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口的性別結構與人口的可持續發展

人口的性別結構與人口的可持續發展

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人們需求不斷升級的今天，人口發展的目標已經不僅僅局限于追求人口規模適度方面，而是有了更為全面、更為豐富的內容。在層次上，它要求不但人口自身各個要素之間相互協調，而且人口與外部各個因素之間也要相互匹配；在內容上，它要求不但要實現人口數量上的理想狀態，而且要實現人口質量、人口結構、人口分布等多方面的理想狀態。在此背景下“人口均衡”概念被提出來，人口均衡是指人口的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協調，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并且人口數量適度、人口素質全面提升、人口結構優化、人口分布合理及人口系統內部各個要素之間協調平衡發展。人口均衡型社會是一種以人口均衡為特征的新的人類社會發展形態，是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具體表現形式。目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問題集中反映為出生性別比失衡，這已成為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提出的背景

1984年，在墨西哥召開了國際人口大會，強調不適當的高生育率對國家、家庭和個人都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并阻礙許多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想社會興旺、經濟騰飛，就必須解決社會經濟發展的中心因素——人的發展。1994年，根據人口出現的新問題，在開羅又召開了有史以來聯合國規模最大的世界人口與發展大會。這次大會以“人口、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突出了人權，包括發展權，強調了可持續發展的背景下討論人口的問題，對人口、發展與環境資源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

人口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包括人口的更新、世代的更替以及單純的人口數量的增長，而且也包括人口更新和世代更替過程的若干“質量”方面的屬性特征。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或人口發展持續性的“質量”屬性特征，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合理的性別結構。

二、我國人口性別結構的現狀及原因

（一）我國出生性別比的狀況。

出生性別比是指某地區在一定的時期內出生的活產男嬰數與活產女嬰數的比。對于出生性別比值域的界定，聯合國在其出版的《用于總體顧及的基本數據質量鑒定方法》中指出：“出生性別比偏向于男性。一般來說，每出生100名女嬰，其男嬰出生置于102——107之間。”此分析明確認定了出生性別比的通常值域是102——107之間。

在1982年的全國人口普查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中出生性別比在正常范圍內的有11個省市，出生性別比高于110 的省市是安徽、河南、廣東和廣西；在199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中出生性別比在正常值域內的只剩下6個，分別是上海、貴州、西藏、青海、寧夏和新疆。而出生性別比高于110的已經由1982年的4個省市增至15個省市；再看200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人口出生性別比情況：出生性別比在正常范圍內的省市只剩下3個，出生性別比在110——120之間的省市有17個，高于120的省市有7個；2005年全國1%的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出生性別比在110——120之間的省市增加到了18個，出生性別比在120以上的增加到了8個。由此可見我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問題不再是局域性的，而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導致我國出生性別比連年持續升高的原因是什么。

（二）影響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原因。

影響我國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的原因本文主要歸納為兩點：一是思想方面的原因。中國傳統“重男輕女”，“養兒防老”思想文化的延續和發展，使人們尤其是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還未健全的情況下無法真正落實國家計劃生育政策。農村人民寧愿交超生的社會撫養費，也要追求實現生育男孩的愿望。

二是我國國家公共政策方面的影響。首先在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約束下，人們為了盡可能的滿足自己生育男孩的需求，人們通過B超技術鑒定嬰兒性別和人工流引產滿足男孩偏好的性別選擇。性別鑒定和性別選擇技術的濫用是導致我國出生嬰兒性別比偏高的重要原因。其次我國法律法規的制定中缺乏性別平等的視角,導致一些政策規定傳遞到人們那里就是生兒要比生女好。這些政策法規上的性別不平等，使本已存在的男孩偏好的生育觀念更加根深蒂固。

三、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分析我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影響

1987年世界環發大會《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指出：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實質就是“以人為本”，“強調和諧”，“追求公平”。出生性別比的持續偏高是不利于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的。

（一）以人為本。在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社會中人都是居于主要地位，人的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出生性別比的持續偏高體現為男女兩性比例的失衡，這將直接影響人口的再生產，人口無法持續綿延。人口的再生產是人口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如果人口再生產無法順利進行的話，那么人口的可持續發展也就無從談起。

（二）強調和諧。出生性別比偏高本身就意味著男性與女性人口數量的不匹配。當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同批人成長到婚育年齡時人口的最大可能性婚配概率只能以人數“短缺”的女性為基數，在同批人中“富余”出來的男性根本不存在與之相配的女性。這樣男性不得不尋求其他辦法，這樣婚外戀、強奸、包養等影響社會安定和諧的不穩定因素隨之涌現，而社會的不穩定必將影響人口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三）追求公平。首先出生性別比偏高對各個年齡段的影響隨時間呈波浪式推進，將影響總人口每一個年齡組的性別比，由于出生性別比的持續偏高，使的每一個年齡組中的男性都存在“富余”。這樣當已經成長到婚配年齡的一組男性在同組中無法找到與之相配偶的女性，那么他將不得不從下一個年齡組中尋求配偶。而本來就存在“富余”的下一年齡組中男性在本年齡組無法找到與之相配偶的女性，只能到下下一組，以此類推。這對每個年齡組都是一種不公平，可持續發展追求的是一種代際和代內的和諧，而婚配比例的后推使得代際和代內都無法實現公平。

第二篇：人口與可持續發展

第四節生物多樣性損害

一.概念

生物多樣性是指在一定時間內，一定地區（或空間）的所有生物（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物種及其變異和其生態系統組成的復雜性。它通常包括三個不同層次的多樣性，即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

物種多樣性的三個不同層次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物種多樣性是遺傳多樣性的載體，遺傳多樣性是物種多樣性的基礎。物種多樣性構成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反過來，自然生態系統的穩定與平衡為物種進化和種內遺傳變異提供保證。

二.生物多樣性的價值—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意義

保護生物多樣性對當今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來說具有重大的意義。

1.生物多樣性為人類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

2.生物多樣性為人類提供藥物來源。

3.生物多樣性為人類提供豐富的工農業原料。

4.生物多樣性保存了物種的遺傳基因，為人類繁殖良種提供遺傳材料。

5.生物與生物之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為人類建立生態農業提供了可能性。

三.生物多樣性減少的趨勢

目前，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物種，恐怕還難以準確地斷定。經過近200年的研究，人類已將其中170多萬種進行了分類和定名。其中動物130多萬種占70％多，植物40萬種，占20％多。實際上，物種的總數遠遠高于此數據，其主要原因在于人類對熱帶生物所知甚少。生物學家普遍認為生物種類的最少數目約500萬種，有些人認為可達3000萬種。根據近年來發現物種的速率推算，動物可能有400多萬種。

新的物種的形成伴隨著舊物種的滅絕，這已成為進化過程中經常出現的自然現象。整個物種譜經歷了多次變化，從而形成今天地球上豐富多彩的生物世界。物種滅絕是生物進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直到今天，物種自然滅絕和自然形成過程仍在繼續進行，但是，自從地球上有了人類，物種形成和滅絕除受自然因素制約以外，更多地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特別是最近幾個世紀，由于人口的猛增，人類活動大大加快了物種的滅絕的速率。

從公元初到1600年，全球共喪失724個物種，而從1900－1950年的50年間就喪失了60個物種。

應用種－面積曲線，科學家發現在20世紀初－1986年，中美洲濕潤熱帶森林的砍伐可能導致15％的植物種滅絕，亞馬遜河流域12％的鳥類滅絕。從理論上講，如果繼續毀林，直到所有的森林消失，將會有66％的植物種和69％的鳥類將要消失。

四.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原因

1.大面積森林采伐，火燒和墾殖農作物造成的。

2.草地過度放牧和墾殖

3.生物資源的過分利用

在所有瀕危、漸危和罕見的脊椎動物中，大約37％是由于過分利用而瀕臨

滅絕境地的。比如，許多毛皮獸像灰鼠、駱馬、大水獺的種群已下降到臨界水平，大多是由于為了利用其毛皮造成的。非洲象在1981－1987年從120萬頭到76.4萬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獲取象牙造成的。海龜、犀牛和某些種類的猴子也都處于這種狀況。世界珍稀野生動物走私是僅次于毒品和軍火的第三大國際走私活動，每年金額達50億美元。1987年從中國走私到日本的麝香達700多千克，相當于迫捕獵了10萬頭麝。

4.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

5.外來物種的大量引進和侵入

所有瀕危、漸危和稀有脊椎動物的19％都受到外來種的大量引進或侵入的威脅。這也影響植物和無脊椎動物的生存，特別是在島嶼上更為明顯。外來種可能通過捕食或競爭直接威脅動植物區系，或通過改變自然生境發生間接影響。例如，在厄瓜多爾格拉帕戈斯群島上，黑鼠通過覓食蛋而降低巨龜和暗尾燕的種群，并且消滅了群島上的一些嚙齒動物。這個群島上的許多外來種，例如牛、山羊、野豬已經大大改變了島上的植被，包括高原上的林木和類似南美草原的草地，也破壞了仙人掌灌叢。

第七章 環境問題原由剖析

第一節人口與環境

一、人口增長的特點及世界人口的現狀

1.世界人口數量大增長速度快

1998年世界人口達到60億。據有關資料推測，公元前8000年人類還以采集食物為生時，世界人口只有500萬，當時人口增加1倍約需1700年。后來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特別是工業革命后，人口增加迅速。1650年世界人口為5億，工業革命后僅過150年，到1800年，世界人口就增加了1倍，達到10億。從第1個10億到1930年第二個10億歷時130年。此后，人口增長更加迅速，到第三個10億僅用了30時間，到第4個10億只用了15年的時間，到第5個10億用了13年的時間。

可以看出，世界人口每增加10億的時間間隔愈來愈短。在18世紀工業革命之后，人口幾乎按等比級數增加，1987年7月11日世界人口突破50億大關，1990年5月底達到53億。這就是說不到一年的時間，世界人口就增加了1億。現在，全世界人口在10年內將會增加一個歐洲人口，每14個月增加一個英國人口，每月增加一個瑞典或兩個新西蘭的人口，每秒鐘增加3人。如果世界人口一直按這個速度繼續增加，到2330年，整個地球的表面包括南極、北極、沙漠等，每平方米就有一個人。到3545年，世界人口的總質量將等于地球的總質量。

2.世界人口分布極不平衡，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速度快

人口增長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而且南亞、非洲愈貧窮的國家，人口增長愈快（年增長率在3％左右），中國由于大力提倡計劃生育，到1990年已降至

1.56％，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而西歐人口增長率一直在0.1％，北美洲目前為0.7％ 左右，澳大利亞、新西蘭為1％左右。這種差距與傳統、文化、經

濟等因素有關。

3.發達國家人口增長緩慢，出現人口的老齡化。

發達國家由于經濟、文化、衛生和醫療條件較好，所以死亡率低，老年人所占比例高。一般65歲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4％以上，即可稱為老齡化社會。1986年英國65歲以上人數占15.3％，瑞典為16.0％。

中國情況有些特殊，由于大力提倡計劃生育，迫使出生率下降，加上經濟發展良好，社會安定、醫療衛生條件大為改善，使死亡率大大降低。因此，目前30－50歲人數較多，老人比例有所增加，而兒童比例呈下降趨勢。

二、人口劇增的后果

1.糧食供應不足

人口的增長意味著對糧食和其他食品要求增加，從而加重了土地資源的負荷。許多發展中國家人口的增長率遠遠超過糧食的增長率，加上土地退化，大量占有耕地，民族沖突和戰亂，非洲許多地方的饑荒威脅著人們的生命。據1986年世界銀行報道，非洲多數國家人口增長率為2.92％，而糧食增長率僅有0.2％。中國糧食增長基本上與人口增長相近，創造了用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的“奇跡”。但是在有限的耕地和糧食產量，不可能滿足人口的無限制增長，如果不加以協調則國人將面臨饑餓，國家的發展也將受到阻礙。

2.環境嚴重損害

人口的迅速增長，以及人類不合理的行為，對環境造成嚴重損害，包括森林面積減少，淡水不足，能源短缺，資源危機，生物多樣性破壞，環境污染等。如人口增長必然導致能源需求總量增加。目前，全世界能源主要不是以不可再生的煤和石油等為主，非洲、南美洲、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則大量使用柴薪。這不但加大了能源的耗竭速度，也增加了大氣中的CO2、NOX、SO2和塵等污染物，造成大氣環境污染。第二，人口增長是造成森林資源破壞、海洋資源枯竭的重要原因。四川省是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最高的省之一，由于人口增長，其森林覆蓋率從1949年的19％降至1955年的9％。另外，人口增長使其對魚類資源需求量的增加導致的過度捕撈，造成了世界許多地區魚類資源銳減，不少珍貴魚類，幾乎滅絕。例如，中國東海，以往每年黃魚汛期，黃魚幾乎在船邊成群結隊地跳躍，而現在絕跡了。第三，人口的過度增長制約了經濟發展。首先它降低了人均享用量；其次，不利于自動化和新技術的推廣，阻礙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第四，人口的增加，使環境污染更為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口過密本身就是一種污染，而且對生活質量的追求，迫使他們進一步破壞自己的環境。

3.使社會生態環境急劇惡化

人類既生活在自然環境中，又生活在社會環境中，人口的過快增長，會使社會環境惡化。首先，人口劇增使就業問題嚴重。其次導致人民生活貧困化。人均GNP低。

人口迅速增長產生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問題，特別是在那些經濟發展水平低下，自然資源嚴重不足，農業人口占多數的國家，人口與經濟、資源和環境的矛盾更加突出。人口迅速增長，威脅著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所以，必須立即采取對策，限制人口的過快增長。

第三篇：論人口老齡化與可持續發展

論人口老齡化與可持續發展

人口老齡化是當今世界人口發展的普遍趨勢,是科學與經濟不斷發展進步的標志。人口老齡化的產生及變化,取決于出生、死亡和遷移三個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生育率下降。我國于1999年進入老年型國家,再過20多年,將進入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期。如何保持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使老齡化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已經成為我們必須研究和解決的—個重要問題。研究我國的老齡化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對于我們迎接老齡化高峰即將帶來的嚴峻挑戰,實現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人口老齡化與可持續發展的辯證關系

馬克思曾說:“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如果說自然環境是社會賴以存在與發展的基本條件的話,那么,作為社會的主體和基礎的人口,則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首要前提。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國家調節“人與自然”之間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總能力的綜合表現,又被視為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總體水平的基本表述。人口考齡化作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既涉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關系到“人與人”之間的代際經濟交換,是一個需要多方面合作加以綜合處理的社會經濟問題。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目前每年仍然以1600萬人的速度增長,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更趨緊迫。

我們現在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就是使社會生產得到不斷的發展。從我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貧乏,生態環境保護任務較重的情況來看,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老齡化也不例外,它是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斷加大的動態過程。導致人口老齡化的因素,如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下降和人口預期壽命延長等,都是在社會發展、生產力提高和經濟繁榮過程中出現的。在生產落后和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的自然經濟階段,天災、人禍、貧困和疾病等導致人口死亡率很高,平均壽制很短。高死亡率必然導致高出生率。亞當.斯密對此曾說:貧困似乎會促進繁殖。歷史事實表明,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和平均壽命低的情況下,老年人口數量少、比重小,人口年齡結構呈正金字塔形,不可能出現人口老齡化。

世界范圍的產業革命帶來了生產力的提高和科技進步,加速了社會經濟發展,人口狀況也相應發生了變化。隨著人類生存條件的改善,公共衛生和醫療技術的發展,增強了人們的抗病、治病能力,從而使人口死亡率下降。如英國的人口死亡率從產業革命前的22.2‰下降到1891年的16.4‰,德國從1880年的25.3‰下降到1910年的19.3‰,丹麥從1880年的18.7‰下降到1920年13.0‰,成為人口死亡率持續明顯下降的第一次人口革命,為出生率下降創造了條件。

工業化生產把原來追求勞動力數量轉換為強調勞動力質量,家庭在收入支配上開始把法碼加在提高子女的質量上而不是增加數量上。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退休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使人們“養兒防老”的生育觀逐漸改變。由于以上諸多因素,歐洲—些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呈下降趨勢,如英國的人口出生率從1851年的34‰下降到1901年的30‰,丹麥從1880年的32.1‰下降到1920年的25.1‰,德國則由1880年的37.0‰下降到1910年33.6‰,表現為繼死亡率下降后出生率持續明顯下降的第二次人口革命。

兩次人口革命過程中,發達國家的老年人口比重普遍加大,法國、瑞典、英國、德國相繼成為老年型國家。二戰以后,美國、加拿大和其他一些發達國家也進入了老年型國家的行列。預計2050年進入老齡社會的國家和地區將占總數的91.6%,21世紀將是全球老齡化的世紀。

考察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實踐表明,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之間不存在截然對立的矛盾,通過協調一切積極因素,在人口老齡化進—步發展的情況下,仍然能夠保持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ＯＥＣＤ)原來的24個成員國,除土耳其外,都是老年型國家。1998年,這些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都已超過11%,最高已達到18%,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并未因人口老齡化的進—步發展而停滯不前,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979年平均為9440美元,1989年為19090美元,1995年為24930美元,1998年為25510美元。其中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最高的瑞士為40080美元,最低的葡萄牙為10690美元,絕大部分成員國仍為高收入國家。

法國和日本是最具代表性的國家。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老年型國家,1965年,65歲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7%,進入老齡社會。以后,由于政府為解決老齡問題制定了包括從物質基礎到思想認識的全方位老齡政策,并采取了相應措施,重視利用老年人力資源發展經濟,緩解老齡化的不利影響,從而使這個已經歷了135年的老年型國家,盡管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到1999年的16%,居世界第7位,而人均國民總產值仍在不斷增長,1999年為23480美元,名列世界第21位。日本的人口老齡化速度超過所有發達國家。1970年日本成為老年型國家后,由于政府重視并采取多種積極政策與措施,減輕了老齡化的消極影響,保持了經濟不斷增長的勢頭。1999年老年人口比重達到17%,居世界第2位,但同年的人均國民總產值為32230美元,居世界第6位。實踐表明,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發展是可以相互協調,走向良性循環的。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和預測,我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堪稱世界老年人口大國。2002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1 49億人,占總人口數的11 8%。預計到2030年,將增加到32845萬人,占世界老年人口總數的26%。現在,世界上每5個老年人中有1個中國老年人,2030年,世界上每4個老年人中將有1個中國老年人。

1.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快,來勢猛,明顯超前于經濟發展。雖然我國1999年進入老年型國家,比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晚了許多,但是人口老齡化的進程速度已經明顯快于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現在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過1.3億,預計今后40年間將以年均3%的速度遞增,大大超過總人口1.68%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也高于世界平均和歐美各國的發展速度。據聯合國統計和預測,1950年———2000年,世界老年人口增長176%,中國增長217%;2000———2025年,世界老年人口增長90%,中國增長111‰。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和預測,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從7%上升到14%需要經歷的時間,法國為115年,瑞典為85年,美國為66年,英國為45年,中國只有25年。另據世界銀行預測,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從9%上升到18%所需要經歷的時間,法國為142年,意大利為100年,瑞典為86年,英國為43年,中國僅為33年。

我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出現的,低生育率是導致人口老齡化的決定因素,因而人口老齡化進程超前于經濟發展。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發達時期出現的,對老齡化的承受力強。同時,由于老齡化速度慢,允許其有一段較長時間的準備和適應。而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快,1999年進入老齡型社會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為780美元,低于人口預期壽命和老年人口比重與我國相近國家的水平。

據有關研究資料表明,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與經濟發展不同步的矛盾,還將繼續一段較長時間。因此,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是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和研究解決的重要問題。

2.人口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有不規則性和累進性,并存在著地區之間的不平衡性。分析我國老齡化進程,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經歷過多次轉折,由于人口出生率時高時低,從而形成了不規則的特點。出生率急劇下降對老齡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特別是1962———1973年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在人口年齡金字塔形成向外突出擴張的部分。高出生率的這一代人處于勞動年齡階段時,總供養系數和年贍養系數都比較低,而當他們將來陸續進入老年時,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并在一段時間內形成累進態勢。

人口老齡化表現出由沿海到內地,從農村到城鎮的區域差異。雖然從總體上看,我國各地區老齡化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致性,自西向東呈階梯上升,但地區間差距較大。東部沿海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過8%,其中上海達到11 46%,早在1982年就已進入老齡社會,而西部地區老年人口比例均在5%以下,部分地區仍是典型的年輕型人口結構。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上海、北京、天津、重慶人口老齡化最為快速,2000年,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別為11.53%、8.36%、8.33%和7.90%。其他東部省份如江蘇、浙江、遼寧、山東等發達地區都率先進入了老年型社會,中西部特別是西部省區人口老齡化程度相對較低。老年人比重最低的青海省為3.07%。各地老年人口比重的差異導致對老年人的負擔畸輕畸重,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贍養系數平均為9.22,最高的上海市為16.11,最低的新疆僅為7.75,兩地相差一倍多。另外,各地區的老年人口大部分分布于經濟水平較落后的農村。2000年全國8827.4萬65歲以上老年人口中的65.8%分布于農村,農村超級齡化程度達到10.89%,遠遠高出全國平均水平及城市。伴隨地區間、城鄉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老齡化程度不一致的趨勢將進一步加劇。

3.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根據我國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統計和預測數據,我國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上半世紀,人口老齡化進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982———2000年為人口老齡化的前期階段。在這期間,70年代生育率下降對總體年齡結構的作用剛剛開始,因而老齡化的速度不是很快,老齡化的程度也不很高,老年人口從0.77億增加到1.28億,老年人口比重從7.63%上升到9.84%,年均上升0.12個百分點,接近老年型的標準。2000———2030年為高速老齡化階段。在這期間,生育率下降對人口年齡結構的作用和影響已經充分顯示出來,因此老齡化速度加快。預計老年人口將從2000年的1.28億,增加到2030年的3.35億,年均增長668萬。老年人口比重從9.84%上升到21.93%,年均上升0.39個百分點。2030———2050年為高水平人口老齡化階段。在這期間,老齡化速度開始減慢,老年人口數量增長幅度下降到年均364萬。同時,由于少兒人口比例和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同時下降,因此老年人口比例從21.93%上升到27.43%,并長期保持在一個高水平上。

三、我國人口老齡化對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影響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關系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長遠大計,實現這一戰略需要有一個良好的人口環境,其中包括合理的人口年齡結構。由于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超前于經濟發展,對社會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制約作用,要消除和緩解其不利影響,變老齡化的壓力為動力,就必須分析人口老齡化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從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歷史和現狀來看,其影響主要有以下幾點。老齡人口比重上升將導致我國勞動力不足。老齡人口比重上升的結果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是勞動力來源的基礎,在總體人口中處于核心地位。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因素。在人口老齡化的初期階段,由于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較大,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較小,甚至小于兒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就會出現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現象。一旦總和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少年兒童人口比重回升,而老年人口比重只升不降時,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就會立即下降。

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從現在到2020年呈增長趨勢,預計2010年增長到9 268億人,2020年達到9.345億人。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發展,2022年以后,將出現遞減的趨勢,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將分別遞減為8.879億、8.654億和8.357億。從1970年起,由于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大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呈上升趨勢,由1970年的53.5%依次提高到2000年的65.1%,預計2010年將達到67 9%。從此以后將逐年下降,2020年、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將分別為64.5%、59.2%、57.0%和55.1%。

上海已在前幾年出現了“青年人赤字”,北京到2010年也將出現勞動年齡人口出大于進的局面。

2.人口老齡化將導致供養系數升高,勞動力成本加大。人口老齡化發展所帶來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導致老年贍養系數和供養系數上升。我國老年贍養系數從1970年起一直上升,預測2010年為17.4,2030年為37.0,到2050年進一步上升為47.5時,勞動年齡人口與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少年兒童撫養系數高,所以總供養系數也高。此后,隨著少年兒童撫養系數下降,總供養系數下降,1990年為56.5,預測2010年達到低谷時僅為47.3。隨后,少年兒童撫養系數回升,老年贍養系數上升,總供養系數也相應提高。2030年和2050年將分別達到68.9和81.4,大大超過了當前發達國家的水平(48—55)。由100個勞動年齡人口供養70-80個非勞動年齡人口,不但會使社會不堪重負,還會大大提高勞動力成本,降低產品的競爭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

同時,隨著人口老齡化發展,離退休人員逐年增多,退休金的支出相應加大。據有關資料表明,1984年全國離退休人員總數1478萬人,1990年為2301萬人,1997年為3351萬人,1999年增加到3727萬人。預計2030年和2050年將分別達到9127萬人和10303萬人。全國離退休人員保險福利費用總額,1984年為106.1億元,1997年為2068.3億元,預計2030年和2050年將分別達到73219 5億元和182195.2億元。

3.人口老齡化將影響我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口老齡化發展的結果是,勞動年齡人口群體中,上年齡勞動者越來越多,比重越來越大。這種變化在人口統計中叫做勞動年齡人口老齡化。國際上把勞動年齡人口劃分為三個部分:15———29歲為年輕勞動力,30———44歲為中年勞動力,45———59歲(或45———64歲)為老年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中,年輕勞動力比重下降,老年勞動力比重上升,稱為勞動年齡人口老齡化。一般認為,老年勞動力的體力逐漸衰退,反應不如年輕人快,不能適應快節奏的生產活動,特別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中,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于自動化水平較低,勞動強度較大的行業,影響就會更大一些。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水平還不高,屬于勞動密集型的行業比較多。在這些行業,勞動年齡人口老齡化會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四、實現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

實現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是一項涉及面很廣的系統工程,需要科學合理的規劃、必要可行的措施和多方面的配合。結合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及發展趨勢,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制定一個既能控制人口增長,又能避免過度人口老齡化的人口政策。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前提,是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目前我國既要控制人口增長,又要防止人口老齡化速度過快和老年人口比重過高。因此,要制定一個二者兼顧的中長期人口發展規劃,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在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實現2005年全國總人口控制在13 5億人以內的預期目標,需要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穩定現行的生育政策,保持低生育水平,把人口自然增長率控制在0.9%以內。從2000年到2010年,如果農村的總和生育率不變,城鎮的總和生育率由1.2提高到1.8,全國的總和生育率由1.89上升到2.0左右,一方面,城鎮人口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以生育兩胎,避免家庭結構“四、二、一”格局的出現,同時也可以減緩城鎮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另一方面,由于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可以繼續控制人口增長,使2010年的總人口控制在13.74億以內。2010年以后,農村和城鎮的總和生育率保持不變,總人口在2035年達到峰值年時為15.03億。此后逐漸下降,到2025年為14.68億,在人口最大容量16億之內。按照這—趨勢,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將從2025年的2.76‰下降到2030年的0.99‰。同時經驗表明,人口增長率的下降會帶來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上升。人口增長率為2%時,15-59歲的人口比重為55.97%;增長率下降為1%和0時,比重分別上升為57.47%和58.35%。這樣就既能控制人口增長,提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減緩老齡化的程度,又能降低供養系數,有利于老齡化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

要制定扶持老齡事業和老齡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人口老齡化對市場總需求的影響,必然導致市場結構變化。因此,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適時調整產品結構,發展老齡產業,開拓老年市場,已成為保持市場穩定與繁榮的重要途徑。國外經驗表明,重視老年消費問題,不僅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而且也是拉動國內需求的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為此,國家對發展社會助老服務等要給予經濟扶持和政策優惠。2 建立健全老年法律和道德體系,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我國已進入老齡社會,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齡化問題都將是重大的社會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政策措施,歸根到底要體現為法律法規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雖然1996年已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有關老年的法制建設還滯后于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在處理—些涉老的民事糾紛方面,缺乏專項法律和法規依據。要切實維護老年人的權益,發展老齡事業,我們應盡快制定和完善社會保障法、社會救濟法、家庭贍養法、社區服務法、老年福利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實踐證明,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規體系,可以更好地調整老年人與非老年人之間的關系,制裁侵犯老年人合法權益的不法行為,有利于促進家庭和睦保證社會經濟健康發展。

要建立和完善與人口老齡化進程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養老保障體系。針對我國經濟尚不發達,人口老齡化速度快、來勢猛、超前于經濟發展等特點,我們應建立—個公平與效率兼顧、基金來源多渠道、城鄉有別的社會養老、家庭養老與社區助老服務相結合的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由國家基本保險、企業補充保險和個人儲蓄保險組成,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宜采用現收現付與部分積累相結合的模式,即在現收現付的基礎上,建立個人賬戶儲存積累,多征集一部分保險費為積累基金,為21世紀人口老齡化高峰期的退休金劇增作準備。這樣既能保障近期內老年人的經濟生活,又能緩解未來的壓力。同時要大力弘揚敬老、愛老傳統美德。因為協調代際關系,保持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既要靠法制、法律的支持,又離不開精神文明和道德的保證。為此,要加強敬老、養老的家庭倫理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

3.加快經濟發展步伐,提高對人口老齡化的承受能力。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首先是生產發展的歷史,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標志。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都基于生產力的發展。20世紀60年代隨著經濟增長黃金時代的消失,特別是繼石油危機而出現的經濟危機,使社會保障制度速入困境,從而使所有發達國家出現了社會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困難局面。據國際勞工局的研究報告認為:出現社會保障危機的主要起因不是領取養老金者持續增加,也不是醫療技術不斷進步的結果,而是經濟發展緩慢和失業問題嚴重。社會保障的危機不是社會保障結構的危機,而是經濟基礎由于營運不良而受到侵蝕造成的。如果經濟能有一個合理的發展速度,社會福利的支出是可以得到滿足的。

我國是在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進入老齡社會的,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事實,更需要加快社會經濟發展,以增強對老齡化的承受能力。我國目前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同志對此曾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發展生產力。解決“老有所養”的根本出路也在于發展生產力,加快經濟發展步伐,增強綜合國力。

4.充分利用老年人力、人才資源,變人口老齡化的壓力為動力。要加快開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讓更多有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參與社會經濟發展,使老年人的潛力得以發揮。如果說當前中國勞動力比較富裕的話,那么20年后這一優勢將不復存在。在這種情況下,開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一是可以彌補勞動力不足,二是可以為國家多增創財富,三是可以變—部分消費人口為生產人口,變人口老齡化的壓力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同時,要加強老年學研究,發展老年教育,實現,健康老齡化,對我國來說人口老齡化是一個新事物,因此在制定老齡政策,開展老齡工作,發展老年教育,培訓老齡工作者,處理代際關系,以及實現健康老齡化等方面,都急需老年學理論的參考和指導。為此我們必須加強老年學研究,才能為實現人口老齡化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相協調創造有利的條件。

第四篇：人口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人口、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縱觀人類發展觀的變遷，經歷了由只注重經濟因素，到關注環境因素，最后強調社會因素的過程，把發展的概念由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領域，把環境問題由對工業污染的控制擴展到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在內的全方位環境保護，把發展目標由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轉向滿足人的全面發展需求，完成由傳統發展觀向可持續發展觀的轉變。“可持續發展”亦稱“持續發展”。1987年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把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一定義得到廣泛的接受，并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取得共識。我國有的學者對這一定義作了如下補充：可持續發展是“不斷提高人群生活質量和環境承載能力的、滿足當代人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滿足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需求又未損害別的地區或國家人群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

可持續發展主要涉及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發展、社會發展5個領域。資源、環境問題是可持續發展核心問題的“生態核心論”。資源是可持續發展的起點和條件。所謂資源，就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一切有價值的物質。它既包括作為人類消耗對象和維持生態系統平衡的自然資源，如土地、礦產、水、森林、草原等，也包括現有的和可能具備的生產和技術條件等社會資源，如人力資源、技術資源、管理資源、文化資源和信息資源。

人類對于資源的需求，首先表現為經濟發展的需求。經濟增長不僅以自然資源作為重要的物質基礎，同時受技術進步、科學教育、信息服務、資源有效管理等社會資源的影響，直接關系到經濟的發展速度。然而經濟的增長是以地球的資源作支撐，以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為基礎的，這種唯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只能帶來資源危機、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的社會經濟行為和走過的歷程，重新審視發展的目的和目標。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一系列國際環境會議上，率先提出和討論了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環境問題成為引發全世界對可持續發展思考和謀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源頭和“催化劑”。顯然，環境狀況是不同發展方式的結果，因而也就成為檢驗發展方式是否可持續的試金石和警示器。可持續發展歸根到底是為了創造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的環境。由此，人口、資源、環境問題構成了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問題，謀求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成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終極目標。無論社會進步到何種程度，人類對于生態環境的依賴和影響是永不會停止的。生態環境的支持能力左右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決定著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難易程度，最終關系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生態學理論認為，自然生態系統中某一生物種群的數量多少直接受到其周圍生態環境支持能力的限制，這一規律同樣存在于人口生態系統中。盡管人口生態系統的人口環境容量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動物環境容量存在本質的區別，人類通過建立農田生態系統、依靠水、肥、能源、交通等的大量投入換取高量產出，使人口環境容量大大超過自然生態系統條件下所允許的環境容量成為可能，然而農田的擴展、水、肥、能源的多少最終要取決于自然生態環境所能提供這些資源的能力。研究表明，生態環境支持能力直接受生態環境脆弱程度的影響。生態環境是由地質、地貌、氣候、水文、植被、土壤、動物以及微生物等共同組成的環境綜合體，既對人類的棲息生活起著生態調節功能，同時又幾乎都是人類從事生產的對象，起著資源作用的功能。因此，生態環境的形成和演變，不僅與生態組成因素特性相關，還與資源開發和人類活動緊密相連。地質構造、地貌特征、地表組成物質、生物群體類型以及氣候狀況等因子，是影響生態環境脆弱度的自然因素；而人類過度墾殖土地、過度放牧、過度采樵、過度采藥、長期連續不合理灌溉、礦山開發以及農業污染等，都是加大生態環境脆弱度的社會因素。我國特有的自然結構和地理特征決定了我國自然生態環境的先天脆弱性；我國又是人口大國，來自人類各種活動的影響，都將擾亂自然生態的平衡，更進一步加劇環境污染、生態的破壞，增大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盡管我們已通過采取技術、法律、經濟、行政等多種手段加大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但從整體上看，目前治理的速度遠遠趕不上被破壞的速度，我國仍將是世界上生態環境最脆弱的國家之一。

我國政府為此采取了一系列環境保護重大舉措，經過多年努力，全國重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得到有效控制，基本遏制住了環境污染加劇的趨勢，一些城市和地區環境質量有所改善，生態保護和建設得到加強，防止了環境質量的全面惡化，基本保障了國家環境安全。

站在可持續發展的立場上看待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環境的關系，具有互惠性、整體性和長遠性的特點。一方面，人類通過實踐活動改變著生態環境，實現自然的人化；另一方面，自然環境又作用于人類，迫使人類遵循自然規律和維護自然權益，實現人的自然化。這種自然向人類的生成和人類向自然的生成，使社會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在總體上合二為一，成為一個無法剝離的互為關聯的有機整體。人類對自然利益的保 2 護，實際是對自身利益的維護，人類對自然利益的損害，也即是對自身利益的損害。人類需要重新認識自己與自然的關系，將過去那種征服自然，以人類為中心，最大限度地謀取和占有眼前物質利益的功利型思維方式和做法，轉化為尊重自然界自身存在和發展的規律，保護環境，合理利用資源，對自然盡人類的道德責任的互利型思維方式和做法。在實踐方面，大力倡導生態化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走生態工業和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從根本上為新型思維方式創設條件。

歷史發展到現在，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主要來自人類的生產、生活以及其他活動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樹立增長意識、人口意識、人均意識、資源意識、環境意識、需求意識，這些意識的集合，構成了迄今為止人們確認的一種最佳的可持續發展意識。資源環境的人口容量是有限的，而且這種容量會隨著資源、環境的破壞而下降；人口數量在繼續增長，且每個人的活動能量隨著技術進步的不斷增強而產生很強的人口作為分母的“加權效應”。面對這種“下降”與“增長”，需要尋求不要“撞車”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即人口生產、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都要以不損害環境質量和有利于環境質量的提高為原則。這就要求在人口生產中遵循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調節人口結構的“控制”、“提高”、“調節”相結合的原則；樹立資源的稀缺意識，加強資源的綜合利用，加快可更性資源的發展，走節約與綜合利用相結合的道路。樹立環境意識，就是要將人口、資源、經濟、社會的發展聯系起來，每一個方面的發展都要顧及到環境效應，考慮到對環境的影響，每一個方面的發展不能只顧及到單方面的效益，而必須同時兼顧經濟、社會、環境效益，堅持“三個效益”相統一原則。

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目的，是要使社會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使人類在地球上世世代代能夠生活下去。人與環境的和諧共存，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模式。自然系統是一個生命支持系統。如果它失去穩定，一切生物（包括人類）都不能生存。

第五篇：中國人口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人口的可持續發展

12級工商管理

2012070136

謝金平

一、概述

人口發展主要包括人口數量的增加和人口質量的提高，而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是指為了提高國家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在控制人口增長的同時，注重提高人口的素質。

二、背景

人口過剩、資源危機和環境污染是當代世界三大社會問題，也是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三大障礙。“人口增長-資源緊缺-環境惡化”的惡性循環使中國人口未來面臨著生存和發展的雙重壓力，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困境主要是指：人口繼續增長，人口素質低下，就業負擔重，年齡結構迅速老化；隨著人口增長，自然資源日趨緊缺，有些資源已接近資源承載極限；環境污染迅速蔓延，自然生態日趨惡化。因此，要實施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整體發展戰略，緩和與解決過剩人口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具體來說，就是要使總體人口與生活資料增長可持續發展；要使人口質量與經濟技術進步可持續發展；要使人口結構與經濟結構可持續發展。而從中國人口的可持續發展來看，中國首要的任務是要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不僅要強調人口文化智力素質的提高和人口資源環境素質的提高，而最根本的是要實現中國人口的現代化。

三、中國人口發展的現狀

（一）我國人口現狀

1、人口增長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2005年的56年間，中國人口從54167萬人，增加到130756萬人，凈增加76589萬人，增長1.41倍。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人口增長出現三次高峰。第一次是1951年到1958年，七年共增加人口10798萬人，平均每年凈增長人口1500多萬；第二次是1963年到1976年，十三年新增加人口21921萬人，平均每年增加人口1702萬人，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平均每年增加人口都在2000萬左右；第三次是1985年到1991年，六年共新增加人口近1億，平均每年凈增加1600 萬。1997年到2004年，我國耕地面積減少1億畝，人口卻增長了6300多萬，這一增一減，使得我國人均物質水平更加捉襟見肘，糧食安全、環境資源難以承受人口的增長。

2、性別比失調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國出生性別比為108.5，1987年百分之一抽樣調查為110.9，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為111.3，1995年百分之一抽樣調查為115.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為116.9，個別省份高達138。2005年，再次抽樣調查，性別比高達118.58。男女性別比，城鄉均出現異常，農村失調程度更為嚴重。正常情況下，男女性別比應該保持在103至107之間。2005年以后，新進入婚育年齡的人口，男性明顯多于女性，經測算，到2020年，20～45歲的男性將比女性多3000萬人左右，婚姻擠壓情況凸現，低收入及農村低素質者結婚就很困難。這將導致社會秩序混亂，成為影響社會安定和諧的嚴重隱患。

3、人口老齡化

我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目前，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1.43億，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7％。預計到2020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2.34億，比重從2000年的9.9％上升到16.0％；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1.64億，比重從2000年的6.7％上升到11.2％。老年人口基本上都是獨生子女的父母，生活無法自理的空巢老人將會成倍增加，他們在生活中的照料、精神慰藉等問題，將更加突出，社會總體負擔加重，建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確保老年人口安度晚年是一個大問題。

4、人口素質

一個社會的發展，根本上有賴于人口素質提高。當前，我國多的是人口，少的是人才，如何把人口數量轉化為人力資源，是國家發展一大戰略問題。2004年我國企事業單位技術人員共有5375萬人，僅占13億人口的4.1％，與發達國家相比較，差距太大。如美國硅谷地區，城市人口只有200萬，高科技人員就有70萬。人的素質是決定國家發展強大，生活富裕的資本。大千世界無論什么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知識的競爭，任何事務發展，沒有知識，沒有人才是辦不到的。

（二）中國人口發展的困境

第一，人口繼續增長，人口素質低下，就業負擔沉重，年齡結構迅速老化。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工業化時起，就處于有史以來基數最大、增長最快的人口倍增的局面。由于人口基數過大，人口數量還將持續增長，新的人口生育高峰已經來臨，降低人口出生率的難度較大。人口眾多，且人力投資微薄，致使中國人口素質低下。

第二，隨著人口增長，自然資源日趨緊缺，有些資源已接近資源承載極限。中國從總體上來說是一個資源短缺的國家。這種短缺主要表現為：一是重要資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二是嚴重的結構性短缺。如人均耕地面積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積不足1/6，人均草原面積不足1/2，人均礦產資源也只有1/2。

第三，環境污染迅速蔓延，自然生態日趨惡化。一部人類發展史，從特定的角度來說就是人類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一方面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一定的環境，環境質量對人口的數量、質量、分布等產生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人口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變動直接作用于環境，尤其是人口數量長期持續增長，引起不同程度的環境惡化，已經開始危及到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從全球范圍來看是如此，中國的人口增長和快速經濟增長，對環境的壓力也超乎尋常的增長。

四、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整體發展戰略

實現中國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就是要實現中國人口的現代化。所謂人口現代化是指人口發展的未來方向，是指作為社會生產力中最活躍因素的人類自身現代化建設。人口現代化的內涵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口再生產類型的現代化，即向現代人口類型轉變；二是人口素質的現代化。現代人口再生產類型是指與現代科技為基礎的社會生產相適應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所形成的低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再生產模式。即人口質量與經濟技術進步的交互發展呈現“低生育率――高人口文化素質――高勞動生產率――低生產率”高級循環模式。在西方發達國家，自產業革命后，與工業化、人口城市化、產業結構現代化、以及教育普及化相同步，已形成現代化的人口再生產模式。中國正處于人口由傳統向現代化轉化的過程中，人口質量與經濟技術水平的交互發展也正處于由初級向高級循環模式轉變階段。從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整體來看，根據“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一最廣泛的定義，在中國的具體國情下，這一思想就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保障全體人民的基本要求，既包括吃、穿、用、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也包括就業、教育、社會保障等基本生存權利；

（2）迅速發展經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加快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消費結構的調整，不斷提高生產率和經濟效益，走集約經營的發展道路；

（3）把近期利益與長遠目標結合起來，實現人口增長、經濟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基礎之間的長期平衡發展。

顯然，實現上述目標，必須否定那種人口放任、資源浪費、環境污染、效益低下、分配不公、教育滯后、閉關鎖國、管理落后的傳統的發展模式，而要實施特別對生態環境給以極大關心，強調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維護生態平衡，促使自然資源不斷更新、積累、增殖和永續利用的協調發展的整體戰略。這一發展戰略主要包括以下十個方面的內容：

（1）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建立從嚴控制的人口再生產體系；

（2）維護資源基礎，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發展資源產業，建立資源得以永續利用的資源利用體系；

（3）防治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民身體健康，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建立健全的生態環境保護體系；

（4）集約利用資源，不斷降低物耗，建立低消耗高產出的物質生產體系；

（5）滿足人民基本需求，引導社會消費，建立適度消費的生活體系；

（6）促進市場發育，改進宏觀調控，增強企業活力，建立效益持續提高的經濟體系；

（7）建立、健全勞務或勞動力市場，發展社會保障事業，建立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分配體系；

（8）促進科技開發和生產結合，建立創新、實用的技術體系；

（9）普及初等教育，加強中等教育，發展高等教育，積極擴大職業教育，建立適應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教育體系；

（10）發展對外貿易，擴大國際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建立穩定對外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

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目標是謀求人口、環境、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盡管現在中國和世界正處于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錯綜復雜的矛盾之中，然而，實踐證明，人類是可以通過自身素質的提高來逐步找到以上矛盾緩解和協調的途徑的，從而實現良好的人口環境，適度的經濟增長，社會的全面進步，可以持久利用的自然資源和形成良性循環的生態環境的。這正是人類能夠走向未來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