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歷程及基本特征

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歷程及基本特征

摘要：悠遠浩博的中國文化，從孕育發生到恢宏壯大，有一個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程。這一歷程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日臻豐富的歷程，也是“人不斷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進高峰的歷程。而除此之外，各個歷程的中國傳統文化又有其各自的特征，各自有自己的精髓之處，也是這精髓之特征，書寫了華夏五千年的文明歷史。

關鍵詞：傳統文化 發展歷程 基本特征 儒家學說

所謂傳統文化，廣義上看應包括中國有史以來的所有文化，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狹義上主要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的中國儒釋道文化，特別是宋明以降的程朱理學。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從漢武帝始分為前后兩個不同的階段，前期諸子并存、百家爭鳴，后期一儒統天下，雖然也有釋道參雜其中，個別時候甚至蓋過儒術，但總體上是儒家獨步天下，無有能與爭雄。縱觀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大體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上古文化：

在古文化產生的過程中，最早出現的是工具。猿人最初使用的工具是天然和簡單加工的石塊，考古學上將這一時期稱為舊石器時代。從元謀人直到距今約7000年前的四川資陽人均處于這一時代。其中火的使用是舊石器時代先民的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化創造。從距今7000年開始，中華先民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磨制的較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農業、畜牧業取代采集狩獵，成為首要的生產部門。以“泥條盤筑”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廣泛出現。

與物質文化長足進展的同時，中國先民的觀念文化亦日益豐富、深化。原始宗教與原始藝術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態。中華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對象非常廣泛，大致可分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三大類。另外表現在關系方面，人在世界中所處的關系有兩種，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二是社會內人與人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上古時代主要有男女通婚關系，以及由此關系制約的氏族關系。其組織形式則包括原始群、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聯盟等等。

二、殷商西周文化：

商人發祥于山東半島渤海灣。在初始階段，商人主要從事游耕農業。與此相適應，商人的都城一再遷徒，史稱“不常厥邑”。在長期定都的條件下，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兼具“象形”、“會意”、“形聲”等制字規則的甲骨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文字進入了成熟階段。文字的發明和使用，使遷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冊有典”。以殷為中心展開活動的商人，脫離原始社會未久，在以神秘性與籠統性為特征的原始思維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體現出強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關于殷商時期的神本文化，古代典籍屢有記述。《禮記·表記》便稱：“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周人確立的兼備政治權力統治和血親道德制約雙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響深入中國社會機體。雖然漢以后的宗法制度不再直接表現為國家政治制度，但其強調倫常秩序、注重血緣身份的基本原則與基本精神卻依然維系下來，并深切滲透于民族意識、民族性格、民族習慣之中。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的話，那么，這種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三、春秋戰國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輝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會大變革時代為各個階級、集團的思想家們發表自己的主張，進行“百家爭鳴”提供了歷史舞臺，同時，它也有賴于多種因素的契合。所謂“百家”，當然只是諸子蜂起、學派林立的文化現象的一種概說。對于其間主要流派，古代史家屢有論述。

由孔子開創的儒家學派，以“仁”為學說核心，以中庸辯證為思想方法，重血親人倫，重現世事功，重實踐理性，重道德修養。具體說來，在天道觀上，儒家承繼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與“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揚“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時又對神靈崇拜作淡化處理。在社會倫理觀方面，它以“仁”釋禮，把社會外在規范化為內在道德倫理意識的自覺要求。在修身治國方面，它設計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的發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為鞏固政教體制提供了切實可循的途徑。守舊而又維新，復古而又開明，這樣一種二重性的立場，使得儒家學說能夠在維護禮教倫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過去，一手指向未來，在正在消逝的貴族分封制宗港社會和方興的封建大一統宗法社會之間架起了橋梁。這就是為什么儒學在當時能成為“顯學”，以及雖然于變革動蕩的形勢下顯得迂闊難行，而到新社會秩序鞏固后又被捧上獨尊地位的原因。漢代以后，儒學幾經變化，禮教德治的精神始終一貫，從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宗。

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諸子中與儒學并駕齊驅的一大流派。道家“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因而，道家在許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對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講求文飾，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張“有為”，道家倡導“無為”；儒家強調個人對家族、國家的責任，道家醉心于個人對社會的超脫。

法家的先驅人物是齊國的管仲與鄭國的子產，他們力主強化法令刊律，使民“畏威如疾”，以達到富國理亂的效果。他們的理論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嚴不宜寬。墨家的創立者是魯國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從事勞作的下層群眾，尤以手工業者為多。故墨家學說強調物質生產勞動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對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費（“節用”），企圖以“普遍的愛停止戰亂取得太平”（“兼愛”），同時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專制統治（“尚同”），從而典型地映現出小生產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創立諸子學派的孔墨老莊，都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書式的淵博學者，他們以巨大的熱情、雄偉的氣魄和無畏的勇氣，開創學派，編纂、修訂《易》、《書》、三《禮》、《春秋》等中國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對宇宙、社會、人生等無比廣闊的領域發表縱橫八極的議論。正是經由各具特色的諸子百家的追索和創造，中國文化精神的各個側面得到充分的展開和升華，中華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確定。有鑒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的概念，將春秋戰國稱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

四、秦漢文化：

秦漢帝國的盛大根植于新興地主階級的生氣勃勃、雄姿英發。由統治階級精神狀況所決定的社會文化基調也處于一種不可抑制的開拓、創新的亢奮之中。宏闊的追求成為秦漢文化精神的主旋律。萬里綿延、千秋巍然的秦長城，“覆壓三百余里，隔離天日”的阿房宮，氣勢磅礴、規模浩大的秦始皇陵兵馬俑，水域總面積超過北京頤和園五倍的長安昆明池，“包括宇宙，總覽人物”的漢賦，以百科全書式的恢宏眼光觀照歷史的《史記》，無不是在秦漢宏闊文化精神的統攝下產生出來的輝煌制作物。

開拓進取、宏闊包容的時代精神作用于中華文化共同體內部，激發了工藝、學術的創作高潮；作用于共同體外部的廣闊世界，則大大促進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秦漢時代，中國文化從東、南、西三個方向與外部世界展開了多方面、多層次的廣泛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活動是漢武帝時期導致絲綢之路開辟的張騫通西域。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產品遠抵西亞和歐洲，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斷地涌進中國，中國文化因此增添了燦爛的色調和光彩。

五、魏晉南北朝文化：

戰亂與割據打破了帝國的一元化政治與集權式地主經濟體制，定型于西漢中期的以經學為主干、以儒學獨尊為內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動活潑的多元發展局面。

“有晉中興，玄風獨振。”（《宋書·謝靈運傳》）玄學是魏晉時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隨后，道教形成。與道教勃興的同時，另一支宗教大軍也氣勢日增地開進了魏晉南北朝文化系統，這就是來自南亞次大陸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學（儒學、玄學）、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頡頏、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蕩的格局。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玄、佛、道二學二教的相互沖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識形態結構的激烈動蕩。這一時期因匈奴、鮮卑、羯、氐等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引發的胡漢文化的大規模沖突，更使魏晉南北朝的文化呈現出多樣性、豐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與融合中，中國文化得到多向度的發展和深化，強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異彩。

六、隋唐文化：

隋唐文化的氣象恢宏，與地主階級結構的深刻變化休戚相關。魏晉南北朝，活躍于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是門閥世族地主階級，他們憑借門第、族望而世代盤踞高位，享有各種政治、經濟特權，“高門大姓”以外的庶族或寒門則進身不易。然而，門閥世族勢力在隋唐時期趨于急劇沒落。給予門閥地主致命打擊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農民大起義，繼之而來的則是楊隋和李唐政權所推行的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舉制在內的一系列全面壓抑門閥世族的改革措施。在門閥世族衰落的同時，大批中下層士子，由科舉人仕途，參與和掌握各級政權，從而在現實秩序中突破了門閥世胄的壟斷。

在隋唐之際巨大社會結構變動中登上中國文化舞臺的庶族寒士是正在上升的世俗地主階級的精英分子，有為的時代，使他們對自己的前途與未來充滿自信和一瀉千里的熱情，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種明朗、高亢、奔放、熱烈的時代氣質。

中國文化發展至唐，顯示出一種階段性的集大成的燦爛風采，其輝煌令后世追慕不已。

七、兩宋文化：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標志乃是理學的建構。兩宋理學，不僅將綱常倫理確立為萬事萬物之所當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強調人們對“天理”的自覺意識。為指明自覺認識天理的途徑，朱熹精心改造了漢儒編纂的《大學》，突出了“正心、誠意”的“修身"公式。

宋詞雅，宋畫雅。蘇軾在《跋宋漢杰畫山》一文中提出“士人畫”這一觀念，強調融詩歌、書法于繪畫之中，以繪畫來表現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為總背景，兩宋繪畫富于瀟灑高邁之氣與優雅細密、溫柔恬靜之美。宋詞、宋畫、宋文以及宋代理學構筑成一個精致遼闊的上層文化世界，而在這一世界之外，別有一種文化形態崛起，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頭攢動的瓦舍勾欄中成長起來的野俗而生動的市民文化。在熙熙攘攘、**叢生的快節奏都市生活中，市民們無意于追求典雅的意境，濃郁迷離的詩情，而是醉心于能直接地并情調熱烈地滿足感官享受的藝術樣式，因此，市民文化從其誕生起，便顯示出一種野俗的活力與廣闊的普及性。

八、遼夏金元文化：

契丹、黨項、羌、女真以及后來的蒙古勢力對宋人世界的長期包圍與輪番撞擊，產生了雙重文化效應。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動挨打而生的憂患多南宋人因國破家亡而生的憂患，滲透于宋文化的各個層面。李清照、陸游、辛棄疾、岳飛等優秀詞人的憂患之作與悲憤之唱，范仲淹與王安石所推行的變法，莫不是這種文化大背景孕育的產物。另一方面，契丹、黨項、羌、女真等游牧民族從漢文化中吸收到豐富營養。

元蒙統治時期，漢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離破碎，科舉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進堵塞，一部分窮困潦倒者于是與盛行勾欄間的雜劇產生了親緣聯系。元雜劇不僅憤激地譴責黑暗，凝重地傳遞、傾吐內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種充滿希望的熱情，去謳歌非正統的美好追求。元代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大規模開放，使大批中亞波斯人、阿拉伯人遷居內地。他們之中，有不少科技人才。異邦的先進科技，尤其是當時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學、數學，以他們為媒介，流人中國科技界。與外域文化輸入中國的同時，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中國文化向西傳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以蒙古軍和阿拉伯人的戰爭為中介，傳人阿拉伯，再傳人歐洲。

九、明清文化：

就中國古典文化而言，其生命也有一個由生長到全盛到衰落的歷程。明、清（公元1840年前）兩代便處于這一歷程的后段。同時它又為傳統文化向近現代文化的轉型準備著條件。明代與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晚期。在這幾百年間，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發生了緩慢而又重大的變化，隨著自耕農的普遍發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增長，以及屯田向私有和民田的轉化，傳統的地權占有形式發生變更；隨著租佃關系上自由租佃的出現，永佃制、押租制的發展，雇傭關系上封建性雇工向自由雇工的過渡，封建依附關系發生松解；與此相關聯，某些新的生產關系的萌芽開始在封建制度母體內出現，凡此種種，皆標志著中國封建社會已進入后期階段。

明清兩代，是整個世界格局發生劇變的重大時期，當中華帝國驅逐傳教士，封閉國門，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時，歐亞大陸的遠西端，新興的資本主義呼喚來工業革命，瓦特發明的雙向運動蒸汽機，使歐洲人獲得一盞“阿拉丁神燈”。產業革命催化國際分工，資本以其魔力無窮的巨掌將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農業社會的中國也在劫難逃，工業先進的西方是決不肯放過如此巨大的一個商品傾銷地、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的。中西方的沖突已成為不可避免之勢。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以血與火的形式把中國文化推人了一個蛻變與新生并存的新的歷史階段。

下面我們再看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有哪些特征，文化本身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時代特征。在歷史性意義上，中國文化既包括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也包括中國文化傳統發生劇烈演變的近代文化與現代文化。具體來講，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延續性、凝聚力與包容性。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說，在近六千年的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6種文化形態，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國的文化體系，即中國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倫文化、古埃及文化等。但在這些文化形態中，只有一種文化體系是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過的文化，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延續不斷，經久不衰，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應變能力，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

第二，中國傳統文化主張自強不息、勤勞刻苦、剛健有為、鞠躬盡瘁，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特點。《易經》曾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體的運行是剛健有力，生生不息的，人的活動也應該效法天，應該剛健有為，自強不息。也就是說，應該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要有一種奮斗拚搏精神、積極向上的精神。孔子對他自己和對他的弟子都是這樣要求的，他認為一個人不僅應該“學而不厭”，而且應該“為而不厭”，他自己則是“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第三，崇尚統一，維護多民族國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個特征。我國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后出現的三個王朝夏、商、周，地域雖然不十分廣大，政治上實行分封諸侯的分權制，但名義上畢竟是三個擁有“天下共主”的統一王朝。只是在東周后期才出現了諸侯長期分裂割據的政治局面。而當時的政治家、思想家們所向往和追求的則是國家統一、法度一統的理想社會。

第四，以人為本，重人倫，重道德，尊君重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個特點。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向來被當作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謂以人為本，就是將人作為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肯定天地之間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在人與物之間，人與鬼神之間，以人為中心，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也就是說，神本主義在中國不占統治地位，而人本主義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

第五，持中貴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個突出特征。“和”作為哲學范疇，是指對立面的統一。“和實生物”，只有“和”萬物才得以生長，天下才能太平，國家方能興旺，個人才能幸福。儒家的著名學者荀子一方面主張“致天命而用之”，但同時又認為宇宙即是一個大和諧的局面：“列星隨旋，日月遞照，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天論》）而認為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水旱災害等則是天地失和的表現。《中庸》則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當然，我們五千年的華夏傳統文化還有更多的且與俱進的特點，正是這些被傳承和繼承的悠久歷史文化，使中國的文明沖出亞洲，走向世界，逐步實現中國的國泰民安，民強國富！

文獻資料：（1）《中國文化概論》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趙玉華

2000第1期

（3）《社科縱橫》 1994年第6期

學校：河 南 理 工 大 學

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專業：煤化工

姓名：張其鵬

學號：。。。。。

班級：。。。。。

第二篇：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歷程概述

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歷程

四個分期：

關于流程——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歷程的四個分期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孕育期（萌芽期）

先秦時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孕育期。先秦時代又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1、原始文化

2、夏商文化

3、西周文化

4、*春秋戰國文化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型期（奠基期）

秦漢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型期

1、秦漢文化

2、魏晉南北朝文化

三、中國傳統文化的鼎盛期（繁榮期）

隋唐五代宋元時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鼎盛期

1、隋唐五代文化

2、宋元文化

四、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期（總結期）

明清兩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轉型期

1、明清文化轉型背景

2、明清文化衰敗的原因（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教育上、經濟上）

3、文化總結

第三篇：第四章 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歷程(講課稿)

第四章 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歷程

（講課稿）

悠遠浩博的中國文化，從孕育發生到雄強壯大，有一個漫長而曲折多致的發展歷程。這一歷程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日臻豐富的歷程，也是“人不斷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進高峰的歷程。

第一節 上古：中國文化的發生

中國先哲與當代學者往往以“上古”來概括發明并使用文字以前的歷史階段，而這一遙遠的文化期正是中國文化發端的初始階段。

一、中國人起源

1、時間：170萬年

1965年5月，考古學者從云南元謀上那蚌村發現了距今170萬年的猿人化石，定名為元謀猿人，這是中國境內最早的人類活動的歷史確證。

2、人種

根據人種學分類，中國人屬蒙古人種。從元謀人、藍田人到馬壩人、大荔人，再到山頂洞人，顴骨高突、鏟形門齒、印加骨、額中縫等一系列現代蒙古人種所具有的典型體征在明顯的進化趨勢中一脈相承。

二、原始物質文化

1、火與工具的使用，是舊石器時代先民的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化創造。

火的使用在中國神話傳說中，取火技術的發明權有時記在“燧人氏”名下，有時記在“伏羲”名下，有時又歸功于“黃帝”。

北京猿人文化遺址內已發現灰燼，出土了大量因燒灼而變色破裂的 石塊、骨骼，甚至還有木炭。這一切確鑿證明，距今約5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已能熟練地使用火。，制造石器使人與動物開始分手，那么，火的使用標志著人與動物的最后訣別。

在從猿到人的轉化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工具，不僅是人類物質文化的開端，而且直接標志著文化的起源。

2、新石器時代

距今7 000年開始，中華先民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磨制的較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農業、畜牧業取代采集狩獵，成為首要的生產部門。以“泥條盤筑”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廣泛出現。

最著名的類型，有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1921年發現于河南)、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1959年發現于山東)等。

三、原始觀念文化

原始宗教與原始藝術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態。

中華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對象非常廣泛，大致可分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三大類。

1、自然崇拜

對大自然的崇拜(太陽、大地)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在仰韶、屈家嶺、馬廠等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上，人們往往發現表現太陽圖形的紋飾。

2、生殖－祖先崇拜

中華先民對于自身的繁衍非常關注，由此產生熾熱的生殖崇拜。從遼寧牛河梁和東山咀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出來的高腹豐臀、乳房碩大的陶塑女神像，在相當廣闊的新石器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男性生殖崇拜物——石祖、陶祖，發現于新疆呼圖壁縣境內的大型生殖崇拜巖畫，都展示了人們的生命崇祀的莊嚴情感。

3、圖騰崇拜

圖騰崇拜是較為高級的宗教形式。

由于在原始思維中，類比和聯想是主要方法，原始人一般都相信自己的氏族與某種動物、植物或無生物之間有一種特殊的親密聯系，并以之作為氏族崇拜的對象，這就是“圖騰”。考古發掘和神話傳說中，有豐富的圖騰崇拜資料。相傳黃帝率熊、羆、貔、貅、豹、虎六獸同炎帝殊死搏斗，這六獸其實是指以其為各自圖騰的六個氏族。魚、鳥、蛙、龜、蛇、豬、馬等實有自然物以及人們運用抽象的、概括的思維能力創造出來的對象，如龍、鳳等，都曾是中華先民崇拜并奉為本族徽幟的圖騰物。

原始宗教是原始時代觀念文化的主流。

4、原始藝術

距今4 000年的河南密縣池北崗、新鄭裴李崗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發現了陶塑豬頭，這是最早的陶塑藝術品。

陶繪是原始藝術的又一樣式，考古發掘表明，那一時期的陶繪圖樣千姿百態，幾何紋樣，動、植物圖形都是先民創制陶繪藝術的基本素材。

原始雕刻藝術亦有眾多發現，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雙鳥紋骨，刻有勾嘴、修尾的水禽，線條流暢，姿態生動。大汶口墓地出土的象牙簡花瓣交錯，結構別致。江蘇連云港錦屏山的將軍崖巖畫與新疆呼圖壁縣內的生殖崇拜巖畫皆氣魄宏大，畫面生動，展現了先民粗獷的情感以及一派活潑天真、生機盎然的人類童年氣息。

四、原始社會組織

人在世界中所處的關系有兩種，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二是社會內人與人的關系。

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樣，與猿類分途后的中華先民在婚姻關系上經過血親雜交、血緣群婚、族外婚等階段，在社會組織形式上經過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階段。大致說來，母系氏族社會從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形成，貫穿整個新石器時代，中國上古神話傳說中的女媧氏、庖犧氏、神農氏、有巢氏、燧人氏，是這一時期中華先民創造的神。

父系氏族社會則已進入銅石并用時代，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私有制開始萌生。傳說中的五帝，便生活在這一時期。五帝的組成，有多種說法。比較通行的說法是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這五位上古帝王。

氏族制后期，部落聯盟產生，其首領推舉方式即著名的禪讓。舜到暮年，亦仿當年故事，禪讓給治水有功的禹。上古社會關于權力嬗遞的傳說，并非虛幻的美妙編造，而確實是當時制度文化的折光。

禹的時代開始了今天已初顯輪廓的“夏文化”的進程。

夏文化大致具有如下特征：工具形態由石器、陶器過渡到青銅器；農業生產已有相當發展；私有制確立；中華文化史上的第一個國家政權建立起來。階級社會－文明社會的曙光在中國大地上初現熹微。

五、上古文化分布

中國文化的多元發生，不僅有考古學方面的充足證據。神話傳說及民族學、民俗學研究表明，中華民族的遠祖可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文化集團。

1、華夏集團

發祥于黃土高原，后沿黃河東進，散布于中國的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區，即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分布區。華夏集團內又分兩支，一支稱黃帝，一支稱炎帝。神話傳說中那位桀驁不馴的共工氏，也屬于這個集團。

2、東夷集團

活動區域，大致在今山東、河南東南和安徽中部一帶，即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及青蓮崗文化江北類型分布區。與黃帝惡戰的蚩尤、射日的后羿，都屬于這個集團。

3、苗蠻集團

主要活動于湖北、湖南、江西一帶，即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分布區。如若向東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也可歸于此集團。大名鼎 4 鼎的伏羲、女媧都屬于這個集團。

4、幾大集團的融合

在中國跨入文明時代門檻的前夕，黃河流域出現了一系列部落聯盟之間的兼并戰爭。首先是炎帝、黃帝諸部聯軍在涿鹿大敗蚩尤，從而完成了炎黃諸部與蚩尤部落的融合。繼之而來，炎黃二帝發生沖突，阪泉一戰，黃帝打敗了炎帝，炎帝潰敗，向東南方轉移，黃帝因此成為華夏集團的代表。

經過對東夷集團以及稍后對苗蠻集團的征戰，華夏集團取得連續勝利，從而確立了在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多元發生中的主流地位，對后世文化發展的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二節 殷商西周：從神本走向人本

從文化開始發端，到傳說中的禹“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中國文化發展和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化大體一致，“還沒有脫掉自然發生的共同體臍帶”，至殷商西周，中國文化的特殊面貌才開始形成。

一、殷商神本文化

1、文字、典籍的出現，標志古代中國已跨入文明社會的門檻

商人發祥于山東半島渤海灣。在初始階段，商人主要從事游耕農業。大約在公元前14世紀，長期流動不定的商族在第十代君王盤庚率領下，從奄(今山東曲阜)遷徙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陽小屯村)，在此傳位八代十二王，歷時273年。

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兼具“象形”、“會意”、“形聲”等制字規則的甲骨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文字進入了成熟階段。文字的發明和使用，使遷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冊有典”。這些由掌理卜筮和 記事的“貞人”書寫與保管的典冊，便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文獻。這些文獻包含有豐富的文化思想。文字、典籍、青銅器，以及“殷”這座目前所確認的中國最早的古都，標志著古代中國已跨入文明社會的門檻。

2、商代文化體現出強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

商人脫離原始社會未久，在以神秘性與籠統性為特征的原始思維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體現出強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

《禮記·表記》稱：“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殷人觀念中的神，地位最高的是“帝”或“上帝”。它統率各種自然力，也主宰人間事務。為了聽命于上帝，按鬼神意旨辦事，殷人以卜筮來決定自己的行止。商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統治者，又是最高祭司。

商人還頻頻舉行規模盛大的祭祀活動以表示對上帝或鬼神的敬意，祭祀用牲畜有達四五百頭者。殷商人也有祖先崇拜，但祖宗神的地位居于第二位，而其之所以被祭祀，也在于他們生前擔任最高祭司的職務，死后“賓于帝所”，侍于帝左右，成為上帝與人世的交通橋梁。

以尊神重鬼為特色的殷商文化，是人類思維水平尚處于蒙昧階段的產物。

二、周人的文化維新

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來說，周人入主中原，具有決定文化模式轉換的重要意義。

“周”是一個歷史幾乎與“商”同樣悠久的部族，作為偏處西方的“小邦”，它曾長期附屬于商。經過數百年的慘淡經營，周族逐漸強大，并利用商紂的腐敗和商人主力部隊轉戰東南淮夷之機，起兵伐紂。公元前1 1世紀，“小邦周”終于戰勝并取代“大邑商”，建立起周朝。

周朝建立后，一方面因襲商代的種族血緣統治辦法，一方面實行文化主旨上的轉換，正如《詩經》所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周人的“維新”，首先表現在宗法制度的建立。周人確立的兼備政治權力統治和血親道德制約雙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響深入中國社會機體，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除了建立完備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將上層建筑諸領域制度化外，周人的另一文化創新，乃是確立把上下尊卑等級關系固定下來的禮制和與之相配合的情感藝術系統(樂)，這便是所謂“制禮作樂”。

王國維說，禮是“周人為政之精髓”，是“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義大法”②。這些論斷深刻地指明了禮在周代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周人所確立的“禮”，為后世儒家所繼承、發展，以強勁的力量規范著中國人的生活行為、心理情操與是非善惡觀念。中國傳統的“禮文化”或“禮制文化”，即創制于西周。

周人推行的種種制度典禮，如分封制、宗法制、禮制，實質上無不滲透著一種強烈的倫理道德精神。周初統治者在總結夏亡殷滅的歷史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輔”、“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德治主義、民本主義、憂患意識乃至“天人合一”的致思趨向，皆肇始于此。

第三節 春秋戰國：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

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從關中盆地豐鎬東遷到伊洛盆地的洛邑，揭開了春秋戰國的帷幕。這個戰亂的動蕩時代，中國文化卻奏起了輝煌的樂章。

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周天子權威失墜，諸侯們云合霧集，競相爭霸。據文獻記載，春秋300年間，“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戰國250余年間，發生大小戰爭220余次，“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

一、春秋戰國的文化背景

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輝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會大變革時代為各個 階級、集團的思想家們發表自己的主張，進行“百家爭鳴”提供了歷史舞臺。

1、士的崛起

禮崩樂壞的社會大裂變，將原本屬于貴族最底層的士階層從沉重的宗法制羈絆中解放出來，在社會身份上取得了獨立的地位。士的崛起，意味著一個以“勞心”為務，從事精神性創造的專業文化階層形成，中華民族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們的深刻影響。

2、文化重組

激烈的兼并戰爭打破了孤立、靜態的生活格局，文化傳播的規模日盛，多因素的沖突、交織與滲透，提供了文化重組的機會。

3、環境寬松

競相爭霸的諸侯列國，尚未建立一統的觀念形態。學術環境寬松活潑，使文化人有可能進行獨立的、富于創造性的精神勞動，從而為道術“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條件。

4、學者集團興起

隨著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喪失，世守專職的宮廷文化官員紛紛走向下層或轉移到列國，直接推動私家學者集團興起。

正是如上種種條件的聚合，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發展創造了一種干載難逢的契機。氣象恢宏盛大的諸子“百家爭鳴”，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二、百家興起及其學派特征

所謂“百家”，只是諸子蜂起、學派林立的文化現象的一種概說。西漢司馬談將諸子概括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漢劉歆又將諸子歸為儒、墨、道、名、法、陰陽、農、縱橫、雜、小說十家。

先秦諸子在學派風格上各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

1、儒家

由孔子開創的儒家學派，以“仁”為學說核心，以中庸辯證為思想 方法，重血親人倫，重現世事功，重實踐理性，重道德修養。

漢代以后，儒學幾經變化，禮教德治的精神始終一貫，從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宗。

2、道家

以老、莊為代表，是先秦諸子中與儒學并駕齊驅的一大流派。道家在許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對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講求文飾，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張“有為”，道家倡導“無為”；儒家強調個人對家族、國家的責任，道家醉心于個人對社會的超脫。道家它既以超脫社會倫常為目的，于是把復歸“自然”當做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門，這就使天人諧調從人際諧調的從屬地位獨立出來而成為“第一義”。

道家所謂的“自然”，決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種超功利的境界，帶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適的情趣。從這個角度上來把握與發揮天人關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補救儒家在這方面的缺略，給拘限于人倫日用世界的儒家學說打開新的天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儒和道，就這樣由對立走向了互補，相反而又相成。

3、法家

先驅人物是齊國的管仲與鄭國的子產，他們力主強化法令刑律，使民“畏威如疾”，以達到富國理亂的效果。他們的理論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嚴不宜寬。

法家學說的思想方法是一種“矛盾不可和而解”的專講對立的極端辯證法，故在治國方略上主張嚴刑峻罰，在文化政策上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實行文化專制主義。法家是戰國時的“顯學”，后來成為秦王朝統治天下的政治理論。漢以后，儒學獨尊，但法家學說仍然或隱或彰地發揮效應，歷代統治者多采取“霸王道雜之”即儒法并用的統治方術，有的則是“陽儒陰法”。

4、墨家

創立者是魯國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從事勞作的下層群眾，尤以 手工業者為多。故墨家學說強調物質生產勞動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對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費(“節用”)，企圖以“普遍的愛停止戰亂取得太平”(“兼愛”)，同時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專制統治(“尚同”)，從而典型地映現出小生產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5、陰陽家

鄒衍為最重要代表人物，其特長是“深觀陰陽消息”。所謂“陰陽消息”，即陰盛則陽衰，陽盛則陰衰，矛盾雙方互為消長，一生一滅，構成自然社會萬事萬物運動發展的終極原因和基本方式。運用陰陽消長模式來論證社會人事是陰陽家的一大創造，而從時間、空間的流轉變化中去把握世界則是陰陽家獨具特色的思維方式。

創立諸子學派的孔墨老莊，都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書式的淵博學者，他們修訂《易》、《書》、三《禮》、《春秋》等中國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對宇宙、社會、人生等無比廣闊的領域發表縱橫八極的議論。正是經由各具特色的諸子百家的追索和創造，中國文化精神的各個側面得到充分的展開和升華，中華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確定。有鑒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的概念，將春秋戰國稱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

三、華夏族的最終形成

春秋戰國的特殊文化環境，不僅為“文化軸心時代”的確立提供了契機，而且有力地推動了華夏族的最終形成。

第四節 秦漢：一統帝國與文化一統

公元前221年，秦王贏政完成了古代中國的統一大業，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制主義君主集權的一統帝國——秦王朝建立。秦王朝二世而亡，起而代之的是劉邦建立的漢朝。

一、宏闊的文化精神

秦皇漢高建立的秦漢王朝具有宏大的規模和氣象；秦帝國是與東地中海的羅馬、南亞次大陸的孔雀王朝并立而三的世界性大國；漢帝國的版圖與事功更在秦之上，與其同時并立的世界性大國惟有羅馬。

1、宏闊的追求成為秦漢文化精神的主旋律。

秦漢帝國表現出新興地主階級的生氣勃勃、雄姿英發，社會文化基調也處于一種不可抑制的開拓、創新的亢奮之中。宏闊的追求成為秦漢文化精神的主旋律。

秦長城，兵馬俑，漢賦，《史記》，無不是在秦漢宏闊文化精神的統攝下產生出來的輝煌制作物。

2、中國古代學術、藝術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開拓進取、宏闊包容的時代精神作用于中華文化共同體內部，激發了工藝、學術的創作高潮；作用于共同體外部的廣闊世界，則大大促進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

漢武帝時期絲綢之路開辟的張騫通西域，向西方傳播了中國文化，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斷地涌進中國，中國文化因此增添了燦爛的色調和光彩。

二、文化統一與思想統一

秦漢統治者在建立一統帝國的同時，還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統一，其重要措施有如下幾個方面：

1、“書同文”

李斯以大篆為基礎，汲取齊魯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筆畫簡省的優點，創制出一種人稱“秦篆”的形體勻圓齊整、筆畫簡略的新文字，頒行全國。

2、“車同軌”：

定車寬以六尺為制，統一車輛形制。以首都咸陽為中心，修筑馳道，東抵燕齊，南達吳楚，兩年以后，又修筑咸陽通九原(今包頭西北)的“直 道”，劈山填谷，長達l 800余里。這些措施大大加強了中央與各地的聯系，暢通了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

3、“度同制”：

統一度量衡，結束戰國時各國貨幣、度量衡標準制度混亂的局面。

4、“行同倫”：

“以法為教”，并在各地設置專掌教化的鄉官，名日“三老”，統一人們的文化心理。

5、“地同域”：

廢除周代以來的封土建國制度，粉碎地區壁壘，將遼闊版圖統一于中央朝政的政令、軍令之下。

秦始皇統一文化的措施固然以強化專制君主集權政治為目的，同時也有力地增進了秦帝國版圖內各區域人們在經濟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從而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6、思想學術上的統一

秦漢時期的文化一統，還包括思想學術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對中國文化其后的歷程影響至深至巨。

秦統一天下后，秦始皇執著于“別黑白而定一尊”，采納了李斯的建議，“焚書坑儒”的文化專制政策，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開歷史上君主思想專制的惡例。戰國時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學術空氣被窒息。

三、儒學獨尊與經學興起

西漢王朝取得政治上的穩定和經濟上的繁盛，統一思想的課題便再次被提出。漢武帝接授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化政策，使儒學取得了“定于一尊”的顯赫地位，成為漢代文化思潮的主流。

武帝把《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并推行“以 經取士”的選官制度，天下學士多靡然風從，傳經之學和注經之學成為專門學問。這就是漢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學——“經學”。

武帝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領域，都成為儒家經典的一統天下，但是，經學內部卻因學術派別不一，爆發出今古文之爭。

概要說來，今文經學的特點是政治的，講陰陽災異，講微言大義。古文經學的特點是歷史的，講文字訓詁，明典章制度，研究經文本身的涵義。前者主合時，后者主復古。前者學風活潑，而往往流于空疏荒誕；后者學風樸實平易，但失之煩瑣。

從武帝時代直到西漢末，今文經學居“官學”正統地位，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產生了至為重要的影響。

第五節 魏晉南北朝：亂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漢末董卓之亂，使漢帝國崩潰瓦解，長達近四百年的戰亂由此展開。在全國范圍內，先有魏、蜀、吳三國鼎立；繼之而起的西晉命祚短促。隨晉亡而來，在北方，先有十六國割據，后有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政權的嬗遞。在南方有東晉、宋、齊、梁、陳諸王朝的起伏更替。

戰亂與割據打破了帝國的一元化政治與集權式地主經濟體制，定型于西漢中期的以經學為主干、以儒學獨尊為內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動活潑的多元發展局面。

一、玄學崛起

玄學是魏晉時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

玄學的產生是從兩漢到魏晉思想上的一個重要變化。隨著東漢王朝的崩潰，這個包羅萬象的宇宙系統論的神圣光圈黯然失色，經學也成了令人難以忍受的煩瑣學問。統治階級的腐敗以及社會大**更有力地宣布了儒學的“不周世用”和思想的虛偽。在這樣一種時代大背景下，玄學應運而生。玄學是由老莊哲學發展而來，其宗旨是“貴無”，其最高主題是對個體人生意義價值的思考。玄學在主體面貌上與兩漢儒學大不相同。兩漢儒學著眼于構建實實在在的王道秩序與名教秩序，玄學卻以探求理想人格為中心課題；兩漢儒學熱衷于“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魏晉玄學卻從漢代的宇宙論轉向思辨深邃的本體論。玄學的興起，對魏晉文化思潮產生了深刻影響。

玄學作為一種本體論哲學，其現實意蘊乃是對魏晉人所亟亟追求的理想人格作理論上的建構。在“貴無”思想的深刻影響下，魏晉士人或徜徉山水，“琴詩自樂”，追求一種“蕭條高寄”的生活；或“動違禮法”，“以任放為達”。陶淵明與“竹林七賢”便分別是以上兩種行為方式的代表。在魏晉士人的推動下，老莊之學輕人事、任自然的價值觀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占據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進而鑄造了中國士人玄、遠、清、虛的生活情趣。

二、道教創制與佛教傳入

玄學的興盛，體現出**時代人們對個體存在意義和價值的關注，而這樣一種社會心理也成為道教與佛教興盛的土壤。

1、道教興起

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它醞釀于東漢，發展于魏晉，至南北朝時期，北魏嵩山道士寇謙之、劉宋廬山道士陸修靜藉政權之力清整民間道派，并首次使用“道教”一詞統一各道派。與此同時，道教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儀式和齋醮程式、道德戒律。蕭梁陶弘景更以“天子師”之尊構造道教神仙譜系，敘述道教傳授歷史。道教作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宗派至此基本定型。

作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上的一般性特征，但作為中華民族創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格，這就是在思想淵源上從道、儒、墨等哲學流派以及傳統星相家、醫方家、讖緯家那里充分汲取思想資料；在神仙世界的構造上以古代中國尤其是流傳于楚文化圈的種種神話人物為本源；在教旨上，以長生成仙為目標，講求歸本返樸、歸根復 命的養氣健身術，倡導以長壽祛病為宗旨的“房中術”，鉆研追求不死的煉金服丹之術。民間劾治惡鬼、躲避死亡的種種迷信手段，如臂懸五彩、懸葦畫雞、桃符桃印、治邪驅鬼等也網羅無遺，發展成為禁咒、印鏡等法術，從而與全力關注“人死后如何”的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不同，道教最關心的是“人如何不死”。這一致思趨向正是中華民族重現世、重現實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觀上的體現。

2、佛教傳入

與道教勃興的同時，另一支宗教大軍也氣勢日增地開進了魏晉南北朝文化系統，這就是來自南亞次大陸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學(儒學、玄學)、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頡頏、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蕩的格局。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玄、佛、道二學二教的相互沖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識形態結構的激烈動蕩。這一時期因匈奴、鮮卑、羯、氐等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引發的胡漢文化的大規模沖突，更使魏晉南北朝的文化呈現出多樣性、豐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與融合中，中國文化得到多向度的發展和深化，強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異彩。

第六節 隋唐：隆盛時代

公元七世紀，當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及其身后的“哈里發”相繼攻陷麥加、耶路撒冷與亞歷山大城，建立起橫跨亞、非、歐三洲的阿拉伯帝國之時，在東亞大陸，楊隋和李唐相繼開疆拓土，軍威四震，建立起東臨日本海、西至中亞細亞的隋唐大帝國，在空前壯闊的歷史舞臺上，中國文化進入了氣度恢弘、史詩般壯麗的隆盛時代。

一、文化背景

1、門閥制度的瓦解

魏晉南北朝，活躍于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是門閥世族地主階級。然而，門閥世族勢力在隋唐時期趨于急劇沒落。給予門閥地主致命打擊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農民大起義，繼之而來的則是楊隋和李唐政權所推行的在門閥世族衰落的同時，大批中下層士子，由科舉入仕途，參與和掌握各級政權，從而突破了門閥世胄的壟斷。

2、科舉制度

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舉制在內的一系列全面壓抑門閥世族的改革措施。使世俗地主階級的精英分子（庶族寒士）登上中國文化舞臺。

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種明朗、高亢、奔放、熱烈的時代氣質。

二、“有容乃大”的文化氣派

1、無所畏懼、無所顧慮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氣派。

以強盛的國力為依據，以朝氣蓬勃的世俗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為主體，唐文化首先體現出來的是一種無所畏懼、無所顧慮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氣派。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李世民在政治上實行“開明專制”，在文藝創作上積極鼓勵多樣性，在意識形態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體現出文化開放的氛圍。

2、廣為吸收外域文化

唐文化以博大的胸襟廣為吸收外域文化。南亞的佛學、歷法、醫學、語言學、音樂、美術；中亞的音樂、舞蹈；西亞和西方世界的襖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醫術、建筑藝術及至馬球運動等等，首都長安則是那一時代中外文化匯聚的中心，成為一個具有盛大氣象的世界性都市，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稱為對外域文化的大規模吸收卓越范例。

“有容乃大”，正是唐文化超軼前朝的特有氣派，是唐文化金光熠熠的深厚根基。

三、風采輝煌的藝術成就

規模空前的統一和強盛，寬容和攝取，造就了一個豐富濃烈的藝術世界。

1、詩

唐代是詩歌與書法的黃金時代。僅清代所編的《全唐詩》中，就有作品48 900余首，詩人2 300百余家。而兔起鶻落的歷史歲月必然湮沒了更多作品與詩人。在難以數計的天才詩人中，既有李白、杜甫、王維、自居易、李賀、李商隱、杜牧等以千古絕作雄蓋一世的詩歌巨匠。中國古典詩歌“無體不備，無體不善”，無論內容、風格、形式、技巧，在唐代均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成為后世效仿的典范。

2、書法

中國書法在魏晉六朝開始走向美的自覺，在唐代也達到了一個高峰。

篆書圓勁，陽冰篆法為后世所多循；草書飛動，“顛張狂素”將狂草發揮得淋漓盡致；行書縱逸，李邕、顏真卿的“麓山寺碑”、“爭坐位貼”最為藝林所重；楷書端整，歐(陽詢)、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四大家將唐楷推至登峰造極地步。

3、繪畫

唐代也是繪畫的極盛時期。人物畫輝煌富麗，豪邁博大；山水畫金碧青綠之美與清秀雅淡的水墨韻味交相輝映；“窮羽毛之變態，奪花卉 之芳妍”的花鳥畫也登上畫壇，規模初具。整個畫壇新鮮活潑，充滿生命活力。

4、散文

唐代的散文也有豐碩成果，其領袖人物便是韓愈、柳宗元，他們所發起的古文運動，對以后幾個世紀的文學發生了深刻影響。

孟子說：“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孟子·盡心下》)唐代便是古代哲人觀念中“充實而有光輝”的文化繁盛時代。

第七節 兩宋：內省、精致趨向與市井文化勃興

爆發于公元750年的安史之亂，引發了潛藏已久的種種危機，以楊炎兩稅法的財政改革為法律標志，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遷。土地國有制——均田制崩解，庶族地主經濟與小自耕農經濟迅速發展，直至占據社會經濟的主體地位。

與社會政治、經濟格局變遷的大勢相呼應，中國文化亦從唐型文化轉向宋型文化。

所謂唐型文化，是一種相對開放、外傾、色調熱烈的文化類型。宋型文化則是一種相對封閉、內傾、色調淡雅的文化類型。

一、理學建構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標志乃是理學的建構。

理學是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最為精致、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影響至深至巨。由于理學家將“天理”、“人欲”對立起來，進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帶有自我色彩、個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強大的約束。理學專求“內圣”的經世路線以及“尚禮義不尚權謀”的致思趨向，則將傳統儒學的先義后利發展成為片面的重義輕利觀念。但與此同時，理學強調 通過道德自覺達到理想人格的建樹，也強化了中華民族注重氣節和德操，注重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張載莊嚴宣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斷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顧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際發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慷慨呼號；文天祥、東林黨人在異族強權或腐朽政治勢力面前，正氣浩然，風骨錚錚，無不浸潤了理學的精神價值與道德理想。

二、精致細膩的士大夫文化

與理學著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際的趨向相一致，兩宋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現出精致、內趨的性格。

詞起源于市井歌謠，因文人介入而趨于雅化。詞境小而狹，巧而新，側重音律和語言的契合，造境搖曳空靈，取徑幽約怨悱，寄托要眇悵惆，極為細膩，極為精致。盡管有蘇軾開創的、以辛棄疾為代表人物的豪放詞風，但詞壇的主流始終是“婉約”、“陰柔”，集中反映出兩宋文人士大夫與唐人大不相同的心境和意緒。

宋畫作為“士人畫”，強調融詩歌、書法于繪畫之中，以繪畫來表現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為總背景，兩宋繪畫富于瀟灑高邁之氣與優雅細密、溫柔恬靜之美。

兩宋古文舒徐和緩，陰柔澄定；宋詩“如紗如葛”、“思慮深沉”；士人飲茶“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成造其極”。文人玩賞的瓷器脫略繁麗豐腴，尚樸澹，重意態。其服飾也“惟務潔凈”，以簡樸清秀為雅。

三、市民文化之勃興

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頭攢動的瓦舍勾欄中成長起來的野俗而生動的市民文化的興起，是中國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現象。

中晚唐以來的都市經濟發展，推動了兩宋市民階層的崛起。《清明上河圖》便反映了當時繁盛都市生活的一個側面，顯示出一種野俗的活力與廣闊的普及性。傀儡戲、參軍戲是中唐以后市井間流行的歌舞小戲。一些記載描述說，當這些歌舞小戲演出時，臺下觀眾云集，大聲應和，其情景頗為熱烈。明確標明以“市人”為讀者對象的“市人小說”也開始在這一時期出現。在一些繁華的大都市，產生了市民文化表現自我的固定游藝場所——瓦舍。每個瓦舍里劃有多個專供演出的圈子，稱為“勾欄”。眾多勾欄上演令人眼花繚亂的文藝節目，如雜劇、雜技、講史、說書、說渾話、皮影、傀儡、散樂、諸宮調、角抵、舞旋、花鼓、舞劍、舞刀等。瓦舍中士庶咸集，老少畢至，熱鬧非凡。一種不同于貴族口味與士人情調的市民文化天地，躋身于文化系統中，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存在。

四、教育和科技成就

1、教育

兩宋文化還有一個重要內容，這就是教育的發達。宋代官學系統有兩大特色：

一是等級差別不斷縮小。官學向宗學轉化后無問親疏，國子學向太學轉化后無問門第，有利于低級官僚子弟乃至寒素子弟脫穎而出。

二是重視發展地方學校。至北宋末期，地方州縣學發展到高峰，人稱“學校之設遍天下”(《宋史·選舉志一》)。教育的發展與深刻的變革使宋代整個社會的文化素養超過漢唐

2、科技

在中國文化趨向成熟、精密化的背景下，古代科技在宋代亦發展至極盛。

指南針、印刷術、火藥武器三項重大發明創造是宋代科技最為突出的成果。北宋賈憲、南宋秦九韶在數學領域作出了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貢獻。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沈括“于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宋史·沈括傳》)，且創見迭出。天文學、地理學、地質學、醫藥學、冶金術、造船術、紡織術、制瓷術等方面也 都有令人目眩的成就。在此前后的任何一個朝代，無論是科學理論研究，還是技術的推廣應用，比起兩宋來都大為遜色。陳寅恪為《宋史職官志考記》一書作序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指出了宋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八節 遼夏金元：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 的沖突與融會

宋文化細膩豐滿，但在氣魄上遠不及漢唐文化氣勢雄壯。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稱威懾周邊民族，而宋代自立國之始，就為外患所困擾，長期與遼、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權相對峙。

一、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沖突的雙重效應

1、雙重文化效應

契丹、黨項、羌、女真以及后來的蒙古勢力對宋人世界的長期包圍與輪番撞擊，產生了雙重文化效應：

一方面，北宋、南宋人因被動挨打、國破家亡而生的憂患，滲透于宋文化的各個層面。李清照、陸游、辛棄疾、岳飛等優秀詞人的憂患之作與悲憤之唱，范仲淹與王安石所推行的變法，莫不是這種文化大背景孕育的產物。

另一方面，契丹、黨項、羌、女真等游牧民族從漢文化中吸收到豐富營養。在遼朝，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在西夏，《孝經》、《論語》、《孟子》皆有本族文字譯本；在金國，儒學被奉為正宗道統。金人對漢文化的汲取和整合，使漢族文化在新的條件下滲透、延展于女真族之中，從而在北中國創立了一個“人物文章之盛，獨能頡頏宋、元之間”(王世貞《歸潛志序》)的文化天地。

2、征服者的被征服 公元13世紀，中華大地上相互對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掃蕩下逐一崩潰。公元1260年，忽必烈取儒學經典《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建國號為“大元。”

蒙古族以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氣質入主漢地，囊括整個中國，然而，政治的、軍事的、民族的沖突，往往以一種形式上的對抗，促進著深刻的文化交融。元世祖忽必烈在漢族儒生士大夫的影響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漠北舊俗，“行中國事”，造成統治體系與文物制度的大幅度“漢化”。崛起于兩宋、但一直處于在野地位的程朱理學，便在元統治者的大力倡導下一躍成為“式于有司”的官學，對后來的明清文化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征戰中取得節節勝利的蒙古族，終于又一次步入了征服者被征服的軌道。

二、元雜劇及其文化意義

1、雜劇的繁榮

元蒙統治時期，漢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離破碎，科舉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進堵塞，一部分窮困潦倒者于是與盛行勾欄間的雜劇產生了親緣聯系。他們投身于雜劇創作，表達那個歷史時代深沉的悲憤、苦悶與抗爭。關漢卿的名作《竇娥冤》，以及以包拯為主角的一系列清官戲，如《蝴蝶夢》、《魯齋郎》、《陳州糶米》等，便表現了13世紀中國人民的郁悶與憤懣之情。

2、元雜劇的文化意義

元雜劇不僅憤激地譴責黑暗，凝重地傳遞、傾吐內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種充滿希望的熱情，去謳歌非正統的美好追求。《西廂記》就是這類作品的代表作。它不僅充滿激情地以完滿的藝術結構展現出鶯鶯與張生愛情的忠貞不渝和理想終成現實，而且高呼出向正統文化觀念挑戰的宣言：“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

三、規模盛大的中外文化交流 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個版圖空前廣大的帝國。在這廣袤的文化場中，中國文化與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宏大的氣勢展開。

阿拉伯、波斯和中亞的穆斯林大規模進入，基督教在大江南北遍設教堂，東方和西方旅行家遠游中國，大批中亞波斯人、阿拉伯人遷居內地。異邦的先進科技，尤其是當時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學、數學，以他們為媒介，流入中國科技界。

與外域文化輸入中國的同時，中國文化向西傳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以蒙古軍和阿拉伯人的戰爭為中介，傳人阿拉伯，再傳人歐洲。中國印刷術也經由蒙古統治下的波斯以及突厥統治下的埃及傳人歐洲。中國歷法、中國數學、中國瓷器、中國茶、中國絲綢、中國繪畫、中國算盤亦通過不同途徑，在俄羅斯、阿拉伯與歐洲世界廣為傳播，世界文化的總體面貌因此而更為輝煌燦爛。

第九節 明清：沉暮與開新

中國古典文化，其生命也有一個由生長到全盛到衰落的歷程。明代與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晚期。在這幾百年間，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發生了緩慢而又重大的變化，同時它又為傳統文化向近現代文化的轉型準備著條件。

一、空前嚴厲的文化專制

明清是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登峰造極的時代，文化專制亦空前嚴酷地箝制著思想文化界。

1、文字獄

明清文化專制的突出表現是文字獄盛行。

朱元璋以文字之“過”，“縱無窮之誅”，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橫禍。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所作《賀萬壽表》中有“作則垂憲”之語，常州府學訓導蔣鎮所作《賀正旦表》中有“睿性生智”之語，朱 23 元璋均以“則”為“賊”，以“生”為“僧”，認為是譏諷他參加過紅巾軍，當過和尚，從而大開殺戒。與此同時，明代君主在文網周納中大量使用特務手段，特務機構廠(東廠、西廠、內行廠)、衛(錦衣衛)以士人為重點偵伺對象，“飛誣立構，摘竿牘片字，株連至十數人”(《明史·刑法志》)。清代文字獄更有過之。文人往往因“疑似影響之詞，橫受誅戳”。“莊廷龍《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呂留良《文選》案”，均是康雍時期所發生的轟動全國的大案。

2、崇朱子，滅異端

明清統治者一手推行文字獄，在文化領域制造恐怖；另一手則崇正宗、滅異端。朱元璋多次詔示，士人必須“一宗朱子之書”，“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陳鼎《東林列傳》卷2)。又規定科舉考試一律以朱熹的注為標準答案。于是，明初學術界成為程朱的一統天下，士子一味“尊朱”、“述朱”，凡“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之”(《名山藏。儒林記》)，程朱理學被推上至尊地位。清代統治者在推行文化專制上也不遺余力。乾隆年間，清高宗借編纂《四庫全書》的機會，全力剪除危及封建統治思想基礎的“異端”學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凡例》便開宗明義地宣布：“離經叛道、顛倒是非者，掊擊必嚴；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與直接干預《四庫全書》纂修的同時，乾隆帝還一手操縱長達19年的禁書活動，共禁毀書籍3 100多種，151 000多部，銷毀書版8萬塊以上。在“書禁亦嚴，告訐頻起”的強大威懾力下，“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數之書，有一于家，惟恐招禍，無問禁與不禁，往往拉雜摧燒之”(王蒼孫《惕甫未定稿》卷3)。中國文化遭到秦始皇焚書以來的又一次巨大浩劫。

二、早期啟蒙思想

1、王陽明的心學與“泰州學派”

明清兩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專制主義空前強化，程朱理學占據統治地位；另一方面，與社會形勢的變化相適應，又出現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識的早期啟蒙思潮。如以“致良知”之說打破程朱理學一統天 下的王陽明，雖然就其根本意旨而言是要修補朱學僵化所造成的缺漏，但他感應明中葉以來社會氛圍和心理狀態的變遷，從人的主動性、能動性上順次展開宇宙論、認識論、價值主體論，從而否認用外在規范人為地管轄“心”、禁錮“欲”的必要性，高揚了人的主體性，造成對正宗統治思想的一種反叛，成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學基礎。他的門生王艮以及“泰州學派”的傳人李贄則走得更遠，已有較為鮮明的市民反對派氣息。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顏元、戴震、焦循等人，更從不同側面與封建社會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學展開論戰，有的批判鋒芒直指專制君主。

2、市民文學興起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學的興起(其理論代表是李贄的“童心說”和公安派“獨抒性靈”口號的提出，其代表作品為長篇小說《金瓶梅》、短篇小說集“三言”、“二拍”等)，也是城市經濟發展和某些新的生產方式萌芽的社會現實的反映。生動活潑、富于民間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學，較之明代前期內容空虛、徒具華麗形式的“臺閣體”文學，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復古運動，都是一個巨大的躍進。至于清代出現的《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作品，則在更大的廣度和深度上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弊端，將古典現實主義文學推向高峰。

3、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與歐洲文藝復興

如果要在歐洲文化史上選擇一個階段同中國明清時期的進步文化作比擬，無論從產生的背景還是從所包蘊的內容而言，都以文藝復興較為相當。文藝復興產生的經濟條件是：“14和15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而16—17世紀的中國長江中下游也出現了類似的經濟態勢。文藝復興的主旨是人文主義，其批判鋒芒直指中世紀的神學蒙昧主義、禁欲主義，而中國明清時期的進步思想家、文學家也抨擊宋明理學中的僧侶主義和禁欲主義，提出“飲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王夫之《詩廣傳》卷2)，“私欲之中，天理所寓”(王夫之《四書訓義》卷26)等新的命題。至于顧、黃、王諸大師在哲學思想、史學思想、自然觀中的理性主義，也都與中世紀的蒙昧 主義相對立。

然而，由于16—17世紀的中國，新的經濟形態還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時期的早期啟蒙思想家們先天不足，具有一種時代性的缺陷。以明清之際最富于戰斗精神的政治哲學著作《明夷待訪錄》和《潛書》與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相比較，就可以發現，它們雖然在批判封建專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謂東西呼應，但黃宗羲、唐甄們提不出新的社會方案，而只能用擴大相權、限制君權、提倡學校議政等辦法來修補封建專制制度，孟德斯鳩、盧梭們則拿出了“三權分立”的君主立憲制、民主共和制這樣的資產階級國家藍圖。這表明，中國明清時期的進步思想與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屬于兩個不同的歷史范疇。前者是中世紀末期的產物，后者是近代社會的宣言書。

三、古典文化的大總結

明清兩代進入了中國古典文化的總結時期。

1、典籍文物的收集、整理

在圖書典籍方面，明清統治者調動巨大的人力物力，對幾千年浩如煙海的典籍文物進行收集、鉤沉、考證、考辨，編纂了大型類書《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叢書《四庫全書》。《永樂大典》被公認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數最多的字典；《四庫全書》則是至今為止世界上頁數最多的叢書。大型圖書的編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征象，也包含著文化大總結的意蘊。

2、科學技術

在古典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現了一批科學技術巨著。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在藥物學和植物分類方面達到了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潘季馴的《河防一覽》，作為一部治理黃河的專書，總結了我國歷代治河經驗；徐光啟的《農政全書》，記載了我國自古以來的農學理論，總結了元、明兩代勞動者的農業生產經驗，還介紹了歐洲的農田水利技術，成為中國古代最完備的一部農學著作；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記錄了明末清初 的生產新技術，是一部稱譽海外的工藝學百科全書。東瀛日本將此書視為至寶，并由《天工開物》發展出一門“天工學”。此外，地理和地質學杰作《徐霞客游記》、方以智的自然哲學專著《物理小識》等，都是封建社會晚期科學成就的高峰。

3、學術思想

在學術文化方面，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對中國古代文獻展開了空 前規模的整理與考據。“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輩向覺難解難讀之古書，自此可以讀可以解；二，許多偽書及書中竄亂蕪穢者，吾輩可以知所別擇，不復虛糜精力；三，有久墜之哲學，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學，自此皆卓成一專門學科，使吾輩學問之內容，日益豐富。”①對于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承傳不墜以及向前推進來說，乾嘉學者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貢獻。

四、西學東漸及其中斷

明末清初，利瑪竇、湯若望等歐洲耶穌會士東來。他們在給中國人帶來歐洲宗教神學的同時，也將近代的世界觀念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技成就廣泛傳播于中國學術界，打開了部分中國士人的眼界。徐光啟、李之藻、方以智、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錫闡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來的科技知識。近代科學思維的重要特點是實證方法和數學語言，徐光啟、方以智等人，通過接觸西洋近代科技知識，重視“質測之學”和數學語言的應用，初步顯示出近代科學思維的風貌。遺憾的是，由于宗法專制社會政治結構的強固以及倫理型文化傳統的深厚沉重，“西學東漸”的過程在明末清初進展緩慢。到了雍正年間，隨著耶穌會士被逐出國門，“西學東漸”幾近中斷，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大門日益關閉。

明清兩代，是整個世界格局發生劇變的重大時期，當中華帝國驅逐傳教士，封閉國門，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時，歐亞大陸的遠西端，新興的資本主義呼喚來工業革命，瓦特發明的雙向運動蒸汽機，使歐洲人獲得一盞“阿拉丁神燈”。產業革命催化國際分工，資本以其魔力無窮的巨掌將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農業社會的中國也在劫難 逃，工業先進的西方是決不肯放過如此巨大的一個商品傾銷地、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的。中西方的沖突已成為不可避免之勢。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以血與火的形式把中國文化推人了一個蛻變與新生并存的新的歷史階段。

第四篇：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共）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

141014115 張宏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漫長的歷史積淀，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十分豐富，同時又具有非常鮮明的民族特點。對于中國文化的特點，目前，雖然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得出許多不同的結論，但本質上是相同的。我們認為中國文化的特征集中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典型的倫理型特征。中國古代社會長達數千年，其社會結構模式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主體的宗法專制社會。中國文化特別重視倫理道德，在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各種文化表現形態中，傳統倫理思想處于中心地位，起著支配作用。

2.強調知行統一，知識與道德統一。中國古代哲學體系，其核心就是倫理道德學說，其宇宙本體是倫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實體，其哲學理性是道德化的實踐理性。人治先于法治，身教重于言教，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

3.以懲惡揚善為宗旨，強調教化作用。中國文化十分強調“懲惡揚善”和教化作用。如中國古代文學歷來就強調“文以載道”，十分重視文學的教化作用，提倡美與善相結合。中國古代文化，無論文學藝術，還是史學、教育都以“懲惡揚善”的教化為目的，滲透了倫理道德觀念。

4.強調“忠、孝”，充滿人文精神。中國古代文化特別重視宣傳“忠”、“孝”觀念。由于中國文化的強烈的人文精神，才有中華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才有數千年輝煌昌盛的文明。但是以孝親、忠君為核心的封建倫理意識，也是殘害人民的精神枷鎖，也嚴重地阻礙了歷史車輪的前進。

5.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中國的文化體系是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過的文化。這種強大的生命力構成中國文化一個重要特征。在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與文化中，唯有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出有最頑強的生命延續力。這種無與倫比的生命延續力，使得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世界上唯一綿延不絕發展至今的一種文化類型。中國傳統文化表出非凡的包容會通精神。中國傳統文化在自己的發展歷程中，從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而總是能以非凡的包容和會通精神來豐富和完善自己。正是這種包容會通精神，使得中國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

6.突出的地域性和多樣性。中國文化因地理環境多樣性而呈現豐富的多樣性。中中國各地的自然條件千差萬別，經濟、政治水準也參差不齊。因此，中國文化自其發生期，即因環境的多樣性而呈現豐富的多元狀態。這些文化因地域不同而各有特色。由于人文地理之異，以至于文化思潮也龐雜多歧：在一定歷史時期，不僅各地區學術研究有自己傳統的研究領域，反映出文化思潮的連續性和地區間的相對獨立性，而且在同一領域中，由于地區間的差別而形成不同的派別。這些派別均因地域得名，反映了地域性的文化分野。中國文化由于在地理位置特殊的半封閉環境中孕育和發展，而具有獨立的自成體系的人文內涵。

第五篇：試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

3.試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它是指中國歷史上以個體農業經濟為基礎，以宗法家庭為背景，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的社會文化體系。她是我們的祖先傳承下來的豐厚遺產，曾長期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她所蘊含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她一方面具有強烈的歷史性、遺傳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鮮活的現實性、變異性。她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今天的中國人，為我們開創新文化提供歷史的根據和現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