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受賄案件判決書

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

(2009)湘高法刑終字第1 36號

抗訴機關（原公訴機關）湖南省益陽市人民檢察院。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黃孝光，男，1969年3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縣，漢族，法律碩士，捕前系湖南省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住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家屬宿舍。2007年4月29日因涉嫌徇私枉法、受賄犯罪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3日因涉嫌受賄犯罪被逮捕。現押湖南省看守所。

辯護人楊章保，北京市德恒律師事務所長沙分所律師。

辯護人李繼華，廣東大洲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被告人黃孝光受賄一案，湖南省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于二OO八年九月十日作出(2008)益法刑二初字第8號刑事判決。黃孝光不服，提出上訴。湖南省益陽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二OO九年五月十八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湖南省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王東暉出庭履行職務。受黃孝光及其親友的委托，北京市德盧律師事務所長沙分所律師楊章保，廣東大洲律師事務律師李繼華擔任上訴人黃孝光的辯護人，出庭為黃孝光提供辯護，黃孝光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湖南省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定：參與販賣、運輸、制造冰毒1389公斤的犯罪嫌疑人陳錫鐘歸案后，其妻范玉葉擔心陳被判極刑，委托親友陳銫出面疏通關系。陳銫找到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承辦陳錫鐘案件的黃孝光幫忙，并提出愿意繳納罰金和給法官個人好處費。黃孝光將此情況告知時任該院副院長的陳瑤云，陳瑤云表示同意，并商定，如果作不到，陳錫鐘家屬代繳的罰金及給法官個人的好處費將退還。2004年1月31日、同年2月15日，黃孝光與陳瑤云二次前往廣州，由黃孝光出面收受了陳銫經手所送賄賂款150萬元，黃孝光分得60萬元，陳瑤云分得90萬元。2004年7月，陳錫鐘被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上述事實有書證、證人證言、行賄人的供述、共同作案人的供述及被告人黃孝光的供述與辯解等證據予以證明。據此，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黃孝光構成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沒收非法所得60萬元，沒收個人財產140萬元，共計200萬元上繳國庫。

湖南省益陽市人民檢察院抗訴提出：原審判決對被告人黃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賄50萬元的事實不予認定錯誤，應當認定黃孝光與陳瑤云其同受賄200萬元；原審判決沒有認定被告人黃孝光具有徇私枉法情節錯誤；被告人黃孝光認罪態度極端惡劣，原審判決對被告人黃孝光量刑畸輕。

湖南省人民檢察院支持湖南省益陽市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上述抗訴意見。

被告人黃孝光上訴提出：

1、原審判決認定受賄犯罪的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2、沒有受賄，沒有分得贓款，沒有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不構成受賄罪。

3、實施了介紹賄賂的行為，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請求宣告無罪。

4、原審判決沒收非法所得60萬元沒有證據，沒收個人全部財產140萬元沒有法律依據。

辯護人辯護提出：l、檢察機關抗訴認定黃孝光與陳瑤云共同受賄200萬元的證據不足，不能成立。

2、原審認定黃孝光從150萬元賄賂款中分得60萬元證據不足。

3、黃孝光沒有為當事人謀取利益或不正當利益，不構成受賄罪，黃孝光的行為構成介紹賄賂罪。

4、原審量刑畸重。

經審理查明，2002年7月，湖南省郴州市宜章縣公安局偵破了肖新傳、楊泰光、卓祖城、廖大禮、林能謙（均已被處決）、陳錫鐘等16人制造、販賣、運輸毒品冰毒1389公斤案，廣東省陸豐市人陳錫鐘作為主犯涉案并于2002年8月被抓獲。陳錫鐘之妻范玉葉委托陳錫鐘堂兄陳銫出面疏通關系，委托陳錫鐘的表弟黃炳桂專門負責管理相關費用（范玉葉、陳銫、黃炳桂另案處理）。2003年12月3日，肖新傳、楊泰光、陳錫鐘等16人被起訴，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該案后，由上訴人黃孝光擔任審判長并主審。陳銫找到黃孝光，代表陳錫鐘的家屬請求黃孝光幫忙，表示只要不判陳錫鐘極刑，家屬愿意代為繳納罰金以減輕陳錫鐘的罪責，還可以給法官個人好處。黃孝光將陳銫的這一意圖告知了時任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的陳瑤云（另案處理），陳瑤云同意先收錢。陳瑤云與黃孝光商議，如果陳錫鐘被判處了死刑立即執行，收的錢包括預收陳錫鐘家屬代繳的罰金都將退還。之后，黃孝光按與陳瑤云商定的調子和陳銫談妥了預收罰金及個人好處費的方案。2004年7月，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因陳錫鐘有重大立功表現一審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期間，陳錫鐘的家屬向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繳納了罰金及沒收財產款共計人民幣239.8萬元。

2004年1月30日，黃孝光與陳瑤云商定前往廣東收錢。黃孝光即電話告訴陳銫，要其在廣州送50萬元。陳銫告訴范玉葉后，當天即與黃炳桂趕往廣州。次日，由黃炳桂在廣州取出50萬元交給陳銫，陳銫將50萬元在廣州火車站附近的人行天橋下送給了黃孝光。事后，黃炳桂把看著陳銫將50萬元交給黃孝光的情況電話告訴了范玉葉。2004年2月14日，黃孝光與陳瑤云商定再次前往廣東收 錢。黃孝光即電話告訴陳銫，要其在廣州送100萬元。陳銫告訴了范玉葉。次日，范玉葉安排司機陳少虛開車送陳銫和黃炳桂到廣州，黃炳桂將從深圳及廣州等地銀行取出的100萬元在廣州花園酒店門口交給陳銫，在黃炳桂注視下，陳銫進該酒店大廳將100萬元送給了黃孝光。黃孝光收受100萬元后，交陳瑤云以“付永良”的戶名存入了中國工商銀行廣州市廟前直街支行。

黃孝光收受上述二筆贓款后與陳瑤云進行了分贓，陳瑤云分得90萬元，黃孝光分得60萬元。

上述事實有下列查證屬實的證據證明：

（一）、湖南省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政治部出具的書面證明材料，證實黃孝光系該院法官。

（二）、行賄人的供述

1、行賄人范玉葉的供述，主要內容為：(1)大夫陳錫鐘被抓后，她委托陳錫鐘堂兄陳銫出面疏通關系’委托陳錫鐘表弟黃炳桂負責管錢。(2)陳銫告訴她說找到了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承辦陳錫鐘案件的黃孝光法官，并說要向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繳納罰金和給黃孝光個人送錢。(3)2004年1月底的一天，陳銫打電話說黃孝光在廣州要50萬元她要黃炳桂在銀行取出50萬元交給陳銫，后黃炳桂打電話告訴她說看見陳銫將50萬元送給了黃孝光。(4)在送50萬元后約十多 天，陳銫告訴她說黃孝光在廣州要100萬元，她要黃炳桂從銀行取出了100萬元交給陳銫，黃炳桂告訴她說看見陳銫把100萬元送給了黃孝光。

2、行賄人陳銫的供述，主要內容為：(1)陳錫鐘被抓后，陳錫鐘的親友推舉他出面為陳錫鐘的案件疏通關系。(2)他請黃孝光幫忙，與黃孝光為向法院繳納罰金和給黃孝光個人送錢的事進行過多次交談，黃孝光承諾如果陳錫鐘被判處極刑，繳納的罰金和送給個人的錢將退還。為陳錫鐘的案件他只與黃孝光接觸過。(3)2004年1月30日，黃孝光提出要他在廣州送50萬元，他告訴范玉葉后，與黃炳桂趕往廣州。次日，黃炳桂從銀行取出50萬元，由他在廣州火車站附近一人行天橋下送給了黃孝光。(4)2004年2月中旬，黃孝光要他送ll00萬元到廣州。他告訴范玉葉后，由黃炳桂從銀行取出100萬元，由他在廣州花園酒店大廳將1 00萬元現金送給了黃孝光。

3、行賄人黃炳桂的供述，主要內容為：(1)他受范玉葉的委托保管陳錫鐘案件的經費。(2)2004年1月31日，他按照范玉葉的意思，在廣州取出50萬元交給陳銫。他看見陳銫在廣州火車站附近一人行天橋下將50萬元送給了黃孝光。(3)在送完50萬元后約十多天，他按照范玉葉的意思，從銀行取出1 00萬元交給陳銫，看著陳銫在廣州花園酒店大廳將100萬元送給了黃孝光。

（三）行賄資金來源及去向的書證

1、黃炳桂于2004年1月31日在中國工商銀行廣州市流花支行取款50萬元的銀行憑證；黃炳桂于2004年2月14日至2月1 5日從中國工商銀行深圳南山支行和中國工商銀行廣州市第三支行共取款100萬元的銀行憑證。

上述銀行資料經筆跡鑒定，結論為：送檢的中國工商銀行“開立個人銀行結算帳戶申請書、取款憑條’’等文件上的手寫字跡系黃炳桂本人所寫。該鑒定結論，沅江市人民檢察院出具了(2007)沅檢技鑒字第03號《文件檢驗鑒定書》o 2、2004年2月14日以“付永良”戶名存入中國銀行佛山分行30萬元，2005年2月18日支取本息的銀行憑證；2004年2月1 5日以“付永良，戶名存入中國工商銀行廣州市廟前直街支行100萬元，2007年1月23日取出本息及匯入馬忠海帳戶100萬元的銀行憑證。

上述銀行資料經筆跡鑒定，結論為：送檢的檢材上“付永良”的簽名字跡與送檢的陳瑤云的樣本筆跡2008)一人所寫。該鑒定結論，湖南省人民檢察院出具了(2008)湘檢技鑒字11號《文件檢驗鑒定書汾。

3、馬忠海的銀行帳戶活期歷史明細清單記載2007年1月23日，馬忠海的銀行帳戶上收到匯款100萬元 4、2004年4月9日以“王楚豐”戶名在中國銀行佛山分行存入60萬元，2005年2月18日存入28萬元，2005年2月19日存入50萬元。2006年9月28日取現轉存140萬元并匯入中國銀行北京市王府井支行東交民巷處“王楚豐’’帳戶上。

上述銀行資料經筆跡鑒定，結論為：送檢的中國銀行“開戶申請書、取款憑條、存款憑條’’等材料共13頁中手寫字跡系黃孝光本人所寫。該鑒定結論，沅江市人民檢察院出具了(2007)沅檢技鑒字第04號《文件檢驗鑒定書》。

（四）證人證言及其它相關證據

l、證人陳乃換的證言：在兒子陳錫鐘被抓后，他召集親友開會推舉陳銫出面為陳錫鐘案件疏通關系。為陳錫鐘的案件具體用了多少錢他不知道，是范玉葉辦理的。

2、證人陳少虛的證言：2004年2月中旬的一天，范玉葉要他開車送陳銫、黃炳桂到過廣州花園酒店。

3、馬忠海的證言：2007年1月的某天，陳瑤云打電話說有筆錢要匯入他的銀行帳上，1月23日他開在工行的賬戶上匯入了100萬元。

4、付永良（系廣東省樂昌市坪石鎮人）的證言：自己在銀行沒有任何存款。偵查機關從樂昌市公安局調取登記為“付永良，的印有嫌疑人陳瑤云頭像的常住人口信息表和戶籍證明書，經付永良辨認，登記的不是他本人。

5、王楚豐（系廣東省樂昌市坪石鎮人）的證言：自己只在坪石鎮的建設銀行和信用社開過戶，最大額度只有四五萬元。偵查機關從樂昌市公安局調取登記為“王楚豐”的印有嫌疑人黃孝光頭像的戶籍證明書，經王楚豐辨認’登記的不是他本人。

6、薛會林（樂昌市公安局巡警大隊大隊長）的證言：2000年下半年，他應黃孝光之托幫黃在坪郊派出所辦了一張假身份證。經對“王楚豐”身份證底卡進行辨認，薛會林辨認出該身份證照片上的人就是黃孝光。

7、佛山禪城酒店住宿情況登記及押金收據記載'黃孝光、陳瑤云于2004年1月30日至2月1日在該酒店入住。

8、偵查機關從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取的旅差費報銷單及火車票等附件記載，黃孝光于2004年2月1 4日乘坐火車從郴州至廣東2月15日從廣州返回郴州。

9、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出具的追繳說明，陳錫鐘親屬代繳罰金及沒收財產款共239.8萬元。

10、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肖新傳、楊泰光、陳錫鐘等16人毒品案件的合議庭評議筆錄、刑一庭研究筆錄、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記錄及一，審刑事判決書、二審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內部函。

（五）共同作案入陳瑤云及上訴人黃孝光的供述 l、陳瑤云的供述，主要內容為：(1)肖新傳、楊泰光、陳錫鐘等1 6人毒品案件起訴到法院后，指定黃孝光擔任審判長并主審該案。在案件審理過程中，黃孝光告訴他說陳錫鐘的家屬愿意繳納罰金和送給他們個人200萬元。他和黃孝光商議，如果陳錫鐘被判極刑，被告人家屬繳納的罰金和給個人送的錢要退還。(2)2004年1月下旬，他與黃孝光到廣東 佛山，聽黃孝光說收了陳銫送的60萬元，黃孝光拿出30萬元分給了他。(3)2004年2月中旬，他與黃孝光到廣州，由黃孝光出面在廣州花園酒店收了陳銫送的100萬元，他以“付永良’’的戶名將1 00萬元存入了當地一家工商銀行。(4)研究該案前，’黃孝光和他商量，為免引起別人懷疑，黃孝光發表，對陳錫鐘判處死刑的意見，要他發表對陳錫鐘判處死緩的意見，后他發表了同意判處陳錫鐘死緩的意見。(5)2005年2月18日他在中國銀行佛山市城門頭支行取款30萬元分給了黃孝光，之后他還給了黃孝光10萬元現金。(6)陳錫鐘案件在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過程中，他沒有和陳錫鐘的任何親友接觸，都是由黃孝光出面辦理的。

2、黃孝光曾作過供述，主要內容為：(1)陳瑤云安排并指定他擔任陳錫鐘等1 6人毒品案件的審判長并主審該案。該案到法院后，陳錫鐘的堂兄陳銫就到法院找到了他。(2)家屬擔心判陳錫鐘死刑，陳銫多次提出要給法院繳納罰金和給他個人送錢，他就把這個意思告訴了陳瑤云。陳瑤云提出要150萬元，并要在案子判決之前到位，他轉告陳銫，陳銫表示同意。陳瑤云提出不便出面，都是由他出面和陳銫交談的，他在和陳銫交談中沒有提到陳瑤云。(3)陳瑤云提出1 50萬 元要在廣州收。后他和陳瑤云二次去了廣州，由他出面分二次從陳銫手中收取了50萬元、100萬元。

關于檢察機關抗訴提出應認定黃孝光與陳瑤云共同受賄200萬元，原審判決對被告人黃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賄50萬元的事實不予認定錯誤的理由。

（一）指控黃孝光2003年9月28日在郴州市萬華賓館收取陳銫所送前期活動費30萬元的主要證據有：(1)從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提取的陳銫銀行帳戶流水資料，記載2003年9月26日存入30萬元，同年9月28日支取30.5萬余元；(2)陳銫對曾送給黃孝光前期活動經費30萬元作過供述；(3)范玉葉對曾交給陳銫30萬元現金讓陳銫 送給黃孝光有過交代。此外，李素勇、劉恒、南新丹證言證實，在陳錫鐘案尚在檢察階段時，陳銫就找上了黃孝光。經查，黃孝光對收取前期費用始終沒有作過供認，陳銫的5次7供述，對時間、地點、金額、經過，范玉葉是給的現金還是打到帳上的以及是否同來郴州，說法不一，而范玉葉的8次供述中，只有1次交代給過前期活動費的事，交給陳銫30萬元現金，但也講不清時間和資金來源及具體情節。銀行帳戶流水資料記載2003年2月23日至9月28日之間1 0萬元以上的資金進出就多達7筆，故該帳戶的用途并不專一，不能卡死支取的30萬元就是行賄資金。

（二）指控黃孝光2004年1月29日在郴州市萬華賓館門口收受陳銫所送10萬元的主要證據有：(1)陳銫供述2004年1月底到郴州交罰金，當晚將自己lo萬元做生意的現金送給了黃孝光，次日準備送黃孝光要的30萬元時，黃孝光又提出要在廣州收50萬元，自己就把黃炳桂取的30萬元借給生意伙伴黃志標了；(2)范玉葉、黃炳桂均供認，在郴州交罰金時，黃炳桂接范玉葉電話指示取了30萬元交給陳銫，當天下午陳銫說黃孝光要到廣州收50萬元，后黃炳桂又在廣州取了50萬元給陳；(3)陳瑤云供述，2004年元月31日和黃孝光到廣州，聽黃孝光說收了60萬元。經查，黃孝光對去廣州收50萬元之前曾在郴州收l0萬元自始無供述，黃炳桂、范玉葉供述在郴州取給陳銫的30萬元，陳銫供述是挪作了他用，故給了黃孝光10萬元只有陳銫1人供述，無其他證據證實，陳瑤云供述收60萬元是聽黃孝光說的，系傳來證據，未得到黃孝光供述印證，不足采信。

（三）指控黃孝光2006年上半年范玉葉之侄陳錦龍手中收受1 0萬元的證據只有范玉葉和陳銫的供述。陳銫供述案件報北京核準期間，黃孝光打電話說到了深圳，要20萬元，自己就打電話告訴了范，次日黃孝光打電話說只拿到10萬元。范玉葉供述，接陳銫電話后，只湊了10萬元交給陳錦龍，由陳錦龍送給了黃孝光。經查，黃孝光未作過供認，也無直接行賄人陳錦龍證實。

本院認為，上訴人黃孝光身為國家司法工作人員，伙同其主管領導，利用承辦案件的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其行為構成受賄罪。在共同受賄犯罪中，黃孝光是受賄行為的直接實施者，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益陽市人民檢察院抗訴提出“原審判決對被告人黃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受賄50萬元的事實不予認定錯誤，應當認定黃孝光與陳瑤云共同受賄200萬元”的理由，經查，雖然陳瑤云供述聽黃孝光說是收的200萬元，但講不清另外50萬元的具體情節，且系傳來證據，未經查證屬實。黃孝光雖也供述過收了200萬元，但供述的是在廣州花園酒店的那次收了150萬元，經查證不是事實。指控黃孝光于2003年9月28日、2004年1月29日、2006年上半年3次收受50萬元的事實，證據既不確實、也不充分，已于前述。原判認定受賄數額150萬元正確，抗訴提出應認定受賄200萬元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納。抗訴提出“原審判決沒有認定被告人黃孝光具有徇私枉法情節錯誤”的理由，經查，黃孝光在審判活動中受賄，接受案犯親屬提出的輕判陳錫鐘的請托，并拉陳瑤云下水，讓其發表輕判陳錫鐘的判決意見，上下其手，玩權弄法，敗壞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形象，該抗訴意見應予以采納。黃孝光上訴提出“沒有受賄”、“原審判決認定受賄犯罪的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理由，經查，黃孝光對和陳瑤云赴廣州二次收取賄款150萬元的經過作過供述，陳瑤云也供認不諱；賄款資金由范玉葉提供，由黃炳桂交付給陳銫，并看著陳銫給黃孝光行賄，不僅有范玉葉、黃炳桂、陳銫的一致供述，而且還提取了黃炳桂取款的銀行憑證相印證；陳瑤云假冒“付永良’’開戶將其中130萬元賄款存入銀行，提取了銀行憑證佐證。因此，黃孝光伙同陳瑤云二次收受陳銫所送150萬元賄賂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黃孝光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提出“黃孝光沒有為當事人謀取利益或不正當利益，不構成受賄罪”的理由和意見，經查，黃孝光接受自己主審的刑事案件被告人親屬的請托，通過與陳瑤云勾結使陳錫鐘得到從輕判處，具備受賄罪為他人謀利的構成要件，其利用了自己的職務便利，且與陳瑤云互相配合，既有共同受賄的犯意聯絡，又共同實施受賄行為，與介紹賄賂行為人不具備職務之便及與受賄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沒有共同受賄故意存在本質區別，即使如黃孝光所言是陳瑤云受賄，黃孝光出面為陳瑤云收取賄款，也是實施的共同受賄行為。’黃孝光的行為符合受賄罪的特征，其提出是介紹賄賂的理由與事實不符。因此，黃孝光上訴還提出請求宣告無罪的理由，也不能成立。黃孝光上訴提出“沒有分得贓款”的理由及其辯護人辯護提出“原審認定黃孝光從150萬元賄賂款中分得60萬元證據不足的意見，經查，雖然黃孝光否認分得了贓款，但共同作案人陳瑤云多次供述黃孝光分得了60萬元贓款。且陳瑤云供述的部分分贓情節，得到了書證材料的印證。原審判決認定黃孝光分得了60萬元贓款并無不當，故該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黃孝光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提出“原審判決沒收非法所得60萬元沒有證據，沒收個人全部財產140萬元沒有法律依據”的理由，經查，原審判決對60萬元非法所得予以追繳并無不當，但并處沒收個人財產1 40萬元，從其犯罪所得及財產實際狀況衡量，判處失當，以并處沒收個人財產60萬元為宜。抗訴提出“原審判決對被告人黃孝光量刑畸輕”，以及黃孝光的辯護人辯護提出“原審判決對被告人黃孝光量刑畸重”的意見，經查，原審判決根據黃孝光犯罪的具體情節，對其在法律規定的幅度內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的量刑是適當的，該抗訴理由與辯護意見均不予采納。原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 百八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四款、第六十四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二）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駁回湖南省益陽市人民檢察院的部分抗訴和黃孝光的部分上訴，維持湖南省益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08)益法刑二初字第8號刑事判決對黃孝光犯受賄罪的定罪部分和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的量刑部分，撤銷其沒收非法所得和沒收個人財產部分。

二、上訴人黃孝光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60萬元。

三、對上訴人黃孝光違法所得60萬元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代理審判員 楊曉紅 代理審判員 鄧志剛 2009審判長 毛曉輝

年9月22日 書記員 彭澎

第二篇：共同受賄案件若干問題的研究

共同受賄案件若干問題的研究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 武彬

摘 要：共同受賄和單獨受賄相比有許多特殊之處，在分析這些特點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對實踐中認定共同受賄的難點進行研究，并闡釋了相應的對策。最后，作者陳述了預防共同受賄犯罪的有效建議。

關鍵詞：共同受賄；對策；犯罪預防。

隨著我國反腐敗斗爭的不斷深入，共同受賄現象逐漸為業內人士所關注。由于司法機關對受賄行為的大力查處和嚴厲打擊，懾于法律的威嚴，有些欲收受賄賂的國家工作人員不敢直接接受他人財物，轉而曲徑通幽，由配偶、親戚或朋友代為收受，自己則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這種方式能給受賄人帶來許多方便，不少腐敗分子便以這種積極的方式隱蔽地進行著“權力尋租” 的交易。而對法律界來說，這種新的受賄方式的出現，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均給思考者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課題：犯罪主體如何界定；認定共同主觀故意的證據如何提取；此類案件如何預防等等。本文現就共同受賄案件的特點、實踐中認定上存在的問題與對策以及共同受賄案件的預防工作做一初步探討。

一、與單獨受賄案件相比，近年來出現的共同受賄案件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主體身份的特殊性。受賄罪的主體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而共同受賄罪的主體則不一定全部是國家工作人員。在共同受賄人當中，必須有一個是國家工作人員（否則就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的問題），其他的共同受賄人則可以是該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親屬或是朋友。在理論上，共同受賄人可以是兩人以上，同時涉及配偶、親屬和朋友。但是在實踐中，共同受賄人出于保密性的考慮，多控制為兩人：國家工作人員及其配偶。這也是“家庭財產夫妻共同所有”這種特殊情況造成的。

（二）犯罪主體的反偵查意識很強，預審時頑抗心理很重。在近年來查處的受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多是具有幾十年業務經驗的人才，在本行業內一般屬于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所以為了避免身敗名裂，這些犯罪嫌疑人在受賄之前就和共同受賄人一起商量好如何收受財物才安全，萬一東窗事發應如何應付紀委和司法機關的調查，如何利用行規來規避法律、逃脫法律制裁等等，反偵查意識極為強烈。這也使得共同受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面對偵查人員的訊問能夠裝得十分坦然，矢口否認共同受賄的事實。

（三）犯罪手段日趨多樣性。隨著我國法制進程的加快，反貪污賄賂的力度不斷加大，很多受賄手段已經被偵查人員所掌握，不少蠢蠢欲動的“邊緣人”勤于“學習”，不斷觀看揣摩各種反腐倡廉的影片，研究各種紀實案例，苦心鉆研“安全”的受賄手段。一旦想出自認為萬無一失的手段會付諸實踐，在合法外衣的包裝下完成骯臟的交易。單是“家庭共同受賄”這一種方法，就可按受賄時間分為事前受賄、事后受賄和分期受賄等；按財物品種可分為現金受賄、實物受賄、有價證券受賄、“雅賄”（指收受古玩字畫）等等，受賄手段層出不窮，這對偵查人員的偵查能力與方法是一種很強的考驗。

（四）共同受賄案件的日趨隱蔽性和受賄行為的“漂白” 性。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行賄方必須將行賄行為隱蔽化，讓被行賄人放心收下賄賂，才能達到利用受賄人手中權力獲取利益的目的；受賄人出于對自身地位和發展的考慮，必然要求行賄人的行為要“神不知鬼不覺”，并且要盡可能地進行合法化包裝，將行受賄行為“漂白”成正當經濟往來或者其他合法行為，共同受賄的出現就是在這種思想的驅使下產生的。由于不是直接送給國家工作人員財物，那么該國家工作人員為他謀取利益也就不是為了“好處”；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收受財物也不是為了給他人謀利益，只是和送錢物的人私人關系好罷了。經過這樣一番倒手，本來十分清晰的行受賄關系被隱藏、被“漂白”了。

（五）犯罪數額的遞增性。由于現階段被查處的共同受賄案件只占實際發生案件的“冰山一角”，在僥幸心理的驅使下，再加上有“賢內助”、“好兒女”等從旁協助，犯罪分子們更加有恃無恐的索賄受賄，胃口越來越大。在近年來被查處的共同受賄案件中，多數案件的涉案金額都在十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上的共同受賄案件在基層反貪局也屢見不鮮。

二、在實踐中，認定共同受賄犯罪往往會遇到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一）對共同受賄案件的共同受賄人“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賄故意”不好認定。在共同受賄案件中，共同受賄人多為國家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在日常生活中，一方不在家，配偶代為接待來訪客人屬于十分正常的現象，也很可能收下客人留下的一些禮品，事后忘了跟丈夫（或妻子）打招呼。共同受賄人就是利用這一點來進行分工：一方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另一方收受他人財物，事后雙方均稱二者之間沒有預謀，互不知情。對于這類案件，由于其共同生活的緊密性和相對封閉性，辦案人員很難收集到證明二人共同故意的直接證據，從而使法庭認定這類共同受賄罪困難重重。

（二）對“是否以為他人謀取利益為目的收受財物”不好認定。在共同受賄案件中，有時會出現受賄方收受他人財物，但還沒有來得及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就已事發的情況，或是將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隱蔽化，漂白化，叫偵查人員無法查證。在這種情況下，共同受賄人均會一口否認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目的。如何認定共同受賄人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目的，成為實踐中的一個棘手問題。

（三）共同受賄案件嫌疑人的口供、知情人的證言極難取得。現階段的舉報人多在向檢察院舉報之前就已經向受賄人的單位、上級組織多次反映有關事實，甚至以舉報來威脅被舉報人。經過單位紀委、上級組織的反復調查或是私下的一些小道消息，受賄人早已得到風聲，行受賄雙方串供現象十分突出（特別是共同受賄人之間，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完成串供），國家工作人員還會對知情人采取或收買或恐嚇的“封口”措施，造成偵查人員對共同受賄的線索進行初查時困難重重，很多案件因為得不到知情人的配合而被迫結案，不禁令人嘆惋。

（四）共同受賄案件的相關證據不好獲得。由于受賄案件多為一對一的隱蔽行為，行受賄雙方均知道此種行為觸犯法律，故在進行交易時雙方就盡可能不留下任何證據，并對行受賄痕跡精心掩蓋。因此這類案件的直接證據很少，偵查人員獲得賬本、銀行日記賬等有可能是經過行受賄雙方精心處理過的，很難直接反映出贓款走向，有時甚至會誤導偵查方向。這也是共同受賄案件成案率低的原因。

（五）不僅在共同受賄案件中，幾乎所有的受賄案件都有這樣一個突出的問題：偵查人員在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的時候，往往能夠搜出大量來歷不明財物，但是僅有很少的犯罪嫌疑人會被認定為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因為犯罪嫌疑人會編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來說明這些錢物是合法的，讓偵查人員去查證。這些理由多半是外國親友饋贈、倒賣郵票所得等等，均無法查證。其中也包括“是配偶財產”或“是配偶親屬饋贈”這類來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僅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對其來歷不明財產有說明的義務，而對其配偶則沒有這方面的任何要求。所以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只要承認是自己的財產并編造一個聽起來不怎么荒謬的理由，偵查人員的查證工作就無法繼續下去。這無疑是懲治共同受賄犯罪的一處法律漏洞。

三、加強打擊共同受賄案件的對策

（一）共同受賄故意的法律界定標準。認定一起單獨受賄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方面應具備雙重故意：既有利用職務之便索取或收受賄賂的故意，又有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利益的故意。而共同受賄案件在主觀方面的認定要復雜得多：除了證明各個主體單獨具備雙重故意之外，必須證明共同受賄主體之間具有共同受賄的故意，即同一犯罪故意，也就是對主體之間“明知”的認定。根據刑事立法精神和有關司法解釋，明知的含義是“明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即明知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兩種程度的限制，其中，較高程度蓋然性 是明知認定的最低限度標準。認定國家工作人員主觀上的明知，應當根據案件的客觀事實予以分析，只要根據較高程度蓋然性證明國家工作人員明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家屬代收賄賂，而其因此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的，無論其是否知道受賄具體情況，還是受賄的基本內容，無論其是幕后指揮、在場目睹，還是家屬相告，均可認定為明知，即基于一個共同的受賄犯罪故意。

（二）“為他人謀取利益”不應成為認定受賄的一個必要條件。在司法實踐中遇到國家工作人員伙同他人利用職務之便，收受他人賄賂，但沒有或沒來得及實施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偵查人員往往將其視為對行賄人謀取利益的承諾，或是默示自己將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筆者認為，認定受賄犯罪，不應以“為他人謀利益”為必要成立要件。因為現階段一些行賄人進行感情投資，對國家工作人員或是直接對其配偶、成年子女拱手送上各類貴重禮品甚至現金，但短期內不要求受賄人為其謀取利益；還有一些受賄人只收錢不辦事，行賄方也無可奈何。按照現在“必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認定條件，這類案件都不能被定為受賄案件。可以看出，這些案件的危害性并不亞于被認定為受賄罪的案件，但由于立法上的缺憾卻不能追究其法律責任，不利于反腐敗的深入開展。

（三）從共同受賄人的身邊人、身邊事入手，在時機成熟前避免與共同受賄人正面接觸。無論是共同受賄人方面的證據，還是有關證人的證據，在對共同受賄犯罪進行偵查時，不到萬不得已，不宜過早與犯罪嫌疑人正面對話，要善于從其身邊人、身邊事上尋找突破口。偵查人員可以利用策略減輕或消除證人的抵觸心理，使其配合偵查機關的取證工作。比如，對與犯罪嫌疑人建立“攻守同盟”的證人，偵查人員可以采取“離間計”分化他們，使證人認為犯罪嫌疑人建立“同盟”的目的是為了推卸責任，拉個“墊背的”等等，動搖“同盟”基礎，從證人思想的薄弱點入手瓦解“同盟”；對有心理負擔的證人可以“欲擒故縱”，先與其閑聊使其放松，循序漸進的卸下證人的心理包袱而后再進入正題；對調查事項需要保密不愿讓證人知曉時可以“聲東擊西”，對某一不太重要的事實較為詳細的詢問、使證人誤以為取證關鍵是這里，而對真正取證要點用幾個清晰簡練的問題涵蓋，在不泄漏偵查目的的情況下取得相關證言；??在調查取證中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偵查人員應注意平日積累經驗，取證時根據當時情況隨機應對。需要直接接觸嫌疑人時，偵查人員也應精心制訂偵查計劃，要特別注意作好保密工作；其次，充分運用好強制措施，尤其是對共同受賄人的第一次拘傳尤為重要。在共同受賄案件的預審階段，偵查人員可以采取同時傳喚，交叉訊問的方式，通過打時間差，攻破被傳喚人的心里防線，促其交代。適當時可以采取一些訊問技巧使得其中一個被訊問者相信“攻守同盟”已經破滅，從而放棄固守到底的想法。一旦共同受賄方有人供述犯罪事實，要抓緊時間尋找證據固定證言，并運用好各種強制措施，如搜查、凍結、查封、扣押等等，全力保全證據，做到“以證定供”，把案件辦得扎扎實實。

（四）針對共同受賄的犯罪嫌疑人精心掩蓋其行為，甚至不惜銷毀相關證據的情況，偵查人員應注意從案件外圍入手，從平常中找出不尋常之處。查詢銀行帳、查找手機記錄等技術偵查手段的充分應用，往往能夠找到行受賄雙方留下的蛛絲馬跡，從而找到案件突破口。除了運用多種常規偵查手段之外，偵查人員還要積極開拓偵查思路，不能一味消極取證。比如說服行賄方配合我們，制造行受賄雙方通話的機會并予以錄音，讓受賄方自己說出與家屬共同受賄的主觀故意，并且承認受賄的事實。實踐證明，有了這個王牌證據在手，就不怕共同受賄案件共同受賄人的共同故意不好認定、犯罪嫌疑人口供難以取得或反復翻供了。

（五）針對共同受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搜查中發現的來歷不明的財物信口雌黃的問題。首先應在立法上加強犯罪嫌疑人在說明財產來源時的舉證責任。也就是“說明”的是否圓滿。國外各國制定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說明來源標準比我國要高出很多，很多國家和地區都不以犯罪嫌疑人對財產來源僅做出說明或解釋為限，而是要求做出滿意解釋。其次，規定對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負有說明義務的人應當擴及包括國家工作人員的親屬、信托人、關系人等在內的關系人網絡。我國目前規定的負有說明義務的人僅為國家工作人員，并不包括其關系人。而從當前共同受賄案件的實際特點看，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自己的親屬作掩護，采取間接受賄的方式收受他人財物。這部分財產名義上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財產，實質上是犯罪嫌疑人利用手中的權利換來的，仍歸國家工作人員及其親屬支配，實際控制權還是在共同受賄的人手中。等到受賄案發，犯罪嫌疑人說自己不知道就推卸了責任，案件也只能不了了之。借鑒外國的經驗，我們在立法上也應做出詳細規定，堵塞這方面漏洞。另外，偵查人員應當注重在搜查現場做好犯罪嫌疑人家屬的思想工作，并以筆錄的形式固定。檢察機關的搜查是秘密行動，犯罪嫌疑人家屬一般情況下會感覺非常突然，心理上、思想上都會出現短暫的混亂期，也就是俗話說的“慌了神兒”。偵查人員應抓住犯罪嫌疑人家屬的這一心理弱點，在開始搜查前就對其動之以理，曉之以情，讓其主動把藏匿家中的贓款交出來。然后偵查人員再對搜查場所進行有的放矢的檢查，尋找相關證據。在搜查結束前，偵查人員應就搜出的贓款贓物來源對犯罪嫌疑人家屬進行詢問，并以筆錄形式進行固定。這時的嫌疑人家屬思想波動較大，短時間內來不及把謊話編造圓滿，很可能會和今后犯罪嫌疑人編造的謊言“風馬牛不相及”。這份現場筆錄將為偵查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提供十分有利的證據。

四、預防共同受賄案件的一些建議。

（一）立法上。要想加強對共同受賄案件的打擊力度，必須有理論上、立法上的保證。我國現階段對共同受賄案件的立法還存一些不完善之處，不好查處，應當吸取國外關于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規定，擴大舉證范圍，顛倒舉證責任，進一步規范國家公職人員近親屬的活動范圍與內容。同時應當建立和加強國家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還應把對申報人配偶、子女的財產申報做出規定。這種做法國外立法也有先例。如韓國《公職人員道德法》規定：申報配偶（包括有實際婚姻關系的人）和直系親屬的財產。

（二）從犯罪結果分析犯罪原因，分析原因與結果之間的關聯方式，尋找切斷因果鎖鏈、消除犯罪原因和條件的方法。在共同受賄案件當中，權力運作的不透明性是連接犯罪原因與結果的一個重要環節。犯罪預防工作的一個重點課題就是要督促國有部門和國有企業的權力運作自上而下地向規范的、高透明度的工作模式轉化，盡快與國際接軌，適應我國加入WTO后出現的新局面。

（三）將犯罪預防的對象擴大到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進一步加強犯罪預防的日常宣傳，要把預防工作滲透到國家工作人員工作的各個環節。加強與紀委的橫向聯系，聯手凈化市場環境，營造公平競爭的氛圍，樹立健康的消費觀，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切實貫徹落實依法治國方略。

（四）加強經濟建設，穩步提高國家公職人員待遇，嚴把用人關。全面深化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國家公職人員離退休廉潔薪俸獎勵制度以及國家公職人員消費健康制度，對畸形消費、不健康消費的國家公職人員應果斷清除出隊伍，真正做到將預防關口前移。事實證明，腐敗分子得來的錢財大部分消費都不健康，有的來不及消費的也都是受不健康消費思想的誘使。國家有關部門應評定不健康消費場所、不健康消費行為的等級，將進入一定等級不健康消費場所、進行一定等級不健康消費的人員有力地控制在紀檢監察人員的工作視野之內。

第三篇：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葉祖懷

關鍵詞：受賄案件 證據特點 證據收集 審查判斷

多年來，集中力量查辦賄賂犯罪案件，一直是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任務。但是，總的來講，賄賂犯罪大要案上升的勢頭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遏制，犯罪形式日趨多樣化，犯罪手段也更加隱蔽。因此，如何準確認識受賄犯罪案件證據的特點，正確收集證據并對獲取的證據進行甄別和運用，始終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一、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

刑事訴訟意義上的證據，亦即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是刑事訴訟活動賴以正常進行，并最終實現刑事訴訟任務和目的的基礎和根據。它具有客觀性、合法性和關聯性等特點。刑事證據是由犯罪事件本身造成的，是犯罪分子在進行犯罪過程中，由于其所實施的犯罪行為使外界事物發生某種變化而引起的必然結果，具體表現為各種痕跡、映象等。它是客觀存在且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這就是刑事證據最本質的特點——客觀性。揭露和證實犯罪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提取、收集和審查、運用證據的過程。

在受賄案件中，犯罪分子索取賄賂或收受賄賂為他人謀取利益，也必然會使客觀外界事物發生某種變化。但是，由于受賄犯罪案件在犯罪主體、犯罪行為、犯罪結果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加之目前的法律環境、經濟環境等各種客觀因素的影響，使得受賄案件證據在來源、種類、證明力等方面，越來越凸顯出與其他案件不同的特點。

1、證據的單一性

受賄案件本身的特性，導致物理性證據缺乏。雖然受賄犯罪行為也會引起外界事物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卻不象其他案件那樣，會明顯地外化為各種具體的表現形式并留存下來。如盜竊、搶劫案件中的作案工具、對人身、財產造成的損害，貪污案件中大量存在的憑證、單據，一般來講均是有形的，易于提取。受賄犯罪的過程即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權錢交易”的過程，由于犯罪方式的特殊性，它往往只對交易的雙方產生直接影響，而這種影響往往又是“無形”的。作為犯罪對象的贓款贓物雖然是有形的，但作為一種間接證據，往往無法直接和單獨地對案件事實起到證明作用。所以，相對其他案件而言，受賄案件中有形的、具有物理性的證據十分缺乏。

2、證據的隱蔽性 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由于受賄犯罪分子大多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文化水平和專業知識，有的還具有一定的反偵查能力，他們在犯罪前后，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各種反偵查措施，如收受賄賂時不能有第三人在場，不留下任何文字或音像資料，收受賄賂或者案發后訂立攻守同盟，贓款贓物異地藏匿等，因而犯罪證據的隱蔽性較強。這就使得受賄案件的證據不僅種類和數量少，而且不易提取和收集。

3、證據的易變性

大多數受賄案件的認定，主要依賴于言詞證據，如犯罪嫌疑人供述、證人證言，有時甚至僅限于言詞證據。但是，言詞證據本身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如個人對客觀事物感知的主觀差異性、記憶的有限性、語言表述的不確定性等，都會影響到言詞證據的穩定性。更重要的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證人作證時，大都具有復雜的心態。犯罪嫌疑人歸案后，懾于法律的威嚴，為了得到從寬處理，可能會部分或全部供認犯罪事實;然而，因為對可能受到的法律懲罰懷有恐懼心理，或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又可能推翻原來的供述。證人作證時，因出于對受賄人的憤恨或害怕自身受到法律追究，會如實作證，而一旦意識到自己的言詞對犯罪嫌疑人可能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在受到外界的威逼利誘時，又很可能改變證言。犯罪嫌疑人和證人的這種復雜心態，往往造成言詞證據的反復，給準確認定案件造成極大的困難。

4、間接證據的決定性

由于受賄案件的直接證據基本上僅限于言詞證據，而言詞證據又具有不穩定性，那么，間接證據的大量收集和運用就顯得至關重要。間接證據雖然不能直接和單獨地對案件事實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結論，但是，不僅對直接證據真實性的判斷要依賴間接證據的印證，對有些只有行賄人證言而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認的案件，形成證據鏈條的大量的間接證據就決定了對案件事實的認定，這就是間接證據的完全證明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的間接證據具有系列性，與受賄犯罪的過程相對應，每個環節均有相應的間接證據予以證實，而由所有的間接證據形成的證據鏈條，推導出一個唯一的、具有排他性的結論，證明了受賄行為的存在。所以，間接證據在受賄案件認定中的決定性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二、受賄案件證據的收集

證據的收集，是指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依照法定程序，對案件事實進行調查了解并取得證據的活動。一般來講，收集證據應當遵循主動及時、客觀全面、深入細致、依法取證等原則。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受賄案件由于在證據上存在種類單

一、不易提取、穩定性差等特點，再加上犯罪主體的特殊性，這就要求辦案人員在收集證據時一定要確立“證據意識”，即證據具有合法性、真實性和關聯性，證據是正確認識案件的基礎，是正確定罪量刑的依據。偵查人員必須通過收集各種證據，將已經發生過的案件事實準確地反映出來，并被人們所認識。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在收集受賄案件證據時，就要遵循收集證據的一般原則，并針對受賄案件的特點，認真提取各種證據材料，并重視對證據的固定。

1、收集證據要依法進行

在辦理受賄案件中，無論收集何種證據，都要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受賄人因其具有的特殊身份，一般都有較強的自尊心，甚至相對于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心理上更具脆弱性。因此，取證時更要注重方式方法，真正做到嚴格、公正、文明執法，這樣才能提取到真實有效的證據，降低受賄人將來翻供的可能性。取證時采用過激的、非法的方式，如單獨審訊、長時間輪番訊問、逼供、誘供等，不僅降低了證據的證明力，甚至使證據無效。提取證人證言時，也要給證人如實和全面作證提供條件，否則就會影響證言的真實性。總之，辦案人員不能僅僅滿足于收集到了證據，而是要收集到真實有效的、具有充分證明力的證據，只有這樣，才能為正確認定和處理案件打下堅實的基礎。

2、收集證據要客觀全面

客觀全面，就是要從案件的實際情況出發，按照客觀事物的本來面目去了解并如實地加以反映，既不夸大，也不縮小，更不能歪曲或捏造。全面，就是要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對能夠證明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罪重或罪輕的證據材料均應加以收集。但在辦理受賄案件收集證據時，真正做到客觀全面卻并非易事。在調查中不是使主觀認識符合案件的客觀實際，而是要案件的客觀實際符合主觀的推測和想象;只愿聽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不愿聽取無罪或罪輕的辯解;不給證人提供可以客觀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取證時斷章取義，取我所需，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取得的證據，均不能正確、全面地反映案件事實，極易造成冤、假、錯案。因此，要做到客觀全面地收集證據，必須防止和克服先入為主、偏聽偏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注意傾聽其無罪或罪輕的辯解，并與其它證據相比對，認真加以分析;在詢問旺人時，也要讓其真實、全面地提供證據。

3、收集證據要深人細致

所謂深入細致，就是要注意證據材料的各種細節。注意那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物和其它一切可疑情況。鑒于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在收集證據時，既要抓住主要的犯罪事實，又不能放過關鍵細節。對于證據在細節上出現的矛盾，要分析這種矛盾是本質的還是非本質的，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是否足以影響對主要犯罪事實的認定。有些細節只有行賄人和受賄人才能提供，在查明案件事實時起著重要作用。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微不足道的物體或物質痕跡，經進一步調查了解和分析，往往成為查明案件的重要依據，與其它證據相印證后，又可能成為認定案件不可缺少的間接證據。所以，在收集證據時，要保持對證據的敏感性。

三、受賄案件證據的審查判斷

從公訴人的角度對證據進行的審查判斷，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逐證審查其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判斷是否符合運用證據的標準;二是綜合全案證據進行審查判斷，看其是否達到了確實充分的程度。實際上，審查判斷證據與收集證據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必然要對收集到的證據進行審查判斷，而在審查判斷證據時，對發現的矛盾和疑點，也要通過復核或收集新的證據加以解決和排除。

(一)審查判斷證據的標準

l、以事實為根據，審查判斷證據的客觀性

證據是客觀存在著的事實，在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時，就應一切從案件的實際出發，看其是否如實反映了客觀事物的本來面目，而不應把辦案人員的主觀推測、想象、判斷和假設推理作為定案的依據。要著重審查證據來源的可靠性。提供證據的人員受到客觀外界環境和主觀條件的限制，要通過對提供證據人員的身份、與案件的利害關系、主觀傾向、辨別、記憶和表述事物的能力等情況的分析，判斷證據的可信程度。如果其提供的證據是傳來證據，還要考查被傳聞或轉抄的次數，綜合判斷其可靠性。

2、以法律為準繩，審查判斷證據的合法性

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證據，是保證證據具有真實性的基礎和前提，也是使證據具有充分證明力的保障。任何一種證據，既使可以證明案件真實情況，但因收集程序非法，也會使其失去證明力而無法使用。對于不合法的證據，應否定其證明力，重新調查取證，如果原始證據是不可再生的，則必須完備相關的法律手續。

3、結合案件事實，審查判斷證據的關聯性

證據的關聯性，是指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證據與證據之間應存在客觀的、必然的聯系性。證據與案件事實的聯系性，是其對案件具有證明意義的必然要求。而證據之間，只有經過相互聯系、相互印證，才能對案件事實起到證明作用。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對每個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進行審查判斷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審查判斷案件證據是否確實、充分的過程。依據“證明體系”的要求，審查全案證據與證據之間，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之間，全案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證據與案件的每個主要情節之間是否完整統一【1】如果據以定案的每個證據都查證屬實，案件的每個事實都有相應的證據予以證實，且排除了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證據與證據之間的重大矛盾和疑點，全案證據相互關聯、相互印證，形成一個嚴密的證據體系，就可以必然地、合乎邏輯地推導出一個具有排他性的結論。

(二)逆向思維方式的運用

審查案件的通常做法是，按照起訴意見書載明的事實及認定的罪名，通過對案件證據進行審查，判斷案中證據是否已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這是審查案件最基本的思維方式。

然而，針對受賄案件的特殊性，在運用順向思維方式的同時，還應當恰當地運用逆向思維方式，即：在審查證據過程中，將被告人無罪、罪輕的辯解及所有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加以綜合，并假定其為真，爾后，將案中其它證據與之對比、鑒別，并判斷出其真偽。結果有三：(1)其它證據確實充分，并能推導出另外一個具有排它性的結淪，則證明被告人的辯解等為假;(2)其它證據不僅無法推翻被告人的辯解及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在客觀上反而能加以印證的，則證明被告人的辯解等為真;(3)其它證據與被告人的辯解等存在難以排除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應找出矛盾的癥結所在，通過復核證據或對案件進行補充偵查，去偽存真，解決矛盾。

充分運用逆向思維方式可以更好地保證案件質量，還可為將來的出庭公訴打下良好的基礎。

(三)“一對一”受賄案件的認定

所謂“一對一”受賄案件，是指直接證據只有行賄人的證詞而被告人拒不供認或開始供認后又翻供的受賄案件。賄賂案件之所以常常出現證據“一對一”的現象,主要是由賄賂案件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同時也有偵查工作方面的問題。【2】正確地認定和處理這類案件，對于準確打擊受賄犯罪具有重要意義。

嚴格意義上的“一對一”受賄案件，是無法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要對案件作出正確的認定，就要打破證據“一對一”的局面：在向被告人人和行賄人收集證據時，注意對證據的固定;通過收集大量的間接證據，印證直接證據的真偽。

對“一對一”受賄案件的證據進行審查，還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受賄案件證據的特點及證據的收集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中國第一法律門戶 www.tmdps.cn

1、傳來證據，從其證明力上講也屬間接證據，只要審查清楚其來源可靠，并與行賄人的證言相互印證，在“一對一”受賄案件中往往會起到關鍵作用;

2、被告人與行賄人之間存在權錢交易的可能性，雙方存在可以相互利用的關系;

3、行賄人與被告人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排除誣告陷害的可能性;

4、有證人或書證證明行賄人用以行賄的錢物有可靠的來源;

5、贓款贓物確已為被告人占為已有，且已通過法定程序，將其固定在某種狀態。

注釋：

【1】參見《中國刑法雜志》，2002年第2期，第125頁。

【2】韓先清、許先華，《如何解決賄賂案件證據“一對一”的問題》，載《法學》，1993年第10期。

參考文獻：

1、王國樞主編：《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年版。

2、樊崇義主編：《證據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1年版。

3、高銘暄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版。

第四篇：關于王懷忠受賄案件的犯罪學案例評析

王懷忠受賄案件的犯罪學評析

【摘要】被告人王懷忠，男，1946年8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亳州市，漢族，大學文化，原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安徽省九屆人大代表（2002年9月28日被罷免），曾任中共安徽省阜陽地委副書記、阜陽地區行政公署專員、中共阜陽地委書記、中共阜陽市委書記。住安徽省合肥市舒城路2號3棟102室。2002年10月14日被逮捕。現在押。

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濟南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懷忠犯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一案,于2003年12月29日作出(2003)濟刑二初字第32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王懷忠犯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王懷忠不服，提出上訴。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4年1月15日以(2004)魯刑二終字第6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依法報送本院核準。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復核。現已復核終結。

本院經復核認為，被告人王懷忠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人民幣275萬元，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幣230萬元、澳幣1萬元，共計折合人民幣517.1萬元，為有關單位和個人謀取利益，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王懷忠的財產和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本人對價值人民幣480.581103萬元的巨額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其行為已構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王懷忠受賄數額特別巨大，并具有多次索賄的法定從重處罰情節。更為惡劣的是，王懷忠為逃避法律制裁，在有關部門查處其涉嫌經濟犯罪期間，仍繼續向他人索賄，且將索取的巨額賄賂用于企圖阻止有關部門對其經濟犯罪問題的查處，受賄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罪行極其嚴重。在法院審理期間，王懷忠檢舉他人犯罪，經有關部門查證，其檢舉或者無時間、地點等具體情節，不具備立案查證條件，或者所涉人員在王懷忠檢舉之前已經被舉報、查處，或者不構成犯罪，王懷忠的行為不符合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關于立功的規定，不具有法定的從輕處罰情節。在一審期間，王懷忠拒不認罪；二審期間，王懷忠對其所犯大部分罪行予以供認，但對有確鑿證據證明的其他犯罪事實仍予以否認，不足以從輕處罰。一審判決、二審裁定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的規定，裁定如下：

核準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4)魯刑二終字第6號維持一審對被告人王懷忠以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的刑事裁定。

2004年2月12日，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王懷忠被執行注射死刑。

【關鍵詞】：王懷忠，貪污受賄，安徽省副省長，拒不認罪，死刑 【王懷忠的犯罪事實]】：

經復核查明，一審法院判決認定：

1994年9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安徽省阜陽地委副書記、阜陽地區行政公署專員的職務便利，指使原阜陽市長王漢卿等人，為涉嫌偷稅犯罪的阜陽飛龍皮革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楊曉明辦理取保候審手續。同年12月，王懷忠收受楊曉明人民幣6萬元。

1995年至1997年，被告人王懷忠先后利用擔任阜陽地區行政公署專員、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多次主持召開阜陽行署、阜陽市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協調會，為安徽國

銀阜陽國際工業園開發有限公司在阜陽市開發的國際工業園、銀海花園等項目，解決建設用地、減免銀海花園二期工程城市建設配套費等。1997年7月底，王懷忠收受該公司董事長相坤1萬澳元（折合人民幣6.1萬元）。

1997年至2000年，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多次主持召開阜陽市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協調會，為安徽省阜陽匯鑫發展有限公司解決阜陽商貿城和敬賢山莊的開發用地、拆遷、安置等問題，先后4次收受該公司負責人姜旭、余永強、王忠人民幣共計40萬元。

1998年10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要求阜陽市有關部門解決安徽省阜陽市龍騰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龍騰公司）在開發靜馨山莊過程中所遇到的拆遷問題，收受龍騰公司董事長馬萍、總經理盧強（馬萍之夫）人民幣30萬元；1999年1月，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要求阜陽市公安機關不追究龍騰大酒店員工砸壞白金漢宮大酒店玻璃櫥窗及車輛的責任，事后收受馬萍、盧強人民幣40萬元；同年2月，王懷忠在龍騰公司《關于建設龍騰購物中心的報告》上簽署要求阜陽市有關部門給予支持的意見，事后收受馬萍、盧強人民幣20萬元；同年5月，王懷忠給阜陽市潁州區有關領導打招呼，為龍騰公司辦理龍騰加油站的土地使用證手續，收受馬萍、盧強人民幣20萬元。

1998年8月至1999年8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先后7次在阜陽市東方賓館董事長周偉關于買斷東方賓館和申請流動資金貸款的報告上簽署意見，幫助周偉買斷東方賓館和協調解決貸款人民幣1496.3萬元，先后4次收受周偉人民幣共計50萬元。

1997年4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主持召開阜陽市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協調會，要求對安徽省天力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開發汽運大廈的城市建設配套費、土地出讓金以及汽運稅收等予以減免。1999年8月，王懷忠收受該公司董事長王新華人民幣10萬元。

1996年下半年至1999年1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主持召開阜陽市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協調會，為阜陽市白金漢宮大酒店有限公司解決擴建白金漢宮大酒店過程中遇到的拆遷問題，并先后兩次要求安徽省信托投資公司阜陽辦事處為白金漢宮大酒店解決建設資金共計人民幣320萬元。1999年8月，王懷忠收受該公司董事長劉士強人民幣20萬元。

1996年2月至1998年11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通過召開協調會、簽批文件等方式，為倪超所在的阜陽市綠洲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減免土地出讓金、城市建設配套費等費用共計人民幣149.29萬元。2000年5月，王懷忠在天津市開會期間，向倪超索要人民幣5萬元。

1996年7月至1999年，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中共阜陽市委書記的職務便利，通過簽批文件、召開協調會等方式，為李洲任法定代表人的安徽省阜陽國貿商城有限公司、安徽國立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和安徽亞杰國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減免城市建設配套費、固定資產投資調節稅等費用共計人民幣587.448萬元。2000年12月，已升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的王懷忠得知有關部門正在對其涉嫌經濟犯罪問題進行調查，向李洲索要人民幣200萬元，并將其中的120萬元作為“活動經費”交給侯萬清（化名“陳思宇”，已因犯詐騙罪被判刑），企圖阻止有關部門對其經濟犯罪問題的查處，另80萬元讓楊應宇代為保管。

2000年12月和2001年2月，被告人王懷忠利用擔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分管農業工作的職務便利，先后向擬在安徽亳州建農業基地的安徽牛王皮業服飾（集團）公司董事長王靜索要人民幣20萬元，向正在籌建常青鎮農業高科技園項目的安徽云鵬置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鄧雙梅、于旦生夫婦索要人民幣50萬元，并安排于旦生將其中的30萬元交給北京新

世紀四環投資有限公司副經理余永強，20萬元交給個體戶蘇輝滿，用于尋找關系,試圖阻止有關部門對其涉嫌經濟犯罪問題的查處。

案發后，偵查機關依法扣押、凍結了被告人王懷忠的財產。除受賄犯罪所得和合法收入外，王懷忠對價值人民幣480.581103萬元的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

上述事實，有一審庭審質證的證人證言、書證、鑒定結論等證據證實，確實、充分，一審法院予以確認，遂作出一審判決。

【王懷忠案件的犯罪特點】：

（一）從王懷忠問題的性質看，這是一起高級領導干部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生活腐化、作風專橫于一體的全方位腐敗的典型案件。

（二）王懷忠不僅經濟上貪得無厭，而且政治上蛻化變質，工作中濫用職權，作風上專橫霸道，生活上腐化墮落。

（三）王懷忠表面上謙和、仗義，但骨子里卻霸道專橫、陰險狡詐。許多與他共過事的人評價王懷忠“老謀深算，善于搬弄權術，玩弄手腕，是一個十足的政治流氓”。

(四）在組織人事方面，王懷忠獨斷專行，任人唯親，拉幫結派。他經常把分管組織工作的副書記和組織部長找來，當場口授干部任職名單，并安排作為組織部的意見提交書記辦公會。1998年12月，王懷忠一次就提出了75名干部的職務安排意見，讓組織部長將此作為組織部的意見向書記辦公會匯報。對于有不同意見或考察中明顯不合格的干部，王懷忠仍強行安排。如1998年7月，王懷忠不顧他人反對意見，強行將口碑極差的原蒙城縣委書記王保民、阜陽市公安局長付洪杰作為副市長人選上報省委組織部。二人在選舉中落選后，王懷忠仍不罷休，又安排第二次選舉，終使二人成為阜陽市副市長。王懷忠還違反政策，擅自決定增加編制，亂設機構。王懷忠在阜陽任職期間，阜陽市委正副秘書長最多時配到23人。截止1999年底，阜陽市直機關超編46.5%，事業單位超編27.8%。2001年安徽省對全省超編干部的統計結果顯示，阜陽一市超編干部人數占全省總數的一半。

（五）在土地批租方面，王懷忠違反法律和規定，越過分管領導和職能部門，直接插手干預出讓事務。他長時間將阜陽城區一些黃金地段出讓的決定權壟斷在自己手中，拒絕實行招標拍賣，并打著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旗號，采取多種違規手段把個人意見上升為市委市政府意見;不經評估，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以種種理由和借口擅自減免土地出讓金和城市建設配套費;擅自以經濟適用房政策為房地產開發商提供優惠;隨意決定出讓土地位置和用途，為不法開發商謀取巨額利益，自己從中收受賄賂。如，不法開發商丁佩琦看中了地處黃金地段的阜陽少年宮的土地。王懷忠收取丁的巨額賄賂后，不顧市委常委會議的多次反對，擅自決定將少年宮土地交給丁佩琦開發，并授意丁佩琦宴請有關單位領導吃飯，還親自到場敬酒。之后，丁佩琦杜撰了一份“會議紀要”，稱少年宮開發問題已由王懷忠在某酒店主持召開協調會進行了研究，決定在土地出讓金收取、城市建設配套費減免等方面給予優惠。王懷忠竟簽批了此“紀要”并以阜陽市委、市政府的名義下發，要求有關部門認真執行。由于王懷忠擅自減免土地出讓金和低價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造成國有資產流失高達13676.04萬元。

（六）在國有企業改制、大型項目建設過程中，王懷忠喪失原則，以“支持個私企業發展”為由，大搞權錢交易。如私營業主楊曉明想買阜陽肉聯廠，王懷忠在收取其6萬元的賄賂后，在楊曉明連資信證明都無法提供的情況下，就責令有關人員數次接受楊提出的苛刻條件，將肉聯廠保留國有企業性質交給楊經營。22個月之后，楊將肉聯廠甩包袱交給了市政府。經審計，楊接手時該廠資產為4800萬元，楊退出時該廠資產為負2656萬元，一進一出，國家損失數千萬元。

（七）在作風上，王懷忠好大喜功，為追求個人“政績”，撈取政治資本，不惜脫離實際、勞民傷財，弄虛作假、欺上瞞下。他直接干預并盲目制訂不切實際的高指標。1995年，阜陽地區在制定“九五”規劃時，王懷忠對市計委提出GDP要增長13%的目標十分不滿，認為這個數字“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市計委無奈調到1596，但仍達不到王的期望，只好第三次調整，即從15%提到18%，卻再次遭到王懷忠的否決。在王懷忠的主持下，最后制定了“九五”期間阜陽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2296的規劃，而到2001年阜陽市政府工作報告中確認，實際執行情況年均增長僅為4%。為了達到這不切實際的“目標”，王懷忠逐級分解指標，層層加碼;各級政府采取財稅“空轉”的辦法湊數，有的還虛構納稅人。于是在蒙城縣出現了秦始皇、葉利欽、克林頓等古今中外名人交稅的鬧劇。

（八）在生活上，王懷忠道德敗壞，大搞權色交易。從1995年至2000年，王懷忠利用職權，與多名女性發生不正當兩性關系，并為其中的某些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如其情婦馬某原是一名護士，因與王的特殊關系，先是由王安排到阜陽市土地局做會計，不久又安排進某區公安分局，一天班沒上就派到公安大學學習，回阜陽后不安心工作，王又將她安排到國貿大酒店任副總經理。王還將馬某的弟弟由一名復轉軍人安排為派出所所長。

綜上所述，王懷忠就是這樣一個集政治流氓、地痞無賴和高級干部于一身的復雜混合體，是一個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腐敗蛻變的典型;是一個政治野心膨脹、理想信念動搖、思想道德敗壞、作風專橫跋扈的典型;是一個官商勾結侵吞國有資產的典型;是一個“一把手”缺乏自律又缺乏外部監督而導致全方位腐敗的典型。當地老百姓憤恨地稱其為“王三億”、“王壞種”。

【王懷忠案件的社會危害性認識】：

從此案造成的后果看，這是一起破壞生產力、瓦解凝聚力、削弱戰斗力、給一個地區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多方面造成嚴重危害的腐敗案件。

王懷忠的所作所為，給整個阜陽地區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一是帶壞了領導班子。在王懷忠的影響下，阜陽市的一些領導干部收禮受賄成風，買官賣官盛行，一批人落入法網。阜陽市原市長李和中、肖作新，原副市長王保民、付洪杰，原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王漢卿，原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韓希鵬，原市人大副主任孫孔文，亳州市原副市長孫克杰、李興民等，均因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在此案的查辦過程中，專案組查處并向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司法機關移送案件共計47件，涉及廳級干部11人，涉案金額1285.97萬元;處級干部12人，處以下干部10人，私營企業主等其他人員14人。涉案總金額3.55億元。二是渙散了干部的思想和作風。在王懷忠錯誤思想和行為的干擾下，阜陽市黨政干部一時間思想混亂，正不壓邪。1999年春節，因向領導干部送禮的人太多，造成阜陽市領導干部宿舍大院交通阻塞，經交警疏導幾小時方才散開。當地一個老干部說，在王懷忠的影響下，有人已形成了這樣的思維定式：要想當官就要花錢，當上官就要搞更多的錢，有了更多的錢就要當更大的宮。有的基層領導干部浮夸成風，爭相搞“形象工程”作為升遷的資本，久而久之，形成“誰不造假誰吃虧”的怪象。三是嚴重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王懷忠身為阜陽市主要領導，肩負黨的重托，手握人民賦予的權力，卻不聽黨的召喚，置人民利益于不顧。百姓上訪、社會問題被曝光，這些他都不關心。王懷忠最熱衷的是傍“大款”。王懷忠在一些私營企業主開的大酒店、大賓館設有專用房間，夫婦二人常以此為家，一住就是數月，用這些“大款”們的錢吃喝玩樂，打麻將、“斗地主”(一種游戲的名稱)。王懷忠的種種惡行使黨和政府的形象受到嚴重損害，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遭到嚴重破壞，阜陽市的對外聲譽受到嚴重影響。四是搞垮了經濟。王懷忠為追求個人政績，不擇手段地弄虛作假，勞民傷財，使阜陽市的經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有資料顯示，阜陽的“數字經濟”導致全市各縣(市、區)、鄉鎮債臺高筑。1995年至1999年的五年間，阜陽市財政債務總計折合人民幣11.1億元，至2002年尚有債務余額7.8億元。截止1999年底，阜陽市各縣(市、區)財政累計欠發工資近4億元。巨額債務負擔和預算扣

款，使阜陽市財政支出矛盾更加突出，使原本經濟并不發達的阜陽雪上加霜。所以阜陽人說，王懷忠的問題，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腐敗，更嚴重的是他帶壞了一個地區的風氣，給阜陽帶來了全方位的災難，使阜陽坐失了發展良機，所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王懷忠案件的社會意義】：

從案件查辦的社會政治效果上看，這是一起震動大、反響好、具有重要教育意義的案件。

王懷忠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三個被處以極刑的省部級腐敗高官。王懷忠案件的查處，在阜陽、安徽乃至全國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得到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的充分肯定。王懷忠在阜陽經營多年，作惡多端，群眾對其所作所為恨之入骨。專案組一到阜陽，當地就傳出民謠：“紅旗飄飄利劍揚，中央紀委到阜陽”、“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懷忠”。許多百姓得知王懷忠被中央紀委審查后，自發地燃放鞭炮以示慶祝，并紛紛向專案組提供有關情況及案件線索。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里，專案組收到群眾來信和舉報電話700余件次，接待群眾來訪100余人次，還有50人主動交待了問題。阜陽市一副市長交出違紀違法所得170余萬元;一名重要涉案人主動從外省躲藏地趕回阜陽投案自首。王懷忠案件的查辦，對凈化阜陽的社會環境、扭轉阜陽的不良風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地干部群眾實實在在地體會到了懲治腐敗、震懾犯罪、鼓舞人心、教育干部、弘揚正氣的作用，維護了社會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王懷忠被開除黨籍和被執行死刑的消息經媒體播發之后，全國各地廣大干部群眾紛紛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堅決擁護司法機關的判決。認為中央紀委對王懷忠案件的徹查再次顯示了我們黨從嚴治黨、嚴懲腐敗的決心。司法機關依法判處其死刑，罪當其誅。中央紀委發出了《關于王懷忠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的通報》，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從中吸取教訓，引以為戒。這對教育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具有深遠意義。

【王懷忠腐敗案件的主要原因及教訓】：

（一)思想道德防線的失守，導致了王懷忠的人格扭曲、私欲膨脹。

分析王懷忠的演變過程我們不難發現，長期放棄對主觀世界的改造、思想道德防線的失守、政治信仰的頹廢，是其私欲膨脹、自毀前程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人格畸變、不可救藥的主觀根源。王懷忠父母早亡，是鄉親們把他拉扯大，是黨的教育和培養使他從一個生產隊的記工員開始，一步步成長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他理應為官清廉、奮發敬業，以報答養育他的父老鄉親和培養他的黨組織。然而，他卻反其道而行，把“寧愿我負天下人，不讓天下人負我”的極端個人主義名言作為自己行動的座右銘。這種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蛻變，造就了他野心勃勃、唯我獨尊和剛愎自用的狂妄心態，進而導致其人格的嚴重扭曲。如，當他得知群眾稱其為“王壞種”、而稱自己的親信王漢卿為“王漢奸”以后，居然在一次大會上當眾對王漢卿說：“老百姓叫你‘王漢奸’那是敵我矛盾，叫我‘王壞種’是人民內部矛盾。”平日里，他常把“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這句話掛在口頭上，以表白自己對黨感情的深厚，但其所作所為卻證明，這只是他嘩眾取寵的一種滑稽表演而已。審查期間，良心稍有發現的片刻，王懷忠講過這樣一段話：“隨著職務升遷，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個人主義思想膨脹到極至，與黨組織離心離德，我行我素;作風上獨斷專行，排斥異己，搞宗派主義、小團體;經濟上行賄受賄，尤其是利用手中的職權接受賄賂達到驚人的程度;生活上追求吃喝享樂，由一名黨員蛻變為嚴重的腐敗分子。”這段話不僅是王懷忠的自畫像，也描繪出其思想變質、意志蛻化、直至背棄共產主義信仰、背離黨的宗旨、走上嚴重違紀違法道路的軌跡。前車之覆，不可不鑒。每一個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堅定信仰，牢記宗旨，不斷加強對主觀世界的改造，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總實踐行“三個代表”思想，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二)監督管理上的失控，滋長了王懷忠的狂妄自大、為所欲為。

反思王懷忠這個重大案件的發生，可以說與監督機制不健全、監督制度不完善、監督措施不到位有很大的關系，同時再一次提醒我們必須解決好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問題。首先，被監督者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是監督的重要前提。王懷忠就是被監督者拒絕監督的極端典型。他的狂妄心態使他忘記了自己作為黨組織的一員、人民的公仆身份，把自己看做不可一世的梟雄、千萬人之上的封建君主。他曾吹噓“阜陽是他王家的天下”，按阜陽1300萬人口計算，他就是“世界第58位總統”;他把有人為討好而送他的“穎(阜陽)亳兩州一圣王”的對聯視為珍品收藏。可以說，他就是從拒絕監督開始，邁出了走向滅亡的不歸路！第二，對一個地方黨委主要領導行使權力的監督至為關鍵。對“一把手”權力的監督一旦失控，就會營造出一手遮天的“一把手天下”。王懷忠之所以能夠頤指氣使、作惡多端，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作為一個地方黨委主要領導，其行使權力的行為沒有受到有效的監督。在重要干部的任免、重要建設項目的安排和大額資金的使用等問題上，常常由他個人說了算，把正常的不同意見視為“雜音”，甚至孤立、打擊敢于堅持正確意見的同志。他利用阜陽市主要領導的高位重權，耍人弄術，以犧牲國家利益和群眾利益為代價，通過為他人謀利、謀職、謀官等方式，網羅了一批親信，編織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關系網，這些人成為臭味相投、利益共生的腐敗分子，把好端端的阜陽搞得烏煙瘴氣，使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第三，黨組織的監督工作必須有為有威。王懷忠的胡作非為早就引起了阜陽干部群眾的強烈不滿，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一些干部和群眾不斷向上級組織反映王懷忠的問題，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王懷忠不僅沒有受到懲處，反而被提拔重，用，這在客觀上助長了他的囂張氣焰，使他忘乎所以。他曾多次在一些會議上叫囂“感謝紀委，查我一次，提拔我一次，查我十八次，提拔我十八次”。一個腐敗分子敢于如此褻瀆黨組織的監督工作，這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條教訓。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腐敗，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徑。前不久，黨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對于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內監督、嚴明黨的紀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強調制度建設，強調從黨的高層領導做起，強調把“一把手”作為監督重點，重視權利與義務的平衡，明確了不同監督主體的監督職責，突出黨內、黨外監督相結合，意義深遠，操作性強。黨員領導干部要帶頭遵紀守法，切實增強接受監督的意識，做自覺接受監督的表率。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要切實履行監督職責。各級組織要加強對黨員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管理，要加強領導班子內部的監督，健全工作制度，防范違紀違法行為的發生。廣大黨員要行使好監督權利，堅決同消極腐敗現象做斗爭。各級紀檢機關要充分發揮監督的職能作用，對黨員領導干部履行職責和行使權力情況進行監督。我們堅信，象王懷忠這種因缺乏監督管理的全方位腐敗的典型會越來越少。

(三)干部考察和政績考核的失真，助長了王懷忠的弄虛作假、虛報浮夸。

搞清王懷忠的底細我們可以回答許多人提出的一個疑問，王懷忠憑什么在仕途上一路青云直上?好大喜功、搞花架子、弄虛作假、虛報浮夸、欺上瞞下是他慣用的伎倆。他以工作出政績為招牌，不惜一切撈取個人政治資本。他大肆借債，留下了巨額債務;夸大產值和有關數字，掩蓋了矛盾和問題：并提拔重用虛報者。他經常講“數字報大一點無關緊要，又不交稅，數字能鼓舞干勁”。他一方面利用評比手段，以轎車、現金、提高工資、出國考察，甚至提高干部級別等作為獎勵條件，重獎那些所謂完成任務好、實為虛報浮夸的人;而對實事求是、無法完成指標的人橫加指責，有時居然在會場上責令這樣的基層干部站著開會。1995年9月，為迎接在阜陽召開的全國農區發展畜牧業座談會，“安排好”到蒙城等地的參觀，王懷忠指示蒙城縣領導干部，在參觀者途經的10個村莊路邊，要求所有農戶都要建造統一樣式的牛棚，每個牛棚約花費400元;牛的存欄數不夠，就讓去附近村借用。有媒體報導，王懷忠在阜陽搞的“幾大形象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陽未來10年的財力!王懷忠案件不僅使我們清醒地看到了做表面文章、搞虛假政績給黨和人民的事業以及給資源和環境帶來的嚴重危

害，也使我們充分認識到改進和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方法，建立和完善科學的.干部政績考評體系、防止干部考察工作失真失實的重要性。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政績觀的靈魂和指南，把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追求政績的根本目的，把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創造政績的重要內容，把重實干、求實效作為實現政績的重要途徑，把黨和人民的要求作為評價政績的重要尺度。有關部門應研究建立科學的政績評價標準，完善黨政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制度，使考核結果能夠全面、客觀、準確地反映領導干部的德才表現和工作實績，使勤政為民、真抓實干的干部得到褒獎，使好大喜功、弄虛作假的干部受到懲戒。要建立用人失察失誤責任追究制度，有效防止干部“帶病上崗”。

(四)對黨紀國法的藐視，加速了王懷忠的自棄、自毀、自絕。

剖析王懷忠自棄、自毀、最終自絕的過程我們更加堅信，黨紀國法的威嚴神圣不可侵犯。黨組織對嚴重違犯黨紀的黨員干部進行立案調查，是運用紀律手段教育黨員干部的一種有效形式，也是挽救犯錯誤黨員干部的有力措施。違紀黨員干部正確對待并積極配合黨組織的調查，是悔過自新的良好開端，只有對黨忠誠老實、主動交待問題，以積極行動改正錯誤、挽回所造成的損失和不良影響，才可能在組織的幫助挽救下棄舊從新、再立新功。反之，則法紀無情，無視法紀神圣的惡行必將受到嚴懲。然而，王懷忠卻自作聰明，對其后路作了所謂的三種設想：一是被開除黨籍、不被判刑，可以憑借一些社會關系做生意賺錢;二是被判處幾年有期徒刑，弄個保外就醫也就出來了;三是被判無期徒刑，最壞的結果是被判死緩，將來再減刑。在這種僥幸心理的支配下，他錯誤估計形勢，藐視黨紀國法，以為只要自己咬住牙關，法紀就奈何不了;他企圖蒙混過關，逃避法律對其應有的制裁;他始終把組織上對他的挽救當作是與他“過招”，橫下一條心，使盡全身解數，誓與黨紀國法對抗到底，誓與黨組織和司法機關較量到底。這種錯誤的態度和心理、使他一次次地喪失了接受黨組織幫助、教育和挽救的機會。正所謂“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可以說，王懷忠與黨紀國法的頑劣對抗，使他滑向了罪惡的深淵。王懷忠的結局告誡那些犯了錯誤的黨員干部一定要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黨組織，相信和依靠黨組織，珍惜黨組織對自己幫助、教育和挽救的機會，千萬不可心存僥幸，藐視黨紀國法的威嚴。

【防止類似案件發生的對策與建議】

王懷忠現象說明了什么？一個人的思想決定他的一切，自78年改革開放以來，日益強大的綜合國力之下，赫然出現了眾多貪得無厭的社會蛀蟲，胡長清、成克杰尚未遠去，王懷忠就敢頂風作案！實事求是，知易行難！

仔細審視王懷忠，我們不難發現，王懷忠式的干部所崇信的是馭人和觀天。所謂馭人者，就是在種種動聽的傳統和現代詞匯掩蓋下實質上和內心里把老百姓當駕馭的對象，他們通過能夠威懾、壓制等手段處理社會矛盾從而實現表面上的平穩安定，通過高壓手段和玩能政治手腕管理下屬干部從而提高行政效率。在干部間像拜把子、認干親成為發展勢力的必須手段。所謂觀天者，其實觀察揣摩上級主要的領導的心理和喜好，敢于主動大膽地在形式迎合一個時期的政策和方針，從而為自己贏得領導的信任和支持，為自己尋找靠山。

他們徹底的拋棄了共產黨人的實事求是的傳統，重拾大躍進浮夸風，將一座座的空中樓閣做為自己的政治資本！將所有的苦果糟粕全部轉嫁給人民！

所以，在面對腐敗現象在一些領域依然易發多發這一態勢，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必須有效預防腐敗。要立足教育，使領導干部不斷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增強紀律觀念，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線;要健全制度，形成用制度規范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機制;要強化監督，有效防止權力失控和行為失范，使黨員干部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要堅決貫徹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對腐敗分子絕不能姑息，絕不能手軟;要逐步建立健全

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有效遏制腐敗現象的發生。

全國還有多少王懷忠！我們無法知道，沒有人統計過，也無法統計，近三十年來的落馬貪官污吏，給我們敲響了一次有一次的警鐘。現象存在既有緣由，我想現在我們需要的不是過分的悲哀、感慨，我們國家需要有完備的法律制約，腳踏實地的政府機關，人民大眾的有效監督。當做到這一切的時候，一定可以將未來的王懷忠扼殺在萌芽狀態！還中國政壇一個郎朗乾坤！

第五篇：房屋交易行受賄案件市場價格認定問題探討

房屋交易型受賄案件市場價格認定問題探討

毛洪濤

《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屋的，以受賄論處。其中，何為“市場價格”？在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一般以價格評估機構所做的鑒定結論來認定涉案房屋的市場價格，而對房地產開發商內部設定的最低優惠價格不予采納。但是，以鑒定價格作為市場價格，通常會與商品房買賣的真實價格產生較大偏差，從而影響受賄數額的認定。本文通過對張某涉嫌受賄案中涉及房屋交易型受賄部分的成功辯護進行介紹，來論證在存在房地產開發商設定房屋銷售最低優惠價格的情況下，不應通過價格評估機構進行鑒定或其他方式來認定房屋的市場價格。

一、基本案情：房屋交易型受賄數額占較大比重

2013年2月4日，S省B市人民檢察院以張某涉嫌受賄、貪污罪向B市中級人民法官提起公訴。在張某涉嫌的房產交易型受賄中，檢察機關指控張某利用擔任Q市政府辦公廳秘書等職務上的便利，分別接受Z公司董事長周某、W公司董事長王某、C公司董事長李某的委托，為其公司開發小區提供幫助。為此，張某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購買Z公司商品房2套，認定市場價格為4550元/平方米和4500元/平方米（以基準價格認定），購房差額款34.7908萬元；購買W公司網點房一套，認定市場價格為6130元/平方米（以鑒定價格認定），購房差額款129.7951萬元；購買C公司商品房一套，認定市場價格為7380元/平方米（以鑒定價格認定），購房差額款21.07萬元。上述購買的涉案房屋差額款總計為185.6萬余元，占檢察機關指控受賄總額的56.2%。

二、檢察機關指控：不以最低優惠價格認定房屋的市場價格 檢察機關對上述涉案房屋進行市場價格認定時采取了不同的認定方式，其中對購買Z公司的商品房以該公司設定的房屋銷售基本價格予以認定，而對購買W公司和C公司的商品房卻采用了價格鑒定的方式予以認定。然而，無論采取哪種方式，檢察機關最終都對三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為涉案房屋設定的最低優惠價格予以否認，不贊同以最低優惠價格來認定房屋交易型受賄中涉案房屋的市場價格。檢察機關沒有以最低優惠價格認定涉案房屋市場價格的理由是，Z公司、W公司和C公司關于最低優惠價格的設定僅僅有言詞證據，三家房地產開發公司并沒有相應的書面證據予以證實，因此張某所購Z公司房屋的最低優惠價為4250/平方米和4200元/平方米、所購W公司和C公司房屋的最低優惠價格分別為4500元/平方米和6500元/平方米的事實是否真實是不確定的。據此，因Z公司提供了涉案房屋的銷售基準價格表，該書面證據可以證實涉案房屋的銷售基準價，同時，言詞證據所涉及的最低優惠價格是針對特定人的，市場價格應是針對不特定人的，如果以最低優惠價認定房屋的市場價格將不符合司法解釋的規定，所以對購買Z公司的房屋應以基準價認定房屋的市場價格。而W公司和C公司并沒有提供相應的書面證據證實涉案房屋最低優惠價的存在，關于基準價格的證明也是形成于案發之后，因此應當以鑒定的方式認定房屋的市場價格。鑒定的價格是是客觀的，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鑒定價格的合理性，也有很多案件以鑒定價格認定房屋的市場價格。

三、律師辯護：應以最低優惠價格認定房屋的市場價格

筆者接受張某的近親屬委托，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三個階段擔任張某的辯護人。針對上述張某涉嫌的房屋交易型受賄部分，我們提出了與檢察機關截然相反的觀點，認為應當以最低優惠價格認定涉案房屋的市場價格，而不是以基準價格或者鑒定價格認定，特別是以鑒定價格認定市場價格存在諸多弊端，現將針對檢察機關的指控所提的主要辯護觀點分析如下：

(一)關于《價格鑒定結論書》本身缺陷的辯護意見 1.房屋價格的鑒定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特別是在價格鑒定結論得出是一個相當精確的數額的情況下，只有存在詳細的測算依據和過程才能具有強有力的說服力。否則，我們有理由相信房屋的價格鑒定結果是估算出來的，而并非是精確測算出來的。本案鑒定結論的得出就缺少必要的測算分析過程，不具有充分的證明力。

2.價格鑒定結論書的“價格鑒定內容”部分指出，鑒定結論的得出結合了鑒定基準日當地同類房產市場行情，但是鑒定基準日同類房產市場行情是怎樣的，在價格鑒定相關材料中沒有任何體現，我們并不知道鑒定機構是通過什么途徑和依據來判斷鑒定基準日當地同類房產市場行情的。在司法實踐中，鑒定基準日同類房產市場行情應當通過調查分析同期同類房屋的詳細銷售情況（更重要的是銷售價格情況）進行判斷，然而實踐中卻存在根據檢察機關提供的幾份銷售合同，甚至是通過查詢鑒定基準日相關報紙的內容來判斷市場行情的情況。因此，在房屋價格鑒定的相關材料中，如果缺少鑒定基準日同類房產市場行情的判斷途徑或依據，最終的價格鑒定結論就不具有充分的證明力。

(二)關于最低優惠價格是針對不特定人的辯護意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房的銷售價格并非一成不變的，不同級別的銷售人員或者領導也有不同幅度的優惠權限，但是我們不能片面的理解成商品房銷售方的領導所掌握的優惠價格必然是針對特定人的。在本案中，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董事長表示其給予降價優惠是在“正常情況下”或者“通過朋友”購買的情況下。可見，最低優惠價格都是產生于正常的情況下，即在基準價的基礎上再給予一定的優惠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正常現象，而非特別針對國家工作人員給予優惠的不正常現象。再者，房地產開發公司的領導所掌握的最低優惠價格并非為張某本人專門設定的，本案的現有證據也不足以證明該優惠價格是為哪一些特定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部門專門設定的。因此，本案中房地產開發公司設定的最低優惠價格是針對不特定人的。

(三)關于最低優惠價格具有充分證據予以證明的辯護意見 應當以商品房銷售方的“最低優惠價格”作為“市場價格”來判斷國家工作人員實際支付價格是否符合“明顯低于”的要求。以“最低優惠價格”作為定性與定量的基點,充分考慮了商品房交易價格的實際操作慣例,不會引發受賄犯罪打擊面失控問題。本案中，對涉案房屋最低優惠價格的認定具有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包括三大公司就房屋銷售基準價出具的說明或證明等相關書證，以及公司董事長及其他人員的言詞證據予以佐證，房地產開發公司設定的最低優惠價格都非常明確，忽視商品房銷售方優惠政策的做法是對市場經濟規律的直接背離，因此，應當以商品房銷售方設定的最低優惠價格來認定涉案房屋的市場價格。

四、法院裁判：支持律師的辯護意見

經過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辯護工作，本案取得明顯的辯護效果。B市中級人民法院最終采納了辯護律師關于應以最低優惠價格認定房屋的市場價格的辯護意見。

B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案件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

一、關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問題…受賄數額按照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交易價格的差額計算。前款所列市場價格包括商品經營者實現設定的不針對特定人的最低優惠價格。”Q市價格認證中心出具的價格鑒定結論書中鑒定的市場價格遠高房地產開發公司設定的最低優惠價格。雖房地產開發公司出具的證據形成于案發之后，但其內容與相關證人證言相印證，現也無相關規定或證據證實，鑒定意見作為證據更優于證人證言及案發后形成的書證，在鑒定價格高于其他證據證實的價格的情況下，應按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采用較低的價格。故應認定涉案房屋的市場價格為前述最低優惠價格。

涉及張某房屋交易型受賄部分，因Q市中級法院贊同以最低優惠價格認定涉案房屋的市場價格，最終認定張某所購房屋的購房差額款總計為94.1萬余元，比檢察機關的指控降低了91.48萬余元。最終，Q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張某犯受賄罪、貪污罪，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七十萬元。

五、法律結論：以鑒定價格作為商品房的市場價格不科學 市場交易價格與鑒定價格之間具有顯著的差異，鑒定價格反映的是涉案房屋在某一時間段、某一地段的價值，但是它卻反映不了市場供求關系和市場波動等情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房的價格存在開發商或者經銷商設定的市場銷售價、最低優惠價等多種價格，不同級別的銷售人員或者領導也有不同幅度的優惠權限。如果以價格鑒定機構對商品房的鑒定價格作為市場價格，將會與商品房買賣的真實價格產生較大偏差，從而影響受賄數額的認定。因此，以價格鑒定機構的鑒定價格作為“市場價格”來認定青島偉東置業有限公司開發的涉案網點房的市場價格不科學。應當以能夠真正反映市場交易價格的銷售方針對不特定人的折扣優惠價格來認定涉案房屋的市場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