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養老保險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

淺談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問題研究與改革

文章摘要：老年保障是社會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養老制度是大多數國家老年保障的基本形式，其功能就在于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險五大險種中最重要的險種之一。在全球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下，在人口贍養比不斷提高的狀況下，養老保險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而養老保險制度所受到的挑戰也越來越嚴峻，因此，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已經成為全世界學者爭論的焦點，同時也是各國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

在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全球化趨勢下，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和人口大國，面臨的老年保障問題更為嚴重。一方面，我國特殊的人口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齡化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迫切需要建立新的養老保險制度來代替步履維艱的舊的養老保險制度。

一、養老保險制度的歷史探索與理論

關于兩種籌資模式的運行機制的研究，經濟學界大都借助于薩繆爾遜引進的迭代模型來分析和論證。Samuelson 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指出在一個純儲蓄即不存在生產和投資并通過現收現付的代際轉移維持養老保險的社會里，養老儲蓄的利率等于人口增長率；此后 Aaron 在迭代模型中引進生產和投資，得出養老金的增長取決于兩個因素：人口的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

袁志剛利用兩期迭代模型支持了艾倫的結論，另外指出在完全積累制下，養老金的增長取決于金融市場的資本報酬率即市場利率，而索洛增長模型推導出的經濟增長的黃金定律表明，當一個經濟的資本增長率等于人口增長率加上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時，經濟處于最優增長的路徑，與此相應的利率即為長期動態的最優利率，因而完全積累制下的養老金增長也取決于人口的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

孫樹菡對各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進行總結，其形式概括起來有兩大類：小調整和大改革。小調整是指，在不對現行制度進行根本性變革的情況下，著力緩解該制度財務危機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改進措施。其主要趨勢是通過提高退休年齡和延長享受退休待遇應滿足的服務年限來調整領取退休待遇的資格條件；通過提高繳費率和放寬繳費基數的限制來改變繳費結構；通過減低繳費基數和改變調整養老金的指數化方式來降低退休待遇的支付水平；以及通過改進基金的管理方式，增大基金管理者的管理權限，擴大基金的投資范圍，來促進基金更有效地增值。大改革則是對現行公共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根本性變革，包括基金籌措方式和待遇計發方式的變革。具體形式包括：籌資方式由現收先現付制轉為完全積累制，或者相反，養老金的計發方式由待遇確定型轉為繳費確定型，或者相反。在實際中，實行“大改革”國家的改革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由現收先付式、待遇確定型制度轉為現收先付式、繳費確定型制度;二是由現收先付式、待遇確定型制度轉為完全積累式、繳費確定型制度。

二、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問題研究

穆懷中認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事業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傳統體制階段（1951-1980年）、社會統籌試點及實施階段（1981-1990年）、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階段（1991-2000年）。他指出經過50年的發展，我國已建立起相當規模的養老保險體系，但仍存在許多問題。按其成因分，大致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環境因素，主要指人口老齡化的影響；第二類是由于歷史因素造成的隱性債務；第三類是養老保險制度本身不健全。同時還存在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規作保障，技術手段不先進等問題。

世界銀行認為現收現付制具有代際轉移支付的性質，隨著老齡化的發展，社會保險費支付的負擔會日益沉重，從而導致政府財政赤字膨脹，引發養老金支付危機。Prescott 更是論證了在勞動力供給彈性很高的情況下，即使對現有工作人員加稅，也解決不了養老金支付危機問題。同時，他們都認為個人儲蓄賬戶與工資增長率和利率有更直接的關系，因此在這一制度下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制度所帶來的沖擊將縮小。

肖嚴華則通過二期迭代模型的敏感性分析指出人口增長率越低，越難以證明一個養老保險基金為零的完全現收現付制是合理的；人口增長率越低，要達到修正黃金規律所需要的最優養老保險基金就越大，在此情形下，政府通過管理最優養老保險基金，才可有效地應對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沖擊。

程永宏反駁了人口老齡化的沖擊下，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制度難以為繼的觀點，他構造了一個以人口老齡化程度和經濟增長關系來反映在職者養老金負擔率的模型，數理分析表明人口老齡化并不必然導致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發生支付危機，關鍵在于經濟增長速度與人口老齡化速度之間的差距。他運用預測的 2001 ～ 2060 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的數據，對理論模型進行實證檢驗，表明在未來幾十年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現實下，只要人均產出增長率不低于 3%，或總產出增長率不低于 4%，現收現付制就不會發生支付危機。Nicholas Barr 論證了基金制同樣不能解決人口變化帶來的沖擊，因為人口變化帶來的根本問題是整個產出的下降，如果養老金領取者的消費需求超過工人的儲蓄需求，商品市場上物價的上漲會降低養老金領取者的年金購買力，資本市場上的供給過剩則會引起資本價格的下降，導致以后的年金也相對減少。對儲蓄和經濟增長的影響上，世界銀行認為現收現付制度下，直接用于當期支付的繳費不能增加政府的儲蓄，而個人社會保障稅的征收也使私人部門的儲蓄減少了。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認為，公共養老金制度通過“擠出儲蓄”和“擠進儲蓄”兩種方向相反的力量影響個人儲蓄。他對美國的實證研究表明，美國公共養老金制度的資產替代效應遠遠大于引致退休效應，導致私人儲蓄水平下降了 30 ～ 50%，而引進個人積累制的養老計劃，將提高私人儲蓄，進而改進經濟的效率，即使現收現付制度不會減少儲蓄，由它向基金積累制轉變也必然會引起個人儲蓄的增加。費爾德斯坦于 1996 年的研究表明，如果把美國當前的現收現付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變為完全積累的繳費確定型制度，會在 50 年或更長的時間里給 GDP 帶來年均 0.1% 增長。考特里可夫（Kotlikoff）則認為，這種變化將使美國資本總量在 70 年后增加 37%，GDP 增加 11%，實際工資水平增長 317%。

宋健敏用一般均衡的迭代模型來分析養老保險的兩種模式，研究結果顯示完全基金制養老保險將個人儲蓄轉變為社會共同的儲蓄，社會儲蓄量和總資本存量不發生改變，完全基金積累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中性的；現收現付制下，個人的養老保險保費支付與養老金領取是分離的，個人擴大消費傾向會導致儲蓄下降，進而使得社會總資本存量減少，由此引發經濟增長率下降。

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中央針對“三農”問題發出三個文件，為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綱領。在此背景下，我國理論工作者也加大了中國對“三農”問題的研究力度。楊翠迎指出中國城市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相對較為全面，而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長期缺位，目前多數農村人口仍然依賴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進行養老。

政府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應承擔財政責任，學者達成一致。陸解芬認為一項社會政策的執行，需要人力、物力、財力等的支持，其中，財力支持是最重要的，政府不可推卸其財政責任。李迎生認為國家應兌現其對農村社會保障的財政責任并推動多渠道籌集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確保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汪柱旺從社會保障制度運行的根本需要來看，財政責任是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第一責任，并指出國家的投入主要包括養老保險的一部分運行成本和承擔給付養老金的不足部分。

張暉等人分析了我國農民社會養老保險的經濟可行性，認為目前建立全國范圍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不可行的，只有東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備開展這項工作的條件，并認為如果經濟確如所預測的以年平均 9% 的速度增長，全國性的、真正的農民年金保險制度要到 15 ～ 20 年以后才能順利地建立起來

馬利敏從世界經驗著手，認為目前我國政府無論在經濟實力還是在實際操作上都不可能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以吸引絕大多數農民參加該計劃。梁鴻在對建立農村社會保障的約束因素進行分析后指出，由于中國政府財力有限，而城市又處于經濟改革的中心，根據“發展優先和效率優先”的發展戰略，必定在資金的競爭性使用中具有優勢，因此現階段中國尚無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國范圍內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區的社區保障作為替代。

三、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未來發展趨勢與改革

勞倫斯·湯普森（Lawrence Thompson）說改變養老保險成本的政策有以下三種方式:改變公共計劃中的退休年齡；調整公共養老保險的給付水平；或將成本從公共部門轉移到私人部門。穆懷中、柳清瑞認為養老保險有實行省級統籌的必要性。根據遼寧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經驗，目前養老保險基金實行的市級統籌范圍小、層次低，基金管理分散，調劑力度小，抗風險能力弱。為建立和完善長期穩定的養老保障機制，養老保險實行省級統籌是完全必要的。

袁志剛則指出從理論上來講，兩大體系對儲蓄的影響差異并不明顯。養老保險體系無論是采用現收現付制，還是采用完全積累制，只要一個經濟的最優儲蓄率能夠得到保證，養老金增長的物質基礎是完全一樣的，即養老金獲得增長的物質源泉只能是下一代就業人口的增長和他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只有當現收現付制下的總儲蓄出現不足時，即該經濟的利率大于黃金增長的最優利率，這時如果通過個人積累制的引進，可以提高國民儲蓄，使利率增長恢復到與黃金增長相一致。因此，養老體系由現收現付制向個人積累制的過渡，經濟的效率就可以得到改進，養老體系的轉軌就是一種帕累托效率的改進。

據尚長風的推算，如果按照分批、分期、逐步推進的做法，只要以財政收入總額的 1% 左右就基本上能夠解決農村養老保險對資金的需求。盧海元認為只要對現行農村發展政策進行微調，政府就能既承擔起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財政責任，又收到增加農民收入、啟動農村市場、實現經濟良性循環等多重政策效果。基于改變目前占中國人口 70% 的農民基本沒有老年社會保障的現狀，申策和 John Williamson 根據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提出了建立一個覆蓋全國農村的最低社會養老金制度的構想。該構想不要求受益人付費，開始時養老金額要低，并考慮到地區之間收入水平的差別。這一構想的實施將加快農村脫貧的進程，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縮小城鄉差距，有利于新農村建設，并促進社會的安定與和諧。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研究所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弊端和問題提出以下策略：擴大基金來源的渠道，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提高養老金保值增值的能力，實行國有資產變現，發行社保長期債券，進入資本市場等措施，把社保基金做大。放松對養老金投資于股票的管制，增加投資的比例。在保障基金安全性的同時，為了獲得更多的收益，要在經過嚴密的精算之后將資金投資于風險相對比較大的投資工具，以期獲得更高的基金收益。

沈士倉認為要解決個人賬戶的“空賬”問題。建立賬戶分立制，建立個人賬戶專管體系。將個人賬戶從社會統籌金中分離出來，實行賬戶分立，從而避免社會統籌向個人賬戶“借”的風險。建立專門的基金管理機構來負責個人賬戶基金的管理與營運，以確保其保值增值。對“老人”而言，國家必須明確責任，建立各級政府負責的養老金財政補助制度，保證其養老金的發放。對“中人”的個人賬戶“空賬”問題，可采用名義賬戶或發行認證債券。同時，要積極發展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相結合的發展機制，逐步做實個人賬戶。

朱青就企業補充養老金計劃對我國養老金制度改革，提出了以下主要觀點： 養老社會保險計劃籌資模式的轉軌必須解決“隱性養老金負債”問題。這種隱性負債無論政府通過什么方式償還都會增加政府財政的負擔。目前一些人士提出我國可以通過變現一部分國有資產的辦法來解決轉軌成本問題，但鑒于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性質和國有企業普遍的資產質量狀況，這種做法很可能是“能賣的賣不掉，能賣掉的不能賣”。也有人提出可借鑒智利等國的做法通過發行“承認債券”來為轉軌融資，但這種辦法只不過是將政府的隱性負債變成了顯性負債，仍然緩解不了政府的償債壓力。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提出建立農民工的養老保障體系。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和趨勢來看，養老保險應逐步全面覆蓋所有與城市化、工業化過程有密切聯系的群體，而農民工正是這一過程中非常龐大而且不容忽視的一個群體。應該立即建立有關將農民工納入養老保險框架之內的法律法規，將其納入養老保險的范圍之內。這樣一方面可以擴大社保尤其是養老保險的基金來源；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村老齡化帶來的養老危機，因為一旦農民工為社保網絡所覆蓋，他們才會有“精力”去考慮如何提高父母輩老人的福利水平問題。袁春瑛認為，在中國目前的社會經濟條下，多管齊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傳統的家庭養老保障功能得以發揮，并在此基礎上立足各地實際，分類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將家庭養老、土地保障與社會養老三者結合起來，是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解決農民養老問題的一種理性選擇。參考文獻：

朱青：《養老金制度的經濟分析與運作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險研究所：《世紀抉擇——中國社會保障體系構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0年版 勞倫斯·湯普森：《老而彌智——養老保險經濟學》，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3版 袁志剛：《中國養老保險體系選擇的經濟學分析》.2001 袁志剛、葛勁峰：《 由現收現付制向基金制轉軌的經濟學分析》 [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楊翠迎：《中國農村養老保障何去何從》 [J].商業研究 ,2005 陳彩霞：《經濟獨立才是農村老年人晚年幸福的首要條件》 [J].人口研究 ,2000

陸解芬：《論政府在農村社會保險體系建設中的任用》 [J].理論探討 ,2004 汪柱旺：《農村養老保險中的政府職責分析 》[J].軟科學 ,2006 張暉：《我國農村應建立不同層次的社會養老保險機制》 [J].人口學刊 ,1997 沈士倉：《養老保險基金“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模式”的目標風險及對策》.浙江學刊 袁春瑛：《現階段我國農村養老保障的更改選擇——家庭養老、土地保障與社會養老相結合》 [J].農業現代化研究 ,2002;(6)馬利敏：《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請緩行》 [J].探索與爭鳴 ,1999 楊翠迎：《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理論與政策研究》 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劉俊霞：《收入分配與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4 穆懷中、柳清瑞：《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關鍵問題研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2006

第二篇：中國養老保險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

中國養老模式的現狀與展望

摘要：養老產業，也稱“銀色產業”，是以產品消費對象的指向性類群作為界定的依據和標準，從第一、二、三產業派生出來的新興的綜合性的特殊行業，是專門為老年人生產和提供產品和服務，滿足老年人衣食住行各方面需求的各行業的集成或集合。在全球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下，在人口贍養比不斷提高的狀況下，養老保險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而養老保險制度所受到的挑戰也越來越嚴峻，因此，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已經成為全世界學者爭論的焦點，同時也是各國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

在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全球化趨勢下，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和人口大國，面臨的老年保障問題更為嚴重。一方面，我國特殊的人口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齡化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迫切需要建立新的養老保險制度來代替步履維艱的舊的養老保險制度。

一．養老保險的發展歷程

（1）家庭養老階段

家庭養老，即由家庭承擔贍養老人的功能。在傳統社會里，無論是以“父子關系”為核心的東方家庭，還是以“夫妻關系”為核心的西方家庭，都在承擔著“撫育兒童和贍養老人”及抵御家庭成員社會風險的功能。社會學意義上的擴大家庭(三代或者三代以上)承擔著保障、再分配甚至儲蓄的全部功能。

（2）國家養老階段

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養老保險是從德國開始的。1889年，德國首相俾斯麥建立了第一個養老保險制度，其對象僅僅是生活困難的傷殘老工人，繳費與給付水平極低。雖然這一制度最初覆蓋的范圍很窄，但它已包括了國家養老保險模式的基本要素。勞動者在職時繳費，并得到承諾在年老時可以得到退休金。國家在其中通過立法形式承擔了兌現的責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貝弗里奇計劃》的實施以及英國“福利國家”的建立，以公共年金計劃為特色的養老保險制度在工業化國家紛紛建立和日臻完善。繼德國之后，歐洲一些國家也紛紛建立了類似的養老保險制度，其中有些國家將養老金擴展到全體公民，同其是否就業及工資收入無關。與歐洲國家不同的是，美國一開始建立的是職業或行業年金制度。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后，羅斯福總統開始實施“新政”，頒布《社會保障法案》是其重要措施之一。美國“新政”所建立的養老保險，是一種部分積累的籌資模式，在待遇標準上實行累退式的與工資收入相關聯的制度，以照顧低工資勞動者。此后，養老保險制度成為工業化國家普遍覆蓋全體公民的一項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措施。

（3）社會養老保險階段

20世紀70年代以后，發達國家的國家養老保險模式先后遇到問題。特別是現收現付模式，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面臨著入不敷出的窘境。國家在養老保險方面應負什么責任、負多大責任的問題，已出現爭論。有些國家的財政承受沉重的負擔，就業者的勞動積極性卻因“優厚”的福利而下降。為了消除國家養老保險模式的弊病，各國紛紛進行改革，其中不僅有發達國家，還有像中國這樣的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國家。

中國的養老保險事業，從1951年政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開始，便和新中國相伴相隨。但長期實行的是“企業養老保險”，新老企業負擔畸輕畸重、苦樂不均。進入80年代中期，我國的養老保險事業進入建國以來最活躍、改革力度最大的時期。其幾次改革舉措在養老保險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到1998年底，新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范圍包括了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和其他城鎮企業及其職工，實行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及其職工。全國有8475．8萬企業職工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占企業職工總數的80．7％。有2727．3萬企業離退休人員參加了離退休費社會統籌，占企業離退休人數的98．5％。全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為1459億元，支付全國離退休退職費總額為2073．7億元。

社會統籌——均衡企業負擔

1984年，我國開始了以退休費用社會統籌為主要內容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對企業按照工資總額的同一比例征收養老保險費，使退休人員多的老企業從沉重的負擔中解脫出來。1991年，國務院頒布《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將社會統籌確定為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方向，從而使企業從各自負擔退休人員的“自我保險”變為社會互濟、共擔風險的保險。到目前為止，全國己全部實行了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其中，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建立了省級調劑金制度。

三方負擔——權利和義務的體現

1991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確定改變養老保險完全由國家、企業包下來的辦法，實行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共同負擔，職工個人也要繳納一定的費用。個人按本人工資收入的一定比例繳納社會保險費，個人繳費的費率從1991年標準工資的3％到1997年的不得低于繳費工資的4％，最終達到本人繳費工資的8％。企業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的比例一般不得超過企業工資總額的20％。財政建立社會保險后備基金，在必要時給予補貼。實行三方負擔，不僅扭轉了國家包攬過多、企業負擔過重、個人自我保護意識薄弱的現狀，緩解了國家和企業雙方負擔的壓力。更重要的是轉變了人們的觀念，增強了個人的參與意識，使參保者個人始終關注著養老問題。

三個層次——責任的重新定位

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之初，實行的是單—的退休金制度。職工退休后按月領取本人工資75％～90％的退休金，這是職工退休后生活的唯—來源。隨著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國家、企業、個人三者責任開始了重新定位，從而產生養老保險的三個層次，即基本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

基本養老保險由國家立法強制實施，政府統一組織，基本保險建立基金。實行社會互濟，待遇水平以滿足基本需求為標準。目前基本養老金的替代率為60％。補充保險的建立是在國家政策規范下，由用人單位具體實施，重在使離退休人員的生活隨著經濟與社會發展得到不斷的改善，體現按勞分配原則和地區發展水平及企業經濟效益的差異。個人儲蓄性保險由勞動者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依賴商業保險類機構進行的自愿性養老儲蓄。

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公平與效率的體現

1992年前后，當養老保險社會統籌的工作基本完成后，各地不約而同地把下一個改革的目標轉向了養老金支付方法的改革。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以求在公平的前提下更好地體現效率，突出激勵機制。1997年7月，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確定個人賬戶規模為本人工資的11％。其中，個人繳費部分全部記入個人賬戶(由目前的5％逐步增至8％)。其余部分由企業繳費劃入。待遇支付分為兩部分：—是基礎養老金，相當于社會平均工資的20％左右；二是個人賬戶養老金，月支付標準為個人賬戶累計儲存額除以120。

全國統一制度——系統的管理體系建立

80年代中后期，養老保險制度出現了區域性管理，并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勞動力難以跨地區流動，阻礙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中央政府失去宏觀上的調控權，地區橫向攀比待遇水平，而分散風險的能力卻很弱；極易導致資金的流失。針對這些問題，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至此，完成了50年來由企業保險到區域保險再到全國統一養老保險的演變，從而在我國養老保險史上寫下了最完美的一筆。統—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的標志為：統一和規范企業個人繳費率比例；統—個人賬戶規模；統一基本養老金支付結構和標準。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是社會保險自身規律所決定，是勞動力資源配置走向市場化過程中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央政府加強宏觀調控能力的需要。1998年，行業統籌順利移交地方管理，為統一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基礎。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面臨的財務危機及其對策研究 摘要：在國際上,養老保險財務危機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然而在我國由于特定的歷史及現實原因,這一危機尤其突出,已經威脅到我國現行養老保險模式的運行.本文將在對危機成因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應對危機的政策建議.本文認為,危機的根源在于制度,根本的對策在于轉變建制理念.關鍵詞: 養老保險基金, 財務危機, 建制理念, 新隱性債務

當前，在全球172個已經建立并且運行多年養老保險制度的國家中，正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基金財務危機。而在我國，這一危機又尤為突出，嚴重威脅到現行養老保險制度的正常運行。如果不能及時應對這一危機，我國當前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有流產之虞，并將最終導致養老保障制度的破產。因此，梳理當前危機成因，找出應對措施就成了當務之急。

一、當前我國養老保險的財務危機

調查顯示，2001年平均每3.65名在職職工“養活”1個退休職工，到2050年這個比例預計將是1.87∶1。到那時怎樣保障老年人的生活?

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法制司、社會保險研究所和博時基金管理公司共同發布的《中國養老保險基金測算與管理》報告書中指出，我國養老保險正面臨著比較嚴重的財務危機。主要包括基金收不抵支且缺口逐年上升，風險賠付能力下降以及養老保險基金陷入危機的省市正逐

漸蔓延和加重等。據調查顯示，在我國，1997年基金收不抵支的城市有5個，1998年擴大到21個，1999年又增至25個；基金缺口1999年為187億元，2000年為357億元。據專家預測，統籌基金在未來25年間將出現收不抵支的情況，年均717億元，總缺口1.8萬億元；按現行退休年齡推算，赤字運行年限將延長28年，年平均1030億元，總缺口擴大至2.88萬億元。

盡管當前養老保險的財務危機是全世界養老保險制度面臨的共同問題，但比較其他國家而言，由于我國特殊的歷史根源以及目前的現實條件，我國的這一財務危機顯得尤為嚴重。

二、我國當前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財務危機的成因分析

(一)急于求成的制度轉軌帶來了超重的歷史債務。我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面臨的財務危機中，一個主要危機就是償還歷史債務的壓力，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轉制成本”。1995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標志著我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從現收現付制開始向“統賬結合”的模式轉變。在轉制過程中，由于“老人”和“中人”的退休金權益并沒有以養老金形式形成積累，于是就出現了“轉制成本”。這一歷史債務規模到底有多大，目前還存在爭議。①由于統籌基金無法填補這一缺口，所以我們就采用了混賬管理模式，統籌賬戶擠占個人賬戶資金，實行個人賬戶的空賬運行。這種空賬運行就使得統賬結合的新制度又回歸到本質上的現收現付制。據專家測算，截止到2002年底，國內養老保險累計的個人空賬規模為4800多億元，如果情況得不到改善，到2033年老齡化高峰期，當期支付缺口將達到4400多億元，空賬規模達14萬億元。

導致這一債務問題出現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們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采取了急于求成的推進方式。改革前，由于“文革”的破壞，職工養老保險已經退化為單位保障，雖然在“文革”結束后也出臺了一些恢復性的制度規定，但是單位自保的狀態并沒有改變，還未實現社會統籌。另外，對于中老年職工養老金歷史欠賬問題也還未找到有效的化解辦法。在這樣的條件下，就從傳統的、由單位負責的養老保障現收現付制一步跨入全新的部分積累模式，顯然操之過急。盡管新制度的框架符合我國的長期利益，卻因缺乏現實政治的、法律的、經濟的扎實準備與預案籌劃，不僅未能真正解決原有體制下存在的基金不足問題，而且還帶來了沉重的轉制成本。

(二)基金征繳不力導致的新債務。養老保險基金征繳是養老保險制度運行的核心。但基金征繳不足已是不爭的事實，這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情況：

其一，基金征繳中的“打折征收”，導致了“新隱性債務”。目前我國一些地方對社會養老保險繳費采取“優惠征收”、“打折征收”的辦法，加上我國在養老保險繳費年限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漏洞”，形成新參保人員“繳費少、受益多”的財務失衡狀態，“新隱性債務”正在大面積生成。根據《深圳特區報》的記者調查，廣東一些地方為暫時緩解眼前養老金的支付壓力，對個體戶、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新經濟組織員工參加社會養老保險采取“優惠征收”、“打折征收”的辦法，即按照社會平均工資的50％征收養老保險金。從表面上看，眼前的支付危機暫時避免了，但是從長期看，“新人”的養老保險在財務上難以達到平衡，這就形成了“新隱性債務”。

其二，社會保險費拖欠、拒繳嚴重，養老保險基金征繳率低，導致供款不足。據有關資料顯示，從1993年到1999年因養老保險基金收繳率不到位一項，就造成欠收養老基金472億元。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數字，2001年1月8日全國企業欠繳基本養老保險費千萬元以上的有20余家。國務院體改辦宏觀司2000年5月的相關數據顯示，當時全國累計發生企業欠繳養老金已達376億元。另外，參保不繳費的情況比較嚴重，有的省區高達20％，全國總計達800萬人。

其三，企業少報、漏報、瞞報上繳基數。按照現行企業社會保險制度的設計，職工工資總額是我國社會保險的繳費基數。由于我國勞動報酬非工資化、工資非貨幣化嚴重以及勞動保險統計不夠規范、準確和完善，就形成了統計工資總額大大小于實際工資總額。另外，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穩定的繳費工資總額又少于統計工資總額，綜合這兩種情況，可能使繳費工資總額縮小33％左右。據北京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檢查，1993年漏報733.6萬元違紀款中，其中有534.6萬元，占72.8％是因企業漏報工資總額所造成的。

(三)人口老齡化、高齡化趨勢，養老保險基金負擔系數提高。人口老齡化是全球問題。但我國由于人均壽命的延長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得老齡化問題尤為嚴重，并呈現出以下兩個特點：即相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我國的老齡化速度是最快的；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條件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所以，我國當前面臨的老齡化形勢最為嚴峻，其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財務平衡的沖擊也最為嚴重。這種沖擊主要體現在：一是老齡人撫養比②的快速提高使養老基金的支付增加，收繳減少，加重了入不敷出的矛盾。如我國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老齡人撫養比分別為7.43％、6.39％、7.98％、8.33％和9．92％。據推算，今后30年我國老齡人撫養比將繼續快速升高，到2030年將會超過20％。另一方面，對現行的個人賬戶積累基金發放的方式提出了挑戰。個人賬戶養老金現行的支付方式假設職工退休后平均只活10年，而且制度規定，10年后個人賬戶支付給退休者的部分由政府承擔，如果未滿10年退休者去世了，則家屬可以繼承其剩余部分。當老齡人口的比重越來越大，高壽老人越來越多時，這種只有補貼、沒有任何結余的個人養老保險積累制度顯然也會給國家帶來更大的困難。

(四)提前退休帶來的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剪刀差。由于提前退休現象對養老保險基金具有少繳多支雙重侵蝕，所以成為當前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財務危機的主要根源。據對上海、廣東、山東等13個省、市的調查，從1995至1997年3年間，新增離退休人員164.4萬人，其中提前退休人員為51.7萬人，占當期離退休人員總數的31.4％，年均支付提前退休的養老金為18.8億元，占當期離退休金總額的23.5％。③

允許提前退休主要是出于緩解就業壓力的目的。其他國家也曾經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用鼓勵提前退休的辦法，解決失業問題，但后來都被實踐證明這對解決失業問題并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卻對養老保險基金造成了極大的侵蝕，致使養老保險發生危機。1982年出版的由美國勞工部就業標準局就業與退休問題專家M·H·莫里森撰寫的《老齡經濟學——退休的前景》反對提前退休，他強調“退休年齡對退休金費用有相當大的影響。在60歲開始退休，所領退休金的每一美元現值，大約要比65歲退休的高15％；如果55歲退休則將近高30％”。1985年出版的由著名老年經濟學家J·H·舒爾茨撰寫的《老年經濟學》則指出“一旦退休年齡從65歲降低到60歲，退休金費用就要增加50％左右”。

(五)基金投資管理不善，無法滿足養老保險基金的剛性調節增長的需求。自1992年開始，各地相繼進行了兩次養老金計發辦法的改革，導致退休金水平上升。另外，為彌補物價和工資指數增長建立的調整機制，也極大地提高了養老基金的需求總量。尤其是2004年上半年，我國職工平均工資增長7％，通貨膨脹率為3％，這給養老保險基金造成了極大的壓力。然而在基金支付需求不斷增長的壓力之下，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和管理卻依然問題多多，困難重重。投資方面，目前我國的養老基金幾乎全部用于銀行存款和購買國債，受銀行存款利率不斷下調及國債期限結構影響，基金收益甚微，保值增值困難。個人戶收益也不理想，以遼寧的試點為例，2002年底個人戶基金全年收益率只有2％，2003年通過協議存款等方式，個人戶基金年收益率提高到2.45％，但都遠低于7％的平均工資增長率水平。對滾存結

余基金的管理方面，也存在管理不善、使用不當的問題，擠占、挪用、虛報、冒領養老保險基金都比較嚴重。

第三篇：中國養老保險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

淺談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問題研究與改革

摘要：老年保障是社會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養老制度是大多數國家老年保障的基本形式，其功能就在于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險五大險種中最重要的險種之一。在全球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下，在人口贍養比不斷提高的狀況下，養老保險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而養老保險制度所受到的挑戰也越來越嚴峻，因此，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已經成為全世界學者爭論的焦點，同時也是各國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

在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全球化趨勢下，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和人口大國，面臨的老年保障問題更為嚴重。一方面，我國特殊的人口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齡化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迫切需要建立新的養老保險制度來代替步履維艱的舊的養老保險制度。

一、養老保險制度的歷史探索與理論

關于兩種籌資模式的運行機制的研究，經濟學界大都借助于薩繆爾遜引進的迭代模型來分析和論證。Samuelson（1958）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指出在一個純儲蓄即不存在生產和投資并通過現收現付的代際轉移維持養老保險的社會里，養老儲蓄的利率等于人口增長率；此后 Aaron（1996）在迭代模型中引進生產和投資，得出養老金的增長取決于兩個因素：人口的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

袁志剛利用兩期迭代模型支持了艾倫的結論，另外指出在完全積累制下，養老金的增長取決于金融市場的資本報酬率即市場利率，而索洛增長模型推導出的經濟增長的黃金定律表明，當一個經濟的資本增長率等于人口增長率加上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時，經濟處于最優增長的路徑，與此相應的利率即為長期動態的最優利率，因而完全積累制下的養老金增長也取決于人口的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

孫樹菡對各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進行總結，其形式概括起來有兩大類：小調整和大改革。小調整是指，在不對現行制度進行根本性變革的情況下，著力緩解該制度財務危機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改進措施。其主要趨勢是通過提高退休年齡和延長享受退休待遇應滿足的服務年限來調整領取退休待遇的資格條件；通過提高繳費率和放寬繳費基數的限制來改變繳費結構；通過減低繳費基數和改變調整養老金的指數化方式來降低退休待遇的支付水平；以及通過改進基金的管理方式，增大基金管理者的管理權限，擴大基金的投資范圍，來促進基金更有效地增值。大改革則是對現行公共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根本性變革，包括基金籌措方式和待遇計發方式的變革。具體形式包括：籌資方式由現收先現付制轉為完全積累制，或者相反，養老金的計發方式由待遇確定型轉為繳費確定型，或者相反。在實際中，實行“大改革”國家的改革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由現收先付式、待遇確定型制度轉為現收先付式、繳費確定型制度;二是由現收先付式、待遇確定型制度轉為完全積累式、繳費確定型制度。

二、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問題研究 穆懷中認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事業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傳統體制階段（1951-1980年）、社會統籌試點及實施階段（1981-1990年）、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階段（1991-2000年）。他指出經過50年的發展，我國已建立起相當規模的養老保險體系，但仍存在許多問題。按其成因分，大致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環境因素，主要指人口老齡化的影響；第二類是由于歷史因素造成的隱性債務；第三類是養老保險制度本身不健全。同時還存在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規作保障，技術手段不先進等問題。

世界銀行認為現收現付制具有代際轉移支付的性質，隨著老齡化的發展，社會保險費支付的負擔會日益沉重，從而導致政府財政赤字膨脹，引發養老金支付危機。Prescott 更是論證了在勞動力供給彈性很高的情況下，即使對現有工作人員加稅，也解決不了養老金支付危機問題。同時，他們都認為個人儲蓄賬戶與工資增長率和利率有更直接的關系，因此在這一制度下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制度所帶來的沖擊將縮小。

肖嚴華則通過二期迭代模型的敏感性分析指出人口增長率越低，越難以證明一個養老保險基金為零的完全現收現付制是合理的；人口增長率越低，要達到修正黃金規律所需要的最優養老保險基金就越大，在此情形下，政府通過管理最優養老保險基金，才可有效地應對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沖擊（肖嚴華，2004）

程永宏（2005）反駁了人口老齡化的沖擊下，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制度難以為繼的觀點，他構造了一個以人口老齡化程度和經濟增長關系來反映在職者養老金負擔率的模型，數理分析表明人口老齡化并不必然導致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發生支付危機，關鍵在于經濟增長速度與人口老齡化速度之間的差距。他運用預測的 2001 ～ 2060 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的數據，對理論模型進行實證檢驗，表明在未來幾十年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現實下，只要人均產出增長率不低于 3%，或總產出增長率不低于 4%，現收現付制就不會發生支付危機。

Barr 論證了基金制同樣不能解決人口變化帶來的沖擊，因為人口變化帶來的根本問題是整個產出的下降，如果養老金領取者的消費需求超過工人的儲蓄需求，商品市場上物價的上漲會降低養老金領取者的年金購買力，資本市場上的供給過剩則會引起資本價格的下降，導致以后的年金也相對減少（Nicholas Barr，2000）。

對儲蓄和經濟增長的影響上，世界銀行認為現收現付制度下，直接用于當期支付的繳費不能增加政府的儲蓄，而個人社會保障稅的征收也使私人部門的儲蓄減少了。費爾德斯坦認為，公共養老金制度通過“擠出儲蓄”和“擠進儲蓄”兩種方向相反的力量影響個人儲蓄（Martin Feldstein，1974）。他對美國的實證研究表明，美國公共養老金制度的資產替代效應遠遠大于引致退休效應，導致私人儲蓄水平下降了 30 ～ 50%，而引進個人積累制的養老計劃，將提高私人儲蓄，進而改進經濟的效率，即使現收現付制度不會減少儲蓄，由它向基金積累制轉變也必然會引起個人儲蓄的增加。費爾德斯坦于 1996 年的研究表明，如果把美國當前的現收現付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變為完全積累的繳費確定型制度，會在 50 年或更長的時間里給 GDP 帶來年均 0.1% 增長。考特里可夫等人則認為，這種變化將使美國資本總量在 70 年后增加 37%，GDP 增加 11%，實際工資水平增長 317%（Kotlikoff，1979）。

宋健敏（2002）用一般均衡的迭代模型來分析養老保險的兩種模式，研究結果顯示完全基金制養老保險將個人儲蓄轉變為社會共同的儲蓄，社會儲蓄量和總資本存量不發生改變，完全基金積累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中性的；現收現付制下，個人的養老保險保費支付與養老金領取是分離的，個人擴大消費傾向會導致儲蓄下降，進而使得社會總資本存量減少，由此引發經濟增長率下降。

改良主義學派的巴羅則提出了生命周期模型，認為每一代人都通過他們的孩子與下一代人發生關系，現收現付制減少私人儲蓄的結論就值得懷疑（Barro，1974）。Diamond 等經濟學家認為任何強制性儲蓄的增長被自愿性儲蓄減少所抵消的程度才是關鍵。實踐也證明，在實施基金積累制的智利，由于強制性養老儲蓄代替了其他自愿形式的儲蓄，國民收入中的儲蓄率總體上并沒有變化，只是儲蓄形式發生了轉移。另外，Diamond 還認為養老基金投資與資本市場回報率高于 GDP 的增長的前提是經濟處于動態有效狀態，但并不是所有國家都如此（Diamond，1965）。Barr 則認為積累制下的未來產出高于現收現付制這一論證過程至少需要三個環節（Barr，2000）：積累制帶來比現收現付制高的儲蓄率→較高的儲蓄轉變成更多更好的投資→投資又帶來產出的提高。但是，儲蓄的增長并不一定帶來新的投資，投資也不能自動帶來增長。此外，儲蓄與增長之間的關系在發展中國家的轉型時期面臨更復雜的狀況。

袁志剛則指出從理論上來講，兩大體系對儲蓄的影響差異并不明顯。養老保險體系無論是采用現收現付制，還是采用完全積累制，只要一個經濟的最優儲蓄率能夠得到保證，養老金增長的物質基礎是完全一樣的，即養老金獲得增長的物質源泉只能是下一代就業人口的增長和他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只有當現收現付制下的總儲蓄出現不足時，即該經濟的利率大于黃金增長的最優利率，這時如果通過個人積累制的引進，可以提高國民儲蓄，使利率增長恢復到與黃金增長相一致。因此，養老體系由現收現付制向個人積累制的過渡，經濟的效率就可以得到改進，養老體系的轉軌就是一種帕累托效率的改進。

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中央針對“三農”問題發出三個文件，為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綱領。在此背景下，我國理論工作者也加大了中國對“三農”問題的研究力度。楊翠迎指出中國城市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相對較為全面，而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長期缺位，目前多數農村人口仍然依賴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進行養老。

政府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應承擔財政責任，學者達成一致。陸解芬（2004）認為一項社會政策的執行，需要人力、物力、財力等的支持，其中，財力支持是最重要的，政府不可推卸其財政責任。李迎生（2005）認為國家應兌現其對農村社會保障的財政責任并推動多渠道籌集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確保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汪柱旺（2006）從社會保障制度運行的根本需要來看，財政責任是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第一責任，并指出國家的投入主要包括養老保險的一部分運行成本和承擔給付養老金的不足部分。

據尚長風（2001）的推算，如果按照分批、分期、逐步推進的做法，只要以財政收入總額的 1% 左右就基本上能夠解決農村養老保險對資金的需求。盧海元認為只要對現行農村發展政策進行微調，政府就能既承擔起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財政責任，又收到增加農民收入、啟動農村市場、實現經濟良性循環等多重政策效果（盧海元 2003a）。基于改變目前占中國人口 70% 的農民基本沒有老年社會保障的現狀，申策和 John Williamson 根據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提出了建立一個覆蓋全國農村的最低社會養老金制度的構想。該構想不要求受益人付費，開始時養老金額要低，并考慮到地區之間收入水平的差別。這一構想的實施將加快農村脫貧的進程，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縮小城鄉差距，有利于新農村建設，并促進社會的安定與和諧（申策、John Williamson，2006）

張暉（1997）等人分析了我國農民社會養老保險的經濟可行性，認為目前建立全國范圍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不可行的，只有東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備開展這項工作的條件，并認為如果經濟確如所預測的以年平均 9% 的速度增長，全國性的、真正的農民年金保險制度要到 15 ～ 20 年以后才能順利地建立起來

馬利敏（1999）從世界經驗著手，認為目前我國政府無論在經濟實力還是在實際操作上都不可能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以吸引絕大多數農民參加該計劃。梁鴻（1999）在對建立農村社會保障的約束因素進行分析后指出，由于中國政府財力有限，而城市又處于經濟改革的中心，根據“發展優先和效率優先”的發展戰略，必定在資金的競爭性使用中具有優勢，因此現階段中國尚無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國范圍內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區的社區保障作為替代。

三、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未來發展趨勢與改革 ？就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弊端和問題提出以下策略：

1.擴大基金來源的渠道，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提高養老金保值增值的能力，實行國有資產變現，發行社保長期債券，進入資本市場等措施，把社保基金做大。放松對養老金投資于股票的管制，增加投資的比例。在保障基金安全性的同時，為了獲得更多的收益，要在經過嚴密的精算之后將資金投資于風險相對比較大的投資工具，以期獲得更高的基金收益。

2.階段性提高退休年齡尤其是婦女的退休年齡。降低老年撫養比例，減輕養老金發放的沉重壓力。提高退休年齡還可以在減少退休人口的同時相應地增加在職人口的數量，從而可以降低贍養比率。有研究表明，中國目前的退休年齡如果各提高5歲的話，當前退休人口會減少1000萬，在支付水平不變的前提下，養老金的支出可以減少1／3。

3.積極發展企業年金計劃即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強化個人自保的意識，加強企業和個人對養老保險的責任與義務。使得養老保險的各個支柱都得以發展和完善，為建立多層次的保障體系打好基礎，為降低基本養老金的替代率，促進個人賬戶實賬運行創造足夠大的活動空間。

4.解決個人賬戶的“空賬”問題。(1)建立賬戶分立制，建立個人賬戶專管體系。將個人賬戶從社會統籌金中分離出來，實行賬戶分立，從而避免社會統籌向個人賬戶“借”的風險。(2)建立專門的基金管理機構來負責個人賬戶基金的管理與營運，以確保其保值增值。(3)對“老人”而言，國家必須明確責任，建立各級政府負責的養老金財政補助制度，保證其養老金的發放。(4)對“中人”的個人賬戶“空賬”問題，可采用名義賬戶或發行認證債券。同時，要積極發展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相結合的發展機制，逐步做實個人賬戶。

5.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險基金監管體系。實行收支兩條線，保證專款專用，建立省級或省級以上的管理系統，做到統一管理。對于基本養老保險的監管，應由政府成立專門的獨立機構來進行監管。對于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其他養老保險的監管，也應該由政府直屬機構進行監管，實行統一集中的監管模式。

6.建立農民工的養老保障體系。一項社保計劃應該和能否覆蓋哪些人群，是由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勞動力市場發育狀況和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所決定的。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和趨勢來看，養老保險應逐步全面覆蓋所有與城市化、工業化過程有密切聯系的群體，而農民工正是這一過程中非常龐大而且不容忽視的一個群體。應該立即建立有關將農民工納入養老保險框架之內的法律法規，將其納入養老保險的范圍之內。這樣一方面可以擴大社保尤其是養老保險的基金來源；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村老齡化帶來的養老危機，因為一旦農民工為社保網絡所覆蓋，他們才會有“精力”去考慮如何提高父母輩老人的福利水平問題。

朱青（中國人大教授）就企業補充養老金計劃 對我國養老金制度改革，提出了以下主要觀點：

(1)目前我國財政對養老社會保險計劃進行補貼的方式僅為彌補其出現的赤字，但考慮到我國企業的養老社會保險繳費率已經很高，而且還有提高的壓力，所以今后財政應加大對養老保險計劃的補貼力度。可以考慮按養老社會保險計劃支出的一定比例進行定期補貼。增加補貼的力度意味著政府加大用一般預算收入為養老社會保險計劃籌資。為了提高養老社會保險繳費的收繳率，我國目前正在探討開征社會保險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由于我國養老社會保險計劃具有個人賬戶的成分，而企業和個人向個人賬戶的繳費具有明顯的返還性，所以將這種繳費稱為“社會保險稅”是不恰當的。

(2)出于以下幾點考慮，我國當前并沒有必要將養老社會保險計劃的籌資模式轉為基金式：1)我國目前的國民儲蓄率很高，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并沒有大幅度下降的趨勢，因而從理論上說我國公共養老金計劃的籌資模式沒有轉軌的必要性；2)我國在人口老化的同時，少兒負擔率也趨于下降，未來人口的總負擔系數將保持平穩，這十分有利于我國從資源和財力上應付人口老化；3)從各方面的預測情況來看，今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仍有可能滿足“艾隆條件”；4)未來人口老化高峰來臨時可以通過公共養老金制度的調整來降低老年人的制度性依賴率；5)通過增加政府的一般預算補貼可以減輕養老社會保險繳費增長的壓力。

(3)養老社會保險計劃籌資模式的轉軌必須解決“隱性養老金負債”問題。這種隱性負債無論政府通過什么方式償還都會增加政府財政的負擔。目前一些人士提出我國可以通過變現一部分國有資產的辦法來解決轉軌成本問題，但鑒于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性質和國有企業普遍的資產質量狀況，這種做法很可能是“能賣的賣不掉，能賣掉的不能賣”。也有人提出可借鑒智利等國的做法通過發行“承認債券”來為轉軌融資，但這種辦法只不過是將政府的隱性負債變成了顯性負債，仍然緩解不了政府的償債壓力。

(4)我國當前在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發展方面基本上還屬于空白，但在我國發展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具有重要意義：1)它是落實黨的十五大提出的國家只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這一發展戰略的必要的配套措施；2)它可以為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造以及證券市場的完善創造有利條件。但發展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目前亟須國家出臺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另外，還需要明確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的經辦機構。現階段，企業舉辦補充養老保險計劃可以來取參加人壽保險公司團體養老保險的方式；大中型企業舉辦補充養老保險還可以來取“自身保險”的辦法，但應實行“外部積累法”，積累的養老保險基金可以投資于證券投資基金。今后，隨著我國《信托法》等相關法規的出臺，企業還可以采取加入養老基金會的方式舉辦補充養老保險。

(5)資本市場的發展已經成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關鍵性配套環節，國有企業長期依附在國有商業銀行身上獲取資金的狀況必須得到扭轉，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是今后國企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仍主要以散戶投資者為主，這種局面既不利于提高資本市場的效率，也不利于擴大資本市場的規模。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途徑應當是發展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共同基金(證券投資基金)等機構投資者。而從國外的經驗看，發展機構投資者必須大力發展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等私人養老金計劃。

(6)公共養老保險基金投資股市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股市風險過大，不適宜退休職工“保命錢”的投資；二是公共養老基金規模較大，如果由政府集中投資，容易對股票市場形成沖擊。另外，從我國的情況看，養老社會保險制度中存在著個人賬戶成分，這部分養老金屬于確定繳費型，如果政府將職工個人賬戶上的養老儲備基金委托給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負責投資，而這些金融機構一般又不會承諾最低的投資收益率，這時如果政府不向退休職工提供最低個人賬戶養老金的擔保，則投資風險全部要由職工個人來承擔；如果政府提供最低養老金的擔保，投資風險就要由政府承擔。出于上述考慮，我國的養老社會保險基金還是應當以投資國債為主。目前我國國債是由中央政府發行，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用養老社會保險基金購買國債實質上是國家用養老保險基金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這在當前國家預算內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的情況下是十分必要的

三、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發展趨勢探討

一般來講，養老金的籌資模式有三種：一是現收現付制，即用年輕在職一代人的收入來支付當代退休人員的養老費用，其實質是收入在代際之間重新分配；二是完全積累制，即把當代人收入中的一部分強制儲存起來，放入個人賬戶，為將來的養老之需做儲備，當代人供養當代人，其實質是個人生命周期內資產的時序轉移；三是部分積累制，即將當代人養老費用的一部分由社會統籌即代際轉移來支付，一部分由當代人工資的部分儲蓄來支付，其實質是代際轉移的“橫向分配”和代內轉移的“縱向分配”相結合的籌資模式

中國政府選擇部分積累制一方面是為了應對老齡化將帶來的沖擊和壓力，最主要的是由本國經濟發展的現狀而決定的。世界各國的實踐也證明，在老齡化的沖擊下現收現付制已經紛紛陷入養老金的清償危機，而完全積累制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人口大國來說實施起來又不符合實際，惟有部分積累制一方面顧及了社會公平——代際轉移支付，強化了社會再分配的功能，有利于提高全體國民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又兼顧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有利于資本市場的發展與完善。

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部分積累制有利于調整國家、企業、個人三個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形成了三者責任共擔的機制。責任主體是國家、企業和個人。由企業和個人分擔保險費，政府承擔社保機構的管理和運營費用，在基金不足的情況下由財政撥款加以補貼，分散了原來只有企業養老的國家包攬過多，企業負擔過重，個人自保意識淡薄的現狀。另外，強化了權利與義務統一的原則；不繳費者不受益，多繳費者多受益，增強了人們參與社會養老保險的積極性，促進了公平和效率的共同發展，以及多層次社保體系的形成。

三、中國現行養老體制存在的弊端

現行養老保險籌資模式在實行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和矛盾，這對即將進入老齡人口增長高峰期，同時又正值工業化發展階段的中國來說，必然要求盡快完善現行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部分積累制，完成由舊制度向新制度轉移的過程，將養老保險推向高效、快速、健康發展的軌跡。

要對現行體制進行完善與改進，必須首先明確當前中國現行養老保險體制所存在的弊病和問題：

1.基金來源渠道單一，收支矛盾日顯突出。當前我國養老保險的基金來源主要是保險費的收入及其利息收入和財政補貼。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保費欠繳的情況非常嚴重，相當一部分地區的保費收不抵支，原有的積累也逐漸減少；另一方面基金保值增值的幅度又太小，彈性收繳與剛性支出的矛盾日趨突顯出來，加上老齡人口數量的不斷上漲，享受養老金的人數不斷增加，繳納養老保險費的人數卻不斷減少。養老保險費用開支增加與收入減少之間的矛盾，成為應對老齡化危機最主要問題之一。

2.歷史欠債嚴重，“空賬”運行規模大。我國當前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從現收現付制到統賬結合制的轉變是一次根本性的體制變革。但是在實際的實施中卻形成了一種在資金流程上與現收現付制沒有什么本質區別的“空賬”運行機制。1997年《決定》指出已經退休職工的養老金繼續按照過去的標準，由企業繳費形成的社會統籌部分解決。這意味著企業要同時承擔退休職工養老之需和為在職職工積累養老金的雙重任務，造成企業負擔過重，繳費困難、逃費、欠費現象嚴重，導致養老金收不抵支。另一方面由于我國老齡化程度不斷加速，除去個人賬戶積累的“社會統籌”部分根本不足以用來支付離退休人員養老金，再加上統籌部分與個人賬戶部分資金的“混賬管理”，于是就出現了“拆東墻補西墻”，“挪用”個人賬戶中的基金來填補養老金支付空缺的現象，導致個人賬戶空賬運行。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當前個人賬戶空賬累計規模已超過2000億元。

3.退休年齡偏低，且男女性別在退休年齡上差距太大。退休年齡的高低決定著領取養老金時間的長短，退休年齡越高意味著領取養老金的時間越短，即用于支付養老金的基金需求就會越少。而退休年齡越低，則意味著領取養老金的時間越長，即用于支付養老金的基金需求就會越多。所以退休年齡這一變量也是關系到養老保險制度能否正常運行的關鍵因素。我國規定男性退休年齡為60歲，女性為55歲，偏低的退休年齡是導致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加上生活和醫療健康水平的提高造成我國人口的老年撫養比不斷攀升，有關專家預測我國2000年老年撫養比為 10%，2010年為18.6%，2020年為26.3%，2030年為40.2%，2050年為58.7%，2060年為 60.3%。另一方面，由于女性的平均壽命要明顯高于男性，而且在老齡人口中女性占的比例也遠遠大于男性，在我國，女性要比男性早5年退休，這不僅導致我國養老金支付壓力加重，而且也不利于婦女權益的保障。

4.公共養老金替代率居高不下。養老金的替代率是國際通用的衡量勞動者退休前后保障水平差異的基本指標之一，是指勞動者退休時的養老金領取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養老金替代率水平的高低決定了公共養老金水平的高低，即基本養老金替代率越高，公共養老的支出水平就越高。我國當前已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替代率為80%，有時甚至高達90%以上，這個水平遠高于 40%—60%的國際水平。

5.基金管理效率低下。我國規定養老金在留足2個月的支付以外，應該全部用于購買國債、銀行儲蓄、企業債券、投資股市，嚴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經營性事業。但是目前我國養老金仍主要用來購買國債和銀行儲蓄，基金收益甚小，根本無法滿足老齡社會對養老金的需求，沒有真正建立起養老金保值、增值的有效機制。在基金的使用、投資、運營等方面效率低下。同時，由于基金管理監管機制的缺位導致基金的挪用、貪污，腐敗現象時有發生。

6.盡管養老保險覆蓋范圍狹窄，但是將所有人全部納入養老保險范圍之內，未免操之過急。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及其現狀仍然不具備將所有人都納入老年“安全網”的條件。因為經濟條件是社會保障運行實施的基礎和前提，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作為后盾，如何發展和完善社保體系就猶如紙上談兵。所以對社會養老保險體系而言，在當前正處于轉型的當口，由轉制所帶來的高昂的成本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外部性問題，正困擾著養老保險體制的改革，此時若再將農村老人也納入養老保險的體系，會使養老金入不敷出的情況進一步加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的老齡化程度比起城鎮的老齡化程度要嚴重得多，相當一部分欠發達省區的老人比例將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到21世紀中葉，農村65歲及其以上的人口將達到城鎮的1.2倍，農村的老年撫養比要比城鎮的高出 31.4%。因此農村養老保險當前仍應當以家庭養老為主，待各方面條件成熟以后，再考慮將其納入養老保險的框架之內。但是，另一方面農民工作為當代社會一個特殊的群體，大都由青壯年組成的，將其劃入養老保險的范圍之內，會在很大程度上緩解養老金支付的危機問題，而我國當前尚沒有關于農民工養老保險的任何規章制度的建立。

四、對策建議

基于以上所存在的問題與弊端，提出以下應對策略：

1.擴大基金來源的渠道，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提高養老金保值增值的能力，實行國有資產變現，發行社保長期債券，進入資本市場等措施，把社保基金做大。放松對養老金投資于股票的管制，增加投資的比例。在保障基金安全性的同時，為了獲得更多的收益，要在經過嚴密的精算之后將資金投資于風險相對比較大的投資工具，以期獲得更高的基金收益。

2.階段性提高退休年齡尤其是婦女的退休年齡。降低老年撫養比例，減輕養老金發放的沉重壓力。提高退休年齡還可以在減少退休人口的同時相應地增加在職人口的數量，從而可以降低贍養比率。有研究表明，中國目前的退休年齡如果各提高5歲的話，當前退休人口會減少1000萬，在支付水平不變的前提下，養老金的支出可以減少1／3。

3.積極發展企業年金計劃即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強化個人自保的意識，加強企業和個人對養老保險的責任與義務。使得養老保險的各個支柱都得以發展和完善，為建立多層次的保障體系打好基礎，為降低基本養老金的替代率，促進個人賬戶實賬運行創造足夠大的活動空間。

4.解決個人賬戶的“空賬”問題。(1)建立賬戶分立制，建立個人賬戶專管體系。將個人賬戶從社會統籌金中分離出來，實行賬戶分立，從而避免社會統籌向個人賬戶“借”的風險。(2)建立專門的基金管理機構來負責個人賬戶基金的管理與營運，以確保其保值增值。(3)對“老人”而言，國家必須明確責任，建立各級政府負責的養老金財政補助制度，保證其養老金的發放。(4)對“中人”的個人賬戶“空賬”問題，可采用名義賬戶或發行認證債券。同時，要積極發展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相結合的發展機制，逐步做實個人賬戶。

5.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險基金監管體系。實行收支兩條線，保證專款專用，建立省級或省級以上的管理系統，做到統一管理。對于基本養老保險的監管，應由政府成立專門的獨立機構來進行監管。對于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其他養老保險的監管，也應該由政府直屬機構進行監管，實行統一集中的監管模式。

6.建立農民工的養老保障體系。一項社保計劃應該和能否覆蓋哪些人群，是由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勞動力市場發育狀況和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所決定的。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和趨勢來看，養老保險應逐步全面覆蓋所有與城市化、工業化過程有密切聯系的群體，而農民工正是這一過程中非常龐大而且不容忽視的一個群體。應該立即建立有關將農民工納入養老保險框架之內的法律法規，將其納入養老保險的范圍之內。這樣一方面可以擴大社保尤其是養老保險的基金來源；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村老齡化帶來的養老危機，因為一旦農民工為社保網絡所覆蓋，他們才會有“精力”去考慮如何提高父母輩老人的福利水平問題。

太原日報關于養老保險的歷史和現http://epaper.tynews.com.cn/shtml/tyrb/20090226/197441.shtml

狀的評論解決辦法1.朱青（中國人大教授）《養老金制度的經濟分析與運作分析》：企業補充養老金計劃 關于我國養老金制度改革，本書提出了以下主要觀點：

(1)目前我國財政對養老社會保險計劃進行補貼的方式僅為彌補其出現的赤字，但考慮到我國企業的養老社會保險繳費率已經很高，而且還有提高的壓力，所以今后財政應加大對養老保險計劃的補貼力度。可以考慮按養老社會保險計劃支出的一定比例進行定期補貼。增加補貼的力度意味著政府加大用一般預算收入為養老社會保險計劃籌資。為了提高養老社會保險繳費的收繳率，我國目前正在探討開征社會保險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由于我國養老社會保險計劃具有個人賬戶的成分，而企業和個人向個人賬戶的繳費具有明顯的返還性，所以將這種繳費稱為“社會保險稅”是不恰當的。

(2)出于以下幾點考慮，我國當前并沒有必要將養老社會保險計劃的籌資模式轉為基金式：1)我國目前的國民儲蓄率很高，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并沒有大幅度下降的趨勢，因而從理論上說我國公共養老金計劃的籌資模式沒有轉軌的必要性；2)我國在人口老化的同時，少兒負擔率也趨于下降，未來人口的總負擔系數將保持平穩，這十分有利于我國從資源和財力上應付人口老化；3)從各方面的預測情況來看，今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仍有可能滿足“艾隆條件”；4)未來人口老化高峰來臨時可以通過公共養老金制度的調整來降低老年人的制度性依賴率；5)通過增加政府的一般預算補貼可以減輕養老社會保險繳費增長的壓力。

(3)養老社會保險計劃籌資模式的轉軌必須解決“隱性養老金負債”問題。這種隱性負債無論政府通過什么方式償還都會增加政府財政的負擔。目前一些人士提出我國可以通過變現一部分國有資產的辦法來解決轉軌成本問題，但鑒于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性質和國有企業普遍的資產質量狀況，這種做法很可能是“能賣的賣不掉，能賣掉的不能賣”。也有人提出可借鑒智利等國的做法通過發行“承認債券”來為轉軌融資，但這種辦法只不過是將政府的隱性負債變成了顯性負債，仍然緩解不了政府的償債壓力。

(4)我國當前在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發展方面基本上還屬于空白，但在我國發展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具有重要意義：1)它是落實黨的十五大提出的國家只提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這一發展戰略的必要的配套措施；2)它可以為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造以及證券市場的完善創造有利條件。但發展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目前亟須國家出臺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另外，還需要明確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的經辦機構。現階段，企業舉辦補充養老保險計劃可以來取參加人壽保險公司團體養老保險的方式；大中型企業舉辦補充養老保險還可以來取“自身保險”的辦法，但應實行“外部積累法”，積累的養老保險基金可以投資于證券投資基金。今后，隨著我國《信托法》等相關法規的出臺，企業還可以采取加入養老基金會的方式舉辦補充養老保險。

(5)資本市場的發展已經成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關鍵性配套環節，國有企業長期依附在國有商業銀行身上獲取資金的狀況必須得到扭轉，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是今后國企改革的重要方向。但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仍主要以散戶投資者為主，這種局面既不利于提高資本市場的效率，也不利于擴大資本市場的規模。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途徑應當是發展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共同基金(證券投資基金)等機構投資者。而從國外的經驗看，發展機構投資者必須大力發展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等私人養老金計劃。

(6)公共養老保險基金投資股市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股市風險過大，不適宜退休職工“保命錢”的投資；二是公共養老基金規模較大，如果由政府集中投資，容易對股票市場形成沖擊。另外，從我國的情況看，養老社會保險制度中存在著個人賬戶成分，這部分養老金屬于確定繳費型，如果政府將職工個人賬戶上的養老儲備基金委托給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負責投資，而這些金融機構一般又不會承諾最低的投資收益率，這時如果政府不向退休職工提供最低個人賬戶養老金的擔保，則投資風險全部要由職工個人來承擔；如果政府提供最低養老金的擔保，投資風險就要由政府承擔。出于上述考慮，我國的養老社會保險基金還是應當以投資國債為主。目前我國國債是由中央政府發行，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用養老社會保險基金購買國債實質上是國家用養老保險基金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這在當前國家預算內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的情況下是十分必要的。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文獻綜述

作者： 添加：08/11/05 訪問量：3797

不論社會養老保險今后是否能完全取代家庭養老，養老保險在養老保障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三、社會養老保險的可行性

政府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應承擔財政責任，學者達成一致。陸解芬（2004）認為一項社會政策的執行，需要人力、物力、財力等的支持，其中，財力支持是最重要的，政府不可推卸其財政責任。李迎生（2005）認為國家應兌現其對農村社會保障的財政責任并推動多渠道籌集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確保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汪柱旺（2006）從社會保障制度運行的根本需要來看，財政責任是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第一責任，并指出國家的投入主要包括養老保險的一部分運行成本和承擔給付養老金的不足部分。

但面對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負擔起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現有水平甚至更高水平的責任的問題，則產生了不同的觀點。

觀點一：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條件已具備。

據尚長風（2001）的推算，如果按照分批、分期、逐步推進的做法，只要以財政收入總額的 1% 左右就基本上能夠解決農村養老保險對資金的需求。盧海元認為只要對現行農村發展政策進行微調，政府就能既承擔起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財政責任，又收到增加農民收入、啟動農村市場、實現經濟良性循環等多重政策效果（盧海元 2003a）。基于改變目前占中國人口 70% 的農民基本沒有老年社會保障的現狀，申策和 John Williamson 根據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提出了建立一個覆蓋全國農村的最低社會養老金制度的構想。該構想不要求受益人付費，開始時養老金額要低，并考慮到地區之間收入水平的差別。這一構想的實施將加快農村脫貧的進程，提高農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縮小城鄉差距，有利于新農村建設，并促進社會的安定與和諧（申策、John Williamson，2006）。

觀點二：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條件尚不具備。

馬利敏（1999）從世界經驗著手，認為目前我國政府無論在經濟實力還是在實際操作上都不可能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以吸引絕大多數農民參加該計劃。

梁鴻（1999）在對建立農村社會保障的約束因素進行分析后指出，由于中國政府財力有限，而城市又處于經濟改革的中心，根據“發展優先和效率優先”的發展戰略，必定在資金的競爭性使用中具有優勢，因此現階段中國尚無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國范圍內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區的社區保障作為替代。

楊翠迎（1997）、張暉（1997）等人分析了我國農民社會養老保險的經濟可行性，認為目前建立全國范圍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不可行的，只有東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備開展這項工作的條件，并認為如果經濟確如所預測的以年平均 9% 的速度增長，全國性的、真正的農民年金保險制度要到 15 ～ 20 年以后才能順利地建立起來。

不難發現，進入 21 世紀后，越來越多的學者支持我國已具備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

四、社會養老保險模式的選擇

第一個觀點：分類分層。鄭功成認為，一個較為合理的政策取向是對農村居民的社會養老問題進行分類處臵，優先考慮已經非農化、城市化的農村戶口勞動者，優先考慮響應國家號召的農村計劃生育夫婦，優先在發達地區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和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及其他經濟條件好的地區可以先行一步（鄭功成，2002a）。還有人認為中國應該改變目前農村既定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模式，在經濟較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可實施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接近的制度形式；在農村中等收入地區，農民的個人賬戶養老金可通過購買商業保險養老金產品來實現。總而言之，在一種漸進的動態整合中，逐步實現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整合統一（陳志國，2005）。

第二個觀點：“三結合保障”。楊翠迎（2005）認為，面對龐大的農村人口群，單純地靠哪一種養老方式都難以擔此重任。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特殊時期，需要發揮家庭養老、社會養老保險、社區養老三種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決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需要。中國農村養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建立不同的養老保障模式，而且重點在于解決養老資金來源的問題。從長遠來看，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養老問題，必須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袁春瑛（2002）認為，在中國目前的社會經濟條下，多管齊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傳統的家庭養老保障功能得以發揮，并在此基礎上立足各地實際，分類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將家庭養老、土地保障與社會養老三者結合起來，是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解決農民養老問題的一種理性選擇。

第三個觀點：創新制度。盧海元指出，“實物換保障”是根據不同的對象，以特定方式將其擁有的農產品、土地和股權等實物轉換為保險費，分別設計現實可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方案。年輕農民實行“產品換保障”；老年農民和被征地農民實行“土地換保障”；進城農民工實行“產品換保障” + “土地換保障”的“雙軌制”；鄉鎮企業職工實行“股權換保障” + “產品換保障” + “土地換保障”（盧海元 2003b）。閆艾茹（2003）和孫潔（2004）認為，根據中國國情，政府目前不可能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提供巨額的財政補貼。建立個人賬戶儲備積累、繳費確定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國情和農村實際做出的現實選擇，也符合國際養老保險的發展方向。

五、社會養老保險的籌資模式比較

養老保險有兩種基本的籌資模式，即現收現付制（pay-as-you-go scheme）和基金制（funding scheme）。現收現付制是通過征收收入稅的方式為養老金進行融資，并以在職工人的繳費支付當前退休工人的養老金，因而具有較強的代內與代際間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基金制是職工在工作期間繳費，建立一個專門的延期支付的養老基金，從退休時開始支付，直至其生命周期終結，因而，在一定條件下具有較強的儲蓄與經濟增長功能（何樟勇、袁志剛，2004a）。

（一）、兩種模式的運行機制。關于兩種籌資模式的運行機制的研究，經濟學界大都借助于薩繆爾遜引進的迭代模型來分析和論證。Samuelson（1958）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指出在一個純儲蓄即不存在生產和投資并通過現收現付的代際轉移維持養老保險的社會里，養老儲蓄的利率等于人口增長率；此后 Aaron（1996）在迭代模型中引進生產和投資，得出養老金的增長取決于兩個因素：人口的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袁志剛利用兩期迭代模型支持了艾倫的結論，另外指出在完全積累制下，養老金的增長取決于金融市場的資本報酬率即市場利率，而索洛增長模型推導出的經濟增長的黃金定律表明，當一個經濟的資本增長率等于人口增長率加上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時，經濟處于最優增長的路徑，與此相應的利率即為長期動態的最優利率，因而完全積累制下的養老金增長也取決于人口的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袁志剛，2001a）。

（二）、兩種籌資模式的比較。學術界對這兩種籌資模式的優劣各執一詞，本文將從應對人口變化沖擊的能力，對儲蓄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對社會福利的影響三個方面進行綜述：

1、應對人口變化沖擊的能力。世界銀行認為現收現付制具有代際轉移支付的性質，隨著老齡化的發展，社會保險費支付的負擔會日益沉重，從而導致政府財政赤字膨脹，引發養老金支付危機。Prescott 更是論證了在勞動力供給彈性很高的情況下，即使對現有工作人員加稅，也解決不了養老金支付危機問題。同時，他們都認為個人儲蓄賬戶與工資增長率和利率有更直接的關系，因此在這一制度下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制度所帶來的沖擊將縮小。肖嚴華則通過二期迭代模型的敏感性分析指出人口增長率越低，越難以證明一個養老保險基金為零的完全現收現付制是合理的；人口增長率越低，要達到修正黃金規律所需要的最優養老保險基金就越大，在此情形下，政府通過管理最優養老保險基金，才可有效地應對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沖擊（肖嚴華，2004）。

程永宏（2005）反駁了人口老齡化的沖擊下，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制度難以為繼的觀點，他構造了一個以人口老齡化程度和經濟增長關系來反映在職者養老金負擔率的模型，數理分析表明人口老齡化并不必然導致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發生支付危機，關鍵在于經濟增長速度與人口老齡化速度之間的差距。他運用預測的 2001 ～ 2060 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的數據，對理論模型進行實證檢驗，表明在未來幾十年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現實下，只要人均產出增長率不低于 3%，或總產出增長率不低于 4%，現收現付制就不會發生支付危機。

Barr 則論證了基金制同樣不能解決人口變化帶來的沖擊，因為人口變化帶來的根本問題是整個產出的下降，如果養老金領取者的消費需求超過工人的儲蓄需求，商品市場上物價的上漲會降低養老金領取者的年金購買力，資本市場上的供給過剩則會引起資本價格的下降，導致以后的年金也相對減少（Nicholas Barr，2000）。

可見，人口老齡化沖擊下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究竟史適合采用哪種模式，學界還沒能給出一致的答案。

2、對儲蓄和經濟增長的影響。世界銀行認為現收現付制度下，直接用于當期支付的繳費不能增加政府的儲蓄，而個人社會保障稅的征收也使私人部門的儲蓄減少了。費爾德斯坦認為，公共養老金制度通過“擠出儲蓄”和“擠進儲蓄”兩種方向相反的力量影響個人儲蓄（Martin Feldstein，1974）。他對美國的實證研究表明，美國公共養老金制度的資產替代效應遠遠大于引致退休效應，導致私人儲蓄水平下降了 30 ～ 50%，而引進個人積累制的養老計劃，將提高私人儲蓄，進而改進經濟的效率，即使現收現付制度不會減少儲蓄，由它向基金積累制轉變也必然會引起個人儲蓄的增加。費爾德斯坦于 1996 年的研究表明，如果把美國當前的現收現付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變為完全積累的繳費確定型制度，會在 50 年或更長的時間里給 GDP 帶來年均 0.1% 增長。考特里可夫等人則認為，這種變化將使美國資本總量在 70 年后增加 37%，GDP 增加 11%，實際工資水平增長 317%（Kotlikoff，1979）。宋健敏（2002）用一般均衡的迭代模型來分析養老保險的兩種模式，研究結果顯示完全基金制養老保險將個人儲蓄轉變為社會共同的儲蓄，社會儲蓄量和總資本存量不發生改變，完全基金積累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中性的；現收現付制下，個人的養老保險保費支付與養老金領取是分離的，個人擴大消費傾向會導致儲蓄下降，進而使得社會總資本存量減少，由此引發經濟增長率下降。

而改良主義學派的巴羅則提出了生命周期模型，認為每一代人都通過他們的孩子與下一代人發生關系，現收現付制減少私人儲蓄的結論就值得懷疑（Barro，1974）。Diamond 等經濟學家認為任何強制性儲蓄的增長被自愿性儲蓄減少所抵消的程度才是關鍵。實踐也證明，在實施基金積累制的智利，由于強制性養老儲蓄代替了其他自愿形式的儲蓄，國民收入中的儲蓄率總體上并沒有變化，只是儲蓄形式發生了轉移。另外，Diamond 還認為養老基金投資與資本市場回報率高于 GDP 的增長的前提是經濟處于動態有效狀態，但并不是所有國家都如此（Diamond，1965）。Barr 則認為積累制下的未來產出高于現收現付制這一論證過程至少需要三個環節（Barr，2000）：積累制帶來比現收現付制高的儲蓄率→較高的儲蓄轉變成更多更好的投資→投資又帶來產出的提高。但是，儲蓄的增長并不一定帶來新的投資，投資也不能自動帶來增長。此外，儲蓄與增長之間的關系在發展中國家的轉型時期面臨更復雜的狀況。

袁志剛（袁志剛，2001b）則指出從理論上來講，兩大體系對儲蓄的影響差異并不明顯。養老保險體系無論是采用現收現付制，還是采用完全積累制，只要一個經濟的最優儲蓄率能夠得到保證，養老金增長的物質基礎是完全一樣的，即養老金獲得增長的物質源泉只能是下一代就業人口的增長和他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只有當現收現付制下的總儲蓄出現不足時，即該經濟的利率大于黃金增長的最優利率，這時如果通過個人積累制的引進，可以提高國民儲蓄，使利率增長恢復到與黃金增長相一致。因此，養老體系由現收現付制向個人積累制的過渡，經濟的效率就可以得到改進，養老體系的轉軌就是一種帕累托效率的改進。

一、目前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問題分析

（一）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層次缺失

我國養老金制度模式從1993年提出實施多層次養老保險模式。但作為養老保險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企業年金養老制度推進緩慢，覆蓋率小，大部分城鎮職工依然僅有基本養老保險。而且，我國政策規定企業只有加入了基本養老保障之后，才允許按政策規定設立企業年金。所以，只有少部分經濟效益較好的能源、金融和通訊的企業設立企業年金，而經濟效益差的企業一般只有基本養老金保障，形成企業年金缺位。

（二）基本養老金制度覆蓋率低

2006年我國就業人口為76990萬人，其中城市就業人數為28310萬人，城市就業人口比例為36.77%.數據顯示，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理論覆蓋率從2001年的38.8%增長到2006年的42.8%，覆蓋率仍不足50%.顯示我國社會養老保障的有效覆蓋面較狹窄。

（三）養老保險基金“所有者缺位”

當前，我國個人帳戶中的養老基金實質上是繳費人的資本或勞動收入的一部分，所以，從經濟學上產權明晰這一原則出發，理應成立一個代表繳費人利益的組織來對這部分基金進行管理。而我國目前的情況卻是由政府代管，政府成為養老基金的托管人。所以，我國目前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實際上就處于“所有者缺位”繼而“所有權懸空”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發生融資困難和基金被挪用的情況，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亟待健全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收入水平、經濟結構等諸多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所以在使我國城市和農村之間形成了不同養老保障制度。與城鎮相比，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保障項目少，社會救助仍是農村社會保障的主體內容，作為現代社會保障核心的社會保險制度在我國農村才剛剛開始發展，保障制度亟待健全。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人口政策的影響，以及農村人口結構逐步老化，農村家庭保障日益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農村人口對政府組織的社會保障的需要越來越迫切。

二、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發展趨勢探討

（一）全面推進多層次養老制度體系建設

建立多層次養老制度制度體系，是我國的文化傳統和現代社會保險機制的要求，應全面覆蓋無力繳費的貧困人口的社會救濟、社會基本養老、企業年金、商業壽險、家庭保障等多層次養老保障制度模式。

第一層次：加大基本養老保險的執行力度。由政府、企業和個人三方供款的模式，即企業和個人為主，政府提供補貼，實行現收現付籌資方式。通過提高企業和個人的參保意識、加大執法力度等措施，不斷提高參保率。由國家行政部門管理，執行保障和再分配功能。推行激勵機制，對于多繳費者可以多領取相應的養老金。

第二層次：鼓勵企業為員工建立企業年金保障。由政府提供優惠政策，實行勞動權利與義務相結合的原則，由企業為主，個人為輔供款，實行積累制籌資方式。對象為企業職工，執行保障和儲蓄功能。實行激勵機制，保證繳費者退休后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為充分的保障。

第三層次：積極發展商業壽險保障。采用自愿性，由政府提供政策，個人具有經濟能力和偏好選擇，實行積累制籌資方式。對象為高收入人群，是在具有了基礎保障之上的更高層次的保障。執行保障和儲蓄功能。政府可視經濟發展需要，給予政策扶持。

第四層次：傳承家庭養老保障。家庭成員對老人的贍養是互惠互利關系的體現。年輕一代對父母提供照顧，也為自己將來獲得子女照顧創造了道德基礎，這種供養與反哺的循環使家庭養老能夠延續。

（二）擴大非繳費型和基本養老覆蓋范圍

擴大覆蓋范圍，是基本社會養老制度的一個基本目標。目前擴大覆蓋范圍的政策是出于制度內的資金不平衡的需求，缺少統籌機制。這種以擴大覆蓋面為手段來緩解養老保險基金壓力的政策背景，使非國有企業產生了其繳費將被用作于退休人員較多的國有企業，進行實質上是現收現付性質的收入轉移支付的預期，而與此同時，國家又沒有對非國有企業及其繳費相對應的養老金承諾做出制度化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保證。制度漏洞是造成覆蓋率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多國有、集體企業使用農村、外來勞動力臨時工，非公有制企業職工、城鎮個體工商戶及其雇工、城鎮自由職業者、農民工，大部分沒有納入養老保險覆蓋范圍。因為，其中的很多制度規定是很難執行的，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例如，國家規定個體戶按上年社會平均工資的18%～20%繳費，其中的10%～11%記入個人賬戶，8%～9%記作社會統籌部分。個體戶的雇工也是這個總比例，只是個人繳8%～9%，其余由雇主繳納。自由職業者按這個總比例，全部由個人繳納。由于操作很麻煩，而且很難得到這些人的理解和信任。更重要的是，規定中有一些不合理之處，例如個體戶和自由職業者本來是個人全部繳納的，但是進入社會統籌部分其所有權則不再屬于他們自己的了，如果他們中途出現意外，繼承人只能繼承記入個人賬戶的那部分，很難吸引他們入保，這種規定不被理解。這是非國有經濟不愿意參加目前的養老金計劃的背景原因，也是擴大覆蓋面工作難以推進的原因。

（三）重新界定政府在養老保險體制中的職能

造成當前我國養老保險體制出現“所有者缺位”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直接管理過度的結果。當前個人帳戶中的養老基金完全是由政府的社會保障管理部門管理的，政府既是監管者，同時又是帳戶的直接管理者。在這種情形下，個人帳戶中積累的基金難以得到有效地運作。因此，應當將政府的管理職能限制在社會統籌這一大塊，即現收現付部分；而個人帳戶中的基金部分，則可考慮借鑒國外管理養老基金的成功經驗，成立養老基金會組織來管理個人帳戶中的基金，基金會組織應當是專業化的基金管理公司。并且，為了保證養老基金的管理效率，這樣的基金會應當是競爭性的，即成立多個基金會組織，職工可自主地選擇決定加入哪一個基金會，也可自由地退出。政府間接作用的增強則表現在加強監管職能方面。政府的社會保障部門應對基金管理公司進行嚴格的監督，定期考核其績效和風險管理水平。

（四）建立城鄉有別的養老保障模式

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體系由非繳費普惠性養老模式、繳費性基本養老保險模式、企業年金及個人壽險儲蓄性養老模式和家庭養老等多層次構成。其中繳費性基本養老保險和商業壽險產品的目標主要是城鎮從業人員，是養老保障是發展的主體。企業和個人壽險儲蓄安排的養老保障將成為城鎮退休人員晚年生活的補充性質資金來源，也是提高退休生活質量的重要保障。非繳費普惠性養老保障目標是貧困老人，利于消除貧困。非繳費型養老保障在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是主體。同時，家庭養老和土地養老均是有效的養老模式，在有條件的地方亦可發展社區養老。

中國當前實行的養老保險體制基本上是符合現實國情的。由于改革方案很難盡善盡美，當前的養老保險體制還存在著許多理論上和實踐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改革進程中及時發現和解決存在的問題，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才可能獲得成功。

第四篇：養老保險文獻綜述

養老保險文獻綜述

摘要：目前我國養老保險的面臨的一些主要問題以及解決的辦法。

關鍵詞：農村 城鎮 養老保險制度 保險基金 人口老齡化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真正發展是從20世紀80 年代中后期開始，國家對養老保險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先后經歷了養老保險費用社會統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統一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三個過程。經過近30 年的發展和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不斷深入，管理服務不斷細化，對保障離退休人員基本生活、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改革深化和社會經濟發展，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就業壓力逐年增加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深層次問題逐步顯現出來；伴隨市場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提高，養老保障的任務越來越重，社會化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政府管理的壓力越來越大，進一步完善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諸多問題和嚴峻挑戰。

一、目前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

1、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層次缺失

我國總人口的70%多是農村人口，60歲以上的老人已達8000多萬人，人口老齡化將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一系列矛盾。而農村和城鎮又采取不同的養老制度，這又使矛盾更加復雜化。

現階段，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采取城鎮和鄉村不同的制度模式和管理方式，在城鎮，按企業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分別實施不同的養老保險制度，在農村主要是家庭養老。我國養老金制度模式從1993 年提出實施多層次養老保險模式。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原則。但作為養老保險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企業年金養老制度推進緩慢，覆蓋率小，大部分城鎮職工依然僅有基本養老保險。而且，我國政策規定企業只有加入了基本養老保障之后，才允許按政策規定設立企業年金。所以，只有少部分經濟效益較好的能源、金融和通訊的企業設立企業年金，而經濟效益差的企業一般只有基本養老金保障，形成企業年金缺位。2008 年末全國僅有3.3萬戶企業建立了企業年金，繳費職工人數僅為0.1 億人，占參保人數的5%。

2、基本養老金制度覆蓋率低

截至2008 年底我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2.19 億人（含0.5 億退休金領取者）。農民工參保人數0.24 億，農村參保人數0.56 億（含0.05 億養老金領取者），減去養老金領取者，全國參保人口合計2.44 億。按2008 年末我國就業人口7.7 億人計算，其覆蓋率僅為32%，68%的就業人口裸露在社保制度之外。顯示出我國社會養老保障的有效覆蓋面較狹窄。

3、養老保險基金收不抵支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前，我國養老保障體系實行現收現付制。隨著人口老齡化和企業改革的發展趨勢，退休人口比重逐年增加，現收現付制必然面臨入不敷出的巨大支付風險。因此，我國養老保險體制自1993 年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軌。轉軌中的一個困難是在實施基金積累前已退休的老職工（“老人”），以及新制度實施前參加工作的職工（“中人”），在過去的工作年限里沒有直接為自己進行養老金積累。制度轉軌后這批“老人”和“中人”過去的養老金積累，事實上就形成了國家對他們數以萬億計的“隱形債務”。我國現行的養老金大多數由企業負擔的，以至于由于企業經營效益不好而出現拒繳和拖欠的現象。勞動與社會保障研究所的報告稱：從養老保險的長期運行情景分析，這項基金缺口會越來越大。世界銀行2005 年公布一份關于中國未來養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報告指出，包括4000 多萬已退休人員在內，我國2004 年末的參保人數只有1.6 億多人，僅占城鎮人口的30%左右，不及勞動力人口的15%，覆蓋率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讓人擔憂的是，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僅2001 年到2075 年間，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收支缺口將高達9.15 萬億元。

4、人口老齡化給養老金制度帶來了挑戰

界銀行的一份報告指出，短期財政壓力導致的養老金改革雖然并不是由于人口老齡化或與之相關的人口贍養率惡化的結果，但長期財務壓力確實與人口老齡化有關，這種現象已經影響到世界各國根據本國國情和人口老齡化趨勢改革養老金制度成為許多國家的現實選擇。中國目前已經進入老年型社會，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帶來的挑戰是中國養老金制度面臨的長期問題。1997 年中國頒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確定了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框架，也就是部分積累制。雖然公共養老金制度從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轉軌的必要性一直受到置疑，但在制度轉軌已經進行到今天，再回到現收現付制似乎并不現實。因此，考慮到中國已經確立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現實，有必要立足于現有的制度設計，考察人口老齡化對當前制度的具體影響。特別是2005 年國務院又出臺了《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要求擴大基本養老保險范圍，逐步做實個人賬戶。同時，改革養老金計發辦法，個人賬戶規模和養老金月標準都有所變化。此后，基礎養老金的替代率已經不再是20%，整個制度的目標替代率也略有提高中國近年來對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了多次調整，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應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形勢。本文的測算表明，在整個測算期內，人口老齡化一直要求社會統籌部分的繳費率保持上升，確實會對中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財務可持續性產生影響，但是，如果中國經濟未來長期保持較快增長（從而保證一定的工資增長率），同時考慮到當前養老保險覆蓋面較低，未來還有較大提高余地等因素，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人口老齡化對繳費率升高的要求將會被綜合繳費率之比的變化和養老金平均替代率的實際下降所化解。因此，如果考慮到一些參數變化（或調整）的可能性，目前中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在測算期內是一個財務盈余的制度，這種盈余狀況不僅使該制度在測算期內具備了較好的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能力，而且將為中國2050 年以后應對人口老齡化奠定很

好的基礎，同時也為進一步改進當前的制度設計提供一定的條件。

二、解決的對策

1、建立城鄉有別的養老保障模式。城鎮從業人員主要是靠繳費性基本養老保險和商業壽險進行養老保障。非繳費型養老保障目標是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的貧困老人。同時，家庭養老和土地養老均是有效的養老模式，在有條件的地方亦可發展社區養老。隨著經濟和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趨勢，逐步將有差別的養老模式統一向城鄉一體化的模式轉變。

2、“十一五”期間，要實現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達95％，農村養老保險覆蓋率達60％，同時完成改革公費醫療制度和完善社會救助體系。

王岐山說，“十一五”期間要完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除了改革基本養老金計發辦法，調整最低繳費標準，還要改革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其中，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達到95%，農村養老保險覆蓋率達到60%；同時完成公費醫療制度向醫療保險制度并軌，逐步實現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向全市統籌過渡。另外，還要完善社會救助體系，保障城鄉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推動社會福利事業社會化進程。

3、雖然，目前養老保險金收不抵支的情況尚不嚴重，還未完全“病 入膏肓”，但危機近在咫尺，由于機關事業養老保險基金的缺口較大，而且呈現迅速擴大趨勢，已有的一點積累將很快告罄，全國性的養老金支付危機將接踵而來。若這種局面真的出現，將會是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地震”。因此，現在緊急采取相應對策已迫在眉睫，政府有關部門、相關官員領導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和危機感，認真研究現狀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通過標本合治的方法，抵御機關事業養老保險金收不抵支的危機出現，制止該基金狀況的進一步惡化。

要阻止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基金收不抵支的局面出現，在日常業務工作中就必須要做到“開源”和“截流”，兩方面雙管齊下才能見效。

實行更高層次的統籌，是一種解決機關事業養老保險基金收不抵支的有效手段。當養老保險基金出現收不抵支的危機時，在更大統籌范圍內給予基金一定的轉移支付，以破解危機，實現社會共濟和社會互濟功能，真正體現社會主義大家庭中養老保險的優越性，確保社會穩定，保障離退休人員生活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并為機關事業養老保險注入新的活力。

4、解決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的挑戰可以考慮在未來適當降低繳費率。盡管我們要償還轉軌成本，但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部分以20%的繳費率而只提供35%的替代率仍然顯得繳費率過高①。同時，高繳費率也加重了企業的負擔。根據測算，在工資增長率按照方案

二、逐漸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至2050年達到80%、提高退休年齡②的前提下，適當降低繳費率，標準是以使2016 年以后資金余額大于零的繳費率下降幅度為下限，以使期末累計資金余額大于零的繳費率下降幅度為上限，在養老金指數化水平維持在60%的情況下，可以從2016 年開始降低繳費率2～4 個百分點①。

其次，也可以考慮給城鎮無保障老年人發放養老金。由于當前的低覆蓋率和制度要求領取基礎養老金者的繳費年限必須達到15 年，有大批老年人在未來將無法領到養老金，因此在制度資金允許的情況下，可以考慮為城鎮無保障老年人發放部分基礎養老金。采用與降低繳費率相同的假設，養老金的發放標準是使2016 年以后資金余額大于零為下限，以期末累計資金余額大于零為上限。根據測算，養老金指數化水平維持在60%時，可以從2016 年開始為城鎮無保障老年人提供平均工資替代率為5%～11%的養老金待遇。當然，無論是降低繳費率還是給城鎮無保障老年人發放基礎養老金都必須控制在一個合理的限度。

養老保險肩負穩定社會和保障生活的雙重職能，也是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根本目的和核心任務。中國當前實行的養老保險體制基本上是符合現實國情的。由于改革方案很難盡善盡美，當前的養老保險體制還存在著許多理論上和實踐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只有認真解決好養老保險體制中現存的問題，才能確保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

參考文獻：[1]林寶《人口老齡化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中國人口科學2010 年第1 期

[2]趙艷《老保險制度改革存在問題分析》中國新技術新產品 2010 第2期

[3] 張帥梁《農村新型養老保險制度的價值及完善措施》行政與法

[4]尚永慶《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促城鄉統籌發展》中國鄉鎮企業會計

第五篇：養老保險國內外研究文獻綜述

.2國內外研究文獻綜述

.2.1國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研究

老年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保障系統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養老保障制度則是老年社 會保障制度中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早期的養老問題研究出現在西方經濟學的相關文獻 中，自西方現代福利國家建立養老保險制度并經歷了數年的快速發展以來，關于養老 保險制度的基礎理論研究和效率研究則更加盛行，出現了大量關于養老保險理論的經 典性文獻。

1.養老保險制度的基礎理論研究

雖然許多國家沒有專門針對農民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但普遍認為農民應該同 城市職工享有同樣的福利待遇。實際上，也是把農民直接納入全民基本保障制度之中 ①，實行城鄉一體化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以期達到福利公平。所以，對養老保險制 度的基礎理論研究是涵蓋城鄉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理論是綜合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歷史等多學科的研究領域，西方國家有兩個主要流派對養老保險理論進行研 究:政治經濟學派和新古典經濟學派。前者以經驗描述的方法重點研究社會養老保險 制度的變遷過程，指出非經濟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在變遷過程中的作用，后者運用新 古典主義研究方法重點研究不同養老金制度對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和各種養老金制 度安排產生的經濟績效。在遭遇改革和實踐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中，兩派理論出現汲取 對方精華，相互融合、互相補充之趨勢。目前，西方國家關于養老保險的基礎理論研 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養老保險制度中政府和市場職能問題、養老保險效應研究、關于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財政支持等。

關于養老保險制度中政府和市場職能問題，政治經濟學派以政治因素在養老保險 制度變遷中的作用為出發點，注重研究養老保險制度變遷中政治因素賦予公民養老的 社會權利，提出工業制度論、社會民主論、國家中心論等。工業制度論認為，經濟發 展促使社會對服務以及提供這些服務的勞動需求增加導致公共支出包括養老金支出 增加，而這是技術進步的必然結果。社會民主論認為，政府的養老金計劃和其他社會 福利計劃是階級斗爭的結果，社會養老金政策反映了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的組織與政 黨之間斗爭的結果。國家中心論認為，民主水平對社會保障支出有積極影響。新古典 經濟學派以莫迪利亞尼的生命周期理論為基礎，以人在生命周期內效用最大化為出發 點，注重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角度研究養老保險制度及政府介入的起源，提出市場失 靈論、個人短視與父愛主義論、再分配論等。市場失靈論認為，逆向選擇引起市場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