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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容沃 中國古典智慧才是人類的未來

時間:2019-05-14 04:21:08下載本文作者:會員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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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金容沃 中國古典智慧才是人類的未來

金容沃:中國古典智慧才是人類的未來

嘉賓簡介:金容沃,韓國國師,明星學者,中國模式論支持者。出生于1948年,早年畢業于高麗大學哲學系,后來相繼獲得臺灣大學哲學碩士、東京大學哈佛大學哲學博士、韓國圓光大學漢醫學士。1999年底,他在電視臺開講“老子與二十一世紀”的哲學節目,不僅收視率空前,連金大中總統都是他的忠實觀眾。他迄今出版了六十多本著作,大部分都登上了暢銷書排行榜。他的著作是20世紀80~90年代大學生的必讀書。從1999年至今,他先后通過韓國主流的電視媒體,將中國古籍《論語》、《道德經》、《金剛經》等以現代的脈絡再次詮釋,制作出了極受歡迎的節目,風靡全韓國。

訪談人:袁訓會

研讀中國古典是為了回到哲學的源流

袁訓會:金老師,首先歡迎您來到中國,同時也祝賀您的著作在中國出版。據我對您有限的了解來講,您應該是一個學識淵博的學者,也就是說懂的方面比較多,所以,我今天的問題會比較廣泛,不會局限于您的這本書。

金容沃:我基本可以算作是一個古典學者。從我的讀書歷程來講,我受過很嚴密的文獻學訓練,讀了很多方面的古典,不單中國古典、1 / 23

韓國古典、日本古典和印度古典等東方哲學,而且還有希臘古典和拉丁古典等西方哲學,用你們中國的話來講,我讀過很多文史哲方面的東西。但作為學者來講,最重要的精神還是批判精神,我個人在韓國的現實中也做了不少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會比較坦率地回答你所提出的各種問題。

袁訓會:好,那我們正式開始。

據我了解,在韓國,您所從事的工作和研究主要是介紹和推廣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那么,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什么樣的機緣促使您開始研究中國文化?

金容沃:毫不謙虛地說,在韓國推廣中國古典方面,我是最有貢獻的。但至于什么樣的動力促使我研究中國古典,我想還得從我的成長和學習經歷說起。我出生在一個士大夫家庭,很小就讀過《千字文》等中國古典作品,某種程度上來講正式家庭的這種儒家背景,奠定了我研究中國古典的基礎。但是到中學以后,我們的教義成了完全西化的教義,加之那時正值樸正熙的獨裁統治,我們沒有什么自由的活動,也就一段時間放下了對中國古典的研讀。但在這個時間段,我卻因為患了關節炎的原因,在武術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上大學以后,我首先念的是生物學,因為我很喜歡農村、鄉下、自然,所以我念了生物學。但是漸漸地由于身體原因,我的想法發生了改變,我常常想,我為什么生病,為什么這么痛,基于此,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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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神學院,因為我想從上帝那找到答案。但是,隨著學習地深入,我發現神學的學問太狹窄,因為作為神學來講,它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神的存在”,這樣的學問我覺得不好,因為在我看來,無前提的學問才是真學問,而哲學正是如此,所以我又轉到了哲學系。

但那時統治韓國的是右翼獨裁政權,在哲學系,為了與之做斗爭,研讀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時髦,當時學者中的聰明人和leadership,討論的都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毛澤東語錄》。但我始終覺得要是把研究馬克思主義作為一輩子的事業,不是很甘心,因為它說到底不過是一種西方啟蒙主義的末流。

直到哲學系三年級,一次,一個很偉大的臺灣學者來學校講學,他向我們介紹了道家。聽完之后我很受啟發,于是找來老子的《道德經》研讀,很堅定地認為這個應該是我走的路,應該回到哲學的源流,而不是學西方哲學的末流。

在我看來,中國古典不是中國特殊的古代文化,而是人類思考的源流,于是我作為思想者的道路便從中國古典這兒開始了,直到現在,我這一輩子也沒有為走這條路而懷疑和后悔過。

1960年代,在韓國沒人專攻中國哲學,當時甚至認為應該丟掉中國古典,但我卻開始了自己的研讀之路。現在的韓國,思想環境都變味兒了,變得更多元。但是現在的我更有用,因為雖然民主化了,3 / 23

獨裁政權也完了,但是資本的力量卻變得很強大,同時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急需中國哲學的智慧。

中國再造儒家文化將比其他國家更有效

袁訓會:您說為了回到源流,于是開始研讀中國古典,而據我所知,這些古典里邊除了您前邊提到的《道德經》之外,實際上更多的是像《中庸》和《論語》這樣的儒家文化經典。

眾所周知,儒家文化的源流在中國大陸。可在現實中卻出現了這么一個悖論,那就是作為源流的中國大陸,在繼承和發展儒家文化上,遠不及韓國、日本、新加坡和臺灣地區,不知道您怎么看這種情況?

金容沃:也不能這么說。當然,我在這個飯店吃飯的時候,年輕的服務員小姐,看起來沒有禮貌,但這在中國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至于你提到,韓國、日本、新加坡和臺灣更多地保留了儒家文化原來的面貌,也要看怎么理解,因為作為文化來講,他的核心也是一直在變化中,也就是說,文化是不斷地創新和改變的。

但話又說回來,且不說日本、新加坡和臺灣,就我看到的情況來講,韓國的儒家傳統確實比較強,而且保留和延續了很多中國古代的禮儀,比如孔廟的大祭或者宗廟的大祭,在韓國,單個家庭的祭祀很復雜,而且平常的家庭也有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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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說到底中國還是中國,中國本身特有的文化傳統比任何國家都強,如果中國再創造儒家文化,可以比別的國家更reactivate。

因為,我認為中國人從周代就已經開始了他們的人文精神之旅,誕生了去神化的價值文明。而且,這種文明延續到春秋戰國時代后,就變得很豐富、很多元了。自那之后,外來的文化很少能穿過它的墻壁,對其構成強有力的沖擊。縱觀中國歷史,透過這堵墻,穿過來的外來文化前后也就兩種,一種是佛教文化,佛教雖然是印度人所創的宗教,但是它一被傳到中國,就經歷了被徹底中國化的過程。復雜的唯識哲學也被翻譯成適合中國人口味的有格律的詩,印度佛教多元的教義與論述,經過天臺宗與華嚴宗龐大的中國化論述之后,最后升華成為禪佛教非常簡潔獨特的詩的境界,這個過程我稱之為佛教的“論語化”。第二個沖擊則是馬克思主義,它的傳入很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制度和社會,而且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現在。雖然,中國現在的“共產主義”也早已不再是原來的那一套了,但它仍然需要進一步地變化。

有必要對“共產主義”進行再解釋

袁訓會:是不是說,它也應該像佛教那樣,汲取一些中國本土的傳統資源的東西在里邊。

金容沃:對,把共產主義“論語化”,使之成為“禪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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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訓會:實際官方的意識形態里也會說到一些這方面的內容,只不過跟您所表達的意思不太一樣。他們宣揚的是一種所謂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從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直到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每一個領導人任內,對于解釋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都有一些不同的提法。當然,這些跟您提到的“論語化”是有區別的。

金容沃:我是就抽象和廣泛的文化形態來談的,中國大陸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他們講的都是理念化,而且他們靠這個吃飯。如果馬克思主義完全變了的話,他們可能會丟掉飯碗,所以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發生激烈的改變,而且他們還認為,如果馬克思主義太radical change,中國的共產主義很快就會發生崩潰。

但其實我們指向的社會目標或者人生目標都是很普通的價值,諸如平等、自由等等,共產主義最先傳到中國也是為了實現這些基本價值,但到了今天,它本身沒有必要成為一個理念化的東西,因為它已經不再是原來那套意識形態了,信服它的人也越來越少了。因此,我認為現在高喊“改革、開放”的中國共產主義,有必要更徹底地進行“格義”,融合中國古典的精神,用孔孟的語言而不是馬克思的語言,融合進前邊所講的普通價值,對其進行再解釋。

不能用西方的意識形態標準來衡量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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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訓會:我注意到,網上一些介紹您的簡歷里邊,提到您是中國模式論的支持者,當然,我不確定他們這個概括準不準確。實際上,即便是在中國國內,“中國模式”都是一個爭議頗大的概念和提法,而您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古典的韓國學者,是基于什么樣的理由來支持它的呢?

金容沃:不能說我是“中國模式”的支持者。情況是這樣的,在韓國,由于接受了西方的反共教育,很大一部分人對共產黨是不太有好感的,他們既不懂共產黨,又害怕它。而且,韓國還有《反共法》,觸犯了相關法律還是很大的罪。但是,我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講,共產主義和基督教都一樣是西方的理念。

而我在說“中國模式”論的時候,主要指的是中國應該利用現在的優勢,來發展自己的模式,而且這種模式離不開作為權力基礎的中國共產黨。而很大一部分韓國人,由于所受的教育,更多地是以一種西方視角來看中國,他們覺得中國應該更給老百姓更多自由、中國應該搞民主選舉等等,但這些都是西方的概念。我則反對這種按外來理念或者意識形態標準來看中國,但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就有人說我金容沃支持中國模式。其實,我根本沒有什么“中國模式”的理念形態,但是我始終認為中國人還是應該發展自己的路。

高級階層的腐敗已成中國最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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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訓會:您剛才也說了,不管是基督教,還是共產主義,都承認像自由、民主、平等這類普世價值,但在不少人看來,今天的中國遠遠沒有實現這些價值。

金容沃:對我來說,這也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在韓國我是激進思想者的代表,主張跟中國共產黨和諧相處,支持“中國模式”,這些對韓國人來講,都是過激的提法。但到了這邊,我的思想卻顯得很保守了。但我知道,如果中國真的按劉曉波他們設想的那樣發展,也是有問題的。誠然,今天的中國社會是有很多問題和矛盾,但劉曉波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全盤西化的那一套東西,用這一套東西來化解今天中國令人不滿意的現實,顯然是沒有做過深刻地思考和反省的。

而且,即便完全吸收了西方的那一套,也是有問題的。以選舉為例,因為現在的中國沒有實行普選,所以很多中國年輕人會羨慕韓國,羨慕他們可以通過選票改變自己的總統。但實際上,在韓國,很大一部分人對選舉結果都不滿意,選出來的人,就leadership來講,比中國領導人的leadership資格還差,這是很真實的問題。

再比如言論自由,的確,在美國和韓國這樣的國家,言論充分自由,甚至成為一種絕對的權力,但這種權力一旦和資本結合,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它的危害遠比共產黨的統治還要大。我們說,共產黨的統治會有結束的那么一天,但這種絕對的言論權力卻是絕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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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崩潰的,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為它會在未經我同意的情況下,control my mind,進而制造出一種意識形態。

最后,以腐敗問題為例,中國當然有腐敗,而且高級階層的腐敗已經成了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但美國同樣有腐敗,而且這種腐敗與中國有著根本的不同,它是一種特殊的系統性腐敗,規模要比中國大得多。韓國也一樣,外面看上去沒有腐敗,但其實內部結構上的腐敗是很可怕的。當然,這些問題都比較復雜,不能說韓國、美國有問題,中國就沒有問題,中國模式就很好。

袁訓會:剛才你舉了很多例子,其中在談到言論自由時,您說在韓國出現一種資本和言論結合起來控制人思想的現象,但實際上中國也出現了這種現象。有人甚至說,現時的中國,既有來自政府權力的奴役,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又多了來自資本的奴役。所以,您提到的這個問題,可能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而不僅僅是韓國或者美國的問題。

東方人仍舊沒有擺脫王朝的思維

金容沃:對的,中國也開始有西方資本主義腐敗的情況了,我認為,解決這種問題最有效的方法是權力主導,將其推向正當的方向。

袁訓會:您的意思是應該有一個相對集權的政府來做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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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容沃:對,完全民主化,實行權力分散,是很難解決資本的問題的。現在,中國也開始了權力的分散,資本的力量也壯大了起來,但來講,中國政府還有集權的力量,怎么正當地使用這個力量,我認為是人類最后的機會。但是,我又覺得這種集權很難維持30年以上,中國應該在這個時間內把握好機會。中國古代也是如此,孟子為什么要見梁惠王和齊宣王,那時因為他們手中有權力,能夠幫助他實現推行“仁政”的理想。

袁訓會:但實際上這種集權,如果沒有其他監督和約束的話,也會導致腐敗。

金容沃:但我不認為(分權)是一個好的方式,雖然它在將來也有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的特色。我始終覺得,東方人還是沒有擺脫王朝的思維,總是想著要靠各種政治派系來維持平衡,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如此,過去的韓國也如此,當初朝鮮王朝也是利用兩邊的貴族來實現權力均衡。

毛澤東的功,是無法被后來的過給謫貶的

袁訓會:關于中國模式的話題我們就聊到這。您曾經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毛澤東的功,是無法被后來的過給謫貶的”,但這個觀點恐怕會受到中國國內不少知識界人士的反對,因為一直以來在中國對毛的評價很難達成共識。我的問題是,您能否詳細介紹下您的這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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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容沃:像我在前邊所講的那樣,在韓國這樣講的話是很過激的,到這邊來講卻成了很保守的觀點。我為什么這么說呢?不妨先從韓國的情況談起,我們講自己在1945年解放,但實際上根本沒有解放的主體,我們只是被解放。因為,一直以來,韓國人民都沒有掌握解放自己的主動權,沒有爭取到自己的民族獨立,直到現在還是這樣。而且,現在的朝鮮半島被一分為二,北邊有北朝鮮南邊有韓國,一直處于分割的狀態,這就好比一個人的身體被斷成了兩半。我認為,這種被解放實際上是另一種殖民化,對韓國來講,它是空的。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毛澤東,他所領導的人民解放軍那才是真正地解放了中國大陸,因為他幾乎打敗了所有的帝國主義勢力,讓中國真正地實現了獨立,而不是像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那樣依附美國。所以,從韓國歷史的角度來看毛澤東的話,他當然是有功勞的,因為實現真正的解放正是我們的歷史目標。韓國需要他那樣的強人,可惜的是,我們沒有,李承晚到晚年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基督徒,完全是美國的走狗。所以,我這么評價毛是有足夠的理由的。

當然,毛澤東治下的“文革”,對很多中國人來說,是很不好的記憶,讓他們難以接受。但問題歸問題、功績歸功績,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因為有了毛澤東,中國還沒有真正當過殖民地。你們在建國以前,在半殖民時代抗爭的歷史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我說你們的歷史,是一段有主體意識的歷史,你們真正地實現了民族獨立。相反,韓國就從來沒有這種感覺,一直都是被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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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被解放,直到現在,韓國還是臣服于美國,就像歷史上朝鮮王朝臣服于明朝那樣,大韓民國的統治階層的想法完全依附于美國。

中共不必執著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袁訓會:聊完毛澤東,我們再來聊聊今天的中國。眾所周知,對中國來講,今年作為換屆年,非常關鍵。我注意到,在這個時間節點上,大陸的社會思潮非常活躍,而在眾多的思潮中有一支叫做儒家憲政主義,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您也很熟悉的秋風先生。不知道您這種思潮有多少了解?如何評價它?因為作為一種思潮,它在中國也是頗受爭議的。

金容沃: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它首先要解答的問題是,儒家在歷史上的意義是什么,秋風們所說的儒家又是什么?我們說,如果他們是用現代的理論或者思考方式,再解釋古代的儒家文獻的話,其實是完全可以的。在這個意義上,提出儒家憲政主義當然是可以的,因為儒家在這個過程中已經“現代化”了。進一步說,因為儒家已經現代化,把它同現在的憲政概念結合起來,也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由于儒家在過去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實體,在現實中怎么將其同現在的政治制度融合,又有一定難度。

袁訓會:儒家憲政主義,有一個核心觀點,就是主張復興中國式的“三權分立”,設三院:通儒院(天)、國體院(地)和庶民院(人),12 / 23

其中“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國體院”代表歷史文化的合法性;“庶民院”則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

金容沃:要談這個話題,首先我得熟悉中國現行的社會制度和法律制度,但實際上我對此懂得并不多。所以,關于儒家怎么樣跟中國現行制度結合起來,繼而開創一種新型憲政,我不好發表過多的評論。

但是,我很贊同共產黨拋棄共產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因為現在的中國早已不是共產主義社會了,不同于斯大林、毛澤東那個年代的集體主義社會,今天的中國人,不再信奉共產主義這種理念了。所以,我主張中國共產黨盡早改變自己的意識形態,而沒必要執著于共產主義這種虛名。

但我也知道,要想讓這種理念忽然改變也是有難度的,因為這里邊涉及到各種利害關系,有理論上的,也有現實層面的。而且,我還認為學者們在這兒提出各種意識形態的東西,并為之爭論,意義不大,因為這些都是胡錦濤、習近平這樣的人才能決定的事情。設想,如果他們說共產黨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意識形態,而不必執著于過去的共產主義理念,又或者用中國傳統的理論資源對共產主義理念進行再解釋,改變起來也就水到渠成了。

基督教應該像儒家那樣去神明化

袁訓會:當然,我們說儒家憲政主義也是一家之言。我們接著往下聊,下一個問題還是結合您之前寫的一篇文章,您曾經在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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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闡述了《圣經》和《論語》應該融合這個觀點,而且斷言說21世紀美國與中國的較量將是《圣經》與《論語》的較量,我的問題很簡單,您下這個論斷的依據是什么?

金容沃:我想這個問題是這樣的,過去都認為推崇孔孟儒家的人很保守,我想說我不是那樣的。我們先從《圣經》說起,我個人完全否定《圣經》的權威,在我眼里,《圣經》僅僅是一本文獻,當然這種觀點會讓很多神學家難以接受。但實際上這是常識,因為《圣經》上的語言都是人的語言,它不是上帝寫的,而是人寫的,說到底,不過是一本文學作品。而且,最近出來的很多資料支撐了我的這種判斷。一些資料顯示,在歷史上可以找到耶穌本人的原型,而且他從來沒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兒子,也沒講過什么天堂之類的故事。他的角色跟儒家里邊的孔子一樣,只是我們的老師。我說的這些可以在1949年出土的福音書原本里邊找到根據。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主張,基督教也應該像儒家那樣去神明化。我以為,孔子的偉大性正在于他是普通人,他只是我們的老師,僅此而已。我們說,孔子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些都是很普通的。很多人認為,孔子藏了一些特別的東西沒教給別人,但實際上他沒有,他說“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我無時無刻不跟你們一起吃飯、活動,怎么會有東西沒教給你們呢。我所說的《圣經》和論語融合,說的就是去神明化,一切回歸普通,互相汲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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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認為,如果今天的中國領導人能做到像孔子那樣,做一個沒有隱藏的普通人,很多問題都能迎刃而解。當然,在開放權力方面,今天的中國領導人也做了不少努力,這是了不起的,但他們還是沒有達到像孔子那樣,為了推行和實現正道、仁政,而甘愿自我犧牲的境界。實際的情況是,他們將更多精力用來搞權力平衡了,而沒有用來推行“仁政”,沒有樹起很好的政治家榜樣。

再說回毛澤東,之所以那么多人不喜歡毛澤東,甚至討厭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沒有樹立起一個政治家的榜樣。試想,如若毛在“大躍進”失敗后即退下來,那現在對他的否定和非議也就不會有那么多了。現在也出現了類似問題,而且這種問題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高層系統都有這種問題。

所以,我說,***的問題出來以后,共產黨人應該一起深刻地反省,而不僅僅是處理***個人。比如,在家族資產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可以考慮建立一種制度,進行嚴格控制,也就是說,那些在黨內居高位的官員,他們的親屬不可以經商,不可以利用權位來給自己的家族賺錢。如果真的做到了這一點,在整個共產黨高層里邊樹起這樣的榜樣,我想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是有好處的。

中國首先要改變的是教育制度

袁訓會:但是不是可以說,中國人的這種家族觀念是不是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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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容沃:這個不是儒家,這個主要是由漢代以后的帝王權威主義造成的,原始的儒家不是這樣的。

袁訓會:您說中國執政當局的腐敗不是***一個人的腐敗,而是整個系統的腐敗,您還提到現在不少高層官員的家族掌握了很多資產,總之,問題很多。但實際上,這些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制度性的約束的話,也是很難解決的。正所謂,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單純指望掌權者靠儒家提倡的修身養性來推行“仁政”,又是否靠得住呢?

金容沃:這一點,我很認同,因為修身養性這種抽象性的東西,在很多時候確實是靠不住的。拿我自己來說,我很清楚地知道,吃多了不好,吃少一點對健康才有益處,但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所以,你說得很對,不能靠自律來解決制度性的問題。

但制度層面,中國古代不同的思想流派側重點也有所不同,拿法家和儒家來說,法家主張的是用法律來控制人民,儒家的孟子則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他主張實行大眾教育,他想辦學校,而且這種學校不是面對貴族,而是面向最底層老百姓的。孟子有一個很有名的觀點,叫做“無恒產者無恒心”,但實際上有了“恒產”也不能保證一定有“恒心”,“恒心”需要靠教育來保證。所以,只有確保國民既有“恒產”又有“恒心”,國家的政策才能順利推進,進而實現“仁政”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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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恒產”好比馬克思講的經濟基礎問題,那么“恒心”就是上層建筑的問題了,它只能靠教育來解決。現在的中國同樣如此,制度上邊,我認為首先要改的就是教育制度,沒有用處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教育都可以去掉,而傳統的古代經典、倫理規范乃至整個中國歷史方面的教育,則應該著重宣揚。

所以,我說中國的教育非常重要,你說的修身養性當然解決不了問題,需要制度,而教育作為一種精神上的制度,我認為比法律更有效!

任何文明都不具備中國古代文明的包容性

袁訓會:緊接著上邊的問題,您在那篇文章里邊還提到,現今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發展也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問題,而且如果再這樣發展下去也不行。你進一步認為,基督教需要汲取一些新的資源,其中就包括像《論語》這樣的中國式古典智慧。

而在中國現當代,有一個叫梁漱溟的學者,他就非常推崇儒家文化的包容性,他甚至斷言儒家這種“講求尊重與包容的和諧人際關系正是世界文化的希望”。換句話說,也就是他主張用以儒家文化為特色的中華文明整合世界,我認為梁的這些觀點和您所說的好像有不少共通之處,不知道您又怎么看?

金容沃:我沒有仔細讀過梁漱溟先生的書,但是我家里有不少他的書。梁的這個說法,用普世的視角來看,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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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聽到你用中華文明這個概念的時候,他會認為你是在宣揚中華帝國主義。因為,在中國之外的人看來,中國人說的很多話都有兩面性,一個是理想主義的層面,另一個則是現實主義的層面。

不錯,中國人確實有很純粹的理想主義,像大同社會、天下主義乃至天地這樣的提法就有著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但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也有自己的現實利益,這一點在中國的古代也不例外,像中國古代的法家就相當注重現實主義。

中華文明當然有先秦時代的包容性,而且是任何文明都不具備的,即便是20世紀的美國文明也不具備。結合當下中國,我覺得你們首要做的是要超越意識形態,回歸儒家的多元和包容,而且這樣同普世價值的現代立場也是一致的。

梁漱溟先生對我來講有一點古老,至于我為什么將中國文化視作人類的未來呢,那是因為我認為至少中國文化里邊沒有那種神話性的超越價值,它包含的一種真正的人文價值。

你會發現,基本上其他文明都是宗教文明,對此我不是很欣賞。我始終認為,從人本主義層面上講,中國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西方文明只不過是一種神本主義,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而已。中國文明,在沒有超越性價值這個前提的情況下,依然可以維持我們的生活和國家,這是很寶貴的。

韓國人傳來的基督教污染了中國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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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訓會:您說中國文明是沒有超越價值的,有它的獨特性,很稀有。但是在無神論的反對者看來,他們會覺得一個沒有超越價值支撐的國家和這個國家的人民很可怕,您又怎么看這個問題?

金容沃:我所說的這種具有超越主義價值前提的文明是很特殊的,它不同于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多神論文明,它宣揚的是一神論,而在我看來,一神論是最有問題的。

很多人會認為宗教都像基督教、伊斯蘭教那樣,信奉一神論,但實際上無神論或者多神論,是一種更普遍的宗教觀念,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則是很特殊的宗教形態。所以,中國的人文精神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

中國文明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包容了儒家、道家和佛教,即通常所說的儒、道、釋三家。首先,佛教,它雖然號稱是宜他性宗教,但其實它內部分為兩種,其中一種只用念念阿彌陀佛就能成佛,只是個人的自覺問題,這就不屬于宜他了。同樣,儒家也有這種特征,即既有宜他性的以免,又有自我修身的一面,而且它的正途還是作為人的個體,只有當一個通過內置的自覺進而不斷地發現自己的主體性,才能達致修身養性的境界。

遺憾的是,中國現在的基督教人口在逐年擴大,毫不夸張地說,這在某種程度上宣告了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中國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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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在以前,共產主義在中國會給人民一種依靠,他們只要信奉它,終究有一天能過上好的生活。但現在不行了,共產主義的吸引力逐漸沒有了,資本主義傳來以后,社會上賺到錢的人都過得很好,沒有錢則會被邊緣化,漸漸地,他們會感到很孤獨、很寂寞,于是便找到了上帝,開始信奉基督教,紛紛進了教堂。

袁訓會:實際上,中國的基督教發展之所以這么快,韓國教徒可謂功不可沒。

金容沃:對,不少韓國的基督教教徒在這邊傳教,我覺得這個很不好。因為,韓國的基督教教會,在本國影響力逐漸衰弱,信眾開始減少,于是他們開始向外滲透,紛紛跑到中國大陸去傳教。現在,韓國人在中國傳教已經成了一種趨勢,我想中國共產黨也應該對這個問題有所認識和了解。

我認為,韓國傳來的基督教,污染了中國的人文精神,對此我很生氣。而且,我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大力禁止那些在中國傳教的韓國人,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會產生惡劣的影響,而且他們本身也有問題,大多都是些精神有問題的人。

袁訓會:雖然您說基督教勢力現在在中國很龐大,人數甚至比共產黨黨員還要多,但是中國的基督教,就其組織模式而已,跟韓國或者西方還是有區別的,一直以來中國共產黨對它的控制還是比較嚴的,像那些官方的三自教會主動性就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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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容沃:規模來講,聽說已經超過了一億。我們說,從一千多年前的唐朝開始,基督教就一直在侵襲中國文明,但知道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整個中國都只有84萬基督徒,現在卻超過了1億,所以我說這是很大的問題。

讀懂中國古典作品的前提是正確認識西方哲學

袁訓會:我想,在基督教這個問題上,您的看法可能會引來不少爭議。我們接著下一個話題。據我所知,您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已經開始在韓國講老子了,后來又相繼用韓文翻譯了《道德經》和《論語》等一系列中國古典作品。

金容沃:這個工作還沒有完成,我計劃把十三經全部譯出。

袁訓會:這個工程很浩大。在我看來,您現在所做的工作和研究,跟中國古代的一些讀書人,像朱熹他們所做的事情是比較類似的,做的是一種解釋經典的工作。

遺憾的是,在中國國內從事您這項工作的人卻不是很多,而且更讓人擔憂的是,今天中國的年輕人對這些古代的經典非常不重視,他們很少讀經,而且我們的教育里也很少涉獵這些東西,以至于現在不少人讀起古文來很費勁。不知道您怎么看這種情況,能不能給我們提供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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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容沃:實際上,在中國做古典研究的學者還是不少的,而且大部分大學都有這個方面的優秀人才,這一點上比韓國要好。至于中國的年輕人,現在熱衷這一塊的人確實不多了,但還是有不少年輕學者在一塊用心研究。

我給這些年輕學者的建議是,他們不僅應該研讀中國古典作品,更需要一種了解并熟悉世界文明的寬闊視野。中國在古典研究上有很多優秀學者,但正確認識和了解西方思想的人則比較少。而當下的中國急需這樣的人才,因為一個人如果對西方哲學沒有正確認識的話,是很難讀懂中國古典作品的。

其次,研究中國古典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嚴密性,但我注意到中國的學者在這一塊做得就不夠好,至少同日本學者比起來,他們顯得不是很嚴密。

再有就是,中國政府要在學術上提供一個自由的研究和討論環境,對學者們的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且有必要將西方那些深刻地哲學作品翻譯出版。不能因為買書的人越來越少,就不投資相應地研究,因為長此以往,對學術勢必會產生很壞的影響。現在的中國政府很有錢,他們應該為了中國的精神文明,在翻譯和研究西方哲學思想這一塊上,做出更多的投資。

我為什么這樣說呢?那是因為,我一直認為中國哲學只有在與西方哲學的融合對抗中,才會發揮其魅力。試想一下,如果現在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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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尼采的世界權威,又有研究康德的世界權威,而且那些研究中國哲學的人可以同這些人做最直接的交流和對抗,那將是多么盛大的場面。

我始終認為,光講一點四書五經用處是不大的,因為對于年輕人來說,這些東西太古老了,他們不愛聽了。

現在在韓國,已經翻譯了很多西方大思想家的作品,諸如《尼采全集》和《康德全集》等等。這樣,我在講中國這些的時候,有不少西方哲學方面的大家,會當面來質疑我的觀點,我很樂意接受這樣的挑戰,同他們進行對抗和斗爭。但是,在中國,我估計是不會出現這種局面了,因為那些講中國哲學的老師也就只是講講中國哲學而已。

總之,我認為將中國哲學和西方思想結合起來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像馮友蘭先生和陳寅恪先生曾經營造的那種學術氣氛,我覺得現在有必要恢復,也只有那樣,中國文明和中國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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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平天下:中國古典治理智慧》讀后感

學、民本、官德、治理、天下分篇,遵循了中國古典治理哲學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進階,可說是對古典的一次致敬;同時結合當下時政社會現實,對100余條古典治理名句一一釋義,挖掘其現代價值,進行了創造性轉化。這本書熱銷的背后,折射出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與關切,同時也引發我們對傳統治理智慧的一次回望與思考。

總書記非常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造性轉化,曾在多個公開場合發表重要講話。《平天下》正是從“通古今”著手,探索傳統文化底蘊,提煉和汲取蘊含其中的當代精神和現代價值,對傳統思想尤其是傳統治理思想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筆者看來,中國古典治理思想在今天依然充滿著智慧的力量,無論是對國內治理還是國際治理,都具有重要啟示價值。

一是國內治理方面,傳統治理思想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遺產,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遺產中,關于治理國家的思想格外引人注目。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曾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理政方面,堪稱首屈一指。”我們的祖先很早就開始探討治國安邦的問題。在古老文獻《尚書》中,已有大量關于治國安邦的思想言論。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爭論的焦點就是如何治理國家。在治國、安民、法治、吏治、修養等方面存在很多傳統思想,可為咨政之用。

治國安民方面,一是如何看待自己和天下百姓的關系問題,即“公天下”還是“家天下”的問題。《禮記》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提出了“大同”的社會理想,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化,生動注釋了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呂氏春秋》中“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天下非一人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指出了“公正”“公天下”的重要性,分配問題。《論語》中提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明經世文編》中提到“古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均萬民焉。所謂均者,至公無私,民各得其分愿之謂也,非曰奪彼以益此也”,說明古代就很清楚“均富”的重要性。全面深化改革戰略舉措的一大方面,就是要讓改革開放成果人人得以分享,破除利益集團的設租、尋租、護租行為,實現全面小康。三是如何看待民心、民眾信任問題。《孟子》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命題,《管子》中提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的說法,《論語》中指出“民無信不立”,都在闡釋自古以來“民為邦本”的政治哲學,與我黨一直強調的“人民是權力之源”“為人民執政”具有一致性。四是如何看待治亂興衰問題。“安而不忘危”、“壅蔽傷國”、“亂之本鮮不成于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清談誤國”等,都可以為當代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

法治方面,古代大量法治治理思想的論述,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文化基礎和歷史積淀。“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等,都為當前全面依法治國提供了豐富的傳統滋養。

吏治方面,一些傳統吏治思想為全面從嚴治黨、營造良好政治生態提供有益借鑒。吏治,即官吏治員的行為、風氣和績效。吏治狀況如何,直接關系到國家治理績效。“圣人治吏不治民”、“養民之道,省官為先”、“政者,正也。為政之道,莫若至公”等傳統吏治精華,就告訴我們,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簡政放權,公正無私處理政務。反面的如“朋黨

染政治生態的危害性,頗有借鑒意義。

修養方面,重視執政者的自身修養,是中國傳統治國思想的一大特點。《論語》有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貞觀政要》曰:“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可見古人非常重視個人修養和治理國家的密切關系。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以修身為其基礎和出發點。這與當前中國區別于西方的“賢人政治”一脈相承,具有深層的文化和歷史淵源。

二是國際治理方面,傳統治理思想為理解“道路自主權”、處理國際關系和解決世界發展難題提供有益啟示。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等都在闡釋一個道理,即“求同存異”哲學。中國在追求現代化的一些方面與世界各國是相通的,但在另一方面,因為獨特的歷史文化,獨特的國情民情,必然有所不同。換言之,中國等后發展國家不必唯西方模式制度馬首是瞻,奉為圭臬,而應有探索適合自己發展道路的機會和權利。這就涉及一個“道路自主權”問題。民族的復興離不開民族文化,民族要獲得發展,就必須尋求自己的文化傳統。如果一個民族為了實現現代化,首先把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加以拋棄,完全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行不通的,注定失敗。不僅是“求同存異”的政治哲學,中國傳統中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價值追求,對調整國際關系和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具有重要啟示。

總書記曾援引德國哲學家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一書,指出傳統的工業文明,只重視人的物質需求,而忽視了人的精神需求,使人單向度發展。事實確然,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高度經濟發展在創造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極大的心理失衡,突出表現在人的物化和異化。然而,中國傳統的人文思想、中庸之道和重視家庭、重視自我修養的文化,有助于調節個人的心理平衡和內心安頓。

值得一提的是,對儒家人文主義的“仁”概念的重新取向,有助于進一步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資本論》結尾處強調“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成為“目的本身”,這與儒家強調“仁”作為個人道德自主性的意義相通。

可以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某些部分,經過轉化、改造,可能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樂意接受。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造性發展,不僅對我國現代化意義重大,對世界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闡舊邦以輔新命”。時代越是進步,我們越需要時時回望傳統,從傳統經驗和智慧中反身自恭,推陳出新,為我們這個時代和生民“立心”“立命”。就這點來說,《平天下》雖然只是一本小小的讀本,但對處于困頓中的社會精神來說,善莫大焉。

第三篇:中國周易是人類智慧的精華

中國周易是人類智慧的精華

它給人類無限的想象與啟發----“道”

----------肇源先知大師 2013年1月18日

1、先說一下“道”,“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宇宙是人類目前所知的較大的“道”,它是陰陽相互作用的綜合體、也是物質、能量相互作用的綜合體。他們也都按照“道”的規律在運行。

2、再說一下“陰、陽”:所謂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就是“道”又分為陰、陽。如果說“物質”為陽,那么物質以外的“能量”就是陰。再向下分任何物質都有陰陽、任何能量也都有陰陽。

3、再說“五行”,任何物質及能量又分五行、即是:金、木、水、火、土。物質之間、能量之間及物質和能量之間無時不刻都在通過五行進行著生、克、制、化、吸收、散發、傳遞、交換、轉化、轉換。一切進行的過程都要遵循“道”這一規律。

4、再說“三才”:所謂的三才是指“天”、“地”、“人”。三才之間的陰陽關系是相對而論的。如果說“天”為陽,相對的“地”就為陰。如果說“人”為陽,相對人之外的“天地宇宙”環境就為陰,所以說:人與環境無時不刻的進行著物質和能量的作用及交換。

5、再說說“人”:現代很多人都在迷惑我從哪里來?我是

誰?來這個世界做什么?到哪里去?其實回答很簡單。人來自“道”、來自宇宙。陰陽和合人之初,陰陽分離人之死。人之初,來自“陽”男人和“陰”女人的結合。“陽”物質和“陰”靈魂的結合。什么是靈魂?靈魂是一種意識能量,是指生命對事物的認知、以及品格,良心;精神、思想、感情等,也比喻對事物中起主導和決定作用的因素。人的靈魂是附在生命軀體上作為主宰的一種東西。靈魂離開軀體后生命即死亡。不特指人類有靈魂,一切物質能量及非物質能量都有靈魂,它也是用能量守恒定律。也有其積聚、增長、消弱、轉移、傳遞、擴散等狀態。

我到那里去?回到宇宙中去,陰陽分離人之死。當你呼出最后一絲氣息時,心臟停止跳動,大腦停止工作,靈魂離開軀體回到宇宙之中。靈魂帶走了你用一生中積攢的經歷、智慧、思想、感情,不再屬于本人。軀體也經過不同方式的處理也回歸宇宙變為尸骨。而尸骨做為物質仍然具有接收、儲存、吸收、散發、傳遞能量的功能。他可以對具有相同DNA或遺傳密碼的物質傳遞能量。這也是“陰宅風水”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我是誰?來做什么?你就是一個普通的陰陽結合體、是靈魂和軀體的結合體。來這個世界,就是一個經歷而已。不帶來什么、也不帶走什么。在這個經歷中,你能做什么,你想做什么?也是你靈魂支配的,成功與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

你的經歷。留下的只是你對這個世界做過什么.帶走的是你的靈魂,靈魂帶走了你用一生中積攢的經歷、智慧、思想、感情。世界上也就沒有什么“妖”、“魔”、“鬼”、“怪”的存在。只是存在每個人的意識之中。

6、再說說中國周易命理學,陰陽和合、靈魂和物質和合而形成生命體的同時,就蘊藏了陰陽結合的能量,在母體中孕育過程中不斷經過母體從宇宙中積聚陰陽五行的各種能量,在出生的一瞬間又與天地五行之氣相互作用而形成一個特定陰陽五行的一個生命體。一個先天命理的人就形成了。所以說每個人的陰陽五行的狀態都不一樣,他的接收、散發的陰陽五行氣場也不同,與他所處的環境無時不刻的進行著各種能量的作用。從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結果。

7、在說說中國周易風水學,周易風水又分為陽宅風水和陰宅風水,活人與所處環境之間的關系是陽宅風水、人死后尸骨與所處環境之間的關系再通過尸骨作用于人屬于陰宅風水。陽宅風水是環境直接與人發生能量交換,而陰宅風水是環境作用于尸骨、尸骨再發出能量被有相同遺傳密碼的人接收而發生作用。是通過尸骨轉化的間接作用。

8、周易命理學和風水學相結合,才是人類與環境的結合,也是人類先天與后天的結合。才能出現形形色色各異的人。

9、中國周易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它給人類無限的想象與啟發,它啟發并促進了科學的進步。

第四篇:80后青年人才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

80后青年人才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如何促進青年把個人的發展融入社會的發展中,在社會的發展中實現自身最大的人生價值是我們每個人的應盡之責。正是鑒于此目的,我們召開了此次生活會。青春,我們無須成熟,我們不再無知,我們唯有執著。人生是對理想的追求,理想是人生的指示燈,失去了這燈的作用,就會失去生活的勇氣。因此,只有堅持遠大的人生理想,才不會在生活的海洋中迷失方向。托爾一分鐘的理想。當你聽到這里,同學們,你是否想到了自己的理想?

青年時期是人生最美好、最積極、最富有創新精神的黃金時期,也是學習實踐、打牢基礎、艱苦奮斗、建功洪桂華:青年時期是人生最美好、最積極、最富有創新精神的黃金時期,也是學習實踐、打牢基礎、艱苦奮斗、建功立業的最佳時期。希望青年朋友能夠把自己人生航程的坐標定格在推動企業發展、實

現人生價值上。

黃志政:志存高遠,堅定信念。我們即將走出大學校門,首先要實現從學生到員工的角色轉變,盡快適應新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到基層工作以后,我們看到的、遇到的很有可能與過去想象的不太一樣。尤其面對人地兩生的環境和相對艱苦的條件,我們思想和心理上難免會有波動、會有反復,這是正常現象,關鍵要看自己如何正確對待。能否堅定信念、扎根基層,是我們干事創業、有所作為的重要前提和思想基礎。古人說“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越是面臨艱苦環境,我們越要堅定自己的人生選擇,越要保持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越不能動搖理想信念,越要在艱苦的環境中砥礪品格、磨練意志、增長才干,這是我們成長成才必須經歷的過程。只有扎根基層,面對困難不后退,面對挫折不氣餒、就一定能夠百煉成鋼、厚積而薄發。我堅信,在我們當中,幾年后將有人走上部門管理崗位,十多年后將有人走上領導甚至更高層次的管理崗位,這是歷史的必然,關鍵取決于自身的努力。

馮秋月:勤奮學習,增長才干。古往今來,一切有作為、有成就的人,無不得益于勤奮學習。思想活躍、富有激情、勇于接受新事物,是當代大學生身上體現出來的時代特點和獨特優勢。我們基本上是從家門到校門,全面系統地掌握了專業理論知識。但也看到,缺乏對社會的了解,缺乏艱苦環境的鍛煉,缺

乏實際工作經驗,是我們今后必須虛心學習和著力加強的地方。

江倩:要有所發展、有所作為、有所成就,首先要當好學生。要放下架子,虛心學習蘊藏在以后工作中的聰明才智和艱苦創業精神,用心體味他們喜怒哀樂的樸實感情,爭做推動企業科學發展的技術尖兵和管理骨干。要堅持向實踐學習,實踐出真知,實踐長才干,實踐出人才。青年人的學習應該是全面、深入、持久的,尤其是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知識經濟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要牢固樹立終身學習、持續學習的理念,自覺把學習作為一種工作狀態、一種生活追求、一種精神境界,作為改造主觀世界、增強自身素質、提高工作水平的基本途徑,堅持走在學習型社會的前列,爭做知識型員工,更好地展示才華超越自

我,實現人生追求。

黃阿蘭:學習是當今社會現實的需要,彼得.圣吉在《第五次修煉——建立學習型組織》一書中明確提出,21世紀最成功的組織是學習型組織,最成功的人是學習力最強的人。學習型組織是一個不斷創新、進步的組織,是一個思考方式具有前瞻性的組織,是一個個體能夠超越自我的組織,是一個具有共同目標的組織,是一個共同學習永無止境的組織。英國技術預測專家詹姆斯.馬丁預測,人類知識:十九世紀每50年增長一倍,20世紀每10年增長一倍,上世紀70年代每5年增長一倍,近10年每3年翻一番,2003年的知識總量比20世紀末增長一倍。預計2020年知識總量是現在的3.4倍,到2050年目前的知識只占屆時知識總量的1%。要不斷學習,堅守黨的紀律。學習是實踐的前提,實踐是學習的目的。科學發展觀

具有鮮明的實踐特征,只有在實踐中才能不斷深化認識、增長才干、提高自身的能力。

孫憲:在大學期間,同學們要及早確立目標,在走向成功的過程中要自信、堅韌、樂觀、包容,與此同時,要注意情感因素,讓激情永遠成為前進的動力,成為成功的催化劑。大學生就業要轉變觀念,給

自己一個合理的定位,哪需要哪適合我去哪。

暨秀蓮:我認識好多同學大學畢業后做了跟自己專業不相關的工作,但是他們在大學的時候就一直在為自己準備,例如有個同學學傳媒的,可他對計算機很感興趣,就自學了編程和其他計算機相關知識,并參加了很多計算機相關的認證考試,同時也用自己的課余時間去學校的機房當管理員學習。還有,把時間全用來做淘寶,后來聽說賺了很多錢。

王文震:當代大學生肩負的歷史使命是繼往開來,迎接挑戰,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完成如此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的發展,對人才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實現培養目標是大學生成才的根本任務。當代大學生要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必須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自覺刻苦學習,優化知識結構,強化創新

意識,立志成為合格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潘一斌:人的一生如同在大江大海里航行的船,人生的道路也有險灘、激流、暗礁,也會遇到狂風巨浪,甚至迷失方向,當你乘坐輪船航行于大江大海時,你可知道,即使是狂風巨浪,月暗星黑的夜晚,輪船照樣可以航行,靠的什么?靠的就是一條正確的航道,靠的就是指引巨輪航行的羅盤和燈塔。吳天貴:學歷不等于能力!上大學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現在的社會追求的是有真才實學的技術人,而不是學歷呀!社會經驗和技術最重要,物以希為貴,現在的大學生已不像以前那樣值錢了,現在的大學生比以錢增長了20倍,也就說找工作的難度要增加20倍,在說現在的大學難到個個都是經濟嗎?在學校混的也不在少數吧!有的上了幾年也是混過去的,現在這個社會可不是像吃大鍋飯的啊,老板看的是你的真才實學而不是你的學利,老板看的是你的技能技術和能力。現在的大學找工作的難度絕不亞于現在的中專生,他們有很多學的技術,找工作好找

一些,現在需要的技術人才而不看中你的學歷,學歷可以當做敲門磚。廖鄧旎: 走進當代殘酷而又現實的社會,面對人們對靈魂的出賣,我的心卻被一種純美的理想所打動.一個能夠不為金錢,物質所迷惑而又一心向往幸福的人.在當代這個高速發展的社會中早已經寥寥無幾.我也曾追求過高額的利益與物質的享受.但,現在的我已被一種理想所征服.這個理想并不是什么驚天動地,也不是什么豪言壯語,而是追求一種平淡而又與世無征的生活,不為利益所驅使,真真切切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為雞毛蒜皮而斤斤計較,不為點點利益而唇亡齒寒,不為物質之惑而鉤心斗角.發上等愿,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擇高處立,就平處坐,向寬處行.這句話再次驗證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淡泊中有積極進取,頑強中不乏恬恬寬和,這就是一個成功人的奧秘.也許你在利益的旋渦中苦苦掙扎,也許你在物質的誘惑下淳淳欲動,也許你在地位的爭奪中茍延殘喘,但我想勸你放棄.適時放棄,有時有是一種美.如果那些是你今生所求的話,那請你繼續,到頭來情隨事遷,你終會發現那些只是虛幻無意義的.在我看來,我們今生真正所需要的莫過于兩個字---幸

福!

吳煌華:究竟怎樣的人生才是有價值的人生?相信這個問題只有當事人自己才知道,有些人比較容易滿足,只要一生平平安安,一家人和和氣氣就可以了,平凡是福,這就是他們的信念;有些人則不甘心平凡地過完一輩子,人生不過匆匆數十載,他們希望能夠轟轟烈烈地干出一番大事業,在商場上能夠呼風喚雨,也不枉來世間走一朝;還有些人希望從政,希望在政壇上有所作為,成為叱咤風云的政治人物。

甘偉斌:其實現在我們每一個人為了適應這個社會都強迫自己去接受原本無法接受的東西,為了去迎合現當今社會上的一些現象而改變自己,當然還有其它更多的!其實這又何苦來哉,我們不用為了適應這個社會而徹底地改變自己,到最后連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人還是要活出真我的風采,當然也不是為了保持原有的自我而跟這個社會處處對著干,這樣你會處處碰壁的。所以我們在適應這個社會的同時不能迷失了自己!

何君君:在一定程度上,興趣愛好會隨著自己所從事的專業與行業而一些發生變化。我們在學習與工作的過程中,要做有心人,捕捉機遇,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切入點,在實踐中找準自己的發展位置,開辟自己的理想境地。面對社會的激烈競爭,女大學生就業壓力越來越大。但是作為女大學生首先要有自信心,誰說女子不如男?只要女大學生加倍努力,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在實踐中證明自己的真才實學,就

可以體現女性的特有價值。

蔡敏俊: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理想。理想對于我們來說,具有一種非凡的魅力。理想包含了對信仰的追求,是志氣和自信力,是克服一切困難的前提,但理想是符合實際的,并不是空想,卻對人的成長起重要的決定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理想就是指路的明燈,沒有理想就沒有堅定的方向。我們的理想都有不同。有的人只想能畢業后搞張文憑找個什么工作就算了;有的人想的是怎樣去出人頭地,遠近聞名……。不管怎么樣,理想是我們都擁有的。但由于各人的理解有不同,理想也就發現了不同的變化。我所以要提倡的寶貴的理想就是要符合社會的進步,符合人們的利益,符合社會的發展。理想,真正的理想,不是人

生中可有可無的點綴,而是一個人生命的靈魂,是動力;是人生的路標,是前進的風帆。

蔡三江:珍惜機會,愛崗敬業。當前,大學生就業難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尤其全球金融危機以后,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可以說,每一個大學畢業生都經過了十幾年的寒窗苦讀,肩負著父母及家人的殷切希望。如果找不到工作,無法就業,對大學生本人和一個家庭又意味著什么。但是,我們要適合自己專業的工作崗位,做到學有所用,而且身處一個蓬勃發展、蒸蒸日上的企業,為實現人生理想和抱負

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鐘支萍:理想是人們在實踐中形成的、有可能實現的、對未來社會和自身發展的向往與追求,是人時代性、階級性、現實可能性、實踐性、多樣性和層次性等主要特征。當代大學生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與崇高的理想信念,特別要處理好個人理想與社會理想的關系。而信念是人們在一定認識基礎上確立的對某種理論主張或思想見解及理想堅信無疑,并身體力行的精神狀態。信念具有穩定性、多樣性、執著性、親和性、實踐性等特征。理想是信念的根據和前提,信念則是實現理想的重要保障。林敏茹:我的大四已經快結束了,理想對于我們好像是個可望不可及的事物,就業的艱難比比皆是,理想好像很遠,又好像很近。不過我是個積極上進、樂觀林燕群:我的人生展望就是給爸媽買大房子,給爸爸買輛奔馳車,跟心愛的人去全世界旅游,最后

一家人生活在一個地方到老。

顏立平:對自己一生走什么路、做什么樣的人都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要樹立科學的理想和信念,就要堅定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因此,我們要認清實現理想的長期性、艱巨性與曲折性,正確看待順境與逆境,處

理好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在實踐中化理想為現實。

林嬪嬪:我們都很年輕,要志存高遠,沉得住氣,不要浮躁,不要搞短期行為,不要有急功近利的思想,要做長遠打算,堅定理想信念,從最基層、最艱苦的崗位做起,干一行,鉆一行,愛一行,千萬不

實實在在地為人,以更加務實的作風贏得廣大員工的信任和支持。機會總是給勤奮和有準備的人。林亞弟:人生的花季是生命的春天,它美麗,卻短暫。作為一名大學生就應該在這一時期,努力學習,奮發向上,找到一片屬于自己的天空。青年是祖國的希望,民族的未來。每個人主宰著自己的明天。有一位哲人說過:“夢里走了許多路,醒來還是在床上。”它形象地告訴我們一個道理:人不能躺在夢幻式的理想中生活。是的,人不僅要有理想,還要大膽幻想,但更要努力去做,在理想中躺著等待新的開始,如果不僅遙遙無期,甚至連已經擁有的也會失去。

林經榮:每個人都有理想,但要讓這美好的理想變成現實,關鍵還要看自己。在失敗中振作,在振作中奮發,在奮發中取勝,這才是我們要的精神。俗話說:“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只要我們努力塌

實的學習,一定會使自己的理想成真!

總結:人生就要為自己的理想信仰而奮斗!理想,是人生中一項重要的指標。它詮釋著一個人的奮斗目標,未來道路的方向,同時也映照人生的成長歷程。人生好比一條路、人生好比一堂課、人生好比一首歌,人生的關鍵在于理想與信仰。理想是人們認真選擇的奮斗目標、理想給人鼓舞和熱情,理想閃耀著光輝并給人力量。大家清醒地認識到,不論是直接走上工作崗位還是繼續深造,在不久的將來,每一位同學都會找到并走入自己的職業生涯。對于今后的職業發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通過這次班會,引導學生樹立自己的理想,培養班級凝聚力和學生自信心,指導學生對自己的人生作簡單的規劃,并能為實現自

己的理想目標而付出努力,奮斗到底。

第五篇:中國古典詩詞的生命精神與哲學智慧

中國古典詩詞的生命精神與哲學智慧

時間:2007年11月24日 地點:越秀區圖書館

主講人:暨南大學黨委書記 蔣述卓教授

主辦: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承辦:廣東省人文學會、羊城晚報

【蔣述卓】首先感謝廣東省委宣傳部、省社科聯,以及《羊城晚報》提供了這么一個論壇,給我和大家一個交流的機會,同時也感謝各位聽眾,這么熱心支持傳統文化的傳播與發揚。

今天的演講基于我這兩年在《羊城晚報》開的《詩詞小札》專欄,這個欄目一共寫了120篇詩詞鑒賞短文,最近已結集準備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估計年底可以與讀者見面。我在本書的序言里說到我寫《詩詞小札》的初衷,就是想以一種通俗的方式向社會大眾普及和傳播中國古典詩詞的精髓。我的《詩詞小札》的寫作方法與前輩劉逸生先生的《唐詩小札》的寫作方法稍微有些不同,劉逸生先生對古典詩詞本身的美學韻味揭示得非常深刻,而我則更偏重于以現代視角去領悟和解讀古典詩詞的內涵,著重探討中國古典詩詞當中的生命精神和它所體現出來的哲學智慧,并從審美的角度去感受詩詞,同時也對詩詞當中的中國文學意象有所揭示。當年劉逸生先生的《唐詩小札》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我讀大學的時候,每天吃完晚飯,與同學們在校園里一邊散步一邊背唐詩,手上拿的就是劉逸生先生的《唐詩小札》。前年《羊城晚報》找到我,希望我能在該報開一個類似劉先生那樣的詩詞鑒賞專欄,開始我還有一點猶豫,因為想到本人承擔的教學和黨政工作繁重,開專欄每個星期都要寫一篇,壓力比較大,后來嘗試著寫了幾篇,竟寫出了樂趣,也就一直寫下來了。但是要在一千來字的有限篇幅里把一首詩詞講透,就好比是戴著鐐銬跳舞,想跳好的確要動很多腦筋,要查看很多資料,還要選擇恰當的角度切入,還真是不容易,但是在《羊晚》編輯部和熱心讀者的支持下總算堅持下來了。今天在這里我把寫作的心得與大家作一個交流,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的指教,將來把它進一步修改好。我今天講古典詩詞的生命精神與哲學智慧,理論的東西我不想講得太多,我還是想講得通俗化一些,能夠讓更多的人了解,可以從古典詩詞的鑒賞中得到一種真實的感受,或者說零距離的接觸。

中國古典詩詞所表現出的生命精神與哲學智慧是最充實的,它們二者相互融合又相互映襯。生命精神中透露出哲學智慧,而哲學智慧反過來又充實了生命精神,從而構成了中國的詩性智慧,也就是說詩歌的思和哲學的思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詩思里貫穿著生命意識以及人生觀、世界觀、歷史觀等等。古典詩詞之所以為那么多人所喜愛,就因為它確確實實體現出了古人的生命感,并且能夠歷經千古一直流傳到如今,讓我們讀來還能感受到一種生命激情,似乎覺得唐人、宋人離我們并不遙遠,這就是因為古人與我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這是文化血脈上的一脈相承,是在生命感受上的相通。

我想從下面幾個方面來談談我的理解。第一,生命悲情、生命激情和生命抗爭。

詩起源于哪里?《禮記》的《樂記》和最早的《尚書》都談到過,詩來自于生命的沖動,詩是心靈被感蕩的產物,尤其是在有著生命的悲情、沖突、抗爭的時候,詩就產生出來了。

馬克思講過“痛苦出詩人”,其實有悲憤、有不平就要發泄,這是中國古典詩詞最主要的一種起源。鐘嶸的《詩品》就講到:“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讬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詩歌發于中而形于外,內心有感受,有沖動,就有了詩。生命的悲情很重要,古人感覺到生命的可貴,時間的可貴,就要去追尋生命的價值,就要寄托自己的生命精神,所以很多詩都是從古人的生命悲情開始的,具體來說是從對時間的思考開始的。

人和動物之間的區別在哪里?在于人有理性的思考。動物也會感受到時間,植物也有時間,但它們不會思考。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人們對于季節的感受非常敏感,故中國有二十四節氣。人會思考時間,時間的難以挽留就預示著人生的難以長存。尤其是想有所作為的人思考時間,更會感覺到事業未成而時光難在,悲情就出現了。曹操就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那樣的感嘆。為什么啊?日子過得太快,人就象早上的露珠一樣,太陽一曬就沒有了。時間飛快,人生也把握不住,這個時候他感覺到大業未成,故而慷慨激昂橫槊賦詩,呼喚英雄的歸來,以期幫助他事業成功,這就有了一種生命的追求。

另外就是悲秋。從宋玉開始到屈原、曹丕,再到杜甫,悲秋成為了中國古典詩詞中一個永恒的主題。還有傷春,也是對時間的感受。傷春是宋詞里寫得最多的,辛棄疾“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就是從時間流逝中感受到人生短暫的悲劇。我們的哲學大師孔子,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就抒發了對時間的感慨,面對流水嘩嘩而去,他感嘆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就飽含了生命的悲情。人們對時間的無法把握,于是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在這個時候也就要思考生與死的問題了。

對于春夏秋冬時序的更替,古人往往從一種悲的角度去體會,從而充滿了一種時間的焦慮感,像杜甫的詩句“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里面就有悲傷感。個體對于時間的傷感,也是個體生命的一種覺醒,并由此進入到對于歷史的思考。所以對于時間的感傷和人生的感悟,往往是跟歷史結合在一起的。

唐代有許多詩是這樣寫的,比如說劉希夷的《代悲白頭翁》,大家可能很熟悉,它首先是從花寫起,因為春天的花開花落引起對于時間的思考,到最后進入到歷史層面的思考。“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落花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后來《紅樓夢》里林黛玉“葬花吟”也有這種感嘆,“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也就是從此襲用而來的。“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為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你看,這就有了哲學的思考了,從生命的思考開始進入到哲學。年年歲歲花是一樣的,但是歲歲年年人卻不同,這就是有了物是人非之感,有了人生的思考。最后兩句講得更有悲情,“但看古人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悲”,這是一種凄涼之景,就有了歷史的感傷。

在一些古典詩詞里,這種傷春悲秋之感往往是跟歷史的縱深感、滄桑感結合在一起的,所以才有了蘇東坡在“故壘西邊,人道是,三過周郎赤壁”的地方,發出了“早生華發”之嘆。面對著古戰場,感慨時間的飛逝,覺得人生太短暫了,在很多時候,這種生命的感慨和愁緒,升華為歷史的憂傷。這在詠史詩中最為明顯。“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這個愁是什么愁啊?就是因傷時而引發出來的生命之愁和歷史之愁。因此,詠史詩也就與感嘆時空的變化連在了一起。如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由時間的傷感轉入對空間的悲嘆,從而使詩獲得了一種深遠的空間結構。它不再是感嘆現實,而是把它延伸到了歷史,延伸到了遠古的空間。古人的生命感受,由此而得到了一種拓展。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寫到“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當見到昔日古戰場英雄早無蹤影,只有幾枝蘆葦在寒風當中搖曳的時候,一種生命的悲情由此而起。

到了明清還有人繼續著對時間的詠嘆。我最欣賞的是張惠言的一首詞《水調歌頭》,表達出對時間與生命的感受,他說,“今日非昨日,明日復何如?朅來真悔何事,不讀十年書。為問東風吹老,幾度楓江蘭徑,千里轉平蕪。寂寞斜陽外,渺渺正愁予。”詞人寫到斜陽,寫到東風吹來,楓葉幾度變紅又幾度返青,就有了一種滄桑感。“千古意,君知否?名山料理身后,也算古人愚。”我最欣賞的還是這幾句,“一夜庭前綠遍,三月雨中紅透,天地入吾廬”,我覺得非常具有生命感。一夜之間新芽綠遍,雨中紅透,這是草青花開的景象,這時候似乎天地所有的景色都進入到他的房子里,也就是進入到他的胸懷之中。這種納天地宇宙于心中的胸懷,實際上是對自然生命的尊重,詩里充滿了一種生機和宇宙意識,詩人將自己的生命融入到天地宇宙之中,在時間的感悟當中來把握天地空間,這就有了一種更高遠的思考。

像蔣捷的詩詞也寫到“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很簡單啊,不過是寫出一種自然景象,但是在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之中卻包含著很深刻的生命悲情。

從傷時進入到詠史,往往是對生命精神的一種把握。由此而來的就是傷離別,因為時間不駐無法把握,人生短暫也很難挽留,所以朋友相聚就顯得非常重要。但親朋之間往往是別多會少,因此于離別時刻也就有了一種生命的悲嘆。

另外,就是對遠游而思歸的歌詠。在外地做官經商,或者出去拜師會友,不斷的游蕩也會產生諸多的客居感。古人就說“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這是從大處看人生,看時間,充滿空幻感。所以客游他鄉,就引發了對生命的追問。“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有一種人生的滄桑感;“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對故鄉產生了陌生感。這個時候家鄉在自己的生命當中是一種精神家園,故鄉不僅僅是一個家,更多的是自己的精神寄托。

由此而起,就有了人在他鄉的生命感悟。像白居易寫的“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所寫的“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馬戴寫的“落葉他鄉樹,寒燈獨夜人”,黃葉代表時間的流逝,燈下自處是孤獨,白頭是人生的短暫,意象對比非常強烈,襯出的是人生的悲嘆。對此,黃庭堅更有感受,“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他把人生的感悟放在詩詞里頭寫出來,確確實實令人感動。“桃李春風一杯酒”是寫他當年順利的時候,春風得意,朋友聚會在一起,但是流落江湖一下就是十年而過,朋友再聚已不可能。由夜雨之燈、江湖之燈而聯想起人生際遇的艱難曲折,同樣流露出人生的一種空幻感和滄桑感。

由思鄉而起,就有了“杏花春雨江南”這種意象,它幾乎成為了古代知識分子心中的精神家園,尤其是南方人到了北方,或者是在打仗的時候,一想到杏花春雨江南就有了一種寧靜、安寧、幸福的感受。所以韋莊說“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寫到了對江南女子的難以忘懷,這也成為后來的文學意象,壚邊的江南女子跟杏花、春雨、江南是緊緊結合在一起的,一種生命的美感貫穿其中。正是在人生的漂泊當中,故鄉才變得如此令人難以忘懷,才有如此強烈的魅力。

因此,傷時、傷史和傷離別、傷故鄉,都是會相互牽連的,并引發出一種生命的悲情。

當然還有哀悼生命,進入到這種層次時,就更可以見出生命的悲感了。尤其是在漢代的時候,人口死傷得太多,長壽者很少。《古詩十九首》里就寫到“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看到死者、見到墳墓,更感覺到存者的可親,更感覺到生命的格外可貴,并由此進入到對歷史的追問和人生的思考。像王羲之的《蘭亭序》,本來雅集是歡樂,但是他卻由此而生出了許多感慨,說“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一種生命悲情油然而起。蘇東坡《前赤壁賦》也是繼承這樣的傳統來寫的,“寄蜉蝣與天地,渺滄海之一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于我皆無盡也”,由人生的短暫進入到深刻的歷史和時間的思考。

古人在生命艱難、仕進受阻的時候,生命激情更為旺盛,往往體現出一種生命的抗爭精神,也體現出一種哲學智慧。像鮑照寫的《擬行路難》:“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他有才能但是沒有出路,這個時候要抗爭,要挑戰,“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李白的《行路難》也是反抗式的呼喊。“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他很想做一些事,也有才能,但老是得不到重用,心里茫然得很。“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你看人生的道路多么艱難,所以他不斷地感嘆“行路難,行路難”。他大喊“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充滿著人生的無奈。他寫《蜀道難》也是一種無路可走、懷才不遇的傷感和痛苦,也充滿著一種強烈的悲憤和生命的焦慮。李白盡管生命受阻,卻并不悲觀,而是能夠化悲為健,表現出對于功名利祿不屑一顧的人生價值觀,他自己解放了自己。他的《將進酒》是他生命痛苦的一種精神發泄,充滿著無窮的生命活力,“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照樣是由對時間的感嘆而引發對人生前途與名利的拷問。“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功名利祿富貴算什么,只有我喝酒才是最好的,咱們就以喝酒來解放自己吧。所以,“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那么他就甘當一個飲者,這是他的自我解放。這當然是一種憤激之言,他視金錢富貴如糞土,表現出一種傲氣,“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此時就有一種雄豪之氣,這就是化悲為健。《將進酒》是一曲悲壯而深沉的醉歌、雄放而高亢的壯歌。

像李白那樣做到一種自我寬慰,化悲為健的詩人很多,尤其是在一些被貶謫、被流放的詩人身上,更表現出一種生命的頑強不屈。像韓愈被貶到潮陽,他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詩,表達出九死而不悔的決心,體現出頑強的精神,這也是化悲為健。

歐陽修的《戲答元珍》,是在新政失敗之后被貶到湖北峽州做小縣令時所寫的,不但不消沉,反而自我勉勵。他寫到“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這就是生命的頑強不屈,他相信他將來還會回到朝廷,還會去為人民做事。“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他堅信野花終有開的時候,春風的遠近沒有關系,身處天涯也沒有關系,只要自己有自信。這也是化悲為健,體現著儒家的生命哲學。儒家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還有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里面都貫穿著自強不息精神。人生處于艱難的時候化悲為健是很重要的。還有就是化困為通。要使生存的艱難困厄化為通達,不老是糾纏在困境里,這也要有很高超的哲學智慧。像王維的詩就寫到,“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這又是生命的另一種境界。阮籍是哭窮途而返,表達的是生命的無望,但王維不這么想,而是等待,尋找出另一種出路。

更典型的是蘇東坡,因為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也產生過“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念頭,但是實際上他并不那么做,而是對這種困境看得越來越清晰透徹,也就越來越通脫。比如他在《定**》這首詞中寫到,“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有一點風雨不要怕,一邊唱一邊往前走,“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誰怕?不怕,人生就是有風風雨雨的。“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這時候山頭還有斜照,還有暖的陽光,所以“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過去的困厄風險根本不值一提,這就是化困為通。蘇東坡在《留侯論》里講,“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不因功成而色喜,不因事敗而喪志,這就是大勇大智。

正是在這種生命的悲情與思考之下,詩人會超越一己的得失和現實的困境,從更高更遠以及更主動的層次上去提升人生的意義。所以蘇東坡寫的詞經常是逸懷浩氣,把酒問月、登臺懷古,都充滿著一種豪雄之氣。蘇東坡的人生體驗,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浸染的結果,也是他獨特的性格所致。“此心安處是吾鄉”,他不悲觀,遺世獨立時常流露出一種英雄氣概

第二,在自然中融入生命、安頓生命、提升生命。

在自然中融入生命就是在天地自然的山水中,在對自然物象的體悟當中安頓自己的身心。如陶淵明所寫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無懼”,就是將身心融入到大自然當中,才體會到生命的無喜無憂,于是心與自然的契合就成為陶淵明的一種生命安頓。陶淵明的《飲酒詩》里寫道,“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就是一種心靈的安頓。我們處于物欲橫流的社會當中,只要堅守住自己,也能夠做到心遠地自偏,不會因為自己錢少而精神窮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他覺得自然當中有真意,這個“真”是什么?就是返璞歸真。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退隱到自己心靈可以安頓的地方。他的《讀山海經》寫到,“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他連簡單的房子都喜歡,就是因為在那里可以享受自然。“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在讀書中,能夠俯觀仰察宇宙天地,你不快樂還干什么呢?這種快樂之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頓在大自然中,而與自然生命相對接,此時自然也就成為了凈化靈魂的所在。古人認為自然中隱含著大的道理,可以從中得到許多感悟,可以給予人精神的寬慰,這就是生命的安頓。

劉方平的《月夜》“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在星空轉換當中,詩人感覺到宇宙的生生不息;從窗外透過來的蟲叫聲中,感覺到大自然的生命律動。蟲聲剛剛起來,預示著春天萬物復蘇,正是在這種簡單的被感化當中,人跟自然相呼應、相契合,這是生命和生命的呼應、生命和生命的對接。能夠聽到蟲聲,看到螢火蟲飛舞的身影,那是一種幸福,我們現在在城市里已經聽不到、看不見了,但是古人在大自然的寂靜當中卻能感受到跳躍著的活潑潑的生命,這就是在自然當中感悟生命。

借自然景色來表達生生不息的無窮生命力,這也是古人寫景詩、寫山水詩要表現的重點。像白居易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從一歲一枯榮的草原當中,可以感悟到自然的生生不息,并象征著人的頑強不屈。韓愈的“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草色遠遠的看有一片綠了,但是走近看卻又了無蹤影,在這么小小的生命當中,蘊藏著一種無窮的生命力,同時也蘊含著一種哲理:有許多新生事物在開始的時候都是悄無聲息的,但你千萬不要低估它。韓愈又說“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就是這樣的草色,其實是春天里最好的景色,它遠遠勝過后來楊柳飛絮的時候。他認為不要忽視了生命當中的任何景色,若有若無的草色,其實它是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不要等到桃花都開了、樹葉都綠了你才去觀賞,其實美景就在身邊的每時每刻呢。

古典詩詞中經常表現出的物我合一的生命觀,就是把自然事物和我打成一片,我與物互為主客體,把自然和我看成是一種平等關系。辛棄疾在詞里就講,“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李白也有“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山和我互看,我看山,山也在看我,這就是物我合一觀。古人把自然視為自己的朋友,這種互為主客體的意識,往往表現出古人對生命的珍惜,是一種生命境界。像張孝祥所寫的“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就是從洞庭湖色當中體悟到與自然、與宇宙相互合一的精神境界。“萬象為賓客”,誰是主,誰是客,實際上已經互相通融在一起了,面對此中景色人就會有一種超越感,不再計較個人的窮通得失。

將自然事物視為自己的朋友,往往也把自己的生命推及于物,這種友人感、親近感拉近了人與自然的距離,實際上就是與自然為友。像錢起的詩,“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川下,不改清陰待我歸。”這其實是詩人移情于竹,里面透露出一種親切。詩人正是在我愛竹和竹等我之間的感情融通中創造了一種物我相近的生命感。故竹子被古人稱為“歲寒三友”。

又比如寫梅的詩,更多也是把梅花當做朋友,當作高潔情懷的象征。宋人杜耒的《寒夜詩》:“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竹爐湯沸有一種盈盈生氣,茶當酒更是一種儒雅的情趣,而茶、月、梅交融在一起,便成為一種高潔情懷的象征。“才有梅花便不同”,古人生命的質感由此而體現得厚重起來。宋明時期古人是非常講清雅的,所以才有了那些追求清趣的小品文的出現。像掃雪烹茶、南窗觀畫、聽雪敲竹,在明人看來是雅得不能再雅的事情了。

第三,在日常生活當中傾注生命的沖動和審美的體驗。

白居易的《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很簡單的四句,但充分反映了詩人對生活的極度熱愛和生命的激情。面對一缸新釀的酒,詩人是那么興奮;面對一場即將飛揚的雪,他是那么呼朋喚友的急不可耐,由此可以看出在唐人的生命當中充滿了多少的激情和溫情,他們每時每刻都在享受生活的美,并表現出對美的渴望,這就是唐人生命的亮麗和鮮活。

宋人對日常事物也是非常熱愛的,追求一種雅。唐詩是一種雄渾、一種大氣,更多的是一種公共空間的表達,比如說邊塞詩,表達的是一個國家的氣概,是一種非常開放的公共情緒的表達,豪氣、雄渾;宋人則更多的是表達自己的私人空間和私人感情,更多的追求一種情和韻,尤其是在韻味上,往往可能表達很小的主題,“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這里面也體現了一種生命感,但是個人的情感。宋人寫愁也多是寫自己的愁情。

宋人很強調讀書,往往把讀書當做一種安寧、愉悅的享受。如陳師道有一首絕句,“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讀書和交友,都是人生當中的大事,所以快意的閱讀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情。“書當快意讀易盡”,愉快地讀書,那閱讀的速度就非常快,表達了一種讀書的快感。當然還有“客有可人期不來”,可人就是可愛的人即談得來的朋友,知己可遇而不可求,你期望他來他不一定來的,能得到這種朋友那是人生一大快事,這就是說讀書和交友一樣,讀到一本好書就象是交到一個好朋友,應該珍惜。然而人生之事往往十有八九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很多事情都是差強人意。因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就帶有一種洞穿世事人生的道理在里面,能夠舒心開懷的時候,一生能有幾回呢?所以能夠讀一本好書就好好珍惜吧。

古人對日常生活中賞心悅目的事情,往往有一種生命的沖動,常常能從中領悟到一種哲理,投射著一種精神境界。像宋人魏了翁的詩,“遠鐘入枕雪新晴,衾鐵棱棱睡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檐聲”。聽著外面的雪水在嘀嗒嘀嗒響,起來傍著梅花讀《周易》,這個境界多么清雅,在艱苦的環境里透露出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表現出自然和生命的聯系,表明讀書確確實實可以使人獲得精神上的寧靜和安慰。

還有王禹偁寫的詩,“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清明節一大早就起床讀書,既無花也無酒就過節了,這看起來興味蕭然,如同郊野的僧人一樣,但其實是對這種情趣的欣賞,在人家看來可能是興味蕭然,但是能夠伴著燈悠然而讀,可以說也是一種生命價值觀的體現,相對于那種賞花飲酒的豪奢生活來說,這種生活更顯得瀟灑清朗。

第四,走向空靜的生命追尋,通向自由的生命超越。

儒家、佛家和道家同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在許多精神層面上是相通的。如儒家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實際上跟道家的退隱、歸隱有共通之處,雖然它不像道家那樣追求成仙,追求長生不老,但它同樣也在對生命、對時間的傷逝思考當中追求生命超越。那么佛家呢?佛家追求空寂、空靜,與道家講的虛靜、儒家講的靜觀也有共通之理,同樣具有超越意識。它們所倡導的超越都代表了人生價值的另一面追求,反映出古人的生命智慧。儒家早就說過,獨善其身也是一種生命選擇,否則在不利于自己的境況下還要硬碰硬地干,那這個人的生命就很脆弱。當然也有寧折不彎的悲壯典范,像屈原投江,老舍沉湖,為了自己的理想決不茍且。但更多的是像蘇東坡這樣的人,把化困為通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如果蘇東坡跳到江里死了,中國歷史上就缺少一個偉大的文人了,所以儒家關于達與窮的選擇,實際上早就把中國文化的框架框定了。

人生窮通的兩面是可以互補的,儒、道、佛也是可以互補的。儒往往跟道相通,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個社會需要我,我就站出來奉獻自己的才智,不需要我,我就隱居去做高士,這是儒家的一種人生選擇,這里面就有道的理念。在理學家那里他們也有靜觀,就是沒有沖動、沒有欲念,宋代的理學家就要求去人欲。其實這種去欲的理念應該說有它積極的一面,人的欲望是要有所節制的,否則,當社會的欲望都膨脹起來的時候,那么這個社會就沒有秩序了。

理學家程顥寫過一首《秋日偶成》的詩,“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這首詩表現的是道,是靜觀,靜觀就是去欲,四時佳興就是去欲之后獲得的快感,道通天地,才能夠有這種感覺,所以富貴不淫,身處貧賤也感覺到快樂。這就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儒家觀念,但是到了靜觀的境界,能夠平靜的看待世間一切,也就是真正的英雄了,這就是一種超越。

再有,等生死、齊富貴、淡功名、超功利的時候也是能夠獲得超越的。楊慎《臨江仙》:“滾滾江水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否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歷史就像滔滔江水一逝不返,多少的英雄豪杰,他們當年的功績與失敗在身后都不過是一場空了,這里所表達的實際上就是一種人生的空幻感。“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杯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既很蒼涼也很曠達,千古英雄之事后來都化為了漁樵的閑話,是非的成敗注入了一杯濁酒的笑談,詩人將歷史的哲理融入到時空、人事、是非成敗的轉換之中,在變與不變的相對中升華了歷史的反思,使人讀后獲得了一種超越生命超越時空的感慨。

隱士的詩也是追求一種超越的,像楊基《清平樂》寫到“狂歌醉舞,俯仰成今古。白發蕭蕭才幾縷,聽遍江南春雨。歸來茅屋三間,桃花流水潺潺。莫向窗前種竹,先生要看西山。”退隱之后安寧自在、淡泊性情,但是卻不為流俗所污染,要追求西山的清爽之氣。道家的思想里也有很多超越的意識。歐陽修寫過《夢中作》,“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世換,酒闌無奈客思家。”這里表現的是道家對時空的空幻感。道教故事里說有人入山中看到兩個神仙下棋便站在一旁觀看,等看完棋回到家已經過了幾世了,正所謂“天上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在這個時候“酒闌無奈客思家”,實際上也是一種道家追求超越的神仙思想。李白從道家那里也學得了許多的超越思想,他的自我解放意識,很多都來源于道家,他常有飄飄欲仙之意,甚至于把自己看成是天上貶謫下來的仙人,從這個角度來說,李白也是在踐行一種邁向空靜的生命追求。

佛教徒王維也寫了很多追求空靜的詩,象“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休”,因為生命無所寄托、情緒無所發泄、出路無法找到,所以才遁向空門去尋找一種精神的解脫。在空的當中,當然也包含了一種哲學的智慧,那就是對功名的消解。對生命的無奈雖然是一種悲哀,但從此淡泊名利以求得心靈的解脫,也不失為人生的另一種超越。當人沒有了功利之心的時候,也就獲得了大徹大悟,精神即得到了大解脫大自由,也便是佛教說的超越塵世,當然,佛教的這種超越,也代表著一種順應自然的生命主題。

退隱、遁入空門為什么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超越呢?那就是說,他不是執著于一物,或者說不是認死理,執著地去追求做一件事情,而是看空現實,以退為進,追求另一種活法,這樣就解脫了現實的煩惱,從而獲得超現實的愉悅。

古詩詞當中蘊含的哲學智慧常常能給予我們許多有益的啟迪。比如有些詩詞所表現出來的思辨,以中觀、辯證的方式講述了許多道理,透露出深邃的智慧。比如蘇東坡的《琴詩》,“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這講的是因緣和合的道理。什么事物都是有因有緣的,要和合才能構成一個事物,就象是彈琴一樣,你用手指去撥它,手指的撥是因,而琴是一個緣,因緣和合才能奏出悅耳的琴聲。這就機敏地講述了因果的關系。又比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包含著看事物應要多角度去看,甚至于要跳出身陷的局限去看才能看得更清的哲理。應該說,中國古典詩詞中所透露出來的哲學智慧,是古人生命體悟的體現,很值得我們去思考與借鑒。

因為時間關系,今天我就講這么多,講的不一定對。希望大家給予指點。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蔣教授給我們帶來這么精彩的古典詩詞的解讀。我記得有人說過,古人比今人活得更快樂,可能這是一個很片面的快樂,但是經過蔣教授今天這么有智慧的一場解讀,我覺得可能會對我們當下的生活有很大的啟示。在演講的開始,蔣教授也跟大家提到過,在《羊城晚報》有接近兩年的“詩詞小札”點評專欄,這是我責編的一個欄目,我在責編的過程中收到了很多讀者的來信,他們都說非常喜歡這個欄目。蔣教授剛才也介紹了,這一百多篇專欄文章即將結集出版,今年年底將會跟大家見面,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關注《羊城晚報》。今天的這一場演講,如果大家希望保留這樣的一段文字記載的話,也可以參看下周六的《羊城晚報》,我們將會有文字上的整理。

今天的論壇到此結束,下個星期的同一時間我們再會。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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