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外減刑假釋制度的發展現狀

國外減刑假釋制度的發展現狀 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一、國外假釋制度的適用狀況及主要做法

(一)假釋制度的價值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公認，適用率普遍

較高。

當代，在刑罰輕緩化、行刑社會化的世界趨勢下，由于假 釋制度的不斷發展與成熟，其在調控刑罰執行、罪犯改造和罪犯順利回歸社會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假釋作為行刑社會化的一項基本制度其價值已經取得了國際社會的公認。目前，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法國、意大利、德國等國家監獄罪犯出獄的形式均以假釋為主，假釋人數約占5 0一90％不等。2 000年美國罪犯的假釋率就已經達到了7 2％，假釋率相對較低的加拿大、澳大利亞也分別達到了3 2．7％、3 9．7％。盡管近年來，以英美兩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對假釋采取了嚴格限制的政策，甚至美國的有些州廢除了裁量假釋，但假釋適用率從總體上看依然較高。據統計，美國自1 9 9 5年以來，每年獲得假釋的人數都在以1．6％以上的速度遞增。200 6年英國的假釋犯人數比2 00 5年多出5 9 44人，增長了3 1％。與歐美相比，亞太地區在假釋的實務運作上雖然相對審慎和保守，但從統計數據上來看，假釋的適用也相當普及。日本的假釋率近年來一直保持在5 0％以上。我國澳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罪犯假釋率也達到了48％和2 1％左右。

除了適用率高，國外假釋制度在減少重新犯罪方面也取得了 相當的成效。據統計，2 0 1 1．年，美國約6 3％的假釋犯未違反假 釋規定，再犯新罪者不到1 0％，這一數字低于未假釋者的再犯罪率。加拿大在近五年當中，約90％的假釋犯在假釋考驗期間沒有重新犯罪，9 9%的假釋犯未犯暴力型犯辱，在新的犯罪記錄當中，只有千分之一的案件是由假釋犯涉及的。以上數據表明，高假釋率并不一定帶來犯罪率的增長。假釋作為被世界各國所廣泛采用的一種刑罰制度，無論從刑罰理念還是從司法實踐的效果來看，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實行裁量假釋和強制假釋并行。從世界范圍來看，假釋主要有裁量假釋和法定(強制)假釋兩種類型。現今包括我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實行的都是裁量假釋的模式。近年來，裁量假釋由于其主觀隨意性較強在國外受到批評，而法定假釋由于其優點而開始受到重視。數據表明，美國州一級監獄的裁量假釋占各種假釋的比例從1 9 9 0年的6 9％下降到20 1 0年的2 9％；而法定假釋在各種釋放中所占的比例則從1 9 90年的2 9％上升20 1 0年的到5 1％。2 00 1年，美國的1 5個州廢除了假釋委員會，對所有的罪犯都實行法定假釋，而不再使用裁量假釋；另外還有5個州對暴力罪犯不再使用裁量假釋。此外，德國、加拿大、俄羅斯等國家，也摒棄了傳統單一的裁量假釋制度，而采用裁量假釋與法定假釋并行的假釋模式。如加拿大刑法規定：“刑期2年以上的重刑罪犯，除兇殺、惡性等高風險罪犯不得假釋外，經監獄的心理學專家心理矯正、風險評估后，服完三分之一刑期，罪犯可以申請有條件假釋；服完三分之二刑期，可以_申請法定假釋。終身監禁的，服完原判設定的或者經申請可改判1 0年至2 5年的禁止 假釋期后，罪犯可以申請法定假釋。’’德國也規定對終身犯實行必要的法定假釋，最低服刑期為1 5年。應當說，各種假釋均有自身的利弊，任何單一類型的假釋都難以全面發揮假釋之功能。國外將裁量假釋和強制假釋相結合的做法，可以揚長避短，比較充分和全面地發揮假釋的作用。

(三)假釋適用體現“寬嚴相濟’’的政策精神。關于犯罪人要執行原判刑罰多長時間以后才能適用假釋，各國規定不盡一致，但大多數國家都根據行刑個別化的原則，對不同的罪犯予以不同的刑期標準，以體現寬嚴相濟的政策精神。第一，對未成年犯、女犯或老年犯的假釋規定了相對寬松的條件。如美國聯邦刑事訴訟法規定，少年犯無論判決刑期的長短，均可隨時適用假釋，而不像成年犯那樣有執行期間的限制。青少年犯剩余刑期不超過兩年的，必須予以假釋。還有的國家法律規定，對于懷孕婦女或老年罪犯，在適用假釋時特別優先考慮。第二，嚴格重刑犯人的假釋條件。近年來，美國、日本等許多國家都對假釋制度做了修改，主要是按照“重罪重罰、嚴謹假釋’’的刑事政策精神，對累犯和再犯社會危害性大罪犯規定了更加嚴格的假釋條件。例如美國1 9 9 4年簽署了暴力犯罪控制與執行法。該法對那些有犯罪前科的如果三次再犯重罪，即重罪累犯，則加重其法定刑至2 5年終身監禁，且不得假釋。日本經2 004修訂刑法后，將有期徒刑的上限由1 5年提高到20年，將有期徒刑中的數罪并罰、累 犯以及死刑或者無期徒刑假釋后的刑罰，也將上限由以往的20年提高到3 0年。第三，盡管世界各國都對某些罪行嚴重的犯罪分子適用假釋持謹慎態度，對累犯和嚴重暴力犯規定了更為嚴格的限制條件，但大多數國家并未絕對禁止對累犯適用假釋，仍然為服刑人員的個別化處遇留有余地。一些少數在刑法中規定了假釋禁止性規定的國家，也大都在修改刑法時取消了這些規定。例如，1 9 60年《蘇俄刑罰典》規定“特別嚴重的累犯和許多因嚴重犯罪而判刑的人不適用假釋’’，但1 9 9 6年的《俄羅斯聯邦刑法典》取消了所有適用假釋條件的限制。法國和德國刑法典原來也有無期徒刑不得假釋的規定，但現在這些規定也都取消了。除此之外，更多國家選擇逐步擴大假釋適用范圍和比例，在刑法中對假釋進行禁止性規定已是不合時宜的做法。(四)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假釋被定位為罪犯的權利而非恩惠。罪犯通過自己在監獄的改造表現，證明自己的人身危險性大大消失或降低，就可以申請獲得假釋。同時，罪犯享有參加庭審或者聽證發表意見的權利，如果發現自己在假釋方面的權利受到侵害，或者對裁定機關作出的決定不服，均有機會加以主張或者申訴。國外在假釋適用中還特別注重兼顧受害人權益的保護。盡管各國在受害人權利保障的機制上存在差異，有的國家是被害入主動行使權利，例如德國、法 國；而有的國家則是由有關官員直接向被害人征求意見，例如美國、加拿大。但不論方式如何，被害人的程序權利均會在減刑假釋程序的設置中得以彰墾。此外，部分國家還為罪犯與被害人提供了協商對話的機制，假釋犯能在假釋監督中以工作或服務方式向被害人補償犯罪傷害。例如日本200 7年1 2月1日起施行的《更生保護犯罪被害人施策》規定，“在假釋等保護觀察期間，被害方有權將自己的情緒傳達給保護觀察中的加害人，同時被害方有權了解加害人的保護觀察情望、有權向專門負責人傾訴、咨詢自己的不安和煩惱，而且在假釋人員應特別遵守的事項中會有對被害人或其家屬進行各方面懺悔或安撫等。’’

(五)引入循證矯正的方法。假釋是刑罰科學發展的結果。在假釋發達的國家，無論是假釋的建議或決定，還是對假釋后的矯正都體現出實事求是、科學循證的思維和態度。目前，各國普遍采用人身危險性評估的方法對假釋人員是否再犯做出判斷。危險性評估的結果不僅是假釋決定的判斷依據，同時也可供假釋期間監督執行人員參考。但在假釋發展初期，由于罪犯的人身危險性評估主要是一種主觀、定性的方法，不僅難以操作，而且評估結果也不夠準確，使得人們對假釋適用的公正性產生了很大的質疑。而循證方法的出現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循證方法是一種基于精確證據的評估方法。循證將科學化的評估工具引入了假釋決策，使假釋裁定人員在判定罪犯是否有再犯風險時有了明確的操作標準和評估結果的支持，最大程度地保證了假釋的公正。并且，循證是一門科學，它通過數據形式來反映犯罪分子再犯罪可能性大小，對影響罪犯再犯罪的各種因素做整體考量，盡可能客觀全面地反映罪犯的人身危險性，極大增加了假釋決定的科學性和可靠性。

(七)幫教保護措施到位。要想讓假釋犯順利回歸社會，僅僅有外在的監督和管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對其進行引導和幫助，協助他們解決家庭、工作等方面面臨的困難。因此，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假釋人員的幫助保護制度，將對假釋犯的幫助保護納入整個出獄人的幫扶體系，如美國《在監人重返社會法》、德國的《重返社會法》、日本的《犯罪者預防更生法》都對假釋出獄人的保護做了專門的規定。日本《犯罪者預防更生法》更是明確

規定了幫助保護的內容：

1、協助教養計劃的實施；

2、協助其得 到醫療及給養；

3、協助其得到固定住所；

4、進行職業輔導'協 助尋求就業機會；

5、調整、改善環境；

6、為更生目的而協助其前往適當的地點居住。并且，為減輕假釋犯適應社會的困難，許多國家開始實施中間處遇制度。例如美國、德國等國家建有的中途之家和釋放前輔導中心，這些機構不僅為犯罪人提供重返社會所需的硬件條件，如幫助犯罪人擺脫毒品和藥物依賴，掌握謀生的勞動技能，還會為犯罪人制定個人矯正計劃，為犯罪人提供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持。可以說，假釋與對罪犯的幫助保護相結合是當代行刑制度發展的趨勢，也是假釋制度不斷完善的一個標志。

二、國外減刑制度的適用狀況及主要做法

(一)對減刑普遍持慎重態度，適用率遠低于假釋。減刑是 一項在中國普遍適用的刑罰執行制度。國外許多國家和地區在刑 法上并沒有減刑的規定，但有類似于減刑的刑罰制度，只是在名 稱、內容、性質上都與我國存在很大不同。我國臺灣地區稱為 “縮短刑期’’，美國稱為“善時制’’，英國稱為“良好表現的減 刑’’，加拿大稱為“赦免’’。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英國、美國還 是其他國家，盡管對假釋都十分重視，卻對減刑適用持慎重態 度，減刑的適用比例遠遠低于假釋。德國、日本等國實行的是單 一的假釋制度，俄羅斯實行的是假釋為主、易科減刑為輔的制 度，沒有國家實行的是單一的減刑制度。究其原因在于，在國 外，人們普遍認為假釋是一項比減刑更加優越的制度。假釋相較 于減刑，不僅可以延續監獄矯正的成效，更主要的是能夠解決直 接刑滿釋放的弊端，為罪犯安排一個再社會化的過渡性階段，以 遏制和降低重新犯罪率。據統計，國外假釋與減刑的重新犯罪率 要差到至少1 0個以上的百分點。再加上假釋原本就是基于國外 行刑社會化思想而發展起來的制度，在許多國家有著根基深厚的 司法實踐傳統和社會基礎，所以從開始就有壓倒、逐步替代減刑 制度的發展趨勢。

(二)嚴格規范減刑條件。第一、減刑條件相對明確。在國 外，減刑是一項必須基于明確理由而實行的制度。這些理由通常 有兩類：一類是犯罪人的行為表現，如美國規定的“表現良好而 減去刑期’’，另一類是犯人參加矯正計劃的情況。例如意大利要 求‘‘積極參加再教育活動”。與中國不同的是，其他國家對罪犯 是否應當得到減刑這一基礎條件，既不要求有量上的積累和人員 比例的平衡，也不需要對罪犯是否有悔改表現作出主觀判斷，而 只要罪犯在服刑期間，其行為符合法定的理由，即可以獲得減 刑。第二、減刑標準嚴格。國外對于減刑的幅度及限度多采取比 例縮減制、遞進縮減制或混合制。例如法國法律規定對于被判處 較短監禁刑的罪犯，其判處的刑期如果為1年，則折減刑期不超 過3個月，被判處刑期為1個月的，折減刑期不得超過7天。英 國法律規定，有期徒刑罪犯減刑后，其減刑不得超過總刑期的六 分之一，而無期徒刑的罪犯必須在服刑20年后才可以減刑。相 對我國的減刑制度，在符合減刑條件的情況下，其他國家和地區 的減刑制度沒有減刑次數的限制，計算方式和結果也比較確定，可預測性強，這就大大減少了司法人員從中徇私舞弊、違法減刑 的機會。并且，國外罪犯獲得的減刑幅度要比我國小得多。一名 罪犯最終所減的刑期最多為原判刑罰的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而 終身監禁有的規定不予考慮減刑，有的規定若干年后才可減刑，如英國規定20年后才考慮減刑。總的來說，國外的減刑幅度、減刑期限相對我國要嚴格。第三、大都有減刑撤銷的規定。盡管 規定減刑的國家較少，但大多數國家都有撤銷減刑的規定。例如 法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在給予減刑的年度時，被關押的犯人具 有不良行為，在征求了刑罰實施委員會的意見后，刑罰執行法官 可以全部或者部分恢復被減掉的刑期。’’意大利刑法對此也有明 確規定，減刑的罪犯在以后的刑罰執行過程中再犯非過失性犯 罪，則撤銷減刑。國外減刑撤銷制度的顯著特點是：第一，減刑 可以全部撤銷，也可以部分撤銷；第二，對再次服刑的罪犯應當 撤銷其獲得的減刑；第三，被撤銷的減刑可以全部恢復。而無論 是撤銷減刑制度還是減刑撤銷再恢復制度都是為了督促犯罪分子 最大可能地接受改造。

(四)減刑與假釋緊密銜接。在國外，兼有減刑與假釋國家 往往會將減刑與假釋結合適用，即罪犯雖然獲得了法定幅度的減 刑，但一般是以假釋或有條件的釋放形式出獄。例如在美國，減 刑與假釋制度是緊密相聯的。減刑通常是確定假釋日期的一種客 觀標準。即所判刑期減去善行折減期，便是假釋出獄日期。在實 行裁量假釋的各州，傾向于把減刑作為假釋的補充，在這些州，減刑的范圍一般與假釋相同。如果一個犯人幾次被假釋委員會否 決掉，但是行為表現符合減刑的規定，就可以考慮被釋放。(五)減刑、假釋的決定權歸屬于刑罰執行機關。減刑、假釋決定權的歸屬是減刑、假釋程序中的重要問題。從世界各國立法情況來看，主要存在法院審查的司法模式和行政機關(通常是減刑、假釋委員會審查)的行政模式兩種。在減刑裁決權的歸屬上，大多數則由司法行政機關來行使，只有意大利、法國、俄羅斯等少數國家由法院來行使裁決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假釋決定權也各有差異。有的由假釋委員會來決定，如美國、德國、日本等；有的由法院來裁決，如巴西、奧地利、阿根廷等；有的由國家元首行使，如瑞典、英國、芬蘭等；有的由司法部長作出假釋決定，如韓國、印度尼西亞等。但從總體上看，由刑罰執行機關決定減刑、假釋的要顯著多于審判機關。

三、啟示：就完善我國減刑假釋制度的建議

國外減刑假釋制度在發展和完善過程中積累了眾多經驗，對 我國減刑假釋制度的建設有許多啟示和借鑒。我國減刑假釋制度 的改革與完善應該認真借鑒國外相關經驗和做法，順應當今世界 刑罰制度發展的趨勢；但同時，這是我國刑罰執行中一個重大的 制度轉型問題，涉及執法理念的變化和監獄等多個部門工作的重 大調整，因此在實際推進的過程中，必須立足于我國的國情實 際，立足于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的現狀，在司法改革的總體設計 之下穩妥有序地進行。具體而言，我們有以下建議：

(一)提高對假釋功能的認識，充分發揮減刑假釋制度的積 極作用。如前所述，減刑假釋制度之所以產生并發展成為一項國 際通行的刑事司法制度，與其各自的功能密切相關。減刑制度有 著對罪犯行為的約束功能，體現和契合了監獄管理和罪犯渴望自 由的現實需要。而假釋制度著眼于罪犯個體的生存、適應、發展 的需求，有著更為深遠的刑罰執行意義和社會價值。適用假釋較 減刑更為科學、更加符合人性和刑罰目的，理應得到更多的重視 和執行。我們可以預測，對罪犯廣泛適用假釋將成為未來監獄刑 罰執行的主要工作，而減刑制度將會成為為假釋制度的重要補 充。但現階段，減刑制度在監獄系統施行多年，已較為完善成 熟。減刑帶給罪犯是刑期實實在在的減少，在促進罪犯改造積極 性和維護監管安全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不能一下子取消。而目前假釋制度尚不完善，社區矯正工作剛剛起步，相關制度和 配套措施尚不到位。所以完善我國的減刑、假釋制度，并非要在 現階段實現減刑與假釋制度的更替，而是要最大程度發揮減刑、假釋各自的積極作用，使之相互協調，互為補充，在保持減刑、假釋制度整體功能最大化的基礎上，逐步過渡到假釋為主、減刑 為輔。

(二)制定統一減刑假釋法律，實現減刑假釋工作的規范化、科學化。減刑假釋是一項嚴肅的刑罰執行活動，完備的刑事立法 是其順利施行的關鍵。綜觀世界各國對減刑假釋的法律規范形 式，制定專門的統一的減刑、假釋法是趨勢，分散的法律不利于 減刑假釋執行的效率和專門化。當前，在專門立法條件不成熟的 情況下，要貫徹落實好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的刑訴法、最高人民法院2 0 1 2年出臺的《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及中央政法委剛剛下發的《關于嚴格規范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切實防止司法腐敗的意見》’依法規范做好減刑、假釋工作。待時機成熟的時候制定統一的減刑、假釋法，以全面規范減刑假釋工作。

未來，在減刑制度的設計上，建議參照英、法等國的立法經 驗，嚴格減刑基本條件，從調整減刑起始時間、減刑幅度、間隔 等環節入手，使減刑制度在整體設計上更加科學、可行，并通過 設立減刑撤銷制度，建立合法有效的激勵機制，以有利于監管秩 序的維持和罪犯改造的完成。在修改減刑的同時，對假釋條件的 改革與完善給予高度重視，以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指導’一方 面細化“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風險’，的認定標準'修改 不得假釋的規定；另一方面，借鑒國外法定假釋制度’探索實行 假釋優先制度，在符合減刑和假釋條件時，優先適用假釋。并適 當放寬對初犯、偶犯、過失犯、老弱病殘犯的假釋條件，擴大假 釋適用面，平衡減刑和假釋制度之間的差異。

(三)建立和完善相關配套制度及機制，促進減刑假釋制度

順暢運行。第一，建立罪犯危險性評估機制。建立科學的罪犯人

身危險評估機制是減刑假釋程序的重要基礎和保障。國外罪犯危

險性評估工作已經經歷了多年的探索與實踐，研究和開發出了大

量的罪犯危險性評估工具。但是鑒于罪犯危險評估工作有很強的 本土性，我國不宜直接照搬別的國家評估工具，而應當研發自已的評估工具。當前我國正在探索開展循證矯正，我們可以將循證 矯正的本土化研究與實際部門開展罪犯危險性評估的實踐探索結 合起來，運用循證矯正的方法和技術研究出適合我國罪犯特點的 人身危險性評估工具，并在實踐中予以修正完善，最終形成一套 接近國際先進水平，具有較強準確性和可操作性的罪犯危險性評 估體系，為監獄系統正確適用減刑假釋提供科學依據。第二，改 革現有的減刑假釋決定機制。由刑罰執行機關來行使減刑假釋的 決定權是世界上多數國家的通行做法。我們認為這一做法具有合 理性。原因在于，如果我們把對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看成和打擊 犯罪、刑事檢控、審判工作同樣重要，就應當賦予行刑機關更大 的權力，使之在行刑實務上擁有決定權。同時這也是保證減刑假 釋裁定質量，使刑罰運行機制順暢有序的重要措施。鑒于此，我 們建議參照美、日等國家做法，將減刑假釋的決定權交由司法行 政系統中獨立設置的減刑、假釋委員會來行使。減刑、假釋委員 會由監獄管理人員、法官、檢察官、社區矯正管理人員、律師、有關專家等相關人員共同組成，同時吸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 參加。其職責包括：定期到監獄檢查、了解罪犯改造表現；對減 刑假釋作出批準或否定的決定；當罪犯對減刑假釋裁定結果不服 時提供救濟的渠道；為假釋人員確定社區矯正機構、落實監督考 察人員以及假釋前的準備工作。減刑、假釋委員會的設立可以保 持客觀的立場，滿足公眾對公正程序的期待，同時也有助于提高 減刑假釋審查的確定性和專業性；既符合我國減刑假釋制度的改 革趨勢，也與世界通行做法相接軌。第三，健全社區矯正制度。國外許多國家在適用假釋上取得較好的成效，得益于他們對假釋 犯的社區矯正工作做得較好。與這些國家相比，我國社區矯正無 論是立法還是司法實踐層面均存在一定的差距。綜合國外經驗，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一方面要細化假釋考驗內容，增加對假釋人員的監管措施。例如明確要求假釋犯在假釋期間從 事正當合法的職業、參加規定的學習課程或者職業培訓、賠償被 害人損失、承擔家庭責任、參加社區服務等。此外，還可以制定 選擇性的監督管理規定，在作出假釋裁定時根據罪犯的實際情況 選擇適用。另一方面，要切實加強對假釋犯假釋后的幫助。社區 矯正工作者在對假釋犯進行監督的同時，應針對他們的具體情 況，提供社會適應性、心理、物質、社會生活技能等方面必要的 輔導和幫助。建議可以在有條件的城市設置類似社區服務中心的 機構，為假釋后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所，為無業者介紹職業，為失 學者安排就學等，以促使假釋犯盡快適應社會，最大程度地減少 其重新違法犯罪。

第二篇：緩刑、假釋、減刑規定

刑事緩刑

第七十二條【適用條件】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

(一)犯罪情節較輕；

(二)有悔罪表現；

(三)沒有再犯罪的危險；

(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

宣告緩刑，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

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處附加刑，附加刑仍須執行。條件：

1、不是累犯、犯罪集團的首犯。

2、這里的刑罰是宣告刑，不是法定刑。

第七十三條 拘役的緩刑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個月。

有期徒刑的緩刑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第七十四條

對于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不適用緩刑。

第七十五條 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服從監督；

(二)按照考察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

(三)遵守考察機關關于會客的規定；

(四)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考察機關批準。

第七十六條 對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如果沒有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情形，緩刑考驗期滿，原判的刑罰就不再執行，并公開予以宣告。

第七十七條 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犯新罪或者發現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當撤銷緩刑，對新犯的罪或者新發現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

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關于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或者違反人民法院判決中的禁止令，情節嚴重的，應當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

刑事假釋

第八十一條 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可以假釋。如果有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可以不受上述執行刑期的限制。

對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

對犯罪分子決定假釋時，應當考慮其假釋后對所居住社區的影響。

1、只適用于被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2、假釋不以立功為條件，根據監獄法的規定，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現，應當假釋。

3、消極條件：對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一、即使減刑后刑期低于10年有期徒刑，也不得假釋。

二、強奸包括強奸被拐賣婦女、幼女而被認定為拐賣婦女、兒童罪，包括強奸后迫使其賣淫而成立強迫賣淫罪的情形。

三、并不只是包括以上罪名，四、如果犯以上數個罪，但每個罪都沒有達到十年有期徒刑，并罰后達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仍可適用于假釋。

第三篇：減刑（假釋）申請書

減刑（假釋）申請書

________________監獄（勞改隊）：

罪犯本人的基本情況和案由情況：

罪犯本人自入監（或上次減刑）以來悔改表現及立功表現：

申請減刑或假釋的理由和法律依據：

正式提了減刑或假釋申請。

敬請

審核

申請人：

年月日

附：

第四篇：試論對減刑假釋制度的完善

減刑、假釋是刑罰執行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在改造罪犯的長期實踐中建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刑罰執行制度，人民法院是減刑、假釋的決定主體，監獄（包括看守所）是減刑、假釋制度的執行主體。他們在執法實踐中，充分利用這兩項制度教育服刑人員，調動罪犯改造的積極性，促使其早日回歸社會，減少重新犯罪，穩定改造秩序，促進監所安全，為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發揮了巨大的職能作用。但是，在執法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對此，就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減刑假釋制度的功能和效益，特別是如何糾正減刑、假釋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消除負面影響如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等，進一步促進減刑假釋制度在刑罰執行中發揮積極作用，確保法律的準確實施等等，筆者作一些探討。

一、直面減刑、假釋制度及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成因

（一）減刑、假釋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減刑假釋案件具有一定“個性”的，很難制定出普遍適應的規則。雖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制定了《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問題的規定》），為減刑假釋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但是該規定簡單籠統，過于原則。《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規定：“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有立功表現的，可以減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刑。”在《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確立了審查“確有悔改表現”的標準，“‘確有悔改表現’是指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方面情形：認罪服法；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政治、文化、技術學習；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根據前述規定，“立功表現”和“確有悔改表現”就成了減刑的重要條件。在執法實踐中，“立功表現”直接明白，好把握，而“確有悔改表現”就不好把握了。這給執法者留下了主觀操作的空間和余地，容易產生隨意執法。“認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個人的主觀心理活動，在實踐中很難量化成為客觀的內容；而“認真遵守監規；積極參加政治、文化、技術學習；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在實踐容易量化，但是監管部門及其民警為了自己的部門利益，厚此薄彼，大多監管部門都將“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作為減刑的主要標準。監管部門據此作為呈報減刑假釋的主要標準，實踐證明監管不能公正、公開、公平地體現在每一個服刑罪犯身上。客觀上限制了減刑假釋制度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應有的作用。從《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確立減刑的四個標準的排列順序來看，“認罪服法”排在最前面，應該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在四個標準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應該是最小的。而在執行刑罰實踐中，監管部門將“勞動”標準作為最主要、最重要的減刑依據，將四個標準的作用地位倒了過來。導至那些老弱病殘的服刑人員由于客觀的身體條件限制，勞動任務難完成，獲取勞動分數少，以至于很難獲得減刑假釋。這有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公平正義的要求。從辦理減刑、假釋的程序看，對罪犯的減刑、假釋，法院審理的依據主要是刑罰執行機關（監獄、看守所）呈報的材料。執行機關呈報的材料一是平常的按監管要求建立的檔案資料,二是對罪犯進行的調查材料。罪犯只有接受調查的義務，而沒有辯解的權利，被害人及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均被絕對地排除在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案件的監督也是在法院裁定之后，即人民檢察院在收到法院減刑、假釋裁定書副本后，認為裁定不當，應當于二十日內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人民法院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大多采用書面審理，結果人民法院的裁定基本上成了例行公事。從法院、監獄、檢察院在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的權力配置看，一是法院與刑罰執行機關之間的工作制約流于形式；二是檢察機關對法院減刑、假釋裁定的監督，由于缺少具體的監督程序規定及相應處分權，缺乏進行實質審查的有效途徑，也難以發揮實際監督作用。執法實踐中，監獄呈報減刑、假釋、主要靠罪犯減刑靠積分累積，而評分決定權在監獄警察手中，這樣，減刑、假釋的權力實際上在執行機關。這為一些監獄警察利用職權搞權錢交易、收受犯人賄賂等違法違紀行為預留了空間。

（二）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一是原判刑罰越短實際服刑期限相對越長。就一般情況而言，原判五年以下短刑期的，平均實際服完原判刑期的5／6；原判十年至二十年長期刑的，平均實際服完原判刑罰的4／5。原判刑期越短服刑期限相對越長。二是五年以下短刑期罪犯的減刑機會和減刑比例偏少。減刑獎勵制度規定，減刑的獎勵考核以年為單位，受年減刑率30％的制約，每個罪犯平均3年有一次獲得獎勵減刑機會。因此，原判不滿五年的短刑期罪犯，扣除在看守所已服刑期和入監初3個月集訓期約1年不參加考核評獎的時間，在考核評獎的有效時間內，一般僅能獲得一次獎勵減刑約六至十個月；又因再次減刑間隔為1至2年，減刑后的余刑不足一至二年的罪犯很難再次獲得獎勵減刑；即使偶然獲得獎勵，余刑已滿無法兌現減刑。三是對無期徒刑以上重刑罪犯能夠減刑但不實行假釋，經幾次減刑刑滿釋放，導致合法地規避了刑法為他們專設的十年假釋考驗期的法律規定。四是在減刑、假釋的具體適用上，對兩類罪犯有失偏頗。第一，老弱病殘罪犯由于身體原因，不能完成勞動任務，影響了減刑、假釋。第二，一些老弱病殘罪犯雖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有悔罪表現、喪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個能自理”的標準，但不具備“假釋后的生活確有著落”的條件，不能被假釋。第三，盡管《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都強調對未成年犯的減刑、假釋在掌握標準上可以適用從寬，減刑幅度可以適當放寬，間隔的時間可以相應縮短；但目前尚無統一規定的條件和量化的標準，造成各地理解不一致，適用法律不一致，影響了刑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第四，由于監督機關與外地罪犯原籍基層組織聯系渠道不暢，無法落實對其家庭社會生活的調查，加之，在改革開放、人口流動頻繁的情況，往往罪犯假釋后仍需要外出打工謀生，對其假釋考驗期的考察根本無從落實。因而外省籍罪犯的假釋極為有限。

二、司法機關依法履行職責，提高減刑、假釋案質量與社會效果監獄、法院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保障減刑、假釋制度的正確實施，推進司法公正。按照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法律原則，監獄、檢察機關應當認真履行各自的法定職責，嚴格執法程序，確保減刑假釋的案件質量。下一頁監獄在對罪犯的教育改造過程中，首先要搞好對監管民警的法制培訓工作教育，監管民警熟練掌握減刑假釋的法律規定、工作規范及其監管業務知識，為監管民警承辦減刑、假釋案件提供強有力的法律知識保障。其次，要加強對監管民警的職業道德教育，教育廣大監管民警認真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本著對法律負責的精神，公正對待每一位罪犯。同時，事事處處體現司法公正，自覺抵制社會不良風氣的侵襲與干擾，勇于同徇私枉法、辦關系案、人情案等違法違紀行為作斗爭，保證減刑、假釋制度在法律的軌道上運行。再則，監獄部門要組織精干警力，對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根據三大現場的具體要求，結合每種服刑罪犯的實際情況，在現行對罪犯考核記分的基礎上，進一步科學、具體量化，便于宏觀考核計分，以杜絕監管民警的主觀隨意性。第四，建立考核計分公開制度。在日常監管工作中，監管民警要實事求是的對每位罪犯進行考核、計分。落實對罪犯的獎勵措施，公開評選勞動積極分子，公開考核計分情況，接受服刑人員及其親屬的監督、舉報，以暢通服刑人員及其親屬不服考核計分、記功，報請減刑、假釋的申訴渠道，并予以及時受理、查證、答復。從而讓服刑人員真切感受到公平與正義，促使其積極改造、棄惡從善、回歸社會。人民法院在審理減刑、假釋案件中，首先要嚴格審理程序。人民法院在受理監獄（包括看守所）呈報的減刑、假釋案件后，首先進行書面審理，具體是從實體、程序兩個方面進行審理，發現不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立即退回呈報單位，并將退回的理由分別告知呈報單位和駐監檢察部門，為檢察機關的監督提供依據。其次，對于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改變局面審案的方式，主動邀請人民檢察機關的有關人員一同深入監區走訪調查，收集、核對呈報減刑、假釋罪犯的實際表現情況，對罪犯的改造情況進行實質的考察。對于殺人、故意傷害、強奸、搶劫、販毒等暴力犯罪分子進行減刑、假釋審理時，應當征求受害人，案件中有利害關系的人的意見。使審理減刑、假釋案件的過程真正成為一個普法過程，一個教育挽救的過程，一個促進社會和諧的過程。再則，對減刑、假釋案件進行集中審理。在一定時期內，在監管部門進行集中審理，一次審理多起，讓減刑、假釋罪犯參與，其它服刑人員可以旁聽，使減刑、假釋人員自己比較、互相比較。如此，既保證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公開。又讓服刑人員受到法制教育，觸及靈魂，使其增強教育改造的自覺性，同時增強司法機關的公信力。

三、檢察機關加大對辦理減刑、假釋案件法律監督的力度，保障法律正確施，增強教育改造罪犯的社會效果。

（一）增強宏觀指導，強化日常監督。根據《憲法》的規定，承擔法律職責的是人民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在工作中應當把刑罰執行監督工作擺上重要位置。第一，要突出監督工作重點。刑罰執行監督工作應當以發現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的違法問題為重點，全力查糾辦理減刑、假釋案件中存在的徇私舞弊、執法不廉、執法不公等不當執法行為，確保法律的正確實施。駐監檢察部門的全部工作都要突出這個重點。考核、評價駐監檢察工作，都要以此工作效率、社會效果等作為主要依據；創建規范化檢察室，實行駐獄檢察工作公開，確保監督到位。第二，要強化駐監檢察官的工作責任心。檢察人員要正確理解檢察機關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職責、任務，自覺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決不能放棄職能、明哲保身、不講公平、不講正義。不依法辦事、不嚴格執法，以求得與監管機關及其民警“和氣共事”、“和諧相處”。要正確把握社區矯正與減刑、假釋的聯系與區別，決不能因此而弱化監督，以至被監督機關放寬減刑、假釋條件，降低減刑、假釋標準，把不該減刑的減刑，不該假釋的假釋，不該出監的出監，損害法律的尊嚴。決不能對減刑、假釋執行中的違法現象視而不見、察而不糾，公然不作為，致使檢察機關的公信力大大降低。要履行監督職責，運用法律武器，本著對法律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精神，敢于糾正一切不當執法行為。第三，檢察官要深入監督場所察實情、掌動態、彰顯執法公正。有的駐監檢察人員存在浮、淺、泛、松的問題。所謂“浮”，就是派而不駐，駐而不察，即使駐在監獄也不進監區，不深人三大現場，不掌握罪犯考核計分情況和獎懲情況。所謂“淺”，就是對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的監督僅僅停留于了解是否公示減刑、假釋罪犯的名單，書面審查監獄提請減刑、假釋建議書和人民法院的減刑、假釋裁定，以及是否符合法定條件和起始期限、間隔年限、減刑和假釋幅度等。所謂“泛”是指檢察官既使列席監獄提請減刑、假釋評審委員會議，也是在會前審閱有關材料，對監獄集中成批提請的材料，往往是大致翻閱一下，使會前審查流于形式，成為例行公事辦手續。所謂“松”，就是對程序上的問題關注不多，即使發現問題也沒有嚴格把關，更沒有深究細查。相反，監督民警因濫用職權而受到法律、紀律追究的案例證明，往往程序上的執法不規范的背后隱藏著徇私舞弊行為。因此，對辦理減刑、假釋案件進行檢察監督，檢察人員必須愛崗敬業，忠于職守，勤勉工作，始終保持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保持高度的職業敏銳性和洞察力，以對法律負責的精神，嚴格審查呈請減刑、假釋材料，實體與程序并重，深入監區服刑人員中了解情況，發現減刑、假釋工作中的任何不當執法行為，及時予以糾正，切實實現執法的公平正義，彰顯執法公正。第四，要嚴格執法。一切執法行為都必須嚴格遵守法律規定。作為檢察官，一定要以法律為準繩，而不能以習慣性做法為標準，特別是在所謂“習慣”與法律規定抵觸的時候，無論是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必須嚴格遵守，決不能對不當執法行為視而不見；對于違法報請裁定減、刑假釋的，不論是違反實體法，還是違反程序法，不論是發生在報請環節，還是發生在裁定環節，都必須堅決予以糾正。

（二）切實履行駐監檢察工作職責，提高減刑、假釋案件質量第一，要大力倡導并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檢察官要通過勤奮工作讓所有服刑人員深切感到檢察官無處不在，服刑行為受到檢察監督，大墻內人權得到法律保護；檢察官要主動與服刑人員的親屬及所在單位聯系，同時做到讓所有服刑人員的親屬可以隨時聯系上檢察官，以便及時提出申訴、控告、舉報；讓所有檢察室人員真正懂得監督什么，怎么監督；讓所有監管干警真切感到監督就是支持，監督就是保護。駐監檢察人員視野擴大到應有的范圍，不僅僅局限于監所，還要關注法院以及對假釋罪犯的考驗、監督工作；在規范中創新，在創新中規范。

第五篇：試論對減刑假釋制度的完善

減刑、假釋是刑罰執行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在改造罪犯的長期實踐中建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刑罰執行制度，人民法院是減刑、假釋的決定主體，監獄（包括看守所）是減刑、假釋制度的執行主體。他們在執法實踐中，充分利用這兩項制度教育服刑人員，調動罪犯改造的積極性，促使其早日回歸社會，減少重新犯罪，穩定改造秩序，促進監所安全，為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發揮了巨大的職能作用。但是，在執法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對此，就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減刑假釋制度的功能和效益，特別是如何糾正減刑、假釋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消除負面影響如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等，進一步促進減刑假釋制度在刑罰執行中發揮積極作用，確保法律的準確實施等等，筆者作一些探討。

一、直面減刑、假釋制度及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成因

（一）減刑、假釋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減刑假釋案件具有一定“個性”的，很難制定出普遍適應的規則。雖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 制定了《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問題的規定》），為減刑假釋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但是該規定簡單籠統，過于原則。《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規定：“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有立功表現的，可以減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刑。” 在《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確立了審查“確有悔改表現”的標準，“‘確有悔改表現’是指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方面情形：認罪服法；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政治、文化、技術學習；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根據前述規定，“立功表現”和“確有悔改表現”就成了減刑的重要條件。在執法實踐中，“立功表現”直接明白，好把握，而“確有悔改表現”就不好把握了。這給執法者留下了主觀操作的空間和余地，容易產生隨意執法。“認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個人的主觀心理活動，在實踐中很難量化成為客觀的內容；而“認真遵守監規；積極參加政治、文化、技術學習；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在實踐容易量化，但是監管部門及其民警為了自己的部門利益，厚此薄彼，大多監管部門都將“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作為減刑的主要標準。監管部門據此作為呈報減刑假釋的主要標準，實踐證明監管不能公正、公開、公平地體現在每一個服刑罪犯身上。客觀上限制了減刑假釋制度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應有的作用。從《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確立減刑的四個標準的排列順序來看，“認罪服法”排在最前面，應該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 在四個標準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應該是最小的。而在執行刑罰實踐中，監管部門將“勞動”標準作為最主要、最重要的減刑依據，將四個標準的作用地位倒了過來。導至那些老弱病殘的服刑人員由于客觀的身體條件限制，勞動任務難完成，獲取勞動分數少，以至于很難獲得減刑假釋。這有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公平正義的要求。

從辦理減刑、假釋的程序看，對罪犯的減刑、假釋，法院審理的依據主要是刑罰執行機關（監獄、看守所）呈報的材料。執行機關呈報的材料一是平常的按監管要求建立的檔案資料,二是對罪犯進行的調查材料。罪犯只有接受調查的義務，而沒有辯解的權利，被害人及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均被絕對地排除在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案件的監督也是在法院裁定之后，即人民檢察院在收到法院減刑、假釋裁定書副本后，認為裁定不當，應當于二十日內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人民法院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大多采用書面審理，結果人民法院的裁定基本上成了例行公事。

從法院、監獄、檢察院在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的權力配置看，一是法院與刑罰執行機關之間的工作制約流于形式；二是檢察機關對法院減刑、假釋裁定的監督，由于缺少具體的監督程序規定及相應處分權，缺乏進行實質審查的有效途徑，也難以發揮實際監督作用。執法實踐中，監獄呈報減刑、假釋、主要靠罪犯減刑靠積分累積，而評分決定權在監獄警察手中，這樣，減刑、假釋的權力實際上在執行機關。這為一些監獄警察利用職權搞權錢交易、收受犯人賄賂等違法違紀行為預留了空間。

（二）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一是原判刑罰越短實際服刑期限相對越長。就一般情況而言，原判五年以下短刑期的，平均實際服完原判刑期的5／6；原判十年至二十年長期刑的，平均實際服完原判刑罰的4／5。原判刑期越短服刑期限相對越長。二是五年以下短刑期罪犯的減刑機會和減刑比例偏少。減刑獎勵制度規定，減刑的獎勵考核以年為單位，受年減刑率30％的制約，每個罪犯平均3年有一次獲得獎勵減刑機會。因此，原判不滿五年的短刑期罪犯，扣除在看守所已服刑期和入監初3個月集訓期約1年不參加考核評獎的時間，在考核評獎的有效

時間內，一般僅能獲得一次獎勵減刑約六至十個月；又因再次減刑間隔為1至2年，減刑后的余刑不足一至二年的罪犯很難再次獲得獎勵減刑；即使偶然獲得獎勵，余刑已滿無法兌現減刑。三是對無期徒刑以上重刑罪犯能夠減刑但不實行假釋，經幾次減刑刑滿釋放，導致合法地規避了刑法為他們專設的十年假釋考驗期的法律規定。四是在減刑、假釋的具體適用上，對兩類罪犯

有失偏頗。第一，老弱病殘罪犯由于身體原因，不能完成勞動任務，影響了減刑、假釋。第二，一些老弱病殘罪犯雖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有悔罪表現、喪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個能自理”的標準，但不具備“假釋后的生活確有著落”的條件，不能被假釋。第三，盡管《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都強調對未成年犯的減刑、假釋在掌握標準上可以適用從寬，減刑幅度可以適當放寬，間隔的時間可以相應縮短；但目前尚無統一規定的條件和量化的標準，造成各地理解不一致，適用法律不一致，影響了刑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第四，由于監督機關與外地罪犯原籍基層組織聯系渠道不暢，無法落實對其家庭社會生活的調查，加之，在改革開放、人口流動頻繁的情況，往往罪犯假釋后仍需要外出打工謀生，對其假釋考驗期的考察根本無從落實。因而外省籍罪犯的假釋極為有限。

二、司法機關依法履行職責，提高減刑、假釋案質量與社會效果

監獄、法院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保障減刑、假釋制度的正確實施，推進司法公正。按照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法律原則，監獄、檢察機關應當認真履行各自的法定職責，嚴格執法程序，確保減刑假釋的案件質量。

監獄在對罪犯的教育改造過程中，首先要搞好對監管民警的法制培訓工作教育，監管民警熟練掌握減刑假釋的法律規定、工作規范及其監管業務知識，為監管民警承辦減刑、假釋案件提供強有力的法律知識保障。其次，要加強對監管民警的職業道德教育，教育廣大監管民警認真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本著對法律負責的精神，公正對待每一位罪犯。同時，事事處處體現司法公正，自覺抵制社會不良風氣的侵襲與干擾，勇于同徇私枉法、辦關系案、人情案等違法違紀行為作斗爭，保證減刑、假釋制度在法律的軌道上運行。再則，監獄部門要組織精干警力，對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根據三大現場的具體要求，結合每種服刑罪犯的實際情況，在現行對罪犯考核記分的基礎上，進一步科學、具體量化，便于宏觀考核計分，以杜絕監管民警的主觀隨意性。第四，建立考核計分公開制度。在日常監管工作中，監管民警要實事求是的對每位罪犯進行考核、計分。落實對罪犯的獎勵措施，公開評選勞動積極分子，公開考核計分情況，接受服刑人員及其親屬的監督、舉報，以暢通服刑人員及其親屬不服考核計分、記功，報請減刑、假釋的申訴渠道，并予以及時受理、查證、答復。從而讓服刑人員真切感受到公平與正義，促使其積極改造、棄惡從善、回歸社會。

人民法院在審理減刑、假釋案件中，首先要嚴格審理程序。人民法院在受理監獄（包括看守所）呈報的減刑、假釋案件后，首先進行書面審理，具體是從實體、程序兩個方面進行審理，發現不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立即退回呈報單位，并將退回的理由分別告知呈報單位和駐監檢察部門，為檢察機關的監督提供依據。其次，對于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改變局面審案的方式，主動邀請人民檢察機關的有關人員一同深入監區走訪調查，收集、核對呈報減刑、假釋罪犯的實際表現情況，對罪犯的改造情況進行實質的考察。對于殺人、故意傷害、強奸、搶劫、販毒等暴力犯罪分子進行減刑、假釋審理時，應當征求受害人，案件中有利害關系的人的意見。使審理減刑、假釋案件的過程真正成為一個普法過程，一個教育挽救的過程，一個促進社會和諧的過程。再則，對減刑、假釋案件進行集中審理。在一定時期內，在監管部門進行集中審理，一次審理多起，讓減刑、假釋罪犯參與，其它服刑人員可以旁聽，使減刑、假釋人員自己比較、互相比較。如此，既保證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公開。又讓服刑人員受到法制教育，觸及靈魂，使其增強教育改造的自覺性，同時增強司法機關的公信力。

三、檢察機關加大對辦理減刑、假釋案件法律監督的力度，保障法律正確施，增強教育改造罪犯的社會效果。

（一）增強宏觀指導，強化日常監督。根據《憲法》的規定，承擔法律職責的是人民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在工作中應當把刑罰執行監督工作擺上重要位置。

第一，要突出監督工作重點。刑罰執行監督工作應當以發現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的違法問題為重點，全力查糾辦理減刑、假釋案件中存在的徇私舞弊、執法不廉、執法不公等不當執法行為，確保法律的正確實施。駐監檢察部門的全部工作都要突出這個重點。考核、評價駐監檢察工作，都要以此工作效率、社會效果等作為主要依據；創建規范化檢察室，實行駐獄檢察工作公開，確保監督到位。

第二，要強化駐監檢察官的工作責任心。檢察人員要正確理解檢察機關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職責、任務，自覺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決不能放棄職能、明哲保身、不講公平、不講正義。不依法辦事、不嚴格執法，以求得與監管機關及其民警“和氣共事”、“和諧相處”。要正確把握社區矯正與減刑、假釋的聯系與區別，決不能因此而弱化監督，以至被監督機關放寬減刑、假釋條件，降低減刑、假釋標準，把不該減刑的減刑，不該假釋的假釋，不該出監的出監，損害法律的尊嚴。決不能對減刑、假釋執行中的違法現象視而不見、察而不糾，公然不作為，致使檢察機關的公信力大大降低。要履行監督職責，運用法律武器，本著對法律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精神，敢于糾正一切不當執法行為。

第三，檢察官要深入監督場所察實情、掌動態、彰顯執法公正。有的駐監檢察人員存在浮、淺、泛、松的問題。所謂“浮”，就是派而不駐，駐而不察，即使駐在監獄也不進監區，不深人三大現場，不掌握罪犯考核計分情況和獎懲情況。所謂“淺”，就是對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的監督僅僅停留于了解是否公示減刑、假釋罪犯的名單，書面審查監獄提請減刑、假釋建議書和人民法院的減刑、假釋裁定，以及是否符合法定條件和起始期限、間隔年限、減刑和假釋幅度等。所謂“泛”是指檢察官既使列席監獄提請減刑、假釋評審委員會議，也是在會前審閱有關材料，對監獄集中成批提請的材料，往往是大致翻閱一下，使會前審查流于形式，成為例行公事辦手續。所謂“松”，就是對程序上的問題關注不多，即使發現問題也沒有嚴格把關，更沒有深究細查。相反，監督民警因濫用職權而受到法律、紀律追究的案例證明，往往程序上的執法不規范的背后隱藏著徇私舞弊行為。因此，對辦理減刑、假釋案件進行檢察監督，檢察人員必須愛崗敬業，忠于職守，勤勉工作，始終保持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保持高度的職業敏銳性和洞察力，以對法律負責的精神，嚴格審查呈請減刑、假釋材料，實體與程序并重，深入監區服刑人員中了解情況，發現減刑、假釋工作中的任何不當執法行為，及時予以糾正，切實實現執法的公平正義，彰顯執法公正。

第四，要嚴格執法。一切執法行為都必須嚴格遵守法律規定。作為檢察官，一定要以法律為準繩，而不能以習慣性做法為標準，特別是在所謂“習慣”與法律規定抵觸的時候，無論是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必須嚴格遵守，決不能對不當執法行為視而不見；對于違法報請裁定減、刑假釋的，不論是違反實體法，還是違反程序法，不論是發生在報請環節，還是發生在裁定環節，都必須堅決予以糾正。

（二）切實履行駐監檢察工作職責，提高減刑、假釋案件質量

第一，要大力倡導并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檢察官要通過勤奮工作讓所有服刑人員深切感到檢察官無處不在，服刑行為受到檢察監督，大墻內人權得到法律保護；檢察官要主動與服刑人員的親屬及所在單位聯系，同時做到讓所有服刑人員的親屬可以隨時聯系上檢察官，以便及時提出申訴、控告、舉報；讓所有檢察室人員真正懂得監督什么，怎么監督；讓所有監管干警真切感到監督就是支持，監督就是保護。駐監檢察人員視野擴大到應有的范圍，不僅僅局限于監所，還要關注法院以及對假釋罪犯的考驗、監督工作；在規范中創新，在創新中規范。

第二，要真正做到駐監檢察工作經常化。檢察官不能駐在監獄卻只坐在駐監辦公室中，一定要經常深人勞動、學習、生活三大現場，深人到刑罰執行活動的各個環節，深入到監獄工作的各個方面，全面掌握監區及服刑人員動態，為檢察監督收集第一手資料，為監督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第三，要積極推行檢察工作措施信息化。既要實現與監獄監控網絡的互聯互通，也要實現與監獄信息管理系統的互聯互通，以便在審查減刑、假釋材料時核對，揭露、證實有關人員捏造事實、偽造材料，違法報請減刑、假釋。確保減刑、假釋案件質量達到法律要求，使減刑、假釋制度準確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