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歷史的教訓-讀后感

中國歷史的教訓——讀后感

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博古論今，侃侃而談，像一位摯友，秉燭夜話，一個個的歷史故事，活靈活現，生動異常，是解說，是剖析，是規勸，煙塵往事，都付笑談。大浪淘沙，洗盡鉛華無數，守得住底線的人，為群眾誠心實意謀福利的人，永遠輪廓清晰，讓人銘記，讓老百姓惦念心頭，一個盛世的由來正是這樣一批人的造就。康熙，雍正，乾隆，朱元璋，有了這些人的勵精圖治才有了盛世太平。深深車轍，不見半點污穢，喪失底線的人，心系錢財不作為的人，只能被浪花裹挾，拍在岸邊，歷史難留，如果有那就是以反面形式，話為笑柄，遺臭萬年，淪為百姓茶余飯后的談資。和珅，慈禧，慶親王，官二代，有了這些人的“孜孜不倦”一個個盛世才轟然倒塌。“無官不貪腐，無賄不成事”的思想意識，積弊已久，監管體系不健全，治官，治吏，黨風廉政建設，任務重，難度大，但正如習總書記所言“擼起袖子加油干！”，相信清風廉政的春風遲早會吹遍九州，吹到神州大地每個角落！像曽儀一樣，那么可愛，像個小貓一樣惹人愛憐。

第二篇：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

《辛亥革命的歷史教訓》

自鴉片戰爭之后，腐朽的清王朝的統治便開始陷入內憂外患中，帝國主義的鐵蹄踏遍了中國的每一寸國土，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與此同時，民間的起義力量此起彼伏，先有太平天國，后有辛亥革命，而后者成功地結束了清朝統治，為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然而，僅僅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三個月后，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極其領導的北洋軍便竊取了革命的果實。在政治上，他恢復帝制；在經濟上，他竭力維護帝國主義、地主階級的利益；在文化上，他掀起“尊孔復古”的逆潮。孫中山先生畢生追求的“獨立、民主、共和”一去不復返，辛亥革命宣告失敗。

究其失敗的原因，從主觀方面來說：

第一，革命綱領具有模糊性，最終導致革命主體的復雜性。以同盟會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沒有提出明確的反帝口號，甚至幻想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同時，他們將所有矛頭直指滿清王朝，而忽略了力量同樣強大的漢族舊官僚、舊軍官，使他們也混入革命陣營。如武昌首義后革命黨人竟然推舉反對革命黎元洪出任都督，這無異于養虎為患。陽夏之役后，革命黨人與黎元洪之間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逐漸顛倒，后來，黎元洪竊取實權。最終，大權被袁世凱收攬。

其二，不能充分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馬克思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恰恰忽略了這一點。雖然革命黨人也進行了大規模的革命宣傳，但卻沒有深入到最底層的民眾中去，沒有把蘊藏著巨大革命力量的人民群眾發動起來。晚年孫中山先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在遺囑中曾檢討了“喚起民眾”之不足。

其三，不能建立堅強的革命政黨，作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強有力的核心。從革命政黨內部來說，成分復雜、派系繁多、矛盾尖銳。如陽夏之役后，江浙聯軍攻克南京，革命中心有東移之勢，此后，南北議和在上海舉行，臨時政府的籌備工作在滬寧一帶展開。而這使得一些自居“首義之功”的湖北黨人大為不滿，孫武等人甚至從此屈從黎元洪。而上海方面光復會的章太炎等人早與同盟會交惡，所以也對黎元洪大加贊助。而這兩個集團卻忽略了共同的敵人——袁世凱。此后，袁世凱得以安全地在一旁坐收漁翁之利。

其四，缺乏可靠的革命力量和忠誠的革命武裝。革命黨人的革命武裝大都是臨時拼湊起來的，這樣的武裝不僅不能成為革命的有力支撐，有時甚至會斷送革命。沒有自己的軍隊，也不建設自己的軍隊，或者說，僅僅依靠出錢、去雇傭別人的軍隊，是孫中山一生革命而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以上弱點和錯誤，辛亥革命注定不能成功。這也從根本上說明，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是行不通的。想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要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反封建必須與反帝國主義相結合。資產階級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所以，先進的中國人需要進行新的探索，為中國謀求新的出路。

所有這些，都是辛亥革命留給歷史的沉痛教訓，當然也是先賢們浴血奮斗、艱辛探索留給后代的珍貴思想遺產，值得我們后人警醒和反思。

第三篇：日本填海的歷史教訓

“先污染，后治理”的環保錯位情況在經濟發達的日本同樣存在，那么其中的收益和損失，以及恢復生態所需的費用究竟孰大孰小？

日本填海的歷史教訓

記者 尹鴻偉 發自 日本兵庫

被大海環抱的島國日本是世界上海岸線最長的國家之一，長約3.3萬公里。其曲折的海岸除了形成眾多優良港灣有利于海運業和對外經濟的聯系外，更便于沿岸填海造地。國土面積僅為37.7萬平方公里的日本，填海造地卻有著悠久的歷史，僅1945年二戰結束后30年間就填海造地11.8萬公頃（1平方公里為100公頃），相當于新造了兩個新加坡。

隨后，日本“向海洋要地”的行動一直在延續，許多新形成的陸地都變成了新的工業地帶和城市的一部分。圍海造地已經成為日本許多縣、市地方政府的一門必修課，所以日本沿海城市約有1/3的土地都是通過填海獲取的。

填海助工業騰飛

類似于中國一個省級機構的兵庫縣，是日本重要的工業區和港口區之一，其海岸線的許多地區工廠林立，且海岸都被砌成高大筆直的混凝土。兵庫縣阪神南縣民局的杉本博說：“瀨戶內海地區的兵庫縣境內建設了許多工廠，但是很多土地都是填海形成的，也就是說這些地方以前都是大海。”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步入高速發展期，各種工廠和工業的大量涌現，使國土面積狹小的它陷入了困境。兵庫縣閉鎖性海域環境保護機構的石川潤一郎說：“日本早在11世紀就有了填海造地的歷史記錄，當時一位名叫平清盛的將軍就在神戶填海建了一個人工碼頭。到了江戶17世紀，幕府將軍又在東京灣進行了大規模的填海造地。”

石川表示，二戰結束后，日本全國大規模填海造地的情況更是愈演愈烈，從1974年至2004年，僅兵庫縣內就新形成1893.1公頃陸地，整個瀨戶內海地區新形成12813公頃陸地，就連人口密度不大的沖繩縣也在不斷地圍海造地，從海上灘涂爭得1000多公頃的土地。據有關專家估計，在過去的100多年中，日本一共從海洋索取了1200萬公頃的土地。

杉本博說：“之所以形成這樣大規模的填海行動，主要是因為日本二戰后經濟和人口增長迅速，但是可使用土地卻非常少，特別在大城市里，這樣的情況更加突出，所以向大海要地就成為了一種應急辦法。”他認為，日本國土小平地少人口多，要發展經濟，最好選擇在一些集中的區域，而且日本沒有城鄉差別限制，使很多工廠和人都集聚到東京、大阪和神戶這樣的大城市，各種巨大壓力情況使得填海造地行為最終成為一種無奈選擇。

由于長期以來的填海造地，日本在此方面可謂經驗豐富，填海的方式也千差萬別，在不同的地區和海岸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石川說：“早期多數地方都采用推土機推土填海方式，后來發展到在海底的黏土層里挖洞，然后放上沙子墊底，再把準備好的沉箱放上去，這樣的方式后來在日本被采用的時候比較多。”

石川表示，日本的填海方式沒有統一的標準，原因是海域的情況各有不同，但是人們都能夠找到非常適合的方式來達到目的。

除了城市、道路和工廠等建設大量使用填海造地外，日本更為聞名的是建設海上機場。以前的關西國際機場、名古屋國際機場，再到最近剛投入使用的神戶機場，無一不是在大海上填海建造，然后用大橋與陸地相連。這些機場除了成為運輸基地，更成為了人們觀光、娛樂的好去處。

大阪灣中的關西國際機場是經過5年挖山填海造島建成的日本最現代化的國際機場，工程用了1.8億立方米的土方，在原先水深達17-18米的大海里填出了這個機場的用地。關西國際機場于1994年9月竣工投入運營，設計年運送旅客3000多萬，運送貨物140多萬噸。由于成功經驗的推動，關西國際機場目前正在積極興建新跑道，以便擴大機場及周邊的經營規模，計劃在2007年8月2日建成使用。那時，這里將建成一個擁有兩條長達4000米的主跑道、1條3400米長的副跑道的大型國際機場，整個機場的規模將達到1300公頃，也就相當于日本的國土面積又增加了1300公頃。

2004年2月才啟用的日本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據統計每天有四、五萬人進入，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來搭乘飛機，其他的都是來這里吃飯、購物、泡湯、喝喜酒……可見這個機場的休閑娛樂設施非常吸引游客。它是日本繼關西機場之后，又一座填海建造的機場。中部國際機場除了扮演日本交通樞紐的重要角色，更精心打造了一座天空之城(Sky Town)，各式各樣的商店、設施，吸引除了乘機旅客之外，更多的民眾也愿意專程前往消費。

另外，東京市內著名的“臺場”地區，同樣是始于江戶時代開始的填海造地所建成，甚至幾年前這里還是一片汪洋海灘，而現在卻已經成了全日本新一代的購物娛樂中心，在這里還集中了富士電視大廈、日本電訊公司等日本著名企業。

“如此大規模的填海造陸，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杉本博說，“但是這些新陸地為日本工業的騰飛，提供了位置優越的建設用地。”

生態恢復舉步為艱

從1945至1975年，日本政府在臨海填海造地11.8萬公頃，統一進行工業布局，將煉油、石油化工、鋼鐵和造船等資源消耗型聯合企業配置于東京灣以南的沿太平洋帶狀工業地帶上，使原料碼頭與產品碼頭成為工廠的一部分，減少了中轉運輸費用，并據此調整工業布局，向臨海集中。

日本有關專家指出，港口與工業區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新布局不僅使能源耗量多的鋼鐵、水泥、制鋁、發電和汽車業等成本下降，促進了這些部門以及造船、機械和建筑等工業部門的發展，而且使以石油為原料的石油冶煉、石油化學、合成纖維、塑料制品和化學肥料等工業飛速發展。

經過這一時期的發展后，占日本全國總面積31%的臨海地帶，匯集了全國52%的人口和全國58%的工業產值，顯示出臨海工業區在日本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但在獲得巨大收益的同時，大肆填海造地發展工業經濟也給日本帶來了巨大的后遺癥。日本環境廳曾經發表的調查數字顯示，自1945年到1978年，日本全國各地的沿海灘涂減少了約3.9萬公頃，后來每年仍然以約2000公頃的速度消失。

“最明顯的問題就是海洋污染，很多靠近陸地的水域里已經沒有了生物活動。”石川說，“由于海岸邊都是工廠和砌著混凝土圍墻，人們已經很難接近岸邊，看不到海岸的情況了。”

杉本博說：“在得到大量新土地，經濟獲得發展的同時，日本也不得不面對大量的海洋環境污染問題，現在我們必須使用種種辦法來改變和修復環境，國家也為此設立了專門的?再生補助項目?。” 整個日本的近海海域經歷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期嚴重工業污染，盡管后來政府立法要求各種工廠和城市限制排污，情況得到了一些緩解，但是要恢復以前的情況已經非常困難。在東京、大阪等港口地區，由于海岸線都被垂直建筑取代，使可以平衡海洋生態的海洋生物無法棲息在海岸邊，這樣的情況在日本全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石川說：“經過調查后我們發現，日本許多地方已經都沒有了自然的海岸線，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混凝土擋墻和大壩；由于工廠和城市長期排放污染物使硫酸還原菌等細菌大量滋生，海底更是完全變了模樣，不但生物不能生存，更大量出現了?赤潮?的情況。”

現在，日本的各種海洋環保研究機構已經不斷在進行各種實驗，希望能夠找到一些恢復生態環境的好方法，這些實驗包括人造海灘、人造海岸，人造海洋植物生存帶等等。杉本博表示，經過把多種技術組合起來進行實驗，現在看起來很有效，各種小魚小蝦貝類和海洋微生物已經出現在人造海灘、海岸周圍，顯示著環境的改善。與此同時，他們也不斷把研究成果作為環保建議向政府提出，供政府參考。

“但是我們已經感受到這項工作的難度，這是一項非常漫長的工作，而且所需要的資金和各種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杉本博說，“所以日本政府還邀請世界各地的海洋、環保學者，提供資金和設備供他們進行研究和實驗。”

過度的填海還導致日本一些港灣外航道的水流明顯減慢，天然濕地減少，海岸線上的生物多樣性迅速下降外，由于海水自凈能力減弱，水質日益惡化。杉本博他們每天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努力讓已經被嚴重破壞的瀨戶內海地區環境得到恢復，尤其要恢復其自然海岸線和森林環境。“目標是要努力讓這里的環境成為日本人的驕傲與自豪。”他說。

關于恢復環境的工作思路，杉本博表示充分考慮了樹木、水和人三者的和諧，建造生物多樣性的環境。20世紀80年代，地處神戶地區的日本鋼鐵公司搬走后，兵庫縣及下轄尼崎市政府很快出錢把工廠空地買了下來，通過建設使其在20年后成為了一塊綜合性綠地。具體方式上，考慮了多種樹木，選擇不同樹種，在靠海的地方種長得比較高的樹用來防風等方法。

在這些工作中，政府積極引導當地居民和企業參與，鼓勵大家在自己的家周圍和廠區種植植物。杉本博說：“所有的費用都是由政府提供，并且在樹木種植之后政府還提供三分之一的管理經費給一些民間公益組織，讓其進行專門的管理。”

杉本博表示：“我們的工作已經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理解和支持，這樣使我們獲得了足夠的經費，我們的計劃是用100年來徹底改變和恢復瀨戶內海地區的環境，而且我們一定會堅持下去。”

不能再無序填海

在亞洲，陸地資源貧乏的沿海國家，都很重視利用灘涂或海灣填海造地，像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和中國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都在向大海要土地，一則擴大耕地面積，增加糧食產量；二是增加城市建設和工業生產用地。

按照日本現有的法律規定，如果要進行填海造地工程，地方政府首先要組織各方人員進行廣泛調查，其中最主要的內容就是了解填海將對周圍環境造成怎樣的影響，隨后把報告提交給環境省審批，如果環境省同意就可以進行。

“以前這樣的報告是很容易批準的，因為環境省清楚增加土地對于日本各地的重要性。”石川說，“但是最近環境省不會輕易同意了，原因是日本的經濟增長已經明顯放緩，人口甚至出現了負增長，對土地的需求已經不如以前急迫，最重要的原因是 政府已經意識到填海造地對于日本的海洋生態環境影響太大，而且很可能得不償失。”

據日本國內媒體報道，近年來，為了保護海洋資源多樣性，維護生態環境平衡，日本許多環保組織和漁業人士紛紛采取各種形式，反對填海造地。日本政府有關方面已制定的在東京灣上的“三番瀨”、伊勢灣上的“藤前”等灘涂造地的計劃，都遭到了包括當地政府在內的各界人士的強烈反對，后者強烈要求有關方面停止填海計劃，已經使一些項目被迫縮小規模或停止。

杉本博說：“現在日本國內要再申請新的填海工作，基本上是被禁止的，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城市垃圾的填埋，當然填埋垃圾前都需要由專家們進行環境調查和評估，包括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填埋方式。”

隨著日本進入了大生產、大消費的時代，由此大量產生生活垃圾，由于垃圾處理的成本很高，所以東京將垃圾和泥沙作為填海造地的主要材料。目前，東京灣的二期垃圾填海工程還在進行。

“先污染，后治理”的環保錯位情況在經濟發達的日本同樣存在，那么其中的收益和損失，以及恢復生態所需的費用究竟孰大孰小？

日本有關專家指出，現在回頭看，以前日本在海洋利用的環保問題解決上的確缺乏先期的規劃和管制。石川說：“此中的損失和收益情況，日本至今還沒有做過專門的比較，所以很難從數據上說清楚。但是日本國內已經有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和學者，即研究政府在進行公共投入時，對納稅人可以帶來多大好處，是否可行等，這些工作也越來越引起日本國民的關注。”

許多兵庫縣的民眾在接受政府調查和媒體訪問時都表示，以前瀨戶內海地區的海域非常漂亮，但是現在已經完全變了樣，覺得非常的遺憾，希望政府積極重視起來。石川說：“在具體工作中，我們體會到加強普通老百姓的環境教育，創造輿論背景，從各個角度提醒、要求政府在海洋開發上的重視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綜合性海域管理”已經成為世界學者都很重視和關注的課題，其中學者們最擔憂的情況是世界各國對海洋的無序開發。杉本博說：“日本和一些國際學者已經注意到中國在填海造地方面已經出現了許多不好的情況，結合到日本在這方面的一些經驗和教訓，我們很希望引起中國老百姓的關注和中國政府的重視，因為無序開發將給海洋環境帶來難以估量的惡果。”

石川表示，一次綜合性海域管理的國際會議已經確定將于2008年在中國上海舉行，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在海洋利用方面的情況都會被提出來討論和探討。

---------------------------（小資料）海上機場

目前，全世界共有10多個海上機場。海上機場的建造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填海式、浮動式、圍海式和棧橋式。1934年，美國人在海上建成了紐約與百慕大的海上機場，機場是浮動式的，這是人類最初的海上機場設施。世界上最早的海上機場是日本在1975年建造的長崎海上機場，機場坐落在長崎海濱的箕島東側，一部分地基利用自然島嶼，一部分填海造成。機場初建時，跑道長度是2500米，以后又向北擴建500米；現在跑道長度達3000米，填土石2470萬立方米。

第四篇：政企關系的歷史教訓

時代人物周報：政企關系的歷史教訓

高超群(作者單位：社科院經濟所)時代人物周報 2005年04月26日

中國最早的工業化運動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在精神和氣質上非常近似，但是中日兩國的近代命運卻大相徑庭。甲午戰爭，事實上就是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較量。日本勝利后不僅獲得了戰爭賠款和在中國的經濟特權，明治維新的政治路線也成為其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而中國的失敗，導致洋務運動破產，“中體西用”的政治路線和大上軍工、重工的經濟路線淪為了笑柄。

為什么中日兩國的國運差異如此巨大？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政策的高下，而在于日本的武士通過政變獲得了國家政權，而中國的開明士紳則由于內憂外患的壓力，非但沒有獲得政權，而且在朝廷里也只不過是一個權宜性的派別。最生動的例子就是李鴻章只有通過賄賂慈禧，才能發展海軍；輪船招商局要面對各種克扣和刁難，還要安置冗員，并容忍他們違法亂紀。而日本巖崎彌太郎的三菱會社在政府扶植下，早就揚帆海外了。所以，中國近代政府和企業關系的開篇就給了我們一個不可忘記的教訓——權力的重要性。

進入民國以后，“城頭變幻大王旗”，中國喪失了基本的政治秩序，企業與政治的關系變得異常復雜。一方面，企業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從安福系、交通系到江浙財閥，他們操縱國會，為軍閥提供財政支援，兩面三刀，朝秦暮楚，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產生和政策方向；在民間社會，則有上海總商會這樣的重鎮可以影響輿論、控制市面。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極為虛弱，任何一個軍閥隨時都可能勒索企業家，財產和人身安全都沒有保證，更不要說建立正常的競爭秩序和競爭規則。“雖然有富人，但沒有富人階級，因為這些富人既無共同的精神，又無共同的目標，既無共同的傳統，又無共同的希望，他們只是一伙人，而絕不是一個團體”。所以第二個教訓是，企業家之間沒有聯合。

抗戰以前的十年是中國企業的黃金十年，企業無論規模還是數量都有一個很大的飛躍。可一旦戰爭爆發，中國政治經濟關系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一方面是政府太強，似乎無所不能；另一方面，政府卻沒有能力實現稅收的統一，走私橫行，有法不依，甚至連國內鐵路的軌距都不能統一。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的統治基礎還是軍閥和鄉村地主，它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必須在維護地主利益的前提下開展。

中國的企業家仿佛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政治侏儒癥，他們缺乏力量感。一再幻想有一個強權者來保護和支持實業的發展，希望像一個孩子一樣被照看，袁世凱、蔣介石都曾經是希望之星。在這樣的心態下，實業不過是一種致富的技術，而不是一種新的政治經濟關系。所謂實業救國，就成了無源之水。富豪們之所以缺乏力量感，是因為他們缺乏動員社會的能力，“鐘情于一種非歷史、非政治的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他們似乎未老先衰，“無能擔綱民族的權力利益”。所以第三個教訓是，沒有動員社會的能力，就沒有力量。

構建和諧的政企關系

2005年03月06日 中華工商時報

100多年前，德國奔馳之父卡爾·本茨先生對屬下有過這樣的訓詞：請記住，與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關系。而在中國，一位著名商人———胡雪巖，則比他更早悟出這個道理，并且由于其在實踐中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使自己財源滾滾并且官運亨通。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來衡量，胡雪巖的官商關系顯然是一種扭曲的政企關系。但是，值得深思的是，為什么100多年后，扭曲政企關系的胡雪巖卻仍然被無數人尤其是私營業主所推崇？

回答這個問題恐怕得從政府的定位說起。長期以來的政企關系，無論是行政管理學家毛壽龍教授所說的“上下級關系，還是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副省長吳瑞林所說的“父子式關系，都說明了兩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對等的。在游戲的蹺蹺板中，政府因為其掌握的巨大權力和經濟資源總是處于強勢一方。而作為弱勢一方的企業，為了獲取有限的經濟資源和政策支持，或者干脆就是為了獲得正常經營的機會，必然需要付出一定代價。全國工商聯所做的調查驗證了這一點：企業每年交費、應付攤派及進行公關招待的支出數目驚人。

盡管政府職能的轉變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和企業所滿意的程度還是有很大的距離。政府手中握有的權力太大，干預、管理的職能還是過分突出，而服務、協調的角色并沒有完全到位。政府總是把自己置于比企業高貴和高明的一種角色上，認為企業不過是下級或者子民，導致政府該做的事沒有做，而不該充當的角色卻頻頻充當，錯位、越位的表現不斷，總之，并沒有完全到位。

那么，政府到底該如何轉變？我們認為，不妨從三方面進行改善：一是要把自己從萬能的政府轉變成有限作用的政府，讓政府變小。經濟發展中企業是真正的主體，政府既不是萬能的，也不可能萬能，政府應定位在該發揮作用的范圍。萬能政府必然是效率低下、臃腫、手忙腳亂的政府。二是從干預型的政府轉變為服務型的政府。政府和企業應該是平等的主體，并不存在誰領導誰的問題，政府是企業的服務者。事實上，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一些國家，政府是列入第三產業的，屬于廣義的服務行業的范疇。三是政府要從側重為國有經濟服務的政府變成為所有經濟成分服務的政府。從這一點上說，也許，當民營企業的標簽在政府的眼里被撕去的時候，就是政府職能真正到位的時候。

我們認為，新型的政企關系中，政府的根本目的不是控制經濟資源，而是為企業服務，正是這一點構成了現代政企關系的基礎。從現實來看，要實現這種轉變，最關鍵的還是要減少政府手中的權力，除了必不可少的一些公共管理職能之外，能夠交給市場的應當盡快交給市場。

所幸的是，中央對此認識深刻。在昨天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就坦承政府工作還存在不少缺點：政府自身改革和職能轉變滯后，行政審批事項仍然過多，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比較薄弱等。他強調，將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這無疑預示著一種好的開始。

再造創富時代的政企關系

責任編輯：陳云 2003年1月07日 人民網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中共十六大之后，無論是學界人士還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執政者，都對溫州乃至浙江投注了更多的關切，人們希望，我們公認的民營經濟先行者，可以為即將到來的創富時代寫下最富有說服力的注腳，并且繼續成為這個時代的領跑者。這固然是溫州乃至浙江最大的優勢，也未始不是其最大的困惑。因為它們以體制創新贏得了過去20余年，也必須以更多的創新贏得未來。

再造順應于這個新時代的新型政企關系，即是擺在溫州乃至浙江人面前的一盤待破之局。

去年長沙遠大搬遷的消息在長沙乃至全國引發了不小的震動。其中當然不乏媒體炒作的因素，但業界更為關注的是由此凸顯的轉型期的政企關系。事實上，在同一時期，大企業外遷在溫州已經不是個案。不少知名企業將總部和研發中心遷到了上海，而將生產基地遷到了勞動力成本更便宜的中西部地區。然而，溫州企業的外遷引起的震動要小得多。從溫州市長錢興中的話語之中，我們甚至還聽出了樂見其成的意思。當然，錢市長也提醒企業，不要脫離企業賴以生存的產業鏈。

溫州乃至整個浙江民營經濟的勃興，更多地得益于民間的創造力，然而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不察的。去過溫州的人都有一個深刻的感受，談及政府，人們常常有一種政府“無為”甚至“無能”的感覺。然而誰都承認，正是政府的這種看似“無為”甚至“無能”的狀態，才最大限度地激發了潛藏于溫州民間的創造財富的沖動，才使得那些創造財富的源泉沒有阻礙地充分涌流了出來。

看似“弱勢”的政府格局使溫州的民營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樣板，也使浙江經濟一馬當先，長期保持了全國第一的增長率。然而，如果我們認為溫州的“弱勢”政府格局從一開始就是當政者有意為之，則未免失之偏頗。毋寧相信，溫州的為政者只是順應了民間的意愿，在尚不知該如何面對新興的民營經濟時，在勢不可擋的民間創富熱情奔涌而來之時，采取了一種寧愿一放的姿態。而且，期間政策的反復確實也使成長中的溫州民營經濟歷經磨難。溫州20多年民營經濟發展的歷程，也可以看作是政府尋找在經濟轉軌時期準確定位的歷程。正如溫州民營企業正面臨二次創業一樣，政府尋找定位的過程也遠未結束。在民營經濟的總量已經在經濟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溫州乃至浙江，政府仍然面對創建新型政企關系的考驗。

如果說放手發展民營經濟是溫州過去20年政企關系的真實寫照，而民營經濟也在這樣的關系中獲益良多。那么面對率先走出青春期的溫州乃至浙江民營經濟，在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左右地方經濟發展趨勢和方向的主導力量，甚至開始影響到地方社會政治生態的方方面面的今天，政府是否還能一如既往保持一種良好的心態，是否還能安于其往昔的“弱勢”地位，對為政者是一個現實的考驗。

我們注意到，正因為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地方經濟的主體，因而在浙江，許多地方的政府部門有重新把民營經濟納入體制內管理的苗頭，以當初管理國有企業的方式管理民營企業有回潮之勢。為民營經濟設定發展計劃和目標，幾乎成為一些地方重視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大象征。即以上市為例，政府部門在建立證券強省、大省的目標驅動下，雖然沒有明確的干預，但卻不乏將政府目標作為企業目標，并以行政方式加以推動的沖動。

溫州乃至浙江過去20余年所取得的先發優勢，更多地得益于體制創新。這種創新固然承襲了浙江的重商傳統，政府對自身職能的清晰把握也功不可沒。對于新生的民營經濟來說，政府不盲目越位為市場留下了廣闊的空間，為民營經濟提供了施展的舞臺。這是溫州乃至浙江企業和政府共同帶給中國經濟的寶貴財富。

已經沒有人懷疑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對于民營經濟，很容易從過去的旁觀者一躍而變為熱心的扶助者。在這樣的過程中，不適當地以市場管理者的身份，試圖左右民營經濟的發展軌跡，很可能成為一些為政者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模式。

然而，在經濟格局根本性的變化之后，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也面臨未曾經歷的轉型。如果政府在這樣的變革面前不能敏于行，不能順應經濟大格局的變化而對自身做全面的審視和及時的調整，政府的行政方式將成為當地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作為民營經濟的先行者，這是對溫州乃至浙江經濟是否能夠繼續保持其先發優勢，保持以民為本的經濟活力的一大考驗。

政企關系：未來政策將有重大突破

2005-02-27 股票勇華證券

責任編輯: 李用

國務院官員在國家經貿委舉辦的“世界工廠”與中國經濟展望論壇上透露，未來政策即將出現重大變化，其中作為發展戰略提出的：“構建一種新的執政關系”，將會明顯地表現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當中。在過去，國有企業的改革，所碰到的最大問題就是政企不分，國有企業改革了幾十年，但這個問題依然沒有妥善的解決，一旦出了問題，政府和企業，還是誰也離不開誰。而“構建一種新的執政關系”的戰略提法，雖然還是面對的同一問題，但高度顯然已經大為不同了，這不由得使人對未來政策充滿了期待，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充滿了期待。因為從“構建一種新的執政關系”戰略出發，未來國有企業的改革，可能真正獲得重大突破。

第五篇：“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總結

2.閱讀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二卷第二十八章，摘抄其對“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總結

從新中國建設史角度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柳建輝“文化大蘋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和進步,而是黨和毛澤東在領導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由于對社會主義本質等問題認識的失誤,逐漸使“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思想占據主導地位,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思想中介,靠“抓革命、促生產”的方法來建設理想中的社會主義最終導致生產力被人為破壞,社會正常發展進程也被扭曲的一場長時間的以社會**為表現形式的政治運動。因此,從新中國建設史角度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對于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木路線和綱領,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非常必要的。一、十年“文革”的歷史表明,中國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首先必須搞清“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杜會主義”這樣一個重大而基本的問題。毋庸諱言,沒有對“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深刻總結,使全黨從痛苦的經歷中大徹大悟,就沒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就沒有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開辟。正如鄧小平所說“那件事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經常講壞事轉化為好事。善于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從政治上、經濟上改變我們的面貌,這樣壞事就變成了好事。

二、“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試圈開辟一條主要“抓革命、促生產”方式來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的理想道路推行其杜會主義構想中以平均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理想模式。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觀上包含著“破”與“立”的雙重意向,即試圖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建設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中國。他提出“反修防修”的間題,主觀上是為了維護社會主義,掃除官僚主義和資木主義勢力,但在全黨中卻未對這一特有名詞的含義作出科學界定,以致把什么問題都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他一方面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提出關于社會主義的一些寶貴的預見和構想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脫離中國實際的以平均主義為主要特征的空想觀點。而這些東西,又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一種目標,并由于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結合在一起,使其顯得更加完備,以致造成難以糾正的嚴重失誤。實踐和歷史都已經證明,毛澤東的這一理論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

三、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構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走以經濟迫設為中心,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人民逐步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強國之路。今天,從社會主義建設史角度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既不應過多地強調客觀歷史根源也不應過分追究毛澤東的個人責任,而應著重從主觀與客觀是否統一、從當時全黨思想理論水平的狀況中得出有益的啟示。‘“文化大革命”并不象某些人斷言的那樣,證明馬克思主義己經“過時”或“破產”。恰恰相反,它從反面啟示我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既不能違背、曲解,也不能教條式地理解飛笙至將其僵化。“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是在錯誤理論的指導下,通過行政手段和傳播媒介形成一種極“左”的社會思潮,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人力圖糾正這種錯誤,也難以形成扭轉局勢的強大力量,何況當時的政治體制扼制了這種健康力量作用的發揮。這一方面證明提高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證明改革政治經濟體制和黨的領導制度的緊迫性。正是吸取了這樣的歷史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多次強調各級各類干部都要針對新的實際,學習理論和科技知識,加強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并相應進行’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是十分必要和有戰略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