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預防洗錢犯罪,營造和諧社會（推薦）

預防洗錢犯罪，營造和諧社會

—齊齊哈爾中心支公司反洗錢宣傳活動總結

按照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齊齊哈爾市中心支行金融機構反洗錢非現場監管評估辦法》的通知及總分公司對反洗錢宣傳活動的要求，齊中支公司在2012年8月份進行了一次反洗錢宣傳活動，切實推廣反洗錢各項制度。

一、加強了對反洗錢知識的學習。

加強反洗錢知識的學習主要是深刻領悟反洗錢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于2012年8月4日召開了反洗錢宣傳活動動員會，會上根據全市反洗錢會議內容強調了此次活動的目的和重要性，學習了上級公司下發的反洗錢培訓課件，提高了對反洗錢工作的認識。同時，要求各主管要以部門為單位開展反洗錢學習，將反洗錢工作的重要性傳達給每一位內外，強化內外勤人員反洗錢工作實施，確保切實履行好這項重要職責，更針對崗位職責不同，對從承保、保全、理賠、收付費等環節對相關崗位人員提出了要求，并結合實際情況，對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進行學習。

通過培訓宣傳，使大家加深認識了反洗錢；開展反洗錢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反洗錢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公司在反洗錢工作中的主要義務；反洗錢法律責任等。

二、積極營造反洗錢宣傳工作氛圍。

2012年8月14日，在收到人民銀行下發的宣傳折頁后，第一時

間在公司營業場所的醒目位置、報刊架中擺放宣傳折頁，向客戶宣傳、講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時在市中心客流量較大的區域進行了現場反洗錢宣傳活動，從而加深其宣傳效果。

通過這次主題宣傳活動，促進了公司員工對反洗錢義務工作的認識；同時也提高了公司在廣大客戶群體心目中的社會地位；更重的是讓提高了參與者的法律意識，達到了宣傳的效果。為公司進一步開展反洗錢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齊齊哈爾中心支公司

綜合管理部：于林娜 2012年8月31日

第二篇：對于洗錢犯罪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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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洗錢犯罪的預防

錢貴

洗錢犯罪與其上游犯罪相互交錯，互為條件。如果上游犯罪的非法所得不能被清洗，那么犯罪的經濟目的也就無法實現。因此，洗錢能否成功，客觀上成為能否實現其上游犯罪的實施的必要條件。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利用刑事、民事和行政等諸方面規范體系加強對洗錢犯罪的預防。主要措施有:

一、密切追蹤、熟練掌握洗錢犯罪的作案手法和規律特點。這是對其有效防范打擊的基礎和前提。

二、金融機構要加強防范。所有的金融機構均應建立對客戶的身份識別和證件留存制度，杜絕匿名帳戶和假帳戶;客戶在存款或進行任何金融交易時，金融機構應要求他們提交真實的身份證明文件和住址;對于一切復雜的、不尋常的和大數額的交易應當特別注意其背景、目的和來源;在發現和懷疑某些非法資金來源于非法活動或可疑時，應免除金融機構及其職員為客戶保密的義務，反之應向執法機關及時報告。

三、完善立法，加強法律監督。

四、建立情報信息資料庫，加強國際情報信息交流。歐美各國均重視加強防范洗錢犯罪的情報信息的收集。美國財政部已建立了利用計算機技術來分析、研究貨幣報告的聯邦數據庫，國際刑警組織也設有專門機構并掌握洗錢犯罪的情報。由此，我國也應建立自己的的情報資料庫，并與國際情報網相聯，以更有效地遏制洗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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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強國際合作。鼓勵各國簽定和加入含有反洗錢條款的雙邊或多邊司法協助條約或反洗錢條約;通過刑事司法協助或者警察、海關之間的合作，互通情報，相互為查處洗錢案件提供便利，通過必要的立法將洗錢犯罪列為可引渡的犯罪。

目前，美、俄、意等國家正在聯合行動，打擊洗錢犯罪。這些國家還研制出一種追蹤電腦洗錢的設備。這種技術主要是用人造間諜來監視電腦，當數以百萬計的交易正在進行時，能測出哪些交易有可能是在洗錢。另外，國際刑警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麻醉品控制委員會等國際性組織，都在積極采取相應的對策和措施，加強對國際性洗錢犯罪的防范和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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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強反洗錢執法力度

錢貴

一、成立專門的反洗錢機構

針對洗錢犯罪的隱藏性、復雜性和手段的高度專業化,單靠傳統的偵查方式和手段已經完全不能勝任當今社會反洗錢工作的需要,需要反洗錢部門建立打擊洗錢犯罪的專業機構。西方發達國家一般都設有反洗錢專門機構,如:美國的金融犯罪執法網絡、英國的金融特遣隊、澳大利亞的交易報告與分析中心。國際上先進的反洗錢經驗表明,設立反洗錢的專門機構有利于跟蹤洗錢動態,制定有針對性的打擊對策,培養打擊洗錢犯罪的專業人員。為防范和打擊洗錢行為,中國人民銀行已先后設立了反洗錢局和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為與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措施相適應,公安機關應當在經濟犯罪偵查部門內部設立專門的反洗錢機構,并派員和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部門聯合辦公,及時發現和掌握洗錢的犯罪信息,并進行跟蹤和偵查,從而有效地打擊和預防洗錢犯罪。

二、加強反洗錢的偵查協作

第一、加強反洗錢查部門之間以及反洗錢偵查部門與洗錢犯罪上游犯罪偵查部門之間的協作;

洗錢罪在刑法中被歸入妨害金融管理秩序一節中,在管轄上應歸屬公安機關經偵部門,但是金融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可以成為洗錢罪的犯罪主體,而我國目前的金融企業主要是國有的商業銀行和其他國有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工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作人員中絕大部分按〈刑法〉第93條的規定按國家工作人員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協助洗錢的行為,應納入檢察機關的管轄范圍。對于洗錢犯罪的立案偵查需要公安機關經偵部門和檢察機關互相配合,一般情況下,對于洗錢犯罪應當由公安機關經偵部門先予以受理,發現涉及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的職務犯罪行為的,應移送檢察機關偵查,或雙方各自分工偵查,一并起訴。由于洗錢犯罪法定的四種上游犯罪分別由公安機關刑偵部門、輯毒部門、海關輯私犯罪偵查部門管轄,要是今后把重大的經濟犯罪案件和貪污賄賂案件作為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則公安機關經偵部門和檢察機關也是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的偵查機關。各偵查機關應形成合力,努力避免各單位從自身局部利益出發,各自為戰,甚至放任不屬自已管轄的洗錢犯罪行為。為了有效地打擊洗錢犯罪,在偵查中,公安機關、海關、檢察機關要加強協作,制定反洗錢方案,各單位在偵查中一旦發現有洗錢重大嫌疑的,立即與反洗錢部門聯系,切實防止因案件的不同管轄分工而放縱了洗錢犯罪分子。

第二、加大反洗錢偵查部門和金融機構以及金融監管部門的協作;

針對洗錢活動多利用金融機構進行的特點,反洗錢偵查部門應加強與金融機構以及金融機構的監管部門即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協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法〉第4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指導、部屬金融業反洗錢工作,負責反洗錢的資金監測。因此中國人民銀行應積極制定金融部門反洗錢措施,加大金融監管力度,加大對所監管的金融機構的反洗錢信息的控制。同時,應積極與反洗錢偵查機關保持密切聯系,與反洗錢偵查機關之間建立反洗錢犯罪的信息總網,建立洗錢犯罪信息交流制度,用先進的電腦網絡技術來防范和打擊洗錢犯罪。與此同時,反洗錢偵查部門要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中顧法律網提供更多免費資料下載

改變被動受理金融監管部門移送案件的觀念，積極主動地向金融監管部門了解反洗錢動態,并與金融監管機構的反洗錢部門聯合辦公。只有與金融監管部門密切協作,反洗錢偵查機關的偵查工作才能取得實效。

第三、加強跨區域洗錢犯罪的偵查協作;

由于洗錢犯罪分子經常將違法資金不斷轉移來妨礙偵查,而這些資金的頻繁轉移往往是跨區域進行,為查清該違法資金的去向,必須得到各地偵查部門的配合。同時,洗錢行為和上游犯罪經常不在同一個區域,為了查明洗錢分子所清洗的資金為法定的上游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必須到上游犯罪所在地查明上游犯罪的性質,這就要求兩地的偵查部門加強合作,互相配合。隨著國際經濟的迅速發展,各國間的經濟交往越來越密切,資金往來越來越頻繁,并且隨著科技的發展,電子商務、電子銀行等在國際金融系統中的運用,使資金的運轉更為迅速,電子資金劃撥也使得巨額的非法資金在全世界的快速清洗成為可能。在電子資金劃撥的情況下,洗錢者可以更方便地在一國境內實現犯罪資金在不同國家清洗的跨國洗錢活動。而一般來說,一國對放置在他國銀行的資金是鞭長莫及的,即使一國對產生犯罪收益的該項犯罪或從事該項犯罪活動的犯罪分子有管轄權,一國對境外的外國銀行也難有管轄權,如果沒有他國的合作,一國不僅難以追蹤在他國轉移的犯罪收益的線索,而且也難以對這些資金進行扣押和沒收。因此,我國應積極地吸收國外先進的反洗錢立法經驗,完善反洗錢刑事及行政法規的立法工作,使之便于實際操作。為了更好的與其它國家開展反洗錢協作,必須積極與其它國家締結多邊或雙邊反洗錢國際條約,盡快加入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亞太反洗錢小組“等國際反洗錢組織,加強國際刑事司法合作,使我國在打擊跨國洗錢犯罪活動中,能夠與其他國家在識別、沒收犯罪收益,引渡洗錢犯罪分子以及證據收集等方面互相協作,這樣才能有效打擊跨國洗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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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國洗錢犯罪調查報告

中國洗錢犯罪調查報告

內容摘要：本文是一篇基于實踐真實案例的調查報告。文中選取近年來破獲的100起典型洗錢案件作為樣本，歸納總結我國目前洗錢犯罪的總體情況,分析我國洗錢犯罪的主要趨勢和作案手法，探討其中反映的主要問題，并嘗試提出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的建議。

關鍵詞：反洗錢 洗錢犯罪 類型分析 調查

洗錢（Money Laundering），是指將上游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通過各種手段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犯罪行為。近年來，隨著走私、毒品、腐敗等上游犯罪的日益增多，與之相伴隨的洗錢犯罪問題在我國日漸突出，不僅破壞了我國金融秩序，而且危害到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我國開展反洗錢工作以來，不斷建立健全反洗錢法律制度，加強反洗錢監管和監測，推進反洗錢國際合作，調查和破獲了一系列洗錢犯罪大案要案，為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和金融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下面，本文選取了近年來我國破獲的100起典型洗錢案件[1]進行統計分析，歸納總結我國目前洗錢犯罪的總體情況,分析我國洗錢犯罪的主要趨勢和作案手法，探討其中反映的主要問題，并嘗試提出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的建議。

一、我國洗錢犯罪的總體情況

從總體情況看，我國洗錢犯罪數量逐年增多，規模不斷擴大；從地區分布看，經濟發達或者沿海、沿邊地區的洗錢犯罪活動較為猖獗；從涉及的行業和領域來看，洗錢犯罪活動主要集中在金融領域。

（一）我國洗錢犯罪逐年增多，規模不斷擴大。理論上，我們無法統計出我國洗錢犯罪案件的真實發案數量，因此我們選擇從破案的角度來近似分析我國洗錢犯罪的發案情況。統計顯示，2003年以來，人民銀行協助偵查機關破獲涉嫌洗錢案件的數量逐年上升，涉案金額不斷提高。其中，2008年協助破獲涉嫌洗錢案件203起，涉案金額1883.7億元，破案數量是2007年的2.3倍,涉案金額是2007年的6.5倍。扣除這些年反洗錢部門的工作努力因素，以上數據從側面反映出了我國洗錢犯罪發案數量在總體上逐年上升，同時規模也在不斷擴大。

（二）我國洗錢犯罪活動主要集中在經濟發達或者沿海、沿邊地區。統計顯示，洗錢犯罪的地區分布與各地的經濟發達程度基本呈正相關，同時沿海、沿邊地區的地緣特點在洗錢犯罪活動中也有明顯表現。例如，從人民銀行協助破獲洗錢案件地區分布看，這些洗錢案件主要集中在廣東、福建、浙江、四川、遼寧、江蘇等地。其中，廣東地區破獲的涉嫌洗錢案件最多，約占總數的33%；其次是福建和浙江，分別約占總數的13%和9%。

（三）上游犯罪主要集中在金融領域。洗錢活動必然與其上游的違法犯罪活動緊密聯系。統計顯示，人民銀行協助破獲的洗錢案件主要涉及地下錢莊及非法買賣外匯活動、偷逃稅等危害稅收征管犯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活動、金融詐騙等詐騙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等。其中，地下錢莊及非法買賣外匯活動最多，約占破獲案件的59%，這類違法犯罪活動主要集中在廣東、福建、遼寧、浙江等地；以偷逃稅款、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稅為代表的各種危害稅收征管犯罪也是破獲案件中的主要類型，約占總數的9%，此類違法犯罪活動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及華中等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地區；再次為詐騙犯罪，約占典型案件的8%，這其中以金融詐騙為主；此外，近兩年，各種涉眾型違法犯罪活動不斷增多，主要有非法傳銷、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約占典型案件8%。此外還涉及一系列《刑法》191條所規定的典型上游犯罪，如毒品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等。其中，毒品犯罪約占6%，主要集中在云南及廣東地區；走私犯罪約占5%,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約占4%，主要集中在國有控股企業及金融領域。

二、我國洗錢犯罪的主要趨勢

從人民銀行破獲的洗錢案件反映的情況看，我國洗錢犯罪活動在未來主要有三大趨勢：

（一）在地區分布上，從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向內陸經濟不發達地區蔓延。早期的洗錢犯罪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以廣東、福建等地的地下錢莊洗錢活動最為典型。地下錢莊協助不法分子將非法資金轉移出境，是腐敗、販毒、走私等犯罪活動的重要洗錢渠道。然而統計顯示，目前我國的洗錢犯罪出現了向內陸經濟不發達地區蔓延的趨勢。筆者認為，出現這種趨勢的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逐漸向內陸蔓延。例如，毒品犯罪已經在全國范圍內蔓延、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在部分內陸地區十分猖獗、走私犯罪團伙開始與內陸企業結成黑色產業鏈，與之相伴隨的必然是大量的洗錢活動。此外，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和金融詐騙犯罪在內陸地區并不鮮見，從而成為洗錢犯罪“黑金”的主要來源。

其二，內陸地區相對寬松的環境給洗錢提供了便利。隨著“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政策的推行，內陸地區紛紛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發展本地經濟和產業。這其中，不乏洗錢分子將黑錢轉移到內陸地區，利用當地寬松的投資和監管環境，以投資為名從事洗錢活動。

其三，經濟發達地區的金融監管不斷加強。近幾年，東南沿海地區越來越注重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金融穩定，嚴厲打擊非法金融活動，洗錢分子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統計顯示，經過連續幾年的重點打擊，沿海地區的地下錢莊違法犯罪活動得到了有效遏制，很多地下錢莊就將部分“高風險業務”（如提取現金、對公賬戶向個人賬戶轉賬等）轉向內地完成，從而催生了“非法結算型”地下錢莊的出現。

（二）在涉及上游犯罪類型上，涉眾型犯罪案件和職務犯罪案件不斷增多。早期的洗錢活動涉及的上游犯罪主要集中在經濟犯罪、毒品犯罪和走私犯罪領域。然而統計顯示，目前涉及以下兩類犯罪的洗錢活動開始增多：

其一是涉眾型犯罪案件。近幾年，非法傳銷、非法集資以及各種“黑基金”案件層出不窮，例如北京億霖木業案、萬里大造林案等，不法分子利用各種不實宣傳，騙取公眾大量資金。此類案件涉及廣大公眾利益，極易引發群體事件，影響社會穩定。

其二是職務犯罪案件。主要的涉案人員包括政府機關公職人員、國有控股企業高管人員等，案件主要集中在銀行信貸、證券期貨、交通運輸等領域。例如，在重慶晏某受賄洗錢案[2]中，晏某利用擔任巫山縣交通局長職務之便，在工程招投標中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取賄賂2000多萬元。

（三）在洗錢犯罪方式上，洗錢手法日趨復雜多樣。早期的洗錢分子往往通過現金走私等傳統方式進行洗錢。但從近幾年破獲的洗錢案件看，洗錢犯罪的手法已經日趨多樣化和復雜化。這點將在下面詳細說明。

三、我國洗錢犯罪的主要手法

從破獲的洗錢案件反映出的情況看，目前我國洗錢犯罪的洗錢手法層出不窮。其中主要的洗錢手法表現為以下幾種：

（一）通過境內外銀行賬戶過渡，使非法資金進入金融體系。例如，在上海潘某團伙洗錢案[3]中，潘某就利用其控制的數十個銀行卡賬戶幫助臺灣詐騙犯“阿元”轉移網上銀行詐騙贓款，掩飾其贓款去向。再如，在北京丁某職務侵占案[4]中，丁某為接受好處費，持因私護照專程前往香港開立個人賬戶，作為過渡賬戶轉移非法資金。這樣既可以逃避境內監管部門的關注，同時也可以利用香港特殊的經濟金融環境掩蓋其非法活動。

（二）通過地下錢莊，實現犯罪所得的跨境轉移。地下錢莊往往利用賬面“對沖”平衡境內外兩地資金，在無跨境資金流動的情況下，實現資金的跨境轉移，從而逃避針對外幣的反洗錢監測措施。在廈門遠華（賴昌星）案等重大案件中，地下錢莊都在跨境洗錢活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例如，在福建泉州蔡某洗錢案[5]中，蔡某等人就通過地下錢莊將在菲律賓的制販毒所得秘密轉移到了境內。

（三）利用現金交易和發達的經濟環境，掩蓋洗錢行為。現金交易可以割斷資金鏈條，從而給后期的調查帶來巨大困難。例如，在廣西北海黃某洗錢案[6]中，黃某在廣州和深圳控制了大量的洗錢賬戶，其進款或出款都采用現金交易方式，這樣就利用現金交易的特殊性消除了交易痕跡。同時，在廣州和深圳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一個銀行賬戶一年發生幾千萬甚至上億資金交易都不足為奇，就是這里發達的經濟環境為黃某的洗錢活動提供了絕佳的隱蔽。

（四）靈活使用各種金融業務，避免引起銀行關注。案例顯示，網上銀行、電話銀行、通存通兌等金融業務可以給社會公眾提供更好、更便捷的服務，但同時也往往為洗錢犯罪分子所青睞。例如，在上海羅某特大地下錢莊洗錢案[7]中，羅某等人靈活使用現金本票、電話銀行以及通存通兌等方式轉移資金，還有意將交易分散在各銀行的多個網點多名柜員處辦理，以逃避銀行的關注。在福建泉州蔡某洗錢案中，蔡某等人則熟練掌握了網上銀行、自助銀行和POS機等金融服務設施，使用銀行卡迅速轉移黑錢。

（五）通過設立企業作為非法資金的“中轉站”。通過開辦公司企業，可以將非法所得投入企業的合法經營中，從而達到洗錢的目的。此外，有的不法分子大量開設空殼公司，目的就是通過頻繁復雜的轉賬交易轉移贓款，掩飾其來源和去向。例如，在開平中行“10·12”案[8]中，許某犯罪集團首先在境外自辦企業，為洗錢活動設立境外接應據點；后期在境內設立了20多家公司實體，并開立大量賬戶，專門用于存放挪用的公款及其他非法所得。

（六）通過各投資活動，將非法資金合法化。在一般的洗錢活動中，往往都要付出一定的洗錢成本（例如通過地下錢莊跨境轉移贓款的手續費等），但通過投資活動不僅可以達到洗錢的目的，有的甚至可以保值增值，因此更符合洗錢犯罪分子的需求。例如，在四川成都楊某金融詐騙洗錢案[9]中，該案犯罪團伙通過其前臺公司和控制的其他公司賬戶，投資房地產、加油站、證券等；還將部分資金用于購買礦山、水電站等，共形成非法資產上千萬元。

（七）通過賭博等博彩活動清洗犯罪所得。近年來，政府高官涉足豪賭的腐敗案件屢見不鮮，事實上，賭博活動不僅是腐敗分子揮霍享受的方式，同時也是一種洗錢的重要途徑。例如，在湖南郴州“住房公積金第一案”[10]中，郴州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某利用職權便利，貪污和挪用郴州市住房公積金上億元，并通過地下錢莊匯往澳門，供其賭博揮霍。此外，彩票等合法博彩活動也可能被洗錢分子利用，例如河北邯鄲農行金庫被盜案中，兩名案犯就將盜竊所得的5100萬元中的3400萬元用于購買彩票，雖然未能得逞，但也為彩票業的健康發展敲響了警鐘。

（八）通過進出口貿易掩蓋非法利潤。這種洗錢方式往往與走私犯罪相關聯，通過在進出口貿易過程中低價報關等方式偷逃關稅，并掩蓋非法所得。例如，在江蘇無錫段某等人走私洗錢案[11]中，交易雙方先談好購銷貨物的實際成交價格，然后由境外供貨方開具低于實際金額的假合同發票用于報關，購貨方根據報關金額通過正常的一般貿易項下付匯匯出國外，同時核算出少報貨款部分差價金額，通過設立若干個人賬戶，要求進口貨物的實際使用單位將真實價格與低報價格差額部分的走私貨款打入這些賬戶，然后經多次轉手洗錢出境支付給境外供貨方。

（九）通過投拍影視劇洗錢。這是投資洗錢的一種特殊形式。事實上，通過投拍影視劇進行洗錢的犯罪活動早在西方出現，同時在上個世紀的香港也屢見不鮮。影視劇產業耗資巨大、“門道”復雜、難以摸清，因此往往成為洗錢的捷徑。例如，在大毒梟李賢歡案中，李賢歡用制販毒所得注冊成立一家影視公司，出資300萬在浙江省橫店影視城拍攝一部電視連續劇，在拍攝此劇過程中采取高報導演影星片酬、虛報損耗道具成本等方式洗錢。這樣，待影視劇播出后收回資金后，毒資即轉化為票房、轉播權等“合法”收入。最近影視圈爆出多部大片“票房注水”的丑聞，是否與洗錢活動有關尚有待考證，但已經成為我國影視業健康發展的隱憂。

（十）通過現金走私轉移犯罪所得。現金走私是最原始的洗錢手法之一，但目前仍是邊境地區跨境洗錢的有效手段。不法分子通過雇傭“馬仔”分散攜帶、運輸或者郵寄現金的方式出入境，即可實現黑錢的跨境轉移。例如在云南近年破獲的多起涉毒洗錢案中，毒販在我國境內獲得販毒所得后，即雇傭邊民分拆攜帶[12]至境外（如緬甸），并交給指定人員。此外，在深圳羅湖口岸和珠海拱北口岸，經常有大量的“水客”攜帶小額現金出入境，幫助地下錢莊和境外賭場跨境轉移資金。

四、反映的主要問題

（一）社會公眾的反洗錢意識不高，資金交易習慣落后。突出的表現是，部分公眾沒有認識到個人身份信息的重要性，隨便將身份證件有償或無償地出借或出售，給洗錢分子合法開立洗錢賬戶提供了可乘之機。此外，我國部分地區雖然經濟發達，但仍固守著落后的現金交易習慣，增大了交易成本和風險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不法分子的洗錢活動。

（二）部分金融機構對高管人員缺乏監督，內部風險控制滯后。例如，廣東開平中行“10·12”案、黑龍江河松街中行高某案都反映出了銀行內部對高管人員的監督缺位。此外，部分商業銀行采用強制員工攤派、提高信用額度、加長免息期等方式擴大信用卡經營規模，而忽視相應的身份識別；大力推廣網上銀行、電話銀行等“非面對面”交易方式，而對其中潛在的洗錢風險缺乏相應的控制；更有甚者，為了創造吸收存款業績，放松審核制度，為洗錢分子打開了方便之門。

（三）政府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嚴重，共享程度低。例如，客戶身份識別是金融機構反洗錢工作的重要基礎，也是金融機構控制經營風險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某些政府部門過分強調部門利益，使金融機構難以獲得權威信息來充分核實企業和個人身份證件的真偽。此外，某些對反洗錢資金監測有重要參考價值的信息，如海關出入境信息、證券股東信息等，尚未與反洗錢資金監測系統聯網，影響了反洗錢資金監測甚至打擊洗錢犯罪的有效性。

（四）有些地區盲目招商引資，忽視投資質量。某些地區通過各種優惠甚至獎勵政策來吸引投資，很多不法分子便從中漁利；有的地區一味強調投資規模，忽視對資金來源的審核，一些不法分子就以投資商的身份大肆進行洗錢活動。例如大毒梟劉某就曾化名在廣西桂林以投資名義清洗毒贓數百萬元。[13]

五、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的建議

統計顯示，破獲洗錢案件的線索來源非常廣泛，其中主要是金融機構的可疑交易報告、有關部門通報、公眾舉報、與有關部門的聯合行動、人民銀行的反洗錢監管以及新聞報道等。其中，金融機構的可疑交易報告是人民銀行發現涉嫌洗錢線索的最主要來源，約占線索來源總數的43%；其次是有關部門的通報和公眾舉報，分別約占總數的22%和18%。根據以往工作的經驗，并結合目前的主要問題，今后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加大反洗錢宣傳力度，使社會公眾共同關注反洗錢。如前所述，公眾舉報是洗錢案件線索的主要來源之一，同時公眾往往也容易被洗錢犯罪分子利用，因此應加大反洗錢宣傳力度，使社會公眾共同關注反洗錢。首先是通過各種媒體宣傳洗錢犯罪的危害，說明反洗錢對反腐、禁毒、反恐等工作的積極作用，使社會公眾支持反洗錢；其次，提醒公眾注意保護個人身份信息，不要將身份證件出借或出售；最后，倡導安全、先進的交易方式，盡量減少現金交易。

（二）加強反洗錢監管，使金融機構在經營發展中控制風險。金融機構的可疑交易報告是發現涉嫌洗錢線索的最主要來源，同時金融機構往往也存在一些漏洞，給洗錢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因此要對金融機構加強反洗錢監管，充分發揮金融機構在反洗錢中的前沿防線作用。首先是要加強對金融機構高管人員的監督，嚴格內外部審批程序；其次，督促金融機構在創新金融服務的同時，建立配套的反洗錢內控措施；最后，加強風險控制，倡導穩健的經營模式，使金融機構健康發展。

（三）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逐步實現政府信息資源的合理使用。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和業務合作也是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應允許金融機構合理使用政府部門掌握的企業工商登記信息和居民身份信息，更加準確地進行客戶身份識別；另一方面，反洗錢部門應與反腐、經偵、禁毒、緝私、反恐等部門加強合作，合法、合理使用各部門的信息資源，為有效打擊洗錢犯罪、腐敗活動以及其他犯罪活動打開新局面。■

[1] 本文選取我國近年來發生的100起典型案件。選取典型案件的標準主要有：犯罪類型較有代表性、或涉案金額較大、或社會影響大、或目前已經有判決結果。在這些案件中，有部分案件以洗錢罪宣判，有部分案件以其他相關罪名宣判，但案件本身都是典型的洗錢犯罪案件。

[2]重慶晏某受賄、付某洗錢案。2008年8月1日，重慶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重慶市巫山縣交通局原局長晏某受賄、其妻付某洗錢一案公開宣判，認定被告人晏某犯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付某犯洗錢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并處罰金50萬元。經查，晏某在任巫山縣交通局局長期間，利用工程招投標收受賄賂共計2226萬元；其妻子付某將晏某受賄所得部分款存入以其本人名義開立的銀行賬戶，以其本人和朋友雷某名義購買理財產品、股票基金和保險，以本人及他人名義在重慶城區購買房產7處。此案是我國首例成功宣判的腐敗洗錢案。

[3]上海潘某團伙洗錢案。2007年10月22日，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對潘某等人洗錢案一審宣判，判決潘某等4名被告人犯有洗錢罪，刑期自兩年到一年三個月有期徒刑不等。經查，2006年7月初，為幫助臺灣人“阿元”轉移網上銀行詐騙贓款，潘某、祝某從卡販子杜某處以150元一張左右的價格購買了大量的銀行卡。此后，“阿元”通過非法手段獲取網上銀行客戶多人的銀行卡卡號和密碼等資料，然后將資金劃入潘某通過杜某辦理的67張銀行卡內，并通知潘某取款。接到“阿元”通知后，潘某自己或者指派其余三名被告人通過ATM機或者銀行柜面提取現金，扣除事先約定的份額，然后按照“阿元”的指令，將剩余資金匯入“阿元”指定的賬戶內。經查，“阿元”劃入上述67張銀行卡內共計人民幣100余萬元，這些銀行卡內還被通過匯款的方式注入資金人民幣17萬余元。潘某、祝某、李某、龔某于2006年7月至8月期間，在上海市使用上述67張銀行卡和另外27張銀行卡，通過ATM機提取現金共計人民幣108.6萬元，通過柜面提取現金共計人民幣7萬余元。該案是上海地區首例以洗錢罪定罪判決的案件，是《反洗錢法》2007年1月1日施行以來我國法院宣判的第一例洗錢罪案件。

[4]北京丁某特大職務侵占洗錢案。2006年7月25日，根據人民銀行提供的線索，北京市公安局將犯罪嫌疑人丁某抓捕歸案。經查，犯罪嫌疑人丁某，某國有控股航運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大型項目部副總。2005年初，香港某船務公司（以下簡稱B公司）經理周某找到丁某，許諾如將A公司的海運業務交給B公司代理，可給予丁某最低2.5%的好處費，丁遂將A公司在巴基斯坦、阿聯酋的運輸項目分包給B公司。2005年4、5月間，丁某持因私護照前往香港并在某銀行開立個人賬戶，由周某將共計170萬美元的好處費匯入該賬戶。隨后，丁某將資金從香港某銀行匯至本人及其父母、妻子在北京多家銀行開設的賬戶內，2005年8月至2006年3月共結匯1,000余萬元人民幣，其中500余萬元人民幣以丁某及其妻的名義購買兩套房產，30余萬元用于購買一部奧迪汽車，其余款項劃入個人賬戶。

[5]福建泉州蔡某等人洗錢案。2005年5月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中馬（馬來西亞）聯合破獲的“5?12”特大跨國制販毒案，對蔡某等15名被告人作出一審判決，以制造毒品罪、販賣、運輸毒品罪以及洗錢罪分別追究上述15名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經查，2002年8月至2004年4月間，蔡QH將販賣毒品所得的贓款陸續通過菲律賓地下錢莊匯入我國境內地下錢莊。在蔡QH的指使下，其叔蔡HZ、其堂弟蔡JL分別以各自名義在農業銀行石獅市支行、建設銀行石獅市支行開設個人賬戶，并將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的贓款存入上述賬戶。事后，蔡HZ、蔡JL將大部分贓款轉出，用于購買車輛及競選村長等。至2004年6月案發時，蔡HZ、蔡JL2人為販毒分子洗錢1014萬元人民幣。

[6]廣西北海黃某走私洗錢案。2006年3月8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近年來全國沿海最大的一起香煙走私案——北部灣特大香煙走私案一審宣判：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主犯黃XT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判處鄭某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其他13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15年到2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總額9,830萬元；以洗錢罪判處被告人黃某有期徒刑五年，沒收違法所得人民幣100萬元，并處罰金人民幣600萬元。一審宣判后，黃某等11人不服，提出上訴。2006年8月23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北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黃XT等13人的走私普通貨物罪的判決，對黃某的洗錢罪判決，并對另外兩名被告人依法改判。經查，2001年至2004年期間，黃XT等人從越南四屯經北部灣海域走私了大量香煙至廣西合浦縣。走私香煙入境后，黃XT等人將其運至廣州、深圳等地，并交由黃ZF（因犯走私普通貨物罪，被廣西高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0萬元）等人組織銷售。黃XT等人將從越南走私入境的香煙交易交由黃ZF等人銷售的同時，指令黃ZF等人將銷售走私香煙所得款項，交由黃某通過非法途徑匯到黃XT等人指定的香港賬戶。黃某明知黃XT等人請托其匯轉的款項是走私香煙所得，仍向黃XT等人提供其以虛假身份在中國農業銀行深圳分行翠竹支行和交通銀行深圳分行文錦支行分別開設的系列賬戶。在黃XT等人將走私煙款轉入上述賬戶后，黃某指使他人協助從銀行賬戶中分散提現，并將提現的資金交給“阿南”（姓名不詳）轉往黃XT等人指定的香港信興國際貿易公司和永興國際貿易公司在香港的銀行賬戶中，以代黃XT等人支付走私香煙的貨款。經司法會計鑒定證實，從2003年5月27日至2004年8月26日，黃某替黃XT等人清洗的走私犯罪所得約合1.13億元人民幣。

[7]上海羅某特大地下錢莊案。2007年8月6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上海羅某地下錢莊案一審宣判，認定羅某等４名被告人通過中國境內數家銀行的23個私人儲蓄賬戶，跨國非法買賣外匯，金額高達53億余元人民幣。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分別判處羅某、莫某、李某和陳某4人有期徒刑14年至9年不等，其中新加坡籍被告人羅某、莫某、李某被并處驅逐出境。這是目前我國法院認定洗錢金額最大的地下錢莊案。

[8]廣東開平“10?12”銀行內部人員洗錢案。2001年10月12日，原中國銀行開平支行行長許某、余某等三人潛逃境外，震驚全國的金融系統特大案件“10?12”案浮出水面。在此案中，中國銀行廣東省開平支行內部人員盜取聯行資金作案時間長達10年，涉案金額高達數十億元。經查，1982年，余某正式進入中國銀行開平支行，先后任信貸部副主任和主任，后來升為副行長、行長。早在余某成為副行長之前的1992年，余就開始與“二許”合謀實施經濟犯罪。三人將大部分資金非法轉移到香港后，或購買房地產，或炒賣外匯、股票，或到賭場揮霍，通過賭場洗錢，將贓款進一步轉移到海外。案發后，余某與“二許”于2001年10月12日經香港逃往加拿大、美國。2001年11月，公安部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2002年12月，余某在洛杉磯被美方執法人員拘押。2004年2月，余某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聯邦法院受審，因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錢三項罪名被判處144個月監禁。2004年4月16日，美方將余某驅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國。2005年8月16日，江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余某涉嫌貪污、挪用公款案。2006年3月31日，江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以貪污罪、挪用公款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余某有期徒刑12年，并處沒收其個人財產100萬元。2009年5月6日，美國拉斯維加斯聯邦法院以洗錢、跨州轉運盜竊資金、護照和簽證欺詐等罪名，分別判處中國銀行開平支行前任行長“二許”入獄25年和22年，并勒令被告退還4.82億美元的涉案贓款，他們的妻子也分別獲刑8年。

[9]四川成都楊某團伙金融詐騙洗錢案。2008年8月15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楊JF、余某、盧某、金某、楊某等15人一審公開宣判，認定被告人楊JF犯票據詐騙罪和金融憑證詐騙罪，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脫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余某、盧某、金某犯票據詐騙罪，分別判處死緩2年，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5年；認定楊某犯洗錢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并處罰金500萬元，犯虛報注冊資本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并處罰金10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9年，并處罰金510萬元。經查，2006年6月，楊JF、余某、盧某、金某共謀，經金某介紹由楊某引存四川省某煙草公司8,000萬元存入在某銀行蜀漢支行開立的賬戶，再偷拿并偽刻銀行預留印鑒，使用偽造的轉賬支票，將該煙草公司8,000萬元存款中的6500萬元轉入楊某虛假注冊成立的四川蜀港投資有限公司，將1,500萬元轉存定期留在該煙草公司賬戶，并制作了一張8,000萬元的虛假定期存單用于欺騙該煙草公司。楊某在明知楊JF等人所轉6,500萬元資金系詐騙犯罪所得的情況下，為掩飾犯罪所得的來源和性質，仍提供四川蜀港投資有限公司（虛假注冊成立）和四川富陽投資有限公司賬戶，并幫助楊JF等人轉款、取現用于投資水電站、加油站、礦山、房地產、證券等項目，清洗犯罪所得。本案中，楊某的洗錢數額高達6500萬元，是目前我國洗錢數額最大的洗錢罪判例，也是四川省首例洗錢罪判例。

[10]湖南郴州“住房公積金第一案”。2009年1月13日下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對震驚全國的郴州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某特大貪污、挪用公款案進行二審宣判，李某二審被判處死刑。經查，李某1998年初調任郴州公積金中心主任。2002年至2004年間，李某利用職權便利，貪污和挪用郴州市住房公積金上億元，并通過地下錢莊匯往澳門，供其賭博揮霍。由于此案涉案金額特別巨大，事關當地40萬名城鎮職工切身利益，被稱為全國“住房公積金第一案”。

[11]江蘇無錫段某等人走私洗錢案。2008年10月13日下午，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對王某、段某走私洗錢案一審宣判：認定王某犯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認定被告人段某犯洗錢罪，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并處罰金15萬元。經查，王某，男，系泰國永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段某，女，系常州市永康廢舊塑料回收有限公司主辦會計。2005年1月至2007年3月，泰國永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向無錫地區10多家化纖企業銷售用于生產原料的廢塑料數萬噸，銷售價格每噸7300-7900元人民幣，而向海關報關時報成每噸500美元，偷逃國家關稅。已查證的銷售材料共計7000多噸，偷逃進口環節稅款590多萬元人民幣。根據王某的要求，無錫地區化纖生產企業向海關報關的每噸500美元的貨款及稅款通過正常外匯渠道對外支付；剩余部分貨款則通過由王某指定國內的段某等5人負責幫助收取。即這些企業將款項匯至段某等5人個人結算賬戶后，后者再根據王某指示，以提取現金匯款或直接以卡卡轉賬匯款方式，將資金匯入王某指定若干異地個人結算賬戶上，再由上述異地個人結算賬戶所有人與境外收款人交割完成資金的收付。通過上述手段，泰國永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及其負責人王某轉移走私贓款合計3486多萬元，經司法部門核定，段某洗錢數額共計153萬元。

[12] 攜帶出境的方式可以是通關。在有些邊境地區，便民可以直接進入緬甸境內，根本不需要通關。

[13]大毒梟劉某制販冰毒洗錢案。2007年6月26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曾震驚全國的劉某等人毒品犯罪案進行公開宣判：劉某因犯制造、販賣、運輸毒品罪被判處死刑，同案人郭某因犯制造、運輸毒品罪被判死緩，幫助劉招華逃匿、轉移贓款的李某等人因犯窩藏、轉移贓物罪也分別被判處五年至二年零六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法院經審理后查明：1995年至1999年，劉某先后伙同郭某、陳某等人在福建省福安市、廣東省普寧市、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等地制造毒品甲基苯丙胺共計約12.675噸，并將部分毒品甲基苯丙胺運到廣州、普寧等地販賣。劉某從中獲利人民幣3,100多萬元，并以化名開設賬戶存入銀行，用于購買房產、廠房等。從2001年9月至2003年上半年，化名“李森青”的劉某先后創辦了桂林市森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桂林森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并在桂林市的臨桂、龍勝兩縣投資千萬元。其中包括租賃臨桂縣國營鳳凰林場，計劃總投資達3億元。

（《當代金融家》2010年第2期，《中國洗錢犯罪案例剖析》（群眾出版社）代前言）

第四篇：談洗錢犯罪的偵察思路策略

文章標題：談洗錢犯罪的偵察思路策略

關鍵詞：洗錢犯罪偵查思路偵查對策

前言：

洗錢（moneylaundering）是伴隨著經濟改革在我國“復活”（20世紀30年代上海地區就曾有過洗錢犯罪）的一種經濟犯罪形式。洗錢犯罪對我國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嚴重破壞的同時，孕育著社會治安的不穩定因素并惡化著其他各類貪財性刑事案件的發生。如何應對目前反洗錢工作的嚴峻局勢，擺在了偵查實戰部門和每一個偵查理論研究者的面前。本文主要從公安機關刑事偵查的角度出發，對洗錢犯罪的一般途徑及我們的偵查思路、偵查對策展開研究。

一、洗錢犯罪的一般途徑

刑法第191條規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和走私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有下列行為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這是我國目前對洗錢罪的法律規定。無論是販毒、走私、恐怖主義、黑社會集團還是貪污、詐騙，犯罪分子都要通過洗錢來隱瞞其不法錢財來源，以避免在使用贓款的過程中被發現而落入法網。簡單的說，洗錢就是罪犯“合法”其犯罪活動收益的手段和過程。雖然洗錢犯罪的表現形式花樣繁多，人們對洗錢的過程表述也各有不同，但普遍的觀點都認為經典的洗錢行為分作三個階段：

1、培植階段（placementstage），或稱為入賬階段。即通過存款、電匯或其他途徑把不法錢財放入一個金融機構。

2、處置階段（layeringstage）也稱為分賬階段。即通過多層次復雜的轉賬交易使犯罪活動得來的錢財脫離其來源。

3、融合階段(integrationstage)，即以顯然合法的轉賬交易為掩護，隱瞞不法錢財的真實身份。

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洗錢是最經典、最普遍、損耗最少的洗錢方式。以販毒案件為例，販毒分子把販毒收益存入一家銀行后通過不同賬戶（包括國外的銀行賬戶）之間的資金劃轉，或者利用這筆資金投入到一些產業中進行一定程度的經營，以達到逐漸模糊資金原始來源性質、逃避偵查和打擊的目的。但是在我國現階段，洗錢犯罪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手段的發展，又產生了其他兩種洗錢途徑：非金融機構的洗錢和“地下錢莊”的洗錢。我們可以按照洗錢犯罪的途徑不同，將它分開來進行有針對的研究。

（一）通過金融機構的洗錢犯罪

這里所說的金融機構主要是指中央銀行和各商業銀行，另外還包括城市信用社、農村信用社、證券交易所、保險公司、郵政儲匯機構、黃金交易市場、外匯交易市場等。這些機構、組織的共同特點是：國家機關對他們的業務有著嚴格的規章制度要求和監管措施制度。對于犯罪分子來說，通過以上機構進行洗錢雖然有著被監控、揭露、打擊的風險，但是相對與其它途徑來說又有著損耗少、速度快等優點，因此在我國現階段，部分贓款還是選擇了傳統的洗錢方式——通過銀行進行“漂白”。

（二）非金融機構的洗錢犯罪

除了上面提到的金融機構外，還存在著一些帶有金融性質的機構或單位，如：財務公司、中介抵押公司、典當行、租賃公司、珠寶古董店等。這些機構相對與銀行來說，監管的力度要薄弱許多，但也存在著數額小、手續復雜、資本出境難等不利于洗錢的諸多因素。同時，一些犯罪分子會親自或者安排他人開設典當行、租賃公司、電影娛樂城、餐飲俱樂部，甚至地下賭場等，將自己的犯罪收益清洗干凈。特別是一些腐敗官員常常安排自己的親屬開辦公司、企業、商店等，將自己貪污受賄的贓款投入其中，以取得其“巨額財產來源”的合理解釋。

（三）地下錢莊的洗錢犯罪

“地下錢莊”是對從事非法金融業務的一類組織的俗稱，屬非法金融機構，主要分布在廣東、福建、浙江等經濟發達、對外經貿和人員往來頻繁的沿海地區。“地下錢莊”的業務范圍主要包括非法的匯兌、跨境匯款、吸儲、放貸、抵押和高利貸等。基本組織模式主要有三種：家族型（組織成員間是家庭成員和直系親屬的關系）、殼公司型（常以咨詢公司的名義做掩護，只需租房、電話、傳真機就可開業）、網絡型（信譽好的大錢莊帶動若干小錢莊，形成網絡化經營）。這種非法的組織形式，天然地與洗錢犯罪勾結在一起，通過“地下錢莊”進行的洗錢犯罪，必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我們公安經偵部門重點打擊的對象。

二、洗錢犯罪偵查思路、原則與對策

洗錢犯罪作為近年來伴隨著毒品犯罪、黑社會等有組織犯罪在全世界范圍內日益猖獗的一種犯罪活動，對我國金融管理秩序、社會治安管理危害嚴重。洗錢犯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明知型的故意，其主觀惡性大。特別是我國在金融法規尚不健全的條件下加入WTO，洗錢犯罪的猖獗還直接影響著我國的投資環境和大國聲譽。因此，必須對洗錢犯罪加以預防和嚴厲打擊。

第五篇：預防青少年犯罪

近年來，山東省泰安市把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作為深入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內容，按照中央和省委關于加強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的統一部署，堅持以保障民生為基礎，以加強教育為根本，以完善服務管理為重點的總體思路，全面強化工作措施，有效預防和減少了青少年違法犯罪，去年以來犯罪率同比下降77.78%，維護了社會和諧穩定。

一、加強領導促落實。去年8月31日至9月2日，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陸昊到泰安調研綜治工作時，就做好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市委、市政府把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中共泰安市委辦公室、市人民政府辦公室轉發了《泰安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關于加強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的實施意見》，進一步明確了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的指導思想、任務目標和工作措施。根據形勢的變化，調整充實了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領導小組，由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任組長，市人大常委會分工主任任副組長，綜治、團委、法院、檢察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等18部門為成員。進一步修訂完善了《泰安市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聯席會議制度》，每季度召開一次聯席會議，聽取各有關職能部門的工作匯報，分析形勢，研究對策，部署任務，解決問題，把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的各項措施落到實處。市財政撥付了40萬元專項資金，為開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

二、調查摸底促管理。為全面摸清閑散青少年群體底數，綜治辦牽頭，共青團組織為主，依托鄉鎮（街道）、學校等基層單位，全方位、多層次、多角度地對社會閑散青少年群體進行了摸底，做到街不漏居、居不漏戶，戶不漏人。調查中，共發放調查問卷810份，個案訪談288例，召開座談會7次，入戶調查186戶，對摸排出的3829名社會閑散青少年全部建立服務管理臺帳，對青少年的分布狀況、基本情況、特征信息、風險評估程度、責任單位、責任人、重點監控時間、監控措施等內容錄入資料庫，做到人員底數清、家庭情況清、心理特征清、目前情況清，為分類服務管理提供了詳實的基礎資料。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泰安市閑散青少年群體現狀調查報告》，全面分析了全市閑散青少年群體的特點和產生的原因，有針對性地提出服務管理措施和政策建議。

三、創新載體促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是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的基礎內容，也是青少年違法犯罪預防在先的關鍵。為進一步拓展和加強青少年學習教育陣地建設，以社區和職業技工學校為主陣地，采取形式多樣、內容充實、注重實效的方式，首批在全市30個社區和10所勞動技工學校建立了青少年學習教育陽光課堂，由市綜治辦統一制作標牌，并在泰安市高級勞動技工學校和泰山區岱廟街道灌莊社區隆重舉行了“青少年學習教育陽光課堂”揭牌儀式。從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教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團委等部門抽調了從事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的法官、檢察官、公安干警、律師、學校教師、勞動技能教師、心理咨詢師，組成了100人的青少年學習教育陽光課堂輔導員志愿者隊伍。由市綜治辦、團市委統一頒發了聘書。根據不同類型青少年思想狀況、生理、心理特點和接受能力，通過以案釋法、庭審觀摩、模擬法庭、勞教人員“現身說法”、專題報告會等形式，對青少年進行生動直觀的教育。學習教育過程中，始終堅持品德教育與法制教育并重、理論教育與實踐活動并行，做到學習教育的計劃、課時、教材、師資“四落實”，制定學習教育激勵機制，規定凡被評為陽光課堂優秀學員的青少年，在應征入伍、就業、升

學等方面，黨委、政府優先推薦，充分調動了青少年參加陽光課堂學習教育的積極性。目前，全市接受陽光課堂學習教育培訓的勞動職業技工學校在校學生1萬余人次，社區青少年4000余人次，家長、志愿者和社區工作者5000余人次。

四、完善機制促提升。一是健全完善青少年“紅黃綠”評估機制。在社區設立輿情監測點，對排查摸底的“紅黃”青少年定期進行評估調研，研究分析青少年思想動態，建立靈敏、高效的青少年群體輿情信息發現、處置、反饋機制，全面了解、科學評估青少年潛在的危險狀況，提出對策建議，增強對青少年服務管理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二是健全完善青少年“紅黃綠”分類管理工作動態監測機制。建立由社區綜治干部牽頭，社區民警、團干部、民政干部以及樓長參加的工作隊伍，根據工作臺帳逐一落實監控防范和幫助教育責任人。對“紅色”和“黃色”青少年進行定期家訪和跟蹤關愛，對于“紅色”青少年，每月回訪不少于2次，對于“黃色”青少年，每月回訪不少于1次，并對回訪情況及時錄入青少年檔案信息，確保了幫教工作開展的連續性。三是健全完善“紅黃綠”青少年項目服務機制。針對“紅色”和“黃色”青少年特點推出了一批文體娛樂項目、教育培訓項目、社區文化項目，開辟了青少年求學、求知的有效渠道，鼓勵青少年通過自學考試、繼續教育、職業技術培訓等方式提高文化素質，在實踐中成才，并堅持把工作落實到社區、落實到每一名青少年。針對廣大“綠色”青少年群體，充分利用青少年活動陣地，圍繞青少年在學習教育、就業創業、身心健康、困難救助、權益保護、預防犯罪以及社會交往、社會參與等方面的實際需求，廣泛開展青少年喜聞樂見的學習教育活動，為放學后的青少年免費提供讀書娛樂場所，解除家長的后顧之憂。四是健全完善青少年“紅黃綠”分類服務管理工作動態預警信息管理機制。建立了青少年違法犯罪信息采集的指標體系和青少年違法犯罪“高危人群”管理綜合信息系統，形成覆蓋全市青少年違法犯罪“高危人群”的信息網絡，動態記錄工作對象罪錯情況和具體工作措施，實現了相關職能部門間信息互聯互通，搭建起“紅黃綠”青少年分類服務管理工作信息預警系統，始終準確掌握青少年的最新動向，為各項工作開展提供基礎性資料。全市已有1180個社區（村）等基層組織建立青少年“紅黃綠”分類服務管理工作體系，搭建起了工作平臺。

五、封存消滅促轉化。為最大限度地降低刑罰對未成年人成長的不利影響，針對違法犯罪情節較輕的未成年人，始終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市綜治辦、市中級人民法院等9部門聯合出臺了《關于建立未成年人輕罪犯罪記錄封存消滅制度的實施意見》。意見規定，戶籍所在地或經常居住地在泰安市轄區內，被泰安市兩級法院作過有罪宣告，犯罪時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輕罪罪犯。其中，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認罪悔罪的，可適用犯罪記錄封存；被判處緩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免予刑事處罰且認罪悔罪的，可適用犯罪記錄消滅。為切實做好未成年人輕罪犯罪記錄封存消滅工作，成立了由市綜治辦牽頭，法、檢、公、司等單位組成的未成年人輕罪犯罪記錄封存消滅工作評審委員會，組織實施犯罪記錄封存或消滅的審查和確認，辦公室設在市中級人民法院，具體負責對犯罪記錄封存和消滅的受理、登記、調查、報批和送達等日常工作。這一政策的出臺，泰安轄區內每年將有60多名有輕罪犯罪未成年人的犯罪記錄予以封存或消滅，進一步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六、幫扶救助促服務。做好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關鍵是抓好重點群體的防控幫教工作。針對重點青少年群體，我們積極調動社會各方資源，為青少年就學、就業提供幫助和服務。針對流浪未成年人群體，采取救助保護措施，開展經常性的救助活動，做好流浪兒的教育、管理和安置工作，嚴厲打擊控制、操縱以及教唆流浪未成年人犯罪的不法行為，改進了流浪未成年人的生存環境。針對社會閑散青少年，通過開展“一幫一”結對幫教、扶持就業創業、幫助解疑釋惑、提供免費培訓學習技能等方式，從服務入手，堅持教育和管理相結合，切實解決他們失學、失業、失管的難題。針對留守兒童及進城務工青少年，積極開展“親情關愛”行動，進一步加強對他們的社會救助和管理，強化家庭監管，從保障其權益入手，著力解決教育、生存等實際困難，給予他們基本的生活保障。去年以來，全市共救助流浪未成年人360名，免費舉辦培訓班8期，對620名社會閑散青少年進行了勞動技能培訓，幫助1280名社會閑散青少年實現就業，對1680名家庭困難的青少年給予了救助，并在低保的標準上增加20%的補助，解決了青少年的實際困難，極大地提高了青少年繼續學習和就業率，降低了違法犯罪。

七、綜合整治促環境。近年來，校園周邊的治安問題和環境衛生問題時有發生，校園周邊存在的網吧、亂擺亂賣、亂停亂放、亂搭亂建等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了校容校貌和高校的安全。我們本著“什么問題突出就整治什么問題，哪里問題突出就整治哪里”的原則，針對危害學校治安、妨害學校教學生活秩序、影響師生身心健康的經營場所、流動攤點、違章建筑、交通秩序和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各類非法出版物，充分發揮公安、文化廣電新聞出版、教育、住房和建設、交通運輸等部門職能作用，集中時間、集中力量，開展集中整治，落實長效監管措施，鏟除誘發青少年違法犯罪的不良因素，凈化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社會環境。去年以來，先后出動執法人員300多人次，發放通告、下發通知300余份，治安拘留影響校園穩定的違法犯罪分子2人，對違法違規經營的6家網吧按照有關規定進行了嚴厲處罰，對校園周邊的600余家餐飲單位下達衛生監督意見書100余份，清理各類店外經營、亂擺攤設點180余處，拆除亂搭亂建的鐵屋棚廈32處，貨柜4個，廣告牌匾、燈箱40塊，協助校方消除影響學校安全秩序的隱患10處，解決了影響學校環境的老大難問題，凈化了校園周邊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