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看當代中國政治轉型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看當代中國政治轉型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李子宏機械電子工程學院2011084040001

一、摘要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所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是使國家治理體系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使國家治理者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制度治理國家，從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國家的效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要求我們及時更新治理理念、深入改革治理體制、豐富完善治理體系、努力提高治理能力。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已經沿著鄧小平開辟的改革路線，在優化政府治理與發展漸進民主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并基本維持了優化治理與漸進民主之間的平衡，在追求高效治理的同時也保證了民主政治的適度發展。

二、關鍵詞：政治發展 政治轉型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三、引言

中國在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以來，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推動經濟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各級政府的重大政治任務。鄧小平曾經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

⑴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⑵治問題。”為了推動經濟發展，就必須改革政府機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優化政府治理。這些已經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同。那么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貫徹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現代化戰略的二十余年中，是否也相應地推動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呢？政府治理的優化和民主政治的發展能否并行不悖？

四、正文

⑶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原來政府更多強調管理，現在更強調治理這個新概念，是在中央文件里正式強調治理的核心價值。原來強調加強管理的能力，是講加強政府的管理能力，往往一說加強政府的管理能力，就是加強政府的監管、管控，但現在強調是加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按照學術界的討論，治理的概念實際上包含共管、共治的含義。就是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共同來管理社會，是共管共治的概念，實際上是政府、社會和企業共同合作，共管共治。

⑷讓我們回顧歷史：改革伊始，發展民主曾經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目標而受到強調。進入八十年代之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政治體制改革逐漸被提上議事日程，并在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中設計了以政治民主化為目標，以黨政分開為主要突破口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國的經濟改革遭遇挫折、社會問題不斷惡化之后，圍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具體戰略選擇，展開了一場以要不要政治民主化為核心、以“新權威主義”為主題的大討論，實際上就是治理優先還是民主優先的討論。這一階段，政治穩定逐漸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進入九十年代以后，雖然沒有出現八十年代那樣具有戰略性和全局性的政治體制改革構想和行動，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由此帶動的社會與政治轉型則更為全面和深刻。

要同時實現政府治理的優化和民主政治的發展，中國就必須實行政治轉型。從當代政治發展的這些情況來看，我國的政治發展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中國在維持權威主義體制的同時，進行了大量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創新，在加強黨內民主、完善人大制度、擴大基層民主、保障公民權利等方面推動了民主政治的發展。這體現了我國政治發展雙重性的特征。

為什么中國政治的發展呈現出這種雙重性？我們可以從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和中國政治發展的戰略來探討。從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來說，我國從改革開放初期開始，就存在著一定的雙重性，其中也有某種矛盾性和沖突性。從改革開放一開始，我國就強調要加強中央的權威，同時也要發展民主。加強中央的權威是因為在過去我黨的地位受到削弱，領導受到削弱。同時要發展民主是因為在過去出現了太多的忽視民主

損害民主的政治行為，特別是“文革”中出現的造反派。但是就權威和民主本身而言，它們有相容的一面，但是也有沖突矛盾的一面。所以在我國的發展道路中會出現一些動搖的現象。另外在我國的改革開放中我們不斷強調政治的穩定也不斷推動政治的改革，是具有雙重性的目標。最后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我國不僅強調繼承傳統也要吸收現代文明。這種雙重性直接影響了我國政治發展的穩定性。

鄧小平同志曾經反復強調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推進的經濟改革使原來的經濟模式發生了深刻變革，廣大社會成員的主體意識和民主意識被喚醒，利益格局呈現多元化，政治體制面臨的社會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上層建筑方面政治因素的阻力和弊端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正如

⑸鄧小平所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

⑹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那么，經濟發展對

⑺治理優化的要求與政治發展對民主化的要求是否兼容呢？中國在解決這兩者的矛盾時如何處理政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回首從改革開放初期至今的三十年，我國在這個問題上摸索出一套正確的方法。第一，黨政分開。黨的十二大報告指出：“黨不是向群眾發號施令的權力組織，也不是行政組織和生產組織。黨的領導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針政策的領導，是對于干部的選擇、分配、考核和監督，不應當等同于政府和企業的行政工作⑻和生產指揮。”凡屬政府職權范圍內的工作，都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討論、決定和發布文件，不再由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發指示、作決定。黨領導立法工作,但黨嚴格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通過對人民代表大會的領導和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穩定多數,使自己所代表的人民的意志經過立法程序上升為法律,成為整個國家具有強制約束力的行為規范。黨依照法律程序,向國家機關推薦社會中的優秀分子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同時注意廣泛聽取群眾意見,通過人大的法律程序正式任命。第二，地方分權。改革開放以來,針對傳統的經濟、政治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中國在中央和地方關系上實行了一系列的調整和改革,簡政放權,擴大地方權力,調動地方積極性。這些重大改革措施有力地促進了各地的經濟發展。第三是增強人大職能。黨與人大的關系得到進一步理順。共產黨組織必須對人大實行政治領導；共產黨組織不包辦人大工作；共產黨組織帶頭遵守人大制定的法律和決議；共產黨組織也應接受人大的憲法監督。人大對一府兩院的法律監督與工作監督得到進一步加強。第四，政府機構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從最初的政企分開、放權讓利到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政府職能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從利益型政府向中立型政府轉變，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神秘政府向透明政府轉變，從權利政府向責任政府轉變，使之更加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第五是發展黨內民主，改革和完善領導方式。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發展黨內民主“要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為基礎，以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和黨的委員會制度為重點，從改革機制人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黨員和黨組織意⑼愿的黨內民主制度”。最后是發展基層民主。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拓寬范圍和途徑，豐富內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職工參與管理和監督的民主權利。發揮

⑽基層各類組織協同作用，實現政府管理和基層民主有機結合。

實現政府治理的優化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并行不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我們必須做到以下四方面。

第一，更新國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全會公報多次提到了國家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概念。從統

治、管理到治理，言辭微變之下涌動的，是一場國家、社會、公民從著眼于對立對抗到側重于交互聯動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贏善治的思想革命；是一次政府、市場、社會從配置的結構性變化引發現實的功能性變化再到最終的主體性變化的國家實驗；是一個改革、發展、穩定從避免兩敗俱傷的負和博弈、嚴格限縮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再到追求和諧互惠的正和博弈的偉大嘗試。

第二，豐富國家治理的價值目標。秩序穩定作為治理的價值目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級價值，更非唯一價值。首先，治理應有利于激發社會活力。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根本價值目標。在當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的條件下，國家治理既要確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價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考慮個別，特別是要保障憲法確認的個人自由，承認合法合理的個性化追求，讓公民和社會組織充滿生機活力，使社會保持動態平衡穩定狀態。其次，治理應有助于擴大人民民主。全會突出強調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國家治理要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要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再者，治理應有助于實現社會正義。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促進形成正義的社會制度。在此問題上，政府的角色和責任至關重要。政府行為必須反對“四風”、整肅腐敗、提升公信，以公平正義的治理行為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局面。最后，治理應有益于增進人民福祉。全會強調，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第三，解決國家治理的協調匹配。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意味著在經濟建設領域，政府必須讓路。在維護秩序、化解風險、處理危機等方面，政府必須努力掌握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主動權，而不是等社會力量和個人無法處理時才出面。與此同時，也要注意發揮基層干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優勢。全會強調，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如今，綜合治理已從“社會治安”擴展到“社會管理”。但在實踐中，合作治理還存在著協調性、匹配性以及運作成本等問題。因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項，會有不同的主體牽頭。如果是政府牽頭，可能比較容易協調，但某些社會組織的匹配性可能存在問題；如果是社會組織牽頭，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同時，合作治理也要考慮成本，既要動員多方力量，又要盡可能做到廉價，合理的成本分攤機制和財務監督機制都需進一步健全。另外，要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的治理能力建設。

第四，創新國家治理的方式方法。具體為：變整治為疏導，變剛性為柔性。以治理城市占道經營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采用規范設立“便民經營服務點”的方法，兼顧了市民生活便利、經營者正當權益與市容整潔，達到了多贏的效果。變命令為協商，變指揮為指導。例如山東省各級公安機關在平安山東建設中，探索出政法部門與保險公司共同建立社區治安防范與人身、財產損害補償相結合的“契約式治安保險聯防”治理新機制，取得了良好成效。變監管為服務，變強制為利導。例如流動人口不愿意辦理登記怎么辦？江蘇省采取的辦法是“登記積分制”，經過一定年限，達到規定積分后，流動人員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學等待遇，最后還能成為當地市民。變官辦為民營，變壟斷為競爭。以污染治理為例，環境污染行政處罰固然不能丟，但“排污權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與企業間的行政關系變成市場的經濟交易，使得企業自覺提高治污積極性，從而控制一定區域內的排污總量。變實體為程序，變“人控”為“機控”。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來處理實體上公正難辨的問題。應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來拓寬治理邊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強治理精度，排除權力、人情、金錢等因素導致的“搞例外”“走后門”現象。

五、結語

對任何一個國家的穩定和發展來說，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與有效性至關重要。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變革一直是轉型時期政治發展的直接動因，反過來說，轉型時期的中國政治發展正是沿著促進和推動經濟發展這個方向，不斷完善其體制、功能和運行機制的。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我們明

確提出了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執政新理念，在政治文明建設中，反復強調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轉型路徑的繼承、豐富和完善，是未來中國完成政治轉型的戰略任務、實現政治的“軟著陸”的重要保證。因此，優化政府治理與發展漸進民主方面的探索正是中國力圖尋求有效性與合法性的最佳結合與合理平衡，這也是一個重大挑戰。中國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夠從政治轉型方面形成“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必將對世界其他眾多國家的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六、參考文獻及注釋

⑴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頁。⑵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頁。⑶ 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⑷ 鄧小平在1985年4月的一次談話中說：“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僅經濟、政治，還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業。”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117頁。⑸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頁。⑹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變革》，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⑺ 關于經濟發展與民主的關系，可參見：〔日〕蒲島郁夫《政治參與》，經濟日報出版社，1989年，第44-50頁；Mark Robinson and Gordon White, eds.,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1-26。

⑻ 《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胡耀邦1982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主題報告。

⑼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江澤民2002年1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主題報告。

⑽ 《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胡錦濤2012年11月8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主題報告。⑾ 《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十大趨勢》，周光輝 ⑿ 《當代中國政治發展與轉型――現狀與前景》，百度文庫

http://wenku.baidu.com/view/a9fafd55f01dc281e53af02d.html ⒀ 《轉型國家的政治發展：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對比分析》，方雷 ⒁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光明日報，2013年11月15日 ⒂ 《首提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成都商報電子版，2013年11月3日

七、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Abstract: the overall objective i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ot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The so-calle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at enable countries to institutionalize the system of governance,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procedures, and make good us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y the rule of law and legal systems thinking to govern the country, thus bringing all aspec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 in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of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we are

required to update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in-depth reform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rich sound governance system, efforts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China'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has opened along Deng Xiaoping reform route optimization achie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gressive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basic maintenance of the balance between optimizing governance and progressive democracy, and in the pursuit of efficient governance, while also ensuring the proper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Key words:Polit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Modern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第二篇：十八屆三中全會解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解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下面是中公教育選調生考試網為考生們整理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解讀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知識概要，希望考生們都能順利通過考試。【報告摘要】

公報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公報解讀】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也是在公報中第一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央首次提出“國家治理體系”的概念，其核心內涵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具體包括強化執政黨領導地位，進一步建設人民民主和以法治為基礎建立規范的國家治理體系等目標，其中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國的水平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治理是這次公報中的一個新的亮點、新的突破。國家治理一是強調多主體，大家都是主體，國家管理者。人民也是社會的主體，還有各組織、各單位，都是參加管理的一個方面的角色，都是主體之一，從過去的一個主體變為多主體;二是渠道多元，治理既有從上到下，也有從下到上，甚至可以從中間向上、向下延伸開來、鋪展開來，治理也表明了方式的變化;三是治理要現代化，更加科學、更加民主，同時也要更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綜上所述，這一總目標表明，中國35年來的改革開放，領域不斷拓展，程度不斷加深，層次不斷提升，統籌社會制度建設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是中國改革包含新的目標、進入新的階段、達到新的高度的根本標志。

[意義]

國家治理體系是由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領域的治理方略構成的，國家治理能力是國家統籌各個領域的治理，使其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能力。國家治理體系通遼人事考試信息網：http://tongliao.offcn.com/ 與治理能力是社會的、歷史的，現代社會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有著時代的內涵和要求。當代中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微言微語】

國家治理不僅是國家機關對社會的管理，還包括正確處理國家機關之間的關系、國家與公民間的關系以及公民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是全面有效協調社會關系的概念，涉及如何進行更好的權力配置、提高政府自身的管理水平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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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看十八屆三中全會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看十八屆三中全會

最近，備受國內外矚目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深化改革的頂層方案，確定了未來5-1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肩負開啟中國發展奇跡的“第二季”。從會議內容可以看出，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立黨立國、改革發展的根本思想。筆者將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視角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

十八屆三中全會會議精神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指導思想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點在于經濟改革，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重點部署十五個方面的改革。首先，為什么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直接對象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體制和思想觀念，是要用新體制代替舊體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改革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社會基本矛盾、促進生產力發展、推動社會進步。而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革，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推動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充滿生機與活力。

其次，深化改革為什么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正確的方法論，是指導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學原理。實踐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理論基礎，是確保我們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根本思想保證。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是針對不同階段的中國國情提出來的指導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脈相承的。另外，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充分體現了我黨認識和利用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原理。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符合我國當前實際，表明了我黨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再次，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為什么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實踐決定認識。通過幾十年的實踐經驗，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我們深刻認識到中國要發展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十八屆三中全會立足于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符合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理，也是充分總結了我國實踐經驗形成的正確認識，對于我國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另外，大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表明了我黨具有創新意識，注重研究新情況，善于提出新問題，敢于尋找新思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不斷實現理論和實踐的創新與發展。

然后，為什么深化改革的重點在于經濟改革，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矛盾分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對事物的發展起決定作用。這就要求我們堅持一分為二的矛盾分析方法，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善于抓住重點，集中主要力量解決主要矛盾。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改革是關鍵，是最大的任務，必須把經濟建設作為全黨全國工作的中心，其他工作都要服從和服務于這個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同理，大會指出：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也是要求我們正確認識主次矛盾，并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促進社會的發展。另外，我們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之前的“基礎性作用”發展為“決定性作用”，充分表明了我們的認識在不斷發展進步。

最后，為什么重點部署十五個方面的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其中重點部署了十五個方面的改革，分別是：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

第四篇：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看改革新亮點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看改革新亮點

人民民主：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

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

文化：讓公眾精神更豐富

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收入：讓百姓錢袋更“鼓”

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

生態：還藍天碧水于民

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

安全：讓百姓放心生活

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農民：過上“城里人”生活

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司法：為百姓伸張正義

建設法治中國，必須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

第五篇：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看我國財稅體制改革方向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看我國財稅體制改革方向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全會公報中，對于財稅制的改革也作了特別說明。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本文將從我國傳統財稅制度的弊端入手，談我們進行財稅職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方向。

1994 年前后進行的財稅體制改革是中國 30 年財稅改革的“分水嶺”，并被習慣性地概括為“分稅制”改革，實際上這一歷史性變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主要涉及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國家與企業分配關系改革、工商稅制改革三方面的內容。正是上述分稅制改革，奠定了20年來中國財政管理體制的基礎。但隨著形勢的發展，一些問題也逐步暴露，成為制約新時期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這些問題集中表現在諸如稅制結構不合理，主要是資源稅的稅負過低，不能體現出資源稀缺性的特點。所得稅設計復雜，不公平，征收成本高。稅收減免政策泛濫，隨意性強，容易產生尋租行為。另外，財權和事權也不統一。一是分稅制改革后，中央對全國財政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強，而地方的財政能力則大大削弱，地方所要承擔的經濟建設和公共事務卻越來越多，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不匹配。二是稅收使用與征收目的不一致，像所得稅應該是一種調節收入差距為目的的稅，應該用于減少貧富懸殊，但是我們財稅體制是統收統支，支出的隨意性大。正是這兩點導致中央和省級政府等每年都會給地方一定數額的轉移支付資金，而在資金的分配上沒有科學的分配方法，導致了“跑部錢進”現象。除此之外，預算體制不公開、不透明。不透明的預算體制導致掌握財政分配大權的官員就能根據個人的偏好和利害關系，使得政府支出的官員利益最大化的趨勢十分明顯，導致一方面經濟領域投資過剩，另一方面人民群眾急需的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公共品供給卻嚴重不足。在我國現行的財政收入中，非稅收入仍然占了相當比重。非稅收入規模過大，縣鄉兩級政府費大于稅的現象十分突出。已經納入預算管理的非稅收入基本是由各主管部門自行安排收支計劃，財政部門雖然履行了審核批準程序，但并沒有對這些資金進行強有力的監管。非稅收人中更大的部分沒有納入預算管理，許多主管部門和預算單位在編制預算方案時只申報一個總體收入計劃，但并不提出對其分配使用的詳細方案，預算安排隨意性大。地方財政部門、公安、司法、檢查、城建、環保、教育等管理部門都有收費名目，而且一個部門收取多種費。分配失控，監督失靈，并且也大大增加了管理成本，極易誘發貪污腐敗。現行執收執罰環節多，項目多，標準亂。執收執罰單位一方面超范圍、超標準收費，甚至擅立收費項目，另一方面則存在該收不收、該罰不罰、隨意減免、收人情費的現象，導致財政收入的流失。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財稅體制改革提升到“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高度，并賦予了“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全會通過的《決定》對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總體部署是，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政策，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以上改革部署涉及到財稅體制改革自身，更關聯一系列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難題與協調配套問題。一方面通過科學的財稅體制，為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財稅體制改革是服務于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讓市場對資源配置優化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制度建設。那么，如何以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為戰略目標，推動財稅體制改革發揮“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戰略定位呢？

一是改進預算管理制度。預算管理制度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制度與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的預算能力”。目前我國預算審批包括收入、支出和收支平衡，但核心是收支平衡，而不是支出規模與政策，《決定》指出，審核預算的重點要由平衡狀態、赤字規模向支出預算和政策拓展。這一原則命題揭示的重大政策轉向是，稅收不再是各級政府預算確定的任務，而是預期目標。這有利于稅務機關按照法律征稅，避免為了完成任務多收或少收的體制弊端。不僅如此，這一原則規定打破了各級財政固有的“重收入、輕支出”的傾向，有助于推動各級政府財政支出結構進一步優化，有助于納稅人判斷政府為社會成員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范圍、數量和質量。另外，《決定》指出要建立跨預算平衡機制、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以及規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及風險預警機制，以期為增強預算科學性和執行的有效性提供重要機制保障。在預算制度改革領域，政府性基金預算、社會保險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將逐步納入財政預算管理。不過由于我國公共財政預算自身在透明度和執行監督上存在缺陷，更深層次的預算體制改革還牽涉政府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等議題，短期內恐難有實質性進展。

二是完善稅收制度。稅收是政府收入的基本形式，是國家存在與公共治理的基礎，也是實施宏觀調控、調節收入分配的基本工具。稅制改革方面，將著力于降低間接稅比重、提高直接稅比重。但稅制改革全面鋪開難度較高，預計一些迫切性強、社會共識高的措施將率先推行。短期內較為確定的是擴大營改增范圍，擴大現有增量房產稅試點范圍，繼續推廣資源稅從價計征，將部分消費稅從價內征收改為價外；中長期則可能推出存量房產稅，推進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引入遺產稅，同時下調增值稅率。《決定》提出深化稅制改革的重點內容包括：全面推進增值稅改革乃至將增值稅推廣到全部服務業，把不動產納入增值稅抵扣范圍，建立規范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推進消費稅改革，調整征收范圍、環節和稅率，進一步發揮消費稅的調節功能；加快房產稅立法和改革步伐，提高保有環節的稅收；推進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進一步發揮稅收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作用；加快完善個人所得稅征管配套措施，逐步建立健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需要強調的是，稅制改革的目的并不在于總體稅負的增加或減少，而是稅收結構的調整，以借此影響勞動供給、收入分配、資本積累和產業結構。

三是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財政制度。重點在于改變當前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局面。預計中央將收回部分事權，在公共安全、醫療保健、教育、環境保護和食品安全方面承擔更多責任。同時，優化轉移支付結構，嚴控專項轉移支付規模，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重來加大對地方財權的彌補。事權劃分是現代財政制度有效運轉的重要前提。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規范，一些應由中央負責的事務交給了地方，一些適宜地方負責的事務，中央承擔了較多的支出責任。而中央通過大量轉移支付對地方進行補助，客觀上影響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因此要由粗到細設計中央、省、市縣三級政府事權(支出責任)明細單，列明各自專享事權以及共擔事權的共擔方案，并在今后漸進優化與細化。在明確政府間事權劃分基礎上，界定各級政府間的支出責任，明確劃分政府間收入，再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進行調節上下級政府、不同地區之間的財力余缺，補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權存在的財力缺口，實現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在此基礎上，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結合稅制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針對地方政府財政持續性問題，預計改革方案可能會提及對預算法進行修訂，允許地方政府直接發債，特別是以公共事業設施為資產直接發行長期債券，以解決目前地方債期限錯配問題。與此配套還將推進政府會計制度改革，加快建立政府財務報告制度，將地方政府債務分類納入預算管理，建立規范的舉債融資機制。而構建中的房產稅則可能成為地方政府還債的資金來源之一。中長期來看，解決地方財政持續性問題，還應逐步實現分稅制的全面覆蓋，推進省以下分稅制的貫徹落實。同時以稅制改革為配合，完善各級稅種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配。中長期來看，解決地方財政持續性問題，還應逐步實現分稅制的全面覆蓋，推進省以下分稅制的貫徹落實。同時以稅制改革為配合，完善各級稅種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配。

財稅改革影響經濟和社會活動。建設與成熟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的過程，不是財稅制度的修修補補過程，而是要轉向全方位改革。財政資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共財政的一切權力來源于人民。只有將改革落到實處，才能切實造福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