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改革開放后對外貿易發展歷程(初稿)

中國改革開放后對外貿易發展歷程

自 1978 年末改革開放進程啟動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是我國經濟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成為了我國在政治走向國際化的強大助力.如今,對外貿易與國內投資,消費一起,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得三大引擎.若將目光觀至改革開放前的對外貿易,我們可以看到,在1950-1978年間,我國的對外貿易額由11.35億元上升至206億美元,實現了從主要以初級產品為主到制成品為主的跨越,但是對外貿易的收支差額仍然表現出周期性的態勢,且貿易對象單一的問題也使得我們不能全方位的發展我國的技術性,原創性產業.那么改革開放后呢,又是怎樣的一種發展態勢呢? 數據表明,在1978-1990年間,我國的對外貿易額由281.4億美元上升到了1154.4億美元;在1990-2000年間,由1154.4億美元上升至4742.9億美元;2000-2010年間,從4742.9億美元上升到了29727.62億美元.如果從1978-2007年計算,中國改革開放30年,對外貿易增長了104倍,即從206億增長到21737億美元,到2010年,中國對外貿易已位居全球第二位, 成為世界貿易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進口大國(附圖一).197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只有206億美元,在世界貨物貿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占世界貨物出口和進口的比重分別提高了10.4%和9.1%.而在剛剛過去的2012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38669.8億美元,同比增長6.2%,其中出口204.87.8億美元,增長7.9%,增速比上年回落12.4個百分點;進口18182.0億美元,增長4.3%,回落20.6個百分點.單看這樣一組數據可能會給人誤導—金融危機雖然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但是對全球的貿易影響還是不容小覷的,的確如此,但是在全球貨物貿易額僅增長0.2%的情況下,2012年中國貨物貿易額仍居全球第二位,占全球份額進一步提升.其中,出口占全球比重為11.2%,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連續四年居全球首位;進口占全球比重為9.8%,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連續四年居全球第二.由此可見,在金融危機的風暴席卷全球的情況下,中國仍夠能以穩定的態勢發展,為全球貿易增長和經濟復蘇做出了積極貢獻.而當我們細化的觀察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歷程時,我們可以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1987--以調動對外貿易部門經營積極性為目標的改革

1979 年到 1987 年為中國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探索階段，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

一、增加對外貿易口岸，下放外貿經營權，廣開貿易管道，改革高度集中的貿易體制；

二、改革單一的指令性計劃，實行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向結合；

三、建立和完善外貿宏觀管理；

四、探索促進工貿結合的途徑；

五、采取鼓勵出口的政策措施。

在此期間,中國在廣東和福建沿海開設了四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并打開了兩省的貿易通道,更是由點及面的在全國逐漸推行貿易自由化政策.而到1987 年止，中國大陸已初步形成了一個有利于促進貿易和投資的新體系(附圖二)。

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幾點: 1．初步建交建立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體系。

1978 年以后，中國政府開始有效地運用關稅政策。一方面為避免因過快地實行貿易自由化而導致的進口激增、貿易赤字和通貨債務，一方面也為了可以得到較高的關稅收入.而重要的非關稅壁壘是對交易權利的嚴重限制。國有外貿公司控制著國外市場與國內市場的連通。貿易公司往往只能在規定區域從事規定產品的貿易，有時還會被政府限制貿易伙伴的類別。中央政府控制的一些比較大的外貿公司擁有某些敏感商品的壟斷貿易權.此時的自由貿易,可以說是建立在一道無形的“安全門”中的貿易.2.啟動匯率改革

改革開放之初，人民幣被高估，1980 年 1 美元兌換 1.5 元人民幣，這一匯率明顯對出口不利。此后整個 80 年代，隨著經 濟發展與一輪又一輪的對外開放，人民幣不斷貶值。到了 1986 年，1 美元兌換 3.5 元人民 幣，扣除通貨膨脹影響后，人民幣貶值約 60%。在 1988 年到 1993 年之間，中國實際上存

在著兩個匯率體系，一個是官方的固定匯率體系，一個是市場決定匯率的外匯互換市場，在這個市場上進口商與出口商以及其他有外匯供給或需求的市場參與者按照市場決定的匯率進行交易，這就是“匯率雙軌制”。匯率雙軌制推動了人民幣的進一步貶值。這也為中國在1997-98年間的東亞金融危機時保持人民幣不貶值打下基礎.此后,人民幣曾于1994年一度貶值至8.6元,但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對外貿易順差的不斷加大,在此后的幾年里不斷升值,截止2013年9月28日,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至1:6.12.3.下放外貿經營權和進口定價

1978 年后，“對外開放”政策成為國家主要的大政方針。相應地，國家放寬外貿公司數目。同意各級工業部門設立外貿公司，原國有壟斷外貿公司在各省的分公司變為獨立公司，截至 1988 年底，全國有約 5000 家國有外貿企業，約 10000 家制造企業有直接出口權利。

政府也逐漸放開進口價格管制。進口商漸漸能夠決定進口價格，并通常是以世界平均價格加進口商的傭金進行定價。

總的來說，在改革的第一階段，中國的外貿體系是由完全的計劃貿易體系轉變為以高關稅、多非關稅壁壘的典型的實行“進口替代”的貿易體系。

自 1985 年起，中國開始實行“出口導向”戰略向東亞“四小龍”學習，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出口，并建立了完全獨立的出口加工貿易制度，使得出口商得以擺脫原來中央對貿易的壟斷。到了 1987 年，中國實際上存在著兩個獨立的貿易體系：改革后成長起來的出口加工貿易和傳統的貿易體系。而且前者已經超過后者在國民經濟中處于主導地位。

? 第二階段:1988-2001--以建立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和自負盈虧為中心的改革

這一階段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在仍然保持國家壟斷外貿的前提下，試圖通過將外貿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來改善外貿部門的經營狀況，包括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和轉變企業經營機制，實行企業自負盈虧兩個階段。而中國在1986年正式申請重新加入 GATT，即所謂的“復關”（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議中的締約國地位），但一直到 15 年后，2001 年 11 月 11 日中國才成為 WTO 的第 143 個成員，中國融入國際貿易的大家庭也從“復關”變成了“入世”。

2001年 12月 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毫無疑問，中國入世談判是多邊貿易史和世界談判史上艱難的一次較量。在漫長的談判中，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個過程之所以如此漫長，主要是受到政治經濟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1989 年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動蕩大大加大了中國加入世貿的難度。在談判進入第三階段即復關/入世議定書內容的實質性談判時，中國大大深化在外貿領域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一是實行人民幣匯率并軌，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有條件的可兌換；二是改革外匯管理體制；三是取消進出口指令性計劃，中國還取消了近千種出口商品的配額和許可證；四是改進和完善出口退稅制度；五是加強外貿政策的法制建設;六，更為重要的是，為了給入世掃清障礙，1992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產品競爭能力的日益提高，中國連續 9 次降低關稅。

與此同時，由于中國出口穩步增長，中國事實上已成為世界的一個貿易大國。同時，它所面臨的反傾銷也越來越多。自 1979 年 8 月，中國首次被歐共體控告傾銷后，中國受到越 來越多的反傾銷訴訟，中國成為受貿易保護主義傷害大的國家之一。從 1979年 8 月至 2001 年底，共有 30 多個國家對中國提起了反傾銷訴訟，累計案件達 480 余起。針對中國的反傾 銷案件占世界反傾銷案件的比例在 20 世紀 80 年代為 3.6%，在 2006 年下半年新發起的 103 件反傾銷調查中，有 36 件是針對中國的，占全部案件數量的三分之一強，遠遠超出中國在 世界貿易中所占的份額。2007 年上半年新提出的 57 項反傾銷制裁中，有 22 項針對中國產品，中國是遭遇反傾銷調查多的國家。反傾銷案例的增加無疑也使得中國的入世之路更是舉步維艱。

總之，15年的談判過程，既是中國不斷向市場經濟體制邁進、向國際通行規則靠攏的 歷程；也是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歷程。? 第三階段:2001-2008

--以 WTO 規則為基礎的對外經濟貿易體制的全面改革

2001年 12月 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中國外貿體制也進入了 一個以 WTO規則為基礎進行全面改革的新階段。WTO的基本規則是建立在公平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入世之后，中國至少在三個方面加快了改革。首先，中國在非歧視原則、自由貿易原則和公平競爭原則下，調整、修改了不符合 WTO規定的政策法規；其次，加快外貿主體多元化步伐，尤其是允許私營外貿企業的迅速發展；第三，轉變外經貿主管部門的職能，從以行政領導為主轉變為以服務為主，研究世界貿易發展趨勢并向全社會提供相關信息，采用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來分配外貿資源。

為了符合世界貿易組織對其成員國的要求，中國在入世談判中作出了一系列的承諾，主要包括降低貿易壁壘和開放服務業市場兩個方面。這些承諾具體體現在中國入世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等法律檔中。降低貿易壁壘是指：中國承諾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包括關稅的大幅下降和非關稅壁壘的逐漸取消，為外國商品和投資進入中國提供更多的機會。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作出的承諾，到 2008年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將由 2000年的 15.6％降至 10 ％。其中，工業品的平均稅率由 14.7%降低到 11.3%，農產品的平均稅率相應地由 21.3%降 低到 15.1%。與 90年代初的 40%左右的關稅率相比，中國關稅的下降幅度很大，但是仍高 于世貿組織成員國 6%的平均關稅。在降低關稅的同時，中國已經并且還將取消許多非關稅壁壘，主要包括進口配額、投標資格、貿易經營權、國產化要求、技術轉讓要求、政府采購等。入世后，民航、醫療器械和 IT產品的所有進口配額立即被取消，汽車等產品的進口配 額也將以每年 15%的速度遞增直到全部被取消。自 2002年 1月 1日起，中國已取消了糧食、羊毛、棉花、晴綸、滌綸、聚酯切片、化肥、部分輪胎等產品的配額許可證管理。開放服務市場是指：入世后，中國的服務業將成為開放幅度大的領域。電信、金融、保險等服務業采取漸進式的開放，由管制較嚴的“試點”或部分禁入，到可預見的逐步準入，到完全開放。(附圖三)? 第四階段:2008-現在

--金融危機下的貿易爭奪戰

2008年9月美國華爾街爆發的這場由美國房屋價格大跌,貸款和其他與房屋相關資產價值的損失引起的金融風暴,引發了投資者的擔憂,全球主要股市因此大跌.逐漸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仍然偏于外向,進出口總值超過GDP的60%,在美國國民借錢消費模式終結的情況下,“中國制造”隨之受到影響.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蔓延至實體經濟領域，我國出口11月開始負增長。2009年全年進出口總額比2008年下降13.9%，其中出口下降16.0%；進口下降11.2%；盡管從2008年11月開始，中國出口開始出現同比下降，但月度貿易順差仍維持在較高水平；到2009年2月，由于出口的持續下滑，月度貿易順差開始減少，2009年全年貿易順差1961億美元，比上年減少994億美元。

2009年第四季度以后，隨著全球經濟復蘇跡象開始呈現，我國出口下滑的勢頭得到遏制.(附圖四,五,六)在這樣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面前,世界各國紛紛采取了許多貿易保護政策,而作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的中國,則是首當其沖的受到影響.WTO數據顯示，2008年全球新發起反傾銷調查208起、反補貼調查14起，其中中國分別遭遇73起和10起，占總數的35%和71%。2009年1至8月，共有17個國家（地區）對中國發起79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反傾銷50起，反補貼9起，保障措施13起，特別保障措施7起，涉案總額約100.35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6.2%和121.2%。2009年9月，倫敦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2008年11月G20 峰會以后，全球56個國家和地區采取的99項措施中包括損害中國商業利益的內容。已實施的保護主義措施針對的重點目標名單中，中國位居榜首；134項尚未實施的措施中，77項影響中國利益，影響美國和德國的僅分別為19項和30項。對華采取保護主義措施最多的國家為俄羅斯（13項）、印度尼西亞（9項）、印度（8項）、德國（8項）和西班牙（7項）、美國（6項）、法國（6項）。

但是在多種不利因素的干擾下,中國仍然保持著強勁的勢頭進行對外貿易的增長.2010年,中國國際貿易進出口總值為29727.6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4.7％，對外貿易總體向基本平衡的方向發展。目前歐盟、美國、日本仍為中國的前三大貿易伙伴，２０１０年與中國貿易額分別增長31.8％、29.2％和30.2％。同期，與東盟、印度、澳大利亞、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市場雙邊貿易快速增長，進出口額分別增長37.5%、42.4%、46.5%、47.5%和43.1%。去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38669.8億美元，同比增長6.2%。其中出口20487.8億美元，增長7.9%，增速比上年回落12.4個百分點；進口18182.0億美元，增長4.3%，回落20.6個百分點。(附圖七)2012年,我國的對外貿易呈現出了外貿全球份額不斷提升,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較快增長，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穩定增長,擴進口政策力度加大，順差處于合理區間,加工貿易增速回落，民營企業表現活躍,國際市場布局優化，中西部地區外貿活力增強的特點.隨著市場多元化戰略深入推進，中國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進出口保持較快增長勢頭，其中對東盟、俄羅斯、南非進出口分別增長為10.2%、11.2%和31.8%。對美國進出口增長8.5%，其中出口增長8.4%，美國超過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對歐盟、日本進出口額分別下降3.7%和3.9%。(附圖八,九)2013年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一些積極跡象，國際市場需求有所回暖，加上穩定外貿增長政策措施成效繼續顯現，中國對外貿易延續了去年底以來的企穩回升態勢。突出特點是：

（一）進出口增速有所回升。一季度，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9746.7億美元，同比增長13.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升6.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5088.7億美元，增長18.4%；進口4658億美元，增長8.4%。

（二）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兩旺。在出口企業不斷提升產品技術含量、國內產業優化升級等因素帶動下，一季度高新技術產品出口1633.3億美元，增長28.4%，高出總體出口增速10個百分點；進口1364.8億美元，增長27.0%，高出總體進口增速18.6個百分點。

（三）民營企業進出口活力進一步迸發。廣大民營進出口企業抓住國際市場回暖的有利時機，積極拓展營銷渠道，深度開拓國際市場，一季度進出口3613.9億美元，同比增長50.7%，占總體進出口比重為37.1%，比上年同期提高9.2個百分點，其中出口增長51%，占總體出口的比重達41.5%。國有企業進出口1752.5億美元，下降4.9%。外資企業進出口4380.3億美元，增長0.7%。

（五）中西部地區出口強勁增長。中西部地區承接外向型產業轉移步伐加快，出口保持快速增長勢頭。一季度，中西部地區出口增長42.8%，高出總體出口增速24.4個百分點.（四）對新興市場出口明顯快于傳統市場。由于新興市場經濟增長狀況普遍好于傳統市場，中國對多個新興市場出口均呈快速增長之勢，其中對東盟、俄羅斯、南非出口分別增長28%、19.6%和35.5%，合計拉動整體出口增長3.3個百分點。在美國經濟復蘇勢頭趨穩、零售上升的情況下，中國對美國出口增長6.8%。隨著歐元區金融穩定性增強、經濟衰退程度放緩，中國對歐盟出口恢復性增長1.1%。受日本內需疲弱、日元貶值等因素影響，中國對日本出口下降3.6%。對美歐日出口合計占整體出口比重為37.4%，比去年同期下降5.8個百分點。受過境中轉增多、跨國公司向香港轉移全球物流配送和分撥中心等因素影響，中國內地對香港出口增長74.2%。

從這個角度上來講,2013年中國的對外貿易仍然會在大環境不變的條件下保持一個平穩的態勢發展.綜觀改革開放35年,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取得了長足性的進步,在國際上也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在這個風險與機遇并存的時代下,我們在發展的同時遇到的困難也是不可小覷的,入世是一個坎兒,如今的金融危機是機遇也是一個坎兒,只有在風險中穩定的求發展才能獲得更大的機遇.

第二篇：中國社會學改革開放30年發展歷程

1989年，即改革開放10周年之時，關于中國社會學的情況，筆者曾著文做了這樣的分析：經過十年的艱辛創業與探索，經過十年與我國改革開放的事業同命運，共呼吸，中國社會學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度；一方面社會學本身在理論上、在實踐中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績，正對我國社會生活發揮越來越明顯的作用，為我國社會學今后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面，它得到社會各界、社會科學各科的廣泛的承認，社會學成為很有吸引力的學科之一，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社會學也和經濟學等一樣，對改革和開放的事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應當承認，這種成熟度還是不高的。社會學在中國成為一門真正成熟的科學，尚需繼以時日，尚有不小的差距。當時，筆者在該文還提出：對于尚處在成長過程中的中國社會學來說，在理論上處理好下述三個關系是至為重要的。這就是：第一，處理好社會學與轉型社會的關系；第二，處理好社會學內部一些重要的理論關系；第三，處理好社會學界內部不同學派、不同主張、不同觀點之間的關系。20年過去了，中國社會學成熟度得到了顯著的提高。由筆者主編的《中國社會學30年（1978-2008）》，即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各章對社會學不同領域所取得進展的梳理，有說服力地表明了這一點。這篇總論主要圍繞幾個有關中國社會學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進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學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與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從而表明它確實日趨成熟了。

（一）科學性與價值性

自中國社會學恢復和重建以來，長期困擾中國社會學的眾多問題中，科學性和價值性的關系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最突出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母題，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題：社會學是否是中性的或“價值中立”的學科？社會學是否與政治和意識形態無關的純科學？社會學是否只有科學性沒有人文性？等等。在這些問題上，把不完全正確甚至錯誤的東西，當作不言而喻正確的東西，來加以接受，并作為用來評論他人的觀點是否“科學”的標準，是中國社會學界曾經出現過的不成熟性的表現，現在，這種情況已經大大改觀了。

1、社會學與價值性

在1980年代中國，“價值中立”曾被當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當作評判懂不懂社會學的試金石。其實，“價值中立”作為一種來源于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一個在總體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會學方法論原則，是一個在國外學術界有嚴重分歧、毀譽參半、仍難一致的爭論問題，是一個在本質上與馬克思主義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論命題，因此，對它極有必要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既不能全盤肯定，把它夸大為我國社會科學的普遍的方法論原則，也不能全盤否定，將它說得一無是處，連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認了。“價值中立”總體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學與價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價值的客觀主義、實證主義傾向，這使它在認識功能和價值功能統一的社會科學中成為不可能實際遵循的東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擺脫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強調客觀性和科學性的合理因素，但這種合理性是以推向極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國，“價值中立”不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論原則，而且被用來規定整個社會學的性質，于是社會學被說成說一門“價值中立”的學問。其實，世界上本來就找不出來所謂“價值中立”的社會學。早在1960年代，美國米爾斯就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批判了以帕森斯為代表的“價值中立社會學”。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會學即將來臨的危機》一書的作者美國社會學家古爾德納，甚至把“價值中立”的社會學稱為一種神話。吉登斯則在1982年指出：“社會學不可能是一種中性的知識活動，它不能不關心對其研究對象可能產生的實際影響。”筆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種意見認為，凡科學不能涉及價值，凡涉及價值就不能是科學。因此持這種意見的人把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當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來，并把科學精神歸結為“價值無涉”的精神。我認為這是不確切的、似是而非的。”稍后1990年，筆者還指出：“社會學定義是客觀性、科學性同價值性的統一”；“企圖建立的‘價值中立’的社會學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同樣，就我國的情況來說，中國社會學也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社會學。正如筆者在總結中國社會學百年軌跡時指出的：“中國社會學是應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而產生、而發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為現實服務。這是中國社會學的優良傳統。在中國，從來沒有那種單純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社會學。這對兩大系社會學來說均是這樣。”

“價值中立”和“價值中立社會學”的衰落，除了它們在理論上站不住腳，解釋力越來越弱，還與1960年代以來社會學思潮的變化有關，這就是實證主義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義思潮的逐步增強，因此，作為實證主義思潮產物的“價值中立”和“價值中立社會學

”不能不面對越來越強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國的米爾斯，還有歐洲法蘭克福學派馬爾庫塞等人在1964年召開的紀念韋伯誕辰100周年大會上發動的關于“價值中立”的論戰；在1970-1980年代，繼古爾德納之后，曾任美國社會學會會長的m.英格在《論反文化》一書的前言中直截了當地申明，他“不能‘放逐價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評論時，也不佯裝騎墻。”到1990年代，對“價值中立”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擴展到相鄰學科。一些權威人士，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繆爾達爾指出：“研究的客觀性不能僅僅通過試圖排除價值觀念來解決。相反，社會問題的每項研究，無論范圍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價值觀念決定的。‘無偏見的’社會科學從來就不存在將來也不會有。努力逃避價值觀念是錯誤的，并且注定是徒勞的和破壞性的，價值觀念和我們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們仍然指導我們的工作。”社會政策的資深學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價值立場討論社會政策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由于受到持續的批判，“價值中立”的影響在國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事實上，近20年來，從事社會科學理論或哲學研究的學者，很少會再認同實證論的觀點了。社會研究必然會有價值介入這個論點幾乎成為他們的共識。”中國社會學在“價值中立“問題上的成熟度的提高，總的來說，與國際社會學界的趨勢是一致的。

2、社會學與意識形態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消極后果是，人們由于厭惡那時的過度政治化和極端意識形態化，而導致較為普遍地對一切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厭煩和遠離。西方社會學的“價值中立”正好給了這種較為普遍的情緒以學理的支撐。這是“價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國社會學界以及其他學界盛行的社會原因。

其結果是人們“有學理根據”地把社會學與政治、與意識形態分離開來，甚至對立起來，形成了這樣一種影響廣泛的“慣性思維定勢”：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識形態，就不再是社會學，不再是學術。所以，“這不過是政治”，“這不過是意識形態”，成為殺傷力很大的話語，用來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觀點和理論，用來認同符合自己口味的東西，甚至用來判定誰是真正的社會學家，用來造成一種排他性的不正常學術氛圍，名之為“社會認可”。這種慣性思維定勢、這種充滿貶義的話語，至今還影響著一些教師和青年學子。

但是，事實一再表明，主張價值中立的的人，價值性往往是非常強的，字里行間時時露出他自己堅決反對和深惡痛絕所謂種種價值，給我們提供了提倡價值中立的人價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為什么這樣？道理并不復雜。這是因為，一個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人，不可能擺脫一切價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識形態。因此，結果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在選擇、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價值、政治、意識形態。這里選擇是一種價值，不選擇也是一種價值。聲稱沒有價值似乎顯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實際上，清高就是一種價值，良心同樣是一種價值。所以主張擺脫一切價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識形態的人，一定要在邏輯上、在實踐上陷入悖論或自相矛盾。邏輯上的矛盾是主張擺脫一切價值，卻選擇某種價值，結論與前提矛盾；實踐上的矛盾是主張價值中立，實際價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07年底中國廣州講學之行，應該給那些認為社會學能夠擺脫價值、擺脫政治、擺脫意識形態的人一些啟發。據網上報道，吉登斯自稱經歷過學術上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只想語出驚人、在學界出頭”，此后，他開始意識到寫別人看不懂的書“不靠譜”，社會學家“不該只呆在大學這個象牙塔里埋頭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論去啟發大眾。因此在過去的15年間，吉登斯開始介入政治，他建議中國的社會學家也應該走到“廣闊的天地”中去，將理論付諸實踐中，否則，經不起實踐考驗的理論，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說服力。“社會學家不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變世界。”難道能說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來應該說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會學家了嗎？

在社會主義低潮的背景下，擺脫一切價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識形態，其實際結果往往是擺脫社會主義價值、社會主義政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往往是西方價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識形態的乘虛而入。所謂的“非價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正是西方推行他們那一套價值、政治、意識形態的遮眼布和擋箭牌，他們要“非”的是社會主義價值、政治、意識形態，讓你的社會陷入根本目標的失范，價值觀的失范，意識形態的失范，抽掉你社會的精神支柱，讓你的社會成為一個沒有脊梁骨的社會。他們這一套在前蘇聯、東歐得手過，但是在中國不那么容易。在這里我們也可以體會到，十七大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深遠意義。

中國社會學以“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為自己的深層理念，繼承先輩服務現實、服務社會的優良傳統，表明它不可能成為“價值中立”的社會學。中國社會學要研究、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諧社區的建設，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會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脫離社會主義政治。中國社會學要研究探索把社會公平正義落實到社會制度和社區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脫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現在該是結束那種認為社會學能夠擺脫價值、擺脫政治、擺脫意識形態的幼稚病的時候了，該是澄清那種貶低社會主義價值、政治、意識形態的種種錯誤觀點的時候了。

3、社會學與人文性

在費孝通先生看來，中國社會學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點在于過分重視科學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沒有擴展到人文性。科學性和人文性的統一，并真正達到人文性這一層次，是中國社會學成熟的必經之路。

這是費孝通先生在其“社會學傳統界限擴展論”中提出來的，是他逝世前對中國社會學發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貢獻。他在肯定“社會學是具有‘科學’和‘人文’雙重性格的科學”的大前提下指出：社會學的價值，不僅僅在于由科學性決定的“工具性”，“社會學的人文性，決定了社會學應該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關于‘人’、‘群體’、‘社會’、‘文化’、‘歷史’等基本問題，為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奠定一個更為堅實的認識基礎。”費老認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們社會學至今還難以直接研究的東西，但這些因素，常常是我們真正理解中國社會的關鍵，也蘊含著建立一個美好的、優質的現代社會的人文價值。社會學的研究，應該達到這一個層次，不達到這個層次，不是一個成熟的“學”。

這一理論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費老對世界社會學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回應，它的意義絲毫不亞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論、小城鎮理論、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論等有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可以這樣說，為了國強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討中國風格的社會學理論，是費老學術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學術生命的實質。費老達到的這一境界，毫無疑問應該看做是中國社會學日趨成熟的一種標志。費老的觀點，在把社會學當作經驗科學、以某種新面目出現的實證社會學實際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國

社會學界，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過去費老針對當時的情況強調科學性和實證風格，是有時代的理由的，而把費老誤解為僅僅為是科學主義的，實證風格的。現在他又針對新的情況強調了社會學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費老提出的觀點正在迫使許多人重新進行思考。隨著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費老的觀點會越來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

（二）經驗性和理論性

社會學的實證主義思潮，不僅把科學性和價值性割裂開來，片面地強調科學性，否認價值性，而且也把經驗性和理論性對立起來，只認經驗性，否認理論性。實證主義的著名口號“拒斥形而上學”，就把價值性和理論性都當作“形而上學”拒斥掉了。這一點，最明顯地表現在著名美國社會學理論評論家喬納森?特納所著的《社會學理論的結構》一書中。該書提出了一個包含“三個拒斥”的思想，這就是拒斥哲學、拒斥元理論、拒斥社會學理論，他說：

“思辨理論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釋具體事件的理論，而是解釋一個理論必須提出的基本問題。”“我認為思辨理論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學問題，而使理論的建立停滯不前。我想，曠日持久的哲學問題將存在下去，因為它們是無法解決的。”“更重要的結論是：大量的社會學理論事實上是思辨理論的活動”

從這些評論中，可以歸結出特納的基本觀點是：第一，思辯理論是對“理論必須提出的基本問題”進行解釋的理論，也就是說，思辨理論是元性質的理論；第二，這類元理論通常陷于“無法解決的”“哲學問題”，理論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滯不前”；第三，“大量的”“社會學理論”是這種元理論，即哲學“思辯理論的活動”，不是社會學理論。根據特納的邏輯，不僅對哲學的思辯理論予以拒斥，而且將闡釋社會學基本問題的理論（即元理論）當作了哲學的思辯理論予以拒斥，進而將“大量的”“社會學理論”歸結為了哲學的思辯活動，予以拒斥。這三個拒斥是特納社會學實證主義立場表現。這本早在1980年代翻譯成中文的書，在普及西方社會學理論方面起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把他主張的拒斥理論性的實證主義思潮帶給了讀者。

事實上，正如筆者指出的：任何有價值的社會學理論或社會理論，包括宏觀的、中觀的、微觀的，都是這樣那樣從大量的現實經驗事實材料中概括出來的，否則只能是蒼白的。反過來說，經驗研究盡管是基礎，但僅僅停留在經驗上，還不是理論。所以，輕視理論、理論研究同輕視經驗、經驗研究一樣，都是片面的、錯誤的；經驗研究和理論研究必須保持平衡，相互促進，相互得益。兩者的關系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正確處理經驗性與理論性的關系，也是對中國社會學真正成熟的一種考驗。必須注意的是，實證主義社會學思潮對中國社會學的影響不能低估。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這種思潮的負面影響。正如有學者正確指出的：中國社會學在快速發展中出現了明顯的理論滯后現象。其表現是：一方面，大量的經驗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論思考或明確的理論前提，以致許多課題重復開展，缺乏學術的積累性和遞進性；另一方面，簡單運用西方實證社會學理論，很多經驗研究往往是對某些西方實證社會學理論的粗淺證明，對處于深刻變遷中的中國社會生活的解釋常常流于表層。

輕視理論思維或理論建設的原因，首先是從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開始，受美國社會學的影響太大。長期以來，美國社會學陷入了我稱之為“強勢社會學中實證主義困境”這樣一種不利態勢。這種強勢社會學中的弱勢，突出地表現在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失去了平衡，這與美國的實用主義“有用即真理”傳統有著密切的關系，形成對實證主義思潮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認為，理論與實證的失衡是世界社會學中心開始重新向歐洲轉移的根本原因。美國人自己也很早意識到這個困境，甚至說得更嚴重，叫作“危機”。米爾斯、古爾德納的一些著作，可以說都是在批判這種困境。默頓“中程理論”對美國社會學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進一步推進了美國社會學的實證研究。另一方面，進一步造成了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失衡，制約美國大社會學家的產生。所以，應當對美國社會學采取分析的態度，正確認識它的優勢和弱點。實證研究或經驗研究當然是必要的，美國社會學在實證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學科的規范化方面，等等，是有優勢的，應該學習和借鑒的。但是實證過度，理論和實證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確認識美國社會學，接受它的教訓，減少盲目性，增加科學性，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國社會學。當前，中國社會學中的實證主義范式雖然還沒有發展到美國社會學那樣“危機”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綢繆，后果也將是十分嚴重的。

當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美國社會學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變化，不僅在實證傳統中發展出一些內容和形式都十分新穎的新學科，如新經濟社會學、網絡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社會學、組織社會學、新理性選擇理論等等，而且還形成了一些反對美國實證主義傳統的具有強烈人文主義傾向的新學科，如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學、詹明信的文化社會學、羅蒂的新實用主義社群理論、福山的社會信任理論等等。更不用說歐洲社會學了。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國外社會學已經發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在歐洲出現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貝馬斯、布希亞、鮑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樣具有強烈人文主義傾向的社會學家，他們的思想觀念已經遠遠地突破了傳統社會學的界限，他們給出的理論概括是在傳統社會學構架中無法理解的理論創新。

美國社會學當前所面臨的危機和中國社會學所可能面臨的危機，提出了這么一個問題：即在當前形勢下，社會學知識如何創新的問題。筆者認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知識演進的軸心和根本線索，是社會學發展的基本問題和元問題。在當前社會學面臨危機的條件下，要實現社會學知識的創新，必須抓住這個既是根本的前沿問題、又是我國社會快速轉型中的焦點問題，進行理論和實證結合的研究，走出一條既不同于美國社會學，又不同于歐洲社會學，但又吸取歐美社會學各自強勢的學術路子來。

（三）建設性與批判性

建設性和批判性的關系，涉及中國社會學和社會學者對待中國社會、社會現象的取向問題、態度問題，涉及中國社會學正確發揮自己的社會功能、實現自己崇高使命的問題。建設性和批判性是互補的、相互促進的，在這兩方面都是不能走極端的。這個問題也同樣考驗著中國社會學的成熟性。筆者在2007年中國社會學長沙年會上所做的主題報告，提出了“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這一命題，正是為了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所謂“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們社會學對社會現象的分析研究要有這樣一種精神或態度，即通過反思批判這樣一種理性思維活動，實事求是地肯定該肯定的東西，否定該否定的東西，并根據這種分析提出積極的建設性的改進意見和方案，以增促社會進步，減少社會代價。這種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辯證統一，它既不贊同“否定一切”的顛覆性或毀滅性的變味批判，又不贊同“肯定一切”的無反思批判的盲從態度。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強調兩者的某種相對區別，反思主要是對我們人和人類自己的反思、檢討；批判主要是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審視。人和人類，社會現實，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惡的一面，需要通過反思批判，來發揚光大前者，抑制減縮后者。

提出這個命題，主要原因有：第一，這是由作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中國社會學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社會學的基本性質決定的。它是一種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社會學，總體上屬于建設維護型的社會學，這與它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情況不一樣，那時它總體上屬于一種革命批判型的社會學。早在1985年，我在英國留學進修社會學和現代西方哲學回國后發表的第一篇社會學文章就提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有兩種形態的觀點，即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是革命批判型的社會學，對我們自己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維護建設型社會學。我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社會學，作為維護建設性的社會學，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會學的本性使然，是理所當然的。第二，這是由中國社會學實際情況決定的。在后現代解構思潮否定性、極端性的影響下，我國社會科學各個學界都有一些學者著重破壞而拒絕維護、強調摧毀而失于創建，使得批判性精神發生了嚴重的傾斜，褪變為了一種抨擊性的儀式，進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維方式，釀成了一種影響極深的消極的社會習性。這些情況告訴我們，我們學者對社會、對青年學子是負有重大責任的。我認為，學者的學術責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學者的根本責任是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而不是相反。學者的社會責任之一，是推進健康的社會心態和思潮，引導不甚健康的社會心態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東西。這樣的迎合，可以取得廉價的贊美，可以熱鬧一陣，但是經不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我的一位朋友說得好：學者不能只解構不建構，只務虛不務實，只求異不求真。這些情況也提醒我們的青年學子——他們是中國社會學的未來的希望，只有增強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們才能茁壯成長為對國家對社會對中國社會學有所貢獻的社會學者和社會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業，前途無量。

第三，這是總結前兩個世紀的經驗教訓決定的。最近，我們從四個維度研究了19世紀、20世紀的學術思潮。這四個維度就是作為主體和歷史型塑者的“大寫的人”，作為現代知識體系的成型標志的“大寫的理性”，作為普遍歷史模型的確立象征的“大寫的歷史”，以及作為不同政治主張升華的“大寫的意識形態”。我們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紀“大寫建構”具有片面性，而20世紀“大寫解構”則具有極端性，當進入21世紀的時候，人類的思維正處在一個歷史的大彎道上。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在21世紀應該如何站在新的起點上，如何超越上兩個世紀。我們認為，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紀“大寫建構”片面性和20世紀“大寫解構”極端性的康莊大道。現在，轉型中的中國社會，越是接近這個新起點的時候，越要承接從上游奔騰而下的各種思潮的沖擊力。當代中國成為各種思潮的匯集點。這是我們現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確對待我們必須面對的各種思潮。

（四）傳統性與現代性

“傳統和現代”與社會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從歷史看，對傳統和現代關系的理解，在古典時期，是社會學創始人和實際奠基人創建社會學立論的重大根據之一，在現代和當代，它們仍然是沒有那位社會學家能夠避開的重大課題之一。從理論看，傳統和現代、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成為社會學分析的兩種理想類型，具有很強的方法論意義。傳統和現代，又是廣義社會轉型論的核心概念。類似地，要理解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含義，也離不開這兩個基本概念。同時，“傳統和現代”，又是一個充滿歧見的領域，對何謂傳統，何謂現代，如何理解兩者的關系，都有不同觀點，并連帶產生出一系列其它問題的分歧。所有這些，也使正確把握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成為考驗中國社會學成熟性的重要標志。

現在，對傳統和現代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認識到現代或現代性是成長的，而傳統是被發明的，簡要地說，就是“現代的成長”與“傳統的（被）發明”，以及兩者的不可分割性。這只要看看傳統與過去、與現在、與將來的關系就清楚了。第一，傳統是保留在現代人的記憶中、話語中、行動中的那一部分過去，因而是對現在仍然起著作用的那一部分過去；第二，傳統是被現代人從過去之中精選出來的，由于現代人的選擇這部分過去才得以留存下來，因而它同樣是現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現代人的反復實踐和應用，這些留存的過去獲得了傳統的意義，影響、制約某一地區、某一群體的社會成員及其家庭的行為和生活。這種傳統往往以該群體的亞文化的方式、習俗的方式出現；第四，現代人通過對過去“重構”或“新構”的方式生產出傳統，而這是一個集體的和社會的行動過程。這種“重構”或“新構”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會對現在，甚至未來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傳統源于過去，是“活著的過去”，是能夠“活到”現在的那一部分過去。而作為活著的過去，傳統也是“現在”，甚至會是“未來”，因為它們往往會蘊生出更為長久的社會趨勢。

從上述觀點，可以知道，所謂社會轉型，廣義地說就是社會不斷從傳統走向現代，走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變遷過程，而在走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變遷過程中又不斷產生自己相應的新傳統和更新的傳統；也可以了解，現代性的基本含義之一，就是“現代的成長”與“傳統的（被）發明”的有機統一。

新布達佩斯學派伊亞爾、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張的狹義轉型論或所謂“新古典社會學”，把傳統向現代轉變的研究視為已經過時而一筆勾銷，代之以從現代向現代的轉變這個新議題。這種對傳統與現代的割裂，在理論上和現實上都是說不過去的。這也正是我們主張的廣義轉型論與他們的重大理論分歧之一，也是他們的重大理論缺陷之一。這一點也迫使我們探討現代性進程中的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應對這種學術挑戰，對他們進行學術剖析。

（五）本土性與國際性

中國社會學界自1979年恢復和重建以來，就有一個共同的體會，這就是：學術發展也和整個國家的發展一樣，不能閉關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或者說，本土化和與國際化相結合的道路，否則，學術就要永遠落后，中國社會學在世界的社會學格局中的弱勢地位也難以改變。本土性與國際性相結合，同樣是中國社會學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課題。

1，本土性與國際性相結合所謂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國社會學首先必須立足于中國的社會實際，特別是抓住當前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機遇，去調查、去研究、去概括、去總結，并要深入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和中國社會學史，從中國豐富的社會思想資料中，從中國悠久的優秀學術傳統中吸取養料。這就是中國社會學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義。這樣的中國社會學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國特色。

所謂國際性或國際化，主要是指中國社會學要自覺學習、借鑒歐美強勢社會學的精華，使自己能夠用世界的眼光，從整個人類實踐的高度來解釋中國社會和建構中國的社會學理論，從而使自己真正成為世界社會學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養和提高同國際社會學界平等對話的能力和實力，并在改變學科和學術的話語權一直由西方壟斷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國社會學家自己的貢獻。這就是中國社會學國際化的主要含義。這樣的中國社會學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認的國際性，能夠為世界社會學貢獻自己獨有的一份。

無論是社會學的本土化還是國際化，都離不開本國學者主體意識不斷增強。這也是我們前輩社會學家給我們提供的一條基本經驗：沒有主體意識，就既沒有社會學中國化，也更談不上國際化。現在的問題是，確實存在一種與主體意識相對立的“邊陲思維”，即那種對歐美社會學照抄照搬、亦步亦趨還自以為站在學術前沿，而對本國社會學及其歷史則采取看不起甚至虛無主義態度的思維。這種“邊陲思維”，是不成熟的表現，也是阻礙社會學中國化和國際化結合的，更是與中國正在從地區性大國走向全球性大國的背景不適應的。

只有沿著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的方向進行艱苦的探索，理論創新才有可能，某種具有原創意義的新進展也才會出現。

2，中國社會學百年軌跡的繼續中國社會學在自己一百多年的歷史中走過了曲折的道路。在這曲折的過程中，它無時無刻、自覺不自覺地在處理著與中國社會現實、與中國學術傳統特別是中國歷來的社會思想、與外國社會學和社會思想的關系，并且正是在這種處理中實現了并且還在實現著自己的創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國特色的。從這一方面來看，中國社會學百年的發展軌跡，可以簡明地概括為四句話，這就是“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所謂立足現實，就是中國社會學把現實的中國社會作為自己的立足點、出發點和歸宿點。所謂開發傳統，就是中國社會學注意吸取幾千年歷史上豐富的社會思想，特別是關于社會治亂興衰的思想，以此來觀察現實的中國社會，并對西方傳入的社會學給以帶有中國特色的解釋。社會學的中國化，首先當然是立足現實，同時也是與開發傳統分不開的。所謂借鑒外國，就是中國社會學界注意借鑒國外社會學，其中包括歐洲、美國和日本的一些理論和方法。所謂創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和借鑒外國的基礎上，中國社會學進行自己的創造。這里，“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是統一的整體，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會這樣那樣影響中國社會學的健康發展和成熟。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其實就是中國社會學百年軌跡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繼承。這里，本土化著重說的是“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國際化著重說的是“借鑒國外”。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著重說的是“創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不僅有歷史的導向，而且有現實的走向，還有未來的取向。

3、頂天立地與兩維視野。

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可以有多種表達，如本土特質與世界眼光相結合，如“建構本土特色”與“超越本土特色”相結合等等。

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通俗地說，還可體現為一種精神境界，這就是頂天立地精神。筆者不久前指出：中國社會學要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有兩條特別重要：第一是站在國際社會學的前沿，把握社會學理論、方法、歷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趨勢；第二是深入到我國社會快速轉型的實踐，特別是在社會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層的社區建設的實際，把握住制度創新的脈絡。這就是說，當代中國社會學要取得實質性的發展必須有一種“頂天立地”的精神。這里“頂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層，要有草根精神。頂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與深入基層結合起來，把世界眼光與草根精神結合起來。這里，無論“頂天”和“立地”，都要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來指導。頂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具體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學理地說，更可體現為一種有方法論意義的視野，這就是兩維視野或雙側分析。在“實踐結構論”中我們曾指出，社會實踐的結構性變化包含著兩種力量，具有兩個維度，這就是第一，現代性全球化的長波進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維度，第二，本土社會轉型的特殊脈動所代表的力量和維度。我們曾經指出，當今世界的每一項重大的動態變化之中，都包含著這兩個維度也即這兩個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說，那些左右著社會生活的重要動態變化，那些影響我們個人生活的復雜癥候，都離不開這兩股力量，是這兩股力量相互扭合所產生的一系列現實效果。這兩個維度所發生的作用、所產生的效果，我們稱之為“二維效應”。對于上述客觀的兩種力量、兩個維度、“二維效應”展開社會學分析，我們稱之為“雙側分析”，而它們作為社會學視野或視角，我們稱之為“二維視野”或“二維視角”。

用這種兩維視野來分析中國經驗，我們就能知道，“中國經驗”或“本土經驗”，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總結，才有價值和意義；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煉，才能運用和推廣。“只有本土化，才能國際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狹隘的、單極思維的本土化，是沒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兩維視野的本土化，是有廣闊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斷用本土經驗加以豐富、充實，不斷對本土經驗進行概括、提煉，才能成為不斷激活本土經驗的新的靈感，不斷提供分析本土經驗的新的視角。總之，中國社會學要不斷增強自己的主體意識，把本土性與國際性、本土特質和世界眼光結合起來，沿著前輩開辟的“立足現實，開發傳統，借鑒國外，創造特色”的軌跡，以頂天立地的精神，創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結

上述對科學性與價值性、經驗性與理論性、建設性與批判性、傳統性與現代性、本土性與國際性的正確把握，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因此，我們對中國社會學成熟性的追求也不會停止。因為停止追求，意味著正確把握會這樣那樣讓位于片面把握、錯誤把握。

要正確把握上述這些關系，要避免走極端，片面強調一個方面，錯誤就不可避免。它們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這就是這些成對范疇的辯證性。忽視這些成對范疇的辨證本性，中國社會學就不可能健康成長，不斷走向成熟。同樣，我們在處理社會學的基本問題和元問題——個人和社會關系問題時，在處理這一問題的豐富多彩的展開形式（即社會基本問題的設問形式）——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個人行動與社會結構、權益自主與權力規范、個人私欲與社會公益、個人個性與社會準則、自主行動與公共制導，以及這些設問形式在當代的豐富表現。如意義與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與系統（哈貝馬斯）、慣習與場域（布迪厄）、肉體與權力（福柯）等等，都不能忽視它們的辯證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爾那里挽救了那種打破二元對立的辯證法的“合理內核”。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指出：這樣一來，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方面就恢復了。恩格斯把黑格爾“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稱為“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按照這一偉大的基本思想，“人們對于還在不斷流行的舊形而上學所不能克服的對立，即真理和謬誤、善和惡、必然和偶然之間的對立也不再敬畏了”。

讓我們以上述偉大的基本思想為指導，力求正確把握科學性與價值性、經驗性與理論性、建設性與批判性、傳統性與現代性、本土性與國際性之間的辯證關系，推進中國社會學不斷從不成熟走向成熟，從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力求避免各種幼稚病。

第三篇：淺析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態勢

淺析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態勢

政治與法學系思想政治教育專業0611班06103033柴韶華

內容摘要：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使我們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注意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狀態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在外向型經濟中，我們實施了“引進來”和“走出去”的發展戰略。本文將從中國政府的對外貿易戰略，企業的對外發展和外商來華投資的態勢，分析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舉措。

關鍵字出口導向走出去經濟體制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年均增長了9.88%，遠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平均3.3%左右的增長速度；GDP從1978年的3645億元增至2007年的246619億元，進出口總數由1978年的206.4億美元到2007年的21738.3億美元。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中經濟總是位居世界第四，外貿總數居世界第三，外江儲備居世界第一。實踐證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初步建立起了市場經濟體制，冰緊張把握住了全球化浪潮帶給我們的機遇，站在時代的哦潮頭，一個開放型的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確立，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的永恒動力。

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引起了舉世矚目，而在經濟不斷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也面臨著諸多挑戰。目前，我國的對外開放格局是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的外貿發展戰略，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在出口貿易領域陸續形成了以質取勝，市場多元化和科技興貿的具有鮮明特點的三大戰略。

作為企業，截至2006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906.3億美元，遍及全球172個國家和地區，投資領域涵蓋采礦業，商業服務業，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建筑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等眾多領域。①

目前我國“走出去”戰略的現狀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

一、全方位，寬領域的“走出去”格局形成。就對外投資而言，基本形成了“亞洲和拉美為主，發展非抽，拓展歐美”的多元化市場格局，中國對外貿易比重占全球的8%左右。

二、對外貿易方式日趨多樣，水平逐步提高。據統計，從1979年到2007年，我國世紀利用外交9698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7754億美元。

三、經營主題隊伍壯大名企業跨國精英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顯著，國際競爭力增強，2006年中國境外企業實現小手收入2746億美元，境外納稅總額28.3億美元，2006年末，境外企業就業人數達63萬人，其中雇傭外方人員26.8萬人，境內肉孜主題通過境外企業實現的出口額達92.5億美元。②

而在外商在華直接投資（FDI）方面，雖然我國征服在中西部設置了不少優惠政策，但是東部地區憂郁在1992~1998年中形成了良好的產業集聚和配套生產能力，使得在東部與中西部吸引外貿差距不斷擴大，FDI呈現出高度集中于東部

地區的特點，截至2006年底，東部地區吸引了84%的FDI，二我國的基尼系數為增至0.46高于國際警戒線0.06。③通過以上，我們可以看出30年的改革開放成績斐然，但我們還應當看到我國目前對外貿易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出口導向”貿易發展面臨挑戰。在改革開放初期，為抵消進口替代的偏向性，達到進出口平衡，國家采用了大力鼓勵出口的措施，這使得“新生商主義”哲學成為中國繼續實施“出口導向”難以為繼，這一方面來自于中國產品的競爭壓力和對能源的消耗對他國經濟安全帶來了挑戰，另一方面也來自于中國市場份額快速提高打破了他國的全球貿易關系“平衡”，從國內層面來看，“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扭曲了生產要素配置，支持其發展的比較優勢幾處還在逐步弱化，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人民幣的升值，能源、礦產資源等價格的上升等一系列的原優勢基礎逐步成為外向型企業發展的“門檻”。

政府的發展滯后。政府主觀認識不足，孤立、靜止地看待“引進來”和“走出去”，忽視“走出去”對“引進來”的推動作用，以及對國民經濟和對外貿易發展的意義，制度建設滯后，法律法規政策尚未完善，項目核準程序繁雜不順暢，產權保護機制缺乏，信息服務不寬善，政府定位尚未明確，政企不分的玩家仍舊存在，計劃經濟尚未完全退出中國經濟的舞臺。

企業發展仍舊難以與國際同步，作為企業，尚缺乏全球化戰略意識和現代化經營手段對外投資戰略不明確，投資規模較小，投資地區分布不合理，缺乏對外投資資金和高等質的跨國經營人才。2004年出現的“劉易斯拐點”使勞動力密集型的外向型企業更是面臨巨大挑戰。④

面對以上出現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今天，我們不得不做出深深地反思，基尼系數顯示了我國貧富差距偏大，從“民工潮”到“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從按勞分配到“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我們從“雙邊”貿易轉為“多邊”貿易發展后，就需要不斷的調整思路，緊跟世界經濟發展腳步，這樣才能使我國經濟發展長盛不衰，才能使我國的改革開放在任何風浪面前穩步推進。

對此，筆者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一、實施“中性的”貿易政策。

1、從戰略目標來看，以國家利益為核心并追求多變目標，出口不再被視為追求的目標，而更多的應被視為是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體系。

2、通過國際規范的政策措施和工具來推動對外貿易發展，要在WTO的規范下完善現有的貿易促進政策體系，加強對服務貿易發展的支持力度，繼續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

3、實施有管理的貿易自由化政策，管理下的自由和自由上的管理。

4、充分挖掘大國的國內市場優勢。

二、完善才政府職能，繼續解放思想，擴大開放。

統一制定對外貿易的相關法律法規，積極遵守WTO的各項規章制度并進行充分合理的運用，正確處理“引進來”和“走出去”兩者之間的關系，做到融通互補，加強社會資本的投入力度，加大資金支持幅度，促進對外經貿的發展。

三、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加快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產業結構，提高企業市場占有率，在對外經濟中要占有主動權，環境誒國內能源資源約束，鼓勵加強海外資源合作和利用，加快培育跨國公司，加強市場開拓能力。

我們應當進一步拓展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開放也是改革，只有開放兼容，國家才能富強，向國際展示一個制度更加完善，社會充滿活力，持續穩定發展，對

外更加開放的中國。

注釋：

①《2006中日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國商務部

② 同上

③《收入分配與和諧社會》李實中國人口科學2007第五期

④ 經濟轉機，社會分成和社會流動——一個部門檢驗王美艷

中國勞動經濟學王德文張建武都陽中國勞動保障出版社2004

參考書目：

①《經濟學摘要》保羅·R·格蘭高利電子工業出版社2006.10

②《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T·W·舒爾茨《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經濟學派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01）

③北京市人口普查辦公室：北京市外來流動人口發展趨勢及對策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3 ④《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回顧與展望》李計廣張漢林桑百川《世界經濟研究》上海社會科學世界經濟研究所2008年第六期

⑤《開放三十年來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區位結構演變及動因分析》于蕾

《世界經濟研究》上海社會科學世界經濟研究所2008（06）

⑥《改革開放依賴中國周邊外交變化與社會資本創建》韋紅

《社會主義研究》（雙月刊）社會主義研究編輯部2008（05）

⑦《我國勞動力市場化改革三十年：理論回顧與述評》趙崢

《經濟體制改革》（雙月刊）四川省社會科學院2008（05）

⑧《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發展態勢及其目標》賀曉勤

《世界經濟研究》上海社會科學世界經濟研究所2008（10）

第四篇：中國教育事業30年改革開放發展歷程

中國教育事業３０年改革開放發展歷程

“教育是民族振興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這句讓中國百姓心里感動、切身感受的話，正是中國教育事業改革開放３０年來的寫照。

改革開放３０年，是黨和政府大力發展教育事業的３０年，是教育事業取得跨越式發展、國民素質顯著提高的３０年，是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教育體制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的３０年，是促進教育公平制度建設顯著加強、更多惠及困難群體的３０年。

１９７７年，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年份。這一年，在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倡導下，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的全國高校招生統一考試制度得以恢復。當年，全國５７０萬青年從祖國的四面八方走進考場，他們的命運由此發生深刻變化。中國人沉積多年的求知熱情如火山噴發，中國社會重新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

改革開放的春潮，為中國各級各類教育發展注入活力

從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國普通高校招生報名人數約１．２８億，錄取人數約５３８６萬，其中，１９９９年實施高校擴招政策至２００８年的錄取人數約４０１０萬，１０年間錄取人數占改革開放３０年來錄取總數的７５％。

從１９８６年頒布義務教育法起，經過１０多年奮斗，中國終于在２０００年實現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簡稱“兩基”）目標，“兩基”人口覆蓋率超過８５％，２００７年進一步擴大到９９％，躋身于免費義務教育水平較高國家行列。２００７年，普通高中在校生、幼兒園（含學前班）在園學生數量、特殊教育學校在校生數量均處于歷史最高水平。

３０年來，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共為國家輸送了１億多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專門人才。近年來，職業教育的發展駛入快車道。２００７年，中等職業教育招生規模總量突破８００萬人。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已分別占據高中階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３０年來，各級各類教育的飛速發展，為國家建設輸送了各種急需的人才，提升了我國國民素質和核心競爭力，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文明程度，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強有力支撐。

改革開放的春風，把教育公平的理念傳遍神州大地

２００３年開始，“遠程教育”這項重大工程覆蓋了中西部３６萬所農村中小學，豐富了１億多農村中小學生的精神世界。

２００４年，國家西部地區“兩基”攻堅計劃正式啟動。中央財政投入１００億元建設８３００多所寄宿制學校，解決學生“進得來”的問題；實施“兩免一補”政策，解決學生“留得住”的問題。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修訂后頒行的《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實施義務教育，不收學費、雜費”。這一年，西部農村首先實施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

革。２００７年春天，這項改革推行到全國農村；同年秋季，全國農村義務教育在免交學雜費的同時，還免收教科書費，１．５億學生因此受益。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國家財政將新增農村義務教育經費２１８２億元。

２００７年，國家實行新的中等職業教育國家資助政策：對所有中等職業學校在校一、二年級農村學生和城市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進行連續２年的資助。三年級學生可通過工學結合、頂崗實習、半工半讀獲得一定報酬。近１２００萬名在校學生因此獲益。

同年，國家實施以獎、免、貸、助、補等全方位的新的學生資助政策。每年５００億元的各級財政資金覆蓋全國１８００多所高校的４００萬大學生和１．５萬所中等職業學校的１６００萬學生??

３０年來，一項項不斷推進、力度空前的助學政策，既得益于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卓越成果，又體現了改革成果為人民共享的和諧社會理念。億萬學子在感受教育公平、社會公平的同時，更增添了投身改革開放建設事業的熱情和決心。

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加速著教育事業自身的調整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中國需要創新的教育，適應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歷史性轉變。繼１９９９年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目標后，于２００１年啟動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為廣泛和深刻的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

截至目前，全國所有小學和初中學生已全部使用新課程。２１個省份在開展普通高中課程改革。

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強調學生是學習的主體，突出學生多元發展的機會，倡導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隨著這項改革的推進，曾經的“滿堂灌”、題海戰術和教師不容置疑的授課方式已逐漸淡出，對學生的評價也從過去單純的成績冒尖向興趣廣泛轉變，學校也開始根據自身特色進行課程設置。

國家加快發展職業教育、加大中等職業教育助學力度的重大舉措，使一直受到歧視的職業教育開始擁有與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一個全新的教育體系正在形成，“教育真正成為面向全社會的教育”的圖景日漸清晰。

面對質量下滑、債務沉重等擴招帶來的新問題，高等教育積極統籌規模、質量、結構、效益的協調發展，把重點放在提高辦學質量上。“十一五”以來的３年里，我國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總體保持相對穩定，招生計劃增幅控制在５％以內。本科教學評估、新一輪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等多項舉措的推進，使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內涵，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使中國教育擁有國際化的水平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鄧小平同志作出了關于擴大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指示，中國的留學工作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從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底，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１２１．２萬人，出國留學規模由１９７８年的８６０人發展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４５萬人，３０年擴大１６８倍。中國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３１．９７萬人，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３０年來，中國已累計接收來華國際學生１２３萬人次。遍布全球１８０多個國家和地區。中國已與世界上１８８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教育合作與交流關系，與３３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相互承認學歷學位協議。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共有１０３４個。

３０年來，教育逐漸成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載體，漢語國際推廣取得新的突破。改革開放以來，國外學習漢語的人數已達到３０００萬人。全球已啟動孔子學院（含孔子課堂）２６２所，分布在７７個國家和地區。世界已有４６個國家設立漢語水平考試考點??

教育的開放，歷史性地放大了中國人視野，也向外界釋放出中國思想解放的重要信號。透過教育這個窗口，中國人正在向世界展示好學、善學的精神風貌。

改革開放的遠景，期待教育事業邁出新的步伐

近年來，為了解決義務教育投入不足、發展不均衡等突出問題，國家財政每年用于義務教育的投入達數百億元，并逐年增加。各地通過教師交流、對口支援等方式，加強對薄弱學校的建設，實現優質教育資源的共享。中國在２００７年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免費后又于今年秋季免除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進一步強化政府責任，加大教育資源投入力度。

抓住“教育大計，教師為本”的核心問題，中國積極探索，加強教師隊伍特別是農村教師隊伍建設，逐漸形成了縣域內城鎮教師定期到農村任教、大中城市教師到農村支教、高等師范院校學生實習支教等多種形式的智力支教活動。同時，完善和落實教師工資、津貼補貼制度，在６所部屬師范大學實施師范生免費教育，使有志于從教的人可以安心從教，終身從教。

在人口眾多、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中國，教育事業起步晚、底子薄，改革與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仍面臨諸多問題和困難。曾在一定歷史時期被人們認可的教育制度正在經歷新的挑戰和考驗。

３０年來，高考制度在考試內容、考試科目、考試次數以及錄取手段等方面推進改革，不斷順應和滿足人民在新時期對教育發展的新期待、新要求。不斷鞏固完善的高校招生“陽光工程”，確保高考持續發揮著促進教育公平的作用。

近年來，根源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監管體制松散的教育亂收費現象得到有效遏制。一系列政策的出臺使擇校亂收費明顯減少，學校收費行為逐步規范。校務公開、依法辦學等新理念的提出，使各級各類教育正在陽光下健康發展。

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親切指導下，教育事業的改革與發展正在迎難而上，循序破題，向著“讓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學，都能上好學”的目標堅定邁進。

１９７７年，黨中央決定恢復高考制度，是教育撥亂反正的重要標志，也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聲。從恢復高考這一標志性事件至今，中國教育事業經歷了從恢復到改革、發展和創新的一系列巨變。回顧３０年的艱辛探索，教育事業前行的每一步，都使無數中國人的命運發生改變；回望３０年的非凡歷程，教育事業改革的每一次努力，都在為國家和民族書寫著更加輝煌的未來。

第五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城市養老保險的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城市養老保險的發展歷程

始，便和新中國相伴相隨。但長期實行的是“企業養老保險”，新老企業負擔畸輕畸重、苦樂不均。進入80年代中期，我國的養老保險事業進入建國以來最活躍、改革力度最大的時中國的養老保險事業，從1951年政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開期。其幾次改革舉措在養老保險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到1998年底，新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范圍包括了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和其他城鎮企業及其職工，實行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及其職工。全國有8475．8萬企業職工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占企業職工總數的80．7％。有2727．3萬企業離退休人員參加了離退休費社會統籌，占企業離退休人數的98．5％。全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為1459億元，支付全國離退休退職費總額為2073．7億元。

社會統籌——均衡企業負擔

1984年，我國開始了以退休費用社會統籌為主要內容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對企業按照工資總額的同一比例征收養老保險費，使退休人員多的老企業從沉重的負擔中解脫出來。1991年，國務院頒布《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將社會統籌確定為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方向，從而使企業從各自負擔退休人員的“自我保險”變為社會互濟、共擔風險的保險。到目前為止，全國己全部實行了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其中，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建立了省級調劑金制度。

三方負擔——權利和義務的體現

1991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確定改變養老保險完全由國家、企業包下來的辦法，實行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共同負擔，職工個人也要繳納一定的費用。個人按本人工資收入的一定比例繳納社會保險費，個人繳費的費率從1991年標準工資的3％到1997年的不得低于繳費工資的4％，最終達到本人繳費工資的8％。企業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的比例一般不得超過企業工資總額的20％。財政建立社會保險后備基金，在必要時給予補貼。實行三方負擔，不僅扭轉了國家包攬過多、企業負擔過重、個人自我保護意識薄弱的現狀，緩解了國家和企業雙方負擔的壓力。更重要的是轉變了人們的觀念，增強了個人的參與意識，使參保者個人始終關注著養老問題。

三個層次——責任的重新定位

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之初，實行的是單—的退休金制度。職工退休后按月領取本人工資75％～90％的退休金，這是職工退休后生活的唯—來源。隨著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國家、企業、個人三者責任開始了重新定位，從而產生養老保險的三個層次，即基本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

基本養老保險由國家立法強制實施，政府統一組織，基本保險建立基金。實行社會互濟，待遇水平以滿足基本需求為標準。目前基本養老金的替代率為60％。補充保險的建立是在國家政策規范下，由用人單位具體實施，重在使離退休人員的生活隨著經濟與社會發展得到不斷的改善，體現按勞分配原則和地區發展水平及企業經濟效益的差異。個人儲蓄性保險由勞動者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依賴商業保險類機構進行的自愿性養老儲蓄。

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公平與效率的體現

1992年前后，當養老保險社會統籌的工作基本完成后，各地不約而同地把下一個改革的目標轉向了養老金支付方法的改革。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以求在公平的前提下更好地體現效率，突出激勵機制。1997年7月，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確定個人賬戶規模為本人工資的11％。其中，個人繳費部分全部記入個人賬戶(由目前的5％逐步增至8％)。其余部分由企業繳費劃入。待遇支付分為兩部分：—是基礎養老金，相當于社會平均工資的20％左右；二是個人賬戶養老金，月支付標準為個人賬戶累計儲存額除以120。

全國統一制度——系統的管理體系建立

80年代中后期，養老保險制度出現了區域性管理，并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勞動力難以跨地區流動，阻礙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中央政府失去宏觀上的調控權，地區橫向攀比待遇水平，而分散風險的能力卻很弱；極易導致資金的流失。針對這些問題，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至此，完成了50年來由企業保險到區域保險再到全國統一養老保險的演變，從而在我國養老保險史上寫下了最完美的一筆。統—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的標志為：統一和規范企業個人繳費率比例；統—個人賬戶規模；統一基本養老金支付結構和標準。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是社會保險自身規律所決定，是勞動力資源配置走向市場化過程中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央政府加強宏觀調控能力的需要。1998年，行業統籌順利移交地方管理，為統一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