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讀書筆記

《形形色色的造反》

《形形色色的造反》一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內容分為六章

一、導論:目的、方法、主要結論，二、文革前的教育、意識形態和政治歧視，三、紅衛兵的區別和派別，四、造反的原因，五、幻滅和覺醒，六、后果。

其實就是講了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從如何狂熱的卷入這場運動，到運動中形成各種各樣的派別，到最后如何開始清醒的一個過程。

一、導論:目的、方法、主要結論 目的：

研究紅衛兵是研究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書對文化大革命時間的界定不是很重要。在中國大陸我們習慣說十年文革，十年浩劫，但是西方學者一般把文革的時間界定為從1966年5月到1968年底或1969年4月（九大召開之前）這將近三年的事件，1968年底許多紅衛兵上山下鄉

本書研究了紅衛兵的一個開始到脫離運動之后的過程，對時間討論不是很嚴格。首先提到文革，大多數人想到的是一場幾億人卷入的群眾運動，紅衛兵作為這場群眾運動的主體，起了先鋒和領導作用。紅衛兵幾乎就是文革的同義詞，他們在文革中最受重視，思想變化最大，活動最狂熱。方法

搜集材料：

官方的、非官方的、大陸的、海外的、回憶錄，專著、當年紅衛兵的出版物、與紅衛兵的訪談、正式采訪一百多人，地域廣泛，盡量與每個省份的人交談，同時兼顧小城鎮。農村。大的年齡代表豐富，從大學到高中初中

當年組織背景豐富，各種派別，激進程度不同的。作者本身是紅衛兵。有一定的經歷 對西方研究成果的重視和借鑒 李鴻永

《文革中廣州地區的激進派學生》《中國文革的政治》 西方社會學、心理學.作者的基本觀點

紅衛兵在文革中似乎不可理喻的造反行為，具有規律性的派別劃分和派別斗爭，是文革前官方意識形態灌輸，毛澤東在文革中巧妙地施展策略手段，以及當時中國社會和政治體制中業已存在的矛盾爆發這三方面因素相結合而發揮作用的結果；文革導致了與其發動者初衷相反的結果，紅衛兵不但沒有在斗爭中鍛煉成為“防修反修”的一代新人，反而由于對政治欺騙和利用的反感與原有的革命意識形態的疏離，其中善于思考的一些人開始研究中國社會和政治體制中真正存在的問題，成為使中國走向現代化和民主的新生力量。

文革前的教育、意識形態和政治歧視 當時用來教育年輕人的是一種特殊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它當然屬于馬克思主義，但是如南斯拉夫人50年代所批評的，是一種野蠻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第一

在作者探訪的所有紅衛兵中，都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現歸于理想主義。作者認為他們是革命的理想主義，把革命的價值看的高于一切、高于物質享受、高于文化、高于科學、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甚至高于生命本身。

作者認為這里的革命概念包含四個要素： 它確立了奮斗目標和共同的理想 它強調政治是最重要的活動

它把整理利益放在最高地位，把絕對服從視為最必要的素質 它頌揚暴力、敵視溫和與妥協。

1949年之后，對青年學生的要求就是 政治勝于學業，紅高于專。

毛澤東50年代定下的的教育方針：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政治是統帥，是靈魂 強調紅，學校實施政治輔導員制度，對學生的思想加以指導監督，對學生的政治表現做裁定，學生相互競爭爭取得到組織和上級的承認。在學校開設政治課，語文課中砍去大量古漢語知識，中外名著，充斥大量毛澤東的文章，《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雷鋒精神：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要像寒冬一樣殘酷無情

學習雷鋒同志的精神，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蒙昧無知和野蠻

西方國家是勞動人民的地域，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清華附中 一位女學生愛看十八十九世紀的描述資產積極生活方式的小說，被批斗自，戰斗小組警告醫生不得搶救，醫院就不搶救，放在停尸間幾天后死亡。學生帶紅衛兵抄自己的家，打死自己的母親。

學生一粗鄙為榮，故意表現痞子氣，以當痞子為榮。

斗爭哲學

毛澤東說“無產階級的哲學，是斗爭的哲學”

提倡斗爭、批判、分裂、反對調和、反對妥協

自1963年開始，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出現了階級斗爭迷信，把任何情況都當成是階級斗爭的表現，處理任何情況視為階級斗爭，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就是“階級斗爭，一抓就靈

階級路線

文革中決定一個學生采取什么立場，態度或能參加什么派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家庭出生。“血統論”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對兒混蛋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路線：無產階級在不同的革命階段，根據當時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在分析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極其對革命的態度的基礎上提出分清敵我友，確立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基本政策。

50年代起在中國大陸執行的階級路線，指的是 根據人們的家庭出身給予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社會待遇的政策。紅五類

革命軍人、革命干部、工人、貧農、下中農 黑五類

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 非官方因素

人性文明的潛流

官方意識形態不可能真正占領人們的頭腦，徹底控制改造人的思想。

人性可能一時迷失，但是會覺醒，對人性的壓制和扭曲超過一定的限度，就會適得其反。

紅衛兵的區別和派別

全國有1000萬到三千萬紅衛兵，有成千上萬個組織，紅衛兵的思想和行動，在不同地區，不同年齡，運動的不同階段，呈現出千差萬別。不能用一個模式研究他們的思想和行為。

在全國范圍內，紅衛兵的派別大致如下：

最初成立的紅衛兵持血統論的觀點，思想和行為較為一致，他們被視為保守派，盡管他們也造過反，接著出現了造反派紅衛兵，兩派的斗爭不斷，且愈演愈烈，保守派一般在1966年年底或1967年被打垮。之后，派性斗爭在造反派內部兩派斗爭，這兩派的紛爭啟于保守派垮臺之前，大致可以分為溫和派和激進派。例外發生在自治區和邊疆省份，造反派內部一直沒有發展成主要的派別斗爭，保守派勢力一直不垮。還有一些 與當地駐軍的關系，十三個大軍區，紅衛兵與他們的關系各不相同，部隊之間關系也不同，每個省的活動可能也還有區別。

地區差別

北京的紅衛兵運動的發祥地，外地的紅衛兵是在北京串聯紅衛兵或當地黨委的鼓動指導下成立的，沒有北京紅衛兵那樣的政治抱負和理想色彩。與中央文革小組直接聯系，靠近天子，八面威風。

1、北京的紅衛兵往往根據內部消息和靠山的指示或暗示采取行動，所作所為自發程度低。外地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做判斷

2、北京的紅衛兵在做出判斷和行動時含有較大的機會主義成分，作出決策看它的來頭和背景。

3、北京幾個著名的紅衛兵組織派別結盟很大程度是無原則的，機會主義的，外地是根據一定的政治觀點和社會矛盾。

4、北京的紅衛兵最先察覺出政治斗爭的黑暗與殘忍，投入的最狂熱，覺醒的最早。北京的紅衛兵始終沒有按觀點形成統一的組織，不存在統一的綱領和行動。上海與北京類似

全國：

向兩極化發展，（開始是保守派與造反派，后來是造反派內部，并形成統一組織 與工人，農民，干部組織成大派，往往起領導作用，與當地駐軍中的某部分力量形成或明或暗的聯盟。地區的自發性強，運動反復，曲折，持久。

各個地區染上了當地風土人情的色彩 上海 君子動口不動手

打架就算野蠻了

廣西 民風粗暴 武斗殘忍全國之首，有一些地區發生大規模槍殺群眾和吃人事件。

年齡特征 最小初一 13 最大大學生24 一般情況

年齡較大 比較成熟和理智，關心政治和文化方面問題 年齡較小 沖動 輕率 偏激 武斗多

女學生的暴力 北京師大附中副校長被一群女紅衛兵打死 在天安門給毛澤東帶紅衛兵袖套的宋彬彬 親手打死七人。不愛紅裝愛武裝，改名為宋要武

大多數地區 大學生和中學生形成統一的紅衛兵組織，大學生居于領導地位，中學生附庸支持，北京 大中學生關系最為松散 表現差異 ：

中學生數量多，社會來源復雜（上大學要篩選）。思想活躍，更具可塑性，活動多，思想變化大。

1.中學生受血統論的影響，非紅五類剝奪參加運動的權利，成為造反派

2.運動初期文革的內容，中學生偏重搞校黨委和工作組的問題，中學生偏重批判 有問題的教室，打擊出身不好的 學生，3.大學生懷疑的早，中學生不如大學生更多的關注上層的政治斗爭。(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

保守派和造反派

紅衛兵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區別是他們分為保守派和造反派，然而這似乎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矛盾，因為紅衛兵是造反者，他的宗旨和目的就是造反。

之所以有保守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的區分，就是因為，在首都，第一批紅衛兵（老兵）發現毛澤東的意圖不是要他們早牛鬼蛇神的反，而是早（走資派）即他們父輩的反時他們不敢了，他們拋棄了（誓死跟著毛主席干革命）的誓言，當起了保爹保媽派。

在外地的話，各級黨組織借用毛澤東支持紅衛兵的手法，組織和操作官辦紅衛兵，以對抗其他學生早造反，在這種情況下，毛和中央不得不改弦易轍，倚重那些被校黨委、工作部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以及被老兵的血統論排斥的非紅五類學生，利用他們對老兵和外地紅衛兵進行清算，于是保守派和造反派壁壘分明。勢不兩立。造反這個說法其實名不副實。中國歷來把反抗朝廷和現存統治者的行徑視為造反，是大逆不道之舉，而文革中的造反都是在毛澤東的支持和贊許下造反的，其實他們是挾著最高領袖毛主席的威勢，欺辱那些惶惶不可終日的當權派，嚴格的說，是貨真價實的保皇派。

造反派的形成

1966年夏天，黨內“揪出彭真、羅瑞卿、陸定

一、楊尚昆反黨消息不脛而走，北京的一些干部子弟集中的學校年輕人自發成立了在當時獨立的組織，清華附中的一群學生在六月初的大字報自稱為紅衛兵，8月1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并附有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大字報，于是，紅衛兵取得了合法地位，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并佩戴紅衛兵袖章，相當于向世界宣告，他是紅衛兵的最高總司令，于是紅衛兵運動就如火如荼的展開了。紅衛兵沖向社會，大破四舊 一開始就和血統論結下不解之緣，紅衛兵的發起者把紅五類和黑五類對立起來，使工農子弟，甚至資歷不夠的中低級干部的子弟都不能參加紅衛兵。外地的紅衛兵剛開始血統論不是很強，后來北京的紅衛兵把血統論宣傳到全國各地，這類組織開始清理組織。

造反派的組織始于八月初，江青等文革派多次到一些學校煽動造反，八屆十一中全會發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一些學生就領悟到毛及文革派支持造反，然后，一些造反派組織紛紛成立，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血統論。

10月1日是轉折點，林彪檢閱全國來京師生的談話中，提出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10月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緊急指示，為被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學生平反，之后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動血統論，這一連串的表態，把老紅衛兵置于犯錯誤的地位，原來受壓的少數派揚眉吐氣，名正言順建立紅衛兵組織，與保守派斗爭。這個時候起，老紅衛兵引起社會**，他們的蜜月就結束了。

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哪些問題上形成對立,一般來說：

支持還是反對工作組，學校大權在工作組手中，奉命控制局面，把造反的學生打成（反革命）。學校中的造反派都是反對工作組的。

支持還是血統論。堅持，保守派，造反派以中等家庭出身的學生為主，也有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和少量紅五類學生。

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態度，造反派非常積極。

是否造各級黨組織的反。最先整學校領導的是保守派，個別造反派識破（舍車保帥），保本校黨委，造上級黨委的反。

意識形態方面：造反派把（黨內走資派）當成事階級斗爭的主要對象，而保守派把斗爭的矛頭對準（階級敵人），保守派從經濟方面定義階級，把主要目標視為殘存的資產階級，造反派重使用政治覺悟和行為標準，一切違背毛澤東思想的都是階級敵人。

四、造反派內部的一系列分化 全國各派的斗爭情況 三省典型案例

溫和與激進的意識形態分歧 兩派的一系列對立

造反派內部的斗爭延續的時間更長，斗爭更激烈。省一級水平上的觀察和分析。造反派內部長期不息的派性斗爭提示了一些問題：

1、打到劉鄧之后，最高層的權力斗爭并未結束

2、運動在全國各地發展復雜、不平衡

3、軍隊在文革起了極大作用，造反派激烈的斗爭往往是因為各自背后有不同的軍隊支持，許多部隊屬于不同派系，性質，不同利益

4、造反都認同毛的革命路線，但不同的態度反映中國社會存在的基本矛盾 一、二十九個省級單位

二、詳細說明 湖北 四川 廣東、三個典型

三、意識形態分歧

保守派提不出自己的綱領和理論，只是嚷嚷血統論。造反派的學生力圖在官方宣傳之外獨立闡述自己對于文革的理解，發表了一系列文章。

這些文章雖然都可以從毛澤東的言論和官方立場找到依據，但都被中共當局示威反動文章，作者都被抓捕，原因是，1、這類文章往往以某一地區文革為背景，透露出的觀點可能與中央相反。

2、在號召群眾享有大民主的文革中，思想控制其實十分厲害，任何對于文革的獨立探索都是不允許的。

兩派的一系列對立

1、在組織成分上有差異。

一是對于所謂（階級路線）的重視和強調程度不同。二是與之結盟的其他行業群眾組織隊伍成分不同。溫和派強調出身、成分、激進派強調受走資派壓制和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迫害。

2、對當權派的估計和斗爭程度不同

溫和派認為大部分比較好，激進派指責說，這是對走資派認識不足，抱有幻想

3、對軍隊的態度。激進派沖擊當地軍隊，因此的受到鎮壓，溫和派袖手旁觀

4、所謂左傾和右傾。激進 極左，口號喊 向左，向左，向左！認為越亂越好。

5、對所謂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激進派徹底批判，徹底摧毀，將文革進行到底。

6、對解放干部的標準。激進派認為只有文革前期受到工作組打擊和迫害的人才是堅決革命的。溫和派認為建國后的政治標準仍然有效。

7、對周恩來的態度

激進派打擊周，周和若干溫和派頭頭關系較好，江青和激進派頭頭較好

當時有一種感覺，保守派后臺是各級走資派，激進派后臺是中央文革，溫和派后臺是周，正面參加文革，但時時，事事表現溫和，克制，按照決議和規則行事，被指為（右傾）。

總的來說，他們的立場和觀點可以說是對改變現存狀態的態度不同，這既包括上層政治權力格局的現狀，也包括下層群眾中既得利益者和社會地位、經濟地位低下者的現狀。

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為了打破現狀，改變他大權旁落的現狀。他不能單靠上層權力斗爭改變，爭取廣大對現狀不滿的群眾以極大的熱情支持他。溫和派只是從上層建筑領域內的革命這一角度理解，支持文革派改變上層權力現狀，激進派既想改變上層現狀，也想改變下次現狀，對毛的說法信以為真，要徹底實現毛的暗示。

四 造反的原因

這一章研究人們為何造反，造反的內在原因 強調兩類區別

學生和其他人的區別：學生投入文革動機較為單純，理想主義和意識形態迷狂起來很大作用，其他人受利益驅使因素較多。

紅衛兵中帶頭造反的人，骨干分子和一般群眾的區別。政治頭領：執著追求，身上的理想，信念，熱情最多

積極分子 ：既受理想和意識形態的支配，又與自己的利益有關 隨大流，沒有堅定的立場

一：共同原因：

青春期遇上文化大革命。

缺乏生活經驗，思想偏激，遇事好走極端，把自己的理想，熱情乃至一切奉獻給某個偶像。與之相對的是學或，壓抑，學校的枯燥刻板的。

二、老紅衛兵

意識形態的狂熱、當仁不讓的接班人心態。與自我期許相當大的現實。毛的階級斗爭和接班人理論，即投合他們的理想，又符合他們的利益。

三、造反派

1、大多學生出身于非紅五類家庭，在文革前期政治上不得志，受歧視，血統論泛濫，受到紅五類壓制。

1949到106年，執政者在人民中劃分等級，制造矛盾，是各單位，各部門總是有人整人，有人被整成為生活中的常態，并不斷發起政治運動，敢于發表意見的人淪為人民公敵。

制造黑五類的隊伍，中國社會中形成一個以階級斗爭為基礎的種姓制度。許多卷入者的行為，正是由怨憤和反抗心理所引導的。

四、文革發動者的策略手段。

毛利用社會矛盾，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向政敵發難。

讓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己什么也不做，但可以隨時半路殺出，打亂劉的部署。在文革初期，毛離京外出，讓劉指揮全國運動，將劉置于與群眾對立的境地。

毛和毛派給人一種感覺就是他們站在群眾一邊，與黨的官僚完全不同。文革派表面反對（血統論），認為這是挑動群眾斗群眾，群眾應該是斗走資派的，實際只是深刻了解中國社會的矛盾，利用這種矛盾打垮政敵。

五 結盟和聽命

許多紅衛兵的后臺是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或是以林彪為首的軍方，周恩來的作用較為隱蔽。

紅衛兵的行為的自發性往往都是表面的，自始自終都有人插手，控制，操作。

六、文革是一場社會沖突嗎

研究文革的理論框架：權力斗爭說、路線斗爭說、社會沖突說

第五章 幻滅和覺醒

1、聯動的最先發難

首批造反的老紅衛兵最先表現出抵制文革的思想和行動，他們向中央文革小組進行了大膽的抗爭，喊出達到江青的口號。也正是因為如此，他們失敗了。

2、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毛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利用青少年的純潔理想，驅使他們向自己的政敵進攻，將他們玩弄于鼓掌之中。但是，人不是天生的傻子，不會永遠受騙。當毛在現實政治中得手之時，他的威望遭到了無法修復的損害，紅衛兵的理想和熱情轉化為對他和他締造的黨、政治制度的懷疑。

3、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運動是他們對文革，甚至對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反感的最大原因。國家無力解決學生的就業和升學問題，毛澤東輕松的來一個動員，各地實際是強迫和半強迫。農村的貧窮和落后出乎紅衛兵的想象，了解了中國現實中的苦難，思想急劇變化。

4、林彪事件

林彪事件是信仰改變的轉折點。林彪集團571工程紀要公布，他們完全發現自己被利用，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紅衛兵在反叛的道路上走的更遠。

5、異端思想和書籍的影響 當紅衛兵重新反思文革，重新思考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時，給他們最大啟發的就是當時流傳的異端思潮和一些國外書籍，遇羅克的《出身論》站在人權的立場上要求人的平等和尊重。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是文革中對造反派影響最大的異端理論。他主張文革的目的是建立沒有官僚的新社會，手段是實行財產和和權力的再分配。

大字報《關于社會主義的民主法治》危險的 封建性法西斯專制。資本論、法國大革命史、第三帝國的興旺、促使他們覺醒。

第六章 后果

文革造就了整整一代在正常社會主義體制下成長的青年不同的人，這代人的特殊經歷使他們在思想和行為上具有某種獨特性，從而對中國的現狀和未來發展產生特定影響。

文革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早就了一大批經歷過政治斗爭的暴風驟雨、經歷過運動反復曲折磨練的年輕人，他們對中國社會，對各階層人民的情況，對現有體制的弊端和不可觸動之處有深刻了解

1、推出運動后生活、工作和思想的一般狀況

分化。一些人被分配到邊遠地區，一蹶不振、得過且過、怨天尤人，一些人由于國家建設急需人才獲得迅速升遷的機會，好些人現在是領導崗位上的實權人物。

在行政職務上獲得高位的人不多，部級屈指可數，局級處級多一些，經商的比較較大。思想上右轉，文革暴露了他們憧憬的一切都是幻想

2、獨立意識

文革增強了人的獨立意識。總體上拋棄了文革前和文革出的那種虛幻的理想主義和盲目的英雄主義，以及狂熱的個人崇拜。這一代人對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持疏遠，警惕。嘲弄的態度。

文革增強了人們抗衡壓制或鎮壓的能力，告密減少，遭人厭惡，肯定人的價值，個人的利益。

3、道德危機

文革改變了許多人的道德觀念。文革之后，人們一改過去嚴峻苛刻之風，并走向其反面，道德的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玩世不恭被認為是正常的，維護某種行為準則會遭到嘲笑，在道德上認真被認為是虛偽，人們逐漸養成了不干涉他人私生活的習慣。人們喜歡輕松。向往瀟灑。

一些人學會了政治斗爭手腕，練就了政客的頭腦和意志，這一代人的權力欲超過別人。

4、代際差異

文革一代人對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強烈的異己感，代際問題突出。紅衛兵，第三代人。

第二代人指責第三代人野心勃勃，長反骨。第三代人指責第二代人對上奴顏媚骨，對下以勢欺人。第三代人性格復雜，他們有更強的整理感和自我意識，保持更多的政治興趣和社會關懷。

5、文革中的民主和文革后的民主運動

文革后不久，80年代開始，以青年學生為先導和主力的民主運動開始涌現并不斷發展壯大。

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可以視為真正的民主運動的開端，它表現為反對文革派，但基本精神是反對專制和獨裁，（秦始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這個口號標志著中國人民的覺醒。

有的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本身是一場民主運動，人們在文革中享有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毛的反官僚特權思想為中國人爭取民主和自由提供了思想武器。

作者不贊同。文革中造反的權力是被奉為神靈的毛的權威給予他們的權力，這種權力他可以回收，結社集會游行這些權力只是使學生可以斗爭毛的打擊對象。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都是打到階級敵人的手段，并不意味著言論自由。

毛所做的是他不滿意這個按斯大林模式建立起來的黨和國家已經達到的專制的程度，他要求更加專制和更加集權，黨內的民主派阻礙了他，危及到了他。

文革

和之后的民主運動之間的關系是間接的，復雜的，曲折的，沒有文革，中國的民主運動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

作者提出，民主運動是文革的副產品。

文革中所謂的民主在理念上肯定了民主的普遍價值，文革的后果是打擊了黨的權威，增強了人們的獨立意識，增加了人們追求民主的精神能量。

1978年和1979年西單民主墻的大字報，雨后春筍般的民間刊物和傳單，81年高校競選的大辯論，87,89年的示威游行。

6、未解決的社會矛盾

1、***制度依然存在，政治依然是禁區，鄧小平搞垮華國鋒，人們發現中國的問題是制度問題

2、官僚特權問題突顯。文革中打到的當權派恢復，以權謀私的行徑更厲害，急于撈回文革中失去的東西，為兒女安排前程。，搞經濟，辦公司。

兩種社會矛盾加劇爆發了89運動。

鄧小平以努力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南巡，緩解了中國在進入90年代的緊張局勢。

社會公正和社會民主一 直是共產黨政權的兩大難題，解決辦法——政治多元化，民主化。分享權力。

只有合法的反對 才能使監督有效

只有實現言論自由，才能利用輿論監督

只有讓廣大人民、各種政治力量有機會參與，他們才能共同承擔社會變革中的責任

文革是一場浩劫，但它可以給我們提供寶貴的經驗教訓，分析文革中群眾造反的社會根源，有助于加深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理解。

第二篇：《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形形色色的造反》讀書筆記 原銘澤 41304007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形形色色造反》讀書報告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是嚴家其高皋于1979年開始撰寫1986年完稿的，本書主要以三個視角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一個比較系統的描寫。這三個視角分別是毛澤東，林彪和江青。個人認為這本書在描寫全國性紅衛兵運動以及個人崇拜問題方面比較系統和客觀，但是在刻畫林彪和江青這兩個主要人物的時候，筆法有待商榷。《文革十年史》對于林彪和江青的描寫有很多都是通過“正面人物”的心理描寫和細節描寫來反映出林和江的惡。比如在第一篇第十章劉少奇的最后歲月中，“此時的劉少奇已是鼻青臉腫，他的腿被打傷，鞋被踩掉，只穿著襪子，雙腿像灌了鉛是的一跛一跛的走路。”而這種偏重描寫的筆法很容易讓讀者產生同情心與主觀性，從而誤導讀者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有失偏頗，矯枉過正。但是因為本書是在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編寫，兩位作者在文革期間也受到過不同程度的迫害，所以這種語氣和筆法情有可原。

但是為了能夠更客觀的了解這一段歷史，我特地又去找到了另一本書《形形色色的造反》。這本書是香港的徐友漁編寫的，香港對于中國文革的研究遠超大陸，這本書對于那段歷史的描寫也相對來說較為客觀，不加帶個人感情色彩。哲學出身的訓練使作者行文的邏輯嚴密、論證充分；作者本人當過紅衛兵，具有親身經歷的優勢；通過對眾多前紅衛兵的采訪，占有了大量資料。作者通過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研究，揭示出紅衛兵運動的種種特點，例如造反的行動模式、派系形成和地區差異，以及紅衛兵思想的類型和文革前后變遷的趨勢等等。作者的主要觀點可以歸納如下:紅衛兵在文革中似乎不可理喻的造反行為，具有規律性的派別劃分和派別斗爭，是文革前官方意識形態灌輸，毛澤東在文革中巧妙地施展策略手段，以及當時中國社會和政治體制中業已存在的矛盾爆發這三方面因素相結合而發揮作用的結果；文革導致了與其發動者初衷相反的結果，紅衛兵不但沒有在斗爭中鍛煉成為“防修反修”的一代新人，反而由于對政治欺騙和利用的反感與原有的革命意識形態的疏離，其中善于思考的一些人開始研究中國社會和政治體制中真正存在的問題，成為使中國走向現代化和民主的新生力量。然而《造反》一書從一種對于中共和共產主義較為敵視的態度對文革的原因經過和結果進行描述，對于了解那段歷史來說也有一些瑕疵。

當時用來教育年輕人的是一種特殊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它當然屬于馬克思主義，但是如南斯拉夫人 50年代所批評的，是一種野蠻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第一：在作者探訪的所有紅衛兵中，都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現歸于理想主義。作者認為他們是革命的理想主義，把革命的價值看的高于一切、高于物質享受、高于文化、高于科學、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甚至高于生命本身。作者認為這里的革命概念包含四個要素：它確立了奮斗目標和共同的理想它強調政治是最重要的活動它把整理利益放在最高地位，把絕對服從視為最必要的素質它頌揚暴力、敵視溫和與妥協。1949年之后，對青年學生的要求就是政治勝于學業，紅高于專。毛澤東50年代定下的的教育方針：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政治是統帥，是靈魂。強調紅，學校實施政治輔導員制度，對學生的思想加以指導監督，對學生的政治表現做裁定，學生相互競爭爭取得到組織和上級的承認。在學校開設政治課，語文課中砍去大量古漢語知識，中外名著，充斥大量毛澤東的文章，《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雷鋒精神：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要像寒冬一樣殘酷無情學習雷鋒同志的精神，做毛主席的好戰士。蒙昧無知和野蠻西方國家是勞動人民的地域，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清華附中一位女學生愛看十八十九世紀的描述資產積極生活方式的小說，被批斗自，戰斗小組警告醫生不得搶救，醫院就不搶救，放在停尸間幾天后死亡。學生帶紅衛兵抄自己的家，打死自己的母親。學生一粗鄙為榮，故意表現痞子氣，以當痞子為榮。毛澤東說“無產階級的哲學，是斗爭的哲學” 提倡斗爭、批判、分裂、反對調和、反對妥協自1963年開始，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出現了階級斗爭迷信，把任何情況都當成是階級斗爭的表現，處理任何情況視為階級斗爭，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就是“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階級路線文革中決定一個學生采取什么立場，態度或能參加什么派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家庭出生。“血統論”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對兒混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路線：無產階級在不同的革命階段，根據當時革命的性質和任務，在分析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極其對革命的態度的基礎上提出分清敵我友，確立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基本政策。50年代起在中國大陸執行的階級路線，指的是根據人們的家庭出身給予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社會待遇的政策。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干部、工人、貧農、下中農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非官方因素人性文明的潛流官方意識形態不可能真正占領人們的頭腦，徹底控制改造人的思想。人性可能一時迷失，但是會覺醒，對人性的壓制和扭曲超過一定的限度，就會適得其反。

在《造反》一書中，徐友漁采用西方對于文化大革命的定義，把文革定義為1966年到1969年的紅衛兵運動。由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學校教育中對于革命和“紅”“專”抓的越來越緊。“在中國政治實踐中，‘革命’這個概念包含四個要素：一，它確立了奮斗目標和共同的理想；

二、它強調政治是最重要的活動；

三、它把整體利益至于最高地位，把絕對服從視為最必要的素質；

四、它頌揚暴力，敵視溫和與妥協。”這樣的教育使得1949年以后受教育的學生們看待世界的角度變得狹隘與狂熱，極易被煽動，而青年學生正是處于一個盲目和迷茫的年紀，使得紅衛兵運動獲得了群眾基礎。而建國以來各個關系中積累的矛盾，比如師生矛盾，干群矛盾，紅黑矛盾，貧富矛盾，使得紅衛兵運動有了矛盾基礎。紅衛兵運動中的學生斗老師，群眾斗干部，紅五類對黑七類的打壓與欺凌，對于地富反壞右的批斗，無不是積累起來的矛盾集中爆發的結果。

運用“社會沖突理論”模式考察和解釋“文革”，并不自徐友漁先生始。早在1970年代，美國學者陳佩華、駱思典、李鴻永等就已經對此進行了嘗試，并因此奠定了他們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運用“社會沖突理論”解釋“文革”，一個最突出的貢獻，就是無情揭破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溫柔面紗。“文革”前十七年間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和矛盾沖突的許多事實，在這類研究作品中表露無遺。這極大地有助于我們理解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物積極投身“文革”運動的社會動因。相形之下，“路線斗爭”理論模式對于群眾運動成因的那種簡單化約的解釋（如狂熱的個人崇拜和盲目迷信等），顯得尤其蒼白和片面。

毛澤東在1966年煽動了長久以來對他個人積累了足夠的崇拜信仰的紅衛兵，開始對全國的黨政機關和中央進行翻天覆地式的運動清洗，對懷有不同意見的各層人士進行批判和打壓。其目的也具有全局性和針對性，從全局性來說毛希望通過大亂來達到大治，即通過全國范圍內的運動來清洗異見者，實現思想上的統一，人人革命人人共產，從而實現1957-1959年未能實現的共產主義理想。從針對性來說，毛希望通過發動群眾進行政治斗爭，將北京以及中央機構的特別是以開國元老為代表的一批不同意毛的政治觀點的干部，斗倒斗垮，以便自己的政治理想與計劃能夠成為現實。

毛澤東掀起的這一場文化大革命，如同掘開堤壩，將壓抑已久的各方矛盾集中爆發，洶涌的群眾將下游的一切席卷而去，以至于不計其數的人死于非命，即便是親手掘開堤壩的那些人也都沒有成為最終的受益者（事實上，文革幾乎沒有受益者）。洪水過后，剩下的只是無盡的廢墟和爛泥。

13級金融一班

原銘澤 41304007

2015年5月24日

第三篇：《漁童》讀書筆記

今天，我們學習了《漁童》這篇文章，我讀了之后，這篇文章引發了我很多的感觸。

這篇文章主要講的是從前有一個老漁翁，每天辛勤打魚，日子十分貧苦。在一年夏天，老漁翁從河里打上了一個白玉魚盆，上面繪制著美麗的圖案，在拿回家之后，在晚上竟發生了奇特的事件。但后來被一個洋毛子知道，想把它據為己有，洋毛子找到縣官幫忙，老漁翁不但不給，盛怒之下還將魚盆摔個粉碎，漁童便從盆中跳了出來，立刻變得又高又大，他懲罰了洋毛子和縣官之后，攙扶著老漁翁走了，但誰也不知道他們到了哪里。

當我看完之后，十分痛恨文章中的那個洋毛子和縣官，洋毛子貪心不足蛇吞象，結果得到了應有的懲罰，而縣官為了保平安，為了一己私利，竟將中國的寶貝拱手相讓;而那漁童和老漁翁是值得贊揚的，他們為了自尊中國人的自尊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這篇文章告訴我們一個道理：不是自己的，就不要拿;如果助紂為虐，終究沒有好的下場。

第四篇：徐友漁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分與合

徐友漁：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分與合

自上世紀90年代來，主義之爭成為我國學術界獨特的一道風景。在這場爭論中，影響最大的兩派是新左派與自由主義。最近又掀起了物權法甚至姓社姓資的大討論。筆者認為，二者不僅有爭論分歧，更有著共同的敵人，切莫因雙方的爭論放縱了共同的敵人，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一、對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界定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這兩個概念都是從西方借用的，但基于他們在中國的產生背景、歷史使命及使用的語境與西方有很大不同，所以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與傳統西方的概念有很大區別。因此在進入正題之前，對二者先要進行概念界定，否則這種討論就是無的放矢、不分對象的。

關于新左派的概念學術界存在比較大的分歧，分為兩派。自由主義者認為，歐美的新左派是社會民主主義中自由主義傾向比較強的派別，是介于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政治派別。在中國，他們的思想可以說是在斯大林體制和“西馬”之間，而不是在斯大林體制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當然更不是在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而新左派他們自己認為，中國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稱為“中國自由左派”。理由有二：一，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分化的產物，自由派分化的結果是形成兩大陣營，即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傾向實際比較接近當代美國所謂的“自由派”。二者爭論的焦點就在于新左派是以社會民主主義為中心更傾向于自由主義還是斯大林體制。

為了使本文的探討更具共性，本文采取以雙方都大致共同認可部分為基礎、相對中立的一種觀點，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為基礎，以平等與公平為核心價值，把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分層化、社會失范與社會問題理解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體現，并以平均主義社會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選擇的社會思潮。其核心問題是反思“現代性”，強調國家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干預。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崔之元、甘陽、韓毓海、汪暉等人。

對于自由主義的界定，雙方的差異比較小，兩派都認自由為我國的自由主義與歐洲的自由主義、美國的保守主義那么自由主義基本相同。朱勤對此作了作了一個比較細致的定義：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學理，然后是一種現實要求。它的哲學觀是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相對而立；它的歷史觀是試錯演進理論，與各種形式的歷史決定論相對而立；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與激進主義的人為建構相對而立。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制，與計劃體制相對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的名義實行群眾專政；在倫理上它要求保障個人價值，認為各種價值化約到最后，個人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對個人價值和尊嚴的肯定，對個人權利和利益的尊重與保護。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徐友漁、朱學勤、李慎之、劉軍寧、秦暉等人。

二、兩派的歧見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兩派爭論的范圍之廣、時間之長、層次之深，都是空前的，從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效率諸價值到學風無一漏過。本文旨在探討二者的共同敵人，因此對兩派觀點的差異只作簡單的歸納，以備對比共同點之用。

（一）在個人與國家關系上，自由主義強調自我，而新左派重視國家。

自由主義認為，個人是社會的基礎，國家的首要職能在于保護個人。自由主義學者劉軍寧指出，“‘我（指個人）’是憲政的基礎。憲政的本質在于保障人的權利，限制政府的權力。沒有‘我’，憲政也就失去了保障的對象。在市場經濟、憲政民主之下，存‘我’的原則從道德領域到社會體制都得到了表現，它限制了國家的權力，使人類免受了集體的蠻橫力量的打擊，又把集體的強權置于個人的權利之下”。[v]而新左派則認為，個人是依賴國家而存在的，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公民就不可能享有任何權利。對于那些民主改革者來說，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地在民主化的進程中破壞或削弱政府機構的作用都無異于“自殺”，尤其是在那些政府根本不存在或極端脆弱以至于無法實行民主化的國家中更是如此。

（二）在自由與公正的關系上，自由主義強調自由，而新左派重視公正。

在這一點上，新左派認為，公正是第一位的，他們指責自由主義者普遍忽視公正。“今日許多對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主要談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識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強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作為自由主義者來說，他們雖然不一定忽視公正，但他們幾乎都認為自由先于公正、高于公正。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應受到以自由為依歸的法律的同等保護和同等對待，“沒有自由，公正將失去意義”。

（三）在社會不公的產生原因上，自由主義認為是政治改革滯后造成社會不公，新左派認為是市場體制本身造成的。

新左派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不公的主要根源是“自由主義”，問題出在市場經濟本身、出在資本主義的原始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從而要對其批判和抵制。韓毓海說：“在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看來，市場經濟保證的自由就是賺錢的自由，但是，根據這樣的‘自由’，這樣的社會自然就有讓孩子輟學的自由，就有讓女人賣身的自由，就有允許官僚腐敗的自由——只要這些行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只要這些行為看起來是‘自愿的’就行。”自由主義認為，原因在于市場沒有擺脫舊權力體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規范。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體制可以改得極“徹底”，改得決無半點“社會主義”的殘留，只是這種改革將毫無公正可言，它將變成“掌勺者私占大飯鍋”的一場超級原始積累過程。解決社會不公正的出路在于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四）在程序公正與實質正義的關系上，自由主義強調程序公正，新左派重視實質正義。

盡管自由主義者秦暉先生認為程序公正問題是常識性的、基本共識，是無所謂價值多元問題的。但事實上，在程序公正與實質公正的關系上，雙方不但未達成共識，反而這正是雙方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程序公正與實質公正的沖突在長江讀書獎**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在新左派看來，程序只是保障實質正義實現的一個工具，只要這種程序限制了實質正義的實現，這樣的規則可以直接丟到一邊，由人的主觀判斷來決定實質正義。應該注意到，“制度拜物教”妨礙著我們認識中國現實中正在發生的制度創新的事例。人應當充分解放思想，擺脫“制度拜物教”對人的制約。在自由主義者看來，身為《讀書》雜志主編及長江讀書獎學術委員會召集人的汪暉獲得專著獎，這是完全違背程序的，就象裁判員給自己頒獎一樣的荒謬。

（五）在民主與自由的關系上，自由主義強調自由，新左派重視民主。

自由的國家未必是民主的，民主的制度也未必不會妨礙自由。當二者的內存邏輯不一致時，也是會發生沖突的。在自由主義看來，純粹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平等主義的多數決定的原則基礎上的，多數一旦擁有絕對的權力，輕則滋生弊端，重則導致恐怖，最終泯滅了自由。他們堅信托克維爾的這句名言，“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新左派也認為自由與民主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并且同樣也從托克維爾那里尋求支持，是托克維爾第一個集中提出了揚棄貴族自由主義，走向民主自由主義的轉型問題，他們都拒絕以自由主義為名否定民主。

（六）在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的關系上，自由主義主張間接民主，新左派主張直接民主。

在民主的具體實現方式上，新左派主張直接民主、參與式民主。他們認為，議會民主的實質是以代議民主取代參與民主，用少數來取代多數。中國是要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它應是以最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民主，是廣泛參與的民主。中國能否成熟為一個政治民族將主要取決于兩個制度性的保障，即大眾民主及以大眾民主為正當性基礎的中央權力之落實。自由主義則認為直接民主由于規模的限制既不可行，成本又高；既容易產生暴政，最終又未實現其承諾的全體人民自主統治，相比而言，間接民主是可行的，成本又低，既能防止多數暴政，又能兌現民主的承諾。因此最終只能實行間接民主。

（七）在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關系上，自由主義強調政治民主，新左派重視經濟民主。

自由主義主張政治民主。具體到農民與勞工等弱者的民主權利上，自由主義主張賦于他們以結社自由、罷工自由，自己通過與國家和企業進行談判來獲得更具體的經濟權利，如社會保障、提高工資等。而理論與實踐都證明，企業管理上的“民主”大都是失敗的。企業決策應當由所有者或受其委托并對其負責的經營者作出，“大眾參與”只能限于建議性質。而新左派主張由加強國家權力，由國家直接賦于經濟權利。經濟民主包括宏觀和微觀民主，在宏觀上，“經濟民主”論旨在將民主國家的“人民主權”原則貫徹到經濟領域，使各項經濟制度安排依據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調整。在微觀上，“經濟民主”論旨在促進企業內部貫徹后福特主義的民主管理，依靠勞動者的創造性來達到經濟效率的提高。在我國表現為“鞍鋼憲法”，其內容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

（八）在國情認識上，自由主義認為還未建成完善的市場體制，新左派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市場體制。

“新左派”對中國的國情和未來有另外一種解釋。他們認為，進入90年代之后，中國的社會條件，甚至社會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政府的行為、職能、作用發生了變化。“在中國經濟改革己經導致市場社會的基本形成和三資企業占據國民生產總值一半以上的時候，我們也己經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社會的問題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已經同時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問題，因此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政府應加強對市場的主導作用。而自由主義認為，我們市場體制還遠未建立起來，目前出現的問題主要靠政治體制改革來完善。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是政策和體制的原因，解決辦法是政府節食、減肥，退出市場，取消壟斷，政治體制改革遲早啟動。而自由主義認為，全球化是一種不可阻逆的潮流，加入這一進程對中國來說，無論政治還是經濟領域，都是可取的。全球化之所以可取是因為，不同國家與不同文明之間的和平共處與密切交往是可取的，??這個能夠避免戰爭與沖突的法定空間是什么呢？答曰：民主政治。

（九）在全球化問題上，自由主義主張加入這一進程，新左派認為應延緩這種趨勢。

新左派認為，今天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要加入的“自由世界”，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組織化的世界，這是一個由金融和資本主導的跨國勞動分工體系。我們不應接受這樣一個同質化世界。中國目前加入世貿的收益是不確定的，而代價卻是確切無疑的。因此，加入世貿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十）在對待大躍進、文革態度上，自由主義主張全面反思，新左派認為應合理借鑒其合理因素。

在對待文革的態度上，新左派主張挖掘文革的合理成份，并發揚光大。主要有：第一，毛澤東所謂“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再來一次”，應制度化為定期的國家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直接選舉（可從縣長、省長、縣人大、省人大做起）。第二，利用現代科技，實現直接民主。今天中國的民主化沒有必要再走政黨政治的老路，完全可以利用遍布全國的電視網絡，直接進行“個人化”的選舉。第三，應使“造反有理”制度化，同時建立“不可侵犯權”（immunization rights）和“不穩定權”（destabilization rights）。第四，中國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應是“經濟民主”，而非“絕對的財產權”。第五，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應是文化上“推陳出新”的時代。我們可以將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地重新闡釋，以應對現代的問題。而自由主義認為，不能從大躍進本身的問題上再導致另外一種結論，不能從大躍進、文革等等事情中認定直接民主是有害的。如果導致這一種結論的話那就很可悲。以上只是簡要作一梳理，掛一漏萬在所難免。

三、兩派的共同敵人

這場爭論是一場被人為擴大了的爭論，按理說雙方應該是有很多共同點的，分歧本不該如此嚴重，比如說雙方都對當今社會的嚴重不公感到憤怒與擔憂，都希望擴大民主，等等。但由于對問題癥結的診斷以及所依據的學理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就不同，爭論到最后，雙方似乎都把對方當成了自己的敵人，而把真正的敵人給忘了。事實上，二者的觀點從本質上說并不矛盾，因為新左派針對的是新權貴而自由主義針對的是舊體制。那么他們有沒有共同的敵人？如果有他是誰？兩派面對共同的敵人該何去何從？

（一）在個人與國家關系問題上，雙方的共同敵人是國家本位、否定個人。

雙方在討論問題時，都運用了西方的學術資源，為什么要把這種純西方的東西引入中國？雖然中國與西方的確存在著種種差異，但在深層次上，東方人與西方人同作為人，在本性上，卻有共通之處：說到人，首先是個人；個人構成人群，構成社會，在發生學和本體論的意義上，個人是優先的。

在這一點上雙方應當是有共識的。“中國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一個人簡直沒有站在自己立場說話的機會，多少感情要求被壓抑，被抹殺。”新左派同樣也認可這一點，對個人自由的最大威脅往往來自政府（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這是洞見），蘇聯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蘇聯的政治制度（我國長期的模仿對象）缺乏“人性”。

此時雙方的共同任務就是共同反對國家主義，保護個人權利免受國家踐踏。

（二）在自由與民主關系問題上，雙方的共同敵人是長達數千年的專制傳統。

對基本限度的平等與自由權利，均持有同樣的共識。如今我們可以不去爭論“姓資姓社”，但不能不爭論是否自由。否則我們就不配稱之為“公民”。新左派也同樣自稱“是一個熱愛自由的人，我自知比那些抨擊我是”自由主義者外部的敵人“的先生們，要千萬倍的熱愛自由。”作為新左派旗手之一的汪暉他也完全同意這種觀點，“在我看來﹐無論從哪種理論出發﹐任何將政治自由貶低為次要的或者虛假的論題的方式﹐都必須加以拒絕；與此同時﹐社會專制本身并不僅僅來源于國家權力﹐而且也來源于某些社會群體和知識群體及其運作機制。在這樣的復雜的歷史條件下﹐批判的知識分子需要在更為廣闊的范圍內展開對于不同形式又相互配合的專制主義和文化恐怖主義的持久斗爭。”

至于在民主的形式上，二者也并不存在多大的分歧。因為新左派往往強調的是直接選舉，他們自己認為是直接民主。即便是直接選舉還是一種間接民主，無論選舉的是總統還是議員，因為大家還是選舉了一個代理人來行使自己的權利。這就造成了爭論中某種虛構的對立。

面對我國長達數千年的專制傳統，討論自由與民主之間的張力，似乎是太奢侈了，社會主義政治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削除專制。

（三）在自由與公正問題上，二者共同的敵人是以實質正義為借口來侵害個人自由和權利。

雖然我國有重實質輕程序的傳統，但最終結果卻是二者同樣缺乏。古代濫施酷刑，屈打成招，其背后的指導思想是“寧可錯殺一萬，不可放過一人”。既無程序公正，又無實質公正。

事實上，在這一問題上，新左派與自由主義根本沒有“對話的必要”。每一個認為自己“看似與國外右派與左派的對話相似，但卻不盡然。中國太平等了？中國太自由了？國內沒幾個人能聽懂”新左派“的”后現代“論述。想想也是，跟一個吃不飽飯的人談減肥，他能聽懂么？自由多一點平等少一點，還是自由少一點平等多一點，這種討論在中國毫無意義。如果我們可敬的知識分子還不能認識到這樣一個根本問題：中國最需要確立的是”自由與公正的底限“，而無端地熱衷于派別之爭，誰還會再相信我們？我們的存在還有什么意義？如果不能在轉型期建立一個”自由與公平的底限“，那么遲早社會穩定將是無法維持的。

自由與公正，都是人類世世代代所欲求的價值，它們之間雖然存在著不一致之處，但絕非不可調和。這一張力不可能以一方壓倒另一方的方式來解決，亦即“不平等的自由”與“不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從現實來看，當代中國不是自由太多、公正太少，而是兩者都還很缺乏，因此還遠遠談不上以公正來糾自由之偏的地步。認為自由只有利于強者是不恰當的。事實上，弱者更需要自由。可以說，自由是起點，是前提，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公正。筆者認為，在中國最大的不公正，就是剝奪了弱者的自由。孫志剛案便是典型的一例。

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國，無論是自由與平等還是形式公正與實質公正都還很缺乏的時候，我們更應將其作為統一的目標來追求，而不是過于超前地把尚未到來的危險當作現實的危險來對待從而人為地夸大二者之間的矛盾。想想看，當前我國已經是自由過多從而威脅到了平等了嗎？還是相反？我想二者都不是。那么當務之急，就應該是找出那些既妨害自由又妨害平等的因素來，然后盡力消除之。

（四）在人與規則的關系上，我國有著數千年的人治傳統，缺乏對規則的基本認同。

在人治與法治的關系上，二者共同的敵人是人治傳統。毛澤東試圖用大民主的方式解決盧森堡提出的問題，用大民主的方式來吸取群眾的批評，用這樣一種方式來恢復黨和人民的聯系，這樣一種理想又并沒有得到制度化的支持，因此最終失敗，成為一個歷史的悲劇。越是偉人，往往越容易犯這樣的錯誤，因為他往往堅信他已經掌握了實質正義，在規則限制了他之后，他就開始尋求通過某種方式非法定程序來突破規則。在他眼里，規則本身就是一種保守的力量。雖然法治不是一種最好的治理模式，但至少它是一種最不壞的模式。這本身也應當是對大躍進、文革反思的一種成果。

為了減少因為盲信個人理性而造成的悲劇，此時大家的共同任務就是共同維護規則的尊嚴，對于落后的規則，只能通過法定程序修改完善后再執行新的規則。

（五）在國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上，二者共同的敵人是在長期的黨國體制、計劃體制下已經嚴重扭曲的國家。

在此大家必須注意這樣一種現實：中國市場化的過程與西方截然相反，西方是在一個弱小的世俗封建政權下過渡到市場經濟，而我國是由一個強大政權主導下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方向與西方相反。當前出現的不公正現象主要表現為以權謀私和官商勾結的違法形式，也表現在幾種經濟成分競爭時的不平等。由于如今“問題”禁忌往往比“主義”禁忌更突出——這是“如何分家”比“要否分家”更突出、利益沖突比“信仰沖突”更突出的社會動態在思想界的反映——致使這場“主義”討論如今很大程度上還只是在“思想資源”的層面上展開。

在這種條件下，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停止主義之爭，恢復八十年代，所有知識分子同心同德立志鏟除腐敗的傳統。具體而言，就是要謀劃一些具體的辦法來規制政府，規制公正權力，減少權力尋租的機會，因為正在進行的“股份制改造”的本質是“以權勢者為主體、以國有資產為掠奪對象、以權力為參與手段，對社會資源的一次再分配”。盡量不讓國家看見的“腳”踩了市場看不見的“手”。

當然，只限制國家的權力是遠遠水夠的，在某些領域內還應提高國家的能力。但提高能力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卻是縮減不必要的政府部門，讓政府減肥，減少壟斷。在權力和責任是對應的憲法體制下才可加強國家的權力：它有什么樣的權力就要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權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權力政府就要承擔大的責任，授予的權力小承擔的責任也小。

結語

突出強調二者的共同敵人及目標，并不是要否認二者爭論的重大意義，正如章海陵所說：“在唇槍舌劍的硝煙中，倒看到中國希望的火種，從“五四”、三十年代到跨世紀的思考旅程，這場論戰表明，中國思想界在世紀末拒絕交白卷。”正是這場爭論使們對當今中國的問題有了一個更清醒、更深刻的認識，為問題的解決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堅決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力”，這是自由主義的名言，但是這一態度是為了保護各種學說能夠充分發展自己的那“一元”，以形成“多元化”的總體景觀。我們應當以建設性的態度，向新政學習，正如伯林所言，新政是20世紀最好的自由主義，因為它是“個人自由與經濟保障之間取得的最富有建設性的妥協。”我們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也應以一種更建設性的眼光來看待這場爭論、看待中國的現實問題。中國的左右翼需要合流，集中力量對付他們共同面對的敵人，解決所需要解決的問題。

第五篇：讀書筆記-徐靖博

堅持集體主義和反對個人主義

——讀《鄉土中國》有感

不同的文化對個人利益或集體利益的關注程度有所不同，這是文化的一種差異。在個人主義文化的社會當中，人們會把對自己的責任感看做最為重要的事情。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成長的小孩都常常受到教導“做你自己”，“你是獨一無二的”，“世界上沒有人和你一樣獨特”。這些信息強調了個人的自我認知、自我滿足以及對自我意愿的真誠的態度。個人主義文化的一句經典口號就是“我要成為我自己”。此外，它同時還強調自力更生的重要性，“要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成為許多人自我鞭策的座右銘。他們不會等待別人的幫助，相反，他們會自己好好照顧自己。研究表明，美國、加拿大、英國以及澳大利亞是世界上個人主義最為明顯的幾個國家。

與個人主義不同，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人們從小被教導對家庭、社區或者公司的責任感才是最為重要的。集體主義文化更加關注群體的利益，而較少考慮個人的得失。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成長的人往往擁有比較高的責任感以及忠誠心。他們會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群體之中普通的一員，沒有什么獨特的地方。例如，多哥共和國的卡布列族常常會因為要維護群體的利益付出自己的財物。集體主義文化的口號是“我是我家庭的一員，我的家庭就是我”。崇尚集體主義文化的國家包括了韓國、日本以及大部分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個人主義就是以個人利益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和道德原則。個人主義道德原則認為，個人利益高于一切，為了實現個人利益，可以犧牲集體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個人主義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把他人利益、集體利益作為實現個人利益的手段。損人利己、損公肥私是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征。“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人的本質是自私的”是個人主義者共同遵守的道德信條。常常以自為為中心，不顧他人的利益，把自己置身于完全的自私自利，是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德核心背道而馳的，是與集體利益相對立的。

因此本人認為集體主義就是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集體利益為先導，是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德為核心，是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為標志，它的原則就是以集體的力量同資產階級個體主義作斗爭，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緊緊相結合，集體的利益高于一切個體利益，同時個體利益又是和集體利益相互密切，當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沖突時，個體利益必需無

原則的讓步，集體利益是教育人們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中國的大地上還是以集體利益為重和個體利益讓步的時代，那個時候人們都覺得生活在集體群中而自豪，一切心中都是集體觀念，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汗水灑在集體的利益上，所以中國人民用集體的力量戰勝了一切想復辟走資本主義道路，走個體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爺爺領導廣大群眾的發揮了集體無窮的智慧，與天斗與地斗，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同一切來犯之敵作斗爭，這就是集體的力量，因為集體的力量是無窮盡的，團結才是勝利，全國人民擰成一股繩才是希望，在短短的時間內，中國人民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建設成了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農業也得到飛躍的發展，特別是全國的集體企業、國營企業、國有企業等都有了質的搞高，中國人民開始邁向“四個現代化”。在我的記憶里最深的是七十年未，中國廣大的平原農業土地耕種都已實現了半機械化和大半機械化，農民已經從原始的牛馬耕種和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農民真正體會到了國家給與的福利，城市的工業的發展也是蒸蒸日上，如火朝天，到處是工廠矗立，城市人和農村人歡歌笑語，形式一片大好，盡管人們曾經在最困難的時刻也沒有氣累，還是對國家前途充滿希望，對祖國無限熱愛，對政府信心有余，這是因為什么呢？就是因為集體給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無微不至的關懷，不管在國家任何困難的情況下，黨和政府都是極力為大多數人民著想，無能是集體、國營、國企都是民眾的“避風港”，所以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很少計較個人得失。這也恰恰說明集體主義是無產階級價值觀的核心，是我國人民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基礎原則。

社會學家羅國杰在他的書中曾指出，“集體主義原則是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密切聯系著的，是從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人性的基本理論中引申出來的。集體主義這一無產階級的道德原則“不是從‘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一前提出發，它強調的是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集體主義在本質上是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是與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相聯系的一種價值導向，而個人主義則是與資本主義相聯系的，本質上是為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服務的。堅持個人主義還是堅持集體主義，是同堅持社會主義還是堅持資本主義的問題相聯系的。“歸根到底，個人主義只會對社會主義事業本身造成危害，而且會通過價值導向的方式，最終將社會主義引向資本主義的軌道。國際帝國主義在和平演變的戰略中，為什么要使用以個人主義價值觀為核心的意識形態這一武器，這是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深刻反省的。””

就像《鄉土中國》中‘差序格局’這段中描寫的“中國鄉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說起私，我們就會想到‘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語。誰也不敢否認這俗語多少是中國人的信條。其實抱有這種態度的并不只是鄉下人，就是所謂的城里人，何嘗不是如

此。掃清自己門前的雪還算是了不起的有功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門口的街道一倒，就完事了。”這就是極端個人主義的做法，也是中國現實社會非常普遍的一個事實。

人的自私是合理的，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人的私欲有著不同的層次，低層次的需求諸如吃穿性愛等，高層次的需求諸如被人尊重被社會認可等，但人的自私畢竟不同于禽獸的自私，我們的自私應該是在不損害他人、集體、國家利益的前提下的自私，應該是在法律、規則、道義約束下的自私。一個人一但形成極端個人主義就會無惡不作，為了個人的私利所困，利欲熏心，他們可以貪污盜竊國家資財出賣國家利益，作出各種有損國格人格的事而毫不臉紅，甚至殺人越貨盜搶鐵路器材，等等，這都是個人主義在作祟。因此我們必須要真正認識到，世上的事不是自己認為可便可，自己認為不可便不可，道義認為可才是真的可，道義認為不可就是真的不可；世界上除了自己還有別人，除了自己有感受，別人也有感受，自己不是宇宙的中心，世界上的事從來不是按照某一個人的一廂情愿存在、發展和變化的。我們有私欲是無可厚非的，但我們不只是自己的主人，我們還是集體、國家的一個成員，我們還應該以主人的姿態對待國家集體的事務，當個人利益與國家集體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毫不猶豫地舍棄個人私利維護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捍衛正義事業，這樣的人才有可能成為我們國家的脊柱和棟梁。

人的私欲的實現程度不只受到法規制度的制約而且是受客觀條件約束和限制的，不顧自己的客觀條件而放縱私欲，另外，人的私欲的實現程度也與自己所完成的社會責任密切相關，一般說來，承擔的社會責任越大，其私欲的實現程度越高，從一的定程度上講人的私欲的實現程度是由完成的社會責任的輕重大小來決定的，人面對私欲和社會責任，首先應在完成其社會責任的前提下，再談個人私欲和個人幸福，否則私欲和個人幸福的實現就如竭澤而魚或空中樓閣，是不會持久的也是非常危險的，封建皇帝得說是其私欲最不受約束的，可是一但其縱欲無度，荒廢其社會責任，必然殃及子孫，甚至不得善終。

最為大學生，作為新一代祖國的棟梁必須理智客觀的審視自己，全面客觀地認識法規、條件和社會責任允許自己實現私欲的程度，堅持集體主義，反對個人主義，為中國的未來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