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漢語言文學論文《淺析陶淵明人生態度的現代意義》

淺析陶淵明人生態度的現代意義

摘要：陶淵明“任情適意”及“自然天放”的人生態度以一種不忮不求,聽任自然的態度，投身於宇宙萬物迂流變化,決不刻意追求什麼,也不躲避什麼，而是坦然受之。陶淵明以這種人生態度找到了他人生的歸依，而這種人生態度在現今社會是否適用呢？我們不能亦步亦趨地模仿陶淵明，而是要在現今社會環境的大背景下實現對超我境界的一種突破，以便更好的適應時代的需要。

關鍵字：陶淵明；人生態度；任情適意；自然天放

現代人生活緊張、忙碌，為了家庭和事業心力交瘁。競爭的壓力，身心疲憊。生活的單調，情感的孤獨，單拈出哪一條不足以使人異化？於是，人們在享受現代科技文明的同時，渴望回到富於悠閒、富於悠然詩意的往古，對陶淵明古典田園式的詩酒人生心摹手追。可是,時光不能倒轉,回歸田園也不值得提倡。對於現代人而言,最大的問題,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陶淵明,而是要辨證地看待其任情適意和自然天放的人生態度。下麵就從陶淵明人生態度的表現及其人生態度的內涵探析兩方面對其人生態度的現代意義進行辨析。

一、陶淵明人生態度的表現--田園生活任自然

陶淵明生在中國歷史上充滿了戰亂、黑暗、災荒的時代。當時的東晉不但北方完全淪陷在異族手裏,南方也有許多戰亂。開始的蘇峻叛亂，後來有桓玄叛亂，再後來又有劉裕的叛亂，此外還有浙江海邊的孫恩起義等等。陶淵明不僅親身經歷了這些叛亂，而且他眼見那些人可以不擇手段地用極殘忍的手段殺死了許多人。東晉的兩個皇帝都是被毒

害死的。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兩位篡位的人，一是桓玄，一個是劉裕，陶淵明都曾在他們手下工作過。可見他生活在一個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裏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歸隱時想出仕，出仕時想歸隱，內心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歸隱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他在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中說出了其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複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由的本性是相違背。他不能改變本性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他堅決辭官歸隱了。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思考。“自然”一詞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於近代人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物質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面目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無需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抱樸而含真。魏晉人的“自然”內涵實賅四義①，第一義：自然之道。第二義：自然之田園山水。第三義：人之自然。第四義：藝術風格之自然。人之自然情況較複雜。又包括了氣質性情之自然（如嵇康等人重視自然性情之舒展），才氣之自然揮灑（如謝靈運逞才恃智不遺餘力）。本能欲望之自然（如石崇等人的放縱食色，毫不節制）。

陶淵明對魏晉“自然”的基本四義，有繼承也有超越：

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一文寫：“陶淵明何以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藝？一定有他整個的人生觀在背後。他的人生觀是什麼呢？可以用兩個字概括他：自然”②陶詩《五月且作和戴主簿》曰：“既來孰不去？人理故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迂化或夷險，肆志無窳隆。”表現了其順宇宙規律的人生哲學，這是自然之和一義。即自然之道義；《歸園田居》其一曰：“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表達了對田園的渴望，既有第一義，但主要是第二義；《歸去來兮辭》序中自述“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指性情，氣質之自然；此指自然之第四義。宋人黃徹雲：“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於非眷，巧拙之間也。”（《碧溪詩話》卷五）③他的詩不追求強烈的刺激，沒有濃重的色彩，沒有曲折的結構，純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體驗真切深刻，所以具有較強感染力。即藝術風格之自然。

由此，對陶淵明“自然天方”的人生態度可做這樣的理解：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抱樸而含真。

《現代漢語詞典》中“任情”一詞解釋為：“①盡情；②任性；放縱情感。”“適意”一詞解釋為：“舒適”。④陶淵明所做的，是維護個性的淳真，不委曲自己的本真。對此徐公持先生說：“陶淵明更多從自身性情出發，認為人之本性應得到舒展散發，而不應加以羈靡束縛。由此可稱之為性情之自然或曰精神之自然。”⑤陶淵明的一生是

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的。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想隱居。心情很矛盾，最終決定歸隱。這是由“且欣然而歸止”，“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賦》）；“寓形宇內複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歸去來兮辭》）的人生態度所決定的他不想委曲自己的本真，他也是這樣做的。陶淵明絲毫不委曲人性：饑來乞食；（《乞食》）詩曰：“譏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扣門拙言辭。”因來即眠；（蕭統《陶淵明傳》）曰：“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瀟灑飲酒；“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蕭統《陶淵明傳》）。躬耕言利；（《癸卯歲始懷春懷古田舍》其二）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庚戍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曰：“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純是天真性情的詩意揮灑。這正是陶淵明對“性情適意”的最好詮釋：不委曲自己的本真，及時行樂，享受適合自己的舒適生活。

陶淵明在田園生活中著重發掘個性生存價值，努力揭示生活中的詩意，以悠然、恬淡情懷看待人生，去留無意，順應自然。和諧地處理了物我關係，個性與群體的關係，成功地止泊，找到了其人生的歸依。

二、陶淵明人生態度根源探析

（一）新生門戶婉曲心

正如史學家揭示，六朝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世族與門第。門第一

經形成，便有了門第與世族觀念。世族人士極力維持門第的純潔與發展，國家觀念漸次淡出，便出現“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國”。“求忠臣必孝子之門，竟成虛言”⑥的反常歷史現象。門第觀念甚嚴，士庶之別，涇渭分明，不得逾越。陶淵明曾祖父陶侃出生於一個無門可依的酷貧家庭，但經過他個人不懈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軍功，成為東晉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封為長沙郡公。其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做過安城太守。仕宦已曆三世，如按照三世為官便成為世族的傳統，陶氏確實已不能被視為寒門了，但陶侃政治地位雖高，但因家族積澱尚淺，世族人物尚記其早期起家的尷尬經歷，並不以同類視之。而陶淵明是庶出，非嫡傳，在時人眼裏，地位更降一等。這樣，門第就不足以成為其傲世的資本，反倒鬱結於心，變成難言的隱痛。

六朝時代，受大環境影響，士人將光耀門庭視為家族目標，同時受儒家傳統觀念的驅使，士人又多以建功立業為實現個體不朽的捷徑。而陶淵明正是把二者緊密的結合起來。這些在其早期作品中有所體現。《停雲》詩語：“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暗寓著詩人懷世難的憂心，以及功業難成的感慨。《時運》詩曰：“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宵。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詩句化用儒家“曾點氣象”之典，表達了對儒家精神境界的企羨。《榮木》詩更直接傳達了對儒家自強不息的功業追求的嚮往，詩第四章曰：“先師遺訓，餘

豈之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四十無聞，斯不足畏。”典出《論語·子罕》，意謂四十五十無善聞，則其人進境有限可知。陶淵明則反用其意，通過“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等句。可見其內心鬱勃著昂揚的進取意志。

但十三年的官場生涯中，經歷了無數“忍看朋輩成新鬼”的血腥屠殺，對此焉能無動於衷？缺少生命的保障和精神的依傍，何談理想和抱負？在出仕和歸隱之間，他選擇了後者，正如葉佳瑩所說的：“如以淵明之志意而言，則用世乃其本心，歸田才是不得已。然而如以淵明之質性而言，則歸田方能保全其自然與真淳，而出仕則不免於有‘違己交病’之患。所以淵明的歸田，既非為了在‘大偽斯興’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質性自然的‘真我’”⑦一針見血地點出了陶淵明人生取捨的依據，簡言之，就是為了保全自然質性。

托身得所不違心

魏晉玄學的形成和老莊思想有明顯的關係，東晉以後又吸取了佛學的成分，步入新的階段。這是一種思辯的哲學；對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都進行了純哲學的思考。它和兩漢的神學目的論，讖緯宿命論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魏晉玄學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經籍的方式，對於打破漢代繁瑣經學的統治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大轉折。

先的社會思想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習尚和價值觀念。儒家的道德教條和禮儀規範已失去原有的約束力，一種符合人類本性的，返歸自然的生活，成為新的追求目標。身外的功業榮名急然受到懷疑，便轉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後的一切既然那麼渺茫，便抓緊即時的人生滿足。

基於社會思潮的影響，陶淵明的思想裏邊有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三種思想精華的結合。比如其《飲酒》第十六首詩中兩句：“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他說：“少年罕人事。”“罕”就是稀少的意思。那是沒有繁雜的、亂七八糟的事情來打擾我，我可以專心念書。他念的“六經”就是儒家的經典。即《詩》、《書》、《禮》、《易》、《樂》、《春秋》。由此可以看書陶淵明確實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

同時他也受道家的思想，他的詩裏曾有這樣的詩句：“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之一）在其《歸去來兮辭》中，也表現了他愛好自然的這種天然本性和思想情趣，而這些都是道家的思想。道家認為，人世之間不應有限制，不應有約束，應返樸歸真，順應自然。可見陶淵明的思想中也包含著濃厚的道家思想。

此外，他還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他的《歸園田居》之四裏有過這樣的句子：“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他說人生就好像是一個幻影一樣，佛經上說的“如夢如幻”，就是說世間萬象如同夢幻一樣，就是虛無的、空幻的，轉眼就消失不見了。“終當空無”是說最終結果都是空無，“”所謂四大皆空。

雖然他有儒家的思想，有道家的思想，也有佛家的思想。但無

論那種思想影響了陶淵明，他都會立刻與他自己的思想結合起來，他內心中有一種自然的定力與持守。既不委屈自己的本真，也不違背自然規律。在那種黑暗、渾濁、充滿戰亂、痛苦的時代裏沒有迷亂，沒有失落自己。將自己的個人思想同社會思潮有機的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

現代意義辨析

陶淵明以其隱士的高潔，以一種自然的定力與持守，堅守自己不隨波逐流。不被引誘，不被轉移，在那種黑暗、渾濁、充滿戰亂、痛苦的時代裏沒有迷亂，沒有失落自己。成為中國歷史舞臺上的耀眼明星，甚至成為人倫風範。但在現今社會裏，這也需要辨證的看。

與陶淵明生活著的充滿黑暗、渾濁、痛苦的時代相比，當代社會沒有戰亂、政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其樂融融。但政治權利與市場競爭無限擴張，使人的詩意生存受到了挑戰和擠壓。現代人生活緊張、忙碌、為了家庭和事業，心力交瘁。競爭的壓力，身心的疲憊等，這些都讓我們感覺到現今社會的人們活著是為了生存而非生活。

據相關資料說，中國留學生70%以上去外國學習電腦，而一位外國人的孩子剛上大學，一位華人問他，你是學什麼專業的？他說：“宗教”。有人就此分析：中國人是為生存而活著。他們按照自己的愛好去學習、生活。

應該說，在就業的壓力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學生都想佔據生活的制高點，以圖將來有所發展，但是，就當下中國人的生活狀況

而言，說我們只是生存而非生活，也有悖實情了，隨著物質生活的日益豐盈，不少人已經能夠優雅的生活了！至少不需要像陶淵明一般“饑來趨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扣門拙言辭。”（《乞食》）為自己的溫飽而“拙言辭”了吧！

生活和生存僅一字之差，卻表現出不同的人生態度。其實古人早就追求這種優雅的生活了，這種生活講求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陶淵明正是以他“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達到了“自我實現”境界的一位詩人，蘇軾說他：“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隱之為高。”他的一切選擇都取決於自己的個性，決不違逆個性適應外在的東西。相比較之下，今天的我們是否麻木了一些呢？我們為了收入、住房、家庭、職稱等等的一切，注入了大量的心血，惟獨沒有為我們自己的夢想而著想過。以至於當一切都擁有時，自己的內心卻一片貧瘠！由此，陶淵明“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給我們指明了方向。努力發掘生活中的詩意，以憂然、恬淡的情懷看待人生，去留無意，順應自然，和諧的處理物我關係，尋求一種詩意的人生。

但詩意的人生，首先應該是人性化的，而所謂“人性化”，應當是順從人性自然，既不能壓制也不能放縱，“過”與“不及”都違反自然常態。但由於時代背景、社會思潮、個人思想及個人價值取向的不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陶淵明那樣既能超越儒家的“不及”，也能超越魏晉玄學的“過”。因此，對“自然”的內涵理解的並不像陶淵明那般成功，隨著現代科學技術使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強，自

然成為人類可以隨意玩於掌股的玩意。殊不知，自然在悄悄的報復人類的無度索取，環境變暖、城市沙暴與海水赤潮……這一切如果任其蔓延下去，人類早晚有一天會被自然吞噬。而這一切都是對欲望掌握“過”的結果，雖有“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但還是要有一個“度”的問題。

總之，隨著時代的變化，社會思潮的變化，當代人對陶淵明“自然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的取捨要放入到現今社會的大背景下，辨證的取捨，而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他，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時代的需求。注釋：

①轉引白振奎《陶淵明謝靈運詩歌比較研究》.上海辭書書版社.2006年12版.第39頁

②梁啟超.《陶淵明文藝之品格》其六.商務印書館.1923年排印本 ③《陶淵明詩箋證稿》附錄二《陶淵明及其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版.546頁

④《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2年增補版.1067、1157頁 ⑤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87頁 ⑥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46頁 ⑦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50、151頁 參考文獻：

[1]白振奎.《陶淵明謝靈運詩歌比較研究》.上海辭書書版社.2006版

[2]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版

[3]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 [4]餘敦康.《魏晉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版 [5]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版

第二篇：漢語言文學論文《淺析陶淵明人生態度的現代意義》

淺析陶淵明人生態度的現代意義

摘要：陶淵明“任情適意”及“自然天放”的人生態度以一種不忮不求,聽任自然的態度，投身于宇宙萬物迂流變化,決不刻意追求什么,也不躲避什么，而是坦然受之。陶淵明以這種人生態度找到了他人生的歸依，而這種人生態度在現今社會是否適用呢？我們不能亦步亦趨地模仿陶淵明，而是要在現今社會環境的大背景下實現對超我境界的一種突破，以便更好的適應時代的需要。

關鍵詞：陶淵明；人生態度；任情適意；自然天放

現代人生活緊張、忙碌，為了家庭和事業心力交瘁。競爭的壓力，身心疲憊。生活的單調，情感的孤獨，單拈出哪一條不足以使人異化？于是，人們在享受現代科技文明的同時，渴望回到富于悠閑、富于悠然詩意的往古，對陶淵明古典田園式的詩酒人生心摹手追。可是,時光不能倒轉,回歸田園也不值得提倡。對于現代人而言,最大的問題,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陶淵明,而是要辨證地看待其任情適意和自然天放的人生態度。下面就從陶淵明人生態度的表現及其人生態度的內涵探析兩方面對其人生態度的現代意義進行辨析。

一、陶淵明人生態度的表現--田園生活任自然

陶淵明生在中國歷史上充滿了戰亂、黑暗、災荒的時代。當時的東晉不但北方完全淪陷在異族手里,南方也有許多戰亂。開始的蘇峻叛亂，后來有桓玄叛亂，再后來又有劉裕的叛亂，此外還有浙江海邊的孫恩起義等等。陶淵明不僅親身經歷了這些叛亂，而且他眼見那些人可以不擇手段地用極殘忍的手段殺死了許多人。東晉的兩個皇帝都是被毒害死的。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兩位篡位的人，一是桓玄，一個是劉裕，陶淵明都曾在他們手下工作過。可見他生活在一個十分復雜的政治環境之中。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里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后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

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歸隱時想出仕，出仕時想歸隱，內心很矛盾。此后，他堅定了歸隱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他在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中說出了其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由的本性是相違背。他不能改變本性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于是他堅決辭官歸隱了。

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思考。“自然”一詞是老莊哲學特有的范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于近代人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物質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面目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無需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抱樸而含真。魏晉人的“自然”內涵實賅四義①，第一義：自然之道。第二義：自然之田園山水。第三義：人之自然。第四義：藝術風格之自然。人之自然情況較復雜。又包括了氣質性情之自然（如嵇康等人重視自然性情之舒展），才氣之自然揮灑（如謝靈運逞才恃智不遺余力）。本能欲望之自然（如石崇等人的放縱食色，毫不節制）。

陶淵明對魏晉“自然”的基本四義，有繼承也有超越：

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一文寫：“陶淵明何以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藝？一定有他整個的人生觀在背后。他的人生觀是什么呢？可以用兩個字概括他：自然”②陶詩《五月且作和戴主簿》曰：“既來孰不去？人理故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迂化或夷險，肆志無窳隆。”表現了其順宇宙規律的人生哲學，這是自然之和一義。即自然之道義；《歸園田居》其一曰：“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表達了對田園的渴望，既有第一義，但主要是第二義；《歸去來兮辭》序中自述“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指性情，氣質之自然；此指自然之第四義。宋人黃徹云：“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于非眷，巧拙之間也。”（《碧溪詩話》卷五）他的詩不追求強烈的刺激，沒有濃重的色彩，沒有曲折的結構，純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體驗真切深刻，所以具有較強感染力。即藝術風格之自然。

由此，對陶淵明“自然天方”的人生態度可做這樣的理解：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抱樸而含真。③

《現代漢語詞典》中“任情”一詞解釋為：“①盡情；②任性；放縱情感。”“適意”一詞解釋為：“舒適”。④陶淵明所做的，是維護個性的淳真，不委曲自己的本真。對此徐公持先生說：“陶淵明更多從自身性情出發，認為人之本性應得到舒展散發，而不應加以羈靡束縛。由此可稱之為性情之自然或曰精神之自然。”⑤陶淵明的一生是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的。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想隱居。心情很矛盾，最終決定歸隱。這是由“且欣然而歸止”，“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賦》）；“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歸去來兮辭》）的人生態度所決定的他不想委曲自己的本真，他也是這樣做的。陶淵明絲毫不委曲人性：饑來乞食；（《乞食》）詩曰：“譏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門拙言辭。”因來即眠；（蕭統《陶淵明傳》）曰：“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瀟灑飲酒；“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蕭統《陶淵明傳》）。躬耕言利；（《癸卯歲始懷春懷古田舍》其二）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庚戍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曰：“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純是天真性情的詩意揮灑。這正是陶淵明對“性情適意”的最好詮釋：不委曲自己的本真，及時行樂，享受適合自己的舒適生活。

陶淵明在田園生活中著重發掘個性生存價值，努力揭示生活中的詩意，以悠然、恬淡情懷看待人生，去留無意，順應自然。和諧地處理了物我關系，個性與群體的關系，成功地止泊，找到了其人生的歸依。

二、陶淵明人生態度根源探析

（一）新生門戶婉曲心

正如史學家揭示，六朝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世族與門第。門第一經形成，便有了門第與世族觀念。世族人士極力維持門第的純潔與發展，國家觀念漸次淡出，便出現“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國”。“求忠臣必孝子之門，竟成虛言”⑥的反常歷史現象。門第觀念甚嚴，士庶之別，涇渭分明，不得逾越。陶淵明曾祖父陶侃出生于一個無門可依的酷貧家庭，但經過他個人不懈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軍功，成為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為長沙郡公。其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做過安城太守。仕宦已歷三世，如按照三世為官便成為世族的傳統，陶

氏確實已不能被視為寒門了，但陶侃政治地位雖高，但因家族積淀尚淺，世族人物尚記其早期起家的尷尬經歷，并不以同類視之。而陶淵明是庶出，非嫡傳，在時人眼里，地位更降一等。這樣，門第就不足以成為其傲世的資本，反倒郁結于心，變成難言的隱痛。

六朝時代，受大環境影響，士人將光耀門庭視為家族目標，同時受儒家傳統觀念的驅使，士人又多以建功立業為實現個體不朽的捷徑。而陶淵明正是把二者緊密的結合起來。這些在其早期作品中有所體現。《停云》詩語：“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暗寓著詩人懷世難的憂心，以及功業難成的感慨。《時運》詩曰：“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余靄，宇曖微宵。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詩句化用儒家“曾點氣象”之典，表達了對儒家精神境界的企羨。《榮木》詩更直接傳達了對儒家自強不息的功業追求的向往，詩第四章曰：“先師遺訓，余豈之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四十無聞，斯不足畏。”典出《論語·子罕》，意謂四十五十無善聞，則其人進境有限可知。陶淵明則反用其意，通過“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等句。可見其內心郁勃著昂揚的進取意志。

但十三年的官場生涯中，經歷了無數“忍看朋輩成新鬼”的血腥屠殺，對此焉能無動于衷？缺少生命的保障和精神的依傍，何談理想和抱負？在出仕和歸隱之間，他選擇了后者，正如葉佳瑩所說的：“如以淵明之志意而言，則用世乃其本心，歸田才是不得已。然而如以淵明之質性而言，則歸田方能保全其自然與真淳，而出仕則不免于有‘違己交病’之患。所以淵明的歸田，既非為了在‘大偽斯興’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質性自然的‘真我’”⑦一針見血地點出了陶淵明人生取舍的依據，簡言之，就是為了保全自然質性。

（二）托身得所不違心

魏晉玄學的形成和老莊思想有明顯的關系，東晉以后又吸取了佛學的成分，步入新的階段。這是一種思辯的哲學；對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都進行了純哲學 的思考。它和兩漢的神學目的論，讖緯宿命論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魏晉玄學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經籍的方式，對于打破漢代繁瑣經學的統治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大轉折。

先的社會思想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習尚和價值觀念。儒家的道德教條和禮儀規范已失去原有的約束力，一種符合人類本性的，返歸自然的生活，成為新的追求目標。身外的功業榮名急然受到懷疑，便轉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緊即時的人生滿足。

基于社會思潮的影響，陶淵明的思想里邊有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三種思想精華的結合。比如其《飲酒》第十六首詩中兩句：“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他說：“少年罕人事。”“罕”就是稀少的意思。那是沒有繁雜的、亂七八糟的事情來打擾我，我可以專心念書。他念的“六經”就是儒家的經典。即《詩》、《書》、《禮》、《易》、《樂》、《春秋》。由此可以看書陶淵明確實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

同時他也受道家的思想，他的詩里曾有這樣的詩句：“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之一）在其《歸去來兮辭》中，也表現了他愛好自然的這種天然本性和思想情趣，而這些都是道家的思想。道家認為，人世之間不應有限制，不應有約束，應返樸歸真，順應自然。可見陶淵明的思想中也包含著濃厚的道家思想。

此外，他還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他的《歸園田居》之四里有過這樣的句子：“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他說人生就好象是一個幻影一樣，佛經上說的“如夢如幻”，就是說世間萬象如同夢幻一樣，就是虛無的、空幻的，轉眼就消失不見了。“終當空無”是說最終結果都是空無，“”所謂四大皆空。

雖然他有儒家的思想，有道家的思想，也有佛家的思想。但無論那種思想影響了陶淵明，他都會立刻與他自己的思想結合起來，他內心中有一種自然的定力與持守。既不委屈自己的本真，也不違背自然規律。在那種黑暗、渾濁、充滿戰亂、痛苦的時代里沒有迷亂，沒有失落自己。將自己的個人思想同社會思潮有機的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

三、現代意義辨析

陶淵明以其隱士的高潔，以一種自然的定力與持守，堅守自己不隨波逐流。不被引誘，不被轉移，在那種黑暗、渾濁、充滿戰亂、痛苦的時代里沒有迷亂，沒有失落自己。成為中國歷史舞臺上的耀眼明星，甚至成為人倫風范。但在現今社會里，這也需要辨證的看。

與陶淵明生活著的充滿黑暗、渾濁、痛苦的時代相比，當代社會沒有戰亂、政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其樂融融。但政治權利與市場競爭無限擴張，使人的詩意生存受到了挑戰和擠壓。現代人生活緊張、忙碌、為了家庭和事業，心力交瘁。競爭的壓力，身心的疲憊等，這些都讓我們感覺到現今社會的人們活著是為了生存而非生活。

據相關資料說，中國留學生70%以上去外國學習計算機，而一位外國人的孩子剛上大學，一位華人問他，你是學什么專業的？他說：“宗教”。有人就此分析：中國人是為生存而活著。他們按照自己的愛好去學習、生活。

應該說，在就業的壓力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學生都想占據生活的制高點，以圖將來有所發展，但是，就當下中國人的生活狀況而言，說我們只是生存而非生活，也有悖實情了，隨著物質生活的日益豐盈，不少人已經能夠優雅的生活了！至少不需要像陶淵明一般“饑來趨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門拙言辭。”（《乞食》）為自己的溫飽而“拙言辭”了吧！

生活和生存僅一字之差，卻表現出不同的人生態度。其實古人早就追求這種優雅的生活了，這種生活講求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陶淵明正是以他“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達到了“自我實現”境界的一位詩人，蘇軾說他：“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隱之為高。”他的一切選擇都取決于自己的個性，決不違逆個性適應外在的東西。相比較之下，今天的我們是否麻木了一些呢？我們為了收入、住房、家庭、職稱等等的一切，注入了大量的心血，惟獨沒有為我們自己的夢想而著想過。以至于當一切都擁有時，自己的內心卻一片貧瘠！由此，陶淵明“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給我們指明了方向。努力發掘生活中的詩意，以憂然、恬淡的情懷看待人生，去留無意，順應自然，和諧的處理物我關系，尋求一種詩意的人生。

但詩意的人生，首先應該是人性化的，而所謂“人性化”，應當是順從人性自然，既不能壓制也不能放縱，“過”與“不及”都違反自然常態。但由于時代

背景、社會思潮、個人思想及個人價值取向的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陶淵明那樣既能超越儒家的“不及”，也能超越魏晉玄學的“過”。因此，對“自然”的內涵理解的并不像陶淵明那般成功，隨著現代科學技術使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強，自然成為人類可以隨意玩于掌股的玩意。殊不知，自然在悄悄的報復人類的無度索取，環境變暖、城市沙暴與海水赤潮??這一切如果任其蔓延下去，人類早晚有一天會被自然吞噬。而這一切都是對欲望掌握“過”的結果，雖有“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但還是要有一個“度”的問題。

總之，隨著時代的變化，社會思潮的變化，當代人對陶淵明“自然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的取舍要放入到現今社會的大背景下，辨證的取舍，而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他，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時代的需求。

注釋：

①轉引白振奎《陶淵明謝靈運詩歌比較研究》.上海辭書書版社.2006年12版.第39頁 ②梁啟超.《陶淵明文藝之品格》其六.商務印書館.1923年排印本

③《陶淵明詩箋證稿》附錄二《陶淵明及其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版.546頁 ④《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2年增補版.1067、1157頁 ⑤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87頁 ⑥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46頁 ⑦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50、151頁

參考文獻：

[1]白振奎.《陶淵明謝靈運詩歌比較研究》.上海辭書書版社.2006版 [2]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版 [3]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 [4]余敦康.《魏晉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版 [5]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版

第三篇：漢語言文學論文

突出語文的工具性，加強語言文字教學

興化市戴澤初級中學 姜芹

[摘要]：語文是義務教育中的一門重要的基礎學科，不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強的思想性。語文是語言文字，就是工具。語文教學，首先是語言文字教學，教學生學會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掌握學習和工作的這門基礎工具，具有讀、寫、聽、說的能力。因此，進一步改革語文教學，遵循漢語言文字的特點和規律，實現語文教學過程的最優化，將是我們的重要課題。[關鍵字]：語言文字；工具性

《語文課程標準》從學生的認知特點和三維培養目標出發，強調語文課程的人文性、實踐性、漢語言文字的規律性，以及學生學習的主體性，其目的是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語文是義務教育中的一門重要的基礎學科，不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強的思想性。教學這門學科，對于學生學習其他各門學科，獲取新的知識；對于貫徹教育方針，促進學生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發展，培養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對于提高民族素質，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按照時圣陶先生的說法：“語就是口頭語言，文就是書面語言，把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就叫語文。”這樣看來，語文是語言文字，就是工具。語文教學，首先是語言文字教學，教學生學會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掌握學習和工作的這門基礎工具，具

有讀、寫、聽、說的能力。因此，進一步改革語文教學，遵循漢語言文字的特點和規律，實現語文教學過程的最優化，將是我們的重要課題。

在語文教學實踐中，較普遍的現象是未能將著力點放在基礎工具上。漢字形、聲、義俱全，信息量遠遠大于其他拼音文字，它的形成和發展與自然生活實踐緊密相連。漢字源于生活實踐。能夠表達眾多微妙的情感。對其工具性的忽視，使語言文字教學成了提高語文教學效率的一大困擾。但好在我們已認識到語文教學必須對學生進行語言文字的訓練。但光有認識還不夠，我們在教學實踐中還必須加強語言文字教學。語文教學如何回歸到它的工具性、基礎性上來，如何從課文內容分析模式回歸到從語言教學為主這方面來，還是一個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以下就談談我個人的幾點看法。

第一，教學觀念上要真正轉變、更新

我們要認識到語文學科是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因此語文教學還賦有向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發展智力、培訓良好的學習習慣等任務；其它學科也有這些任務，是各學科共有的任務。“特有任務”和“共有任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在教學過程中，二者關系處理得當有利于加強語言文字的訓練；真正切實地把語言文字教學和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的培養訓練有機結合起來并落到實處。

第二，要研究和梳理語言文字教學的基本內容，探索和總結語文

教學的基本規律

基礎教學的任何學科，基礎知識是重要的教學目標。語言基礎知識包括教學大綱所規定的字詞的音、形、義、標點符號，詞法和句法即漢語語言的構造形式及其規律，修辭和語言邏輯等。掌握這些知識的目的在于更自覺更熟練地運用語言這一工具。所以，語言基礎知識教學不能單純的孤立的機械地進行，只有充分利用課文——活的語言環境進行教學，才有可能使學生牢固掌握語言基礎知識和形成語言能力。

語言文字教學的另一個基本的重要的內容是漢語言的表達形式和表達方法。而有不同的語境中又會有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和方法。這樣的例子在教材中比比皆是。如“把”字句與“被”字句的強調側重點不同；反問與陳述句等強調語氣不同；把兩個句子合成一個兼語句；禮貌用語的訓練等。我們漢語絕大多數的字既表形又表音、表義。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有些字的音義就有變化。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上的一切都有可能成為語境。語境是語言教學中最活躍的因素，是教學中語言因素的挖掘，分析和語言訓練的主要內容。此外，語言能力如感知能力，理解能力，組織與表達能力等，都是語言教學的生要內容。加強語言教學，加強語言因素分析，到底應提取哪些因素，如何梳理歸類，語文教學中關于語言能力水平的序列和層次如何理解和分類，這些都有待探討。雖然大綱提出了大方向，但何理解，如何落實到每一課時中去，如何使大綱的要法語再細化更易操作，便有待同行的探

討。

第三，要在突出語言文字教學的前提下處理好語文教學與德育、美育等方面的關系

語文課是語言課，是語言工具課。不能把語文課上成政治課，也不能把語文課上成文學課。語文課要在突出語言工具性和基礎性的教學過程中滲透道德教育，結合審美教育。也就是說，要因文悟道。寓文為鑒賞、審美教育于語言教學之中，對某些范文作分析評鑒，讓學生感受美，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情操。但必須強調，這些都應在語言教學過程之中進行，應是潛移默化的，不是孤立的，更非牽強的，或隨意延伸的。

第四，要改進教法，加強語言文字訓練

掌握語言文字工具主要不是依靠教師講，而是有賴于學生實地操作訓練，在練中掌握運用語言的技能技巧。因此，必須改變過去由教師講授為主的方法，要真正做到以學生為學習主體，教師起主導作用。葉老早就提出：“知識是教不盡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須不斷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練成熟練技能的。”在我國傳統的語文教學中，重吟誦，重語感，重表達，提倡“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提倡多讀多寫等等。這其中的精髓是讓學生自己學習、自己感受，在練中掌握技能。而在我們的實踐中，但凡效果較好的范文課，加強誦讀和語言訓練是個重要原因。我們應繼承并發展這些至今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

眾所周知，課文只是語文教學所憑籍的“例子”。教材不過是個例子。但是如何借用這些例子，不同的教學指導想想和教學觀念，不同的教學習慣和采用不同的教學模式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如教學《賣火柴的小女孩》，倘若過分強調思想政治教育和聯系現實，便會大談作品時代背景，講資本主義國家里社會上種種丑惡現象并聯系當今社會現實中類似現象等等；倘若當作文學作品來欣賞與評價，便會在文章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和小女孩形象上大做文章，盡情抒發；倘若當作語言工具的理解與運用的一個示例，就應當著力于課文的語言因素，讓學生感知，理解人物，體會每次幻想的內容。任何學科，任何課文教學都受到嚴格的時空限制。語文課的效率就具體體現在規定的時間內對所教內容的理解，掌握的程度上。而內容的選取又必須具有明確的目標。每一課的教學是語文整體教學任務這一長鏈中的一個環。語文教學的著力點中哪兒？一個“例子”應選取什么內容交給學生，這是我們認真對待的。因而，我們只有在繼承優秀經驗的基礎上，努力探索新教法，才能有效地加強語言文字的訓練。

總之，我們在教學的時候要時刻記住語文課要突出語文的工具性和基礎性，加強語言文字的教學則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參考文獻]：

1史燦方.淺談語言文字的形式力[J].重慶教育學院學報2007 2李春來.對漢語言文字規范化的思考[J].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08

第四篇：漢語言文學論文

《白鹿原》中人物悲劇比較分析

摘 要：《白鹿原》是一部以悲劇藝術在新時期長篇小說領域見長的文學作品。其悲劇精神主要體現在禮教與人性、天理與人欲、靈與肉的沖突。眾多生命在傳統禮教文化的壓抑下的人性扭曲、痛苦與毀滅，構成了白鹿原這個“鏊子”上人物命運的悲慘景象，顯示出巨大的悲劇精神，本文就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悲劇

一、白嘉軒與鹿子霖的悲劇比較——封建衛道士封建偽道士之間的悲劇；悲劇

二、黑娃與白靈的悲劇比較——盲目革命者與清醒革命者之間的悲劇；悲劇

三、田小娥與鹿冷氏的悲劇比較——主動反抗者與被動適應者之間的悲劇。

關鍵詞：人物悲劇

白鹿原

命運

悲劇

一、白嘉軒與鹿子霖的悲劇比較——封建衛道士封建偽道士之間悲劇

在白鹿原這塊傳統文化豐厚的沃土上躍著一位族長——白嘉軒。他是作品中塑造的最成功，最豐厚，最有藝術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但是，歷史把沉重的文化內容沉淀在白嘉軒這個人物身上，沉重的歷史負累化為他痛苦的一生。他是一個勇敢而又怯弱者；又是一個仁義而又殘酷者，是一個崇高而又虛偽的矛盾悲劇結合體。黑格爾稱：“誰如果要求一切事物都不帶有對立面的統一，那種矛盾，誰就是要求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不應該存在，因為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靈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設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特點就在于他不僅擔負多方面的矛盾，而且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這種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實于自己”。①他寬厚仁慈、不計前嫌，這一切構成了他的個性魅力。他的為人，他的處事無不散發著傳統人格的魅力。在白嘉軒心目中，他想建立一個所謂的和諧社會，即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思想和禮教仁義的道德來維持這個社會的安定。但是這個和諧烏托邦的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歷史證明）。因此，理想的美好與現實的無奈，必然使白嘉軒的生命歷程中充滿矛盾和悲劇。②矛盾的爆發使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痛苦的絕境，這些災難使這個堅強的生命體不斷的受到打擊，以至幾乎失去生活的勇氣，但是白嘉軒依然痛苦的活在白鹿原上。總之，白嘉軒這個封建衛道士，就是想以儒家的仁義道德和封建禮教武裝自己，并以此來實現他在白鹿原的統治。然而幾千年傳統封建文化秩序一貫制的時代已經結束，傳統文化的天空已經開始坍塌（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等等），他妄想做這歷史激流中一隅頑石,于是他被沖垮就成為一種歷史必然了。

鹿子霖是鹿家在白鹿原上的代表，他同樣上一家之長，同樣受到了封建文化的毒害。但是，與白嘉軒堅決維護不同，他對待封建文化的態度不是那么的堅決，而是一個道貌岸然的偽道士。一方面他也和白嘉軒一樣主持正義公道，維護仁義白鹿原的美譽；另一方面，他又干的盡是些見不的人的勾當。③不過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描寫的這一個人雖然敲榨剝削鄉民，私飽中囊嗜私舞弊，但他們在人格上也并非一無是處也有其重義輕利的閃光點。修建祠堂、辦學校，首先支持兩個孩子到城里上學，鹿子霖不但表現出他非常的組織才能，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的英明和大度，他同樣是白鹿原上受人尊敬的鄉約。這就是在中國悲劇中，“惡”的勢力往往以“偽善”的正義面孔出現，這就必然地在行動上不可能劍拔弩張，反倒是溫情脈脈或道貌岸然。”④ 《白鹿原》中，白、鹿兩家的明爭暗斗一直貫穿全書的始終，這樣一對正義與邪惡的矛盾對立體，在他們的人生道路上又存在著許多相似的地方。他們都為自己的兒女而痛苦，鹿兆鵬的拒婚，參加共產黨；白孝文的墮落，白玲的叛逆，使這兩位家長在精神上都受到巨大的打擊，正是因為他們子女的反叛，使他們在白鹿原上演繹著悲劇的人生。當然這只是從表面上來看，從深層次分析，白嘉軒的悲劇源于對傳統文化的盲目信仰與殘酷執行而鹿子霖的悲劇源于一種非理性文化。所以作者把白嘉軒的道德人格與鹿子霖的功利人格對照著寫，目的是在思考為什么作為正義和邪惡的雙方在社會的大動蕩時期經歷著同樣的悲劇。但是，在一個制度和思想到了末路的時候，他們的這兩種人生觀和世界觀是都要受到打擊和毀滅的，都要經歷悲劇的人生。悲劇的解決就是使代表片面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和毀滅。就個人來講，他的犧牲是無辜的，但是就整個世界來看，卻是罪有應得，足以伸張“永恒正義”的。

悲劇

二、黑娃與白靈的悲劇比較——盲目革命者與清醒革命者之間的悲劇

黑娃可以說是《白鹿原》中人生起伏最大而又最令人惋惜的悲劇人物。他一生集土匪、國、共、儒家信徒等等身份于一身，從不安分的雇農到農協運領袖到紅軍戰士到聚眾山林的土匪二頭目，國民黨保安團營長，共產黨副縣長，新政權的死囚被處決。走完了他悲劇性的人生歷程。

黑娃是長工鹿三的兒子，一方面他繼承了父親的善良、勤勞、質樸的性格；另一方面他卻與父親鹿三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從小倔強、執著、反叛、生性好動而不安分守己。這一切，就決定了他必然與白鹿原上等級森嚴、貴賤分明的宗法社會格格不入，并且不斷發生摩擦、碰撞，以至最后走向反抗。他參加“風攪雪”式的農民運動，遙遙地與他企求美好生活與向往平等自由的心理目標相聯系。大革命浪潮席卷而來，黑娃本性中受壓抑的能量找到了渲瀉的突破口，他把婚姻上的反叛和政治的、階級的反抗不良覺地結合起來，懷著對富人和祠堂的憎恨，投身大革命，打土豪、辦農協，砸宗祠里的石碑。然而，可悲的是，他雖然在毀族規、砸招牌，卻一點也有跳出宗法文化的樊籬，有革命的果敢性但缺乏革命的目的性，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思索造成自己不平等地位的社會根源以及革命的意義，只簡單地把革命理解為鍘人和毀鄉約砸石碑。這種缺乏理性的盲目做法，不可能帶給他理想中的結果，最后只有落荒而逃。

然而，在黑娃的命運中還存在著更大的悲劇性。在白鹿原，作為反抗者的黑娃一方面想逃出白鹿原那個等級森嚴、貴賤分明的環境卻又逃不出而被它牢牢的束縛在原上；另一方面他又想容入那個等級森嚴、貴賤分明的環境而白鹿原又容不下他而把他拒之原外。這就是中國傳統宗法文化在白鹿原上巨大的力量的表現。大起大落的動蕩生活，既增加了他的仿徨與苦悶，也消磨了他的人生意志。受降招安后的黑娃似乎熱衷于什么，又在己方，不在明處而在暗處。這一切都表明這個盲目反抗者在沒有先進思想指導下矛盾的悲劇人生。

可以看出，由于缺乏豐厚的知識與理性作為個人對于現實認識的支撐，黑娃的反抗還只是在外在力量的影響下才發生的，還屬于一種自發的反抗，因而這種反抗的動機也是盲目的，反抗力量也是有限的。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缺乏先進思想的作為行動的指導，另一方面他本身所處的社會地位也使他無法擺脫小農經濟的局限性思想的影響。這也就注定了他的反抗是要失敗的，他的人生也會成為悲慘的。

作為“五四”新文化影響下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女性形象，確切的說應該是叛逆的女性形象白靈的反抗就是已經上升到自覺階段的反抗。與黑娃的反抗相比，白靈接受了新式教育，主動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具有了先進思想的指導，具有了更加堅決的反抗精神和更多的同仁志士，因而她是最堅定的反抗者，最徹底的革命者。但是就是這樣她也沒逃脫悲劇的命運。她對事業非常執著堅定，在革命工作中白靈顯示出了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特別是在地下工作的時候，在白色恐怖之下，毅然承擔了許多情報的接送工作。在自己的同伴一個又一個被扔進城市的某一處枯井的時候，她沒有退縮，沒有背叛，反而更加勇敢更加堅定。但是這樣給她帶來許多痛苦。首先是與最疼愛自己的父親反目，接著是與兆海愛情的破滅，再就是革命運動的失敗，被迫轉移，身懷六甲卻要四處逃難，有家不能歸，過著流浪的生活，到最后到了根據地，以自己最大的熱情的才華給根據地帶來歡樂和笑容的時候，等待他的不是光明的前途，不是理想的實現，而是被自己的同志活埋。她的死是令人悲痛的，一切的言語都無法形容這種悲痛，這與魯迅先生所寫的《藥》里面的夏瑜相比，兩者驚人的相似。夏瑜作為先覺者，卻死在不覺醒的同胞面前，然后還遭人誣蔑和嘲弄。白靈的死再次說明了在社會革命的過程中的殘酷和巨大的犧牲。白靈死亡的悲劇原因是很值得深思的，甚至她的死亡悲劇比鹿兆鵬媳婦、田小娥的死亡更令人深思。

總之，在白鹿原上，不管是仁義者還上邪惡者，不管是有文化的還是沒文化的，不管是堅定勇敢者還上猶豫怯弱者，不管是積極入世還是消極避世的都無法擺脫悲劇的命運。我們再一次看到《白鹿原》這部厚重的歷史題載小說，反映著一個民族厚重的歷史文化在社會前進中所產生的種種矛盾。作者通過一系列的人物的描寫，把中國傳統文化在走近它末路的時期，依然給社會帶來的巨大破壞力，也使人們看到，要改變一個落后的社會的艱難和代價。使讀者再一次從中領略到一個擁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國在古老的傳統文化對人性的種種壓抑與迫害，這無疑是現代文學史上對悲劇精神的一次深刻的體驗，它把痛苦和掙扎展示給每一位讀者，揭示出他們的悲劇命運的根源所在，這對于過去、現在和將來人們在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上具有深遠的意義。我僅以淺陋之筆，抒個人之見，相信會有更多的人來關注這作品，以發現它更豐富偉大之處。

注釋：

①黑格爾.《美學》（第一卷）

②、⑥陳忠實.《白鹿原》

③、④熊元義.《回到中國悲劇》

⑤奧尼爾.《論悲劇》見《美國作家論文學》

參考書目： [1]曹文軒.《20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3]熊元義.《回到中國悲劇》華文出版社 [4]陳忠實.《白鹿原》人民文學出版社

[5]藍棣之.《現代文學經典：癥候式分析》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

[6]易新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發展史》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7]傅其山.《西方文論》中國文藝出版社

[8]張亞斌.生命的苦難與悲涼[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 [9]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10]樓昔勇.《美學導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1]易新鼎.《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發展史》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第五篇：漢語言文學專業論文

尷尬、灰色、無力的人生

——方鴻漸形象分析

[內容摘要]首先本文給方鴻漸定性，他是位正直善良，聰明幽默，但意志薄弱，優柔寡斷，即缺乏明確堅定的人生信念，又不懂得人情世態的炎涼，所以他極易受環境支配，被他人牽制，常常陷入尷尬境地，本文從幾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由于他的意志薄弱，優柔寡斷和幼稚，他被鮑小姐引誘然后拋棄，被蘇文紈羈絆然后報復，被孫柔嘉誆騙，然后駕奴，飽嘗感情的折磨，其次，好心買假文憑，在事業上屢遭同事暗算，卷進各種莫名其妙的派系斗爭和扯不清的恩怨糾葛中，飽受炎涼世態的折磨，這就是方鴻漸形象所凝結的人生思考。

[關鍵詞]軟弱，尷尬，空虛

《圍城》是中國現代杰出的諷刺小說，是一個流浪漢的喜劇旅程。在書中錢鐘書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知識分子、有名媛淑女、亦有商賈政客。錢先生對這些人有的濃墨重刻，有的輕描淡寫。但無論采取何種手法，都生動繪出了他們各異的特征：或鄙俗、或勾心斗角、或虛與委蛇。他以深刻的現實主義筆觸成功塑造了一群現代新儒的典型，其中方鴻漸的形象是最豐滿的一個。

《圍城》的主人公方鴻漸，是舊中國一個到處尋找精神家園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藝術形象，這位江南的紳士之子，在北平上大學期間，因為學不了他們家鄉很看重的土木工程，于是轉到社會學系，最后又轉到中國文學系而勉強畢業。由于一個偶然因素的出現（未來仗人的幫助）便毫心理準備地走上了留學之路，學中文的人出洋“深造”不免有些滑稽，但是他“到了歐洲，既不抄敦煌卷子，也不訪《永樂大典》，也找不到太平天國的文獻，四年中先后在倫敦、巴黎、柏林讀了三所大學。隨便聽了幾門功課，興趣甚廣但心得全無，除了夸夸其談外，一無所有，臨回國時，在父親和丈人的威逼之下，為了搪塞才挖空心思的買了“美國克萊登大學”的博士文憑。

在北平上大學期間，受個性解放新思想的影響，萌生對自主愛情的向往，于是大著膽子給父親寫信要求解除包辦婚姻，最終被澆了一桶冷水，在與鮑小姐的調情，蘇紋紈的應酬中，漸覺到“女朋友”和“情人”的不同，當遇到“摩登社會里那樁罕物——唐曉芙”時，他真正墜入了愛河但他倆處于萌芽狀態的愛情卻在蘇紋紈的無情報復下夭折了。

也許是為了逃避心靈的痛苦，方鴻漸和趙辛楣等走上了去三閭大學的求職之路，1

三閭大學雖然地處湖南一個偏僻的鄉下，但并不是一方凈土，這里有道貌岸然、老奸巨滑、口稱維護教育尊嚴，其實卻是酒色之徒的市儈校長高松年、有外形木訥，內心狡詐的假洋博士韓學俞、有在政界失足落水，混跡學校的舊官僚汪處厚、有專事吹牛拍馬，淺薄委瑣的勢力小人陸子淵等等。清高孤傲無所作為的方鴻漸終于在三閭大學中幾十個知識分子的勾心斗角和相互傾軋中被排擠出來，被解除了教師職務。

他還沒有在事業的挫折中清醒過來，便受到孫柔嘉的誘惑，而逃避到了“一個自己并沒有確認是否愛他的孫柔嘉的婚姻中”以為這里是一個可以逃避失敗和壓抑，追求自由生活的幸福港灣，或許是孫柔嘉在婚前過于心計。婚后，方鴻漸忽然發現自己娶的好象是另外一個人，新家和舊家的矛盾又激化了他們之間的沖突，的確很難相容，終于不離而散，他丟下昨日的失望，懷著對明天莫名的期盼，方鴻漸終于沖出了家庭的圍城。

一 方鴻漸在事業遭遇到的尷尬，表現出的軟弱

方鴻漸悲劇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是其主觀原因，也有客觀生活環境對其的影響。方鴻漸性格中的最大特點是“面對現代社會殘酷的生存競爭和嚴重的精神危機而缺乏與之對抗所應有的理性，信仰，熱情和力量，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發自本性的怯懦，迷茫和盲動性。因此在我看來，同情要比恨多許多，因為錢先生塑造的方鴻漸本質是善良的。比如說，他根本不想騙人，他只是為了滿足岳父、父親的虛榮心而買了一張假文憑，所以他在履歷上不填得過博士學位，但當他在三閭大學得知韓學愈借助同樣的一張假文憑混了個教授兼系主任的地位時，便承認老實人吃虧和騙子被揭的雙層痛苦。他有自尊心，有羞愧感，他看到大學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時候，他很蔑視，因為他有一種良知在里面。但錢先生在描述他的良知是，只是一閃而過。他沒有把目光停留在這個地方，他只是更多地描寫他生活當中尷尬的一面。他沒有把目光停留在這個地方，他只是更多的描寫他生活中尷尬的一面。例如錢鐘書描寫他的吃相，他吃飯沒有一般中國人所謂的高貴的貴族，留過洋吃飯的典雅，所以他的吃相就受到一些人物的嘲諷。再比如他第一次演講，人家叫將東西方文化，他根本就沒有深切的體驗，所以只得大談鴉片、梅毒。學生倒是愿意聽，但是對那些正襟危坐，虛偽的士大夫看來，他是在胡鬧，對于真正的學者看來，又是非常淺薄的皮毛之談。所以錢鐘書在描述這個人物時，處處讓他表現出尷尬的境地。我們用普通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出丑的地方。比如說像那些教授，三閭大學也有個教授，他叫韓學愈，他也在克萊登大學弄了個假文憑，他騙人。方鴻漸在備課的時候，他那種心理，他就寫道：“有人肯這樣提拔，還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方鴻漸預備功課，特別加料，漸漸做名教授的好夢，的學位是把論文哄過自己的學生，鴻漸當年沒哄過先生，所以未得學位，現在要哄學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為名教授也有兩個階段，第一是講義當著作，第二，著作當講義，好比粗學的理發匠，先把傻子和窮人的頭作為練習本領的實驗品，所以講義在課堂上適用，沒出亂子就作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當然是指定教本，鴻漸既然格外賣力，不免也起名利雙收的妄想。”

方鴻漸仿佛天生不是會成大事業的人，他總是處于中間狀態，壞也壞得不夠徹底，卻又不是絕然意義的好人[1]。蘇文紈評價方鴻漸的話極為中肯：“你在大地方已經玩世不恭了，倒向小節上認真，矛盾得太可笑了。”他對人情世故全然不通，對李梅亭、顧爾謙的厭惡全擺在臉上，對高校長的不滿不加掩飾，方鴻漸學不會如何在別人傾軋自己的情況下保持鎮定，他學不來韓學愈的厚顏無恥，也學不來顧爾謙那副“狗望著主人”的姿態，因此更討李梅亭的嫌，總之，方鴻漸就是那種無惡意的好人——不令人討厭，卻一無用處。

方鴻漸在歐洲留學的時候，沒有學到更多的專業，錢鐘書認為他是一個無用的人，所以在小說的開始說：“他是一個無用之人，學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學里從社會學系畢業，學國文的人出洋深造，聽來有些滑稽，事實上呢，沒有學中國文學的人，非到國外留學不可，因為一切其他科目像數學、物理、哲學、心理、經濟、法律等等，都是從國外灌輸進來的，早已洋氣撲鼻，只有國文是國貨土產，還需要外國的招牌方可維持地位，正好向中國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國剝削來的錢要換成外匯才能保持國幣的原來價值”。

二 方鴻漸婚姻，感情上的無奈與失敗

由于他沒有真才實學在戀愛上又不斷地陷入到一種陷井里邊。比如說在剛開始的時候，寫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一個鮑小姐的愛情，他追求鮑小姐，鮑小姐也對他眉來眼去，但是最后到岸上，他就被鮑小姐甩掉了。他被人騙。所以錢鐘書眼里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那種溫情的關系是非常少的，最后無意中他和孫柔嘉結婚了，他那個結婚，本來對孫小姐印象非常好，是一個很文靜的知識女性，但是結婚以后，他們不斷的產生沖突，他陷入了家庭的無邊無際的矛盾之中，所以方鴻漸這個人，不論是在學業上，在家庭上，在社會上，他幾乎沒有一個有亮點的地方，他陷入了一種悖論，一種荒唐的陷阱里邊[2]，比如他跟孫小姐結婚后，他說：“結婚以后，你總會發現你要的不是原來的人，換了另外一個，早知道這樣，結婚以前那種真器追求，戀愛等等全可以省掉，談戀愛的時候，雙方本相收斂起來，到結婚后還沒有彼此認清，倒是老式結婚干脆，索性結婚以前，誰也不認識誰。”方鴻漸這個

人他在談吐當中給人感覺非常儒雅，像一個讀書人，但是錢種書在描寫過程中覺得他呢，他其實是一個沒有生活自理的人，是一個在高校不能夠建立起自己的學術信心，和學術地位的一個人。而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又是一個一塌糊涂的人，比如在唐小姐應允了方鴻漸共進晚餐的邀請后，“他那天晚上的睡眠，宛如粳米粉的線條，沒有粘性，拉不長。他的快樂從睡夢里冒出來，使他醒了四五次，每醒來就象唐曉芙的臉在自己眼前，聲音在自己耳朵里。他把今天和她的談話一字一句，一舉一動都將心熨帖著，迷迷糊糊的睡去，一會兒又驚醒，覺得這快樂給埋沒了忍住不睡，重新溫一遍白天的景象”第一次收到唐小姐的信，他‘臨睡時把信看一遍，擱在枕邊，中夜一醒，就開電燈看信，看完關燈躺好，想想信中的話，忍不住又開燈再看一遍。“這是何等的癡情和喜悅啊，讓我們回想起夢寐思服的初戀。可惜，他好日子沒好過，又沒有禁受住蘇小姐的誘惑，讓蘇文紈堅信他已非她不娶，最后鬧得竹籃打水一場空。一段純真美麗的戀情，只能成為他和唐小姐心中一生也撫不平的傷痛。他想要追求的，他得不到，他不要的呢，偏偏要來，來了以后呢，本來以為是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但其實又是一個悲劇的開始。其實，方鴻漸在同齡人當中，也應該算是個佼佼者了，他“家學淵博”家世頭銜都不錯，而且留過洋，人也聲得一表人材，為人正直，談吐幽默，還頗討女人喜歡，為什么人生的道路就這么不順利呢？我認為是他性格造成的，早在大學讀書期間，方鴻漸便萌生自主戀愛的念頭，但在父親的痛罵下，頓是“嚇矮了半截”，一下子便打消了自己的念頭，不再妄想，開始讀叔本華，常自我安慰地對同學們說：“世間哪有戀愛，壓根兒是生殖沖動。”在這里，方鴻漸的怯性格就暴露無遺了，在后來與女博士蘇文紈的交往中，明知自己與她“好比兩條平行的直線，不論彼此距離怎么近，拉得怎么長，始終合不攏成為一體。”但卻在蘇文紈的恩威并重，軟硬兼施中遲遲不敢表明自己的心。但他失去一生中最心愛的女性——唐曉芙時，心瘦弱到了極點宛如與活人幽明隔絕的孤鬼，瞧著陽世的樂事，自己插不進，但方鴻漸此時卻毫無力挽狂瀾的勇氣。只是吶吶的說：“你說的對，我是個騙子，我不敢再辯，以后決不來討厭了。”然后站起來就走。在這把握幸福的關鍵時刻，他不是積極主動的去爭取和解釋，卻把本存幸福的愛情結束的那么輕率，這不能不說是發自他那本性的怯懦。

對于內心的痛苦，他從不敢直接面對，而是一味的回避，他千里迢迢，歷經千心萬苦到三閭大學求職，卻并不如意，受人排擠和誹謗，卻無力抗爭，受孫柔嘉的誘惑而任其擺布，沒有接到下學年聘約，不是去斥責高松年食言，而是沖動的一走了之，逃避到孫柔嘉為其設置的“溫柔的網”中。可是他錯了，正象那句法國諺語：婚姻是一座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這里也不是方鴻漸餓避難所和歸宿地。由于自身的懦弱，他寧肯自認失敗，卻不敢面對現實被孫

柔嘉連罵三聲“懦夫，我再也不要看見你這個懦夫”像戲劇高潮般地為方鴻漸悲劇添上了極為傳神之筆。“環境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他與趙辛楣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出身，與趙辛楣的霸氣十足不同，方鴻漸是個讓人倍感親切的人，也是深得女性喜愛的人物，他很好相處，與他一起不會有壓迫感，他愿意照顧別人的感受，關心體貼，他也是個“很會說話的人”，貧嘴滑舌地既能逗人開心，又能化解矛盾，但方鴻漸更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沒有能力把握自己的人生，從一出場到全文結束，他都在受別人和和命運的擺布，幾乎沒有一件事順了自己的意愿，其實書中有一句話，借了趙辛媚的口，已然給他定論了——那是即將結束赴三閭大學的艱辛旅程，趙辛媚突發感慨：“像咱們這種旅行，最試驗得出一個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勞頓，最麻煩，叫人本相畢現的時候，經過長期苦旅而彼此不厭的人，才可以結交為朋友”方鴻漸：“我問你，你經過這次旅行，對我的感想怎么樣？覺得我討厭不討厭？”趙：“你不討厭，可是全無用處，”趙辛媚一句隨口的回答，竟然一語成緘概括了方鴻漸悲劇的性格和他的人生走勢，方鴻漸在戀愛婚姻上的失敗和他自身性格的懦弱是分不開的，他的好虛榮，愛面子的心理特征直接導致了他事業上的連連受挫。但他留學歸來，憑從一愛爾蘭人手里買來的假博士文憑受到地方小報記者夸贊時，他“感覺身心龐然膨脹，人格也偉大了好些”，方鴻漸對文憑極為“認真”的功利性態度伴隨著他的生活和工作愈演愈烈，他去大學教書，做名教授的美夢也因博士文憑被校方懷疑而破滅了。方鴻漸圖幕虛榮之心被錢鐘書先生刻畫得淋漓盡致。三閭大學的生存環境讓這個聽來才高學富的方鴻漸備感失落，在假博士文憑“光環”的籠罩下，方鴻漸在生活工作中處處遭遇尷尬，從回國后給學生演講到三閭大學的任教，這位尚有一定正義感，良知未泯的方鴻漸一直在維護自尊心和欺騙與反欺騙的境遇中掙扎著。

在文章結尾部分有這樣一段描述“這簡短的一怒把余勁都使盡了，軟弱得要哭個不歇，和衣倒在床上，覺得房屋旋轉，想不得了，萬萬生不得病，明天要去找那位經理，說妥了再籌旅費，舊歷年可以在重慶過，心里又生希望，像濕火柴雖點不著火，而開始冒煙，似乎一切會有辦法，不知不覺中黑天昏地地合攏，裹緊象滅盡燈火的夜，他睡著了，最初睡得脆薄，饑餓象鑷子松了，鈍了，他的睡也堅實得鑷不破了，沒有夢，沒有感覺，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時也是死的樣本”，是不是全文將盡，在作者心目中，方鴻漸這個人物也已然死去了呢？

三 方鴻漸形象的意義

方鴻漸飽嘗感情的折磨，愛情的折磨，始終不斷地從這一個“圍城”走進另一座“圍城”永不安分，永不滿足，因而永遠苦惱，他總想擺脫困難然而處處有困境，因此方鴻漸這個人物最根本的意義，是預示著我們現代教育的一種失敗，現代某種文化的一種失敗。他在看似神秘艱深的外表背后，他隱含著一種空虛，無力，灰色，荒誕這樣的一種深切的隱含意義[3]。中國所謂的文化人，很多的文化人他們現在被名利所驅使，他們遠離了學問，他們也是在做一些和學術沒有關的東西。所以我想，我們今天看《圍城》，我想它一方面使我們可以還原到歷重新回溯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知道那一段人的生活，同時我們也可以重新來反省我們當下的知識界和讀書界的情況。我們就會感覺到，中國文人的劣根性，它的存在，它是有它的一段歷史，它是有自己的源頭的，它有流脈的。所以它具有了很深刻的文化標本的意義。所以我想我們通過方鴻漸，通過《圍城》，通過錢鐘書，我們可以深深地來反省我們人類自己，反省我們今天人的生活。我們是不是，也在以虛幻的以一種欺騙人的，或者被別人騙的方式，存在一種尷尬的文化境界里邊。我們是不是成為了社會上一個多余的、無力的、無援的、無助的一個孤苦的存在，我們是不是一個充滿了幻想而又實際上永遠是在痛苦和絕望中掙扎的一個可憐的人物，它給我們帶來的聯想，和給我們帶來的啟示都是非常非常之深遠的。

注釋：

[1]、周錦著《〈圍城〉面面觀》

[2]、章明著《錢鐘書研究采輯》

[3]、彭斐著《錢鐘書研究》第一輯

參考文獻：

1、王振彥著《漫議〈圍城〉及方鴻漸形象的個體意義》《南都學刊》1995年，第5期

2、楊至今《怎樣評價〈圍城〉》《新文學論叢》1984年第3期

3、李健吾《咀華新篇重讀〈圍城〉》《文藝報》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