉嫌職務侵占案，從本人供述及財務書證，足以認定其涉嫌經濟犯罪，刑拘后對其報捕時，經過仔細審查，證據發出了實質性的變化，始因是該村會計劉某業務不熟，單純平賬，忽略了實質，結果賬面上支付現金的書證在現實中卻不能成立，無奈檢察院做出了對趙某不批準逮捕的決定。從這一側面也足以說明農村財務的不規范，不健全，為村干部職務犯罪制造了有機可乘，同時也給偵查取證制造了麻煩。

除此，致使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居高不下的成因還包括：

一、由于近年來大規模招商引資，大

多企業選址落戶，征用農村集體用地增多，土地重用補償款，成為農村基層組織的一筆重要收入，由于補償款必經村民委員會成立之手，于是大筆資金成為一些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獵取對象。

二、財務管理混亂，執行無度。目前，農村基層組織普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財務制度不健全，有章不循，管理松懈等問題。具體表現為賬目混亂，絕大多

數發案單位賬目不清、單據、憑證不全，不記賬或用白條沖賬；沒有健全的財務制度，一切開支均由主要負責人掌握，收入、支出、報銷等全憑“一支筆”，群眾無權、無法干預，給職務犯罪提供了條件和機會，一些村委會成員身兼數職，缺乏合格的財會人員。有的村長兼會計，有的負責人還兼出納，缺乏財務應有的制約。加之村級負責人任用親信，便于職務犯罪，出現了“干得好用不上，用上的卻干不好”，村級財會人員素質相對低下也不失為職務犯罪發案原因之一。

三、管理措施不落實，監督不到位。上級部門及鄉（鎮）政府對村民自治組織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經常性的管理，致使村級組織人員的監督往往流于形式，特別是財務監督脫節，缺乏檢查審計，一些明顯不符合財務制度的行為得不到制止，大量的白條和虛假發票得以報銷，使得一些犯罪分子肆無忌憚，恣意妄為。特別是針對土地征用補償、扶貧、救災等款項的使用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個別人借機混水摸魚，從中侵吞、挪用公共財產或集體財產。

四、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法制觀念淡薄，大權獨攬，決策一言堂，隨意性大，缺乏應有的透明度，雖然一些地方制定了財務公開，民主監督，財務管理，民主理財小組等制度，但都不失為擺設，真正公開并發揮作用的太少。

五、困擾偵辦農村經濟犯罪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時有發生，主要表現在一些相對司法解釋尚屬真空，實際操作不便，例如：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93條第2款規定解釋中，“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的條款之中的“其他”二字容易讓人產生非議，再如村級干部實際工作中利用企業發包、轉包，場地廠房租貨，機動地發包、土地征用等熱點環節都是受賄犯罪高發區，但是查處起來，除了查證客觀上的困難外，在定性上也帶有一定的爭議，是適用刑法163條的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還是適用刑法385條的受賄罪，兩個罪名其一管轄是公安經偵，其一管轄人民是檢察院，令人難以適從。

經過我們實際偵辦的工作實踐中，縷析出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特點是：一是作案手段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主要有收不入賬，以少報多；二是侵吞、挪用專用款項現象時有發生。從查處情況看，個別地方村委會因債務過多，竟將救濟、扶貧等專用款項挪為他用，用來“拆東墻補西墻”，然而還堂而皇之稱都是為了公家；三是相互勾結，呈裙帶關系，由于職務和非法利益的聯結，村支書、村委會、會計、出納、小組長等成員相互勾結，沆瀣一氣，自恃形成堡壘，利用各自職權互為利用，此類犯罪往往是查處一個帶出一窩；四是犯罪持續時間長，作案次數多，所貪占、挪用都不是一次和一筆的問題，而是在長時間內多次作案，雖然每次作案數額不大，但日積月累，造成的的損失和影響卻不小。從上述特點我們不難看到這同時也成為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有恃無恐的原因所在。

從案發所觸犯的罪名無外乎刑法271條職務侵占罪、刑法款272條挪用資金罪、刑法273條挪用特定款物罪、刑法382條貪污罪及刑法384條挪用公款罪幾大類。

以上是對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涉案特點和成因的粗淺揭示，我們認為應該不妨從以下諸方面加以研究其打防對策：

一是從預防入手，從前述幾類職務經濟犯罪，無論是為何主觀動機和目的，但都離不開一個貪字，而貪欲的起源還是村級特有的自身素質不高，受教育程度有限，文化層次較低，法制觀念淡薄，防御違法犯罪的底線不堅固，為此有必要強化對這些人員的法治教育，思想教育，權力觀教育，職業道德教育，包括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通過教育，讓健康向上的先進理念占領其思想陣地，使其不想。

二是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就應嚴格執行相關制度規則。各類村級財務經濟活動都應制定嚴格有序的規章制度，同時啟動嚴密有效的辦法使其制度落實。職務犯罪離不開利用職務便利的前提，對癥下藥，應想盡辦法遏制其職務便利的條件非法利用。“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已是老生常談，預防經濟犯罪，應從著眼于制度建設，使其不能。

三是切實加大打擊力度，從以上農村職務犯罪剖析來看，除村干部職務犯罪較難查證之外因素外，相關職能機構的業務素質及查辦力度亟等提高和加大。公安經偵機關應依法適用法律賦予的各種偵查手段和措施，提高偵查突破案件的主觀能動性，不斷適應新形勢下打擊農村經濟犯罪的要求，同時與各級紀檢、監察、審計、當地黨委政府密切配合，協同作戰，形成合力，在各自已的職能范圍內嚴管重罰，多管齊下，切實加大打擊經濟違法犯罪的震懾力度，使其不敢。

四、任何一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家屬中的一員，社會中的一員，應該從源頭中上遏制經濟犯罪的苗頭發生，加強和家屬的溝通聯絡，加強和其設身處地所在的周圍環境的掌握了解，加強案例的剖析、曝光、警戒，加強正反兩方面典型的現身說法教育，一個人觸犯了法律，受損失的不止是村級組織自身，還有自己的家人，還有整個社會。從這個意義出發，全社會以及每一個家庭的法制教育都應保障到位，共同肩負起預防其經濟犯罪的責任，使其不會。

《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來源于xiexiebang.com，歡迎閱讀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

第二篇：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

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

文章標題：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

從我們對我市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深入調研的情況分析，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案發主體大體包括以下這些：一是基層干部包括村民小組長以上的村干部職務犯罪；二是各類鄉村企業的從業人員；三是農村信用社內部發生的職務犯罪。從案發率來看基層干部職務犯罪居多，占整個經濟犯罪案件發案數的50以上，占職務犯罪案件的70以上，占農村經濟犯罪的比例95以上，其次依次為各類鄉村企業的從業人員、農村信用社的工作人員，本文僅就農村基層干部的職務犯罪成案高發原因及懲防對策，做

一粗淺探析。相比之下，發案率較高的農村基層職務犯罪，但偵破率卻極低，分析其原因如下：

原因一是群眾舉報的成案率低下。現實中，農村基層干部涉嫌職務犯罪確實很普遍，也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憤恨不滿，舉報也較多，但是群眾舉報的內容卻很少能幫助公安經偵部門提供有價值，有意義的線索和幫助，有的農村干部在當地顯露暴富，生活奢侈，加之作風霸道，民主威信低，群眾有的對之嫉妒和不公，懷著這樣的心態去舉報，可想而知對于查處效果而言，有的無端猜疑，捕風捉影，甚至有的無中生有，根本沒有什么參考作用；還有一部分群眾因為自身利益分配不公導致受損，或者各種權益受到侵害，于是試圖想通過舉報途徑把自身利益得以維護，但是舉報內容只是圍繞自身利益這一基點，所以對整個職務犯罪的查證并沒有太多的價值，還有的群眾出于正義感，或聯名，或實名，或組織一些黨員群眾，進行舉報，舉報信中洋洋灑灑列舉涉嫌違法犯罪事實幾十項，密密麻麻的字跡布滿著控訴狀紙，可查證起來卻相差甚遠；主要是缺乏確實、充分的證據，還有的舉報者動機不良，純屬出于對工作不滿，引發矛盾糾紛，利用舉報尋機報復，以泄私憤，內容龐雜，讀起來大有罪行累累之感，涉案數額無端升級，可初查大多是憑空杜撰一些事實和情節，查來查去都是子虛烏有的事，公安大接訪期間，我們受理的育林鄉蓋某反映其屯長侵占的事實，翻來覆去的查，反反復復的核實舉報內容無一屬實，無端耗費警力、財力和精力。

原因二是村級財務的確比較繁雜，涉及到千家萬戶，涉及事務千頭萬緒，涉及款項千絲萬縷，查賬不可避免地陷入重重困境，加之村級財務有的不夠規范。確實查處起來不能夠得心應手。

原因三是村干部作案時面對著家家戶戶，不敢明目張膽，相對比較隱蔽，即使不隱蔽，也是查無對證，96年公主嶺市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招商引資活動，包括村委會一級組織紛紛投身到這場事關全市政治經濟中大事的活動，走南闖北，外出招商，期間所耗資巨大，項目包括旅費、招待費、住宿費、租車費等，名目繁多，涉及全國各地，資金來源有的自身資金，大多是借款，或是變賣資產收款等，一直到現在打開村級財務，最大的費用類即是招商引資類，所以村級干部所貪占公款大從此入手，但查證起來一無頭緒，二無出路，三無途徑，原因是大勢所趨，眾所一致。難道當地流行一句“招商引資是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

原因四是群眾法治意識不強，加之職能部門不能夠盡職盡責，無形中放縱了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的及時有效懲治。本來群眾對農村基層干部涉嫌違法犯罪事

實究竟該由誰來管轄，不是很有數的，現在管轄村級干部的機構除了由公安經偵部門外，還有市紀檢委、監察局、審計局、集體資產管理局、檢察院等，所以造成了眾多部門管不了一件事、眾多人管不了一個人的消極現象，有的部門將村屯舉報問題來回推托，有時竟形成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卻指令讓管，有的執法部門查處一陣子，收了一部分款項后，便不了了之，至于該由誰管便不再過問了，大有與已無關派頭。1999年我們大隊受理南崴子大泉眼村一村民小組長屈某涉嫌職務侵占，先是鎮政府紀檢部門查完后，移交市紀檢委，市紀檢委審查后又移交市檢察院，市檢察院又移交我大隊，這樣幾個部門查證時間就耽擱了近一年，后由我大隊查實后，將其刑拘，報捕時人民檢察院批捕部門認為主體暫無法律規定，此時正逢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村民小組長利用職務便利侵占公共財物如何定性的司法解釋，這才以職務侵占對其批準逮捕，最

終群眾上訪近一年來的案件才畫上句號。相比較之下，2003年我們大隊偵辦的公主嶺市環嶺鄉土城子村原村支書記趙某涉嫌職務侵占案，從本人供述及財務書證，足以認定其涉嫌經濟犯罪，刑拘后對其報捕時，經過仔細審查，證據發出了實質性的變化，始因是該村會計劉某業務不熟，單純平賬，忽略了實質，結果賬面上支付現金的書證在現實中卻不能成立，無奈檢察院做出了對趙某不批準逮捕的決定。從這一側面也足以說明農村財務的不規范，不健全，為村干部職務犯罪制造了有機可乘，同時也給偵查取證制造了麻煩。

除此，致使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居高不下的成因還包括：

一、由于近年來大規模招商引資，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

第三篇：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

文章標題：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

從我們對我市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深入調研的情況分析，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案發主體大體包括以下這些：一是基層干部包括村民小組長以上的村干部職務犯罪；二是各類鄉村企業的從業人員；三是農村信用社內部發生的職務犯罪。從案發率來看基層干部職務犯罪居多，占整個經濟犯罪案件發案數的50以上，占職務犯罪案件的70以上，占農村經濟犯罪的比例95以上，其次依次為各類鄉村企業的從業人員、農村信用社的工作人員，本文僅就農村基層干部的職務犯罪成案高發原因及懲防對策，做一粗淺探析。相比之下，發案率較高的農村基層職務犯罪，但偵破率卻極低，分析其原因如下：

原因一是群眾舉報的成案率低下。現實中，農村基層干部涉嫌職務犯罪確實很普遍，也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憤恨不滿，舉報也較多，但是群眾舉報的內容卻很少能幫助公安經偵部門提供有價值，有意義的線索和幫助，有的農村干部在當地顯露暴富，生活奢侈，加之作風霸道，民主威信低，群眾有的對之嫉妒和不公，懷著這樣的心態去舉報，可想而知對于查處效果而言，有的無端猜疑，捕風捉影，甚至有的無中生有，根本沒有什么參考作用；還有一部分群眾因為自身利益分配不公導致受損，或者各種權益受到侵害，于是試圖想通過舉報途徑把自身利益得以維護，但是舉報內容只是圍繞自身利益這一基點，所以對整個職務犯罪的查證并沒有太多的價值，還有的群眾出于正義感，或聯名，或實名，或組織一些黨員群眾，進行舉報，舉報信中洋洋灑灑列舉涉嫌違法犯罪事實幾十項，密密麻麻的字跡布滿著控訴狀紙，可查證起來卻相差甚遠；主要是缺乏確實、充分的證據，還有的舉報者動機不良，純屬出于對工作不滿，引發矛盾糾紛，利用舉報尋機報復，以泄私憤，內容龐雜，讀起來大有罪行累累之感，涉案數額無端升級，可初查大多是憑空杜撰一些事實和情節，查來查去都是子虛烏有的事，公安大接訪期間，我們受理的育林鄉蓋某反映其屯長侵占的事實，翻來覆去的查，反反復復的核實舉報內容無一屬實，無端耗費警力、財力和精力。

原因二是村級財務的確比較繁雜，涉及到千家萬戶，涉及事務千頭萬緒，涉及款項千絲萬縷，查賬不可避免地陷入重重困境，加之村級財務有的不夠規范。確實查處起來不能夠得心應手。

原因三是村干部作案時面對著家家戶戶，不敢明目張膽，相對比較隱蔽，即使不隱蔽，也是查無對證，96年公主嶺市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招商引資活動，包括村委會一級組織紛紛投身到這場事關全市政治經濟中大事的活動，走南闖北，外出招商，期間所耗資巨大，項目包括旅費、招待費、住宿費、租車費等，名目繁多，涉及全國各地，資金來源有的自身資金，大多是借款，或是變賣資產收款等，一直到現在打開村級財務，最大的費用類即是招商引資類，所以村級干部所貪占公款大從此入手，但查證起來一無頭緒，二無出路，三無途徑，原因是大勢所趨，眾所一致。難道當地流行一句“招商引資是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

原因四是群眾法治意識不強，加之職能部門不能夠盡職盡責，無形中放縱了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的及時有效懲治。本來群眾對農村基層干部涉嫌違法犯罪事實究竟該由誰來管轄，不是很有數的，現在管轄村級干部的機構除了由公安經偵部門外，還有市紀檢委、監察局、審計局、集體資產管理局、檢察院等，所以造成了眾多部門管不了一件事、眾多人管不了一個人的消極現象，有的部門將村屯舉報問題來回推托，有時竟形成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卻指令讓管，有的執法部門查處一陣子，收了一部分款項后，便不了了之，至于該由誰管便不再過問了，大有與已無關派頭。1999年我們大隊受理南崴子大泉眼村一村民小組長屈某涉嫌職務侵占，先是鎮政府紀檢部門查完后，移交市紀檢委，市紀檢委審查后又移交市檢察院，市檢察院又移交我大隊，這樣幾個部門查證時間就耽擱了近一年，后由我大隊查實后，將其刑拘，報捕時人民檢察院批捕部門認為主體暫無法律規定，此時正逢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村民小組長利用職務便利侵占公共財物如何定性的司法解釋，這才以職務侵占對其批準逮捕，最終群眾上訪近一年來的案件才畫上句號。相比較之下，2003年我們大隊偵辦的公主嶺市環嶺鄉土城子村原村支書記趙某涉嫌職務侵占案，從本人供述及財務書證，足以認定其涉嫌經濟犯罪，刑拘后對其報捕時，經過仔細審查，證據發出了實質性的變化，始因是該村會計劉某業務不熟，單純平賬，忽略了實質，結果賬面上支付現金的書證在現實中卻不能成立，無奈檢察院做出了對趙某不批準逮捕的決定。從這一側面也足以說明農村財務的不規范，不健全，為村干部職務犯罪制造了有機可乘，同時也給偵查取證制造了麻煩。

除此，致使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居高不下的成因還包括：

一、由于近年來大規模招商引資，

第四篇：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

文章標題：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

從我們對我市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深入調研的情況分析，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案發主體大體包括以下這些：一是基層干部包括村民小組長以上的村干部職務犯罪；二是各類鄉村企業的從業人員；三是農村信用社內部發生的職務犯罪。從案發率來看基層干部職務犯罪居多，占整個經濟犯罪案件發案數的50以上，占職務犯罪案件的70以上，占農村經濟犯罪的比例95以上，其次依次為各類鄉村企業的從業人員、農村信用社的人員，本文僅就農村基層干部的職務犯罪成案高發原因及懲防對策，做一粗淺探析。相比之下，發案率較高的農村基層職務犯罪，但偵破率卻極低，分析其原因如下：

原因一是群眾舉報的成案率低下。現實中，農村基層干部涉嫌職務犯罪確實很普遍，也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憤恨不滿，舉報也較多，但是群眾舉報的內容卻很少能幫助公安經偵部門提供有價值，有意義的線索和幫助，有的農村干部在當地顯露暴富，生活奢侈，加之作風霸道，民主威信低，群眾有的對之嫉妒和不公，懷著這樣的心態去舉報，可想而知對于查處效果而言，有的無端猜疑，捕風捉影，甚至有的無中生有，根本沒有什么參考作用；還有一部分群眾因為自身利益分配不公導致受損，或者各種權益受到侵害，于是試圖想通過舉報途徑把自身利益得以維護，但是舉報內容只是圍繞自身利益這一基點，所以對整個職務犯罪的查證并沒有太多的價值，還有的群眾出于正義感，或聯名，或實名，或組織一些黨員群眾，進行舉報，舉報信中洋洋灑灑列舉涉嫌違法犯罪事實幾十項，密密麻麻的字跡布滿著控訴狀紙，可查證起來卻相差甚遠；主要是缺乏確實、充分的證據，還有的舉報者動機不良，純屬出于對不滿，引發矛盾糾紛，利用舉報尋機報復，以泄私憤，內容龐雜，讀起來大有罪行累累之感，涉案數額無端升級，可初查大多是憑空杜撰一些事實和情節，查來查去都是子虛烏有的事，公安大接訪期間，我們受理的育林鄉蓋某反映其屯長侵占的事實，翻來覆去的查，反反復復的核實舉報內容無一屬實，無端耗費警力、財力和精力。

原因二是村級財務的確比較繁雜，涉及到千家萬戶，涉及事務千頭萬緒，涉及款項千絲萬縷，查賬不可避免地陷入重重困境，加之村級財務有的不夠規范。確實查處起來不能夠得心應手。

原因三是村干部作案時面對著家家戶戶，不敢明目張膽，相對比較隱蔽，即使不隱蔽，也是查無對證，96年公主嶺市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招商引資活動，包括村委會一級組織紛紛投身到這場事關全市政治經濟中大事的活動，走南闖北，外出招商，期間所耗資巨大，項目包括旅費、招待費、住宿費、租車費等，名目繁多，涉及全國各地，資金來源有的自身資金，大多是借款，或是變賣資產收款等，一直到現在打開村級財務，最大的費用類即是招商引資類，所以村級干部所貪占公款大從此入手，但查證起來一無頭緒，二無出路，三無途徑，原因是大勢所趨，眾所一致。難道當地流行一句“招商引資是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

原因四是群眾法治意識不強，加之職能部門不能夠盡職盡責，無形中放縱了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的及時有效懲治。本來群眾對農村基層干部涉嫌違法犯罪事實究竟該由誰來管轄，不是很有數的，現在管轄村級干部的機構除了由公安經偵部門外，還有市紀檢委、監察局、審計局、集體資產管理局、檢察院等，所以造成了眾多部門管不了一件事、眾多人管不了一個人的消極現象，有的部門將村屯舉報問題來回推托，有時竟形成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卻指令讓管，有的執法部門查處一陣子，收了一部分款項后，便不了了之，至于該由誰管便不再過問了，大有與已無關派頭。1999年我們大隊受理南崴子大泉眼村一村民小組長屈某涉嫌職務侵占，先是鎮政府紀檢部門查完后，移交市紀檢委，市紀檢委審查后又移交市檢察院，市檢察院又移交我大隊，這樣幾個部門查證時間就耽擱了近一年，后由我大隊查實后，將其刑拘，報捕時人民檢察院批捕部門認為主體暫無法律規定，此時正逢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村民小組長利用職務便利侵占公共財物如何定性的司法解釋，這才以職務侵占對其批準逮捕，最終群眾上訪近一年來的案件才畫上句號。相比較之下，2003年我們大隊偵辦的公主嶺市環嶺鄉土城子村原村支書記趙某涉嫌職務侵占案，從本人供述及財務書證，足以認定其涉嫌經濟犯罪，刑拘后對其報捕時，經過仔細審查，證據發出了實質性的變化，始因是該村會計劉某業務不熟，單純平賬，忽略了實質，結果賬面上支付現金的書證在現實中卻不能成立，無奈檢察院做出了對趙某不批準逮捕的決定。從這一側面也足以說明農村財務的不規范，不健全，為村干部職務犯罪制造了有機可乘，同時也給偵查取證制造了麻煩。

除此，致使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居高不下的成因還包括：

一、由于近年來大規模招商引資，

大多企業選址落戶，征用農村集體用地增多，土地重用補償款，成為農村基層組織的一筆重要收入，由于補償款必經村民委員會成立之手，于是大筆資金成為一些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獵取對象。

二、財務管理混亂，執行無度。目前，農村基層組織普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財務制度不健全，有章不循，管理松懈等問題。具體表現為賬目混亂，絕大多數發案單位賬目不清、單據、憑證不全，不記賬或用白條沖賬；沒有健全的財務制度，一切開支均由主要負責人掌握，收入、支出、報銷等全憑“一支筆”，群眾無權、無法干預，給職務犯罪提供了條件和機會，一些村委會成員身兼數職，缺乏合格的財會人員。有的村長兼會計，有的負責人還兼出納，缺乏財務應有的制約。加之村級負責人任用親信，便于職務犯罪，出現了“干得好用不上，用上的卻干不好”，村級財會人員素質相對低下也不失為職務犯罪發案原因之一。

三、管理措施不落實，監督不到位。上級部門及鄉（鎮）政府對村民自治組織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經常性的管理，致使村級組織人員的監督往往流于形式，特別是財務監督脫節，缺乏檢查審計，一些明顯不符合財務制度的行為得不到制止，大量的白條和虛假發票得以報銷，使得一些犯罪分子肆無忌憚，恣意妄為。特別是針對土地征用補償、扶貧、救災等款項的使用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個別人借機混水摸魚，從中侵吞、挪用公共財產或集體財產。

四、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法制觀念淡薄，大權獨攬，決策一言堂，隨意性大，缺乏應有的透明度，雖然一些地方制定了財務公開，民主監督，財務管理，民主理財小組等制度，但都不失為擺設，真正公開并發揮作用的太少。

五、困擾偵辦農村經濟犯罪實際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時有發生，主要表現在一些相對司法解釋尚屬真空，實際操作不便，例如：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93條第2款規定解釋中，“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的條款之中的“其他”二字容易讓人產生非議，再如村級干部實際中利用企業發包、轉包，場地廠房租貨，機動地發包、土地征用等熱點環節都是受賄犯罪高發區，但是查處起來，除了查證客觀上的困難外，在定性上也帶有一定的爭議，是適用刑法163條的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還是適用刑法385條的受賄罪，兩個罪名其一管轄是公安經偵，其一管轄人民是檢察院，令人難以適從。

經過我們實際偵辦的實踐中，縷析出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特點是：一是作案手段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主要有收不入賬，以少報多；二是侵吞、挪用專用款項現象時有發生。從查處情況看，個別地方村委會因債務過多，竟將救濟、扶貧等專用款項挪為他用，用來“拆東墻補西墻”，然而還堂而皇之稱都是為了公家；三是相互勾結，呈裙帶關系，由于職務和非法利益的聯結，村支書、村委會、會計、出納、小組長等成員相互勾結，沆瀣一氣，自恃形成堡壘，利用各自職權互為利用，此類犯罪往往是查處一個帶出一窩；四是犯罪持續時間長，作案次數多，所貪占、挪用都不是一次和一筆的問題，而是在長時間內多次作案，雖然每次作案數額不大，但日積月累，造成的的損失和影響卻不小。從上述特點我們不難看到這同時也成為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有恃無恐的原因所在。

從案發所觸犯的罪名無外乎刑法271條職務侵占罪、刑法款272條挪用資金罪、刑法273條挪用特定款物罪、刑法382條貪污罪及刑法384條挪用公款罪幾大類。

以上是對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涉案特點和成因的粗淺揭示，我們認為應該不妨從以下諸方面加以研究其打防對策：

一是從預防入手，從前述幾類職務經濟犯罪，無論是為何主觀動機和目的，但都離不開一個貪字，而貪欲的起源還是村級特有的自身素質不高，受教育程度有限，文化層次較低，法制觀念淡薄，防御違法犯罪的底線不堅固，為此有必要強化對這些人員的法治教育，思想教育，權力觀教育，職業道德教育，包括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通過教育，讓健康向上的先進理念占領其思想陣地，使其不想。

二是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就應嚴格執行相關制度規則。各類村級財務經濟活動都應制定嚴格有序的規章制度，同時啟動嚴密有效的辦法使其制度落實。職務犯罪離不開利用職務便利的前提，對癥下藥，應想盡辦法遏制其職務便利的條件非法利用。“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已是老生常談，預防經濟犯罪，應從著眼于制度建設，使其不能。

三是切實加大打擊力度，從以上農村職務犯罪剖析來看，除村干部職務犯罪較難查證之外因素外，相關職能機構的業務素質及查辦力度亟等提高和加大。公安經偵機關應依法適用法律賦予的各種偵查手段和措施，提高偵查突破案件的主觀能動性，不斷適應新形勢下打擊農村經濟犯罪的要求，同時與各級紀檢、監察、審計、當地黨委政府密切配合，協同作戰，形成合力，在各自已的職能范圍內嚴管重罰，多管齊下，切實加大打擊經濟違法犯罪的震懾力度，使其不敢。

四、任何一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家屬中的一員，社會中的一員，應該從源頭中上遏制經濟犯罪的苗頭發生，加強和家屬的溝通聯絡，加強和其設身處地所在的周圍環境的掌握了解，加強案例的剖析、曝光、警戒，加強正反兩方面典型的現身說法教育，一個人觸犯了法律，受損失的不止是村級組織自身，還有自己的家人，還有整個社會。從這個意義出發，全社會以及每一個家庭的法制教育都應保障到位，共同肩負起預防其經濟犯罪的責任，使其不會。

《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來源于網，歡迎閱讀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tkh

大多企業選址落戶，征用農村集體用地增多，土地重用補償款，成為農村基層組織的一筆重要收入，由于補償款必經村民委員會成立之手，于是大筆資金成為一些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獵取對象。

二、財務管理混亂，執行無度。目前，農村基層組織普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財務制度不健全，有章不循，管理松懈等問題。具體表現為賬目混亂，絕大多數發案單位賬目不清、單據、憑證不全，不記賬或用白條沖賬；沒有健全的財務制度，一切開支均由主要負責人掌握，收入、支出、報銷等全憑“一支筆”，群眾無權、無法干預，給職務犯罪提供了條件和機會，一些村委會成員身兼數職，缺乏合格的財會人員。有的村長兼會計，有的負責人還兼出納，缺乏財務應有的制約。加之村級負責人任用親信，便于職務犯罪，出現了“干得好用不上，用上的卻干不好”，村級財會人員素質相對低下也不失為職務犯罪發案原因之一。

三、管理措施不落實，監督不到位。上級部門及鄉（鎮）政府對村民自治組織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經常性的管理，致使村級組織人員的監督往往流于形式，特別是財務監督脫節，缺乏檢查審計，一些明顯不符合財務制度的行為得不到制止，大量的白條和虛假發票得以報銷，使得一些犯罪分子肆無忌憚，恣意妄為。特別是針對土地征用補償、扶貧、救災等款項的使用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個別人借機混水摸魚，從中侵吞、挪用公共財產或集體財產。

四、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法制觀念淡薄，大權獨攬，決策一言堂，隨意性大，缺乏應有的透明度，雖然一些地方制定了財務公開，民主監督，財務管理，民主理財小組等制度，但都不失為擺設，真正公開并發揮作用的太少。

五、困擾偵辦農村經濟犯罪實際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時有發生，主要表現在一些相對司法解釋尚屬真空，實際操作不便，例如：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93條第2款規定解釋中，“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的條款之中的“其他”二字容易讓人產生非議，再如村級干部實際中利用企業發包、轉包，場地廠房租貨，機動地發包、土地征用等熱點環節都是受賄犯罪高發區，但是查處起來，除了查證客觀上的困難外，在定性上也帶有一定的爭議，是適用刑法163條的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還是適用刑法385條的受賄罪，兩個罪名其一管轄是公安經偵，其一管轄人民是檢察院，令人難以適從。

經過我們實際偵辦的實踐中，縷析出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特點是：一是作案手段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主要有收不入賬，以少報多；二是侵吞、挪用專用款項現象時有發生。從查處情況看，個別地方村委會因債務過多，竟將救濟、扶貧等專用款項挪為他用，用來“拆東墻補西墻”，然而還堂而皇之稱都是為了公家；三是相互勾結，呈裙帶關系，由于職務和非法利益的聯結，村支書、村委會、會計、出納、小組長等成員相互勾結，沆瀣一氣，自恃形成堡壘，利用各自職權互為利用，此類犯罪往往是查處一個帶出一窩；四是犯罪持續時間長，作案次數多，所貪占、挪用都不是一次和一筆的問題，而是在長時間內多次作案，雖然每次作案數額不大，但日積月累，造成的的損失和影響卻不小。從上述特點我們不難看到這同時也成為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有恃無恐的原因所在。

從案發所觸犯的罪名無外乎刑法271條職務侵占罪、刑法款272條挪用資金罪、刑法273條挪用特定款物罪、刑法382條貪污罪及刑法384條挪用公款罪幾大類。

以上是對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涉案特點和成因的粗淺揭示，我們認為應該不妨從以下諸方面加以研究其打防對策：

一是從預防入手，從前述幾類職務經濟犯罪，無論是為何主觀動機和目的，但都離不開一個貪字，而貪欲的起源還是村級特有的自身素質不高，受教育程度有限，文化層次較低，法制觀念淡薄，防御違法犯罪的底線不堅固，為此有必要強化對這些人員的法治教育，思想教育，權力觀教育，職業道德教育，包括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通過教育，讓健康向上的先進理念占領其思想陣地，使其不想。

二是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就應嚴格執行相關制度規則。各類村級財務經濟活動都應制定嚴格有序的規章制度，同時啟動嚴密有效的辦法使其制度落實。職務犯罪離不開利用職務便利的前提，對癥下藥，應想盡辦法遏制其職務便利的條件非法利用。“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已是老生常談，預防經濟犯罪，應從著眼于制度建設，使其不能。

三是切實加大打擊力度，從以上農村職務犯罪剖析來看，除村干部職務犯罪較難查證之外因素外，相關職能機構的業務素質及查辦力度亟等提高和加大。公安經偵機關應依法適用法律賦予的各種偵查手段和措施，提高偵查突破案件的主觀能動性，不斷適應新形勢下打擊農村經濟犯罪的要求，同時與各級紀檢、監察、審計、當地黨委政府密切配合，協同作戰，形成合力，在各自已的職能范圍內嚴管重罰，多管齊下，切實加大打擊經濟違法犯罪的震懾力度，使其不敢。

四、任何一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家屬中的一員，社會中的一員，應該從源頭中上遏制經濟犯罪的苗頭發生，加強和家屬的溝通聯絡，加強和其設身處地所在的周圍環境的掌握了解，加強案例的剖析、曝光、警戒，加強正反兩方面典型的現身說法教育，一個人觸犯了法律，受損失的不止是村級組織自身，還有自己的家人，還有整個社會。從這個意義出發，全社會以及每一個家庭的法制教育都應保障到位，共同肩負起預防其經濟犯罪的責任，使其不會。

《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第2頁)》來源于網，歡迎閱讀談談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成案特點高發原因打防策略(第2頁)。tkh

第五篇：當前“一把手”職務犯罪的特點、原因及對策

當前“一把手”職務犯罪的特點、原因及對策

近幾年來，我院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中發現單位和部門“一把手”犯罪比較突出,鑒于“一把手”犯罪的特殊性,無論在發案單位還是社會上都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因此,認真分析當前“一把手”職務犯罪的現狀、特點、原因，深入研究預防對策，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堅決遏制“一把手”職務犯罪

現象，是當前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重點之一。

一、“一把手”職務犯罪的特點

2001年以來,我院共查辦“一把手”職務犯罪案件46件46人,占立案總數的41,其中大案40件;貪污賄賂案件29件,挪用公款案件16件,玩忽職守案件1件;發生在國有企業15件、行政執法機關10件、經濟管理部門15件、教育系統6件。這些犯罪共為國家造成經濟損失820余萬元。

(一)從發案地點來看,絕大部分案件發生在基層。在查辦的46件案件中,有30件發生在農村基層站所、經濟管理部門和教育系統。這些單位和部門的“一把手”身處無人監管的位置,充分利用“一手遮天”的權力,為所欲為,以權謀私;或對工作嚴重不負責任,弄權瀆職。

(二)從作案手段上來看,以權換錢、以權謀私現象嚴重。主要表現:一是權力商品化,以權換錢。個別單位或部門的負責人手握可資生財的權力,將國家利益作籌碼,通過隨意放寬執法尺度,以換取行政執法相對人的回報,雙方串通一氣,共同慷國家之慨。這種做法于法有據,與人以惠,于己有利。二是巧立名目,肆意侵吞;巧借名目,虛報冒領。前者主要通過私收私支,收入不記賬,收入記支出賬等方式,侵吞公款。后者主要通過偽造單據報銷,如重復報銷、少支多報,甚至不支也報;私分公共財產等方式,侵吞公款、公物。三是弄權瀆職,隨意處置公共財產。個別掌握財權的“一把手”,濫用職權,在行使職權過程中,膽大包天,肆意妄為,挪用公款損公肥私,做順水人情,昏庸胡為,上當受騙,故作瀟灑。前者還往往與貪污納賄密切相關,相伴而生。

(三)從犯罪心理來看,復雜多樣,心態各異。一是唯我獨尊,舍我其誰的“山大王”心理。個別行政執法機關的基層部門“一把手”抱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的想法,胡作非為,耍權逞能無不用其極,以此來體現其權威,實現其價值。二是“黃昏戀情結”。這種人早年也奉公守法,勤奮敬業,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待熬到了出頭之日,卻覺得已日暮窮途,在聚財方面也“顆粒無收”。由此心理漸失平衡,認為掛冠去職之前也應“問一下收獲”,高唱一曲“夕陽紅”。于是晚節不保,落得個人財兩丟的悲慘結局。三是不撈白不撈,不撈也不清白的自污心理。這部分人站在滿是“油水”的肥缺位置上,自然能掂得出其“含金量”,認為當今社會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不貪不沾則有曲高和寡、高處不勝寒之感,你不撈誰也不信,干脆隨波逐流,得機會也撈點。四是小事一樁,不以為罪的打“擦邊球”心理，認為自己大小是個領導干部,自然挪挪借借是小事,吃吃喝喝不算腐敗,充其量落個違紀。

從所調查的情況看,這些一把手雖都位卑官小，但因他們是代表我們黨和政府直接與廣大人民群眾打交道的人,其一舉一動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是發生在老百姓的身邊的腐敗,犯罪的嚴重危害性切不可小視。不僅敗壞了風紀,直接影響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損害了黨的執政根基。而且有的激起了民憤,污染了原本純潔的圣土。從而阻礙了經濟發展,影響了社會穩定。

二、“一把手”職務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黨性退化,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淡化。他們身處“得天獨厚”的位置,其中一些素質不高的“一把手”終日被手下和周圍各懷心事的人所包圍，在這些人的吹吹拍拍下，自我感覺良好，漂漂欲仙，逐漸放松了主觀世界的改造。加之經常出入燈紅酒綠的場合，為紙醉金迷的生活所惑，極大地刺激了不良的欲望和對金錢物質的追求，入黨的誓言早已拋到九霄云外，眼中只有享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讓位于“人民公仆人民養”的寄生思想,人格異化,價值觀錯位,其必然走向人民的對立面。

(二)工作作風霸道,法制觀念淡薄。部分領導干部長期在“一把手”位子上,高高在上,唯我獨尊,當大權獨攬,一人作主已成為習慣,則民主意識漸消,霸道作風漸長,甚至個別“一把手”大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之道,容不得下屬有半點“雜音”,對持不同意見者打擊、壓制、排擠,從而成為獨來獨往的“孤家寡人”。這種人在頭腦中根本沒有依法辦事的觀念,片面認為既然我的“一把手”位子是被依法任命的,那么我的意志就是法律,行政或執法過程中信馬由韁,任情胡來,直至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時方才悔悟。

(三)上級機關選人用人不當,監督管理不力。一些機關在選人過程中,放棄了“四化”標準,任人唯能,有的甚至搞所謂投挑報李的回報補償,或搞“裙帶關系”,影響了“一把手”的整體素質。對選拔任用的“一把手”也存在重使用,輕教育,乏管理的問題,對他們的違法違紀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助長了歪風邪氣,無形中在其背后推了一把,使個別自律不嚴的“一把手”們由違法而滑入犯罪的深淵。

(四)權力過分集中,缺乏應有的監督制約。單位在人事安排、后勤管理，以及重大事件的處置等方面賦予“一把手”較多的決策權、管理權和處置權。在經費的管理上不管金額的大小，基本上實行一把手“一支筆”制，沒有建立行之有效的內控制度，這就為腐敗的產生埋下了種子，同時，基層站所由于“天高皇帝遠”，站所內又無監督機構，對基層管理所的監督管理和對“一把手”的權力制約不到位，單位負責人便為所欲為，使得無監控的權力極易產生腐敗，而完全寄希望于領導干部個人的自律等于任由個人的權力濫用。在查處的的職務犯罪案件中，領導干部利用全面主管、主持工作或對部分事項的決定權，接受他人賄賂，公款私用，中飽私囊，既沒有受到內部財務制度的必要約束，上級公司和領導也沒有嚴格的考核和審查，而外部的監管、監督的作用也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為犯罪分子繼續犯罪、走向深淵提供了可能。

(五)打擊不力是“一把手”職務犯罪層出不窮的重要原因。一些領導機關和單位認識不到懲治腐敗與促進當地改革發展穩定的辯證關系,堅持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的導向,害怕懲治腐敗會搞垮了班子,弄散了人心,有的甚至害怕“拔出蘿卡帶出泥”,從所謂“整體利益”出發和維護自身形象計,在反腐敗問題上態度曖昧,對“一把手”的腐敗行為持寬容態度,于是壓案不報,知情不舉,對司法機關的執法辦案活動虛與遙遠,百般阻撓,乃至公開對抗。在“保護傘”羽翼下的“一把手”自覺是個人物,與某些領導干部結成了“利益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只管大膽干,出了事自有人來保。有基于此,腐敗分子的僥幸心理得到了強化,每次有驚無險后,更加肆無忌憚,有恃無恐,氣焰愈熾。

三、預防和減少“一把手”職務犯罪的對策

導致一把手職務犯罪的原因涉及個人、體制、社會等方方面面,要預防和減少此類犯罪也必須標本兼治,多措并舉。

(一)全黨動員,齊抓共管。懲治腐敗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查辦“一把手”職務犯罪因其具有保護層厚、反偵查能力強等特點，要鏟除這一社會“毒瘤”,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各級黨組織特別是主要領導同志對打擊和預防“一把手”犯罪一定要有清醒的政治認識,求真務實,真抓實干,努力形成在黨委統一領導下,職能部門各司其職,各部門積極參與,全社會齊抓共管的預防和減少職務犯罪的大格局。要落實領導責任制,對因工作不力導致“一把手”犯罪或有案不報、私自處理,為犯罪分子開脫罪責的,要堅決追究責任。

(二)強化監督,鏟除滋生犯罪的土壤和條件。對管理混亂、制度不健全、運行不規范的單位、部門,進行徹底的清理整頓,對不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而產生的經濟“怪胎”堅決予以解散。選拔政治素質高、業務能力強、協調水平高的人員充實到監督崗位上,賦予其履行職責必需的實際權力,實行監督檢查連帶追究責任制,對因疏于監督或監督不力而致“一把手”職務犯罪的,進行相應的責任追究。健全有關財務審批、人事安排、工程發包等制度。上級領導機關在選任“一把手”方面,要嚴格執行《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條例》,堅持用好的作風選人,選作風好的人,確保德才兼備的干部走上“一把手”崗位。對出現“一把手”職務犯罪的,有關領導要承擔用人失察的責任。要把薦舉人才的優劣列入對領導干部任期目標責任制的內容,作為考核、使用、提拔的一項重要依據。

(三)對領導干部的審計和收入申報要制度化、普及化。雖然當前已經有了對領導干部的離任審計和對一定級別領導干部的收入申報制度，但現實中落實的并不到位，而且審計只限于離任審計，收入申報也限制在一定級別的干部，仍有不少干部被排除在這兩項監督之外。為此，在審計方面要把審計、重大項目的審計與離任審計相結合，突擊審計與常規審計相結合，內部審計與政府部門的審計、社會中介機構的審計相結合，明確審計的范圍、對象和后果。在收入申報方面，要擴大申報的范圍，明確虛報的法律后果，注意對收入的審查核實。

（四）健全和落實財務制度。財務管理是單位管理體制的中心環節，也是單位“一把手”職務犯罪的必經環節，完善并落實財務制度對預防職務犯罪有釜底抽薪的作用。為此，首先要確立財務審批的權限、范圍和程序。其次要強化財務人員的素質，特別是職業操守；提高財務機構的獨立地位，強化其抗干擾的能力。再次要明確責任，誰簽字誰負責。最后，要落實財務制度，加強單位的人事部門、勞動部門、財務部門、組織部門的溝通和信息共享，防止冒領多支；財務工作必須做到準確、真實，單證和票據統一，簽字和印鑒統一。

（五）打防并舉,不斷強化打擊和預防“一把手”職務犯罪的力度。肩負著懲治腐敗職責的機關和部門,要從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從講政治、講大局、講穩定的高度,充分認識,查辦“一把手”職務犯罪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樹立敢查敢辦、敢打必勝的信心,頂住說情風,沖破關系網,搬開攔路石,堅決一查到底,努力保持對犯罪的高壓態勢,震懾犯罪者,警醒違法者,教育守法者。職務犯罪多以金錢為目的，從經濟上剝奪其利益是必要之舉，否則就可能引起更多的效仿；也要杜絕其“犧牲一人，享受全家”的想法，在沒收財產中，嚴格區分與家庭其他成員的收入；除追繳犯罪所得外，加強罰款刑的適用，使犯罪分子在經濟上得不償失。同時,在黨委的統一領導組織下,各級各部門要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的各種手段,積極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實行政治傾斜,織就預防職務犯罪的社會網絡,健全預防工作機制,在全社會營造出良好的工作氛圍。各級黨委要牢固樹立打擊預防“一把手”職務犯罪也是環創新境、也是發展生產力的思想,積極支持職能部門依法查辦“一把手”職務犯罪案件,推動黨風廉政建設的深入開展,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