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旅游成內地與香港交流重要橋梁

旅游成內地與香港交流重要橋梁

王興斌

2012-6-28 9:48:45 來源：《中國旅游報》2012年06月26日

香港回歸15周年之際，業界人士紛紛回顧15年來內地和香港旅游交流與合作的歷程、列舉內地居民赴港旅游人數大幅增長、赴港游客在香港的巨額消費，這些對香港經濟的穩定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據預測，到2019年，香港入境旅游人數有可能再翻一番，這將對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多個層面的影響。

筆者認為，香港回歸后，內地與香港的旅游交流是雙向的，對兩地旅游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也是雙向的。

內地與香港是祖**親的軀體與手足。但是，百年分離使兩地民眾疏分了許久。改革開放前，兩地同胞的民間交流主要是探親旅行，最初由中國華僑旅行社負責接待。1978年內地接待港澳同胞總計156萬人次，雖超過了過去20年的總和，但接待人數依然很少。而同一時期，內地居民去香港的人數更少。

改革開放后，阻隔內地與香港同胞交往的閘門被打開了，香港同胞紛紛到內地探親訪友、觀光游覽、商務休閑，從1978年至1996年，內地接待港澳同胞共計3600多萬人次，其中約八成是香港同胞。在此期間，內地去香港探親訪友不斷增加，商務文教交流啟動，但是總體上是香港赴內地的旅游為主，內地赴香港主要是商務與文教交流，基本處于單向旅游狀態。

1997年7月1日，分離百年的香港回歸祖國，隨后香港成為內地公民自費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從此內地與香港的旅游邁入雙向、快速發展的新階段。香港赴內地旅游從1997年的3977萬人次增長至2011年的7936萬人次；內地居民赴港旅游人數從1997年的236萬人次增長至2011年的2810萬人次。據筆者測算，香港回歸后的15年間，香港赴內地旅游共計8億多人次(包括一日往返者)，內地赴香港旅游約計1.7億人次。2011年，兩地雙向旅游市場規模超過1億人次，被稱為“全球最大的雙向客源市場”。

眾所周知，由于近代歷史的軌跡，血緣相通、咫尺之隔的內地與香港形成了不同的社會制度，兩地民眾各自習慣了兩種形態的生活，加之種種人為因素的干預，彼此之間不甚了解，甚至存在誤解。在某種意義上，雙方的旅游者與目的地民眾都是各自的形象代表和相互溝通的信使。通過旅游，雙方旅游者耳聞目睹對方的自然風光與社會風貌，游客與目的地民眾直面相交，必然會增進了解、加強互信。

以香港同胞赴內地旅游來說，15年間香港赴內地旅游共計8億多人次，約為香港人口的115倍，平均每年有5000多萬人次、年人均約8次到內地旅行旅游，香港游客的足跡遍布內地城鄉。

據歷年入境香港旅游者的抽樣調查綜合報告，香港游客對內地旅游資源感興趣的為山水風光、文物古跡、民俗風情、文化藝術、飲食烹調和旅游購物，2009年調查的比例依次為山水風光占50.7%、文物古跡占37.9%、民俗風情占36.6%、飲食烹調占34.2%、旅游購物占28.6%、文化藝術占26.5%。

長期生活在彈丸之地的香港民眾徜徉于遼闊的神州大地，飽覽名山大川，浸染中華文化，目睹舊貌新顏，加深了對內地人文傳統和現代社會的了解。再加上眾多港商在內地的商務活動，香港各界在內地的文教科技活動，使之對內地的社會生態有更深刻的感悟。

15年來香港所經歷的多次重大事件表明，內地是香港最堅強、最可靠的后盾，香港同胞對祖國的認同與熱愛在逐步提升，這與眾多港胞赴內地旅游的經歷是密不可分的。

再從內地同胞赴香港旅游來說，1997年以前，內地居民只有有香港親屬、并由親屬付款才能赴港旅行，且有嚴格的配額限制，1996年內地赴港旅游僅約30萬人次。香港回歸后，赴港旅游逐步放寬，尤其在2003年實行個人游后，內地居民自費赴港旅游的人數快速增長。2003年至2011年底，內地共有7852萬人次通過個人游方式到香港旅游，占內地赴港游客的五成以上。15年中內地赴香港旅游約計1.7億人次，占內地人口的12.5%。每天近萬名內地游客穿行于香港的大街小巷，他們不僅帶回了大包小袋的中意商品，還品嘗了香港的美味佳肴，更是帶回了對“動感之都”的深刻回憶。

如果說，香港民眾赴內地旅游的最大吸引力是神山奇水、華夏文明，那么內地民眾赴香港旅游的最大吸引力是她的中西交融、古今傳承、多元一體的獨特的社會人文生態。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香港多樣文化共通、多種藝術競放。內地民眾在香港個人游的過程中，對香港的社會人文生態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國兩制”是中國人民杰出智慧的時代創造。15年的歷史表明，“一國兩制”對兩地的共同發展和民族復興具有偉大的生命力。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將對香港的長久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內地與香港同胞之間在旅途中面對面地接觸、交流，增進了相互了解。旅游成為實踐“一國兩制”的社會大課堂，成為兩地人文交流的重要橋梁。

內地與香港之間雙向旅游的特殊性在于此，其重大的社會人文意義也在于此。兩地的旅游業界不僅肩負促進旅游與經濟共同發展的重任，更有溝通與增進“一國兩制”下人文交流、社會和諧的重任。

第二篇：2014年1月內地與香港經貿交流情況

2014年1月內地與香港經貿交流情況

一、兩地貿易

2014年1月，內地與香港貿易額為272.7億美元，同比下降18.4%，占內地對外貿易總額的7.1%。其中，內地對香港出口為262.9億美元，同比下降18.3%；自香港進口為9.8億美元，同比下降21%。香港是內地第五大貿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場。

二、吸收港資

2014年1月，內地共批準港商投資項目860個，同比下降7.6%，實際使用港資金74.9億美元，同比上升41.8%。

截至2014年1月底，內地累計批準港資項目361758個，實際使用港資6731.6億美元。按實際使用外資統計，港資占內地累計吸收境外投資總額的47.8%。

三、對外經濟合作

2014年1月，內地在香港承包工程合同數共計12份，金額1.9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9億美元，月底在港勞務人數49601人。截至2014年1月底，內地在港累計完成營業額434.9億美元。

第三篇：香港文化與內地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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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文化產業、電影、文學、城市文化 摘要本文將通過論述香港文化產業的發展演變以及同內地的比較，闡述香港文化和

內地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主要論點涉及電影事業、文學藝術以及民俗文化。筆者將從這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 文化產業

? 內地文化產業

在電影文化方面，由于某些歷史因素，內地電影的起源和發展還是沒能趕上香港電影的進程，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中國內地電影起步于二十世紀初，《定軍山》應為中國人自主攝制的第一部電影。早期的內地電影多與外國電影公司或導演合作，多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敘事型影片，尚處于稚嫩的萌芽時期。

抗戰勝利后，內地電影事業迎來了一個發展小高潮，《松花江上》、《小城之春》等耳熟能詳的電影都誕生于這個時期，當時電影大部分渲染謀殺、間諜、偵探、心理變態或描寫所謂家庭愛情糾葛等，雖不是積極向上為主，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逐漸打開了思路，為之后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后，《林則徐》、《林家鋪子》、《五朵金花》等一批思想上高度統一的影片接連面世，與那個時代的主流宣傳思想相符，但在體裁上沒有太大的進步。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的黑洞，期間嚴重限制了內地電影事業的發展，致使內地電影界萬馬齊喑，停滯不前。政治環境逐漸好轉后，電影界也開始復蘇，除了紅色電影之外，一批青年導演也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嘗試，也頗有收獲。

時至今日，中國的電影到達了一定的高度，但從特定角度來看也陷入了一個窘境，主流導演張藝謀、馮小剛等人對電影的詮釋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出現“叫好不叫座”和“叫座不叫好”的兩種極端。究其原因，個人認為是導演們過于注重情節的表現，而忽視了電影的靈魂——正確價值觀的導向作用，沒有核心思想的電影只能是空殼，視覺效果永遠比不上思想沖擊恒久。想要走出這種尷尬境地，可以參考歐美等國以及香港電影的成功經驗，走出禁錮思想的怪圈。

? 香港文化產業

東方有個好萊塢，她的名字叫香港。由于長期的殖民原因，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導致香港的文化產業也存在很多的特殊性，不僅僅收到外來文化、中西文化的影響，還和內地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

娛樂一直是香港最大的文化產業，電影，流行曲、時裝、廣告、粵劇等等均是商品。近百年來，這個城市的文化標簽，注定與娛樂如影隨行。凡有華人處，必有港片迷，香港電影的興衰是香港文化產業回歸十年的最好注腳。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這塊僅僅幾百萬人的彈丸之地，卻坐擁全球數一數二的娛樂王國。在亞洲，商業電影一度只有唯一的標簽：香港制造；粵語歌曲在東南亞華人地區處處一呼百應，紅館朝朝爆滿；無線劇集成為華人觀眾最大的娛樂……“不管你是否是影迷，你都會為港片的基本吸引力打動。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香港文化普及的重要轉折點，在各種文化的沖擊下香港電影朝著多元化和特色化的方向飛速前進，并隨著電視的普及化擴大了傳播范圍和影響力。當時最具代

表性的電影明星莫過于李小龍，《精武門》以及《猛龍過江》將李小龍乃至香港電影帶進了國際影壇，一度創造了武打片的神話。但終究這個成功的偶然性太大，隨著李小龍的猝死，香港的武打片跌入了一個低谷之中，可喜的是成龍和洪金寶用另一種方式的詮釋，將喜劇元素加入武打片中，為其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也是在不斷的摸索中前進，武打片、喜劇片、恐怖片、警匪片都有所涉及，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期間錄制的《警察故事》和《奇跡》則被稱為成龍的巔峰之作，成為了一個承上啟下的里程碑。

香港回歸以后，同內地的關系越來越緊密，而港片對國人的影響也越來越大，近年來香港的年票房大致相當于內地總票房的三分之一，內地市場日益重。

香港本土文化近年來逐漸泛起復興氣象。活躍二十多年的黃耀明為首的人山人海組合以及進念.二十面體等文化社團代表文化精英的不同的存在方式，他們從小眾品味也發展到兼顧市場，至今仍舊引導流行文化；港澳臺于大陸出版聯系日益緊密，出現“華文出版市場一體化”，麥麩、麥兜、老夫子等形象在內地已經家喻戶曉；粵語音樂的復興暗流日益滋生，在幾大獎臺各領風騷；TVB劇集在內地網吧仍舊是最受歡迎的影視節目。

“香港是個天生聰明的城市,但是它沒有被教養成一個”有智慧”的孩子”，還是林奕華道出天機。不可否認，人才青黃不接正是香港文化產業內部目前最大的壓力，此外爭取資本回流，提升產業內在自身實力，發力外埠市場也是香港文化業將來的努力方向。以電影為例，合拍片年代的港片是否能保持香港特色成為近年最大的爭議，內地人或惑，港人或憂。對于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想想來自越南的徐克，來自泰國的陳可辛，來自南非劉國昌，以及來自澳大利亞的杜可風，或許答案不言自明。

總括來說，20世紀90年代的香港電影雖然較諸于80年代有所失色，但似乎在創作意念及電影制作方面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周星馳、劉德華、梁朝偉、張國榮則是這個時代最好的代名詞，而張曼玉、周潤發、李連杰、成龍更是成為了世界知名的影星，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香港電影非常成功。

但無論如何改變，香港電影很多時候的大團圓的結局，其實也是香港人的那種樂觀自信的精神的一種體現，即使面對再大的困難，都心存希望，明天會更好。這就是香港人的精神，也是香港電影中所貫穿的，希望，即使遭遇再多的失望，希望還是隱隱若若的浮現著。只要香港人的價值觀一天不變質，香港電影就不會變得空洞蒼白。

? 文學藝術

在中國大陸，年輕人都器宇軒昂，充滿大志，讓你聯想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這些話。大陸人有信心有熱情，對于文學藝術是一種激情，不管在任何時候，都能把它當成一種樂趣，很多人隨便什么事情都能寫首詩，而且喜歡和大家一起分享，這種信心，是香港沒有的。

香港文人沒有圈子。至于香港，相比較起來，它給人的感覺比較冷。香港的作家多數很低調，甚至可以說是自卑。他們不會把自己稱為作家，而是說文字工作者，藝術家就自稱為藝術工作者。把自己放到這樣的位置以后，他們會感到安然、舒適。大陸的評論家在評論作品的時候經常會用到這樣的字眼，比如某某某的作品達到了怎樣的精神高度。

在大陸，作家和藝術家會有自己的圈子，大家在一起交流，但是香港沒有。這些人是混跡在三教九流之中的。香港有一些沒落的老工業區，比如大角咀，那里有一些茶餐廳，環境很臟、很吵，很市井的樣子，里面有人圍在電視機前看賭馬的節目，有人低頭吃一份蓋澆飯，有人大聲喧嘩。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會有一些人在寫稿或者讀書，絲毫不受打擾。香港有很多書店，但是這些書店都開在很高的樓層，因為地面租金很貴。于是，你會看到一個很奇怪的場景，那就是在一些理發店、小吃店或者KTV之中，有一些跟周圍環境看似格格不入的書店。正是因為這樣的文化環境，香港作家很少能寫長篇，像駱以軍這樣寫

40萬字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熟悉的作家，像金庸、倪匡、古龍、張小嫻，他們的作品有很多長篇，但是這些長篇是怎么來的呢？它們大多是在報紙的專欄上連載，然后集結成書。王安憶、余華這些作家，他們有豐富的經驗。大陸很多作家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來到農村下鄉插隊，那時正是他們最敏感、最感性的時候，生活要他們去做一個人類學的觀察家。而香港文人沒有這樣的經歷。

所謂文學就是用獨特的語言去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事。你如果在一個公交車上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姑娘，你如果跑去跟她講嫁給我吧，她馬上就會倒掉。但是如果你跟她講你是我尚未失去童貞的新娘，她聽不懂什么，但是卻成功了。在香港，文人們喜歡用自己獨特的視角，去展現社會百態，讓生活富有色彩。

? 城市文化

初到香港，感覺這個城市很沉穩，沒有浮躁之氣。

彌敦道，重慶大廈，加利佛尼亞咖啡館，梳士巴利道，中環銀行區，維多利亞灣，淺水灣……內地人對于香港地標的熟悉層度令香港人吃驚，而這些大多啟蒙于八十年代的港片狂潮；而八十年代以來的不同方向的移民潮，則無意間改寫了香港文化的諸多歷史。

白天的香港，顯得氣宇軒昂，就象一位彬彬有禮的紳士，他的一舉一動都是那樣優雅；而夜晚的香港，則顯得風情萬種，像一位渾身散發著珠光寶氣的貴婦，讓初來乍到的異地客免不了一陣眼暈。

香港的街景很有意思，無論是招牌，還是店鋪，排檔。雖然看上去不夠亮麗，也不夠大氣（以俗人標準），但卻很和諧。如果在內地用這樣的招牌，在繁華地段開這樣的小店，會讓人笑話的。內地的臨街的廣告、招牌，其實這也是一種文化，只是這種文化大都已形成爆發戶模式：巨大、艷麗、奢侈，粗俗不堪。其實，它已對人們的視覺形成了污染。

如果再與內地城市相比。香港雖有點遺老的氣息但依然生機勃勃，內地許多城市就象穿著名牌卻滿嘴吧粗言穢語的暴發戶。

無可否認，一個城市有一個城市的文化底蘊與文化積淀，一個城市有一個城市的獨特之處，一個城市有一個城市的魅力。而香港，能躋身世界三大名城之列，則在于它的包容：對不同文化、文明的包容。

? 結論

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盡管香港和內地文化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差異，但是依然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香港和內地本一家，一脈相承，相得益彰，在東方文化中發出璀璨的光芒。

第四篇：香港與內地反貪污賄賂若干問題比較

貪污賄賂犯罪是古往今來一直存在的犯罪，是國家廉政建設的大敵。它不僅嚴重腐蝕了國家肌體和人們的靈魂，敗壞了社會風氣，而且嚴重擾亂了社會 經濟 秩序和正常的經濟環境，阻礙著國家 政治 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因而貪污賄賂犯罪被人們認為是社會的嚴重公害之一。內地與香港都積極同貪污行為作斗爭。在內地，黨和國家的紀律檢查部門和行政監察部門擔負著查處貪污行為的任務。但就懲治貪污犯罪而言，則由檢察機關內部設立專門的反貪污賄賂機構― 反貪污賄賂局來承擔。在香港，專門進行各種反貪污工作的獨立機構― 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簡稱廉政公署）專司其職。內地與香港在反貪污機構成立的 歷史 背景、反貪污機構的職能、反貪污賄賂專門人員的培訓、反貪污賄賂的國際合作等問題上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異之處。本文擬就上述問題進行比較，以求取長補短，更加有效地懲貪肅賄。

一、香港與內地反貪污賄賂的背景

（一）香港廉政公署的由來 本世紀60 年代末70 年代初，香港經濟開始高速 發展，隨之而來的是貪污、賄賂大量發生，并且成為一種公開的交易手段。當時，香港負責反貪污工作的是英國皇家香港警察的反貪污部。但是由于警務部門正是貪污受賄問題最為嚴重的部門之一，所以反貪污部的工作未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效，令廣大香港市民深為不滿，也備受社會輿論的抨擊。恰在此時，警方辦理了一個名叫葛柏的總警司涉嫌貪污的案件，并宣布逮捕葛柏，但隨后又將其保釋。不料在保釋期間，葛柏竟憑借自己的關系和經驗，避開重重關卡，安然逃離香港，回到英國。此事在香港引起強烈反響，招來市民的各種抗議活動，要求拘捕葛柏歸案。為此，港督麥里浩爵士委派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研究案件事實真相，并檢討現行反貪污法則之效用，做出修訂之建議。該委員會經過調查以后，在其調查報告之中建議成立一個反貪污的專門機構，負責處理已成為嚴重社會公害的貪污問題。總督采納了這項建議，決定設立一個獨立機構來處理貪污問題。1974 年2 月15日，《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正式制定，廉政公署于同日宣布成立。

（二）內地反貪污賄賂局的演變 最早在人民檢察院中擔當反貪任務的是各級檢察機關中的經濟檢察廳（處、科），專門負責調查國家工作人員的貪污、受賄挪用公款以及偷稅抗稅瑕冒商標等犯罪案件。隨著形勢的發展，經濟檢察部門在功能、規格、人力、設備等方面都已經不能適應反貪斗爭發展的需要。為此，檢察機關審時度勢，根據國情，決定把經濟檢察部門的偵查、預防功能和控告申訴部門中的受理舉報功能結合起來，成立了集舉報、偵查、預防功能于一身的、權威的反貪機構，即反貪污賄賂局簡稱反貪局。1989 年7 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經濟檢察廳率先改名為貪污賄賂檢察廳。1989 年8 月18 日，全國第一個反貪局在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宣布成立。隨后，全國各級人民檢察院先后成立了這一專門機構。1995 年11 月10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將貪污賄賂檢察廳更名為指導全國范圍內反貪工作的反貪污賄賂總局，使內地整治貪污賄賂犯罪工作步入了更加專門化、正規化的軌道，強化了職能，對全國的反貪污賄賂斗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兩者的異同 由以上的介紹我們不難發現，雖然政治制度經濟模式人文環境不同，但香港和內地的反貪機構都是在曲折進程中發展壯大起來的，都是基于經濟快速增長引發的貪污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已深刻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安定和秩序，導致人民的強烈不滿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抨擊，而在原有反貪職能部門基礎上加以改造形成的。可以說，經濟壓力、社會壓力、民眾壓力是內地和香港反貪機構成立的共同原因。但是，政治制度差異下帶來的司法體制和法學理念的區別，使得香港和內地反貪機構的成立又存在著顯著的差別，即獨立性不同。香港的廉政公署是與其他司法機關并列的直接對香港最高行政長官負責的完全獨立的和唯一的反貪機構，內地反貪局則是隸屬于檢察系統、與 中國 共產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務院內的監察部并列的三大反貪職能部門之一。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歷史背景不同。

二、香港與內地反貪機構的職責與權力

（一）香港廉政公署的職責與權力 廉政公署作為香港政府反貪污的專門機構，“肅貪倡廉”是其活動宗旨。根據原《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規定，廉政公署具有以下職責：(l）接受及考慮指控貪污行為之舉報，并在其認為可行之范圍內，予以調查；(2）調查任何被指控或涉嫌觸犯《廉署條例》、《 防止賄賂條例》、《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的罪行；(3）如廉政專員認為某政府雇員的行為與貪污有關者導致貪污，即進行調查，并將結果向總督報告；(4）審查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工作慣例程序，以便揭發貪污行為和設法將認為可能導致貪污行為的工作方法或程序進行修改；(5）接受任何人士要求，就消除貪污方法給予指導建議和協助；(6）向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的首長建議，在配合這些部門或機構有效地執行其職責的情況下，向他們提出更改不良的工作慣例或程序的建議，以盡量減少貪污的可能；(7）教育 市民認識貪污行為的嚴重危害；(8）宣傳和鼓勵市民參加和支持反貪污的工作。廉政公署的職責非常專一，任務也很明確，一切工作都圍繞反貪污這個中心進行。有時廉政公署也對其他一些刑事犯罪經濟犯罪進行調查工作，但這主要是因為這些案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政府工作人員的貪污貽賂問題。在香港，人們普遍認為貪污是一種具有嚴重社會危害的違法犯罪行為，與其他刑事犯罪相比較，貪污案件具有相當的特殊性、復雜性。因此，要真正有效地開展反貪污工作，不僅需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專門的機構，而且應當賦予這個機構廣泛的權力，以保證其能夠真正有效地與貪污行為作斗爭。于是，香港政府制定了《廉署條例》、《防止賄賂條例》、《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授予廉政公署如下權力：(l）凡政府公務員擁有的財富及生活消費水平與官職收入不相稱，又不能合理解釋來源的，廉署即可認定該公務員犯法，并通過律政司將其交付法庭審判；(2）在廉政專員的書面授權下，廉署的任何人員可以對任何政府部門或社會私營機構及人員進行各項查詢或調查，有權查閱由政府雇員保存的與政府任何部門工作有關的一切記錄手冊及文件；(3）廉署工作人員在執行任務時，如果有理由懷疑某人觸犯法例涉嫌貪污受賄，或身為政府雇員因濫用職權而犯勒索罪者，可無需拘捕令而將其拘捕，必要時可使用武力；(4）搜查、檢查及扣押任何認為作為物證的物品；(5）有權檢查任何涉嫌貪污者的銀行賬戶和保險箱，并限制其對財產的處理；(6）在裁判司的書面授權下扣留任何嫌疑犯的護照及私人文件；(7）有權進入任何政府樓宇及要求其出示任何與職責有關的內部通令才旨示、工作手冊或訓令等文件；(8）廉署可以要求任何人士提供工作中所需要的任何資料，包括要求涉嫌人提供宣誓書和書面證詞，列舉其私人財產數額種類、開支、負債數字及調離香港的任何款項和財物；(9）如果有理由懷疑某人有貪污行為時，廉署人員有權對該涉嫌者進行搜查等等。另根據1994 年香港政府委派的廉政公署權責檢討委員會的建議，自1997 年6 月開始，獲取資料搜查和檢取證物、扣留旅行證件以及限制交賣財產等權轉交法院。[1] 廉署權力如此之大、之重，自然 要受到廣泛監督。為確保廉署的工作能符合社會的要求，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均由不同的咨詢委員會監督。委員會的成員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包括一些議員和社會知名人士，由總督委任，主要有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貪污問題咨詢委員會、審查貪污舉報咨詢委員會、防止貪污咨詢委員會社區關系市民咨詢委員會等。這些咨詢委員會參與廉政公署對一切重大問題所做的決策，監督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同時也支持、幫助廉署解決在反貪污工作中遇到的難題。

（二）內地反貪污賄賂局的職責與權力 內地反貪污局的建立，是檢察機關體制的自我完善。此處著重論述最高人民檢察院內的反貪總局的職責，以為例證。反貪總局的主要職責是：(l）指導全國檢察機關對貪污貽賂挪用公款、巨額財產來源不明、隱瞞境外存款不報、私分國有財產、私分罰沒財產等案件的偵查、預審和預防犯罪工作；(2）查辦或參辦、督辦全國有影響的重大特大經濟犯罪案件，組織協調指揮跨省、市、自治區的重大特大貪污賄賂等犯罪案件的偵查；(3）負責查辦中央國家機關廳局級以上和地方副省級以上干部的貪污賄賂等犯罪案件；(4）會同有關部門承辦涉外貪污賄賂等大案要案的個案協查及緝捕工作；(5）研究、分析全國貪污賄賂等犯罪的情況、趨勢和對策；(6）承辦下級人民檢察院請示的貪污賄賂等犯罪疑難案件和有關工作問題；(7）研究制定貪污賄賂檢察業務工作細則、規定；(8）研究犯罪預防的對策和綜合治理工作方針、方案；（9）負責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交辦的其他事項。

（三）兩者的異同 作為反貪專門機構和專業隊伍，反貪局與廉署的職責和權力具有相似點：(l）都是依法辦案，行使職權。內地反貪局的職權 法律 依據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廉署所獲得的權力則來源于《廉署條例》、《 防止賄賂條例》、《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二者須在這些法律法規的范圍內開展反貪工作；(2）倘若違反規定，濫用職權或僭越權限范圍，則都視為違法行為而予以嚴懲。由于反貪局和廉署代表社會正義，是公正廉潔的形象代表，為大眾所敬仰，因此對他們的要求也就更嚴，不允許出現差錯，更不容忍執法犯法，故廉政公署和反貪局在運用職權時都必須嚴格按規定辦事，對違法亂紀者決不姑息。廉署是由多個委員會予以監督，反貪局則受檢察機關內部監察部門和其他監督部門的制約；(3）廉署和反貪局作為反貪專業機關，都享有完全和獨立的偵查權。要對付狡猾的貪污犯罪分子，沒有專門手段和專業技術是不行的，所以無論是廉署還是反貪局，當地法律都賦予他們偵查權，包括搜查撿查訊問等內容，以便更好地肅貪倡廉；(4）廉署和反貪局在打擊貪污犯罪同時都還擔負有一項重要職能，即預防貪污犯罪，通過教育宜傳以震懾貪污犯罪傾向者，防止貪污，力爭達到消除貪污犯罪的終極目的。

當然，廉署與反貪局的職責與權力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可歸納為以下幾點：(l）偵查權中的內容不同。廉署在采用公開手段偵查同時非常注重秘密偵查，法律也明確規定它可以在認為需要時使用各種偵查手段，以推動案件偵破；內地反貪局盡管也享有秘密偵查權，但因歷史原因，沒有自己的秘密偵查手段和力量，還需依賴警方，并經審批方可使用。有諸多不便。如香港廉署擁有長期為其提供情況的“線人”，反貪局則絕不允許存在這種長期耳目；(2）香港只是一個地區，廉署是唯一的反貪部門，且與其他司法機關地位平等，因而職權范圍較廣，而內地反貪局只是三大反貪力量（紀檢委、監察部、反貪局）之一，且是在檢察機關屬下，不僅要受外界其它部門牽制，而且檢察院內其他部門的制約，譬如舉報工作現已不屬反貪局管轄，而由控申部門里的舉報中心承擔，一切貪污案件線索都要匯總于舉報中心后再由其決定是否移交反貪局辦理；(3）在預防犯罪職能方面，雖然雙方都享有這一職權，但廉署較之反貪局更為明確廣泛，執行時也更有效力，而反貪局則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只是依靠內部文件開展此項工作，且因此而受到重重阻力，難以真正達到預防貪污犯罪目的。

三、香港與內地反貪機構對貪污賄賂犯罪的預防

（一）香港的貪污賄賂犯罪預防 在《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中，明確規定了廉政公署防止貪污工作的法定范圍，其中包括：(l）審查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辦事慣例和工作程序，以揭露貪污行為，并設法修正可能引致貪污行為的工作方法或程序；(2）應任何人士的要求，就如何消除貪污的問題給予協助和指導；(3）向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的首長建議，在不妨礙該機構執行職責的情況下，更改不良工作慣例和工作程序，力求減少可能引致貪污的機會。根據以上的法定范圍，廉署防止貪污工作有三類服務對象：(l）政府部門；(2）公共機構，包括公用事業公司、公共運輸公司以及行政立法兩局、區域議局等各類議會；(3）私人機構。法律規定廉署專員對于前二者，須設法糾正其可能導致貪污行為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但對私人機構，則只能應任何人士的要求，給予協助與指導，即廉署開展的防止貪污工作對私人機構與對政府部門、公共機構是有區別的。廉署中具體承擔防止貪污工作的是其下轄三大處之一的防止貪污處。該處又將負責審查工作的職員劃分為七組，其中有六組是以政府機關為服務對象，余下的一組則處理私人機構方面的事務。為了履行職責，防止貪污處經常與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進行商討，并對其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工作慣例進行審查。在審查以后，就可能給貪污行為提供機會的各種漏洞提出彌補之建議，并對該建議的執行情況、效用進行監督。有關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可以對廉政公署的建議提出不同意見，這時則要由雙方進行協商對論，但不能拒不接受，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廉政公署可以通過總督迫使該政府部門機構接受其建議。為了增強與政府部門的聯系與合作，廉政公署還在有關政府部門內設立防止貪污組，負責進行防止貪污的工作。防止貪污處還可以應有關機構的邀請，參與各類工作小組，以便在新的工作程序或制度、工作程序手冊及法例草案等方面提供意見。該處曾協助多個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草擬職員通令，指示遇有行賄情形時的適當處理方法。防止貪污處也經常為政府及公共機構管理階層人員提供有關防止貪污措施的訓練，內容包括如何實施有效的管理、職責與權力如何作適當的分配、如何設立有關的管理制度等。專門負責向私人公司及專業機構提供防止貪污意見的部門是防止貪污處中的一個咨詢委員會，成員有16 人，其中12 人是私人機構的高級雇員，他們都是有關行業中經驗豐富的人員，能充分幫助私人公司等在草擬工作守則、紀律守則及其他商業方針時堵塞可致貪污的漏洞。[2]這些人員除了就每份審查報告提供意見以外，還要提出寶貴的建議。審查報告需經咨詢委員會審批簽發，然后才正式送交委托機構。當然，建議能否被私人機構接受，由其自行決定。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廉署下屬的社區關系處也承擔著預防貪污的職責。社區關系處的職責按法律規定，是加深市民對貪污行為社會危害性的認識，并策動社會人士支持肅貪倡廉的工作。社區關系處通過各種傳播媒介及教育機構，宣傳肅貪倡廉的信息，鼓勵市民與貪污行為作斗爭。

第五篇：形勢與政策,內地與香港關系

江蘇理工學院

形勢與政策（論文）

題目：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淺談內地與香港關系）

姓名：張麗敏

班級：14商英3

學號：2014134312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淺談內地與香港關系 【引言】占中”事件是一場違背“一國兩制”原則、挑戰中央權力、漠視基本法的嚴重社會政治事件，一場公然違反香港現行法律的非法活動，不僅給香港造成了數以千億計的經濟損失，影響了眾多市民的生計，也對香港的法治根基、民主發展、社會和諧、國際形象以及香港與內地的關系造成了多方面的損害。未來的香港向何處去？香港人有必要深刻反思。

最近，香港“反水貨客”的偏激行為甚囂塵上。偶然之間在微博上看到了一個關于香港“反水貨客”青年對一對母女蠻橫的行為的視頻，其 2

中的母親已生氣地將行李箱打開，并與幾個反派的青年對峙。在一旁的小孩子已是驚駭的大哭起來，而在一旁無理取鬧的青年仍沒有覺得自己的行為過分，依舊不依不饒。看完此短片后，我很是難過。其實說實話，一些水貨客的行為確實影響到一些香港民眾的生活，對此我也感到十分抱歉。但是，我希望這些青年針對的是真正的水貨客，而不是無辜的大陸游客。特別是對于一些小孩子，這會影響到他們身心的健康成長。本來我們就是一個祖先，為什么又要抱著如此大的敵意生活呢？這讓我不禁想到2014年發生的“占中”事件。

“占中”的真實訴求到底是什么？表面看來，一群充滿政治狂熱的學生們是要通過自己的街頭政治為香港爭取更大的民主空間，但背后的煽動和操縱者們要的顯然不僅限于此，從矛頭指向中央政府根據《基本法》原則規定特首人選必須在“愛國愛港”人士中產生之日起，人們就不難發現他們的真實動機是要為香港的未來預設一個巨大而危險的不確定性，是在試圖以“顏色革命”的方式達到分裂香港社會、分裂國家的圖謀。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危險的鼓吹，是拿香港社會和國家利益為個人的政治野心做鋪墊，英美等西方也不敢公開支持這樣的主張。因為任何人都不能否認，“一國兩制”不能只講“兩制”，不講“一國”，更不能只講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不講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甚至排斥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

其實，或許連學生自己內心深處也知道，對于“占領中環”這場非理性政治抗爭行動，他們進行的是一場注定失敗的“顏色革命”，因此他們在昔日繁華的中環“架床鋪褥，涮起火鍋，打起乒乓球，打起麻將”

來打發“占領”的時光，以偏執的無理爭辯來與他人挑起事端，以綁架民眾的正常生活來觸犯眾怒。當他們訕訕地無趣的回家吃飯，留下的一地雞毛對香港的今天、明天將意味著什么？ 【產生的大致原因】

（1）飽受困擾的政治生活。《基本法》對香港的政改早已有著明確的規范，2017年將要推行的特首普選為每一個香港人展示了公平參政的巨大空間。曾經親歷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撒切爾夫人前秘書、現英國上院議員查爾斯－鮑威爾也表示，“香港擁有廣泛的自治權，自治程度遠超當年英方就香港問題與中國開展談判時的預期”。但在“占中”者們隨時可能發起的無休止、無限度的街頭政治和非法占據中，政治共識將始終難以達成，過度的政治訴求將從此使香港的政局穩定飽受困擾，香港人引以為豪的民主、法治成為一句空談。一個缺乏健康政治生態的香港會否成為新的政治常態？人們對此充滿擔憂。

（2）人為斷裂的社會生態。香港歷來以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形象示人，然而此次少數人對正常社會秩序的沖擊正在導致社會分裂的顯現，“占中”者們把多元包容的香港社會推向了支持者、同情者、觀望者、反對者的對立格局，盡管他們為自己的不負責任行為披上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外衣，但長時間店堂空空蕩蕩的商場、飯店業者，飽受街道阻塞之苦的出租司機，無法攬到大把大陸游客的導游無一不在抱怨這樣罔顧他人、極不負責的行為。香港人早已厭倦無休止的民主爭拗，業者需要維持生計的正常營生，父母需要學生有著正常的學業，香港社會需要更加安定有序的發展前景。也許，是他們該站出來為自

己的平靜生活做點什么的時候了。

（3）撲朔迷茫的經濟愿景。一場“占中”毀掉了“黃金周”數以千億的市場預期。餐飲、零售和旅游業者成為最大的直接受害者，“占中”尚未結束，業界已保守地估計直接損失高達3500億港元。然而，更加不利的長期效應才初露端倪：香港的自由港形象受到無法挽回的負面影響，擔憂物流受阻的客商不得不重新權衡；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社會和政局的安寧是所有投資者的首要考慮，而“占中”期間已經導致的大批的投資者撤離這一是非之地；風光已久的旅游業在短期內難以吸引游客回歸更是不爭的事實。曾經繁榮穩定著稱的香港從此埋下經濟動蕩的長期隱患。

（4）誤入歧途的英式教育。曾經的香港教育以培養高、精、尖人才自居，英式教育下的學生們常常以紳士形象示人。然而當這些素日溫文爾雅的大學生沖上街頭充當政客們炮灰時，學校當局顯現的不作為不禁讓人對教育本身感到疑惑。“占中”期間，俊和發展集團致信香港大學等高校，表示暫停對港大等幾所高校的獎學金支持，因為高校本應引導學生以合法方式表達理念，但港大等高校不阻止學生“占中”，令學生日后面對刑責。這一舉措尚屬個例，但無疑是對香港高等教育的理性反省。試想，且不論教育是否應為香港長期享有“文化沙漠”這一難堪的稱號承擔應有之責，起碼近年來那些以赴港就學為榮的內地學子們，還會對繼續一個縱容學生非理性行動的教育體系趨之若鶩嗎？

（5）美國試圖通過香港引爆中國。跟全球眾多城市一樣，美國首都

也有唐人街。美國在華人土地上——尤其是香港——的存在，或許并不那么顯眼，但對于中國的政治體制而言，卻不可小覷，甚至可能引爆動蕩。這體現為肩負捍衛民主、人權、自由等“崇高使命”的所謂非政府組織，華盛頓利用它們，在此地織就了自己的網絡，事實上，上述團體身后皆有白宮的翻云覆雨之手。【對此事件的評論】

第一，香港“占中”活動的前提是直接抗衡中央，沖擊政權，帶有濃厚的“顏色革命”特征，因而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與高度警惕，也讓中共全黨認識一致，必須堅持原則不讓步，必須遏制西方勢力的圖謀。這是完全可以清楚看到的。

習近平強調：“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中央政府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堅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對于三個堅定不移，如何解讀？其中不僅是向香港與國際社會宣示了立場，還向全黨喊話，統一了原則。這就讓香港“占中”活動在中共體制內無縫可鉆。

第二，香港“占中”活動的效果是直接破壞“一國兩制”政策，這就動搖了香港特區的法制根本，動搖了香港的社會制度的依存根本，動搖了香港人民的安身立命的民生根本。這樣的政治騷動，不僅影響不了內地，在香港也會淪落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慘況。現在已經看出來了。

如果香港不實行“一國兩制”，就必然是實行“一國一制”。中央不會改變“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香港的反派這樣鬧下去，就是在逼迫香港

實行與內地一樣的社會制度，這一點，大家都想過沒有？香港沒有獨立的一毫子的本錢，但是要實行內地制度，也就是朝夕之間的事情。這是現實啊！

第三，香港“占中”活動的過程是以挑撥香港與內地民眾的情感為主打的，其不僅僅是反共，更是反中、反內地人民的具有所謂民粹情緒的政治斗爭，這已經引起了內地民眾的極大反感，同情者寥寥，內地反對者占最大的主流。一個好端端的香港，被政治野心家鬧得臭不可聞，這對內地民眾來說，是最大的教育。這也是清楚可見的。【反省】

雖然占中引起民怨沖天，但特區政府仍然保持克制，盡量試圖以和平方式解決街頭運動。隨著街頭能量的逐漸削減，兩個多月之久的占領運動最終在十二月初以失敗落幕。雖然反對派的政治訴求落空，但占中給香港社會留下了一長串需要香港人反思的課題。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在面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之后回到香港，她說這也是王光亞需要問香港人的嚴肅問題。“希望我們能夠就這次占中進行一個反思：香港是一個高度法治的社會，為什么卻會發生將近八十天的違法占領事件呢？他希望我們能夠思考一國和兩制的關系，思考民主和法治的關系，也思考香港和內地的關系。”

縱觀回歸以后香港走過的路，“自治”有些被放大，而“一國”鮮有人提起。這就造成了反對派勢力在回歸后一路高歌猛進、步步緊逼，在一些議題上攻城略地、斬獲頗豐。占中的失敗，是他們第一次領教到“一國”的力量，第一次一無所得。而就像特首梁振英所表達的，占中同

時也提醒了整個香港社會，“高度自治”的底線在哪兒。“我相信經過兩個多月的占領行動，大家都會認識到，要在2017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一定要根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規定。任何違法行為、甚至帶有脅迫性的行為，都不能迫使人大常委會作出一些不符合基本法的決定。相信過去兩個月來，大家都認識到了這一點。”

自由與自治，是香港回歸以來所享有的、在英國人統治時期從來沒有享有過的權利。而對自由與自治權利最好的捍衛，就是正確理解什么是成熟的自由，什么是應有的自治。后占中時代，香港有社會裂痕需要彌補，有經濟損失需要補償，但對于自由和自治的正確理解，恐怕還是香港人最需要補上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