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懂習近平“四個全面”哲學思維

讀懂習近平“四個全面”哲學思維

人民網北京4月29日電 今天，人民日報理論版刊發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文章《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的哲學思考》，文章認為，只有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這個根本上加以學習，堅持“十個必須“的哲學思維，我們才能對“四個全面”理解得更深透、落實得更有力。

必須堅持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把握現階段發展的新變化新特點。

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從客觀世界的實際出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是我們面對的最大實際，要堅持這個判斷，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直接體現了這一要求，其他三個“全面”都是根據這一最大實際、為保證實現這一目標而提出的戰略舉措。同時應看到，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基本國情的內涵發生很大變化，要使主觀世界更好地符合客觀世界，就必須準確把握現階段發展的新變化新特點。這也是需要面對的客觀實際。“四個全面”是根據這兩個客觀實際提出來的，適應了我國發展的現實需要。明確“全面”“協調”的總要求，強調“建成”“深化”“依法”“從嚴”，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都明顯帶有今天問題的特點和工作要求。今天問題的特點，決定了今天理論的特點。

必須正確認識物質與精神、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關系。

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黨現階段提出和實施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之所以正確，就是因為它們都是以我國現時代的社會存在為基礎的。”“四個全面”正是根據這一基本原理提出來的。同時，在學習理解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時高度重視理論的指導作用。我們提出中國夢，就是要凝聚起強大的精神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重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強調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在全面依法治國中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指導，在全面從嚴治黨中注重思想建黨、堅定理想信念，都是強調重視這種反作用。

必須堅持問題導向，敢于面對矛盾，及時化解矛盾。“四個全面”就是針對現階段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它讓我們對問題的認識更清晰、對化解矛盾的主攻方向更明確。這充分反映了黨中央強烈的問題意識和不回避矛盾、敢于擔當的精神。

必須堅持全局觀，同時把握重點，做到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

“四個全面”首先著眼全局，經過全面實踐和深入調查研究，所有情況都了然于胸，再從中抓住最關鍵最主要最急迫的問題加以解決。每個“全面”也是如此，注意處理好總體謀劃和“牽牛鼻子”的關系。如全面深化改革包括各領域各方面的改革，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關鍵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四個全面”既覆蓋所有的矛盾和問題，又重點突出、切中要害，每一個問題都抓到了點子上。

必須堅持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反對形而上學。

“四個全面”是對唯物辯證法的自覺運用，是面對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作出的十分慎重的戰略思考和最為有利的戰略抉擇。它是系統工程，是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由一個戰略目標和三大戰略舉措構成，強調四個方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強調每個“全面”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一顯著特點，要求我們在貫徹落實過程中掌握唯物辯證法的科學方法，注重調查研究，做到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不斷增強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

必須堅持生產力標準，全面準確理解、正確運用生產力標準。

“四個全面”遵循生產力標準這一基本原理，強調把握我國現階段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緊緊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來部署各方面工作。同時，我們提出“一手抓物質文明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設”等一系列“兩手抓”。只有做到兩手抓、兩手都硬，生產力的發展才會順利。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經驗。“四個全面”與“兩手抓”的方針都強調這一點，都自覺遵循了社會基本矛盾的辯證關系原理。必須不斷適應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變化來推動社會發展，著力解決發展起來后出現的新問題。

學習這一基本原理，就能夠充分理解習近平同志強調“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的道理。這就是說，要在社會基本矛盾問題上堅持發展的觀點，努力做到“不斷適應”。“四個全面”遵循這一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要求清醒認識和著力解決不斷產生的新的不適應問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起來，老的問題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決，但新的矛盾和問題突出了，老百姓的關注點也不同了，到了著重解決發展起來后出現的新問題的時候了。今天講發展、講改革、講法治、講黨建，要求都與過去有很大不同。對此，我們要有充分認識。

必須注重全面性要求，不能單打一。在社會基本矛盾問題上，不但要“不斷適應”，還有一個“全面適應”的問題。

解決今天的矛盾和問題，只從單個領域、單個層次上著手是難以奏效的，必須強調全面性。習近平同志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比作“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就是要說明，只有生產關系的調整和上層建筑的完善共同進行、全面推進，才能保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實現。

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和黨的群眾路線。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遵循這一基本原理，我們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把群眾路線作為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四個全面”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強烈愿望，而每個“全面”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人民群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著眼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全面深化改革是為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讓發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全面依法治國是為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基本權益，全面從嚴治黨是為了始終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四個全面”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執政理念、思想感情和價值追求。因此，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緊緊依靠人民，從人民中汲取智慧、匯聚力量。必須堅持認識與實踐相統一，積極推動理論創新。

我們黨高度重視理論工作，強調理論來源于實踐，必須同實踐相統一，由實踐來檢驗；強調理論自信，注重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強調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習近平同志要求“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對黨的理論創新提出了新的任務。“四個全面”是從實踐中得出的正確認識，是我們黨在實踐創新基礎上積極進行理論創新的產物，使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必然對實踐起到巨大的指導作用。現在，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因而在實踐中越來越心中有數、充滿自信。我們要沿著這樣的方向繼續前進，不斷形成新認識、開辟新境界、打開新局面。習近平同志指出：“落實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要求全黨同志以與時俱進、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不斷推進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繼續書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

“四個全面”的哲學基礎和時代內涵

總書記強調，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四個全面”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信仰、注重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優良傳統的必然成果，它是在批判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科學理論。“四個全面”既是鄧小平“三步走”戰略第三步順利實現的確保，又超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落腳點，指向完完整整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全面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觀的基本思想

總書記2015年1月23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努力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發展是社會諸領域全面協調的發展。人類社會結構分為三大部分，一部分是物質生活，一部分是政治生活，一部分是精神生活。社會發展不僅包括物質文明的發展，而且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三大部分缺一不可，社會發展是社會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必須辯證地認識社會各種因素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堅持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促進全面進步。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社會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馬克思在《資本論》、《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著作中，論證了社會有機整體的思想，貫穿了社會有機體各個方面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觀念。“生產的承擔者對自然的關系以及他們互相之間的關系，他們借以進行生產的各種關系的總和，就是從社會經濟結構方面來看的社會。”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是處在不斷變化和發展中的有機整體和復雜系統。

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思想，提出了符合當代中國發展實際的科學發展觀。鄧小平理論中最能體現全面的就是“兩手抓”治國理念。鄧小平同志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思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文化教育。“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強調發展的全面性：促進區域經濟合理布局和協調發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要相互促進、全面發展，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的可承受程度協調統一起來。

全面發展是實現科學發展的基本要求

2003年初，我國爆發非典疫情，突出反映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發展不全面、不協調的問題。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一場艱苦卓絕的抗擊非典斗爭。這場驚心動魄的斗爭，直接推動了發展新思路的探索進程。胡錦濤同志在廣東考察時指出，“新世紀新階段，包括廣東在內的東部地區正處在一個新的發展起點上，面臨著新機遇、新挑戰、新任務”，強調要堅持全面的發展觀。這是“發展觀”首次出現在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講話中。后來，針對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了樹立“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的思想。他指出：“我們講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里的發展絕不只是指經濟增長，而是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全面發展。我們要更好地堅持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

2003年10月14日，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作出全面規劃和部署，明確提出要“堅持統籌兼顧，協調好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胡錦濤同志在這次全會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重大意義，要求全黨不斷探索促進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新思路新途徑。至此，科學發展觀作為一個重大戰略思想初步形成，并載入我們黨的光輝史冊。

社會發展的全面性要求，是指社會生活各領域發展的全面進步狀態，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建設，全面提高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和社會和諧的水平（有重點的全面），就是發展經濟以促進物質文明建設，發展民主以促進政治文明建設，發展先進文化以促進精神文明建設，調整社會政策、社會管理體制以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的全面性進步（有聯系的全面）。另一方面，“五位一體”每一體的發展本身也是全面的。就經濟發展而言，不僅包括經濟增長，而且包括經濟結構的優化、收入分配的改善、經濟福利的增進、生活質量的提高以及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完善（辯證的全面）。就政治發展而言，要推進三個方面即完善民主、完備法制和依法治國相結合，保障三種權益即切實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實現三大要求即基層民主更加健全、社會秩序良好、人民安居樂業。就文化發展而言，要提高公民四大素質，完善三大體系即形成比較完善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科技和文化創新體系、全民健身和醫療衛生體系，提供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建設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全面，是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需要出發，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單向度發展轉向經濟、社會、生態和人的全面發展。“四個全面”既是對科學發展觀的發展，也是新的歷史階段呈現的階段性特征的客觀要求

恩格斯指出：“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四中全會，改革開放，制度創新，打破桎梏，整合利益，調整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調整上層建筑以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是實踐的邏輯主線。從思想路線調整到制度變革，從片面的發展觀到統籌兼顧，從生活習慣改變到生產方式革新，從科學發展到五位一體，從市場經濟的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無不是立足中國的社會發展實際，立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訴求。30多年實踐的主線，是立足人民，立足實際，立足辯證發展、全面發展、科學發展，主觀能動地改造世界的實踐探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鋪墊和準備，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貫穿于各個時期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中。我們黨每一個歷史階段呈現的理論創新，遵循每一個歷史階段呈現的階段性特征，這些階段性特征就是每一個階段最大的客觀實際。

改革開放伊始，我們黨著眼中國實際，放眼世界發展大勢，提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從社會性質和社會發展階段上對國情所作的全局性、總體性判斷。這既是社會主義中國最大的實際，也是對發展中階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可以說，這30多年的改革開放，從未離開過這個客觀依據。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一步從進入新世紀后的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變化，指出經濟社會發展顯示出來的八個方面的階段性特征。2012年，黨的十八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審時度勢，強調了“三個沒有變”的新的階段性特征。

當前，新常態下的中國又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這些特征成為“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的客觀依據和立足點。

2014年12月，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強調，要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這是總書記第一次明確提出“四個全面”的總體布局，并通過對“四個全面”的論述界定了新常態的中心內涵。這一論述既從發展目標、發展動力、發展保障、發展方法四個方面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發展理論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又把新常態的內涵從經濟新常態拓展到政治新常態、社會新常態、文化新常態，是一個立足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對社會主義發展傳統、現實和未來進行深入思考和綜合分析判斷基礎上的一個全面的、重大的理論創新；是從價值與制度兩個方面對未來改革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總把握。“四個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奮斗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常態的根本指向。全面深化改革是關鍵一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常態注入強大動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根本保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常態保駕護航。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共同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順利實現。全面從嚴治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是新常態波瀾不驚、破浪前行的壓艙石。

中國經過60多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在第一個30年，基本完成了從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過渡，實現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穩固；第二個30年，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基本解決物資匱乏和貧困問題，極大改善了人民的物質生活狀態。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面臨著新的矛盾和問題，社會主義的改革議題也必然發生變化，新現實需要新改革觀。

“四個全面”賦予新常態以新的內涵，使新改革觀更為清晰準確。這就是說，新常態不僅是指經濟結構轉型、經濟發展動力及經濟增速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指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社會整體發展的戰略目標。換句話說，新常態這一概念是一個全面性概念，蘊含著系統性改革的發展框架，指涉的改革范圍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司法、黨建、國防、環境等方方面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經濟改革的體制性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新常態下的經濟改革就是要完成經濟的體制性改革向技術性改革的轉變，以貨幣、財政、金融、創新等為技術手段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將成為經濟改革、發展、穩定的新常態。這些技術手段能不能有效發揮作用，關鍵不是市場的內部因素，而是建立有效市場的外部環境，即制度環境。從社會學角度看，制度誘導不僅決定著個體的人性欲望向善或向惡的方向發展，也決定著市場機制的有效或無效，決定著社會的高水平穩定性程度。

因此，新常態的形成，不僅關乎經濟問題，或者說一個純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關乎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關乎建立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政治體制、行政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從國家發展歷史和現實經驗教訓及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看，好的市場生長環境是靠好的政治行政體制保證的。沒有良好的政治行政體制、社會管理體制保證，經濟發展成果就可能毀于一旦。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常態所表達的是一種全面的、社會整體性的新常態，“四個全面”比較完整地表述了新常態的基本內涵和樣態。

全面把握“四個全面”的深刻內涵和基本要求

從在江蘇調研時第一次提出后，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在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集體學習中、在春節團拜會上??總書記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讓“四個全面”成為備受關注的新提法。黨報推出的系列評論員文章，正是為了全面梳理、總結這一重要新概念，更深刻地認識“四個全面”背后的簡約不簡單。

人民日報系列評論第一篇《引領民族復興的戰略布局》，論述了這個戰略布局蘊含的深刻的戰略思想。從文章總結的四個“第一次”可見一斑：第一次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定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第一次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確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一次將全面依法治國，論述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第一次為全面從嚴治黨標定路徑，要求增強從嚴治黨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實效性。

每一個“全面”，都是一整套結合實際、繼往開來、勇于創新、獨具特色的系統思想。四個“全面”加起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正如總書記指出的：“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一個都不能缺。”

“四個全面”蘊含了豐富的時代內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確保到2020年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為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奠定堅實基礎。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為核心，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是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從嚴治黨，就是要落實從嚴治黨責任，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從嚴管理干部，持續深入改進作風，嚴明黨的紀律，發揮人民監督作用，深入把握從嚴治黨規律，實現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四個全面”是內在統一、相互貫通的有機整體。“四個全面”不是簡單并列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頂層設計，既有全局又有重點的施政總綱和發展路線圖，既部署“過河”任務又指導如何解決“橋或船”的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戰略目標，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統領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戰略目標的關鍵一招、根本路徑，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引擎地位；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戰略目標的基本方式、可靠保障，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支撐地位；全面從嚴治黨是發揮黨的堅強領導核心作用、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堅強組織保證的根本前提，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關鍵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三個戰略舉措之間也是相互聯系、相互貫通的有機整體。國家發展、重大改革必須于法有據，整個改革過程都要發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深化改革貫穿依法治國全過程，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從嚴治黨既要體現深化改革的要求，又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無論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全面依法治國，都離不開黨的堅強領導，必須貫徹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四個全面”環環相扣、相互促進，是執政目標、執政理念、執政方式和執政黨自身建設的有機統一。正如總書記所強調的：“不全面深化改革，發展就缺少動力，社會就沒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國，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就不能有序進行，就難以實現社會和諧穩定。不全面從嚴治黨，黨就做不到‘打鐵還需自身硬’，也就難以發揮好領導核心作用。”因此，我們必須把每一項戰略舉措放在“四個全面”總體布局中把握，才能正確認識每一項舉措同其他三個全面的關系，把“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總要求貫穿各項工作的全過程、各環節，為“四個全面”協調推進凝聚起更為強大的正能量、推動力。

第二篇：習近平重要講話——四個全面

“四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現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總體框架，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和國家各項工作關鍵環節、重點領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內在邏輯更加嚴密，這對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提供了強力保障。

提出背景

2014年11月，習近平到福建考察調研時提出了“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的“三個全面”。

2014年12月在江蘇調研時則將“三個全面”上升到了“四個全面”，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新增了“全面從嚴治黨”。

盡管此前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就這“四個全面”作出過一系列的重要論述，但在公開報道中，將“四個全面”并提，還是第一次，意義深邃。

此外，習近平在江蘇將“全面從嚴治黨”加入到“四個全面”中時，特別采用了“大氣候和小氣候”的比喻，“從嚴治黨是全黨的共同任務，需要大氣候，也需要小氣候。各級黨組織要主動思考、主動作為，通過營造良好小氣候促進大氣候進一步形成。”[2] 從時間軸來看，“四個全面”是在不同高層會議場合逐步提出的。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2014年10月8日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提出全面推進從嚴治黨。[3]

基本內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201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時間表，以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等具體內涵。全面深化改革

2013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對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進行了全面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2014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全面的戰略部署。全面從嚴治黨

2014年10月，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進一步提出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要求，并對全面推進從嚴治黨進行了部署。邏輯關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總目標，而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則如大鵬之兩翼、戰車之兩輪，共同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順利實現。這個過程中，全面從嚴治黨則是各項工作順利推進、各項目標順利實現的根本保證。總目標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要實現這個奮斗目標，就要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姊妹篇

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閘門，到十八屆四中全會高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旗幟，兩次全會、兩大主題、兩份決定，是黨中央治國理政總體戰略在時間軸上的順序展開，是推動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藍圖的姊妹篇。領導核心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均進行了專門論述，不論是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都對從嚴治黨提出了新要求，也都以黨的領導作為實現目標的根本保證。[4]

本質意義

本質

就是“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蘊含了深刻的戰略思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定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確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全面依法治國論述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定海神針和助推器；第一次為全面從嚴治黨標定路徑，要求“增強從嚴治黨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實效性”[5]。每一個“全面”，都是一整套結合實際、繼往開來、勇于創新、獨具特色的系統思想。四個“全面”加起來，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5]。意義

四個全面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從這個角度理解，四個全面，抓住改革發展穩定關鍵，統領中國發展總綱，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戰略抓手。[3]

第三篇：學習習近平講話四個全面

注：“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從去年12月在江蘇調研時第一次提出后，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在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集體學習中、在春節團拜會上??習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強調，讓“四個全面”成為備受關注的“新提法”。

引領民族復興的戰略布局——論協調推進“四個全面”

人民日報評論員

再沒有什么使命，比引領一個民族走向復興更光榮；再沒有什么事業，比團結十幾億人民共圓夢想更崇高。

這是一個嶄新的起點。2012年11月，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接過歷史的接力棒，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人民接續奮斗的基礎上，繼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謀劃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續寫這無上的光榮。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中思接千載，追尋中國夢。深圳蓮花山，鄧小平銅像前再展宏圖，激蕩改革潮。紀念“八二憲法”頒行，重申依憲治國、依法執政，塑造法治魂。力行八項規定，以上率下言出必果，堅守生命線……履新第一個月，起筆落墨之際，前進航標已然確立。兩年多來，從黨的十八大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全面依法治國”、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宣示“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清晰展現。

歷史，從來都是在直面問題中展開其波瀾壯闊的畫卷。經濟總量領先下的人均落后，先富起來之后的共富挑戰，資源環境約束下的轉變壓力，創新能力與發展需求脫節，國內外安全風險疊加交織，治理現代化目標任重道遠……總書記堅持問題導向和科學思維，以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全局視野和戰略眼光，堅定中國自信、立足中國實際、總結中國經驗、針對中國難題，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四個全面”，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立足治國理政全局，抓住改革發展穩定關鍵，統領中國發展總綱，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

第一次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定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第一次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確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一次將全面依法治國，論述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第一次為全面從嚴治黨標定路徑，要求“增強從嚴治黨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實效性”，鍛造我們事業更加堅強的領導核心。每一個“全面”，都是一整套結合實際、繼往開來、勇于創新、獨具特色的系統思想，閃耀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光輝。“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

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四個全面”戰略思想和戰略布局，正是中國“發展起來以后”，更加注重發展和治理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必然選擇。兩年多來，統籌改革發展穩定，各項舉措力度空前，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破局開篇，公平正義成為全面小康的重要著眼點；推進治黨治國治軍，反腐倡廉純潔隊伍，正風肅紀凝聚人心；運籌內政外交國防，中國夢與亞太夢、世界夢同頻共振……短短兩年多時間，科學統籌、協調推進重大決策部署，讓局面為之而變、氣象為之而新、民心為之而振。事實充分證明，“四個全面”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戰略抓手。“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總書記對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的闡述，也是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哲學基礎的揭示。“四個全面”，既有目標又有舉措，既有全局又有重點，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和世界各國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和時代潮流，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從嚴治黨是執政黨加強自身建設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簡單并列關系，而是有機聯系、相互貫通的頂層設計。建成小康社會、煥發改革精神、增強法治觀念、落實從嚴治黨，“四個全面”的主線，勾繪出的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未來圖景。

很多時候，只有站在歷史的峰巒之上，才能更清晰地洞察時代風云，更準確地把握前進方向。90多年來，從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基礎；到確定改革開放這一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廣闊道路，幾代共產黨人接力探索的過程，如此艱辛，也如此壯闊。“四個全面”的關鍵就在于堅持中國道路、增創中國優勢。這一戰略布局，統一于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統一于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統一于我們正在進行的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它兼顧中國特色和世界潮流，體現中國與世界的深刻互動，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是中國和中國人民闊步走向未來的關鍵抉擇。站在歷史與未來的交匯點，更偉大的征程正在我們面前展開。謀小康之業、揚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執政之基，這是一場艱苦的奮斗，也是一次豪邁的進軍。行走在復興之路上，中國的昨天，雄關漫道真如鐵；中國的今天，人間正道是滄桑；中國的明天，直掛云帆濟滄海。

第四篇：解讀習近平四個全面

解讀習近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原標題：習近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邏輯與思想脈絡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4月10日電（萬鵬）總書記“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使黨和國家事業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更加清晰，內在邏輯更加嚴密。“四個全面”既是重大的戰略布局，也體現治國理政的重要戰略思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注入了新的內涵。近日，由人民日報社評論部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個全面”學習讀本》隆重推出，該書首次全面、完整地解讀“四個全面”的內涵和精髓，告訴讀者這個戰略布局為什么對于當下的中國如此重要。以下是內容摘錄：

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向何處去？對于世界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變得遠比100年前重要得多。在中國國內，1992年的市場化浪潮、1997年的香港回歸、2001年的加入WTO、2003年的抗擊“非典”、2008年的奧運盛典，這一連串里程碑式的事件，刻畫了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邁向復興的軌跡，也將那個不曾消失的疑問一次次推上前臺：中國將走一條怎樣的發展道路？

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學發展觀，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陸續得到清晰的解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由此構建成型。實踐為理論創新提供基礎，又對理論創新提出新的要求。

【“四個全面”之思想脈絡開辟中國道路新境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敏銳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特征和歷史變化，科學分析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生動描繪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藍圖，極大鼓舞了億萬中國人民的奮斗激情。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一個逐步提出和成型的過程。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黨的十七大重申這一奮斗目標，并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的十八大則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提出《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起草體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三個全面’的邏輯聯系”。2014年12月，總書記在江蘇考察調研時提出：“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

強調“四個全面”協調推進，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深刻表明我們黨不斷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自覺，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勇于開拓創新的理論品質，必將開辟中國道路新境界，成為當代中國新航標，書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篇章。【“四個全面”之現實邏輯拎起了中國發展的總綱】

中國人歷來重戰略。在中央看來，21世紀的頭二十年是難得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達到總體小康的目標之后，中國仍然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個判斷并未改變，但是其內涵和條件正在發生變化。這種新變化集中體現為，在更高的發展起點上，發展機遇前所未有，風險挑戰前所未有。

“四個全面”在這個時候提出，從堅定中國自信、立足中國實際、總結中國經驗、針對中國難題的高度，廓清了治國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鍵，拎起了中國發展的總綱，確立了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主要矛盾、重點領域、主攻方向。

全面建成小康在本質上是發展的問題，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這個發展的主要內涵，是提質增效、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從“奔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的十八大描繪出全面小康社會的清晰圖景。小康夢的升級版，為中國夢注入更多實實在在、鼓舞人心的內容。“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與“大家好，民族好，國家才會好”相互激蕩，從最貼近民心的角度激發起全面小康的無盡動力。

全面深化改革，開啟了生產力、創造力和社會活力迸發的閘門，如何讓這噴薄的洪流奔涌在既定的河道？正如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所介紹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央就開始著手研究和考慮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議題。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頂層設計，實現這個奮斗目標，落實這個頂層設計，需要從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制定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藍圖，成為中共黨史上第一次專門研究法治建設的中央全會。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就必須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從法治上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制度化方案。

從嚴治黨始終是我們黨的自身要求，總書記在我黨90多年歷史上首次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八項規定為肇始，以作風建設為突破口，以教育實踐活動為深入拓展，以重拳反腐為強勁動力，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思想在實踐中不斷成熟。總書記強調，新形勢下堅持從嚴治黨，就是要落實從嚴治黨責任，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從嚴管理干部，持續深入改進作風，嚴明黨的紀律，發揮人民監督作用，深入把握從嚴治黨規律。全面從嚴治黨，核心問題是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重點是從嚴治吏、正風反腐、嚴明黨紀，目標是增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四個全面”之重要意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

通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和世界各國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和時代潮流，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托，從嚴治黨是執政黨加強自身建設的現實要求。

總書記第一次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定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第一次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標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一次將全面依法治國這一戰略舉措，論述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第一次為全面從嚴治黨標定清晰路徑，“增強從嚴治黨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實效性，使從嚴治黨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來，集中到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上來”。這些創見，清晰地標定了“四個全面”之間的邏輯關系。

從“摸石頭過河”到頂層設計，從單兵突進到全面統籌，從“四個現代化”到“第五個現代化”和“五位一體”??在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中，沿著“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思想脈絡，我們黨對民族復興道路上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認識不斷深入。“四個全面”彰顯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是最新科學社會主義觀一系列基本理論觀點的總概括，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信仰、繼承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優良傳統的必然成果，是我們實現中國夢的共同思想基礎，是我們從勝利走向新勝利的行動指南。它統一于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統一于中國與世界的深刻互動，兼顧中國特色和世界潮流。它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今天的中國，“四個全面”正是我們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回應時代關切、實現人民福祉、建設現代中國的基本方略。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把偉大夢想、偉大事業、偉大工程統一于造福人民的偉大實踐，中華民族的光榮與夢想一定能夠實現。

第五篇：讀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內在邏輯關系

2014年年底，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提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習近平首次提出的“四個全面”，是其治國理政方略的頂層設計，是中國復興偉業的戰略路線圖。“四個全面”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體系，有著很強的學理支持和經驗支撐。理解“四個全面”，是讀懂中國故事，讀懂中國復興的重要窗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現代國家轉型的必要前提

由習近平擔任起草組組長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并確定了時間表，即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中國古籍上就有“小康”的說法，古代思想家孟子提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今天，中國執政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對中國未來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戰略考量。

“小康社會”，有學者認為，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特色的“中產社會”。在國際上，中產階層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已成為共識。無論是歷史學家巴林頓·摩爾，還是政治學家李普賽特，都強調中產階層的壯大對于社會民主、社會穩定的重要性。中產階層最講究“理性”，而“理性”則是現代社會的最重要特征。無論英美等西方國家，還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都是中產社會，這種社會呈現出更加穩定的形態。從社會結構上說，與其說美國等西方社會的穩定源于民主，不如說源自中產階層的崛起。反觀中東和南亞、拉美的一些國家，中產階層弱小、窮人眾多，不僅社會不穩、經濟不穩，還會出現政治危機和政治失序狀態。這些經驗告訴我們，一個穩定的民主社會，首先是一個中產社會。有中產的民主才是好民主、優質社會，沒有中產的民主往往是壞民主、劣質社會。

因此，“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首先是一個“小康”之國，即中產之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要使中產階層普遍化，成為社會階層的主流。

比較政治學研究表明，中產階層是最維護現行體制的因素和力量，是現代國家轉型的重要潤滑劑。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中產階層與民主政治相關聯。但是，如果西方寄望中國出現挑戰中共執政權威和導向西式民主的中產階層，則會貽笑大方。《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作者巴林頓·摩爾依據大量歷史事實，嚴重質疑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是進入現代工業社會的唯一通道和最終歸宿，認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歷史環境中結出的果實，而通向現代社會的歷史道路和與之適應的政體形態是形形色色的。也就是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即建立中國的中產社會，只會支撐中國執政黨的正當性，提升中國復興的進程，而不是其他。

2“全面深化改革”：

破除分利集團的有力武器

在中共黨史上，十一大以來的歷次三中全會均被賦予了改革色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決議，正是在向外界宣示，習近平引領下的中國將是一個空前改革的時代，一個負起歷史擔當的時代。中共的成功、中國道路的成功，最大的密鑰便是保持改革的常態。

30多年來，改革開放一直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旋律。改革是我們黨、國家和人民的面貌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根本原因。習近平用言簡意賅的兩個“關鍵一招”加以概括：“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如果說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的最強音，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鮮明的特征。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對國家衰落的原因作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一般性解釋，即大量分利集團、分利聯盟的存在。他認為，在邊界不變的穩定社會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出現大量的集體行動組織或集團。這種特殊的利益組織或集團，不僅降低經濟效率，而且加劇政治生活中的分歧。更為嚴重的是，分利集團一旦大到一定程度，就會成為排他性組織，盡力限制或分散社會其他成員的收入和價值。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政治經濟系統里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團，尋租腐敗、貧富分化、缺乏正義都與此相關。然而，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阻止分利集團的蠶食，必須打破體制機制的羈絆，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

需要指出的是，分利集團在很多個國家都是存在的，包括英美等發達國家。破除利益集團需要一場革命，然而這樣的革命在西方是舉步維艱的。西方政黨政治內耗嚴重，日益淪為“否決政治”，并且政黨競爭嚴重依賴分利集團，公共政策被挾持現象嚴重。中國的全面深改，卻是一場全方位的革命。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攬子改革舉措，在世界改革史上都是罕見的。中國執政黨內部相繼成立多個工作小組，并由高層領導人擔任組長，便是保持國家的相對自主性，使公共決策既不受分利集團的影響，也不為非理性選民所左右。美國經濟學家布賴恩·卡普蘭在《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何民主制度選擇不良政策》里提出，美國人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其實縱容了選民的胡鬧，導致不良政策大行其道。可見，中共黨內成立多個議事協調小組的做法是多么的睿智。此舉可以保持中央決策的相對自主性，不受利益集團和非理性選民的干擾。

改革必然觸及利益，勢必會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阻礙。那么，改革的動力來自哪里？無疑，來自人民的力量，來自實現中國復興的力量。突破既得利益，讓改革落地，需要有決心、有擔當。無論是十八大以來的鐵腕反腐，還是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利益再分配，都顯出中國執政黨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堅定決心，以及最高領導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個人擔當。

3“全面依法治國”：

良治社會的應有之義

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決定，是中共黨史上第一個關于加強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縱觀人類政治文明史，法治和人治問題是每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要面對和解決的一個問題。

“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提出，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三個構成要素：強政府、法治和民主負責制。而且，三者之間有著嚴格的時間順序。民主并不是第一位，強政府才是。尚未獲得實施有效統治的能力就進行民主化的政府無一例外地都會遭受失敗。縱觀世界各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后發展國家，國家的良政善治無不依賴于法治。例如同樣深受儒家影響的新加坡，國家治理的最大特征便是推崇法治精神。反觀之，那些忽視法治、法治松弛的國家或地區，卻常常與國亂民怨聯系在一起。

事實上，中國正是在這樣的漸進順序上走著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曾經是開發國家制度的先行者，是創造韋伯式現代國家的第一個世界文明。然而，中國歷史上缺乏法治傳統，現代法治進程也是充滿坎坷。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實現執政黨長期執政，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依靠法治。

四中全會以法治為主題，滲透著習近平等領導人對國家治理的深入思考。親身經歷了“文革”劫難的習近平等領導人，深知如果國家沒有法治，人人都無安全感。

當今中國問題的最大癥結便是法治權威不足。群體性事件、信訪不信法、“塔西佗陷阱”等無不是由于法律權威不足所致。要想解決中國“成長中的煩惱”，依靠法治權威無疑是最現代、最文明、最有效的手段。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180多項重要法治改革舉措，許多都是涉及利益關系調整的“硬骨頭”。法治領域的改革與政治改革密切相連，改革難度大，社會關注度高，特別需要自我革新的勇氣。法治改革關涉執政黨能否長期執政，關涉良治社會能否順利實現，關涉中國復興能否到來，意義非凡。

在我看來，要把全面依法治國放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大棋局中來考察，要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緊密聯系。只有這樣才能體會這一戰略部署的重大現實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無不以法治為框架、用法治作支撐、由法治來貫穿。從簡政放權不斷深入，到民生事業逐漸完善；從經濟改革縱深推進，到反腐倡廉抓鐵有痕，法治都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把治國理政比喻成書寫一篇大文章，那么寫好依法治國就是其中的精彩篇章。治理體系中，法治體系是關鍵環節；治理能力中，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工作是最重要內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如同奔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鳥之雙翼。

4“全面從嚴治黨”：

中國復興的政黨力量保證

“全面從嚴治黨”，是習近平去年10月在總結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講話時正式提出的。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體學習曾專門安排了黨建內容，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要營造一個良好從政環境”、“要有一個好的政治生態”。黨內潛規則盛行，政治生態受到污染，從政環境不夠純潔，根源在于沒有做到全面從嚴治黨。在習近平的認知里，中國要出問題主要出在中共黨內，蘇聯亡黨的最大教訓便是治黨不力。只要把這個黨管好、治好，中國的現代化就有了強有力的政黨力量保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就大有希望。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歷史比較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在處于現代化進程之中的國家，一黨制度較之多元政黨體制更趨向于穩定，多黨制是脆弱的政黨體制；就政治發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黨的數量而是政黨制度的力量和適應性。處于現代化轉型的中國，目前的政黨制度是合適的，是符合國家演進一般規律的。這與福山認為良好秩序的首要條件便是強國家是一致的。因此，只要堅持從嚴治黨、制度治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是有序穩定的，就是可以實現的。從現實來看，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除了中國共產黨無任何其他政黨能夠擔當。一個管理嚴格、制度執行力強的中國共產黨，是實現中國復興的重要保證。如果黨內不純潔，缺乏正氣，被團團伙伙、利益集團充斥，制度和規矩成為軟約束，是不可能引領國家走向復興的。這也是為什么習近平多次強調“三嚴三實”要求、嚴肅黨內政治生活、“黨建是最大政績”的重要原因。

當前，黨內一些領導干部在理想信念、廉潔從政、制度執行等方面存在著問題。這說明，全面從嚴治黨是非常必要的、非常緊迫的。在中國的政治體系里，如果沒有政黨治理的制度化、現代化，就不可能有國家治理的制度化、現代化。因此，全面從嚴治黨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從這個角度說，能否從嚴治黨，關系到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系到能否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關系到能否使依法治國落到實處。

對于這“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間存在的內在邏輯關系,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對此做了簡明而透徹的分析。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國放在‘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來把握，深刻認識全面依法治國同其他3個‘全面’的關系，努力做到‘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蓋彰。”這就是說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到2020年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國家的發展水平就會邁上一個大臺階，我們所有奮斗都要聚焦于這個目標。三大戰略舉措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一個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發展就缺少動力，社會就沒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國，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就不能有序進行，就難以實現社會和諧穩定。不全面從嚴治黨，黨就做不到“打鐵還需自身硬”，也就難以發揮好領導核心作用。

從習近平的這段重要論述，可以看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目標與舉措的辯證統一，全局與重點的有機結合，“四個全面”之間具有內在邏輯關系。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和世界各國的共同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發展目標。全面深化改革是進一步推動我國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全面從嚴治黨是執政黨加強自身建設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簡單并列關系，而是有內在邏輯聯系的相互貫通的頂層設計。建成全面小康、煥發改革精神、增強法治觀念、落實從嚴治黨，這“四個全面”不僅勾畫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且也勾畫出了“第二個一百年”目標中的中國未來藍圖。