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法院有關負責人就減刑假釋司法解釋答記者問

最高法院有關負責人就減刑假釋司法解釋答記者問

來源：2012年2月23日《人民法院報》第4版

為依法正確審理減刑、假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2月22日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減刑、假釋作為重要的刑罰變更制度，有利于激勵罪犯改造、維護監管秩序、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受到各方廣泛關注。為準確理解和把握《規定》的基本精神與主要內容，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有關負責人就《規定》相關問題接受了記者采訪。

減刑、假釋制度改革是本輪中央司法體制

和工作機制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規定》出臺的背景和意義？

負責人：減刑、假釋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公布實施的《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發〔1997〕25號），對于指導減刑、假釋工作開展發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法治建設的不斷進步，司法實踐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減刑、假釋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有待解決，如案件審理程序透明度不夠高、監督機制不夠健全，“重罪多減、輕罪少減”的規定不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假釋適用率普遍偏低等，人民群眾對減刑、假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減刑、假釋制度改革也是本輪中央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以及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確定的重要任務之一，其主要目的是“建立減刑、假釋審理程序的公開制度，嚴格重大刑事罪犯減刑、假釋的適用條件”。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正式啟動減刑、假釋司法解釋修訂工作，進行了充分調研并廣泛征求了相關各方的意見。先后赴海南、廣東、湖北、福建、江西、山東等地進行專題調研，分別在河北、四川、云南、河南等地召開專門研討會，征求和聽取了全國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部分高中級人民法院、一線監獄、看守所干警以及專家學者、普通民眾的意見，經過反復研究論證，不斷修改完善，最終得以出臺。《規定》嚴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積極推動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程 1

序公開，對正確適用法律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維護刑罰執行的公平公正，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將一律公示，六類減刑、假釋案件必須開庭審理

記者：減刑、假釋案件為什么要開庭審理？具體案件范圍有哪些？

負責人：長期以來，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主要采用書面審理方式，這既不利于人民法院科學判斷罪犯是否符合減刑、假釋的條件，也不利于充分保護罪犯的合法權益。對減刑、假釋案件依法實行開庭審理，可以避免人民群眾對減刑、假釋審理工作“暗箱操作”的懷疑，也可以使人民法院在審理減刑、假釋案件時，聽取刑罰執行機關、檢察機關、罪犯本人以及同監區罪犯等多方面的意見，增強司法公信力，確保減刑、假釋案件的公平公正。

但鑒于目前人民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要求所有減刑、假釋案件一律開庭審理是不切實際的。《規定》選取了現階段人民群眾反映較為強烈、社會關注度較高、司法實踐中也容易出問題的六類減刑、假釋案件，明確要求必須開庭審理。這六類減刑、假釋案件分別是：（1）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現提請減刑的；（2）提請減刑的起始時間、間隔時間或者減刑幅度不符合一般規定的；（3）在社會上有重大影響或社會關注度高的；（4）公示期間收到投訴意見的；（5）人民檢察院有異議的；（6）人民法院認為有開庭審理必要的。

記者：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為什么要一律公示？應如何公示？

負責人：《規定》明確要求，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應當一律予以公示。公示地點為罪犯服刑場所的公共區域。有條件的地方，應面向社會公示，接受社會監督。從而，對于仍然需采取書面方式審理的減刑、假釋案件，人民法院在作出減刑、假釋裁定前，應將擬減刑、假釋罪犯的基本情況及減刑、假釋依據等予以公示，接受社會各界及相關各方的監督，經過必要的期限后，未收到舉報或者舉報經查不實的，人民法院才能作出減刑、假釋裁定，以公開透明的審理程序來確保減刑、假釋案件的公平公正。此外，《規定》也明確了公示的內容，包括：（1）罪犯的姓名；（2）原判認定的罪名和刑期；（3）罪犯歷次減刑情況；（4）執行機關的減刑、假釋建議和依據；（5）公示期限；（6）意見反饋方式

等。

記者：《規定》在加強程序監督方面做了哪些規定？

負責人：主要有兩點：一是切實加強檢察監督。《規定》明確規定，執行機關在提請減刑、假釋時，人民檢察院對提請減刑、假釋案件提出的檢察意見，應當一并移送受理減刑、假釋案件的人民法院。檢察機關對于執行機關減刑、假釋“不當提而提”和“當提不提”均有著重要的監督和糾正職能，檢察機關的監督意見可以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裁決提供重要而有力的幫助。

二是規定了人民法院自身糾錯程序。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在減刑、假釋裁定作出后，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但并未規定人民法院自己發現減刑、假釋裁定存在錯誤后的糾錯程序，無疑是個缺憾，不利于及時發現并糾正錯誤。因此，有必要在司法解釋中設置人民法院的自身糾錯程序。《規定》明確規定，人民法院發現本院或者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生效的減刑、假釋裁定確有錯誤，無論檢察機關是否提出糾正意見，人民法院都應當依法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并作出裁定。

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嚴格

重大刑事罪犯的減刑、假釋條件

記者：根據《刑法修正案

（八）》的規定，對因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可以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那么，被限制減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執行中應如何減刑？是否可以假釋？

負責人：《規定》積極配合《刑法修正案

（八）》關于刑罰結構調整的制度落實，相應嚴格了重大刑事罪犯的減刑、假釋條件，推動改變“死刑過重、生刑過輕”的刑罰輕重不平衡現象。《規定》明確規定：被限制減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罪犯，緩期執行期滿后依法被減為無期徒刑的，或者因有重大立功表現被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應當比照未被限制減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減刑的起始時間、間隔時間和減刑幅度上從嚴掌握。從而，既嚴格限制此類罪犯的減刑條件，使其最低實際執行刑期不少于二十五年；同時又給其留有減刑的空間和希望，激勵其遵守監管秩序，認真接受改造。

關于被限制減刑的罪犯是否可以假釋的問題，答案是否定的。《規定》第十八條明確規定，對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被減為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后，也不得假釋。可見，因前款情形和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無論人民法院是否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其即使在減為無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仍然不得假釋。

記者：未被限制減刑的普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執行中應如何減刑？是否可以假釋？

負責人：關于未被限制減刑的普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的減刑，根據《刑法修正案

（八）》的規定，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滿以后，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后，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規定》對于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減為無期徒刑后應如何減刑，作出了明確規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減為無期徒刑后，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減為二十三年有期徒刑。同時，規定將其實際最低服刑刑期由十二年提高到十五年，且死刑緩期執行期間不包括在內。

關于普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是否可以假釋的問題，《規定》第二十一條予以明確，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減為無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確符合假釋條件，實際服刑刑期在十五年以上（死刑緩期執行期間不包括在內），且不屬于前述不得假釋情形的，可以假釋。

記者：《刑法修正案

（八）》將無期徒刑罪犯的實際最低執行刑期由十年提高到十三年。那么，關于無期徒刑罪犯的減刑有哪些調整？

負責人：根據《刑法修正案

（八）》的上述修改，《規定》將無期徒刑罪犯減刑后的刑期整體提高了二年，即將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減刑幅度由原來的可以減為“十八年以上二十年以下”修改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將因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減刑幅度由原來的“十三年以上十八年以下”修改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修改后的條文規定為：無期徒刑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一般可以減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記者：1997年減刑、假釋司法解釋有關“重罪多減、輕罪少減”的規定，實踐中一直爭議很大，《規定》

對此是否進行了修改？

負責人：根據1997年減刑、假釋司法解釋的規定，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如果悔改表現突出的，可以減刑二年；有重大立功情形的，甚至可以減刑三年；而被判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即使悔改表現突出，最多只能減刑一年。如此規定，不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不合理的，直接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減刑過快”的問題。因此，《規定》刪去了1997年減刑、假釋司法解釋“重罪多減、輕罪少減”的有關規定，使減刑幅度回歸到正常合理的軌道上來。

記者：《規定》在嚴格重大刑事罪犯減刑、假釋條件的同時，有哪些規定體現了從寬精神？

負責人：主要有以下四點：一是規定未成年罪犯的減刑、假釋，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適當從寬。

二是規定老年、身體殘疾（不含自傷致殘）、患嚴重疾病罪犯的減刑、假釋，應當主要注重悔罪的實際表現。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生活難以自理的老年、身體殘疾、患嚴重疾病的罪犯，能夠認真遵守法律法規及監規，接受教育改造，應視為確有悔改表現，減刑的幅度可以適當放寬，起始時間、間隔時間可以相應縮短。假釋后生活確有著落的，除法律和本解釋規定不得假釋的情形外，可以依法假釋。

三是規定對被判處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比照有期徒刑的一般減刑條件，適當縮短起始和間隔時間。

四是規定對減刑后余刑不足二年的罪犯，符合條件決定假釋的，可以適當縮短間隔時間。

進一步明確減刑、假釋標準，推動

假釋與社區矯正的順利對接

記者：應如何理解和判斷刑法規定的“確有悔改表現”的一般減刑條件？

負責人：我國刑法關于減刑、假釋一般條件的規定較為原則，為更好地指導司法實踐統一掌握減刑、假釋標準，《規定》對刑法規定的一般減刑、假釋條件進行了細化。《規定》明確了“確有悔改表現”

是指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方面情形：認罪悔罪；認真遵守法律法規及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思想、文化、職業技術教育；積極參加勞動，努力完成勞動任務。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規定》要求，對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提出申訴的，要依法保護其申訴權利，對罪犯申訴不應不加分析地認為是不認罪悔罪。

記者：應如何理解和判斷刑法規定的“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一般假釋條件？

負責人：我國刑法此前關于“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規定，在實踐中難以把握，一定程度上導致假釋適用率普遍偏低。在《刑法修正案

（八）》將其修改為“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后，增強了該標準的可操作性。在《規定》起草過程中，考慮到“沒有再犯罪的危險”仍然較為原則，且屬于主觀判斷的范疇，為便于實踐中的準確理解和把握，故對該問題進行了重點調研。《規定》明確規定：辦理假釋案件，判斷“沒有再犯罪的危險”，除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條規定的情形外，還應根據犯罪的具體情節、原判刑罰情況，在刑罰執行中的一貫表現，罪犯的年齡、身體狀況、性格特征，假釋后生活來源以及監管條件等因素綜合考慮。對該一般假釋條件的進一步細化，無疑將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假釋制度的進一步適用。

記者：在《刑法修正案

（八）》確立假釋罪犯實行社區矯正后，《規定》在推動假釋與社區矯正順利對接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負責人：主要有兩點：一是將罪犯假釋后對所居住社區的影響作為人民法院裁定假釋與否的重要參考依據。《規定》明確要求，執行機關提請假釋的，應當附有社區矯正機構關于罪犯假釋后對所居住社區影響的調查評估報告。

二是明確規定減刑、假釋的裁定作出之日起七日內，必須送達有關執行機關、人民檢察院以及罪犯本人，包括社區矯正機構，從而確保假釋罪犯的順利交接，防止脫管、漏管，保證社區矯正工作的順利開展。

著力解決刑罰執行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疑難復雜問題

記者：罪犯財產刑執行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履行情況對其減刑、假釋是否有影響？有何影響？

負責人：《規定》建立了罪犯財產刑執行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履行情況與其減刑、假釋的關聯機制。當前，財產刑執行難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履行難的問題較為突出，尤其是對于確有財產能力而不執行、不履行的罪犯，不僅難以彌補犯罪造成的損失和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也不利于維護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不利于緩和與消除社會矛盾。將罪犯財產刑執行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履行與其減刑、假釋關聯起來，對于解決財產刑空判現象，推動附帶民事賠償義務的履行，具有明顯和積極的作用。因此，《規定》明確要求，對確有財產刑執行能力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履行能力而不執行、不履行的罪犯，在減刑、假釋時應當從嚴掌握。當然，對于確實沒有執行和履行能力的罪犯，在減刑、假釋時不應從嚴掌握。同時，罪犯積極執行財產刑和履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的，也表明其能夠認罪悔罪，人身危險性有所降低，可視為有認罪悔罪表現，在減刑、假釋時可以從寬掌握。

記者：案件再審后，原減刑、假釋裁定應如何處理？

負責人：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案件再審后原減刑、假釋裁定的處理問題成為實踐中普遍存在的難點問題，各地在具體操作上也不完全統一。考慮到，案件再審與原減刑、假釋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法律條文難以涵括各種情形，若作具體列舉，反而將可能不利于更好地指導司法實踐。因此，《規定》在確保案件公正處理的前提下，盡量節約司法成本，將該問題區分兩種情形作出了原則性規定：一是再審維持原判決、裁定的，原減刑、假釋裁定效力不變。二是再審改變原判決、裁定的，應由刑罰執行機關依照再審裁判情況和原減刑、假釋情況，提請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減刑、假釋裁定。

記者：實踐中還有哪些突出問題？《規定》是如何解決的？

負責人：《規定》主要根據執行機關的意見，對以下三個問題作出了規定。一是規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緩期執行期間抗拒改造，尚未構成犯罪的，此后減刑時可以適當從嚴。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只要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緩期執行期間沒有故意犯罪的，即應減為無期徒刑，這導致有些罪犯在緩期執行期間，雖未構成犯罪，但抗拒改造，不利于維護正常的監管秩序，也不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

二是嚴格在執行期間又犯罪罪犯的減刑條件。在執行期間又犯罪的罪犯，尤其是原判罪行較重或者新罪罪行較重的罪犯，體現出很大的人身危險性，是監管和改造的重點。《規定》明確規定：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又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自新罪判決確

定之日起二年內一般不予減刑；新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自新罪判決確定之日起三年內一般不予減刑。

三是強調符合減刑條件的管制、拘役罪犯以及判決生效后剩余刑期不滿一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酌情減刑。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管制、拘役罪犯以及判決生效后剩余刑期不滿一年有期徒刑是可以減刑的，但由于執行時間較短，又缺乏相應的賞罰機制，實踐中較難獲得減刑，有些表現突出的罪犯心有不滿，甚至產生抵觸情緒，不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因此，《規定》對該問題予以專門強調和明確，對司法實踐具有積極的指導和推動作用。

第二篇：2012減刑假釋司法解釋

高法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已于2011年11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32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二○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法釋〔2012〕2號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2011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32次會議通過）

為正確適用刑法、刑事訴訟法，依法辦理減刑、假釋案件，根據刑法、刑事訴訟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制定本規定。

第一條 根據刑法第七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有立功表現的，可以減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刑。

第二條 “確有悔改表現”是指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方面情形：認罪悔罪；認真遵守法律法規及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思想、文化、職業技術教育；積極參加勞動，努力完成勞動任務。

對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提出申訴的，要依法保護其申訴權利，對罪犯申訴不應不加分析地認為是不認罪悔罪。

罪犯積極執行財產刑和履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的，可視為有認罪悔罪表現，在減刑、假釋時可以從寬掌握；確有執行、履行能力而不執行、不履行的，在減刑、假釋時應當從嚴掌握。

第三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

（一）阻止他人實施犯罪活動的；

（二）檢舉、揭發監獄內外犯罪活動，或者提供重要的破案線索，經查證屬實的；

（三）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

（四）在生產、科研中進行技術革新，成績突出的；

（五）在搶險救災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表現突出的；

（六）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貢獻的。

第四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有“重大立功表現”：

（一）阻止他人實施重大犯罪活動的；

（二）檢舉監獄內外重大犯罪活動，經查證屬實的；

（三）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

（四）有發明創造或者重大技術革新的；

（五）在日常生產、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六）在抗御自然災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特別突出表現的；

（七）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重大貢獻的。第五條 有期徒刑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符合減刑條件的，減刑幅度為：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一次減刑一般不超過一年有期徒刑；確有悔改表現并有立功表現，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一次減刑一般不超過二年有期徒刑。

第六條 有期徒刑罪犯的減刑起始時間和間隔時間為：被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執行一年六個月以上方可減刑，兩次減刑之間一般應當間隔一年以上。被判處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比照上述規定，適當縮短起始和間隔時間。

確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不受上述減刑起始和間隔時間的限制。有期徒刑的減刑起始時間自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

第七條 無期徒刑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減刑。減刑幅度為：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一般可以減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八條 無期徒刑罪犯經過一次或幾次減刑后，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三年，起始時間應當自無期徒刑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第九條 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減為無期徒刑后，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減為二十三年有期徒刑。

死刑緩期執行罪犯經過一次或幾次減刑后，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五年，死刑緩期執行期間不包括在內。

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緩期執行期間抗拒改造，尚未構成犯罪的，此后減刑時可以適當從嚴。

第十條 被限制減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罪犯，緩期執行期滿后依法被減為無期徒刑的，或者因有重大立功表現被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應當比照未被限制減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減刑的起始時間、間隔時間和減刑幅度上從嚴掌握。

第十一條 判處管制、拘役的罪犯，以及判決生效后剩余刑期不滿一年有期徒刑的罪犯，符合減刑條件的，可以酌情減刑，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第十二條 有期徒刑罪犯減刑時，對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期限可以酌減。酌減后剝奪政治權利的期限，不能少于一年。

第十三條 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緩刑的罪犯，一般不適用減刑。前款規定的罪犯在緩刑考驗期限內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參照刑法第七十八條的規定，予以減刑，同時應依法縮減其緩刑考驗期限。拘役的緩刑考驗期限不能少于二個月，有期徒刑的緩刑考驗期限不能少于一年。

第十四條 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又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自新罪判決確定之日起二年內一般不予減刑；新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自新罪判決確定之日起三年內一般不予減刑。

第十五條 辦理假釋案件，判斷“沒有再犯罪的危險”，除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條規定的情形外，還應根據犯罪的具體情節、原判刑罰情況，在刑罰執行中的一貫表現，罪犯的年齡、身體狀況、性格特征，假釋后生活來源以及監管條件等因素綜合考慮。

第十六條 有期徒刑罪犯假釋，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的起始時間，應當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第十七條 刑法第八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特殊情況”，是指與國家、社會利益有重要關系的情況。第十八條 對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罪犯，不得假釋。

因前款情形和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被減為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后，也不得假釋。

第十九條 未成年罪犯的減刑、假釋，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適當從寬。未成年罪犯能認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規及監規，積極參加學習、勞動的，應視為確有悔改表現，減刑的幅度可以適當放寬，起始時間、間隔時間可以相應縮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可以假釋。

前兩款所稱未成年罪犯，是指減刑時不滿十八周歲的罪犯。

第二十條 老年、身體殘疾（不含自傷致殘）、患嚴重疾病罪犯的減刑、假釋，應當主要注重悔罪的實際表現。

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生活難以自理的老年、身體殘疾、患嚴重疾病的罪犯，能夠認真遵守法律法規及監規，接受教育改造，應視為確有悔改表現，減刑的幅度可以適當放寬，起始時間、間隔時間可以相應縮短。假釋后生活確有著落的，除法律和本解釋規定不得假釋的情形外，可以依法假釋。

對身體殘疾罪犯和患嚴重疾病罪犯進行減刑、假釋，其殘疾、疾病程度應由法定鑒定機構依法作出認定。

第二十一條 對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減為無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條第一款和本規定第九條第二款、第十八條規定的，可以假釋。

第二十二條 罪犯減刑后又假釋的間隔時間，一般為一年；對一次減去二年有期徒刑后，決定假釋的，間隔時間不能少于二年。

罪犯減刑后余刑不足二年，決定假釋的，可以適當縮短間隔時間。

第二十三條 人民法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的案件，維持原判決、裁定的，原減刑、假釋裁定效力不變；改變原判決、裁定的，應由刑罰執行機關依照再審裁判情況和原減刑、假釋情況，提請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減刑、假釋裁定。

第二十四條 人民法院受理減刑、假釋案件，應當審查執行機關是否移送下列材料：

（一）減刑或者假釋建議書；

（二）終審法院的裁判文書、執行通知書、歷次減刑裁定書的復制件；

（三）罪犯確有悔改或者立功、重大立功表現的具體事實的書面證明材料；

（四）罪犯評審鑒定表、獎懲審批表等；

（五）其他根據案件的審理需要移送的材料。

提請假釋的，應當附有社區矯正機構關于罪犯假釋后對所居住社區影響的調查評估報告。

人民檢察院對提請減刑、假釋案件提出的檢察意見，應當一并移送受理減刑、假釋案件的人民法院。

經審查，如果前三款規定的材料齊備的，應當立案；材料不齊備的，應當通知提請減刑、假釋的執行機關補送。

第二十五條 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應當一律予以公示。公示地點為罪犯服刑場所的公共區域。有條件的地方，應面向社會公示，接受社會監督。公示應當包括下列內容：

（一）罪犯的姓名；

（二）原判認定的罪名和刑期；

（三）罪犯歷次減刑情況；

（四）執行機關的減刑、假釋建議和依據；

（五）公示期限；

（六）意見反饋方式等。

第二十六 條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可以采用書面審理的方式。但下列案件，應當開庭審理：

（一）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現提請減刑的；

（二）提請減刑的起始時間、間隔時間或者減刑幅度不符合一般規定的；

（三）在社會上有重大影響或社會關注度高的；

（四）公示期間收到投訴意見的；

（五）人民檢察院有異議的；

（六）人民法院認為有開庭審理必要的。

第二十七條 在人民法院作出減刑、假釋裁定前，執行機關書面提請撤回減刑、假釋建議的，是否準許，由人民法院決定。

第二十八條 減刑、假釋的裁定，應當在裁定作出之日起七日內送達有關執行機關、人民檢察院以及罪犯本人。

第二十九條 人民法院發現本院或者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生效的減刑、假釋裁定確有錯誤，應當依法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并作出裁定。最高法有關負責人解讀最新減刑假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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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22 20:37:21 來源：法制日報

最高法有關負責人解讀最新減刑假釋司法解釋 實現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的公開公平公正

為依法正確審理減刑、假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減刑、假釋作為重要的刑罰變更制度，有利于激勵罪犯改造、維護監管秩序、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受到各方廣泛關注。為準確理解和把握規定的基本精神與主要內容，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有關負責人就規定的相關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減刑假釋制度改革司法改革重要任務之一

問：請您介紹一下規定出臺的背景和意義？

答：減刑、假釋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公布實施的《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對于指導減刑、假釋工作開展發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法治建設的不斷進步，司法實踐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減刑、假釋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有待解決，如案件審理程序透明度不夠高、監督機制不夠健全，“重罪多減、輕罪少減”的規定不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假釋適用率普遍偏低等，人民群眾對減刑、假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減刑、假釋制度改革也是本輪中央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以及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確定的重要任務之一，其主要目的是“建立減刑、假釋審理程序的公開制度，嚴格重大刑事罪犯減刑、假釋的適用條件”。

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將一律公示

問：減刑、假釋案件為什么要開庭審理？具體案件范圍有哪些？

答：長期以來，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主要采用書面審理方式，這既不利于人民法院科學判斷罪犯是否符合減刑、假釋的條件，也不利于充分保護罪犯的合法權益。對減刑、假釋案件依法實行開庭審理，可以避免人民群眾對減刑、假釋審理工作“暗箱操作”的懷疑，也可以使人民法院在審理減刑、假釋案件時，聽取刑罰執行機關、檢察機關、罪犯本人以及同監區罪犯等多方面的意見，增強司法公信力，確保減刑、假釋案件的公平公正。

但鑒于目前人民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要求所有減刑、假釋案件一律開庭審理是不切實際的。規定選取了現階段人民群眾反映較為強烈、社會關注度較高、司法實踐中也容易出問題的六類減刑、假釋案件，明確要求必須開庭審理。這六類減刑、假釋案件分別是：（1）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現提請減刑的；（2）提請減刑的起始時間、間隔時間或者減刑幅度不符合一般規定的；（3）在社會 上有重大影響或社會關注度高的；（4）公示期間收到投訴意見的；（5）人民檢察院有異議的；（6）人民法院認為有開庭審理必要的。

問：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為什么要一律公示？應如何公示？

答：規定明確要求，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應當一律予以公示。公示地點為罪犯服刑場所的公共區域。有條件的地方，應面向社會公示，接受社會監督。從而，對于仍然需采取書面方式審理的減刑、假釋案件，人民法院在作出減刑、假釋裁定前，應將擬減刑、假釋罪犯的基本情況及減刑、假釋依據等予以公示，接受社會各界及相關各方的監督，經過必要的期限后，未收到舉報或者舉報經查不實的，人民法院才能作出減刑、假釋裁定，以公開透明的審理程序來確保減刑、假釋案件的公平公正。此外，《規定》也明確了公示的內容，包括：（1）罪犯的姓名；（2）原判認定的罪名和刑期；（3）罪犯歷次減刑情況；（4）執行機關的減刑、假釋建議和依據；（5）公示期限；（6）意見反饋方式等。

問：規定在加強程序監督方面做了哪些規定？

答：主要有兩點：一是切實加強檢察監督。規定明確，執行機關在提請減刑、假釋時，人民檢察院對提請減刑、假釋案件提出的檢察意見，應當一并移送受理減刑、假釋案件的人民法院。檢察機關對于執行機關減刑、假釋“不當提而提”和“當提不提”均有著重要的監督和糾正職能，檢察機關的監督意見可以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裁決提供重要而有力的幫助。

二是規定了人民法院自身糾錯程序。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在減刑、假釋裁定作出后，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但并未規定人民法院自己發現減刑、假釋裁定存在錯誤后的糾錯程序，無疑是個缺憾，不利于及時發現并糾正錯誤。因此，有必要在司法解釋中設置人民法院的自身糾錯程序。規定明確，人民法院發現本院或者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生效的減刑、假釋裁定確有錯誤，無論檢察機關是否提出糾正意見，人民法院都應當依法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并作出裁定。

嚴格重大刑事罪犯的減刑假釋條件

問：根據刑法修正案

（八）的規定，對因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可以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那么，被限制減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執行中應如何減刑？是否可以假釋？

答：規定積極配合刑法修正案

（八）關于刑罰結構調整的制度落實，相應嚴格了重大刑事罪犯的減刑、假釋條件，推動改變“死刑過重、生刑過輕”的刑罰輕重不平衡現象。規定明確規定：被限制減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罪犯，緩期執行期滿后依法被減為無期徒刑的，或者因有重大立功表現被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應當比照未被限制減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減刑的起始時間、間隔時間和減刑幅度上從嚴掌握。從而，既嚴格限制此類罪犯的減刑條件，使其最低實際執行刑期不少于二十五年；同時又給其留有減刑的空間和希望，激勵其遵守監管秩序，認真接受改造。

關于被限制減刑的罪犯是否可以假釋的問題，答案是否定的。規定第十八條明確，對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被減為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后，也不得假釋。可見，因前款情形和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無論人 民法院是否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其即使在減為無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仍然不得假釋。

問：未被限制減刑的普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執行中應如何減刑？是否可以假釋？

答：關于未被限制減刑的普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的減刑，根據刑法修正案

（八）的規定，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滿以后，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后，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規定對于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減為無期徒刑后應如何減刑，作出了明確規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減為無期徒刑后，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減為二十三年有期徒刑。同時，規定將其實際最低服刑刑期由十二年提高到十五年，且死刑緩期執行期間不包括在內。

關于普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是否可以假釋的問題，規定第二十一條予以明確，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減為無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確符合假釋條件，實際服刑刑期在十五年以上（死刑緩期執行期間不包括在內），且不屬于前述不得假釋情形的，可以假釋。

問：刑法修正案

（八）將無期徒刑罪犯的實際最低執行刑期由十年提高到十三年。那么，關于無期徒刑罪犯的減刑有哪些調整？

答：根據刑法修正案

（八）的上述修改，規定將無期徒刑罪犯減刑后的刑期整體提高了二年，即將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減刑幅度由原來的可以減為“十八年以上二十年以下”修改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將因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減刑幅度由原來的“十三年以上十八年以下”修改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修改后的條文規定為：無期徒刑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一般可以減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問：1997年減刑、假釋司法解釋有關“重罪多減、輕罪少減”的規定，實踐中一直爭議很大，規定對此是否進行了修改？

答：根據1997年減刑、假釋司法解釋的規定，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如果悔改表現突出的，可以減刑二年；有重大立功情形的，甚至可以減刑三年；而被判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即使悔改表現突出，最多只能減刑一年。如此規定，不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不合理的，直接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減刑過快”的問題。因此，規定刪去了1997年減刑、假釋司法解釋“重罪多減、輕罪少減”的有關規定，使減刑幅度回歸到正常合理的軌道上來。

問：規定在嚴格重大刑事罪犯減刑、假釋條件的同時，有哪些規定體現了從寬精神？

答：主要有以下四點：一是規定未成年罪犯的減刑、假釋，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適當從寬。

二是規定老年、身體殘疾（不含自傷致殘）、患嚴重疾病罪犯的減刑、假釋，應當主要注重悔罪的實際表現。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生活難以自理的老年、身體殘疾、患嚴重疾病的罪犯，能夠認真遵守法律法規及監規，接受教育改造，應視為確有悔改表現，減刑的幅度可以適當放寬，起始時間、間隔時間可以相應縮短。假釋后生活確有著落的，除法律和本解釋規定不得假釋的情形外，可以依法假釋。三是規定對被判處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比照有期徒刑的一般減刑條件，適當縮短起始和間隔時間。

四是規定對減刑后余刑不足二年的罪犯，符合條件決定假釋的，可以適當縮短間隔時間。

明確減刑假釋標準推動與社區矯正順利對接

問：應如何理解和判斷刑法規定的“確有悔改表現”的一般減刑條件？

答：我國刑法關于減刑、假釋一般條件的規定較為原則，為更好地指導司法實踐統一掌握減刑、假釋標準，規定對刑法規定的一般減刑、假釋條件進行了細化。規定明確了“確有悔改表現”是指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方面情形：認罪悔罪；認真遵守法律法規及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思想、文化、職業技術教育；積極參加勞動，努力完成勞動任務。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規定要求，對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提出申訴的，要依法保護其申訴權利，對罪犯申訴不應不加分析地認為是不認罪悔罪。

問：應如何理解和判斷刑法規定的“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一般假釋條件？

答：我國刑法此前關于“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規定，在實踐中難以把握，一定程度上導致假釋適用率普遍偏低。在刑法修正案

（八）將其修改為“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后，增強了該標準的可操作性。在規定起草過程中，考慮到“沒有再犯罪的危險”仍然較為原則，且屬于主觀判斷的范疇，為便于實踐中的準確理解和把握，故對該問題進行了重點調研。規定明確規定：辦理假釋案件，判斷“沒有再犯罪的危險”，除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條規定的情形外，還應根據犯罪的具體情節、原判刑罰情況，在刑罰執行中的一貫表現，罪犯的年齡、身體狀況、性格特征，假釋后生活來源以及監管條件等因素綜合考慮。對該一般假釋條件的進一步細化，無疑將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假釋制度的進一步適用。

問：在刑法修正案

（八）確立假釋罪犯實行社區矯正后，規定在推動假釋與社區矯正順利對接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答：主要有兩點：一是將罪犯假釋后對所居住社區的影響作為人民法院裁定假釋與否的重要參考依據。《規定》明確要求，執行機關提請假釋的，應當附有社區矯正機構關于罪犯假釋后對所居住社區影響的調查評估報告。

二是明確規定減刑、假釋的裁定作出之日起七日內，必須送達有關執行機關、人民檢察院以及罪犯本人，包括社區矯正機構，從而確保假釋罪犯的順利交接，防止脫管、漏管，保證社區矯正工作的順利開展。

著力解決刑罰執行疑難復雜問題

問：罪犯財產刑執行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履行情況對其減刑、假釋是否有影響？有何影響？

答：規定建立了罪犯財產刑執行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履行情況與其減刑、假釋的關聯機制。當前，財產刑執行難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履行難的問題較為突出，尤其是對于確有財產能力而不執行、不履行的罪犯，不僅難以彌補犯罪造成的損失和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也不利于維護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不利于緩和與消除社會矛盾。將罪犯財產刑執行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履行與其減刑、假釋關聯起來，對于解決財產刑空判現象，推動附帶民事賠償義務的履行，具有明顯和積極的作用。因此，規定明確要求，對確有財產刑執行能力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履行能力而不執行、不履行的罪犯，在減刑、假釋時應當從嚴掌握。當然，對于確 實沒有執行和履行能力的罪犯，在減刑、假釋時不應從嚴掌握。同時，罪犯積極執行財產刑和履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的，也表明其能夠認罪悔罪，人身危險性有所降低，可視為有認罪悔罪表現，在減刑、假釋時可以從寬掌握。

問：案件再審后，原減刑、假釋裁定應如何處理？

答：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案件再審后原減刑、假釋裁定的處理問題成為實踐中普遍存在的難點問題，各地在具體操作上也不完全統一。考慮到，案件再審與原減刑、假釋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法律條文難以涵括各種情形，若作具體列舉，反而將可能不利于更好地指導司法實踐。因此，規定在確保案件公正處理的前提下，盡量節約司法成本，將該問題區分兩種情形作出了原則性規定：一是再審維持原判決、裁定的，原減刑、假釋裁定效力不變。二是再審改變原判決、裁定的，應由刑罰執行機關依照再審裁判情況和原減刑、假釋情況，提請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減刑、假釋裁定。

問：實踐中還有哪些突出問題？規定是如何解決的？

答：規定主要根據執行機關的意見，對以下三個問題作出了規定。一是規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緩期執行期間抗拒改造，尚未構成犯罪的，此后減刑時可以適當從嚴。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只要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緩期執行期間沒有故意犯罪的，即應減為無期徒刑，這導致有些罪犯在緩期執行期間，雖未構成犯罪，但抗拒改造，不利于維護正常的監管秩序，也不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

二是嚴格在執行期間又犯罪罪犯的減刑條件。在執行期間又犯罪的罪犯，尤其是原判罪行較重或者新罪罪行較重的罪犯，體現出很大的人身危險性，是監管和改造的重點。規定明確：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又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自新罪判決確定之日起二年內一般不予減刑；新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自新罪判決確定之日起三年內一般不予減刑。

三是強調符合減刑條件的管制、拘役罪犯以及判決生效后剩余刑期不滿一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酌情減刑。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管制、拘役罪犯以及判決生效后剩余刑期不滿一年有期徒刑是可以減刑的，但由于執行時間較短，又缺乏相應的賞罰機制，實踐中較難獲得減刑，有些表現突出的罪犯心有不滿，甚至產生抵觸情緒，不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因此，規定對該問題予以專門強調和明確，對司法實踐具有積極的指導和推動作用。

第三篇：最高法院就出臺勞動法司法解釋(二)答記者問

最高法就出臺勞動法司法解釋

（二）答記者問

為了貫徹黨的十六大提出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戰略思想，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結合審判實踐經驗，經審判委員會第1393次會議討論，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以下簡稱《解釋二》）。值此司法解釋公布之際，最高人民法院負責人就《解釋二》的有關問題接受了記者的采訪。解釋以維護和諧勞動關系為價值取向

問：請您介紹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這一司法解釋的背景和意義？

答：勞動法頒布實施以后，隨著我國勞動用工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勞動關系不斷發生新的變化，全國法院審理的勞動爭議案件每年約以20％的速度遞增，成為民事審判中的熱點和難點。

為了適應勞動爭議審判工作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1年4月16日頒布了《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14號），就勞動爭議案件的受理、管轄、訴訟主體、舉證責任、合同解除、判案依據、仲裁裁決的審查執行等一些亟須明確的問題，作出了相應的解釋。對勞動合同的違約金、競業限制、續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問題，以及集體合同爭議、人事爭議、社會保險費爭議、工傷賠償爭議、欠薪逃匿糾紛等問題，確定根據勞動用工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調整狀況，按照“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方針，適時出臺解釋。從2003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開始起草《解釋二》，并廣泛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2004年底，因為《勞動合同法》的起草工作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我們又根據立法部門的建議，將解釋草稿中可能與勞動合同法重復的內容予以刪除，進一步征求意見。2005年4月，中央政法委下發了《關于依法及時處理企業勞動糾紛，切實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要求抓緊對有關法律作出司法解釋，進一步完善處理勞動糾紛的法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據此再次調整了《解釋二》的內容，立足于解決實踐的亟須，確定對有些現在還不成熟的意見留待今后逐步解決，解釋稿進一步修改后認真聽取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國務院法制辦、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全國總工會、中國企聯以及相關專家學者的意見，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了這部司法解釋。出臺這個司法解釋具有以下意義：

一是便于廣大勞動者準確理解掌握勞動法的規定，促進依法維權。勞動法是一個新的法律門類，頒布實施專門的勞動法調整勞動關系在我國也只有十多年的歷史。我國過去長期實行的是勞動用工由國家統包統管，國家是勞動用工的唯一主體，國家運用行政管理的手段管理調整勞動關系，勞動者不太關心勞動關系中權利義務內容，即使產生糾紛一般通過行政渠道予以解決。勞動法為勞動者和用人單位解決勞動爭議設置了“協商——調解——仲裁——訴訟”的渠道，但廣大勞動者對依法維權既不是很熟悉，也不是很習慣，產生糾紛往往找錯了解決的部門，錯過了仲裁的時機；還有一些勞動者不懂得依法維權，而是采取一些過激手段，諸如集體停產停工、毀壞生產設備，集體上訪堵塞交通要道、圍攻政府機關，或者制造個人跳樓自殺、暴力追索工資等錯誤和違法的做法。

我們這個司法解釋主要是從程序上明確了當事人如何依法維權，如何在現行法律框架下給勞動者設置一個便捷、有效的司法保護程序。

二是便于各級人民法院的法官準確掌握司法尺度，促進司法公正。勞動爭議案件作為新類型的民事案件，勞動關系與一般的民事關系、勞動合同與普通的民事合同相比，在當事人主體地位的平等性、當事人意思表達的自由性、國家關于勞動基準的強制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別，與廣大法官審理的其他民事案件在適用法律上有很大的差異，集中體現在勞動法的規定比較原則，配套的法律法規還在不斷制定和完善過程中，我們制定這個司法解釋，回答了廣大法官適用法律上所疑惑的一些問題，對幫助他們準確掌握司法尺度，促進辦案的公正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三是有利于規范企業勞動用工制度和管理制度改革，促進其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勞動用工制度。我們在這個司法解釋中提出了用人單位拒付工資、解除勞動合同必須使用書面的形式，長期拖欠工資不能以超過六十日申請仲裁期限抗辯拒付，違法收取就業保證金、不依法辦理勞動者人事檔案、社保檔案移轉手續要依法處理，在勞動力派遣關系中用人單位要承擔連帶責任，集體合同具有高于企業內部規章的效力等等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方法，必將給各類用人單位規范勞動用工制度和企業管理制度帶來積極的促進作用。

四是有利于建立穩定和諧的勞動關系，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我們在這個司法解釋中突出了解決勞動者討要工資難的一些訴訟措施，突出了保護勞動者訴權的司法程序，肯定了建立多元化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肯定了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的應有效力，提倡勞動者應當首先向用人單位主張權利，確定直接主張權利也是申請仲裁期限中斷的一種形式，強化了集體合同的效力層次，等等，核心就是促進勞動爭議得到及時、有效、公正的解決，消除勞資矛盾，減少勞資對抗，促進勞資關系的和諧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解釋充分征集了民意，匯聚了民智

問：這個解釋涉及億萬勞動者和廣大用人單位的利益，是否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

答：最高人民法院本著司法為民的指導思想，為了使司法解釋能夠更好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從2002年起我們就決定將一些重要的司法解釋在起草過程中公開征求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

本解釋在起草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多次召開座談會，在法院系統內部向全國31個高級人民法院，40多個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以及本院相關審判業務部門征求意見，對外多次向立法機關、行政主管部門，特別是向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企業聯合會、全國工商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詢員、勞動法學者和律師征求意見。

2004年9月30日，該解釋征求意見稿由《人民法院報》、《中國勞動保障報》、“中國法院網”公布，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各界讀者給予了高度關心和積極參與，我們共收到網民在網上提出的修改意見1294條，群眾來信203封。法院系統、相關部門、專家學者以及廣大群眾的修改意見，我們均作了認真的歸納、整理和吸收，現在有的條文就是根據大家提出的意見修改或者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該司法解釋時，委員們嚴格把關，對許多重大疑難問題作了抉擇。

從有利于勞動者維權界定“勞動爭議發生之日”

問：解釋第一條首先解釋“勞動爭議發生之日”，用意何在？

答：《勞動法》第八十二條規定，當事人申請勞動仲裁的期限是六十日，自勞動爭議發生之日起算。如何理解“勞動爭議發生之日”，也就是如何掌握勞動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受到侵害，涉及到六十日期限的準確計算，涉及到勞動者的訴權能否得到有效保護，廣大勞動者非常關心，地方法院也經常詢問。

勞動法從立法上規定勞動爭議申請仲裁的期限是六十日，本意是為了促使勞動爭議盡快得到解決，使企業的正常生產秩序及時得到恢復，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盡快得到保護，生活秩序盡快得到安定，本意是積極的。但在實踐中這一規定又變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要約束當事人雙方盡快解決糾紛，使勞動關系盡快得到和諧穩定，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勞動者因為對法律程序了解不夠、申請仲裁不及時，從而喪失了仲裁的機會。實踐中，更有一些用人單位利用勞動者法律知識淡薄或者勞動者所處的弱勢地位，主張欠發工資、欠交社會保險費超過六十日申請仲裁期限的就不再支付，導致勞動者投訴無門，社會矛盾激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考慮到實踐中對上述問題的理解爭議，主要發生在欠薪糾紛、解除合同的經濟補償金糾紛方面，這個司法解釋有針對性地解釋：拖欠工資的爭議，以用人單位“書面拒絕”作為界定爭議發生的標準，否則以“勞動者主張權利之日”作為標準。解除勞動合同發生的欠薪和補償糾紛，推定“解除合同之日”為勞動者應當知道權利受侵害的日期，但用人單位承諾了支付日期的，以期日屆滿之日為標準。

持續拖欠工資不得以超過60日申請仲裁期限抗辯拒付

問：欠薪糾紛是當前勞動關系領域比較突出的矛盾，司法解釋規定了什么新的措施？

答：當前社會各界就勞動關系領域關注和反映比較強烈的問題是長期拖欠工資和欠薪逃匿兩種情況。中央政法委【2005】18號文件也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要抓緊對欠薪逃匿等問題進行研究，盡快出臺相關司法解釋。長期拖欠工資和惡意欠薪，一方面是一部分企業妄圖借60日仲裁申請期限消滅債權，導致勞資矛盾激化，另一方面也導致一些案件證據難以厘清，糾紛難以裁斷，因此，必須提出司法對策解決這個突出問題。

從我國現階段的國情來看，勞動還是勞動者謀生和維持家庭生活來源的基本手段，工資既是一個社會分配問題，關系到國民收入的分配和消費，關系社會和諧，也反映出經濟發展和職工群眾的生活保障問題，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因此，本解釋第二條規定，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用人單位連續拖欠工資但以六十日仲裁時效進行抗辯拒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作出這一解釋的依據是，雖然勞動法有工資應當按月發放的規定，但要求勞動者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每月都要通過仲裁或者訴訟的手段討要工資，不符合立法本意，也不符合人情倫理。因為從勞動關系的社會倫理上講，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由于經營困難等原因造成的一時不能及時發放工資要有一個合理的容忍度，不應當每個月都要運用仲裁等強硬手段討要工資，而且現階段社會就業形勢嚴峻，要求勞動者既要運用法律救濟手段解決工資問題，又要保住“飯碗”，顯然也不合情理，因此，對拖欠工資的時效保護要從寬。

其次，對欠薪逃匿的問題，我們在解釋的第十四條規定，勞動者有證據證明用人單位存在欠薪逃匿可能的，人民法院接受其財產保全申請時，應當減輕或者免除勞動者提供擔保的義務，及時采取保全措施。這就給廣大的勞動者提供一個簡便高效的保護手段。

第四篇：高法相關負責人就勞動爭議司法解釋三答記者問

高法相關負責人就勞動爭議司法解釋三答記者問

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三）》（以下簡稱《解釋三》）開始施行，值此司法解釋公布之際，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杜萬華就《解釋三》的有關問題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以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為價值取向

問：請您介紹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這一司法解釋的背景和意義？

答：隨著我國勞動用工制度的深刻變革，勞動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全國法院審理的勞動爭議案件數量突飛猛進地增長，呈現出數量膨脹化、內容復雜化、區間多樣化、訴訟群體化和難度增大化的特點。最高人民法院曾先后于2001年4月和2006年8月分別公布了《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14號）和《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法釋[2006]6號）兩個司法解釋。2008年，《勞動合同法》和《調解仲裁法》相繼實施，這兩部法律分別對于勞動合同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以及勞動爭議糾紛的處理作了全面、翔實的規定，因此，有必要根據立法的變化，及時制定新的司法解釋。出臺這部司法解釋具有以下重要的意義：一是便于廣大勞動者準確理解法律規定，促進依法維權；二是便于各級人民法院準確掌握司法尺度，促進司法公正；三是便于規范勞動爭議糾紛案件處理程序，促進裁審銜接；四是便于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促進社會和諧。從合法、務實的角度界定社會保險爭議的范圍

問：社會保險尤其是養老保險爭議,一直是勞動者普遍關注的話題,這部司法解釋對此規定了哪些新的舉措？

答：《調解仲裁法》確定了社會保險爭議屬于勞動爭議，但是否應把所有的社會保險爭議不加區別的納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圍，確是一個在實踐中爭議廣泛的問題，需要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我們研究認為，用人單位、勞動者和社保機構就欠費等發生爭議，是征收與繳納之間的糾紛，屬于行政管理的范疇，帶有社會管理的性質，不是單一的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社保爭議。因此，對于那些已經由用人單位辦理了社保手續，但因用人單位欠繳、拒繳社會保險費或者因繳費年限、繳費基數等發生的爭議，應由社保管理部門解決處理，不應納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圍。對于因用人單位沒有為勞動者辦理社會保險手續,且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不能補辦導致勞動者不能享受社會保險待遇,要求用人單位賠償損失的,則屬于典型的社保爭議糾紛,人民法院應依法受理。

企業自主改制引發的爭議人民法院予以受理

問：當前，因企業改制引發的諸如下崗、買斷工齡、提前退休等問題，由于沒有明確法律規定，人民法院往往不予受理此類案件。《解釋三》是否有新的突破？

答：針對企業改制過程中出現的特殊情況，特別是政府行為主導的企業改制，我們一直認為，企業職工下崗、整體拖欠職工工資是企業制度改革和勞動用工制度改革中出現的特殊現象，不是履行勞動合同中的問題，由此引發的糾紛，應當由政府有關部門按照企業改制的政策規定統籌解決，不屬于勞動爭議案件，不應以民事案件立案審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其改制已越來越呈現出多元化特征，而不局限于政府或相關部門主導。對于企業自主改制引發的爭議處理，完全是在法律規定的層面上進行，因此，對于這部分勞動爭議案件，人民法院責無旁貸，應依法予以受理。

不具備合法經營資格的用人單位及其出資人要承擔責任

問：實踐中，勞動者付出勞動后，用人單位往往以自己不具備合法經營資格為借口逃避責任，司法解釋有無規定相應的保護措施？

答：不具備合法經營資格主要包括未辦理營業執照、營業執照被吊銷或者營業期限屆滿仍繼續經營這三種情況。非法用工主體由于違反工商登記的規定，理應受到行政處罰，但行政違法行為不應影響到其民事行為的效力。只要非法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簽訂的不是違反法律強行性規定、違背社會善良風俗和社會公共道德的勞動合同，即便存在非法用工，也應當承認其勞動關系的存在。這樣，當糾紛發生時，就可按照法律傾斜于勞動者的原則，由用人單位承擔相應的責任，并且，當用人單位不存在或者無力承擔責任時,出資人應當依法予以承擔責任。以掛靠等形式借用資質的，出借方要承擔責任

問：實踐中，經常會有不具備合法經營資格的用人單位以掛靠等形式借用他人營業執照經營這一現象，當與勞動者發生勞動爭議后，應當如何確定訴訟主體？

答：就出借營業執照一方而言，由于其出借行為導致了勞動者有理由相信招用他的用人單位具備合法經營資格，甚至認為出借營業執照一方即是用人單位。正是基于這些足以使其產生合理認識的表象，勞動者才付出了勞動。因此，當勞動者因追索勞動報酬、經濟補償或者賠償金與用人單位發生爭議時，亦應當把出借營業執照一方列為當事人，并且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實踐中還需要注意的是，不論以掛靠等形式出借營業執照是否為有償，均不影響其作為當事人的地位。

仲裁遺漏當事人的不必重新仲裁

問：勞動爭議仲裁機構作出的仲裁裁決遺漏了必須共同參加訴訟的當事人的，是否需要再次仲裁？

答：對于已經作出的仲裁裁決遺漏了必須共同參加訴訟的當事人的，仲裁機構不能自行追加或經當事人申請追加后再次重新仲裁。當事人可依照《調解仲裁法》的規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后，經當事人申請或者依職權追加后一并參加訴訟。對于被追加的當事人應當承擔責任的，人民法院就應當直接作出調解或依法判決其承擔責任。

企業停薪留職人員、內退人員等可與新的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

問：企業停薪留職人員、內退人員、下崗待崗人員、企業經營性停產放長假人員重新就業的，可否與新的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本司法解釋如何保護這類人員的權益？

答：我們在制定司法解釋時，結合法律法規，規定了停薪留職人員、內退人員、下崗待崗人員、企業經營性停產放長假人員與新用人單位之間的用工關系應認定為勞動關系。相應地，勞動者與新的用人單位之間因勞動關系產生的爭議也應當適用勞動法律、法規。具體來說，第一，新的用人單位有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在停薪留職、提前退休、下崗待崗、企業經營性停產放長假等情形下，勞動者與新用人單位建立用工關系的，應當由新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按照相關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用。第二，發生工傷事故時新的用人單位有賠償的義務。根據相關政策、法規依據可知，在勞動者于新用人單位工作期間發生工傷事故的，應當由新用人單位承擔工傷待遇的各項義務。第三，在勞動合同解除或終止后新的用人單位有補償的義務。在勞動者與新用人單位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的，有關解除權的產生、行使以及解除或終止后的法律后果包括經濟補償金、賠償金等事項，都應當適用《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

加班費舉證責任的分配更加科學、合理

問：《勞動合同法》和《調解仲裁法》頒布實施后，涉及加班費的勞動爭議案件占了很大一部分。新的司法解釋如何分配加班費的舉證責任？

答：由于勞動者所能提供的加班證據極其有限，這類證據大都由用人單位持有，勞動者很難取得。在這種情況下，由勞動者舉證證明其加班天數及加班費數額的多少，將臵勞動者于不利之地。反之，若將加班費列入舉證責任倒臵的范圍，由用人單位舉證，當用人單位不提供加班證據或提供不出否認加班事實的證據，則推定勞動者所稱的加班事實成立，這樣既缺乏法律依據，也會誘使勞動者不顧客觀實際隨意主張加班費。

因《調解仲裁法》第6條規定了勞動爭議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追索加班費案件也不應例外。勞動者主張加班費應當就加班事實舉證，考慮到勞動者舉證的實際困難，對勞動者的舉證不能過于苛求，可適當減輕勞動者的舉證責任，只要勞動者一方提出的基本證據或者說初步證據可以證明有加班的事實，即可視為其舉證責任已經完成。勞動者提供的加班證據既可以是考勤表、交接班記錄、加班通知；也可以是工資條、證人證言等等，凡是能夠證明其加班的證據都可以提供。同樣，對于勞動者主張加班事實的證據由用人單位掌握管理的，勞動者仍然要對這一主張負有舉證責任，當勞動者舉證證明了加班事實的證據屬于用人單位掌握管理后，用人單位即應當提供；用人單位不提供的，就應當承擔不利后果。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勞動者濫用舉證責任分配從而導致對用人單位極其不公正的后果。

加付賠償金可由人民法院一并審理

問：《勞動合同法》第85條規定了加付賠償金，這一規定是否意味著只能由勞動行政部門作出處理？新的司法解釋對此是否有所創新？

答：加付賠償金問題規定在《勞動合同法》第85條，但對于加付賠償金糾紛，司法實踐中處于主流地位的觀點卻是應當去司法化，即不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對于《勞動合同法》第85條正確的理解應當是：對于用人單位拖欠勞動者勞動報酬、加班費或者經濟補償的，勞動者可以向法院起訴，要求用人單位支付勞動報酬、加班費或者經濟補償，同時也可以主張加付的賠償金。但其加付的賠償金如果想要獲得法院的支持，必須有一個前提，即勞動者必須就用人單位拖欠其勞動報酬、加班費或者經濟補償的違法行為先向勞動行政部門投訴，勞動行政部門在責令用人單位限期支付后，用人單位仍未支付，此種情況下才存在加付賠償金，如果未經過這一前提程序，勞動者直接主張加付賠償金，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仲裁機構有正當理由逾期作出受理決定或仲裁裁決，當事人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訴

問：《調解仲裁法》規定，勞動爭議仲裁機構應當在45日內作出仲裁裁決，最遲可再延長15天。這是否意味著超過60日未作出裁決的，當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答：我國目前的勞動爭議處理實行的是“一調一裁兩審”制度。仲裁是訴訟前臵程序，不經仲裁，當事人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案件通過調解和仲裁，有利于勞動爭議能夠盡可能在比較平和的氣氛中得到解決，盡量減少打官司。所以，如果仲裁機構因為有正當事由而不能在法定期限內作出處理決定的，應當盡可能從時間上給予一定寬限，使勞動爭議能夠在最初階段予以化解，而不必繼續漫長的訴訟程序。這種做法有利于維護“一調一裁兩審”制度的穩定，避免了該制度流于形式，從而防止大量勞動爭議案件未經仲裁便徑行進入審判程序。總結審判經驗，本司法解釋規定仲裁程序存在下列事由即為正當事由，即使逾期當事人也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訴：

（一）移送管轄的；

（二）正在送達或送達延誤的；

（三）等待訴訟、評殘結論的；

（四）啟動鑒定程序，或委托其他部門調查取證的；

（五）因正當理由，案件正在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等待仲裁的；

（六）其他正當事由。

一裁終局的認定標準更加明確

問：司法實踐中各地對一裁終局的認定比較混亂，標準非常不統一。這部司法解釋是否對此進行了相應規范？

答：一裁終局制度是《調解仲裁法》的最大亮點。遺憾的是，該條第（一）項是以“不超過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十二個月金額”作為認定一裁終局標準的限制條件，但是，這一金額是以勞動者仲裁請求數額還是以仲裁機構最終裁決數額為依據？此外，如果仲裁裁決涉及數項，是以數項之和為依據進行判斷還是以分項計算數額為依據進行判斷？在立法沒有規定的情況下，需要司法解釋作出明確規定，以統一裁判度，更好地發揮一裁終局制度的作用。

首先，當勞動者申請的數額與仲裁機構裁決的數額不一致時，應以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最終裁決的數額作為標準，判斷是否超過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十二個月金額。如果以勞動者申請的數額作為判斷標準，由于勞動仲裁案件不收費用，很容易出現勞動者漫天要價，超過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十二個月金額現象，這將使一裁終局制度形同虛設。

其次，如果仲裁裁決涉及數項，每一項均不超過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十二個月金額，不論數項之和是否超過，該仲裁裁決為終局裁決。

既有終局裁決事項又有非終局裁決事項的仲裁裁決為非終局裁決

問：在同一仲裁裁決中，如果仲裁裁決涉及數項，有的裁項為終局裁決，有的裁項為非終局裁決，該仲裁裁決應當如何認定？

答：為統一全國法院裁決尺度和認定標準，本著簡便實用、易于操作和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處理原則，本司法解釋規定，對于在同一仲裁中勞動者請求既有終局事項又有非終局事項的，應統一按照非一裁終局的原則處理，不能按終局事項和非終局事項分別處理。當事人（不論是勞動者還是用人單位）如不服本裁決，均可自收到裁決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起訴。起訴與撤裁發生矛盾時優先適用起訴程序

問：按照《調解仲裁法》的規定，對于一裁終局的仲裁裁決，勞動者向基層法院起訴的同時，用人單位向中級法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應當如何處理？

答：勞動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同時，用人單位也向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即上述兩類異議程序同時啟動時，是否應同時進行，還是由某一程序吞并另一程序，或者是在處理順序上存在一定的先后關系，《調解仲裁法》沒有明確規定。另外，根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民事案件的有關規定，勞動者不服仲裁裁決應向基層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而根據《調解仲裁法》的規定，用人單位申請撤銷仲裁裁決應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兩類程序的管轄分屬不同法院也增加了協調兩類程序的難度。

第一，因用人單位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的目的就是使糾紛進入訴訟，所以在兩類程序關系的處理上，以采取訴訟程序吞并仲裁裁決撤銷程序為宜。即勞動者就終局裁決向基層人民法院起訴，而用人單位向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的，中級人民法院應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應裁定終結訴訟。基層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時，對用人單位的抗辯應一并處理。

第二，勞動者起訴后又撤訴的，經征詢用人單位一方意見，用人單位要求繼續審理的，人民法院可不予準許撤訴并仍對整個案件進行審理；用人單位也認為不需要繼續審理的，可以準許勞動者撤訴。

第三，勞動者因超過起訴期間被駁回起訴的，用人單位自收到裁定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可以向仲裁委員會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銷仲裁裁決。

有關《勞動合同法》的其他相關問題將再作解釋

問：我們注意到《解釋三》以程序性規定為主，這是否意味著將來還要作新的司法解釋？

答：勞動法領域涉及范圍廣，社會關注大，全國各地做法大相徑庭，政策實施千差萬別，因此，勞動爭議司法解釋的制定，既不能過于超前，又不能遲延滯后。我們確定了勞動爭議司法解釋的制定必須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結合勞動爭議案件審判實踐，按照先易后難、先程序后實體、分層次、有步驟的原則進行。《解釋三》主要關涉勞動爭議處理的程序性問題，該解釋通過之后，我們將立即著手對《勞動合同法》中的實體問題進行調研，盡早出臺《解釋四》。實際上我們在起草《解釋三》時也一并為《解釋四》做了一些前期準備工作。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司法解釋

本站北京2月22日訊 最高人民法院今日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規定》嚴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積極推動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程序公開、規范，對正確適用法律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維護刑罰執行的公平公正，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據了解，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開始正式啟動《規定》的起草工作，進行了深入調研并廣泛征求了相關各方的意見。減刑、假釋制度改革也是本輪中央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以及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確定的重要任務之一，其主要目的是“建立減刑、假釋審理程序的公開制度，嚴格重大刑事罪犯減刑、假釋的適用條件”。

長期以來，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主要采用書面審理方式，這既不利于人民法院科學判斷罪犯是否符合減刑、假釋的條件，也不利于充分保護罪犯的合法權益。對減刑、假釋案件依法實行開庭審理，可以避免人民群眾對減刑、假釋審理工作“暗箱操作”的懷疑，也可以使人民法院在審理減刑、假釋案件時，聽取刑罰執行機關、檢察機關、罪犯本人以及同監區罪犯等多方面的意見，確保減刑、假釋案件的公平公正，增強司法公信力。但鑒于目前人民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要求所有減刑、假釋案件一律開庭審理是不切實際的。《規定》選取了現階段人民群眾反映較為強烈、社會關注度較高、司法實踐中也容易出問題的六類減刑、假釋案件，明確要求必須開庭審理。這六類減刑、假釋案件分別是：（1）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現提請減刑的；（2）提請減刑的起始時間、間隔時間或者減刑幅度不符合一般規定的；（3）在社會上有重大影響或社會關注度高的；（4）公示期間收到投訴意見的；（5）人民檢察院有異議的；（6）人民法院認為有開庭審理必要的。

《規定》明確要求，人民法院審理減刑、假釋案件，應當一律予以公示。公示地點為罪犯服刑場所的公共區域。有條件的地方，應面向社會公示，接受社會監督。從而，對于仍然需采取書面方式審理的減刑、假釋案件，人民法院在作出減刑、假釋裁定前，應將擬減刑、假釋罪犯的基本情況及減刑、假釋依據等予以公示，接受社會各界及相關各方的監督，經過必要的期限后，未收到舉報或者舉報經查不實的，人民法院才能作出減刑、假釋裁定，以公開透明的審理程序來確保減刑、假釋案件的公平公正。此外，《規定》也明確了公示的內容，包括：（1）罪犯的姓名；（2）原判認定的罪名和刑期；（3）罪犯歷次減刑情況；（4）執行機關的減刑、假釋建議和依據；（5）公示期限；（6）意見反饋方式等。同時，《規定》還明確要求：“人民檢察院對提請減刑、假釋案件提出的檢察意見，應當一并移送受理減刑、假釋案件的人民法院”，從而有效發揮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工作的監督作用。《規定》還積極配合《刑法修正案

（八）》關于刑罰結構調整的制度落實，相應嚴格了重大刑事罪犯的減刑、假釋條件，推動改變“死刑過重、生刑過輕”的刑罰輕重不平衡現象。主要包括：（1）將無期徒刑罪犯減刑后的刑期整體提高二年。即無期徒刑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一般可以減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2）提高未被限制減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減刑后的刑期。規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減為無期徒刑后，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減為二十三年有期徒刑。并將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最低實際執行刑期提高到十五年，死刑緩期執行期間不包括在內。（3）被限制減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罪犯，應當比照未被限制減刑的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減刑的起始時間、間隔時間和減刑幅度上從嚴掌握。（4）進一步明確因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被減為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后，也不得假釋。（5）根據以往的減刑、假釋司法解釋的規定，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如果悔改表現突出的，可以減刑二年；有重大立功情形的，甚至可以減刑三年；而被判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即使悔改表現突出，最多只能減刑一年。這一規定不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要求，直接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減刑過快”的問題。因此，《規定》刪去了上述“重罪多減、輕罪少減”的有關內容。

此外，《規定》進一步明確了減刑、假釋的基本條件，進一步統一了“立功”、“重大立功”的認定標準，嚴格了刑罰執行期間又犯罪罪犯的減刑條件，適當縮短了符合假釋條件且余刑不足二年罪犯假釋的間隔時間，規定了人民法院對減刑、假釋案件的監督糾錯程序，規定了未成年罪犯、老年、身體殘疾（不含自傷致殘）、患嚴重疾病罪犯的減刑、假釋可適當從寬，確立了財產刑執行、附帶民事賠償義務履行與減刑、假釋的關聯機制，明確了案件再審后原減刑、假釋裁定的處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