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內涵

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內涵

我今天講的內容是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內涵，基本分五個問題：第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一年來的豐富與發展；第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科學地把握了新形勢；第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品格；第四，“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未來邏輯；第五，“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方法論意義。

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一年來的豐富與發展

2014年12月，總書記在江蘇調研的時候第一次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他是這么講的：“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

一年來，總書記圍繞著“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闡發了一系列重要思想。2015年9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了《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摘錄了截止到2015年9月3日的287段論述。《摘編》集中反映了總書記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科學內涵。

一年來，總書記對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豐富與發展主要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是兩者的有機統一。

總書記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這是強調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之間的有機統一。

第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堅持問題導向的治國理政新方略。2015年3月29日，習近平在會見博鰲亞洲論壇第四屆理事會成員的時候指出：“兩年多來，我們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堅持問題導向，逐步形成并積極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是中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方略，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保障。”這一段論述闡明了“四個全面”是治國理政的新方略。第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2015年4月28日，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揚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的講話中，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所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不僅在理論上是重大的戰略思想，成為理論指導；在實踐上，它是重大的戰略布局，可以起到實踐指南的作用。很顯然，它的作用是兩個方面，既有理論指導性，還有實踐指南性。

第四，“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必須堅持“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也強調，“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指導思想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穩中求進，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所以，“十三五”時期，我們必須要貫徹“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理論和實踐進展得非常快，以上四個方面可以體現了這一年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發展和完善的基本脈絡。

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科學地分析了新形勢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際上是在對中國國情深刻把握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思想。那么，當代中國是什么國情？我想可以從三個“三”來分析。

第一，當代中國有“三個沒有變”。

黨的十八大報告已經明確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這“三個沒有變”揭示了當代中國國情的本質。那么，基本國情、社會主要矛盾以及國際地位，我們講的都是它們的根本性質沒有變。但問題就復雜在，在根本性質沒有變的基礎上，每一個“沒有變”背后的表現形式都在發生變化。比如說，基本國情的表現形式在發生變化。我們現在一直強調階段性特征，盡管我們一百年中都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它不斷表現出階段性特征來。再一個是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但表現方式在發展變化。如果說過去改革開放之前或者改革開放之初，它主要表現為社會生產沒法滿足物質文化需求，大多是短缺問題。現在很多方面不是短缺，是過剩，它主要表現為物質文化的個性化、多樣化需求與社會生產的大規模排浪式之間的矛盾。生產是大規模的排浪式的，但是文化需要是個性化、多樣化的。那么，國際地位也在發生很多變化。所以，在這個“變”和“不變”中，產生了很多新矛盾，產生了很多新問題。如何解決新問題？我們必須有新的戰略布局。于是，中央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首先是基于對當代中國這“三個沒有變”認識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

第二，當代中國有“三個前所未有”。

這個判斷是2014年10月總書記在“新古田會議”召開前不久提出來的。他說：“我們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

“前所未有”，是以前沒有或者以前不明顯而現在開始具有了的。所以，它很明顯是一個新的形勢。那么，這“三個前所未有”會產生另外兩個“前所未有”，一個是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們越來越靠近世界舞臺中心，越來越接近目標，包括我們的能力——道路能力、理論能力、制度能力不斷提升，包括三大自信的提升，帶給我們的機遇肯定是前所未有，越來越多的機遇擺在我們的面前。同樣也應該看到，前所未有的風險和挑戰也擺在我們面前。所以，云山同志2015年4月21日在“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專門講到了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有“三個前所未有”。他說，我們現在面臨著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對我們黨治國理政的考驗之大前所未有”。

我們出現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出現的機遇我們怎么抓住，出現的風險如何化解它？通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我們能夠抓住機遇，同時也能夠化解風險。所以，“四個全面”是在對這個新形勢認識判斷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第三，當代中國處在“三期疊加”時期。

十八大以來，中央準確把握經濟發展大局，作出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面長期趨好，但正處在從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的重要判斷。

這也是一個非常新的形勢。我們的經濟速度從過去高速增長到現在中高速增長，增長速度正在換檔。結構面臨著深層次的調整，這個結構調整既面臨著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對于我們的壓力，也面臨著我們自身的產業結構從低端邁向中高端的很多深層次問題。另外，2009年以來的刺激政策有一些問題需要消化。比如說政府債務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產能過剩問題等。一系列問題疊加在一起，出現了很多非常復雜的矛盾和問題。那么，要處理這些問題、這些復雜的矛盾，怎么辦？我們要用新的戰略布局、新的戰略思想來解決它。所以，我們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這“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確實是科學把握了當代中國的國情，科學分析了新的形勢，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思想。

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品格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非常鮮明的現實品格。總書記講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我國人民群眾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這句話就是鮮明地表達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品格。兩個“得出來”，一個“提出來”都是從現實出發，具有的特點是：現實需要、熱情期待、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那么，現實品格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解決中國發展中面臨的陷阱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談到有四大陷阱。第一，“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一詞最早出現在2006年世界銀行的《東亞經濟報告》中。它是指當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特別是達到6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后，由于各種原因無法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社會結構轉型、政治體制轉化，經濟增長出現乏力，人均GDP長期徘徊在6000美元-10000美元之間，由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總書記非常重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幾次談到這個問題。比如說，2013年11月2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21世紀理事會北京會議外方代表時，他講：“我們對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抱有信心。中國不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時隔一年，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同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時，他再次指出：“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么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發展。”

第二，“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個，總書記關注到的是“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修昔底德本人提出來的。修昔底德是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他寫過一本非常著名的書，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研究雅典作為一個新興稱霸國家崛起以后，如何挑戰斯巴達，最后導致兩敗俱傷。美國一個哈佛大學教授拉姆·阿利森前幾年就借用了修昔底德的名字，創造了一個概念——“修昔底德陷阱”，含義就是一個崛起的新興強國必然對古老的霸主發起挑戰，從而觸發世界范圍的沖突，猶如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和斯巴達，沖突的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像雅典和斯巴達一樣兩個強國走向衰落。

總書記也高度關注“修昔底德陷阱”。他在2014年1月22日接受美國《世界郵報》記者專訪的時候明確講，我們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的陷阱”。2015年9月在訪問美國的時候，總書記也多次談到了“修昔底德陷阱” 問題。9月22日，在西雅圖發表演講的時候，他講，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國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我們現在特別強調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對重大的國際戰略不要發生戰略誤判，也就是防止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問題。所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設計的國際戰略思想就是要努力避免這個問題的出現。

第三，“黨大還是法大”的政治陷阱。

總書記2015年2月2日就明確地說：“我說過，?黨大還是法大?是一個政治陷阱，是一個偽命題。對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含糊其辭、語焉不詳，要明確予以回答。”

有人在談到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時候設置這么一個陷阱，目的實際上是為了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你要承認它是一個真命題，那么你就掉到陷阱里去了。黨大還是法大？如果說黨大，他就說你不是依法治國；你如果說法大，他就說應該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所以，設置這個命題的目的，就是為了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所以，我們全面依法治國，要把這個陷阱剔除出去。全面依法治國，一定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我們始終強調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所以，不能承認它是一個真命題，它是一個偽命題。這個政治陷阱問題，我們要把它從理論上要把它說明白；在實踐上，我們要在走中國特色法治道路的時候，堅持好黨的領導。

第四個陷阱就是福利陷阱。

2013年10月29日，十八屆中央中央政治局進行第10次學習的時候，總書記強調，要處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市場化的關系、住房發展的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的關系、需要和可能的關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關系。

所謂福利陷阱就是，一旦社會保障水平超過某種界限以后，有一些人不用勤奮工作、不用努力勞動，仍然可以獲得不錯的生活水平，公共服務、公共保障有可能蛻變成“養懶漢”的制度。所以，我們在推進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在完善公共服務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到這個陷阱問題。所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現實品格首先就體現在，善于發現陷阱問題，而且要善于解決這些問題，這是第一方面。

（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解決中國發展中面臨的深層次現實問題 除了陷阱問題，第二個是中國發展中面臨的一些深層次的現實問題。第一，我們經濟社會在某種意義上存在“高血壓”問題。所謂高血壓，“高”是經濟發展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血”是指發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比較多，比如說我們的交通安全、生產安全問題；“壓”是經濟發展時候壓力大，資源、土地、環境、空間、工作壓力等。要逐步通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解決這些問題。

第二，“利益鐵藩籬”問題。我們必須要通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突破這些利益固化的藩籬。

第三，破解制度“天花板”。包括企業發展的一些制度“天花板”問題，在科研制度上的一些“天花板”問題，干部人事制度上的“天花板”問題，都要加以解決。

第四是產權保護中的一些問題。相對來講，產權保護制度現在并不是特別健全，確實影響人民創業、創新積極性的發揮。所以，十八屆四中全會就講了，要“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五中全會也特別強調，到2020年我們建成法治政府，強調人權得到切實保障，產權得到有效保護。也就是說，到2020年，我們建成法治政府和法治國家，產權保護制度將比較完善。這個問題也是需要我們迫切去解決的。因為你只有有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產權保護制度，那么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才能逐步形成。再一個，市場要發揮決定性作用，也離不開產權保護制度的支持。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帶有基礎性制度的制度，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盡快建立和完善起來。

第五是社會流動性問題。我們要加快社會的流動性。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確實出現一些社會流動緩慢化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劉云山同志在2013年11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當前一定程度上出現社會分層“凝固化”和社會流動“緩慢化”現象。這個問題也確實要引起我們的注意，社會出現了一些分層，分層導致社會階層之間出現了某種凝固化，階層與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減小，一些人的上升空間受到影響。“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通過教育公平改革，通過就業體系的完善，通過法律體系不斷健全，要解決社會流動性問題，讓更多的沒有背景的人、沒有背景的人的孩子的發展機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些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也看到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突出強調去解決它們。這是第二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解決一系列現實問題。

（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發現陷阱和問題的方法論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品格體現的第三個方面就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發現陷阱和問題的科學的系統的方法論。

第一個方法，“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帶有全球視野的布局。它是從全球視野來看待中國發展中遇到的陷阱問題和現實問題的。所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立足全球視野而提出來的，它把中國的發展始終置于全球發展的總體格局中來看待。“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始終強調，既要借鑒國際社會成功的發展經驗，也要強調防止一些國家發展中出現的陷阱和問題。

總書記在2014年10月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一些國家雖然也一度實現快速發展,但并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的門檻,而是陷入這樣或那樣的“陷阱”,出現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

總書記已經在這個講話中提到了這樣和那樣的“陷阱”，直接明確講出四大陷阱。（當然，實際上還是有很多陷阱。）那么，總書記講到的四大陷阱其實都是在全球視野中發現出來的。第一個是“中等收入陷阱”，很多的國家都出現了這個問題。第二個陷阱就是我們講到的“修昔底德陷阱”，這本身就是從全球視野中看到的。第三個是“黨大還是法大”的政治陷阱。其實我們知道在幾十年前，當時東歐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的時候，在完善法治的時候，一些西方國家的學者提出“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當時，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意識到這是個陷阱，沒有回答好這個問題，結果掉到西方人設置的陷阱里去了。所以，“黨大還是法大”的這個政治問題，也是在全球視野中看到的。第四個是福利陷阱。福利陷阱，既有西歐所謂的高福利國家出現的陷阱問題，另外還有一些不是高福利國家，甚至有一些國家到了中等階段就出現了過多的福利問題，制約了這些國家的發展。所以，我們要看待這些現實問題，必須有廣闊的全球視野，可以從全球視野中發現很多的問題。

第二個方法是以遠慮來觀近憂。總書記強調，“從現在的情況看,只要國際國內不發生大的波折,經過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應該可以如期實現。”總書記也講得非常清楚，我們還是要經過努力，甚至是經過艱苦的努力。有一些方面的目標，比如說扶貧攻堅戰，沒有艱苦的努力，能實現嗎？不去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可能自動實現。所以，有一些人的思想就是“我等著”，等5年以后它自動就會來了嗎？不是的！要經過我們努力。那么，總書記接著說：“但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路該怎么走?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期執政?如何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

總書記提出了三個重大問題，也是需要遠慮的問題。一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的路該怎么走？我們要沿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邏輯繼續往前走。因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一個完整的邏輯，我們繼續往前走。再一個，我們要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繼續往前走。所以，怎么走？其實我們的路子非常清楚。

再一個，怎樣跳出“歷史周期律”、實現長期執政呢？我們應該通過全面從嚴治黨，解決我們黨執政過程中面臨的一系列復雜問題，使我們黨長期執政。

那么，如何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通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可以看出來，我們從深化改革的角度，讓我們的制度成熟定型，然后成熟定型以后，制度還不斷能夠自我完善。我們通過依法治國建設我們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讓我們的國家能夠實現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這都是確保我們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路徑。

所以，我們要通過遠慮，把眼光放得更加長遠，就可以看到前進的道路上可能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一些問題，我們要在思想上、實踐上都做好準備。那么，問題來的時候，我們能夠比較主動地解決。

從以上三個大的方面看出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品質，它是敢于啃硬骨頭，而且善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而且是確保能上岸的戰略布局。

四、“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未來邏輯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非常鮮明的把握未來的基本邏輯。列寧在1915年就講過，馬克思主義“不僅僅限于解釋過去，而且大膽地預察未來，并勇敢地用實際活動來實現未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有這個特點，不光能夠把握未來的邏輯是什么，知道未來向何處去，而且能用勇敢的實際行動來實現對未來的設想。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本身就是有著強烈的未來邏輯的一個構想，它本身就體現了未來邏輯性。五中全會的《建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這個目標要求反映了未來的指向性。五中全會強調的新的目標要求是：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普遍提高，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各領域基礎性制度體系基本形成。這把未來描述得非常清楚，未來的邏輯也是非常鮮明的。

具體地講，我們可以把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到2020年，中國首先要成熟定型。2020年的中國，至少有這么幾個方面要建成的“型”。

第一個是要建成服務型政府。

第二個是要基本形成開放型經濟新體系。第三個要形成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而且到2020年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要基本建立。

第四個要進入創新型國家的行列。通過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加強基礎研究，強化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到2020年基本建立適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求、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和科技創新發展規律的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進入創新型國家的行列。

第五個是加快建設兩型社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為此，五中全會也指出了很多建設兩型社會的舉措。比如說，實施近零碳排放區示范工程；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以水定產，以水定城，建設節水型社會；堅持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實施循環發展引領計劃，推行企業循環式生產、產業循環式組合、園區循環式改造，減少單位產出物資消耗。

第六個是建立學習型社會。為此，五中全會也作了一些部署。五中全會強調，“推動文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展骨干文化企業和創意文化產業，培育新型文化業態，擴大和引導文化消費。普及科學知識。倡導全民閱讀。”而且五中全會提出建立個人學習賬戶和學分累計制度，調動個人學習的積極性。

第七個是要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因為我們有學習型社會、服務型政府、創新型國家，所以，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也應該是三型的：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當然，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學習型首要強調的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包括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的主要立場、觀點、方法；服務型就是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真正落實到位；創新型主要是強調理論創新。

第八個是推進新型城鎮化。五中全會強調，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提高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的水平。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并與城鎮居民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實際上，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指出了到2020年新型城鎮化的具體目標要求。比如說，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第九個是實現引領型發展。五中全會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型”叫做引領型發展。強調“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讓中國的發展不僅僅是跟蹤型，更多的是要產生先發優勢的引領型。先發優勢的引領型，既包括技術方面的先發優勢，也包括一些制度上的先發優勢。所以，中國的發展要從過去的跟蹤型發展更多地要轉向引領型發展。從以上“九型”來看，中國到2020年是一個成熟定型的社會。從形式上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到2020年是服務型政府，開放型經濟體制、新型城鄉關系、創新型國家、兩型社會、學習型社會、三型政黨、新型城鎮化和引領型發展，各個領域里都有特殊的一些型，國家有型，政府有型，政黨有型，社會有型，經濟有型，發展也有型，所以，到2020年的未來邏輯非常清楚。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其實每一個“全面”都有著非常強烈的未來指向性。除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未來指向非常清楚，全面深化改革也同樣有非常強烈的未來指向性。我們一直強調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一直是面向未來的。全面依法治國，總書記也講過，全面依法治國是“為子孫萬代計,為長遠發展謀”的。全面從嚴治黨，總書記也講，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反腐倡廉永遠沒有休止符，一直是面向未來的。

我們要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未來指向性，掌握住這個邏輯，我們就知道中國的未來向何處去，如何去。這樣，我們做工作就非常積極主動了。

五、“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方法論意義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著非常科學的方法論。至少有這么幾個方面很值得我們關注。

（一）規律分析的方法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調把握規律性。五中全會也強調了，各級黨委要深入把握發展的規律。我們要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指導下認識四個“三大規律”。

一是要進一步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發展規律的認識。這個“三大規律”從2001年江澤民同志提出來以后，黨經歷十幾年的發展過程對這“三大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高度。當然，這個高度不可能是終結，我們要繼續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基礎上，更加深對“三大規律”的認識。

二是2009年錦濤同志提出的現代化的“三大規律”，即：把握好現代化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殊規律。這“三大規律”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到2049年要基本實現現代化，只有把這“三大規律”認識得非常清楚，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我們才能不走彎路，或者是少走彎路，或者是不會犯顛覆性錯誤，能夠順利到達現代化目標。

三是2009年習近平同志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時候提出來的要把握執政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和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執政確實要深刻地把握這“三大規律”。所有的政黨在執政時有其一般性規律，所有的共產黨執政時有其普遍規律，那么中國共產黨執政也有其特殊規律。所以，清楚地把握這“三大規律”對于我們全面從嚴治黨、對于我們推進黨的科學化建設，是非常重要的。四是2014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開會的時候提出的關于發展的“三大規律”，我們的發展是符合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是符合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也就是說，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背后的自然規律確實需要我們認識。恩格斯當年在《自然辯證法》中提出來，我們對于自然界的每一次勝利，自然界最后都報復了我們。我們要想不得到自然界的報復，就必須把握清楚規律。把握自然規律，把自然規律認識清楚，第一，我們不會受到自然界的報復；第二，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有了根本性的保障；第三，科學發展背后有經濟規律，需要我們認真去研究。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實質上是經濟的一般規律。我們要很好地認識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在深刻認識一般規律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再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是什么。我們把握住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再把握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這樣我們的科學發展就有了根本的保障了。當然，我們還深入研究包容性發展背后的社會規律是什么。它的內在的社會規律，能夠體現包容性發展、能夠實現廣大人民共享發展的社會規律應該是什么，都需要我們去深入研究。所以，發展本身有“三大規律”：自然規律、經濟規律、社會規律。所以我們一定要有規律意識。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是要告訴我們怎么樣去把握規律，如何認識那些規律。我們只有在規律認識的基礎上，才能夠推動工作更好地向前發展。

（二）戰略辯證法

世情、黨情的“變與不變”的戰略辯證法。

首先，世情的“變與不變”。這是2014年11月28日出席全國外事工作會議時，總書記指出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他認為，當代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有“五個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國際格局發展演變的復雜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極化向前推進的態勢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世界經濟調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國際矛盾和斗爭的尖銳性，更要看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國際秩序之爭的長期性，更要看到國際體系變革方向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我國周邊環境中的不確定性，更要看到亞太地區總體繁榮穩定的態勢不會改變。”這些講話非常重要，實際上體現了五個“變”和五個“不變”。國際格局演變的復雜性、世界經濟調整的曲折性、國際矛盾斗爭的尖銳性、國際秩序之爭的長期性、我國周邊環境的不確定性，其實就是復雜性、曲折性、尖銳性、長期性和不確定性就反映了“變”，但這個“變”的背后有五個東西不會改變，即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時代主題、國際體系變革、亞太地區總體格局都不會改變。所以，我們的國際戰略就是基于這個“變”和“不變”提出來的科學的國際戰略。那么，世情的“五個不會改變”是根本性質不變，但表現形式在變，所以在“變”與“不變”中產生了很多新問題，需要我們辯證地處理好這些新問題。

再一個是黨情的“變”與“不變”。這也有很多表現，比如說，我們黨員的數量不斷增加，到2014年年底，我們黨員人數就達到了8800萬人了，2015年年底將突破9000萬，是1956年的8.8倍、1978年的2.5倍，數量確實非常大了。但是，不管數量怎么變，對于黨員質量的要求不會改變，對于黨員的本質要求不會改變。我們黨面臨的執政環境不斷變化，過去是在封閉條件下搞黨建，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搞黨建；現在我們是在開放的條件下搞黨建，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搞黨建。我們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執政的，但不管條件怎么變化，不管環境怎么變化，對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的要求是不會改變的。無論是在開放條件下，還是封閉條件下，無論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的要求是一致的。所以，我們現在在全面從嚴治黨，實際上是在“變”和“不變”中來進行的。我們要看到變的是什么，看到不變的是什么，以此來制定全面從嚴治黨的一系列戰略部署。

（三）系統分析的方法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論就是系統分析，就是總書記強調的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看待任何問題都要有系統性、整體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四個全面”之間有系統性、整體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其他三個“全面”是戰略舉措。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之間有著內在的關系。同樣，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從嚴治黨之間的關系也非常密切，全面從嚴治黨與全面依法治國之間也是緊密聯系。它們都不是孤立的。“四個全面”之間有著非常內在的整體性，包括我們也強調改革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總書記談到改革的時候也特別強調，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

事物之間的系統性越來越復雜，我們必須要有系統性思維。當然，這個系統性在現代的表現非常復雜。

系統性，首先有時間上的系統性。什么叫時間上的系統性？就是今天我做出一項改革舉措，要考慮到未來5年以后，這個決策會不會帶來一些想象不到的問題，會不會帶來一些不能克服的問題；再過10年，是不是帶來更大的問題。一定要把一項改革的舉措考慮得更加長遠。不能把眼前的事解決了，但5年以后、10年后演變成一些非常復雜的問題。所以，在設計改革舉措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今天、明天和后天，有一個時間上的整體性。

第二，部門之間的整體性。這個部門的一項改革會不會對整個社會帶來一些想象不到的問題。這個部門的改革成功了，只是解決了一個部門的問題。但是，這個部門的問題解決了，會產生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溢出問題，所以必須有整體性，要站在整體來考慮這個問題。

我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很重要的一個方法論就是系統分析。我們知道，深改小組到現在成立不到兩年，已經通過將近90個頂層設計的文件，我想它就是考慮到，發展到了今天，事物之間的整體性、關聯性越來越強，過去的關系可能是外在的，今天可能就變成內在的了，過去可能是一般性的關系，現在成了一個本質性的關系。我們一定要看到事物之間的整體性、復雜性。所以，現在我們一直強調頂層設計、整體謀劃。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恰恰體現了這種頂層設計、整體謀劃。

如何培養我們的整體性、系統性思維？我們要培養做好任何工作的系統性、整體思維。首先，打破思維定式。我們要消除職業偏見和知識偏好，看問題更加客觀、更加全面。“四個全面”告訴我們，要善于打破思維定式。你不能說，我是學這個，我只是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我是干那個的，我只是我那個角度看問題。這樣，有一些問題就容易形成偏見，就不容易形成系統性、整體性思維。

第二就是培育辯證思維。這也是總書記特別強調的。2015年1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體學習的時候，總書記指出，要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要反對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看形勢做工作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觀天、揠苗助長、削足適履、畫蛇添足。

總書記一口氣用了五個成語來講有一些人的思維方法是形而上學的。應該說，在我們這個社會里，有一些人很容易形成這五種情況的思維方式。比如盲人摸象，我們知道這個故事里首先那三個盲人摸到大象了；第二，說大象像一個柱子的人，他還算是比較靠譜的，他摸到了大象，又形容得還比較像。但是，現在往往是這樣：一頭大象來了以后，幾百幾千個人圍著，閉眼睛來摸象，這樣是很難摸得到象腿的，常常會摸到摸象人的腿。第一，摸不到象；第二，摸不到象腿。你摸到一個人的腿，你說大象像棍子，就越來越不靠譜了。如果我見不到這個象怎么辦？如果見不到象，我又需要把象比較客觀地描述出來，那么就需要有辯證思維，要形成科學的邏輯分析的能力，不斷地去還原事物的真相，不斷地去進行邏輯比對，然后接近事物真相。所以，總書記談到辯證思維，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在學習“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時，一定要把握好辯證思維的方法，頭腦中要有事物普遍聯系的思維，要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維，要通過辯證思維去偽存真。再一個，辯證思維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們把握事物的整體性，把握事物的事實的總和，把握住一個現象跟其他現象之間的內在關系，然后這樣我們去分析問題的時候就不會走偏路。如果你看到一個孤立的現象，你就認為它是一個具體問題，那么實際上一個孤立的現象未必是一個具體問題，你只有找到這個現象跟其他的事物之間內在的關系了，形成一個對于這個事物的整體的認識，才能找到具體問題。找到具體問題，你才能找到具體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確實要注意總書記提到的形而上學的東西，包括坐井觀天也是如此。由于受我們專業的影響、學科的細化影響，我們有時候看問題很容易從我們自身的某個專業出發，而忽略了整體性。所以我們要不斷地破除坐井觀天的思維。揠苗助長也好，削足適履也好，畫蛇添足也好，這些問題確實在我們的生活中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們要逐步用辯證思維來解決這些問題。

第三，一定要形成整體性思維，就是要一定要培養我們的立體性視野。也就是看問題的時候，我們角度要多一點，要寬一點。“四個全面”的“全面”強調的就是多面，肯定不是一個平面，也不是一個單面，也不僅僅是兩個面。平面也好，是單面也好，它就不是全面，全面一定是一個多面。也就是說，我們看待任何一個問題的時候，不能孤立地或者只是一個角度看。我們必須要培養立體視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解決問題的時候都是立體性的多面的。要解決一個重大的問題，不僅僅是深化改革要解決，依法治國也得解決，全面從嚴治黨也得解決。比如我前面提到社會流動性問題。我們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教育的公平改革，讓越來越多的人享受教育的公平性；我們要通過依法治國，建立更多解決社會公平性的法律體系，我們強調我們法律要實現公平正義，那么從法律上要解決教育的公平性問題；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打破一些特權也好，解決一些腐敗問題，都是為老百姓實現公平性提供保障的。所以，解決一個社會公平性問題，我們不是從一個角度去考慮，而要形成合力，既從深化改革的角度，也從依法治國的角度，也要從從嚴治黨的角度著手。很多重大問題都是這樣的，一下子對照幾個面，同時要去進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非常強。

我們要很好地看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著科學的方法論，無論是強大的辯證思維，還是多面分析問題，這些方法我們一定要科學掌握。那么，掌握住這些方法，對于我們解決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

我想這些方面告訴我們，“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非常完整的理論體系，而且有立場、有觀點，有科學方法論。所以，經過一年多的發展，“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正在形成一個非常完整的科學體系，很值得我們去把握和學習。

第二篇：深刻認識和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堅持問題導向，逐步形成并積極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思熟慮、深謀遠慮的結果，意味著一項重大戰略構想的形成。那么，如何認識“四個全面”的邏輯體系、思想方法，如何把握“四個全面”的實踐要求，是當前學習、領會、貫徹“四個全面”需要厘清的問題。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辟了中國道路新境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我們黨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總結我國發展實踐，適應新的發展要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探索新實踐的重要成果。總書記深刻指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的出來的，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的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這是我們黨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重大成果，集中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全局視野和戰略眼光，蘊含著對中國發展方略的深邃思考，對人民根本利益的深切關懷。“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必將開辟中國道路新境界，成為當代中國新航標，書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篇章。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有機統一的邏輯體系。“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相互之間密切聯系、有機統一，具有緊密的內在邏輯，是一個整體戰略部署的有序展開，共同支撐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戰略目標，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統領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戰略目標的動力，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引擎地位；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戰略目標的保障，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支撐地位；全面從嚴治黨是發揮黨的堅強領導的核心、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堅強組織保證的根本前提，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核心地位。“四個全面”環環相扣、相互促進，是執政目標、執政理念、執政方式和執政黨自身建設的有機統一。正如總書記所強調的：“不全面深化改革，發展就缺少動力，社會就沒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國，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就不能有序進行，就難以實現社會和諧穩定。不全面從嚴治黨，黨就做不到‘打鐵還需自身硬’，也就難以發揮好領導核心作用。”因此，必須把每一項戰略舉措放在“四個全面”總體布局中把握，才能正確認識每一項舉措同其他三項的關系，也才能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協調推進凝聚起強大的正能量、推動力。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蘊含著科學統籌的思想方法。“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體現了全面、聯系的觀點。“四個全面”科學聯系、有機統一體，從整體上強調，正如總書記強調的那樣，“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一種很全面的觀點，不是單打一”。這深刻體現了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的要求，彰顯了全局思維、戰略思維，是全面系統、辯證平衡觀點的實際運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體現了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總書記指出：“在任何工作中，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這一戰略布局既統攬全局又突出重點，在推進過程中，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體現統籌兼顧的要求。這一戰略布局著眼的是統籌把握、協調推進，強調“十個指頭彈鋼琴”。這就要求把改革的“破”與法治的“立”統一起來，把偉大事業與偉大工程統一起來，把總體布局與具體規劃統一起來。要通盤考慮各方面的情況和進展，統籌好推進的速度、力度和進度，把握平衡、綜合施策，從而激發統籌兼顧的優勢，達到更好效果。

自覺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統一思想、引領實踐。“四個全面”作為一種戰略布局，要改變中國現實、引領中國發展，關鍵在于實施、在于實踐。要自覺推進。要不斷提升貫徹“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把這一戰略布局貫穿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把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認識不斷提高到新水平，真正學懂、學透、學通，真正做到入耳、入腦、入心。要協調推進。四個方面要協調推進、全面落實，哪個“全面”都不能短缺，都不能放棄，否則整個戰略布局就會落空。要加強宏觀謀劃、頂層設計，形成“四個全面”的互動機制、照應機制，避免各行其是。要創新推進。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為指引攻堅克難、化解矛盾、解決問題，關鍵在于創新。當前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攻堅期，全面深化改革面對的都是難題、“硬骨頭”，必須更新改革觀念、創新改革推進方式，才能創新體制機制，破解改革難題。要匯聚民智與民力。“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出發點是為了人民、服務人民，“四個全面”的實踐也應當依賴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發揮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四個全面”的實踐，是黨和政府的事業，更是全體人民的事業。

第三篇：科學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科學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摘要：2014年12月，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強調，要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總書記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四個全面”的總體布局。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正是中國“發展起來以后”，更加注重發展和治理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四個全面 戰略布局 內在關系

一、“四個全面”的提出與形成過程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小康之家”的設想。2002年，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2007年，十七大要求：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2012年，十八大將“建設”改為“建成”，進一步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

（二）全面深化改革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實際上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兩個基本點其中一個就是堅持改革開放。2012年，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問題作出重要決定。總書記說，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總部署、總動員”。

（三）全面依法治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包括我們建國以來，實際上我們的法制建設一直不斷加強。1997年，十五大要把依法治國提到治國方略的高度，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2012年，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要求。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建設作為中央全會的專門議題，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全面的戰略部署。

（四）全面從嚴治黨

1994年十四屆四中全會提出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2002年的十六大和2007年的十七大，都提出了黨的建設的基本格局。2009年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重要命題和任務。2012年，十八大提出了以改革創新競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并再次強調要從嚴治黨。2014年10月，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進一步提出了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要求，并對全面推進從嚴治黨進行了部署。現在，又直接使用了“全面從嚴治黨”的表述。

綜合來看，“四個全面”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治國理政思路的高度概括。“四個全面”的形成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一個全面”到“兩個全面”。

在十八大之前，2002年十六大提出了“一個全面”，即“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2007年，十七大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把“一個全面”擴展為“兩個全面”。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簡化為“全面深化改革”。

第二個階段是從“兩個全面”到“三個全面”。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樣，就把“兩個全面”進一步擴展為“三個全面”。

第三個階段是從“三個全面”到“四個全面”。

十八屆四中全會閉幕后不久，2014年12月14日，總書記在江蘇考察調研時提出，“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至此，把“三個全面”首次擴展為“四個全面”。而且在這次對江蘇考察中，總書記首次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并且是同其他三個全面一起結合起來，首次提出“四個全面”，這是第一次提出來。

二、“四個全面”之間的內在關系

總書記講，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偉大目標。“全面”一詞充分說明這個小康社會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諸多方面的小康社會。“四個全面”是一個大系統，每一個“全面”是一個小系統，彼此之間相互依存、關聯遞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奮斗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指向，其他三個全面則是實現目標的戰略舉措；全面深化改革是“關鍵一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注入強大動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根本保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駕護航；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實現；全面從嚴治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是新常態下波瀾不驚、破浪前行的壓艙石。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作為三大戰略舉措，都要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服務，也要體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三大舉措實施得不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就要受到影響，目標就不能保證實現。三大戰略舉措之間，也有密切的聯系，必須相互配合、相互協調，互相滲透，共同推進。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由黨來領導，因此，就必須從嚴治黨。

“四個全面”之間的邏輯關系不是簡單并列關系,而是有機聯系、相互貫通的頂層設計，具有總分總的邏輯結構。之所以在這些施政方略前面加上“全面”，一方面是一種延續性，是對以往方向、路線的一脈相承，表明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沒有另起爐灶，否定過去；另一方面，“全面”就是要覆蓋面更廣，不可能留有死角、達不到的地方，而且加強了力度深度廣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奮斗目標，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目標，具有戰略統領和目標牽引作用。其他三個全面分別是我們的基本動力、基本保障、基本支撐。改革既是驅動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徑，也是精神內核，是我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強大動力、根本路徑。法治是框架和軌道，也是理念和方法。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其他三個方面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核心，全面從嚴治黨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只有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才能使我們黨堅強起來，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因而全面從嚴治黨是實現前三個全面的堅強保證。總之，“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成為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全新布局。“四個全面”的提出，使黨和國家各項工作關鍵環節、重點領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內在邏輯更加嚴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總體框架更加完整，趨于成熟。

“四個全面”是內在統一的有機整體。“四個全面”作為相輔相成、相互支撐、內在統一的整體。

一是統一于“四個偉大”。“四個偉大”：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大夢想、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加強黨的建設偉大工程、開展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都離不開“四個全面”的協調共進。抓好“四個全面”，就能形成“四個偉大”聯動的時代洪流。

二是統一于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四個全面”涵括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就統攬了治國理政的全局。

三是統一于中國與世界的深刻互動。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既是進一步形成中國特色、打造中國優勢的大棋局，又是中國進一步擁抱世界、引領時代的大棋局。統籌好“四個全面”，“中華號”巨輪必將在世界大潮中行穩致遠，駛向勝利彼岸。

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大意義

“四個全面”，是習近平同志站在時代和全局的高度，在堅定中國自信、發展中國道路、優化中國模式、總結中國經驗，帶領人民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提出來的，既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又是實踐創新的巨大飛躍。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一）開拓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新境界

不斷開拓治國理政的新境界是我們黨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提升的標志。“四個全面”廓清了治國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治國理政的關鍵，拎起了治國理政的總綱，集中體現了黨治國理政的新思路、新方略，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成為我們黨新的歷史時期指導思想，為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確立中國由大向強發展的總方略

由大向強，不僅是量的積累，更是質的飛躍。如何實現這“關鍵一躍”，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核心課題。由大向強是件好事，但是另一方面是“樹大招風”，原來我們是邊緣，現在我們在放大鏡里工作，人家就用顯微鏡來看我們。越是靠近世界舞臺中心、越是接近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遇到的阻力和壓力就越大。同時，我國改革發展進入攻堅期、深水區，要用幾十年解決西方在幾百年的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問題，還要解決自身特有的突出矛盾問題。國內外安全風險疊加交織，面臨“中等收入陷阱”“西化分化陷阱”等，這些都給黨治國理政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更高要求。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就能更好統籌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實現中國夢的統一，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統一，以全面深化改革來破解民族復興和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各種深層次矛盾問題，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來確保發展風險有序可控，以全面從嚴治黨來強力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

無論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繼續推動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還是以“中國奇跡”的升級版實現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核心都在于完善“中國模式”，打造和增創“中國優勢”。“四個全面”是將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之中的大手筆，特別是明確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意味著中國模式的核心之一是國家治理現代化。推進“四個全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實施，表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方略更加完善，標志著我們黨對黨的執政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黨帶領人民向著宏偉目標的偉大進軍又邁出重要一步。“四個全面”總方略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今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創新成果，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啟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到“五位一體”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從“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到“全面從嚴治黨”——正是黨治國理政方略的不斷完善中，黨和國家事業不斷走向興旺發達，中國以勢不可擋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東方。

單 位：云南師范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 專 業：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姓 名：徐田利 學 號：14030203004

第四篇：全面把握“四個意識”的深刻內涵和辯證關系

全面把握“四個意識”的深刻內涵和辯證關系(人民要論)

舒國增

《 人民日報 》（2016年06月27日

07 版）

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這一政治屬性要求每一位共產黨員始終堅定正確政治方向，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當前，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關鍵是增強“四個意識”，即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這是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的根本要求，也是做合格共產黨員的必修課。這“四個意識”既有各自的規定性和明確要求，又彼此聯系、互為支撐，相互滲透、相互依賴，集中體現為根本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原則、政治要求，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具有重要作用。只有全面把握“四個意識”的深刻內涵和辯證關系，才能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堅定，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增強“四個意識”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現代政黨作為政治組織，必然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回顧我們黨的歷史，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是始終堅持講政治。可以說，講政治是我們黨的一貫要求和特有優勢。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堅持講政治、增強“四個意識”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這是由加強黨的建設的要求決定的。黨的先鋒隊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黨的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和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要求，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制度和對黨員權利義務的基本規定，黨的組織原則和紀律要求，都決定了全黨必須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

這是由當前我們黨面臨形勢的復雜性、嚴峻性決定的。放眼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我們黨作為執政黨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異常復雜嚴峻，可以說是世所罕見。我們黨要因勢而謀、順勢而為、乘勢而進，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就必須使全黨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學會從政治上認識和分析問題，認清形勢、把握大勢，順應時代潮流、推動改革發展，為人類社會作出應有貢獻。

這是由我們黨所擔負歷史任務的艱巨性、繁重性決定的。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的中心任務是團結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著“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為完成這一中心任務，中央明確提出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自身狀況和面臨形勢任務的清醒認識。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和矛盾。克服這些困難和矛盾，完成黨所擔負的歷史任務，必須注重講政治，從政治的高度認識和把握各種問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政治意識強調政治方向，要求堅定信仰不迷失

政治意識通常表現為政治集團的政治思想、政治路線、政治文化和個體的政治認知、政治態度、政治信仰。不斷增強政治意識，是我們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對全體黨員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特有優勢，是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要求的首要任務，也是合格共產黨員的重要標準。

在“四個意識”中，政治意識是管總的，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都具有政治意識的涵義，都是講政治的具體體現。增強政治意識，必須堅定政治方向和政治信仰，堅持政治原則和政治立場，保持政治警覺和政治清醒，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當前，少數黨員干部政治意識淡薄，在原則問題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場搖擺，有的對涉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重大政治問題公開發表反對意 2 見，有的拿那些黨已經明確規定的政治原則來說事。有的黨組織覺得政治紀律是“軟”的、“虛”的，對違反政治紀律的錯誤言行不在意、不抵制、不查處。解決這些問題，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和各級黨組織增強政治意識，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政治信仰，站穩政治立場，保持政治定力。特別是要做到忠誠于黨的事業，學會從政治上分析和處理問題，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時候都牢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產黨員，第一職責是為黨工作，第一使命是愛黨、信黨、護黨、跟黨走。

大局意識強調認識高度，要求登高望遠不短視

大局意識的基本內涵是善于站在全局和戰略的高度，識大體、顧大局、觀大勢、謀大事。大局意識與政治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緊密聯系、相互作用。我們所說的大局，必然是站在政治高度的大局、緊緊圍繞核心的大局、自覺主動看齊的大局。不斷增強大局意識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堅持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動，自覺從黨和國家大局角度想問題、辦事情、抓落實，堅決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確保中央政令暢通。

大局意識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識大體、顧大局，必須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局部與全局、當前與長遠的關系。就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來講，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都是我們必須牢牢把握的大局。就一個領域、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一個單位的工作來講，中央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是大局，黨和國家的全局性工作是大局，貫徹中央的決策部署是大局。我們所有的工作都要圍繞大局搞服務、謀良策、抓落實、出成果，努力在大局中實現自身價值。就領導干部分管的工作來講，也有一個形成“一盤棋”、共吹“一個號”的大局意識問題。樹立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必須把自己的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去定位，尤其要時刻繃緊黨性原則和政治紀律這根弦，不能搞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本位主義，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能在貫徹執行中央決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或以種種借口和理由脫離大局、妨害大局、給大局添亂。

核心意識強調力量聚合，要求集中統一不離散

增強核心意識的基本要求是不斷增強組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內在包含講政治、顧大局、能看齊的要求。核心就是中心，是事物賴以生存和發展最重要、最關鍵的“圓心”。領導核心就是一個組織和集體的中心或者“圓心”，組織和集體的活動是一個個不同半徑的“同心圓”。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的歷史表明，沒有核心意識就不能形成統一的意志，就不會有戰斗力、號召力、凝聚力。

在95年的革命、建設、改革歷程中，我們黨之所以能帶領全國人民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始終堅持集中統一領導，始終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今天，我們黨作為一個擁有8700多萬黨員、在13億多人口的大國長期執政的大黨，要經受住“四大考驗”、防范住“四種危險”，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增強核心意識。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往開來、革故鼎新，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境界。實踐充分證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在國內外贏得崇高威望，全國人民真心擁護、由衷愛戴、高度信任和完全信賴的堅強領導核心。進一步增強核心意識，就要堅定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決策 部署，在思想上認同核心、在政治上圍繞核心、在組織上服從核心、在行動上維護核心，在黨言黨、在黨為黨，把愛黨、憂黨、興黨、護黨的意志貫徹到實際工作的各個環節和方方面面，使之成為一種習慣、一種自覺，用實際行動為黨和人民的事業恪盡職守。

看齊意識強調步調一致，要求整齊劃一不掉隊

看齊意識源自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的報告。原話是這么說的：“要知道，一個隊伍經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間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準看齊，向大會基準看齊。看齊是原則，有偏差是實際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齊。”當前，不斷增強看齊意識，就要聽從黨中央的指揮，服從黨中央的安排，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堅持向黨中央看齊。這是由我們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所決定的，是我們黨擔負的歷史使命所要求的，是每位黨員干部的責任所在、義務所在。

不斷增強看齊意識，要堅定理想信念。這是共產黨人的精神之“鈣”。精神上缺“鈣”，就會得“軟骨病”，站不直、立不正，看齊就無從談起。堅定的理想信念源于學、成于思、固于行。要切實加強理論學習，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頭腦，樹立科學的世界觀，掌握正確的方法論。要把學習和思考、學習和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堅持問題導向，注重融會貫通，用黨的創新理論指導實踐，做到真學、真懂、真信、真用。特別是在“亂花漸欲迷人眼”時保持思想定力、戰略定力、道德定力，沉著冷靜地看齊；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時抵御住各種誘惑，擰緊固牢“總開關”，不碰法紀“高壓線”，無怨無悔地看齊。總之，增強看齊意識既要有“思齊”的自覺，還要有“對齊”的標準，從而邁出整齊的步伐。（作者為中央財辦副主任）

第五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理論內涵解讀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理論內涵解讀

【摘 要】“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思想的精髓，是蘊含新目標、新要求、新方略、新格局的科學擘劃和理論創新，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和實踐意義，對于突破改革瓶頸，實現創新發展意義重大。

【關鍵詞】四個全面;意蘊;解析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對于我國改革發展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創新，是突破改革瓶頸、祛除改革痼疾的關鍵一招，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擘劃我國改革發展藍圖的科學布局和重大創新。總書記2014年在江蘇調研時首次將“四個全面”并提，并詳細闡述了其理論內涵和戰略意義，它成為新形勢下我國改革發展的理論武器和科學工具，對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意義重大。

一、擘劃治國理政新目標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進行了目標設定，為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擘劃了新目標。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天下大同”是古人治國安邦的最高理想，小康社會就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敲門磚”。實現小康社會是千百年來中國人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主攻目標。從鄧小平同志1979年首次提出“小康社會”到黨的十五大提出“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總任務，再到黨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和明確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目標，最后到黨的十八明確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目標，小康社會已經成為檢驗改革開放興衰成敗的“試金石”，成為衡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成效的“指向標”，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奠基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明確，路線明了，內容全面，內涵豐富，它的關鍵點在于將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實現中國夢有機統一，將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機統一，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奮斗目標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全新目標和根本追求。

二、彰顯革弊鼎新新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依賴路徑，為新常態下突破改革發展瓶頸、革除體制機制弊端、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提出了新要求。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著，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抉擇，全面深化改革是對于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基于我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復雜形勢的必然選擇。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在于革除體制機制弊端，破除利益藩籬，釋放政府、市場、社會“三駕馬車”的整體活力，為中國經濟增長注入一劑“強心針”和“興奮劑”，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內生動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實踐就是革弊鼎新，即祛除痼疾，創新發展，建立一套符合當前形勢下我國政治經濟發展狀況的新系統、新體制、新制度。在當前改革已經進入“攻堅區”和“深水區”的改革攻堅期和戰略機遇期，進一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動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體制創新，是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困境的關鍵抉擇，新常態下進行革弊鼎新，需要進一步加快改革步伐，推進改革事業發展。

三、蘊含改革發展新方略

全面依法治國是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保障力量，是保障我國改革發展成果，全面推進改革發展進程的關鍵一環，為新形勢下我國改革發展提供了新方略。“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治建設對于改革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僅是我國改革開放事業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重大改革都需要于法有據，同時也是鞏固改革成果的關鍵一環，全面依法治國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穩定性、規范性、系統性支持，能夠將改革發展事業納入到法治化軌道，推進法治國家、法治社會、法治政府建設，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和生態良好。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將依憲治國、依法治國提升到戰略高度，將法治精神、法治文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突出以法治建設革除傳統人治影響，以法治建設推動改革事業發展，將法治作為我國深化改革事業的“排頭兵”和“先行軍”。“改革未動，法治先行”，這是當前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必然選擇，也是鞏固改革開放成果的最優方略，是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抉擇。

四、開創黨的建設新格局

全面從嚴治黨是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領導主體的紀律約束、嚴格要求和自我革新，開創了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新格局。全面從嚴治黨的核心問題就是要牢固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始終保持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地位。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必須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必須堅持依法治黨和依紀管黨相結合，必須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結合，將中國共產黨錘煉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全面從嚴治黨的提出，對于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約束黨員干部行為，嚴明黨的組織紀律，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具有重要作用。全面從嚴治黨以高壓反腐為起點，以黨紀國法為手段，以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依托，以提高黨的領導能力為目標，努力實現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為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定基調”，為進一步管黨治黨“明任務”，為進一步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筑基石”，最終實現黨的建設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有機統一和相互促進。

【參考文獻】

[1]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外文出版社，2014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3]魏禮群.“四個全面”：新布局、新境界[M].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簡介】

程曉辰（1990-），男，山西臨汾人，研究方向：制度理論與制度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