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聞史人物

從新聞史“職業認同”的角度研究邵飄萍的新聞思想

【摘要】以往在各個時代對于邵飄萍新聞實踐、新聞思想歷史貢獻的介紹都停留在概括與評價層面，缺乏對其職業心靈的研究，因而導致研究中沒有“人”，也難以發現真正的“記者”。本文引入職業社會學中的“職業認同”概念，通過對邵飄萍從業緣起與動機、職業情感與忠誠態度、新聞或新聞職業認知、自我身份認同等要素的考察，呈現其從業過程中的動機、追求、情感甚或苦衷，以還原歷史情景，展示歷史研究的豐富性。

【關鍵詞】邵飄萍職業認同新聞實踐

新聞史人物的局限與問題是普遍存在的，改革開放之前對于邵飄萍的研究相對冷清，又大多停留在他的新聞思想、新聞活動、辦報特點、歷史貢獻等的探究與介紹層面。這種對新聞從業者思想、活動、貢獻、特點等的研究，對后人開展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但從這些研究中感受不到與每一個新聞從業者所處的人生情景和社會情景相應的職業認知、職業情感、職業態度以及很可能存在著的價值、理念、身份、角色等方面的困惑與張力，因此也就看不到作為一種特殊職業群體的中國新聞從業者在新聞職業道路上草路藍縷、一路走

①來的心路歷程。

這種研究所帶來的問題是，我們無法觸摸到真正的活的歷史，無法與新聞史上的各個人物進行心靈與情感的對話。我們看似對他們的思想、活動，對他們所說過的話、所創辦的報刊了如指掌，實際上卻并不了解他們。我們不知道他們何以要說那樣的話，何以要辦那樣的報刊，不知道他們對自己選擇的新聞職業到底如何認知，不知道他們選擇新聞職業背后到底隱藏著什么樣的動機、追求、情感甚或苦衷。從歷史的縱向發展來說，我們無法從現有研究中看到新聞從業者職業意識、職業情感、職業認知等的發育、發展、演化之軌跡，無法把握其背后潛藏著的內在的規律性，因此也就無法由新聞史人物這一新聞活動主體來感受“歷 史的豐富性”，來透視新聞與社會之間那種交互、交融的生動而復雜的景觀。

職業認同，顧名思義，就是一個人對自己所從事既然職業的認同。具體地說，就是知道并認可自己所從事的職業的功能、意義、價值，就是在從事該職業過程中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什么是值得做的，什么是不值得做的，什么是必須堅持的，什么是必須避免的，并從內心真正珍視這些價值，堅守這些原則??概括地說，就是弄清楚自己是該職業的從業者的東西。“職業認同是指個體對所從事職業的肯定性評價，它評定了個人自我認

②同中角色的重要性”。

一從業緣起與動機

從業緣起與動機和職業認同程度是審視認同狀態與程度的最基本因素。從業者選擇新聞職業，是發自內心的主動行為，還是迫不得已的被動選擇，是基于“謀食”目的，還是基于對新聞職業的喜好或理想，抑或有超出新聞業之外的其他動機等，是透視新聞史人物職業心理狀態和認同度的重要環節與層面。

邵飄萍1886年生于浙江東陽縣（今浙江金華市）。1906年，他考入浙江省高等學堂師范科。這段生活使他眼界大開，三年間，他涉獵了大量當時激蕩人心的書籍、報紙。晚清 的腐敗動蕩局勢，立憲派、革命派的政治斗爭都激揚起了他對時事、對報刊的興趣，尤其是梁啟超的文章，汪洋恣肆而又條理清晰，語言豐富又平易暢達，且筆鋒常帶感情，讓他十分 著迷并進而崇拜，萌發了“新聞救國”的思想，想依靠報紙的輿論力量干預政治，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他曾說過：“余百無一嗜，惟對新聞乃有非常趣味，愿終生以之”。于是，①樊亞平《從歷史貢獻研究到職業認同研究—新聞史人物研究的一種新視角》 2009年8月

②魏淑華、宋廣文《國外教師職業認同研究綜述》，《比較教育研究》2005年第5期。

利用課余時間他開始向上海《申報》投稿，決心通過自己手中的筆去反映民意，督促政府為民行政。然生逢亂世的邵飄萍，他的對手是那些喜怒無常的大軍閥、大流氓，邵飄

萍作為文人的力量顯得那么單薄，好似螳臂當車，但邵飄萍卻無所畏懼，他要做那振臂高呼者以喚醒民眾。從此邵飄萍開始了他和新聞事業的關系，開始了他“新聞救國”的征程。1909 年畢業后，邵飄萍返回家鄉的一所中學任教，繼續投稿《申報》并被聘為地方通訊員，還參加了進步文學團體南社，受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影響，思想上從崇拜梁啟超轉為敬佩革命領袖孫中山。武昌起義后，邵飄萍滿懷為民主共和而戰的激情，來到杭州，結識了知名報人杭辛齋，并與之攜手創辦了浙江軍政府機關報《漢民日報》，還兼任杭州《浙江軍政府公報》編輯和《申報》通訊員，從此開始了職業報人的生涯。

邵飄萍短暫的一生幾乎是與新聞工作緊密相連的。1912 年杭州, 邵飄萍與杭辛齋攜手創辦了 《漢民日報》，大力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揭露貪官污吏的丑惡行為，抨擊封建軍閥的暴力統治。1914 年，邵飄萍與潘公弼、馬文車等人共同創辦了“東京通訊社”，分別向京、滬、漢等地著名報紙發通訊稿，揭露罪惡的二十一條。1916 年，邵飄萍被《申報》聘為駐京特派記者，主要為該報撰寫“北京特別通信”。同年7月，因為憤慨于外國通訊社任意左右中國輿論，歪曲事實，他一怒之下在北京創辦了“北京新聞編譯社”。1918年10月5日，邵飄萍又獨立創辦了《京報》，并與此同時，聯合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教授徐寶璜一起創立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揭開了我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的序幕。邵飄萍曾經說過：“余百無一嗜，惟對新聞事業乃有非常趣味，愿終生以之”。

二 職業情感與忠誠度

職業情感、忠誠度與職業認同有很大程度的關聯，是判別認同與否及其程度的最直接和最顯在因素，具體包括，對所從事職業是矢志不移、不棄不離，還是情非得已、三份熱情、必欲離棄而后快;從業過程中是身心投入、盡職盡責，還是三心二意、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等。從這些方面考察新聞史人物，必能在很大程度上一窺其職業認同的真實狀態。

高尚的職業道德觀以及新聞職業“專業化”的努力便是邵飄萍的心路寫照。新聞專業主③義的核心是形成一種正式的道德準則，以利用它來將新聞提升到職業化和專業主義的層次，而職業道德也成為新聞專業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使新聞成為一項專業的必要條件。邵飄萍最為重要的新聞道德思想是其很早就提出的“品性為第一要素”。邵飄萍說過，所謂品性,包含了人格、操守、俠義、勇敢、誠實、勤勉、忍耐等新聞記者應遵守的道德。邵飄萍所說的“品性”就是新聞職業道德的全部要求。他常以“鐵肩辣手”自勵，在他的辦報生涯中，從未被反動軍閥和帝國主義所左右。他說“愿有志于新聞事業者，振起其責任心，凡事必力求實際真相，以探究事實，不欺閱者為第一信條”。因為在邵飄萍看來，記者的責任心歸根結底是追求事實的真實性，以此贏得社會的信賴。在強調記者的品德修養時，他又提出了“對于新聞之來源，宜始終絕對秘密”、“凡個人私事不問其善惡，皆不得用做新聞材料”，對于“欲以新聞之面具而利用報紙為之宣傳”的廣告及“淫亂性與殘忍性”類的新聞，記者都必須嚴加防范，什么可以公開，什么應該保密，要以對社會、國家、事業是否有益來衡量。邵飄萍將自己的新聞職業道德理念在其出版的《實際應用新聞學》中整理成章，為新聞工作者提供道德精神準則。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新聞工作并沒有統一的行業標準，新聞界魚龍混雜，新聞工作者沒有經過系統的新聞業務和技巧訓練，以及缺乏新聞理念的熏陶，邵飄萍著書立說對當時中國的新聞工作具有現實意義，為新聞職業的“專業化”提供了一種可能。

1926 年在段祺瑞執政府門前，發生了駭人聽聞的“三一八”慘案。邵飄萍到出事地點及相關醫院實地進行調查采訪，連夜趕寫出《世界之空前慘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等文章,譴責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邵飄萍認為，記者是“布衣之宰相，無冕之王”，是社會之③張焱，《新聞專業主義對我國輿論監督的影響》，《求實》，2004年5月

公器,是“居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應為人民所用。而報業是獨立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第三種社會因素，負有教育民眾、指導社會的責任。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邵飄萍確立了其獨立的辦報方針：一是監督政府，“必使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之前”；二是喚醒民眾，教育民眾；三是“順時代進步之潮流”，表達報紙“對于解決時局的意見”。《京報》 創刊時，邵飄萍提筆書“鐵肩辣手”四個字掛于編輯室正面墻上，每日觀其以自勉及激勵同仁，這都反映了邵飄萍胸懷真理、不畏強暴的倔強性格和辦報宗旨。

直到 1926 年被害，邵飄萍一生都在為新聞事業和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奮斗。參照新聞專業主義的理論，報業是一種自治的體系，它應該且必須對政府、政黨、政客采取一種獨立和批判的態度，否則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眾心目中的“保護者”形象，更不可能擁有公眾的信任。邵飄萍在新聞實踐中，一直以保守客觀的態度、正確的立場判斷是非。

三 新聞職業與自我身份認同

認同某一職業的基礎是職業認知，它能強化認同，并賦予認同以較為明確的方向感。對新聞職業看似喜好和忠誠，但若對新聞或報刊的功能、價值，對新聞職業的社會意義等缺乏較為全面而深入的認識，其認同即使具備，也是“盲目”的，或基礎不十分穩固的，反乏，則其認同不僅可以說具備，且屬于有明確認知作為基礎的較高層次的認同。

1918 年 10 月，邵飄萍與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及教授徐寶璜一起創立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并出版了我國第一個新聞學業務刊物——《新聞周刊》。揭開了我國新聞學 教育和研究的序幕。學會培養會員百余人，為新聞界輸送了優秀人才。毛澤東、高君宇、羅章龍等都曾是該會成員。正是在新聞學研究會的學習，促使毛澤東在回到湖南后創辦了《湘江評論》。繼北京大學之后，平民大學、國立法政大學都曾聘邵飄萍為教員。雖然很忙，但邵飄萍想方設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擠出時間，為學生們講授新聞學基礎知識、新聞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對記者的修養要求。邵飄萍曾告誡學生，記者的第一要素為品性，品性要完 全獨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興于左而志不亂”。記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犧牲”。他認為報紙的重要職能是“報告新聞”，而新聞必須“以真實為骨干，以興味為血肉”，“凡事必力求實際真相，以‘探求事實不欺閱者’為第一信條”。只有“以事實和真理”教育讀者，才能取信于讀者。邵飄萍的講課深入淺出，能夠把理論與實際結合，另外還十分注意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因而深受學生歡迎。根據講課內容再加上對國外新聞學專著的參考，以及從業的經歷感受，邵飄萍撰寫了《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新聞學總論》兩本著作。他的《實際應用新聞學》和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徐寶璜的《新聞學》一起構筑了中國新聞學的基礎框架，是中國新聞學三本奠基之作。可以說，在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中，邵飄萍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關于我國現代著名報人邵飄萍的政治身份,經過一些學者多方面的考證,己確認邵飄萍是共產黨員(例如1986年《新聞學論集》第9輯《邵飄萍是產黨員》文)。

可見,邵飄萍不但自始至終接受馬列主義觀點,在其主辦《京報》上大力宣揚,并非都是客觀介紹,可以說相當部分都帶有主觀好惡的理性色彩,他不象“蟄伸”,僅僅是一時頭腦發熱,而是始終如一地進行宣傳直到被殺害。所以把邵飄萍說成“中國因宣傳馬克思主義而走上斷頭臺的第一人”是合適的、恰當的。現在相當一部分的新聞學教材里,仍然把邵飄萍 的死因歸咎為“得罪了直奉軍閥而被殺害”的原因。然而,隨著近年來對邵飄萍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尤其是考證出邵飄萍是秘密共產黨的政治身份,給邵的研究帶來了許多便利之處,也利于對其死因進一步探究。《關于邵飄萍之死》這篇文章最遺憾之處,就在于不明邵飄萍的政治身份進行考證,從而對邵在《京報》上的作為及在社會上的許多活動難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結果。今天,我們還一代著名報人邵飄萍遇害的本來面目,認識他在黑暗時代的辦報藝術和他在新聞理論上卓越的貢獻,都是十分有益的。同時,我們也對中國第一個殉難的共產主義戰士

邵飄萍堅持馬列真理、不畏強暴、鼓動被壓迫人民向黑暗勢力抗爭的至死不渝的精神,表示 深深的敬意。

由于職業認同既強調“認同”，又強調“職業”(職業社會學意義上的“職業”)，因此，引入“職業認同”對新聞史人物進行研究的目標就不僅僅要考察各個新聞史人物對其新聞或辦報工作是否認同或認同度的高低，而且要追問這種認同是否建立在職業社會學意 義上的“職業”之層面上，是否真的是一種真正的職業層面上的認同。要追問從業者的認同是否是真正的職業層面上的認同，就必須以職業社會學中對成熟職業的內涵界定為考察視角。職業社會學認為，成熟職業至少應具備這樣四個條件:具備該職業所獨有的知識、技能和理念體系;不受外界干預，具備一定的職業獨立性與自主性;具有超越個人謀生層面的利他主義動機;具有職業倫理意識及相應的倫理行為等。

基于此，在考察邵飄萍的職業認同層面時，從這些方面出發去辨析和呈現是十分重要的。這種辨析不僅有助于判定各個新聞從業者的認同是否建立在真正的職業層面，而且有助于呈現各個新聞從業者職業發育與成長的程度與狀態，進而勾連和描畫出新聞從業者群體的職業因子逐漸育化的歷史軌跡。這一點也是過去的新聞史人物研究所缺失的。

由于職業認同既是一種狀態，又是一種過程，因此，在引人“職業認同”對邵飄萍進行研究時，應注意用動態的、歷史的目光觀照每一個新聞史人物的職業認同狀況和職業因子

④發育情況，以使研究能夠呈現給讀者一種“動起來”的“記者”或“報人”的誕生史

和成長史，也以此實現“職業認同”視角可能帶給新聞史人物研究的意義。

將“職業認同”引入到新聞史人物研究中，無論其著力點在“認同”，還是在“職業”，其總體目標與核心宗旨都是，為了探尋職業社會學意義上的“記者”或“報人”的成長與發育的足跡，為了找到與歷史上的“記者”或“報人”的對話通道，為了感知他們從事新聞 職業的理想與困惑，激情與無奈，呈現他們選擇和從事新聞業的職業心史。

為了達到這樣的研究目標與宗旨，必須依托與各個新聞史人物直接相關的第一手資料，尤其是其留下的自述性文字，同時，要努力運用新史學領域所崇尚的“還原歷史情境”、“回歸歷史現場”等史學研究新方法與路子，在研究每個人物過程中，盡量將其從業動機與緣起、職業認知與追求、職業情感與忠誠、職業身份與角色等，置于其個人生活情景和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情景中去呈現.另外，還必須對過去的新聞史人物研究進行“去魅”。

【參考文獻】白壽棄主編《中國通灼第一卷《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程麗紅《清代報人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商娜紅《試析多重背景下媒介職業化規定性的建構》，《現代傳播》2002年5期

李良榮《當代西方新聞嫌體》，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10-113頁

方漢奇《近代中國名記者·序一》，工林根主編《近代中國名記者》，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④方漢奇《清末政論報刊與民眾動員·序言一》，唐海江《清末政論報刊與民眾動員:一種政治文化的視角》，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

第二篇：中國新聞史人物篇

1.中國新聞史人物篇

第一章

報業開端 馬禮遜

最早來中國的傳教士,1807年由倫敦布道會派出。他先在廣州、澳門學習中文,翻譯《 圣經》和編纂《英華辭典》,同時出版《新約》和許多宣傳基督教義的小冊子。但中國政府嚴禁外國人傳教、印書,1813年倫敦布道會又派傳教士米憐來華協助。兩人總結了傳教經驗:中國方言多,故口頭宣傳在中國困難很大,米憐建議把傳教與出版基地設在馬六甲。馬禮遜接受了米憐的意見,于是米憐帶上刻字工人梁發來到馬六甲,開始印刷所的建立和宗教宣傳,第一份中文近代報刊開始出現,《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第二章 戊戌時期 王韜

1857年參加《六合叢報》的編輯工作,是他報刊活動的開始。1864年兼任《近事編錄》的編輯工作。

1874 年創辦《循環日報》。

是近代報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家,他的政論反帝愛國,昌言變法,短小精悍,深入淺出,富于感情,后來被發展為一種新的報章文體,后發展于梁啟超,對當時的文壇和以后的維新派領導人影響較大。他的部分政論文章后收編為《弢園文錄外編》,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報刊政論文集。他關于辦報的言論代表了維新變法前報刊理論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報刊理論的基石。康有為 譚嗣同 梁啟超

著名的維新派政治思想家、政論家;先后創辦10多種報刊,如:《中外紀聞》、《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從事報刊宣傳活動27年;創造了“時務文體”,一生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人們稱之為“輿論界的驕子”,有豐富的報刊實踐經驗,為資產階級辦報提供 了基礎。

唐才常 P95 戊戌時期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杰出的報人,與譚嗣同合稱“瀏陽二杰”。

1897年到長沙,成為南學會的骨干,并主編《湘學新報》,發表大量文章,宣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資產階級民權思想,鼓吹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發展民族工商業,走資本主義道路。

戊戌政變后亡命日本,后在武漢組織自立軍武裝勤王起義,事前暴露,被張之洞逮捕并立即殺害。

嚴復

不僅是報刊活動家,也是著名的翻譯家,啟蒙思想家。

幼年受到嚴格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曾在英國海軍大學留學,回國后受聘于天津水師學堂任教,后升至改校總辦。

甲午海戰失敗后,他痛心疾首,連續發表文章猛烈抨擊列強的侵略行徑,揭露封建專制制度的弊端,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主張,在思想界有較大反響。

后在維新派辦報熱潮下,創辦《國聞報》,大力鼓吹變法維新。提出報紙的功能在于“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而后者尤為重要。

后來思想漸趨保守,潛心于翻譯工作。他反對辛亥革命,擁護復辟帝制,也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

第三章 辛亥革命時期 鄭貫公(96論)

我國近代著名報人。

早年赴日留學,受知于梁啟超。曾任《清議報》助理編輯。

后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影響,組織開智社,在日本創辦《開智錄》。因談及革命,被《清議報》解職,后任《中國日報》記者。

在香港先后創辦《廣東日報》、《有所謂》等革命報刊,其中,《有所謂》是當時港粵報紙中讀者最廣泛,發行量最高報紙。

其文思想新穎,以報紙為“筆槍”,韃伐列強和清廷,受到愛國人士的普遍尊敬。章太炎(96論)

中國近代著名國學家和報刊政論家。

戊戌變法時期,參加強學會,曾為《時務報》撰述。

1900年在《中國日報》等報紙發表文章排滿,反對保皇立憲。

1902年后,為《蘇報》撰稿,宣傳革命,在《蘇報》在案中被捕入獄,成為舉國聞名的革命志士。

1906后赴日本任《民報》主編,繼續宣傳排滿和保存國粹,成為《民報》最主要的政論作者和革命宣傳家。

他的政論邏輯嚴密,氣勢充足,陳古論今,在當時產生重大影響。

于右任(96論)

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報刊活動家。1907年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1909年在上海創辦《民呼日報》、《民吁日報》;1910年在上海創辦《民立報》;他為報刊寫了不少評論和詩詞,感情熾烈,文辭豐腴,名噪一時。《中興日報》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機關報。1907年創刊,由陳楚楠、張永福等主辦。盡管困難重重,該報與當地保皇派報刊仍進行了論戰,推動了革命力量的發展。

黃遠生(01新傳名)

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因采寫新聞通訊而負盛名的記者。

先后編輯過《少年中國》、《庸言》等刊物,曾任《申報》、《時報》駐京特派記者,并為《東方雜志》等刊撰稿。

他認為新聞記者應有“四能”,即“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

他常能采寫到重大新聞及內幕新聞,材料豐富可靠,文筆鞭辟入里,成為民國初年新聞記者的巨擘。

他被革命黨人誤殺后,友人將他部分作品整理成《遠生遺著》,是我國第一部報刊通訊文集。

邵漂萍(01新傳名)

我國不可多得的“新聞全才”。

早在學生時代就被聘為《申報》通訊員;1911年協助創辦《漢民日報》,兼任《浙江軍政府公報》,從此開始職業報人生涯。

日本留學期間,在東京創辦東京通訊社。

1916年回國后,受聘于《申報》、《時報》和《時事新報》,撰寫時評。

袁世凱死后《,申報》聘他為特派駐京記者,期間為之撰寫的《北京特別報道》很受歡迎。

1916年在北京創辦新聞編譯社。

1918年在北京創辦《京報》,自任社長,以“鐵肩棘手”為座右銘。同時他還兼任北大新聞研究會導師。

他最擅長新聞采訪,所著《實際應用新聞學》是我國最早的新聞采訪專著之一。胡政之P171 1889—1949,1907年自費留學日本,回國后任上海《大共和國報》翻譯、編輯、主筆,1915年任該報駐京特派記者,以消息快捷受到報界關注。

1916年后任《大公報》總編輯,曾親自采訪段祺瑞“馬廠誓師”等重大新聞,蜚聲于時。1918年以《大公報》記者身份采訪巴黎和會,是采訪改會的唯一中國記者。后在上海組織國聞通訊社,接著又任新記公司《大公報》經理,成為報界名人。張季鸞P172 1888—1941,1905年,官費留學日本,任《夏聲》雜志編輯,開始走上“言論救國”的道路。1913年受命北上創辦北京《民立報》,最先在報紙上披露袁世凱政府與五國銀行團簽訂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引起軒然大波,并因此被捕。后擔任新記公司《大公報》總編輯,在新聞界享有盛名。成舍我 P209 報刊大王,創立成氏報系事業。

湖南人,曾在上海《民國日報》任助理編輯,在北京《益世報》任編輯、總編輯。

1924年4月創辦《世界晚報》,1925年2 月創辦 《世界日報》,同年10月出版單張《世界畫報》。

他重視報紙的特色,晚報標榜主張公正,消息準確;日報則以軍事政治新聞為主,兼重教育新聞,還設有多種副刊;畫報先以時事照片為主,后以美術作品為主。還重視經營管理,吧印刷、發行、廣告等工作組織得井井有條。

第四章 五四運動時期 陳獨秀:《新青年》

《新青年》的創辦人、主編、主要撰稿人。1918年與李大釗等合辦《每周評論》。通過對這兩個報刊的編撰,毛澤東對其評價他成為新文化運動戰線上的“總司令”。他是五四運動時期 的著名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了有發刊詞性質的綱領性政論《敬告青年》一文。廣大青年推崇陳獨秀是“思想界的明星”。提出六方面要求:①自主的而非奴隸的②進步的而非保守的③進取的而非退隱的④世界的而非鎖國的⑤實利的而非虛文的⑥科學的而非想象的。陳獨秀提倡的科學內容包括了科學和民主。

徐寶璜

最早赴美國研究新聞學的人,回國后任北京《晨報》編輯,北京大學教授。他講授新聞學概論基本知識,并指導編輯新聞的練習。他為學會講課寫的講義《新聞學大意》是我國第一本 新聞學著作,后改名為《新聞學》。蔡元培稱贊它“在我國新聞界實為‘破天荒’之作”。

李大釗

河北樂亭人,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的卓越宣傳家,中國無產階級新聞活動的先驅。他揭開了我國報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頁。1916年從日本寄給《 新青年》第一篇稿件《青春》。1918年李大刊在報刊上發表了幾篇熱情歌頌十月革命的文章,有《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五四運動前夕,李大釗把輪值主編的《 新青年》第6 卷第5 號編成《馬克思研究》專號,寫了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是《新青年》編輯部中接受并宣傳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把新文化運動推向了新階段。

瞿秋白 五四時期

1919年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和鄭振鐸等創辦《新社會》旬刊。從1921年初到1922年底,他堅持在蘇聯采訪活動兩年,辛勤采寫了《共產主義之人間化》等數十篇新聞、通訊,發表在兩報上的有 五十多篇,他還寫了著名散文集《俄鄉紀程》、《赤都心史》等書。

瞿秋白在蘇俄期間,于1922年加入 了中國共產黨,脫離了與《晨報》、《時事新報》的關系,“五卅”時編輯《熱血日報》。是我國最早的無產階級新聞記者。、第五章 大革命時期 蔡和森

湖南湘鄉人,1918年同毛澤東等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后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向導》的第一任主編,有很高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能抓住重要的實際問題,提高到理論高度來分析,具體生動地宣傳當的綱領和政策。于1925年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會議,1931年在香港被捕后引渡到廣州,被反動軍閥殺害。

惲代英

1895—1931,江蘇武進人,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杰出領導人、報刊宣傳活動家。“五四”后在武漢開設利群書社,編輯《學生周刊》等,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3年赴上海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兼《中國青年》主編,作為《中國青年》的創辦者、首任主編、主要撰稿人,惲代英勤奮寫作,精心編輯,還親自處理讀者來信。他和蕭楚女 的作品代表了《中國青年》的文風,既洋溢這革命熱情,又有理論分析,深入淺出,親切感人,深受讀者歡迎。

1926年赴廣州,任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兼中共黨團書記,大革命失敗后,參加領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1928年后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主編《紅旗》。1930年5月被捕,1931年在南京被殺害。蕭楚女

1897—1927,湖北漢陽人。1920年參加利群書社,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赴上海,任《中國青年》編輯,主筆《新刊批評》專欄,發表許多文章,熱情地鼓勵青年要有“入世宏愿”,勇于變革現實。

1926年赴廣州,協助毛澤東編《政治周報》。

1927年在廣州反革命大屠殺中被害。他長于論辯,寫有著名長篇論著《顯微鏡下的醒獅派》、《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青年讀者稱他為“真理的戰士”、“革命的煽動家”。戈公振

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聞工作者、大學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聞學專家。曾先后在上海《時報》《申報》任職,與鄒韜奮創辦《生活日報》,先后兼任南方大學、復旦大學等學校新聞學教授。他的專著有《中國報學史》《新聞學》等,其中《中國報學史》影響最為深遠。《中國報學史》寫于1925-1926,1927年出版。這是第一部全面地、系統地記述中國新聞事業歷史的著作。被公認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曾多次重印、再版,并出有日本譯本。P246

第六章 十年內戰時期 李求實

曾積極參加五四運動,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赴蘇聯學習,1926年主編《少年先鋒》,1927年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1929年任《上海報》主編。1931年被捕后犧牲,是左聯五烈士之一。史量才(已整理)鄒韜奮03 名解 原名恩潤,筆名韜奮,我國現代杰出的新聞出版工作家和政治家,一生主辦過《生活》周刊等7個報刊,既擔任主編,又是主要作者,還要管經營,積累了豐富的報刊工作經驗。他還提出了許多卓有見地的辦報主張,特別是主編《生活》的一系列論述,構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報刊思想,被稱為“韜奮精神”。

1926年10月接任,《生活》周刊主編,由此開始,他畢生從事新聞出版工作。九一八事變后,思想發生明顯而深刻的變化,走出改良主義的圈子,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隊伍中。在《生活》周刊刊登大量的新聞評述性質的言論,宣傳抗日救亡運動。

1933年7月因為國民黨的暗殺行動出國避禍,在國外寫了30多萬字的國外通訊,在《生活》和《新生》上發表,后匯集成《萍蹤寄語》。

1935年,因杜重遠入獄的消息回國,于1935年底創辦《大眾生活》周刊,被查封后又創辦《永生》作為《大眾生活》的繼續。

1936年又被迫出走香港,主辦《生活日報》,這是他主編的唯一一張日報,奴隸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范長江

四川內江人, 1935年7月,以《大公報》旅行記者的身份開始西北采寫的歷程。歷時10個月,行程萬余里,為《大公報》采寫數十篇通訊。1936年將這次旅行所寫的通訊匯集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出版。該書首次客觀而真實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行蹤和影響。他的通訊作品,以紀實的方式,談古論今,既有大量的歷時、地理、人文與自然知識,更透露了重大的政治消息,筆觸生動而有感情,為我國新聞通訊寫作提供了新經驗和新樣本,在我國新聞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斯諾(見筆記)美國著名記者、作家。1928年來到中國。經歷: ①曾報道淞滬抗戰,寫作《遠東前線》一書,記述了日本侵華經過,歌頌中國軍民的抗日斗爭。②1933-1937年曾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同時兼任英美多家報紙的記者、撰稿人,并結識了史沫特萊、魯迅等民主主義戰士,堅定了反法西斯立場。③1936年進入陜北紅色區域采訪數月,在英美多家報紙發表數十篇報道,轟動中外新聞界。他的報道突破了國民黨的封鎖,向全世界介紹了共產黨的主張、革命活動、業績、領導人形象、根據地生活。陜北之行影響了斯諾的一生,從此他和中國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④后因向國外報道皖南事變真相,被國民黨政府取消在華記者特權。回國后始終關注著中國。⑤新中國成立后曾三次訪華,與毛澤東、周恩來等進行了深談。并撰寫了《大河彼岸》,向世界介紹新中國。《紅星照耀中國》:①為便于在淪陷區和國統區發行,改名為《西行漫記》,供不應求。被譯成多種文字出版,成為暢銷的世界名著。被評價為“標志著西方了解中國的新紀元”。②大批進步青年,在該書影響下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革命征程。③這本通訊內容豐富,文筆優美,并附有大量照片,被譽為報告文學的典范。④該書充分表現了他的優秀素質:勇于探索真理的大無畏精神、獨立思考、富有新聞敏感、具有淵博的知識和深厚的文學功底等。史沫特萊

美國進步女作家、新聞記者、杰出的國際主義戰士。她一生撰寫了《中國紅軍在前進》等200余萬字的介紹中國革命的作品,周恩來評價她的著作“為中國革命的歷史做出了寶貴貢獻”。

1928年底,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特派記者和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特派記者的身份,途徑蘇聯來到中國,在中國度過了12年的新聞記者生涯。30年代她積極支持左翼文化運動,幫助左聯與美國進步刊物建立了聯系,向國外介紹左聯并介紹了中國進步作家的作品。曾向世界報道了西安事變真相。

曾隨八路軍、新四軍采訪,寫了許多著名作品。

1941年回國后繼續為中國革命寫作和演講,并為中國募集捐款。

回國后受到麥卡錫主義者的迫害。新中國成立后,沒來得及來到中國,于1950年逝世。斯特朗

1885年出生于美國,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

1925年第一次到中國,在廣州報道了孫中山領導的省港大罷工。

1927年第二次到中國,深入湖南農村,報道了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運動。1937年第三次到中國,報道敵后抗日游擊戰爭。

1940年末第四次到中國,在重慶采訪了蔣介石,也采訪了周恩來。

1946年第五次到中國,采訪了解放區,最后到達延安,在采訪毛澤東時,毛提出并闡述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一著名的論斷。

1958年8月,72歲高齡的斯特朗第六次到中國,并在北京定居,1970年3月29日在北京病逝。

漢斯。希伯

1897年出生,是著名的德國籍反法西斯作家、記者。

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時期,第一次來到中國,曾在北伐軍總政治部編譯處工作。曾在發起建立上海第一個國際“馬列主義學習小組”。

抗戰爆發后,他積極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募集醫藥用品,并冒險送到新四軍中。1938年初,從武漢轉往延安,采訪毛澤東。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與夫人一起到蘇北新四軍中采訪,會見了陳毅和粟裕,在蘇北解放區完成了8萬字的書稿《中國團結抗戰中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1941年10月30日,所隨部隊與日寇遭遇于沂南縣大青山,在激戰中犧牲。胡喬木

中國新聞工作領導人之一,政論家。①30年代參加左翼文化運動。后曾主編《中國青年》。曾為《解放日報》、《新華日報》撰稿,發表過一些新聞學論文。②1949年任新華社社長、中央新聞總署署長、《人民日報》社社長。從1950年起,長期任職中共中央,并分管新聞宣傳工作。胡愈之

中國新聞出版家。①五四運動時期,曾任《東方雜志》主編。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協助鄒韜奮發展《生活》周刊和生活書店的事業,創辦主編《世界知識》。抗戰時期任上某考研輔導班化界救亡協會國際宣傳委員會主任,還編輯出版了多種“孤島”抗日報刊,并參與發起組織國際新聞社。②1940年赴新加坡,曾任《南洋商報》和《南僑日報》總編輯。③1949年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建國后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

鄧拓

人民日報社總編輯

(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鄧子健,鄧云特,筆名馬南邨、于遂安、卜無忌等。

福建人,中國新聞家,政論家。1930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后,先后任《晉察冀日報》社長、新華通訊社晉察冀總分社社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歷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中共北京市文教書記兼《前線》雜志主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撰寫過大量社論。為《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前線》雜志的《三家村札記》等專欄寫的雜文,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深受讀者歡迎。文化大革命中與吳晗、廖沫沙一起被誣為“三家村”成員,含冤而死。后獲平反。趙超構

《新民報》短些,短些,再短些。

(1910-1992),筆名林放,浙江瑞安人。1934年畢業于中國公學大學部。1938年任重慶《新民報》主筆。1944年參加“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寫出了長篇通訊《延安一月》,比較客觀地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的情況。周恩來曾把它比作中國記者寫的《西行漫記》。毛澤東對這本書作出肯定,趙超構從此與毛澤東成為朋友,兩人先后7次晤談。

1946年,趙超構自重慶赴上海,參與上海《新民報.晚刊》的創刊工作,并先后擔任新民報社總管理處副總主筆、總主筆兼上海《新民報.晚刊》總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社長。自1930年代初期開始,趙超構先后在《新民報》、《新民晚報》開辟《今日論語》、《隨筆》、《未晚談》等專欄,每日撰寫新聞評論,有時甚至一天兩篇。他特別擅長寫數百字一篇的雜文或時評。1956-1957年,他率先提出新聞改革的許多設想,針對《新民晚報》當時所面臨的問題,提出“短、廣、軟”的要求。這時期的《新民晚報》曾受到毛澤東的肯定,稱贊《新民晚報》“別具一格,我喜歡看”。

2.最著名報紙

中共報紙: ● 《新華日報》

是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中共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唯一的一份大型機關報、日報。1937年10月籌備于南京,因故未能出版。

1938年1月11日正式創刊,報社遷設于漢口大陸里。該報在武漢期間,屬中共長江局領導。同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報社遷重慶出版。社長潘梓年,總經理熊瑾玎。歷任總編輯有華崗(華西園)、吳克堅、章漢夫等。

1945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在上海設總館,在南京、重慶設分館。其中,重慶分館改為四川省委機關報。后因國民黨當局阻撓,上海﹑南京兩版的出版計畫未能實現。重慶分版先后由傅鐘、張友漁任社長,熊復任總編輯,于剛任經理。繼續出版至1947年2月28日,被國民黨當局封閉。

1、版面、內容—

a、漢口時,大力宣傳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團結抗戰,持久抗戰”的戰略方針。介紹毛澤東等的游擊戰爭理論,揭露日寇侵華陰謀和罪行。及時報道中國軍隊的抗日戰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雖受到周恩來董必秦邦憲等人的抵制,還是給報紙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b、重慶時,在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始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象的政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共頑固勢力。按照“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2、發行—國民黨當局通過控制報販和郵局阻止《新》發行,迫使其建立自己的發行隊伍,自辦發行。

3、物資條件—紙張是最大問題。國民黨當局企圖用斷絕紙張供應來扼殺該報。《新》一方面向有關當局提出公平對待。爭取報界同業的支持,迫使國民得當局不得不分配一定數量的紙張,另一方面,到市場上零星購買紙張,到產紙地區收購紙張,在重慶附近辦小型紙廠,擴大了紙源。

4、言論、新聞—始終同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制度作斗爭,把合法和非法斗爭,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取得了“反檢”斗爭的一個又一個勝利。重大原則問題上全力突破國民黨的新聞檢查,突破新聞封鎖不惜冒停刊的危險,直接廣泛的向國統區人民群眾宣傳中共的主張。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反共投降活動,造成詩句危機,聲明對頑固派反共摩擦的態度,和原則立場。在編輯、發行上作了周密部署,向國統區人民透露“皖南政變”的真相,揭穿了國民黨頑固派妄圖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的陰謀。除“拒檢”外,常常采用“暴檢”的辦法,來揭露國民黨新聞檢查制度的罪惡。最常用的方法是開“天窗”,在被檢查人員刪去內容的報紙版面上故意留下空白,后在控辦版面上排上“此段遵檢”“被刪”“被略”等字樣,以示抗議。

人民戰爭時期,新華日報與大公報之間的論戰P300 內戰爆發后,在國民黨的摧殘下停刊。

1949年4月30日在南京創刊的《新華日報》﹐為中共南京市委機關報。1952年11月起改為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1949年12月10日在重慶創刊的《新華日報》﹐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報﹐出至1954年8月31日因大行政區撤銷停刊。● 解放日報

1941年5月16日創刊,黨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和新華社的《今日新聞》合并而成。第一任社長是博古,總編輯是楊松。該報是革命根據地出版的第一個大型的、日出的中央機關報,也是抗戰時期根據地影響最大的報紙。

1942年整風改革中,解放日報率先改版,以抗日根據地的新聞為主,密切聯系群眾和工作實際,積極配合黨的中心工作進行宣傳報道;集中力量報道整風運動;提出“全黨辦報”的方針,不是靠幾個報館同人來辦。

發表一系列關于新聞工作的重要文件、社論和理論文章,對黨報的性質和作用、全黨辦報的思想、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等作了系統的論述,初步奠定了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學理論的基礎(黨報)。

1949年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員會機關報創刊,沿用《解放日報》名字。● 《光明日報》

1949年6月16日創刊,初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機關報。大鳴大放中犯錯誤。

資產階級性質的報紙: ●新聞報

創刊于清1893年2月17日。初期由中外商人合資興辦,共同組織公司經營,以英國人丹福士為總董,斐禮思為總理,中國人張叔和為主要出資創辦人,蔡爾康為主筆。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股權為美國人福開森(John.C.Ferguson)購得,聘汪漢溪為總經理,汪去世后由其子汪伯奇繼任。金煦生、李浩然等相繼任總編輯。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改組為有限公司,稱美國公司。福開森任總董,朱葆

三、何丹書、蘇寶森等為華人董事。民國5年(1916年)因懾于風起云涌的抵制美貨運動,改在香港注冊,改稱英國公司。報紙標榜“無黨無偏”、“經濟獨立”,實際上反對義和團運動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

辛亥革命后,該報逐漸改革報紙內容,以報道經濟新聞為主,工商界為主要讀者對象。為有充足的經濟信息來源,除設專職記者采訪外,還在各行各業聘請通訊員,在會審公廨、捕房等處聘請特別報事員,在北京設常駐記者,國內各大城市均建立通訊網;在各國首都也聘請了訪事人員,隨時向報館提供信息或直接供稿。報紙還逐日介紹商情、商場動態,經濟信息靈通,為工商界所重視。報紙也兼及時事、社會新聞和市民生活的報道。所辦副刊《莊諧叢錄》,創刊于清末,民國3年(1914年)改名《快活林》,由嚴獨鶴主編,注重趣味性、知識性、通俗性,受到市民階層的歡迎。

該報創刊后十分注重經營管理,實行報紙企業化,并進口雙層輪轉印刷機,采用卷筒紙印報,提高報紙質量和印報速度,又自置無線電臺,收錄電訊稿。為擴大發行,該報在全國各地設有分館、分銷處500余所,報紙發行量最高達日銷15萬份,成為全國第一家突破10萬份以上的報紙。民國18年(1929年)福開森將部分股權轉讓給史量才,報紙產權逐步完全轉為中國人所有,但也引起《新聞報》原來一些股東與史量才之間的股權**。

八一三戰事爆發,日本侵略軍進占上海后,該報首先接受日方新聞檢查,不再刊登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任何報道,由此失去讀者,發行量一落千丈。十個月后,新聞報館以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名義出版《新聞報》,原企求以“洋旗報”身份避免日本軍方新聞檢查。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占租界,當天日本海軍即接管《新聞報》。未及一年,日本陸軍又強行接管該報。《新聞報》二次遭劫,媚外求安全的幻想破滅,不僅為中國人民所鄙視,報館財產也被日本軍方所控制,淪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輿論工具。

民國34年(1945年)8月,抗戰勝利。國民黨政府以《新聞報》在上海淪陷期間為日偽服務為由,接管該報,任命錢新之為董事長,程滄波為社長,趙敏恒為總編輯、詹文滸為總經理。擬定了《改組〈申報〉、〈新聞報〉辦法》,使國民黨在該報的股權占51%,達到全面控制該報目的,從而使原先民營性質的《新聞報》成為“未掛國民黨黨報招牌的黨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該報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報紙停刊。

后在上海復刊,由解放日報主管。現為解放日報報業集團《新聞晨報》、《新聞午報》、《新聞晚報》。

●文匯報

抗戰時期創刊:民營抗日報紙

創刊于1938年1月25日,上海租界“孤島”時期,也在洋旗報行列。曾任滬寧、滬航鐵路局高級職員的嚴寶禮等幾位愛國人士集資創辦。嚴寶禮實際上任總經理。

創刊后,義正詞嚴地鞭笞漢奸丑類,揭露偽“上海大道市政府”的罪行;積極宣傳抗戰,及時報道中國軍民奮勇抗戰的事跡,十分重視報道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績,熱情介紹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抗日根據地延安的情況;擁護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呼吁國共合作、一致對敵。

1939年被勒令停刊。戰后: 1945年8月18日在嚴寶禮的主持下恢復出版,聲稱該報為無黨派色彩的純商業性報紙,以言論自由為最高原則,矢志保持高尚的報格。但實際上在政治上傾向國民黨,常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立言記事。

1947年5月24日被國民黨查封。解放后: 逐步由私營轉為公私合營以至公營,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1956年遷往北京,改版為國家教育部的機關報《教師報》,10月1日起又恢復原名遷回上海出版。變成了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下的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報紙,但不是黨的機關報。

1957年開始的整風運動,在自由鳴放的引誘下,被當成“大魚”釣了上來。當時的編輯是老報人徐鑄成,在“大鳴大放”中,大量刊登各種批評意見,在編排處理上也比較突出,引起強烈反響,因此在反右斗爭中成為政治的犧牲品。●大公報

《大公報》中國近代和現代著名日報。1902年創辦于天津法租界,由皈依天主教的滿族人英斂之(英華)主持。

該報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12—1916 英斂之

由英斂之主持,屬于改良派報刊,在政治上主張變法維新、保皇立憲;對外先是親法,后轉而親日;因為有法國公使館做后臺,報紙又在法租界出版,因此敢于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和貪官污吏的罪行;經常為窮人鳴不平,多次舉辦賑濟災民的活動。以敢言、報風嚴肅、替勞苦大眾說話、揭露時弊等特點深受讀者歡迎,成為北方地區著名報紙。第二階段1916—1926 由王郅隆接辦

1916年,英華將報館賣給安福系財閥王郅隆,變成一張接近皖系軍閥并有濃重親日傾向的報紙,為讀者所厭棄,不得不于1925年11月停刊。

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大公報的胡政之是采訪巴黎和會的唯一的中國記者,他的“巴黎來電”成為人們爭相閱讀的內容。

第三階段1926—1949 由新記公司接辦

1926年由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組成的新記公司接辦,吳鼎昌(當時“北四行”的總經理任社長,胡政之(當時是國聞通訊社社長,并主持《國聞周報》)任總經理,張季鸞任總編輯。1926年9月1日,《大公報》復刊,提出“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辦報方針,以后長期以此標榜,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發展成為有全國影響的大報。抗戰時期停刊或內遷。

1946年,該報總管理處遷至上海,統轄上海、天津、重慶三館,后又恢復香港版,設立臺灣辦事處,發展成為擁有上海、天津、重慶、香港4個分社的報團組織。

國共談判期間,貌似公正的《大公報》則采取很曖昧的報道方針,時陰時陽。就國內外十分關注的和平與內戰問題,持反共立場的《大公報》還同《新華日報》產生過激烈論戰。《新華日報》的社論揭穿《大公報》“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實,借人民之名,掩權貴之實”的立場。解放戰爭后期鼓吹第三條道路。P306 第四階段1949年至今 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報紙。

1950年率先實行公私合營,并根據指示既不正式對外宣布,也不故意否認。

目前,《大公報》的香港版仍在出版,它已成為我國出版時間最長的中文日報。

●《申報》的發展:自1872年到中國解放 《申報》的創辦和早期新聞業務:1872年

《申報》是中國現代報紙開端的標志,在二戰后上海中文商業報紙的崛起中出現。1872年英商美查創辦,以贏利為主要目的的商業報紙,十分重視辦報質量。在外國人辦的報刊中,一直由中國人主執筆政的,《申報》是第一家。

其早期新聞業務的特點是:一,在新聞業務上,將新聞報道工作放在首位,在國內多個重要城市都聘定特約記者,報道當地新聞。并重視新聞的真實性問題;二,為提高新聞的時效性,在國內報紙中最早使用電報傳送新聞稿;三,不斷拓寬新聞的報道面,大量報道社會新聞;四,還加強報紙言論工作,認為在必要時要仗義執言;五,重視發表副刊性文字,是新聞業務上的一大創造性措施。

另外申報館還經營副業:出版發行各類期刊;兼營書籍出版;創辦白話新聞報、畫報等;在發行和廣告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經驗。意義: 《申報》的創辦和飛速發展,標志著我國中文商業性報紙發展到了成熟階段,《申報》成了我國商業性報紙的一個成功典范。同時讓很多人都看好報業這塊市場,使上海商業性報紙在19世紀80年代后出現大發展的局面。

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時期 歷來比較保守。

1916年后改變態度反袁。曾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袁世凱的賄賂,指責帝制活動是“無端自擾”,“實難贊同”。

實行不偏不倚、輕言論重新聞的編輯方針。對于重要政治問題,一般只報道、少評論或不評論,用大量北京專電等政治新聞補充言論的不足。還增設《星期增刊》、《常識》等多種專刊、專欄,加重報紙的知識性、趣味性內容。在歐美各國首都,該報都聘有特約通訊員,以增加報紙的國際新聞報道。

1912年起,史量才接辦:重視經營管理,走向企業化

1912年史接辦初期,銷量只有7000份,到1922年創刊50周年時,已發展成平均日銷5萬份的大報。

《申報》在企業化方面,只要采取了一下措施:一是大力開展廣告業務,設廣告推廣科,派出外勤四處招攬廣告,改進廣告設計等。二是加強報紙發行,設立報紙推廣科,除大力在本市推廣外,還向外埠發展,派人到全國各地征求機關、團體和個人訂戶。三是加強基礎建設,不斷更新技術設備,建報館大樓,從美國購進最新印報機等。使得《申報》成為當時全國設備最新、最完備的報紙,并為以后進一步企業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政治上保守的史量才想建立英美式的報業托拉斯,但1929購進《新聞報》股票時受到抵制。1931年9月1日發表《本報六十周年紀念宣言》,宣布自即日起的一年為紀念年,還提出了奮斗目標。但隨后的“九一八事變”中斷了紀念活動,也深刻教育了史量才。1932年11月30日發表《六十周年革新計劃宣言》,宣布12項革新措施,還強調需要“社會大眾的偉力”來推進新聞事業。其革新活動主要包括:一是加強新聞,改進本埠新聞報道,在南京、漢口等29個城市設分館,增加各地通訊;二是改革副刊《自由談》,把它辦成具有時代性的思想文化園地,這項改革措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是推動了雜文的發展,魯迅曾用40多個筆名在該刊上發表了140多篇雜文。三是改進副刊和增刊,以適應各種類型讀者的需要。四是出版書刊。五是興辦社會文化事業,有流通圖書館、新聞函授學校、業余補習學校、申報服務部等。申報館成為一個以報紙為中心的龐大的文化事業群體。

但因為公開反對蔣介石,1934年,史量才被暗殺。此后,申報一度停刊。

1937年12月15日,因不接受日軍檢查而停刊。

1938年4月1日—1939年7月,遷到香港出版了一年零三個月。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申報》一度被迫停刊,后日本侵略者勒令復刊,并指派漢奸任社長和總編輯,淪為附逆報紙。

抗戰勝利后,被國民黨改造成準黨報,于1945年11月恢復出版。用加入官股的辦法改變其純民營性質,并據此改選董事會,調整報社負責人員。解放時徹底停刊。

歷史上的記者聯盟

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

1918年10月4日成立,是中國將新聞學作為一門學科進行研究的開端。該研究會以“研究新聞學理,增長新聞經驗,以謀新聞事業之發展”為宗旨,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兼任會長,徐寶璜任副會長,邵飄萍是專任導師。

還出版《新聞周刊》,是我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刊物。

五四時期1919年中國報界聯合會

1919年4月15日,上海《民國日報》、北京《晨報》等83家報紙,在上海成立。并宣布它將“外為和會專使的后盾,內作南北代表的指導”。該會積極動員各報拒登日商廣告,顯示報界一致對外的愛國立場。

1931年中國新聞學研究會

1931年10月23日在上海成立,是我國第一個研究無產階級新聞學的學術團體。初期會員主要來自上海《申報》、《新聞報》、《時報》等報社的進步記者,上海民治新聞學院和復旦大學新聞系師生。

左翼新聞記者聯盟:“左翼記聯”

1932年3 月20日成立。“記聯”成立后,通過各種方式,團結新聞界,開展進步宣傳活動。在國內及海外南洋等地發展盟員,創辦國際新聞社,向國內外報刊供稿,報道抗日活動。出版小型報紙《華報》、機關刊物《集納批判》周刊,編發抗日稿件。

1934年夏,“記聯”的活動全部轉入地下。1935年秋,又建立了公開組織“中華新聞社”,一直活動到1936年5 月。

“青記”: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

由范長江、夏衍等人發起,最初以“中國青年記者協會”的名字,1937年11月8日成立于上海。沒來得及開展活動就遷到武漢。1938年3月15日開會改名。

“青記”是抗日戰爭時期及解放戰爭初期著名的全國性新聞記者組織,主要發起人和負責人有范長江、陳同生等,在廣州、香港、桂林等許多城市都設有分會,會員曾發展到一千多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聞界統一戰線組織。歷史上的“報案” “蘇報案”:(2004)

《蘇報》1896年6 月26日創刊于上海,創辦人是胡璋。第二階段即陳范階段。第三階段是陳范、章士釗階段。1903年,愛國學生章士釗擔任《蘇報》主筆,《蘇報》增設“學界風潮” 和“輿論商榷”兩個專欄,用來報道學生運動和大造革命輿論,并大力宣傳鄒容的《革命軍》。章太炎 發表在《蘇報》上的《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系》一文更直呼光緒皇帝其名,成為清政府對其采取鎮壓的口實,于是清政府勾結租界當局拘捕了章士釗,鄒容自動投案,后《蘇報》也遭查封。經多次開庭,1904 年法庭宣判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二年,《蘇報》永遠停刊。后鄒容在獄中被迫害致死。這就是著名的 “蘇報案”。蘇報案經廣泛報道,極大地擴大了革命的影響,推動了革命發展。“大江報案”:

《大江報》是武漢地區頗有影響的革命派報刊,是文學社的機關報。以新軍士兵和下級軍官為主要讀者對象。1911 年7 月17日,該報發表了何海鳴寫的時評《亡中國者和平也》。7 月26日又發表了黃侃撰寫的言詞更為激烈的評論《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鄂督瑞徵極為震恐,8 月1 日查封《大江報》館,逮捕詹大悲,何海鳴自動投案。瑞徵原擬對二人判重刑,但懾于民憤,不得不從輕判處。這就是新聞史上著名的“大江報案”。“大江報案”是清政府迫害報人,壓制輿論的專制統治的又一典型事例。“癸丑報災”

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為了實現獨裁統治,對國民黨系統的報刊和其他反袁報刊進行了大掃蕩。據統計,到1913年底,全國繼續出版的報紙只剩下139 家,比1912年初的500 家少了2/3 ,同時有大批報人受迫害。新聞記者中至少24人被殺,60人被捕入獄。這段歷史,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被稱為“癸丑報災”。

邵飄萍之死: 1913年主持《漢民日報》,二次革命失敗后,《漢民日報》被封,邵飄萍入獄。1914 年出獄后,東渡日本留學,創辦了東京通信社。

1916年回國,受聘于上海《申報》、《時報》和《時事 新報》,主要撰寫時評。1916年在北京創辦新聞編譯社。

1918年10月,在京獨立創辦《京報》 自任社長,同時還兼任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講師。1919年《京報》被查封,邵飄萍再度流亡日本,出任大阪《朝日新聞》特約記者。

1920年回國恢復《京報》。所著《實際應用新聞學》一書,是我國最早的新聞采訪專著之一。1925年,他秘密加入共產黨。

1926年,邵飄萍用《京報》全力揭露“三一八”慘案真相,抨擊當局,被列入黑名單。張作霖進占北京第三天,邵飄萍被誘騙逮捕,不經審訊,以“宣傳赤化”罪名,被槍殺于天橋刑場。邵飄萍是我國不可多得的 “新聞全才”,對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貢獻卓越,英年遇難,是中國新聞界的重大損失。史量才之死與《申報》

一位很有作為的新聞實業家。從1912年接辦《申報》后,在企業化經營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效,但在政治上是保守的。

1927年后曾一度想建立英美式報業托拉斯。“九一八事變”后驟變的形式中斷了《申報》的60周年紀念活動,民族危機的嚴酷時事和救亡運動的愛國激情使史量才認清了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毅然贊同團結抗日的主張。《申報》出現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果斷舉動,宣傳抗日救國主張,批評矛頭直指蔣介石。但國民黨方面不容許《申報》脫離控制,在軟硬兼施都未能奏效的情況下,于1934年11月13日派特務將史量才殺死。

劉煜生被殺與記者節

①劉煜生是江蘇省《江聲日報》經理兼主筆,他辦報主持正義,為民喉舌。1933年他在報上揭露政府官吏公賣鴉片及吸毒的丑聞,被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以“共黨”、“蓄意煽起階級斗爭”的罪名在1933年1月21日槍決。②這一事件激起各方(如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各報200多名記者、全國律師協會)強烈抗議,國民黨被迫調離江蘇省政府主席,并于同年相繼發出《保障正當輿論》和《切實保障新聞從業人員》的通令。

③經全國各地新聞界響應,每年9月1日(《切實保障新聞從業人員》頒布之日)被定為記者節。

“新生事件”

鄒韜奮的《生活》周刊被查封后,1934年2月10日,作為生活周刊繼續的《新生》周刊在上海創刊,杜重遠任主編。1935年《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上發表易水(艾寒松)的雜文《閑話皇帝》,其中說到日本天皇是個生物學家,做皇帝是為了統治需要,否則,他在生物學上會有更多成就。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借口此文“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國民黨政府查處。國民黨接受日本的無理要求,于6月22日查封《新生》周刊,杜重遠被判刑一年零兩個月。羊棗之死 原名楊潮,著名記者、軍事評論家。

1933年初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戰爆發后,積極從事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參加上某考研輔導班化界救亡協會工作,積極支持并協助出版《每日譯報》、《譯報周刊》、《導報》,并為這些報刊撰寫社論、專論。1939年流亡香港，香港淪陷后轉赴桂林等地從事新聞工作。

1945年7月15日,因為新四軍浙東游擊隊秘密聯系,被國民黨逮捕。1946年1月11日,被國民黨秘密處死,時年46歲。“文萃三烈士” 《文萃》周刊是國聞社記者孟秋江等創辦并主持編務。多位地下黨員和民主人士在該刊工作。起初,它是一份集納性和文摘性刊物,轉載一些大城市的進步報刊言論,后改組成時事政治刊物。“述評”是它的特色。

它揭露國民黨當局發動內戰、鎮壓民主的真相,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民主的呼聲,1947年該刊被迫轉入地下,后遭國民黨查封,主要工作人員,共產黨員陳子濤、駱何民、吳承德三人被害,史稱“文萃三烈士”。

第三篇：外國新聞史

新聞事業是一種社會行業，是在初級的新聞傳播活動長期演進的基礎上，再后來的資本主義經濟興起過程中孕育產生的，它有面向社會（公眾），進行廣泛新聞傳播這兩個特點。（廣義）

新聞事業指新聞媒介，包括電臺，報紙等（狹義）

古代新聞傳播活動的三個階段及特點（形式上劃分）

1、口頭新聞傳播（時間最長）

① 人們用口頭來進行信息交流、新聞傳遞的活動（語言產生之前，是非語言交流，用手語、體語進行信息交流），語言是人類新聞歷史上的第一個里程碑 ② 其新聞性一般在發生戰爭等重大事情時體現（雅典戰爭時的馬拉松）③ 同時還有：標記傳播（實物借代，結繩記事，珠貝傳令）

聲光傳播（聲：鼓聲，吹號；光：烽火，煙）

圖式傳播：藝術的起源，文字的發軔，最高級

2、手寫新聞傳播

① 口頭新聞并未消失，如捎口信、新聞發布會等 ② 文字是第二個里程碑

埃及植草文字，印度印章文字，中國甲骨文，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 ③ 書寫工具的出現完善了文字傳播

突破了口頭傳播在時空上的局限，使信息傳播容量更大，內容更準確，距離更遠，保留的時間更長久

④ 兩種主要形式：官方公報：公告式，最早古羅馬時期，唐，邸報

新聞信：上流社會私人之間，古羅馬，西羅馬 西方早期最早最優秀的短新聞

私人信：西賽羅：保留900多封新聞信

小普林尼：記敘了意大利南端的火山爆發，埋沒了城市，后來1000多年后，城市被發現

古羅馬出現了最早的以抄寫官方公報，收集信息為生的新聞記者

3、印刷新聞傳播

印刷術是第三個里程碑

雕版——膠泥活字（畢昇）——木活字（朝鮮）——金屬活字

十四世紀德國人古騰堡改進活字，發明印刷機，成本低，效率高，質量好；后來歐洲廣泛運用，對文化知識的傳播、新思想的產生有巨大作用，對歐洲經濟有巨大影響，一項科技發明常常帶來這個社會、時代的變遷。

近代報紙的產生：

17世紀，每周定期報刊的出現標志著近代報紙的誕生。最早的報紙及日報均誕生于德國。

近代報刊的發展：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論報刊、資產階級革命后的政黨報刊、工業革命與廉價報紙、無產階級報刊產生與發展、過渡時期的報業和現代報業的產生發展

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論報紙

1、資產階級報刊中，圍繞著革命、改良、保守或維護封建統治等重大問題，從各自的將誒及利益出發，進行論爭，史稱資產階級政論報紙時期。

2、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思想家首先舉起出版自由的旗幟，宣傳民主思想，論述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如英國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

3、革命后，資產階級報刊的發展受兩個因素制約：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否徹底，建立起怎樣的政治制度；該國的資產階級共和制是否鞏固，有無封建復辟。

資產階級革命后的政黨報刊

政黨報刊為主的原因：

1、隨著議會民主和多黨政治體制的確立，不同黨派紛紛創辦或控制報刊，作為政治斗爭工具，宣傳政見，爭取輿論，甚至黨同伐異，激烈論戰

2、經濟上因報價貴、發行量少、沒有廣告收入，只要依賴執政的或在野的正當。政黨報刊的特點：

1、政治上有明顯的傾向性

2、內容上側重于時政新聞和言論

3、讀者對象主要是政界和上層人士

工業革命與廉價報刊

廉價報紙指的是工業革命后各國先后出現的面向社會中下層的通俗小報，因售價低廉而得名。

世界上第一架成功的廉價報紙是1833年由本杰明·戴在美國紐約創辦的《太陽報》。繼《太陽報》之后，戈登·貝內特主編的《紐約先驅報》，霍勒斯·格里利主編的《紐約論壇報》等廉價報刊相繼出現。這樣，報紙便從“政論報紙”過渡到了“大眾報紙”時代。

廉價報紙盛行的原因：

1、社會經濟飛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口迅速集中，為報紙大量發行流通提供了條件

2、經濟的發展需要普遍提高勞動者素質，于是教育有所普及，粗通文字的平民增多，形成新的廣大讀者群

3、階級力量發生心動的變化，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同時在擴大，這就推動了各國政治變革的進程，使辦報的政治環境逐步改善

4、高速輪轉印刷機的產生，降低了印刷成本，報紙印得更快更多

5、隨著工商業的繁榮，廣告數量大為增加，廣告費收入成為報社的主要來源，報紙廉價銷售成為可能

廉價報紙的特點

1、政治上標榜獨立，不受制于某個黨派

2、經濟上自主經營，不依賴政府或政黨的津貼

3、讀者對象為平民大眾，也成為大眾化報紙，這是一種新興的資產階級商業報紙

4、內容上注重地方新聞、社會新聞以及各種消閑性趣味性的軟新聞

5、形式上文字通俗，版面活潑，可讀性強

6、經營商完全商業化，大量刊登廣告，以此來降低售價，擴大發行，進而贏得更多廣告

無產階級報刊的產生與發展

無產階級報刊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

1、工人報刊的童年時期。工人報刊首先出現在英國，最著名的是英國的《貧民導報》和《北極星報》

2、19世紀4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無產階級政治報刊。《新萊茵報》是世界上第一份馬克思主義日報

3、俄國布爾什維克報刊的發展。1900年列寧創辦和領導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全俄政治報紙《火星報》，這表明無產階級報刊已發展成為無產階級黨報。1912年創辦的《真理報》成了世界上第一份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央機關報

無產階級報刊的特點：

1、它的辦報宗旨在于為了維護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宣傳本組織的綱領

2、內容主要是批判舊世界，同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作戰，也要同工人運動內部種種錯誤思潮和資產階級影響作斗爭

3、它同勞動群眾保持廣泛而密切的聯系，依靠群眾辦報。

4、它是黨和公會的宣傳機構，黨和公會的領導人往往是報紙的負責人或主編

過渡時期的報業

19世界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由于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化，近代報業逐步向現代報業過渡，這一時期的報業統稱為過渡時期的報業。這一時期報業最大的變化是黃色新聞的泛濫和報團的出現。

過渡時期報業的特點

1、獨立于政府或政黨之外的商業性報紙逐步取代政黨報紙成為報業的主體

2、報紙面向大眾發行，銷量大增，有的大報發行量超過一百萬份

3、報紙在相互競爭中逐步兼并幾種，出現了擁有多家報紙的集團

電子傳播

電子傳播指的是20世紀星期的廣播和電視這兩種大眾傳播媒介。廣播和電視的出現，標志著人類的新聞傳播，由印刷傳播為主，進入了印刷傳播與電子傳播并駕齊驅的現代大眾傳播時代。

互聯網傳播的特點

1、數字化。互聯網的首要特點就在于它傳播的是在時間和幅度上離散的數字信號

2、信息容量大

3、多功能

4、多媒體。（文本、圖形、聲音、視頻等）

5、鏈接。超文本鏈接成為網絡的最大魅力所在

6、星狀網絡。一點對多點的通信方式

7、交互性。信息不再是被推給消費者，而是人們自己將信息拉出來，并參與到創造信息的活動中

8、自由參與傳播的可能

9、全球傳播

英

國

第一家印刷所，1476年由威廉·卡克斯頓開辦 第一位報人，出版商納撒尼爾·巴特

第一家定期刊物《每周新聞》，1621年8月31日由出版商尼古拉斯·伯恩和托馬斯·艾克爾創辦

第一張報紙《牛津公報》，165年11月16日創辦

第一張日報《每日新聞》，1702年由馬利特在倫敦創辦，馬利特還是英國保人中第一個提出客觀報道的人。

丹尼爾·迪福，英國第一個職業記者，被稱為“英國報業之父”。

彌爾頓及其出版自由思想

約翰·彌爾頓，英國偉大的詩人、資產階級革命家和政治家。出版了《論出版自由》等著作。

1644年，彌爾頓在國會作了長篇演講，系統地闡述了出版自由思想，并將其出版，這就是著名的政論小冊子《論出版自由》。該書至今仍被認為是關于出版自由思想的經典論述，它是資產階級新聞理論的基石。

書中主要觀點包括：1.人民的出版自由是與生俱來的權利；2.限制言論自由即是妨礙真理本身，唯有保障言論自由，才能使真理戰勝謬誤；3.“觀點的公開市場”以及“自我的修正過程”概念。為爭取出版自由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是爭取出版自由斗爭中留下來的早期文獻。

彌爾頓倡導自由的同時，還承認自由討論的權利可以加以限制。

米爾頓的核心主張即為：“讓我憑著良知自由地認識、自由地發言、自由地討論吧”

洛克及其對自由主義哲學的思考

約翰·洛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接觸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和激進的政治思想家，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創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政府論》、《人類理智論》、《論宗教寬容》等。

洛克關于思想言論自由的具體觀點有：

1、人的自然權利有思想內容：即生命、自由、財產和懲罰權。自由其余一切的基礎。但離開思想、醫院、意志，就無所謂自由。自由人能憑頭腦中的思想，自由地說話或保持沉默，才算獲得了言論或保持安寧的自由2、3、任何人都有一種不可侵犯的自由權利，即任意使用各種詞匯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從道理上講，我們不能指望任何人拋棄自己的觀點，盲從于不可理解的權威，無論人們的理解多么錯誤，理性是其惟一的想到。在不同的見解中保持和平、履行人類的職責和培養友誼，對所有人有益 《泰晤士報》

1785年1月1日，由印刷商約翰·沃爾特創辦。19世紀中葉，《泰晤士報》進入了所謂的“黃金時代”。

1855年以后，廉價報紙的興起使該報大受影響，雖然它竭力維持權威地位，但銷量已不能與大眾報紙相比了。

1907年由北巖接手

二戰中，《泰晤士報》按照主編道森的要求，縱容綏靖政策

《每日電訊報》

1855年由斯萊上校創辦。

勞森掌管報紙大權時期，《每日電訊報》暫露頭角。在編輯上，采用美國做法，對重大消息，采用多項標題以示強調，這事英國報紙標題革新的開端。

《每日電訊報》是英國廉價報紙的先驅。

自由理論

約翰·斯圖爾特·密爾，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和改革家。

他在《論自由》一書中全面論述了封建專制的嚴重危害，以及言論自由與個性解放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該書被認為是世界新聞史上為自由主義辯護并進行充分論證的經典作品。

書中包含的主要觀點有：

1、每個人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都應享有良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發表意見的自由。

2、對于思想、意見是否正確的判斷，密爾認為我們永遠不能確信我們力圖窒息的意見是謬誤；即使我們確信，要窒息它也仍是一個罪惡。

3、對于不同意見，必須兼顧雙方、無所偏重，仔細辨別沖突雙方的理由，才能獲得真理。

4、關于對真理壓制的后果，密爾說真理的真正優越之處在于一個意見只要是正確的，盡管可以一次再次被壓熄下去，但在悠悠歲月的進程中一般總會不斷有人把他 重新發現出來，直到某一次的重現恰好情況有利，它暫露頭角，能夠抵住隨后再試圖壓制它的一切努力。

北巖

北巖勛爵，英國現代新聞事業的創始人。

1896年，他在倫敦創辦《每日郵報》。《每日郵報》針對中產姐姐、廣大勞工和婦女，開闊讀者的眼界，使讀者看到社會完整的圖像；制定了解釋、簡潔、清晰的新聞原則，培養訓練優秀的新型記者和編輯；并且擁有健全的報業管理體制。《每日郵報》的成功標著英國現代資產階級報業的開端。1907年，北巖接辦《泰晤士報》

報團

北巖報團，英國最早的報團

大型報團：新聞國際公司——默多克——《泰晤士報》《星期日泰晤士報》《今日報》《太陽報》《世界新聞》

鏡報報業公司、快報報業公司、聯合報業公司、湯姆森集團公司、皮爾遜-朗曼公司、合眾報業公司、電訊報業公司等

路透社（英國）

1851年創辦于倫敦，是世界上資格最老的通訊社。

路透創辦通訊社后，在路頭上的努力下，路透社的新聞不僅詳細、準確、迅速，而且還有一些其他記者無法采訪到的材料。

在路透社與哈瓦斯社、沃爾夫社締結了“三社四邊協定”后，路透社劃分到了大英帝國、埃及、土耳其和遠東地區。

路透社的業務主要有：

1、向報社、電臺提供時事新聞，涉及面光，素有“迅速、干練”之稱；

2、向全世界各地銀行、經紀人和工商企業提供經濟新聞。

互聯網迅速普及后，路透社也緊跟時代步伐，開通了網絡服務。

法國

1777年1月1日，法國歷史上第一張日報《巴黎新聞》創辦 資產階級革命第一次確立了新聞自由的各項重大原則

《人權宣言》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明確規定出版自由的正式文件

統治法國新聞界的三大報紙是《公報》、《學者報》《信使報》

《公報》，1631年，由法國新聞之父 泰奧夫拉斯特·勒諾多創辦

馬拉和《人民之友報》

讓·保爾·馬拉，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雅各賓派主要領導人，杰出的政治家、科學家、思想家和新聞記者，受百科全書派影響

哈瓦斯社（法國）

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新聞通訊社。1835年由法國人查理·哈瓦斯在巴黎創辦。

沃爾夫社（德國）

1849年由德國人伯納德·沃爾夫在柏林創辦

美國聯合通訊社（美國）

1848年由美國紐約劉家報紙聯合成立，原名港口新聞聯合社，1892年正式改組為美聯社

第四篇：新聞史心得體會

關于新聞史的所思所想

T21314005史佳露

曾聽過這樣一句話：“歷史就像人的一雙腳，而其他學科像英語，數學，則是腳上穿的鞋。一個人可以穿布鞋，穿皮鞋，但是絕對不能沒有腳。”誠然，我很認同這個觀點。歷史真的是一個重要并且奇妙的東西，它可以讓你穿越時間與空間的局限，去撫摸那些鮮活存在的生命，去經歷那些無法復制的事實。英國大學者培根說過，讀史使人明智。唐太宗也說過，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從這些話中，我們不難發現歷史對于我們的獨特魅力。

新聞史也是一部歷史。我們界定它為中共新聞傳播事業產生發展的歷史。從涉足新聞史到現在，也不過短短數月，但是收獲還是多多。雖然仍是不能這中國新聞事業的產生與發展脈絡有很清晰的了解，也無法得出比較深刻的結論認識。但是我能通過它觸摸到歷史的力量，從歷史中感覺到人性的光輝和信仰的璀璨。

以前，當我看到一份報紙，一本雜志。我只是會翻看它的內容，瀏覽它的圖片和排版樣式。而如今，當我輕輕撫摸一份報紙，一本雜志時，我的思緒會飄去很遠，想到很多。這份報紙是什么時候創辦的？是由誰創辦的？在創立之初發生了些什么故事??雖然只是薄薄的一張紙，可我卻渴望徜徉在它的歷史長河里，尋覓它的軌跡。因為我知道，我隨意撿起的一片漣漪，都可能是前輩們拼盡生命換來的東西，凝聚了無數的心血。

近一個世紀里，新聞學由最初的側身其他學科之中，發展到建立自身的獨立地位，再到今日之益趨向“顯學”的熱鬧興盛。新聞事業也從剛開始由國外傳入到如今的蓬勃發展，這些都是令人可喜的現象。回望過去，如水的年月里，新聞事業的發展如中國歷史一般，深邃湍急，氣象萬千，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沒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亦是如此。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在為中國新聞事業奮斗的過程中，有一批批仁人志士獻出了他們的寶貴青春與努力。他們是中國新聞事業的歷史長河里高調奔騰，曲高和寡，智慧閃耀的水花，讓我一經接觸，便不曾忘卻。在某一段特定時光里，他們是真實存在的，只是與我們隔著一扇時空之門。而新聞史就好像一把開啟大門的神奇鑰匙，讓我看到了他們：強調報刊要“竭我所能，盡忠代謀”的鄒韜奮，使《申報》重新振作的史量才，堅持“四不”方針的《大公報》的重要人物胡政之，張季鸞??一個個高大的身影，一顆顆赤誠的心靈，一腔腔滾燙的熱血。我仿佛能握到他們寬厚的手掌，與他們交流溝通。在他們身上有一種難得可貴的精神，心懷天下，心系民眾。拿筆桿當槍桿，為國家興亡與民族安危秉筆直書。反觀當下，一些新聞工作者為了追逐所謂的名與利，而違背了本應遵循的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在新聞的路上越走越偏。假新聞，炒作等事件層出不窮。我想，無論歲月如何流逝，歷史如何發展，有些東西應是永恒需要的。作為將來可能步入新聞行業的我們，應像前輩看齊，牢記你首先是一個社會人，然后再是職業人。時刻以一顆敬畏之心對待手中的筆，描繪眾生，敘說事實。

再者，新聞史也讓我重新看到了夢想的力量。我的近二十年歲月，似乎走得還算順利，也比較平靜。兒時的我有許多夢想，救死扶傷的醫生，靈感不斷的導演，睿智理性的作家。但是不得不感嘆一句，歲月真是一把殺豬刀。也許是碎屑平常的小生活，沒有那么多轟轟烈烈，策馬奔騰。時光如流水一般，也把我昔日的夢想都沖刷帶走了。但是在學習新聞史，看到那么多為夢想奮不顧生的人們時，我想到了許多。拿《大公報》來說吧。作為歷史上一份極為重要的報刊，《大公報》自一九零二年創刊以來，歷經百年風雨，百年風雨。其中，在胡政之，張季鸞和吳鼎昌三人管理期間，也是最為輝煌的時間，它一度成為中國新聞界的翹楚。但是輝煌背后也有苦痛。在經營這份報紙期間，各種困難與挑戰圍繞著他們。在那樣一個動蕩的年代，許多人都在為生存下來而努力，而他們卻在為夢想信仰而奮斗。他們堅持“四不”方針，也堅持報紙說真話，說實話。我想，能支撐他們走下去的應該就是一種神圣的新聞理想，不為名，不求利，只希望為民族，為民眾，發出自己的聲音。是啊，我們都需要夢想。海子曾有說過，要有最遙遠的夢想和最樸素的生活，即使明天天寒地凍，路遠馬亡。我覺得，我也應喚起自己心中的夢想，盡管可能很渺小，但是有夢就會有希望，有信仰就會有未來。其次，要付出行動。只要為了夢想不服輸，再苦也不停止腳步，每一天，每一年，都可以是新的起跑線。

在一個寒冷的圣誕夜里寫下這些文字，思緒很亂，也很難將關于新聞史的種種感想表達清楚。不得不說，在這過程中，浮現于腦海中的人和事有許多許多。我要表達的東西估計大家都很明白，可是卻很少有人會去做到，我也不能。在觀看關于《大公報》的視頻的時候，我真正第一次感覺到了作為一個新聞人的責任感，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有被感動。看似平常簡單的東西，背后卻有那么多故事，真是奇妙又溫暖。老師在課上常會跟我們說許多瑣碎的故事，也挺有感觸。很羨慕老師有一雙善于發現的眼睛和一顆感受生活的心。無論怎樣平常的一件事，總能發現些許趣味。這大概就是用心生活吧。

第五篇：新聞史感想

一個學期的《中國新聞傳播史》即將結束，藉此機會寫下自己的一點小感悟。一個學期以來，我對中國新聞史的認知與感悟，更多的是來自課外的閱讀以及資料查找中，當然，課堂的知識傳授也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

首先，我想談一談我對“新聞史”這一詞的理解。我認為對這一詞的理解，是我能夠深入理解中國新聞史，以及世界新聞史的一個前提。可能和大多數的同學一樣，我在剛接觸“新聞史”的時候，只是簡單的把它理解為“新聞傳播或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可在某天某地，有人介紹我去拜讀新聞理論的泰斗甘惜分的一片文章，現在模糊記得甘先生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大學新聞專業應該設置在史學門類上，而非文學門類”，當時只是為這一觀點感到新奇而留下一點印象而已。在上《古代漢語》課時，偶然發現《史記》、《左傳》等歷史文獻中的絕大部分文章，都具有新聞的5W要素——時間、地點、人物、原因、事件。更讓我驚奇地就是，在我翻閱上學期所寫的一篇《從史記看是司馬遷的史學精神》中，我看見了一個詞——“秉筆直書”。這既是中國古代史學界的一個原則，但又何妨不是新聞從業人員所需具備的素質呢？突然之間，我腦中就出現了一句話“新聞與歷史總是形同一體，難解難分”。

偶然之間，我似乎意識到“新聞史”又可以解釋為“新聞與歷史”。每每想到這，我越發感覺到“新聞與歷史”之間聯系之緊密。中國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而且是唯一沒有經歷過文明斷層的國家，自然就會留下浩如煙瀚的史學巨著，如《春秋》、《左傳》、《國語》……當然還有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的《史記》。除了這些煌煌巨著，中國還衍生出難以計數的民間野史，如大家熟知的《世說新語》。無論是在這些被列為正統的正史里，還是在廣泛流傳于民間的野史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在這些史學著作中，我們很難分辨出這是歷史文學還是新聞報道，也就是說它們兩者的邊界存在著極大地模糊。（當然，我們不能簡單的以這些文章是否具有“新鮮性”來判斷。中國古代史界都有不寫當代史的傳統。）

當我查閱有關新聞與歷史之間關系的相關資料時，才發現，眾多先賢已經對這問題有過非常經典的論述。1923年，李大釗就曾經發文說過“新聞上所記的事，雖是片片段段，一鱗半爪的東西，而究其性質，實與記錄的歷史原無二致。故新聞記者的職分，亦與歷史研究者極其相似。今日新聞記者所整理所紀述的材料，即為他日歷史研究者所當搜集的一種重要史料”[1]，而且董橋也曾說過：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歷史是新聞的定稿。既然新聞是歷史的初稿，為了保證定稿的真實以及表示對歷史的尊重，新聞采訪與報道就必須做到真實無誤，不弄虛，不做假。古代的史學家極其重視才華、學問、見識以及史德，其實這四點也適合于新聞從業人員，有才華、有學問方能與采訪對象深層次交流，才能在采訪過程中得到采訪對象的尊重，有見識才能讓采訪不落窠臼，而有了職業道德才能讓自己在新聞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秉筆直書，這個被老祖宗刻在骨子里面的信條，也應該是今天新聞記者傳承發揚的品德；傳神的文筆，即如何用嫻熟的文筆來展現事物，重現新聞現場，這也應該是記者技能學習的應有之義。

本學期，我花了很大的力氣拜讀了埃默里父子與羅伯茨合著，展江教授翻譯的《美國新聞史》。期間，經常不自覺地將美國新聞史和中國新聞史作一些比較，也做了一些記錄，現記錄如下：

第一，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談到美國新聞發展史，一般會想到“新聞自由”；而想到中國的新聞史發展史，一般會想到“新聞管制”。于是很多人就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美國新聞發展程度遠遠先于中國。（美國進入“專業化、組織化、規模化”的近現代傳媒時代比中國早將近兩百多年，在很多方面，美國的傳媒制度的確有先進的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可是，這種脫離歷史背景，社會基礎得出的結論必然不會反映出真實的情況。在我看來，中美兩國的新聞發展史不能做如此簡單的比較，“自由”與“管制”并無優劣之分，平常人所說的好壞只是利用的方式是否得當造成的而已。任何國家的新聞行業都必然的存在著“自由”與“管制”，所不同的只是哪個是主要的政策而已。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至少是在改革開放之前也是如此），農業社會的性質就使得專制統治有著其穩固的社會基礎，在農業國家里，以個人的力量是無法維持正常的農業生產運作的，（如興修水利），那就必須借助專制統治來籌集資源。與此政治經濟模式相適應，媒體管理制度也要順應歷史要求。相比較而言，在美國，除了縱橫向分權（行政、立法、和司法權相互分立）外，還實行縱向分權（聯邦制）。美國政治學者將美國人的政治核心信條歸結為民族與自由……與主流政治文化一脈相承，美國的新聞媒介的思想體系也以新聞自由為核心。[2]

我認為還有兩個原因，造成了中美兩國出現完全兩種不同的新聞理念。一是兩國的新聞有著截然相反的出身，中國的新聞是在封建主義的肚子里生出來的，其政治地位是被隸屬的；而美國的新聞與政治就像同胞兄弟一樣，其政治地位是“共生關系和監督關系”（雖然在后來黨派之爭中，報刊淪為黨派間相互攻擊的工具，但在總體上，美國的報刊還是獨立性質很強的）。二是由于中國古代經濟基礎以及政治制度決定著其難以產生私營性質的報刊，即使能夠產生，也難以發展壯大，那么就只能淪為統治者愚昧人民的工具；相反，美國沒有經歷過封建社會，而且美國人民從獨立起來就篤信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對政府控制媒介具有與生俱來的恐懼與厭惡，那就唯有通過法律來擺脫受控。《權利法案》的第一條對新聞工作者有著特殊的意義。它規定：國會不得制定以下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剝奪人民言論和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愿申請之權。[3] 所以說，中美兩國的新聞發展有各自獨特的特點，不能簡單的憑借一兩個概念來判斷優劣高低。第二，真正意義上的傳媒時代，也就是近代才產生的。在西方大概是四五百年的，在中國不到一百年。“直至到1704年，……(北美殖民地)才出現了一份符合真正報紙所必須具備的的條件的出版物”[4]，也就是說美國美國進入到現代意義上的傳媒時代也就是三百年左右的時間。無論是對比中美新聞發展史，還是縱觀世界主要國家，只要是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媒體（絕大部分是報刊），都一定與革命活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在美國的獨立戰爭、南北戰爭中，報刊都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斗爭首先體現在反印花稅斗爭，在印花稅開征的前一天，《賓夕法尼亞新聞與廣告周報》在報紙分欄的空當處印上了深黑色的邊框……用來表達哀悼的傳統標志在這一期被設計成墓碑的形狀“[5]。“1776年，殖民地的許多報紙都轉載了潘恩所撰寫的一本小冊子……《常識》，它促使了那些徘徊觀望的愛國派加入到革命運動中。”[6] 隨著戰局的發展，潘恩又在《賓夕法尼亞郵報》發表了十三篇名為《危機》的文章，“這一響亮的號角引起了各殖民地愛國派報紙的反響”。[7] 同樣而言，在美國南北戰爭中，報刊選登了鄧肯總統簽署的《解放黑隸宣言》，為北方在南北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無獨有偶，中國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傳媒時代，恰逢中國舊制度崩潰，而新制度仍在探索的動蕩時期，各個不同的階級開始以自己的方式來改造中國，其中，報刊就是這些階級宣傳自己思想的有力武器。《循環日報》“成為早期改良派系統宣傳其政治主張的重要輿論陣地[8] ”；在維新運動中，《強學報》刊文“明確提出明定國是、開設議院、批評科舉、改革學校、整治吏弊、變法維新等政治主張”[9]。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創立了中國同盟會，其機關報是《民報》，“該報大量宣傳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民族主義和以建立共和為中心的民權主義”；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志》（后更名為《新青年》）在一開始就高舉“民族和科學”的大旗，拉開了一場徹底的反封建專制運動的序幕；到了國共對峙時期以及抗日戰爭時期，不同陣營的報刊更是展開了唇槍舌劍般的較量。即使到了新中國成立后，乃至到了今天的信息化年代，報刊仍是政黨宣傳政治主張，引導公眾思想導向的一個重要工具。

還記得本學期的一個課堂討論——“洋人在中國辦報是否屬于文化侵略？”這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一個話題，在討論之前，我也搜集了很多的資料，雖然在課堂上討論的結果不盡人意，但反復思量后，還是把對此的一些感想寫下來吧，亦不負當初的一番努力。

直至今天，我依舊認為“洋人辦報在中國辦報是文化侵略”，但它卻是“罪惡之樹上結出的善良之果”。先看看傳教士在中國的歷史吧！傳教士在中國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時期，到晚清已經超過了一千多年了。只是當傳教士充當為列強侵略中國的前鋒，當他們的用高傲的眼光粗暴的踏遍神州大地的山山水水是，在國人眼中引起震動、驚奇、乃至厭惡時，傳教士問題才成為中國政府乃至中國人民所必須正視的問題。我并不否認來華的傳教士中不乏某些動機純正的傳教士，如來華以福音傳教的醫生伯駕。但在國弱民窮的清末，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而更多的就是像郭士臘，裨治文這樣赤裸裸的強盜。郭士臘就親自參與了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的簽訂，而裨治文則更是赤裸裸的在其主辦的《中國叢報》說：“采用低聲下氣的請求，我們將一無所獲；倘若我們希望同中國締結一項條約，就必須在刺刀尖下命令他這樣做，用大炮的口來增強辯論。” [10] 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時期傳教士進入到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動機不純。從一開始，他們就與帝國主義列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無論是在哪個國家，思想永遠都是政治體制的根基。就像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封建集權制的基礎一樣，西教是西學、西政的根本。而外國傳教士正是捉住了中國人想向西方學習政治體制的心理，竭力向中國推行西教。但很可惜的是，其收效甚微，但為這一目的而服務的手段——西學則達到了極大地傳播，對中國走向近代化產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響。而西方傳教士向中國傳播西學的載體就是——報刊。有人說：洋人辦報為中國帶來了西方先進的新聞傳播思想。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理論只是流于表面，止于基本概念的陳述，且缺乏系統的新聞傳播理論的介紹。我國大部分的新聞理論都是我們自己的先輩用自己的親身辦報實踐總結而來的。

無論如何，洋人在中國辦報已是鐵板釘釘的事實了，這罪惡之樹上結出的善良之果也對曾中國的近代歷史的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

首先它們促進了中國近代報刊事業的產生。雖說傳教士帶來的新聞傳播理論并不系統，但無論怎么樣，晚清時代的中國畢竟有了一些像言論、出版自由先進的新聞理論了。中國近代報刊的序幕就是在眾多洋人辦報的過程中揭開的。

它們促進了中國近代啟蒙思想的迸發。包括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追求開明開化的科學思想，追求了解世界的歷史思想等。從某個方面來說，傳教士對西學的傳播，正好適應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需要。鴉片戰爭后，昔日的天朝上國頃刻間變成了敗軍之將。眾多有先知先覺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中國科技的落后，紛紛要求想西方學習，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以自強”的口號。教會報刊在這種需求的推動下，先后設置了介紹科技知識的板塊。與此同時，教會報刊上也有很多關于介紹近代政制的文章，如介紹民權、議會等文章。這些文章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它使得晚清時期的中國人在強烈的對比中看到西方民主政制優于中國封建政制，從而生出變革中國政治制度的要求。

教士在中國辦報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面對這段歷史，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眾說紛紜，爭論仍在永遠不會停止！一方面，我們要辯證的看待這個問題，不可否認，晚清洋人在中國辦報，并不是為了幫助中國擺脫愚昧、落后，而是充當列強的馬前鋒；但是，即使目的是罪惡的，可這些宗教性報刊確確實實的給近代中國帶來了西方的先進思想，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一大推力。另一方面，我們是否應該深思那段歷史是否有什么經驗值得今天的我們借鑒呢？文化軟實力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一個重要標志，洋人在中國辦報的歷史，告訴了我們一個經驗：一個國家不僅要注重文化的傳入，因為閉門造車只會造成落后，其結果必然會導致本國文化發展的滯后；同時，一個國家還要注重文化的輸出，因為文化能夠改變人的思想，這是任何武力所無法辦到的。這些經驗同樣能用之于今天。

培根說過：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使人善辯，凡有所學，皆成性格。讀《中國新聞事業史》，也許并不像讀《史記》那樣厚重。但正如有人所說的：歷史是枯燥的，但每一段歷史都曾經是一段鮮活的故事，都曾有人有人為這個故事笑過，哭過。中國新聞發展的歷史也許真的很個、枯燥，但我們更應看到歷史的背后卻是新聞先輩們用自己生命鑄就的經驗，對于前行者們，他們也許能夠從中找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